核心提示：在中国公众的眼中，政府官员是贪污、无能、只热衷于升迁。但在西方管理者眼中，中国官员聪敏、果断、博学且有远见。西方管理者的判断在这里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种错误判断的政治后果。他们对中国官员素质和效率的称赞往往被共产党当成对其政策和合法性的国际认可四处炫耀—— 即使普通中国人知道实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
2010年3月13日星期六
经济学人：中国考虑征收物业税--奇特的税种
原文：China mulls a property tax: An odd sort of tax | The Economist
译文：经济学人：中国考虑征收物业税 奇特的税种自由派欲之，政府派惧之
撰文：经济学人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1号|北京|经济学人印刷版
译者：Purpye
校对：zy，Wilson，Free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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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遵守CC 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 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老妇因试图阻止开发商拆迁而致死，大学毕业生被迫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国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催生了一大把的辛酸故事，现在终于等来了总理温家宝的承诺：要“抑制”投机性购房。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而开征新的物业税，却让政府裹足不前。
在国有银行洪流般不加限制的贷款支持下，过去一年某些地区楼价大幅飙升再创新高。温家宝在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约十天）发表演说时作出了遏制房价的承诺。全国人大里充斥着党的效忠者。可是有人公开担忧房地产泡沫。政府提到2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比去年同期增长10.7％，是20个月以来增长最快的月份。同时也出现销量走低的征兆：1月和2月的住房销量与前一个月相比都急剧下降。
自去年年底，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常规手段让市场降温，如提高第二套住房首付比例，以及对五年内出售的房产重新征收营业税。但是许多人大代表说，根据房产的评估价值定期支付物业税都已经辩论大半天了，是时候付诸实际啦。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将阻止囤积空炒楼从而把价格降下来。一些支持者则更进一步宣称这会促使中国臭名昭著腐败专横的地方政府更好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考虑这个提案。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个城市都在进行开征该税种的实验。但这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政府仍然犹豫不决。今年1月一份中文报刊说，物业税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模拟开征。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税种快要推出了。地产股价格应声而落。但是没过几天一个高级税务官员又说，政府还要再研究研究。而在温家宝的讲话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
地方政府也在负隅顽抗。目前他们享有对开发商出售土地使用权带来的数额巨大的意外之财。土地价格去年不止翻了一番（如图）。某些分析师认为，在许多地方，土地转让费占了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0％。他们是地方政府敛财的提款机（见文章 ）。许多物业税支持者说，物业税应包含土地使用费。这样一来政府的土地收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分期获取（--这个安排对于贪婪的官场可没什么吸引力）。他们宣称新的房产价格将会下降，因为里面将刨掉由开发商转加的土地使用费。大多数支持者还表示，物业税应只适用于超过一定面积的房产，而不是基本自住房。
然而其他人辩称税收几乎不会对房价产生影响，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催生了旺盛的住房需求。他们还认为，价值评估对于还处于婴儿期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过于复杂。
然而，物业税的拥护者着眼于更广阔的利益。地方政府不能再从土地费中获取暴利，也就不容易再引发近年来因为高压手段抢夺土地导致的数以万计的抗议活动--比如本月的老妇惨剧。业主将首次为他们的财产定期纳税，继而会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对其进行更密切地监督。对于共产党来说，运转私有产权下的独裁制度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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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纪
原文：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Internet Century
译文：《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纪
作者：Adam Segal
发表时间：Jan.28.2010
译者：SoapSalesman
很少有中国人会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呼吁"一个为全人类提供平等接触知识和观点的互联网"而改变主意。上周美国国务卿提出一 个冲突中的互联网世界图景：：一个开放和全球化的网络，以及另一个被高度控制被压制的互联网。如果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后者，是时候发问了："一个永久分 裂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的？"
克林顿的演讲并非乌托邦。她的言论清楚地描述了潜在的政治力量对网络技术的影响。避开以往对互联网华而不实的乐观评论，克林顿注意到了："当代信息网络技 术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虽然如此，她对美国策略性的使用互联网技术，以推动世界范围的自由和人权依旧充满信心。她说：为了使平衡倒向好的一方，美 国计划开发并发布帮助人们免除审查的技术，培养互联网标准反对网络攻击，展开起诉网络罪行的跨国合作，开发公共和私人的伙伴来建立本地网络防护。
这些都是高尚的期望。但这些对中国的冲击都非常小。中国的审查、骇客、经济战行为都是扎根于政治和经济的计算，很难改变。自从当代信息技术第一次引入中 国，中国人把他们看成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的利器，国家稳定的大敌。使用老式学校式的胁迫和高科技的监管，北京成功地从电脑屏幕上去除了所有"有害信息"，以促进经济发展。
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简单的不在乎，这使得政府更缺少改变行为方式的动机。有技术头脑的中国网民发现了翻墙的方 式，但大多数用户，就像别国的大多数一样，对娱乐八卦，盗版MP3和他们朋友的信息更感兴趣，而非来自法轮功的信件或者是人权组织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代 理服务器和其他技术上投入的资金可以临时帮助一些中国用户隐藏自己身份，浏览到更广大的在线信息。但是不会有本质改变。
正值人权 活动家的帐号被黑之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对Google的攻击主要可能是知识产权偷窃。中国的领导层对技术发展有着战略性的眼光，窃取商业机密和自主产 权的工业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本土内容的要求，税收上的受益，政府的获利，发展和和3G标准相竞争的技术，Wi-Fi，还有其他产品，中国不断追 求从外国技术中独立，特别是来自美国和日本。在几个例子中，中国遇到了技术领先的贸易伙伴的一致压力。但是旧的政策悄然改变，设计出来的新政策要求把技术 强制转给中国公司。在这种工业政策逻辑下，网络间谍走向极端，堕落为盗窃知识产权。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本国网络市场，中国也会利用市场力量给外国技术厂商制造困难。害怕被从市场扫地出门，外国公司纷纷投降，接受了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的条件。比如2003年，多年惨淡销售额以及 （来自政府指示的）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压力下，微软同意和一个政府控制的软件工作室合作。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世界IT硬件都在中国生产，给了科技间谍们在 产品线上"掺沙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美国军方和防御系统承包人那里，已经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假芯片和假路由器。
中国的网路侵略不意 味着美国要停止所有协商的尝试。实际上，想把北京方面拉到网络战争的谈判桌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和北京能够为某种形式的黑客行为达成协议或者法案 （比如攻击其他国家的电网），那将再好不过。 但是因为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较弱的军事力量，认为美国军方容易受到网络战攻击，并且担心台海冲突。我们认为双方只会继续小心地盯着对手行动。
最后，不管得到什么临时协议，中国的行为意味着：网络世界将不可避免的分裂为许多块。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互联网将更不自由，但在其他意义上截然不同：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标准，以及无数愿意为国效力的红客们。这些特性如同护盾，保护着中国互联网，相比克林顿描述的更开放全球化的互联网，它更自成系统。最终， 美国会发现自己永远困于给网络缺陷打补丁，永远受到黑客，间谍，利用的威胁。
尽管中国的网络活动家们植根于特殊的政治及经济逻辑，他们并不孤独。伊朗，俄罗斯和其他威权政体们也在装配一系列控制信息流动技术政治手段。同时还有跨国计划。如果建立更好的防护策略，利用多国合作机制 来限制网络冲突，将网络失败提升为美国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网络。
译文：《外交政策》：中国的网络世纪
作者：Adam Segal
发表时间：Jan.28.2010
译者：SoapSalesman
很少有中国人会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呼吁"一个为全人类提供平等接触知识和观点的互联网"而改变主意。上周美国国务卿提出一 个冲突中的互联网世界图景：：一个开放和全球化的网络，以及另一个被高度控制被压制的互联网。如果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后者，是时候发问了："一个永久分 裂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的？"
克林顿的演讲并非乌托邦。她的言论清楚地描述了潜在的政治力量对网络技术的影响。避开以往对互联网华而不实的乐观评论，克林顿注意到了："当代信息网络技 术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虽然如此，她对美国策略性的使用互联网技术，以推动世界范围的自由和人权依旧充满信心。她说：为了使平衡倒向好的一方，美 国计划开发并发布帮助人们免除审查的技术，培养互联网标准反对网络攻击，展开起诉网络罪行的跨国合作，开发公共和私人的伙伴来建立本地网络防护。
这些都是高尚的期望。但这些对中国的冲击都非常小。中国的审查、骇客、经济战行为都是扎根于政治和经济的计算，很难改变。自从当代信息技术第一次引入中 国，中国人把他们看成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的利器，国家稳定的大敌。使用老式学校式的胁迫和高科技的监管，北京成功地从电脑屏幕上去除了所有"有害信息"，以促进经济发展。
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简单的不在乎，这使得政府更缺少改变行为方式的动机。有技术头脑的中国网民发现了翻墙的方 式，但大多数用户，就像别国的大多数一样，对娱乐八卦，盗版MP3和他们朋友的信息更感兴趣，而非来自法轮功的信件或者是人权组织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代 理服务器和其他技术上投入的资金可以临时帮助一些中国用户隐藏自己身份，浏览到更广大的在线信息。但是不会有本质改变。
正值人权 活动家的帐号被黑之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对Google的攻击主要可能是知识产权偷窃。中国的领导层对技术发展有着战略性的眼光，窃取商业机密和自主产 权的工业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本土内容的要求，税收上的受益，政府的获利，发展和和3G标准相竞争的技术，Wi-Fi，还有其他产品，中国不断追 求从外国技术中独立，特别是来自美国和日本。在几个例子中，中国遇到了技术领先的贸易伙伴的一致压力。但是旧的政策悄然改变，设计出来的新政策要求把技术 强制转给中国公司。在这种工业政策逻辑下，网络间谍走向极端，堕落为盗窃知识产权。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本国网络市场，中国也会利用市场力量给外国技术厂商制造困难。害怕被从市场扫地出门，外国公司纷纷投降，接受了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的条件。比如2003年，多年惨淡销售额以及 （来自政府指示的）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压力下，微软同意和一个政府控制的软件工作室合作。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世界IT硬件都在中国生产，给了科技间谍们在 产品线上"掺沙子"大开方便之门。在美国军方和防御系统承包人那里，已经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假芯片和假路由器。
中国的网路侵略不意 味着美国要停止所有协商的尝试。实际上，想把北京方面拉到网络战争的谈判桌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和北京能够为某种形式的黑客行为达成协议或者法案 （比如攻击其他国家的电网），那将再好不过。 但是因为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较弱的军事力量，认为美国军方容易受到网络战攻击，并且担心台海冲突。我们认为双方只会继续小心地盯着对手行动。
最后，不管得到什么临时协议，中国的行为意味着：网络世界将不可避免的分裂为许多块。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互联网将更不自由，但在其他意义上截然不同：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标准，以及无数愿意为国效力的红客们。这些特性如同护盾，保护着中国互联网，相比克林顿描述的更开放全球化的互联网，它更自成系统。最终， 美国会发现自己永远困于给网络缺陷打补丁，永远受到黑客，间谍，利用的威胁。
尽管中国的网络活动家们植根于特殊的政治及经济逻辑，他们并不孤独。伊朗，俄罗斯和其他威权政体们也在装配一系列控制信息流动技术政治手段。同时还有跨国计划。如果建立更好的防护策略，利用多国合作机制 来限制网络冲突，将网络失败提升为美国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网络。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冲突也日渐升级
原文：NYT：As China Rises, Conflict With West Rises Too
译文：纽约时报：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冲突也日渐升级
作者：卡特琳-本郝德（KATRIN BENNHOLD）
发表日期：2010年1月26日
译者：jimmyuibe
译者注：速度灰常重要啊，这是中国网的翻译，研究翻译的朋友可以对比着看，我承认有几个长句他们翻译得比我好。
图：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一天，一名工人正在会议中心做准备。
瑞士，达沃斯——早在2008年，当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急于迎合西方消费者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至少暂时对若干个网站取消了审查。同时，也答应美国和欧盟政客们在其他几个前沿问题上予以合作。
现在，中国不是在崛起了。而是已经崛起——比痛苦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预料的更快而且更果断，这场金融危机重创了现存工业巨头，从美国到欧洲和日本。
它的货币-人民币-冻结在真正价值以下，互联网控制比从前更严苛——甚至谷歌，美国最杰出的公司之一，都扬言要撤离。
严重的衰退让历史“快进”了，把一个毫无准备的世界推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及其最终继承人共处的尴尬时期。
“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恐惧，” 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参加将要在周三到周日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冬季论坛的数百名高官和高管之一克利斯丁·福布斯（Kristin Forbes）如是说。
“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崛起是如此之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布斯女士说，“现在人人都想弄明白他们在和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打交道。”
经济学家第一次指出中国的支出——而非美国消费者——是全球复苏的关键所在。一份报告这个月预测，中国的GDP可以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其他人揣测什么时候人民币将开始挑战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比现在已经支离破碎的“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开放市场、浮动汇率和自由选举能提供更快速的增长和更大的稳定性的秘方时，“北京共识”却声名鹊起。
中国的崛起将随着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最大的中国代表团在这周的达沃斯大放异彩。当地的中式餐厅从1月份起就被订满了。54名中国高官和高管——包括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和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不仅有望在此觥筹交错，而且，有人大胆预言——还会“逛逛商场”。
当美国还在追随20世纪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国亦步亦趋的时候，这种状况引发了大量冲突，虽然两个国家都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似的文化而且都是自由民主政体。
相反，中国是个在一党制下的儒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混合体，一直拒绝给予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更大的政治自由。现在它的优势将触发很多官员和专家设想的对太平两两头的冲击。
“中国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崛起让一些人不安，这并不奇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说。
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冲击基本上都还是轻描淡写的。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区董事长施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计算了一下，2005年到2007年间美国国会的45项反对中国的立法措施，一项都没有通过。
这会有所变化，随着棘手的中期选举在美国浮现，美国和欧洲的政客们在批评中国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大胆，这种汇率政策为中国的工业争取了竞争优势，却造成了母国日益恶化的失业状况。
最近几个月征收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关税。华盛顿对进口中国的轮胎和涂层纸制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和欧盟都在限制中国的钢铁。
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法国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提案走得那么远，该提案建议对来自在生产能源和制造产品时不接受更高的碳排放成本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产品征收边境税。如果“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罗奇说，“中国将会采取对应措施。”
中国有它自己的政治操作手法。若干个外国公司已经抱怨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了。几年前还受到比适用于中国公司的税率低一半的税收优惠的吸引，现在的高管们面临更多的繁文缛节，还有政府采购机构越来越多的“购买国货”规章。
与谷歌的决裂展示了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也直接揭示了在将来的谈判中谁将占有先机这个问题。
“对于西方公司而言，经营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酷，”美中商会政府关系委员会主任詹姆斯·麦克乔治（James McGregor）说，“但是与谷歌不同，大多数西方公司也比以往更加需要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财富500强中有450个在中国有业务，其中很多在母国经营困难的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却蒸蒸日上。麦克乔治说，“通用汽车在世界各地都亏损，但是在中国的盈利却相当可观。”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使西方政客难以畅所欲言。“这是美国长期所处的状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福布斯说，“很多人不喜欢美国的政策，但是你不得不进入美国的地盘。”
如果说商业高管们正在中国寻找低廉的生产成本和规模庞大的市场，政治领袖们则在研究一个被认为已经找到了通过快速增长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良方的国家，即使那意味着严厉的对内镇压政策。福布斯说，“你能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北京共识。”
但究竟什么是北京共识？一些人把它当作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更多政府干预的经济管理形式。其他人把它解释为更对资本市场更严格的控制，即使在原先的开放国家如巴西这也已经重演过一回了。马来西亚和迪拜的政策制定者们注重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在可控的地理区域内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厚的条件。
一些人提示中国的不民主在进行不受欢迎但必要的变革方面是个优势。“对民主体制而言更具挑战性，因为他们每天都面临公众压力，每个短期他们都必须回到民意测试中去，” 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企业——总部位于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诸立力（Victor Chu）说，“中国很幸运的一点是，有能力进行长期战略决策然后有针对性地予以执行。”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大，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制衡越来越少。当中国10年前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接受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要求的让步。然而，上个月在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上，中国阻止了一项全面性的交易，并拒绝作出比先前承诺更大的让步。储先生说，在西方媒体上中国被描述成破坏交易的人，而在国内却被宣传成阻止西方把发达国家的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英雄。
西方外交家抱怨在制裁伊朗和项目方面，中国政府比莫斯科还拖后腿，中国为了寻找自然资源推动其增长而为世界各地的流氓国家提供支持。
一些人说中国官员正把他们国家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一个筹码，他们很清楚任何减少储备的暗示就足以在货币市场上搅起波澜。
“随着中国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影响力踏上世界舞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家关系学教授，作为富尔布赖特学者访问中国的大卫-肖姆博格（David Shambaugh）说，“还没有证明自己是美国和欧洲所寻找的全球合作伙伴。”
在政治势力世界中，这并非特别意外的。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行动只会服从自己的利益。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储先生说他希望中国今年晚些时候让人民币逐渐升值，不是因为华盛顿的游说，而是因为通货膨胀压力的征兆和中国信贷和住房市场的泡沫正在升级。这个月，中国官方提高了利率并收紧了银行贷款。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刚在中国过完两周，警告说该国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它的那一份经济困难。他说，但是那不会改变潜在的趋势。
虽然中国在人均基础上比西方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穷得多，它快速的增长应当能使它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普华永道一份新的报告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03年，高盛通过预言中国的GDP将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引起波澜。五年之后，这个预测被修正为2027年。
据罗格夫先生称，未来四十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渐成为美元作为世界主流储备货币的对手，使中国对于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加强的主导作用的反应变得更加重要。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肖姆博格说，其风险是“世界将向中国索取得越来越多，而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少。”
译文：纽约时报：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冲突也日渐升级
作者：卡特琳-本郝德（KATRIN BENNHOLD）
发表日期：2010年1月26日
译者：jimmyuibe
译者注：速度灰常重要啊，这是中国网的翻译，研究翻译的朋友可以对比着看，我承认有几个长句他们翻译得比我好。
摄影：Laurent Gilliero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瑞士，达沃斯——早在2008年，当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急于迎合西方消费者的时候，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至少暂时对若干个网站取消了审查。同时，也答应美国和欧盟政客们在其他几个前沿问题上予以合作。
现在，中国不是在崛起了。而是已经崛起——比痛苦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预料的更快而且更果断，这场金融危机重创了现存工业巨头，从美国到欧洲和日本。
它的货币-人民币-冻结在真正价值以下，互联网控制比从前更严苛——甚至谷歌，美国最杰出的公司之一，都扬言要撤离。
严重的衰退让历史“快进”了，把一个毫无准备的世界推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及其最终继承人共处的尴尬时期。
“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恐惧，” 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参加将要在周三到周日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冬季论坛的数百名高官和高管之一克利斯丁·福布斯（Kristin Forbes）如是说。
“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崛起是如此之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布斯女士说，“现在人人都想弄明白他们在和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打交道。”
经济学家第一次指出中国的支出——而非美国消费者——是全球复苏的关键所在。一份报告这个月预测，中国的GDP可以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其他人揣测什么时候人民币将开始挑战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比现在已经支离破碎的“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开放市场、浮动汇率和自由选举能提供更快速的增长和更大的稳定性的秘方时，“北京共识”却声名鹊起。
中国的崛起将随着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最大的中国代表团在这周的达沃斯大放异彩。当地的中式餐厅从1月份起就被订满了。54名中国高官和高管——包括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和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不仅有望在此觥筹交错，而且，有人大胆预言——还会“逛逛商场”。
当美国还在追随20世纪的全球霸主大英帝国亦步亦趋的时候，这种状况引发了大量冲突，虽然两个国家都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似的文化而且都是自由民主政体。
相反，中国是个在一党制下的儒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混合体，一直拒绝给予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更大的政治自由。现在它的优势将触发很多官员和专家设想的对太平两两头的冲击。
“中国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崛起让一些人不安，这并不奇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说。
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冲击基本上都还是轻描淡写的。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区董事长施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计算了一下，2005年到2007年间美国国会的45项反对中国的立法措施，一项都没有通过。
这会有所变化，随着棘手的中期选举在美国浮现，美国和欧洲的政客们在批评中国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大胆，这种汇率政策为中国的工业争取了竞争优势，却造成了母国日益恶化的失业状况。
最近几个月征收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关税。华盛顿对进口中国的轮胎和涂层纸制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和欧盟都在限制中国的钢铁。
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法国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提案走得那么远，该提案建议对来自在生产能源和制造产品时不接受更高的碳排放成本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产品征收边境税。如果“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罗奇说，“中国将会采取对应措施。”
中国有它自己的政治操作手法。若干个外国公司已经抱怨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了。几年前还受到比适用于中国公司的税率低一半的税收优惠的吸引，现在的高管们面临更多的繁文缛节，还有政府采购机构越来越多的“购买国货”规章。
与谷歌的决裂展示了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也直接揭示了在将来的谈判中谁将占有先机这个问题。
“对于西方公司而言，经营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酷，”美中商会政府关系委员会主任詹姆斯·麦克乔治（James McGregor）说，“但是与谷歌不同，大多数西方公司也比以往更加需要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财富500强中有450个在中国有业务，其中很多在母国经营困难的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却蒸蒸日上。麦克乔治说，“通用汽车在世界各地都亏损，但是在中国的盈利却相当可观。”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使西方政客难以畅所欲言。“这是美国长期所处的状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福布斯说，“很多人不喜欢美国的政策，但是你不得不进入美国的地盘。”
如果说商业高管们正在中国寻找低廉的生产成本和规模庞大的市场，政治领袖们则在研究一个被认为已经找到了通过快速增长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良方的国家，即使那意味着严厉的对内镇压政策。福布斯说，“你能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北京共识。”
但究竟什么是北京共识？一些人把它当作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更多政府干预的经济管理形式。其他人把它解释为更对资本市场更严格的控制，即使在原先的开放国家如巴西这也已经重演过一回了。马来西亚和迪拜的政策制定者们注重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在可控的地理区域内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厚的条件。
一些人提示中国的不民主在进行不受欢迎但必要的变革方面是个优势。“对民主体制而言更具挑战性，因为他们每天都面临公众压力，每个短期他们都必须回到民意测试中去，” 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企业——总部位于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诸立力（Victor Chu）说，“中国很幸运的一点是，有能力进行长期战略决策然后有针对性地予以执行。”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大，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制衡越来越少。当中国10年前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接受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要求的让步。然而，上个月在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上，中国阻止了一项全面性的交易，并拒绝作出比先前承诺更大的让步。储先生说，在西方媒体上中国被描述成破坏交易的人，而在国内却被宣传成阻止西方把发达国家的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英雄。
西方外交家抱怨在制裁伊朗和项目方面，中国政府比莫斯科还拖后腿，中国为了寻找自然资源推动其增长而为世界各地的流氓国家提供支持。
一些人说中国官员正把他们国家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一个筹码，他们很清楚任何减少储备的暗示就足以在货币市场上搅起波澜。
“随着中国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影响力踏上世界舞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家关系学教授，作为富尔布赖特学者访问中国的大卫-肖姆博格（David Shambaugh）说，“还没有证明自己是美国和欧洲所寻找的全球合作伙伴。”
在政治势力世界中，这并非特别意外的。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行动只会服从自己的利益。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储先生说他希望中国今年晚些时候让人民币逐渐升值，不是因为华盛顿的游说，而是因为通货膨胀压力的征兆和中国信贷和住房市场的泡沫正在升级。这个月，中国官方提高了利率并收紧了银行贷款。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刚在中国过完两周，警告说该国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它的那一份经济困难。他说，但是那不会改变潜在的趋势。
虽然中国在人均基础上比西方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穷得多，它快速的增长应当能使它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普华永道一份新的报告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03年，高盛通过预言中国的GDP将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引起波澜。五年之后，这个预测被修正为2027年。
据罗格夫先生称，未来四十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渐成为美元作为世界主流储备货币的对手，使中国对于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加强的主导作用的反应变得更加重要。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肖姆博格说，其风险是“世界将向中国索取得越来越多，而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少。”
新闻周刊：為什么人民幣不會取代美元
——為什么人民幣不會取代美元
來源：Newsweek
作者：Robert J. Samuelson
发表时间：2010年1月22日
譯者：messiahxu（twitter：@
图：本文作者：Robert J. Samuelson
近日中國對外公布，其外匯儲備在2009年增加了4530億，
假設一下會發生什么。中國會首先出售其用美元投資的證券。
大量的美元流出可能會觸發新的全球經濟危機。
為什么中國要跟自己過不去？所以說，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天量外匯儲備的意義俯拾即是。第一，
人們總是說美國“欠”中國錢，
中國的外匯儲備服務于他們的戰略：投資原材料（石油、食品、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试试不同的关键字
原文：Try Different Keywords
译文：试试不同的关键字
作者：EVGENY MOROZOV
发表时间：2010年1月26日
译者：SoapSalesman
Morozov 任教于Georgetown 大学，《外交政策》撰稿人。曾在TED上做题为"互联网是奥威尔的噩梦吗？"的演讲。今年年底，他关于互联网和民主的书即将出版。
试试不同的关键字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是一句忠告还是诡异的中国谚语？都不是。实际上，这句谚语有更奇妙的出处：这些话出自埃里克·施密特，那个永远真诚的GoogleCEO，最近在CNBC商业访谈里说到的。
回到十二月初，当施密特先生和广大听众分享他的洞见时，Google正有力地向统治（互联网）世界迈进。快进几周，Google那看起来不可阻挡的追求，却意外的在中国，这个看上去最有前途的市场面前，轰然倒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事件，Google讲述的版本是就像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令人紧张过度的案例：一系列针对中国政府批评者们的电子邮箱的毁灭性的网络攻击，让Google高管们痛苦地发现：在中国的运营是何等危险。
高管们怒不可遏，这愤怒甚至唤醒了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打破了和中国政府早先的协议，停止过滤有争议的政治化的搜索结果。
如果Google的解释和行动看起来缺少逻辑和一致性，那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退出中国——这一前景看起来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当局不大可能为了顺从一家外国企业而改变政策。Google也不会幸免于未来的网络攻击。
Google服务器上少了中国人权活动家们——或只是那些看上去和谈吐类似于他们的人——的邮箱帐号，Google依然要承受在中国运营的许多成本──尽管物理上，他们已经搬出中国。
所以，如果Google不是因为网络安全才在审查问题上忽然变卦，那又怎么解释Google的自我毁灭之举呢？
最可信的解释是：这是Google以超-极客式的独特方式为自己在2005年和中国政府所做的魔鬼交易赎罪。
回顾一下，很容易能发现Google纯粹的使用主义计算在哪里出了差错。除了他们的“不作恶”的座右铭，Google还一直都跟随着另一种没有被广而告之的哲学：“计算化狂妄”。
作为一家由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创的公司，Google面对每一次商业选择和困境，从图书电子化到言论自由，都慎重地实践着科学的、高度量化的方法。这是他们为何决定导入更多的在线图书──哪怕是在不完善的版权法统治之下──有也比没有好。同样的，这也是他们为何决定在中国提供更多信息──就算有一些会被阉割或河蟹──有也比没有好。
在这里，靠常识还是直觉来决定并不真是一道选择题。不管是多棒的灵感，看起来Google人总会在工作间里计算所有的直觉，因为表单不会撒谎。
但是中国也有一堆工程师──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层里。中国领导人也许在计算机科学上差Google很远，但他们无疑比Google更精熟于马基雅维利式的驭民之术。【译者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
不要为他们遵循着非常类似的思维模式而感到吃惊：阉割后的人权活动家信息有也比没有强。有谁比Google过于自负的工程师们更合适来组织这一切呢？（他们本应该考虑到）也许将来的有一天，中国的黑客们会借此发动攻击。
主要是靠表单而非历史分析，Google上了钩，和中国政府签了字画了押──对这个协议，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我们的确知道Google同意了过滤某些搜索结果，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呢——也许是扔给中国的审查者们一些数据挖掘功能作为安抚——但Google从来没告诉过我们？用户数据有这么一个后门的存在──这可能被第三方滥用──也许能解释Google为何如此确信中国当局就是网络攻击的后台。
当然，如果Google们能忙里偷闲从显示器上抬起头，了解一下中国和它的领导人，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政府要求的是更多更快更强的网络审查（更别提对Google自己用户的攻击了）。但Google太骄傲，以至于忽视了这点。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最坏情况，Google可能以为新的审查帝国将创造出一头无害的小弗兰肯斯坦。【译者注：《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成为后来的无数“科学狂人”的鼻祖和代名词。】相反，Google现在正在和一头失控了的长毛网络怪兽搏斗，这头怪兽只听命于他的中国主子。
但是，事实依然是：Google在中国没能承担起应尽职责，并要为此负责。不能因为庆祝它重新站在了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边，就可以洗白它的商业失误。
从Google痛苦又扑朔迷离的与威权政府妥协的经验中，其他公司应该学到的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在，多希望有人之前就把这话讲给了埃里克·施密特呀。
译文：试试不同的关键字
作者：EVGENY MOROZOV
发表时间：2010年1月26日
译者：SoapSalesman
Morozov 任教于Georgetown 大学，《外交政策》撰稿人。曾在TED上做题为"互联网是奥威尔的噩梦吗？"的演讲。今年年底，他关于互联网和民主的书即将出版。
试试不同的关键字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是一句忠告还是诡异的中国谚语？都不是。实际上，这句谚语有更奇妙的出处：这些话出自埃里克·施密特，那个永远真诚的GoogleCEO，最近在CNBC商业访谈里说到的。
回到十二月初，当施密特先生和广大听众分享他的洞见时，Google正有力地向统治（互联网）世界迈进。快进几周，Google那看起来不可阻挡的追求，却意外的在中国，这个看上去最有前途的市场面前，轰然倒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事件，Google讲述的版本是就像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令人紧张过度的案例：一系列针对中国政府批评者们的电子邮箱的毁灭性的网络攻击，让Google高管们痛苦地发现：在中国的运营是何等危险。
高管们怒不可遏，这愤怒甚至唤醒了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打破了和中国政府早先的协议，停止过滤有争议的政治化的搜索结果。
如果Google的解释和行动看起来缺少逻辑和一致性，那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退出中国——这一前景看起来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当局不大可能为了顺从一家外国企业而改变政策。Google也不会幸免于未来的网络攻击。
Google服务器上少了中国人权活动家们——或只是那些看上去和谈吐类似于他们的人——的邮箱帐号，Google依然要承受在中国运营的许多成本──尽管物理上，他们已经搬出中国。
所以，如果Google不是因为网络安全才在审查问题上忽然变卦，那又怎么解释Google的自我毁灭之举呢？
最可信的解释是：这是Google以超-极客式的独特方式为自己在2005年和中国政府所做的魔鬼交易赎罪。
回顾一下，很容易能发现Google纯粹的使用主义计算在哪里出了差错。除了他们的“不作恶”的座右铭，Google还一直都跟随着另一种没有被广而告之的哲学：“计算化狂妄”。
作为一家由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创的公司，Google面对每一次商业选择和困境，从图书电子化到言论自由，都慎重地实践着科学的、高度量化的方法。这是他们为何决定导入更多的在线图书──哪怕是在不完善的版权法统治之下──有也比没有好。同样的，这也是他们为何决定在中国提供更多信息──就算有一些会被阉割或河蟹──有也比没有好。
在这里，靠常识还是直觉来决定并不真是一道选择题。不管是多棒的灵感，看起来Google人总会在工作间里计算所有的直觉，因为表单不会撒谎。
但是中国也有一堆工程师──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层里。中国领导人也许在计算机科学上差Google很远，但他们无疑比Google更精熟于马基雅维利式的驭民之术。【译者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
不要为他们遵循着非常类似的思维模式而感到吃惊：阉割后的人权活动家信息有也比没有强。有谁比Google过于自负的工程师们更合适来组织这一切呢？（他们本应该考虑到）也许将来的有一天，中国的黑客们会借此发动攻击。
主要是靠表单而非历史分析，Google上了钩，和中国政府签了字画了押──对这个协议，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我们的确知道Google同意了过滤某些搜索结果，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呢——也许是扔给中国的审查者们一些数据挖掘功能作为安抚——但Google从来没告诉过我们？用户数据有这么一个后门的存在──这可能被第三方滥用──也许能解释Google为何如此确信中国当局就是网络攻击的后台。
当然，如果Google们能忙里偷闲从显示器上抬起头，了解一下中国和它的领导人，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政府要求的是更多更快更强的网络审查（更别提对Google自己用户的攻击了）。但Google太骄傲，以至于忽视了这点。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最坏情况，Google可能以为新的审查帝国将创造出一头无害的小弗兰肯斯坦。【译者注：《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成为后来的无数“科学狂人”的鼻祖和代名词。】相反，Google现在正在和一头失控了的长毛网络怪兽搏斗，这头怪兽只听命于他的中国主子。
但是，事实依然是：Google在中国没能承担起应尽职责，并要为此负责。不能因为庆祝它重新站在了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边，就可以洗白它的商业失误。
从Google痛苦又扑朔迷离的与威权政府妥协的经验中，其他公司应该学到的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在，多希望有人之前就把这话讲给了埃里克·施密特呀。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新闻周刊：与谷歌总裁兼CEO埃里克·施密特的对话
原文：Newsweek:A Conversation With Google’s Chairman and CEO
译文：新闻周刊：与Google总裁兼CEO埃里克.施密特的对话
撰文：Fareed Zakaria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5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
图：谷歌总裁兼CEO埃里克·施密特——译者
一直以来，尽管北京对于互联网自由有所限制，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都在为公司开展中国业务而辩护。但是，上周谷歌突然威胁要撤出中国市场，因为他们确信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黑客攻击。施密特在新闻周刊的记者Fareed Zakaria所做的专访中解释了这一决定。
这种监控是广泛存在的吗？
这会让他们在经济上受损？
译文：新闻周刊：与Google总裁兼CEO埃里克.施密特的对话
撰文：Fareed Zakaria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5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
一直以来，尽管北京对于互联网自由有所限制，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都在为公司开展中国业务而辩护。但是，上周谷歌突然威胁要撤出中国市场，因为他们确信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黑客攻击。施密特在新闻周刊的记者Fareed Zakaria所做的专访中解释了这一决定。
为什么你要做出这个决定？这让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公司都感到吃惊。
Google和许多其他公司本质有异。在中国运营对我们来说一直都很复杂。（在我们决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被要求接受那些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审查，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在中国开展业务而不是待在这个国家的外面，因为，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民。（现在，）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不再接受审查制度了。
在你们做出决定的前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发现大量的证据，证明互联网上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存在着监控。我们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谁做出了这种监控，但是你可以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这种监控是广泛存在的吗？
可能比我们发现还要多得多。
为什么你选择公开发表声明，而不是和中国政府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正在和中国政府协商，我们也希望能找出解决办法。但是我们想保持透明。我们不想秘密行事。所以，我们决定先向公众发表声明，现在我们正与中国政府讨论。
这种讨论会有结论吗？
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讨论才刚刚开始。
难道没有人说你们负有让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责任吗？
当我们首次公开发行的时候，我们在招股文档中说明了我们想如何运作谷歌。我们那时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做法将不循常规，我们不会总是，或只是靠商业利益驱动。这就是这一观点的延伸。这不是一个商业决定——商业决定很明显应该是继续留在中国市场。这是基于价值观的决定，我们试图去问，从全球的立场，什么是最好的决定。
你认为中国能一边全球化一边保留他们的审查制度吗？
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好处。它使得数以亿计的人民摆脱了贫困。但是，中国也是少数对于信息进行限制的国家之一。中国是谷歌唯一一个为了遵守当地的审查法律而愿意提供本地站点的国家。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做过。其他国家有时会屏蔽Youtube几周。但是当我们和交流之后，指出他们只是对成千上万的视频中的一个不满。我们就能解决问题，可以说，中国对信息制定了独特的限令。
我相信在长期来看会的。如果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可以与别人一起自由想像、发明和沟通的环境中，你会更好得多。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就越好。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越好。谷歌所做的一切都是赋予个体以力量，而且我们也想让个体更有力量。
什么是可能的结果呢？那个[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会完全占领市场吗？
这是可能的结果之一。另一个结果是我们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继续运营。或许，其他的搜索引擎公司会进入中国市场。请理解，我们在中国还会有工程师、程序员以及其他的人。我们爱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不再愿意配合审查制度。
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2）
原文：NYT：Op-Ed Columnist ：Is China an Enron? (Part 2)
译文：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2）
撰文： THOMAS L. FRIEDMAN 托马斯·弗里德曼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9日
翻译：李晓宇fm大纪元
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
图：Thomas L. Friedman by Fred R. Conrad/纽约时报
【译者注：】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95年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此前曾担任该报首席白宫记者、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经济记者；
2002年获普利策奖；
2005年被选为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成员；
上一周，我写了一篇专栏说即使中国有一些过热的市场，例如房地产，可能提供做空的机会。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尊敬的迪拜先生，【译者注：指上一篇中弗里德曼着力反驳的查诺斯先生，详见这一篇。】现在我想要修正我的观点。
现在是一个做空的点了，巨大地做空机会。我不清楚谁在这一领域能做出这么一个市场来，但是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我想做空中国共产党。
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份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
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
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
我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被允许的知识流，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哈格尔说，这些“和美国公司所找到的方法完全不同。”
他补充说，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挖掘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21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
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打赌，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20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张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
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网络中国，后者在谷歌上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9日
翻译：李晓宇fm大纪元
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
【译者注：】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95年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此前曾担任该报首席白宫记者、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经济记者；
2002年获普利策奖；
2005年被选为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成员；
上一周，我写了一篇专栏说即使中国有一些过热的市场，例如房地产，可能提供做空的机会。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尊敬的迪拜先生，【译者注：指上一篇中弗里德曼着力反驳的查诺斯先生，详见这一篇。】现在我想要修正我的观点。
现在是一个做空的点了，巨大地做空机会。我不清楚谁在这一领域能做出这么一个市场来，但是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我想做空中国共产党。
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份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
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
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
我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被允许的知识流，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哈格尔说，这些“和美国公司所找到的方法完全不同。”
他补充说，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挖掘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21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
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打赌，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20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张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
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网络中国，后者在谷歌上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1）
原文：NYT：Op-Ed Columnist：Is China the Next Enron?
译文： 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1）
撰文：THOMAS L. FRIEDMAN 托马斯·弗里德曼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2日
翻译：Paul Yu from: @yeeyan
校对：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
图：Thomas L. Friedman by Fred R. Conrad/纽约时报
【译者注：】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95年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此前曾担任该报首席白宫记者、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经济记者；
2002年获普利策奖；
2005年被选为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成员；
上周我在香港海湾吃早餐时看到《国际先驱论坛报》首页上有一篇报道，说的是查诺斯（James Chanos）——据说此人是美国最成功的卖空者之一，曾成功预测安然骗局并在其股价崩盘时大捞了一笔——警告称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1000倍，甚至更糟”，而他正想办法在泡沫破裂前做空中国经济。
在做空者看来，中国市场可能充满了适宜做空的各种泡沫，如果查诺斯先生能够找到办法通过做空中国赚钱，那么上帝保佑他吧。但在我上周去了香港和台湾，并同许多在中国工作或投资的人进行了交谈之后，我要向查诺斯先生提出两点忠告。
首先，永远不要做空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这条简单的投资定律总是能让我受益。
其次，如今的中国显然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低利率、廉价信贷、估价过低的货币和境外热钱涌入，这些导致了中国政府称之为主要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问题，而有人将之称作适宜做空的投机性泡沫。然而，中国央行在过去几天已开始小幅上调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目的正是防止通胀，遏制资产泡沫。
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不会做空中国，原因并不在于我认为中国没有问题，而在于我觉得中国既有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也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巨额储蓄（这和美国不同）。
在此，还有一点需要牢记：想想自1979年以来所有那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和天花乱坠的宣传，很夸张，对不对？但我得说：“或许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我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中国20年来进行的所有长期投资才开始开花结果，支撑着中国经济步入21世纪知识时代，并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开端大步前行。10年前，中国许多道路和桥梁零零散散，而如今很多都已连通；大规模地铁建设项目在主要的大城市里展开，高速铁路又将这些城市相互连接；国内有4亿网络用户，其中一半都在使用宽带，而且在任何一座主要城市的酒店客房里都可享受到宽带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只有约8千万宽带用户。
将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和中国技术学院和大学里全球数量最多的2,700万学生放在一起看看。只要正常分配这些智力资源，就将为中国市场带来大量人才。比尔·盖茨曾对我说；“在中国，即便你是百万人里挑一的奇才，也还有1,300个人和你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正回国工作或创业。我曾同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群教授共进午餐，他们告诉我说今年该校将向科技专业的研究生提供约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然而美国主要大学都在大幅削减奖学金。
在香港出生的数学家Tony陈在留美20年后于近期回到香港，成为香港科技大学新校长。他在美国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助理董事，主管数学和物理。而他只是众多海归中的一员。
中国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一大问题在于难以找到称职的中层管理人才，而海外人才的回归正在消除这个问题。
“中国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如今中国首次有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如今台湾企业家在华工厂超过7万家。他们了解中国。因此，我问几位台湾商人是否会卖空中国，他们都使劲摇头，好像我问的是他们是否愿意到篮球场上和勒布朗·詹姆斯单挑一样。
不过，嘿嘿，有些人竟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崩盘前的安然一样。我宁愿做空欧元。做空如今的中国？好吧，查诺斯先生，祝你好运，成功了记得告诉我们一声。
译文： 纽约时报：弗里德曼专栏：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安然吗？（1）
撰文：THOMAS L. FRIEDMAN 托马斯·弗里德曼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2日
翻译：Paul Yu from: @yeeyan
校对：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
图：Thomas L. Friedman by Fred R. Conrad/纽约时报
【译者注：】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95年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此前曾担任该报首席白宫记者、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经济记者；
2002年获普利策奖；
2005年被选为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成员；
在做空者看来，中国市场可能充满了适宜做空的各种泡沫，如果查诺斯先生能够找到办法通过做空中国赚钱，那么上帝保佑他吧。但在我上周去了香港和台湾，并同许多在中国工作或投资的人进行了交谈之后，我要向查诺斯先生提出两点忠告。
首先，永远不要做空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这条简单的投资定律总是能让我受益。
其次，如今的中国显然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低利率、廉价信贷、估价过低的货币和境外热钱涌入，这些导致了中国政府称之为主要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问题，而有人将之称作适宜做空的投机性泡沫。然而，中国央行在过去几天已开始小幅上调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目的正是防止通胀，遏制资产泡沫。
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不会做空中国，原因并不在于我认为中国没有问题，而在于我觉得中国既有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也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巨额储蓄（这和美国不同）。
在此，还有一点需要牢记：想想自1979年以来所有那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和天花乱坠的宣传，很夸张，对不对？但我得说：“或许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我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中国20年来进行的所有长期投资才开始开花结果，支撑着中国经济步入21世纪知识时代，并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开端大步前行。10年前，中国许多道路和桥梁零零散散，而如今很多都已连通；大规模地铁建设项目在主要的大城市里展开，高速铁路又将这些城市相互连接；国内有4亿网络用户，其中一半都在使用宽带，而且在任何一座主要城市的酒店客房里都可享受到宽带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只有约8千万宽带用户。
将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和中国技术学院和大学里全球数量最多的2,700万学生放在一起看看。只要正常分配这些智力资源，就将为中国市场带来大量人才。比尔·盖茨曾对我说；“在中国，即便你是百万人里挑一的奇才，也还有1,300个人和你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正回国工作或创业。我曾同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群教授共进午餐，他们告诉我说今年该校将向科技专业的研究生提供约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然而美国主要大学都在大幅削减奖学金。
在香港出生的数学家Tony陈在留美20年后于近期回到香港，成为香港科技大学新校长。他在美国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助理董事，主管数学和物理。而他只是众多海归中的一员。
中国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一大问题在于难以找到称职的中层管理人才，而海外人才的回归正在消除这个问题。
“中国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如今中国首次有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如今台湾企业家在华工厂超过7万家。他们了解中国。因此，我问几位台湾商人是否会卖空中国，他们都使劲摇头，好像我问的是他们是否愿意到篮球场上和勒布朗·詹姆斯单挑一样。
不过，嘿嘿，有些人竟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崩盘前的安然一样。我宁愿做空欧元。做空如今的中国？好吧，查诺斯先生，祝你好运，成功了记得告诉我们一声。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
外交政策：愤而反抗国家机器
原文：FP: Raging Against the Machine
译文：外交政策：愤而反抗国家机器
把提高中国公民自由当作自己的事业，这就是许志永。他的事业向我们解释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来打压人权活动者的工作，也向与中国政府处于冷淡关系中的谷歌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作者：Amanda Rivkin 摄影记者、作家，现居华盛顿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9日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ps@gmail.com）
图：公盟创始人许志永 译者注
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楼中的一处公共活动区，许志永正和大家一起观看民主党2004年代表大会。简单聊了几句后，我知道电视中传来的话他只能听懂很小一部分。他说，这与中国太不一样了。在他的祖国，政治类代表大会的场面很大：官员们笔挺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轮流亮相；掌声通常出现在提示性语言后，而且绝不会起哄。
去年7月，我的这位朋友因谋划了另一种高风险的政治活动而被逮捕、拘留，并在完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被监禁了一个月。作为北京一个年轻且有事业心的律师，他的辩护对象既有受到政府骚扰的独立新闻人，也有因三鹿奶粉染疾的患儿的家长。他消失后，我看到《纽约客》网站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问得更直接的标题：“许志永在哪里？”
由于控诉中国政府在幕后推动了对该公司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而这种攻击的对象正是优秀的人权活动家的电子邮件账户，谷歌在上周威胁退出中国。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许志永。这个插曲说明了在中国推进人权事业面临的困境，也预示着这样一个结果：谷歌今后仍可能撤出中国。
2004年夏天，我和许志永分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楼大厅的两个尽头。在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即兴帮助他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我们以正式场合的寒暄开始，这通常也是外国人英语课程第一步。第一周的课程临近结束时，我发现他只会以自己的英文名字“Sunny”来自我介绍。他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了他姓名的英文拼法“Xu Zhiyong”。
许志永告诉我，他是一名律师，但为了尽力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工作，他求助于谷歌。媒体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他活动和事业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曾对他竞选海淀区这一学术重镇的人大代表的事件进行过报道。许志永还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访民辩护。这些访民正是由于相信民众有权因不公正待遇而向国家寻求帮助这一古老传统才聚集在北京的。
我们的课程还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也没有停止。一个周末，我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酒吧，在那里观看CSPAN全程直播的两党代表大会。当比尔•克林顿演讲发表时，我的新朋友瞪大了眼睛。这一幕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克林顿讲完后，听着喧闹的掌声，许志永只发出了一声感叹：“哇！”
许志永的老家是中国内陆河南省的一个贫穷的村庄。十几岁时，他和母亲、哥哥一起来到了当地最大的城市开封。许志永的母亲是文盲，由于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敏感，他没有将自己工作的情况告诉母亲。许志永担心如果母亲知道真相，就会担他的安全，也会阻止他从事这样的事业。许志永的哥哥还是当地派出所的所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经手的敏感案件不断增多，其中包括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丑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成了公共利益的象征。他还成为了《时尚先生》的封面人物。但由于他被关押在北京的一处秘密监狱，网民无法在google.cn上搜到他的名字。
8月，许志永被释放出狱，这比他当初被关押还让人惊讶。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我的这位朋友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被篡改的Gmail账户。出狱一段时间以来，当局不允许他注册email账户，还阻止他使用各种通讯手段，但他被拘押后的几天中一直用来与我联系的手机却维持了下来。
几年以来，我们一直用Gmail联系，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信息会被窃取、堵截以及偶尔被阻塞。现在，我们用来联系的条件也没好到哪去。如果谷歌离开中国，我们甚至没有保持联系的第二方案。
谷歌正在吸取许志永多年前已经吸取的教训：与中国的统治阶层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如果谷歌像它威胁的那样突然撤离中国，它就把中国留给了一个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政府，这样的结果对谷歌和中国人民都是不利的。如果存在能够战胜中国政府的方式，那么许志永的生命和事业告诉我们，必须大力对抗这个政权，以它自己的 话来说，这是一个在极力构筑自己的防御工事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攻击的政权。最后，谷歌也应该采取许志永的策略：在这个国家即将彻底拒绝改变时表现出尊重， 而在它威胁要这么做的时候坚决进行抵制。
译文：外交政策：愤而反抗国家机器
把提高中国公民自由当作自己的事业，这就是许志永。他的事业向我们解释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来打压人权活动者的工作，也向与中国政府处于冷淡关系中的谷歌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作者：Amanda Rivkin 摄影记者、作家，现居华盛顿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9日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ps@gmail.com）
图：公盟创始人许志永 译者注
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楼中的一处公共活动区，许志永正和大家一起观看民主党2004年代表大会。简单聊了几句后，我知道电视中传来的话他只能听懂很小一部分。他说，这与中国太不一样了。在他的祖国，政治类代表大会的场面很大：官员们笔挺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轮流亮相；掌声通常出现在提示性语言后，而且绝不会起哄。
去年7月，我的这位朋友因谋划了另一种高风险的政治活动而被逮捕、拘留，并在完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被监禁了一个月。作为北京一个年轻且有事业心的律师，他的辩护对象既有受到政府骚扰的独立新闻人，也有因三鹿奶粉染疾的患儿的家长。他消失后，我看到《纽约客》网站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问得更直接的标题：“许志永在哪里？”
由于控诉中国政府在幕后推动了对该公司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而这种攻击的对象正是优秀的人权活动家的电子邮件账户，谷歌在上周威胁退出中国。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许志永。这个插曲说明了在中国推进人权事业面临的困境，也预示着这样一个结果：谷歌今后仍可能撤出中国。
2004年夏天，我和许志永分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楼大厅的两个尽头。在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即兴帮助他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我们以正式场合的寒暄开始，这通常也是外国人英语课程第一步。第一周的课程临近结束时，我发现他只会以自己的英文名字“Sunny”来自我介绍。他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了他姓名的英文拼法“Xu Zhiyong”。
许志永告诉我，他是一名律师，但为了尽力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工作，他求助于谷歌。媒体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他活动和事业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曾对他竞选海淀区这一学术重镇的人大代表的事件进行过报道。许志永还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访民辩护。这些访民正是由于相信民众有权因不公正待遇而向国家寻求帮助这一古老传统才聚集在北京的。
我们的课程还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也没有停止。一个周末，我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酒吧，在那里观看CSPAN全程直播的两党代表大会。当比尔•克林顿演讲发表时，我的新朋友瞪大了眼睛。这一幕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克林顿讲完后，听着喧闹的掌声，许志永只发出了一声感叹：“哇！”
许志永的老家是中国内陆河南省的一个贫穷的村庄。十几岁时，他和母亲、哥哥一起来到了当地最大的城市开封。许志永的母亲是文盲，由于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敏感，他没有将自己工作的情况告诉母亲。许志永担心如果母亲知道真相，就会担他的安全，也会阻止他从事这样的事业。许志永的哥哥还是当地派出所的所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经手的敏感案件不断增多，其中包括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丑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成了公共利益的象征。他还成为了《时尚先生》的封面人物。但由于他被关押在北京的一处秘密监狱，网民无法在google.cn上搜到他的名字。
8月，许志永被释放出狱，这比他当初被关押还让人惊讶。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我的这位朋友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被篡改的Gmail账户。出狱一段时间以来，当局不允许他注册email账户，还阻止他使用各种通讯手段，但他被拘押后的几天中一直用来与我联系的手机却维持了下来。
几年以来，我们一直用Gmail联系，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信息会被窃取、堵截以及偶尔被阻塞。现在，我们用来联系的条件也没好到哪去。如果谷歌离开中国，我们甚至没有保持联系的第二方案。
图：正在与中国对抗的互联网巨人：谷歌 FP
谷歌正在吸取许志永多年前已经吸取的教训：与中国的统治阶层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如果谷歌像它威胁的那样突然撤离中国，它就把中国留给了一个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政府，这样的结果对谷歌和中国人民都是不利的。如果存在能够战胜中国政府的方式，那么许志永的生命和事业告诉我们，必须大力对抗这个政权，以它自己的 话来说，这是一个在极力构筑自己的防御工事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攻击的政权。最后，谷歌也应该采取许志永的策略：在这个国家即将彻底拒绝改变时表现出尊重， 而在它威胁要这么做的时候坚决进行抵制。
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外交政策：希拉里演讲稿：互联网自由
原文：FP: Internet Freedom
原文链接：http://tinyurl.com/y8rbdao
译文：外交政策：希拉里演讲稿：互联网自由
2010年1月21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演讲。
谢谢你，Alberto，为你这样好的介绍。能够到新闻展览厅来我很高兴。这个机构是对我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自由的一座纪念碑，有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些自由怎么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我对此心怀感激。我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许多朋友和前同事。
这 是关于一项重要的议题的重要的演讲。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简短地谈一谈海地。在过去的9天里，海地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加入到一起来应对这一令人震惊 的悲剧。我们这个半球曾经看到过艰难困苦，但是还少有像现在我们面对太子港这样的先例。信息网络在我们的应对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地震过后的几个小时 内，我们和私人领域的伙伴们协同工作，设立了“HAITI”这条短信活动让全美国的手机用户可以向赈灾活动捐款。这一举动就是美国人民的慷慨地表现示例， 它为赈灾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善款。
信息系统在地面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技术社团设立了交互式的地图来帮助确认人们的需要和目标资源。在星期一，一个7岁大的女孩和2名妇女从倒塌的超市废墟中由美国的救援队救出，之前她们发送了一条呼救的手机短信。这些例子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现象的体现。
信 息网络的扩散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形成一套新的神经系统。当海地或湖南有事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人可以实时地了解——从真实的人那儿。而我们也可以立刻行动。美 国人能够立刻在灾难之后施以援手，被陷在超市里的女孩能够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之前所不能做到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整个人类。当我们今天坐 在这个时候，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或我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拿出我们每天随身携带的工具，把这一讨论向全球几十亿人传播。
在许多方面，信息从来没有如此自由。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方法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即使是在威权国家中，信息系统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让政府变得更有责任。
在 奥巴拉总统十一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举行的一场市政厅会议中，在谈及网络的部分他重点强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通过互联网提出的问题时，他说信 息流动的越自由，社会就会变得越强壮。他谈到了信息可以帮助公民们把政府锻造得更有责任，产生新的思想，和鼓励创造力。美国对这一真理所持的信念让我在今 天讲这番话。
但是当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好事。这些工具也被用来破坏人类的进步和政治权利。正 如钢铁可以被用来修建医院或机关枪，核能力可以为城市提供能源或摧毁它，现在的信息网络和由它们支撑的技术也有好有坏。帮助组织争取自由的运动的网络也可 以让基地组织喷出仇恨，对平民施暴。有可能让政府更开放和提升透明度的技术也同样可能被政府劫持，用来打击异见者和抵制人权。
去年，我们 看到了威胁信息自由的障碍。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大了对互联网的内容审核力度。在越南，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突然无法连接。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 名博主和运动家被拘禁。虽然很明显这些技术的传播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不明朗的是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人权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利。
让技术与原则同步
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
这一挑战可能前所未有，但是我们要帮助能够自由地交换思想的责任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诞生之初。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的话就刻在这一建筑的前面一块重达50吨的田纳西大理石碑上。每一代美国人都曾经为保护这块石头上的价值观而努力过。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四次关于自由的演讲中塑造了这些观念。那时，美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灾难和信心危机。但是这一信念：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穷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超越了他的时代的重重困难。
多 年之后，我的一位英雄，埃莉诺·罗斯福（译者注：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 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载入史册。）也曾为了让世界人权宣言以这些原则为基石而努力。他们为后来的每一代人指引了方向—引导着我 们，激励着我们，在我们面临未知的时候让我们奋勇向前。
当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些传统。我们需要将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起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谈到了需要建立起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尊之上”的和平世界。我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 的演讲中也看到了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让人权落在实处。今天我们认为要在21世纪的数字化前线保障这些自由是当务之急。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转移人员或资源；有些则帮助有共同兴趣或协同工作的人们相互沟通。但是互联网是可以扩大所有其他网络的力量和潜能的放大镜。这也是为什么它为其用户保障了基本的自由。
言论自由
基本自由中的首条就是言论自由。这些自由不再仅仅定义为公民是否可以到城市中心广场批评政府而不担心受到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短信已经为交换思想打开了新的论坛—也为审查制度创造了新的目标。
就在今天我讲话的时候，政府审查者则正在拼命从历史纪录中抹去我的话。但是历史自身已经谴责了这些伎俩。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庆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聚集在那 个仪式上的领袖们赞扬了曾经在墙的那端，透过传递被称为地下出版物的小册子为反对压迫做出榜样的勇敢的男女们。这些小册子质疑了东区的独裁者的宣称和动机，许多人因为散播它们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这些话穿透了铁幕的水泥墙，折叠起了铁丝网。
柏林墙代表了一个分裂的世界，而它定义了整个时代。今天，这个墙的残存部分就保留在这个博物馆中——这才是属于它的地方。我们时代的新的标志性基础设施是互联网。
它代表的是连接而不是分裂。但是即使网络在全球各国迅速扩张，虚拟的围墙也正在替代过去实体的围墙而被竖立起来。
一 些国家建立了电子屏障，防止他们的人民接入到世界网络中。他们将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中删去字句，名字和短语。他们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而这些人不过是发表 了一些非暴力的政治性言论。这些行为和世界人权宣言相违背，这一宣言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从任何媒介寻找、接受、传递不论国界的信息和思想。”随着这些 限制性行为的扩张，一张新的信息铁幕正在把世界分离。越过这些屏障，录像和博客帖子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地下出版物。
正如过去的独裁 统治一样，政府们把目标对准了运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示威中，小小的手机记录下来一位年轻女子被血腥谋杀的场面，成为控诉政府残 暴的电子起诉书。我们看到报道说，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在线贴出对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批评，他们在伊朗的家人却被隔离在传播之外。尽管有来自政府的高度恐 吓，伊朗的勇敢的公民记者们持续地使用新技术向世界和其他公民们展示在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麽。通过为他们自己的人权而疾呼，伊朗人民鼓舞了全世界。
这种勇气正在重新定义技术可以怎样用来传播真理和暴露不公。
所 有的社会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有其边界。我们不会容忍那些向他人鼓吹暴力，如基地组织这些人——在此刻——正在用互联网来屠杀无辜人群。基于种族、性别、或性 取向而将目标指向个人的仇恨性言论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很遗憾的事实是，这些问题也是这个国际化社区必须一起面对的与日俱增的挑战。那些用互联网来招募恐怖 分子或散布窃取来的知识产权的行为离不开网络的匿名性。但是这些挑战不应该成为政府有系统的侵犯以互联网来实现和平的政治目标的人们的基本权益和隐私权的 借口。
宗教自由
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是让人们可以共同生活的核心。”在我们寻找可以扩大对话的途径时，互联网可以提供不可估量的前景。我们已经开始让美国的学生和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全球性挑战。我们会继续用这一工具在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中鼓励探讨。
但是，有些国家，却利用互联网来搜寻和掐掉人们的信仰。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人因为在博客上贴出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而被投入监狱。在哈佛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沙特政府屏蔽了许多关于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的网页。越南和中国等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限制人们接触宗教信息。
正 如技术不应该被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性演讲，它们也不应该被用于迫害和压制宗教少数团体。有信仰者固然总是能遨游于精神中。但是像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这样的连 接技术可以让人们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提升崇拜神的能力，让有相同信仰的人们聚集，从有其他信仰的人那里了解更多。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线上宗教自由，就像 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那样。
免于贫困的自由
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这些技术。在我们的世 界，才华可以平等的传播，但是机会却不能。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当人们不能接触到知识、市场、资金和机会的时候要提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常常力不从心， 有时根本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上，互联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机会均分器。让人们能够接触到知识和潜在市场，网络可以创造出从无到有的机会。
去 年，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在肯尼亚，当农民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他们的收入增长了30%之多。在孟加拉，超过300,000的人通过手机注册学习英语。在 非洲的撒哈拉，女性创业者用互联网获得小额贷款，与全球市场相连。这些进步的例子都可以被成千上万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民复制。在许多情况下，互联 网、手机和其他的互连技术可以做到绿色革命为农业实现的经济增长。你现在可以以非常低的投入获得巨大的产出。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 社会，手机增长10%可以创造出人均ＧＤＰ接近1%的年增长率。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对印度来说，这一增长率可以被转换为每年增加约100亿美元。
连 接全球信息系统就象现代化的一个坡道。在这些技术出现的最初的岁月里，许多人认为他们将把世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没有发生。今天使用中的手机有40 亿台—许多是小供应商，三轮车夫和其他从传统眼光来看不能获得教育和机会的人。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水平仪，我们可以用它来使人们脱贫。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 们有很多理由充满希望，利用通讯网络和互联技术人们可以获得怎样的成就。但是总有人会利用全球信息系统而行不义。暴力的极端分子、犯罪联盟、性侵犯者和威 权政府都想利用全球网络。正如恐怖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执行他们的阴谋，暴力的极端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推行激进和恐吓。当我们努力推进这些自由时，我们 必须和那些以通讯网络为破坏和恐惧工具的行为作斗争。
政府和公民必须充满信心，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核心系统是安全的，适应力很强。这些系统比那些攻击网页的小黑客们要强大。
如果我们不能信赖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我们在电子商务中采用网上银行，和守护价值几百亿美金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危在旦夕了。
针 对这些系统的干扰要求政府、私人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当骇客罪犯和组织一起攻击系统想获得盈利时，当儿童色情和的非法贩卖女人/女孩的社会顽疾转 移到网上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助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们为欧盟的《网络犯罪条约》而鼓掌。这能帮助为追讨这些违法行为而进行国际合作。
作 为政府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有专门的部门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所需的外交解决方案。超过六个不同的机构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协同工作，两年前我们设立了一个办公 室来协调虚拟世界中的外交政策。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和多边论坛提出了这一议题，将网络安全设入世界日程。奥巴马总统也任命了一位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政策协调 人，他将帮助我们更紧密的工作，确保我们的网络自由、安全和可靠。
政权、恐怖分子和那些作为它们代理的人必须知道，美国会保护我们的网 络。 那些想在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干扰信息自由流动的人是对我们的经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参与了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 一个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网络进行攻击就是在攻击所有。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会在国家中创造行为规范，鼓励尊重全球互联的共识。
互联的自由
我 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自由是从前面我已经提及的四个中引申而来：互联的自由—政府不应该阻止人们连接到互联网、网站或彼此相连。互联的自由就是网络空间的集 会自由。它让每个人都可以上线、相会、有希望在进步之中合作。一旦你上了网，你不必成为一个大亨或摇滚明星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 位13岁的男孩引爆了针对孟买恐怖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响。他用社交网络来组织献血和捐献宗教性的慰藉书籍。在柬埔寨，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将全球190个 城市超过1,200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运动。这一抗议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接下来的数个星期 中，FARC在其军事行动的十年里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逃跑和离队情况。在墨西哥，一位受够了和贩毒关联的暴力行为的匿名公民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滚雪球似地变 成了横扫这个国家32个州的大型示威。互联网可以帮助人性对抗暴力和极端主义。
在伊朗、摩尔多瓦和许多其他国家，在线进行组织都是推进民主，让公民有能力抗议可疑的选举结果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有着成熟的民主体系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工具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应该还有人记得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
保 障接入这些科技手段的自由能够改变社会，对每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我最近听说了一位医生近乎绝望想要为他的女儿诊断罕见的疾病的故事。在咨询了24名专家 之后，他还是没有获得答案。他最终得到了诊断——和治愈良方——用的是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接入搜索引擎的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将原则应用于政策
今 天我已经提出的这些原则将指导我们应对互联网自由问题和使用新技术的策略。我还想讲一讲我们如何把它们应用在实践中。美国已经承诺提供民主的、经济的和科 技的资源来推动这些自由。我们是一个由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分散在全球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有这样的理念作为前提，当人们和国家之间的 合作增加时，不会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受益更多；在冲突分隔了各国时，也不会有哪个国家肩负着比我们更重的使命。
我们就在获得和互联随之而来的机会的最佳位置。随着这么多新科技的诞生，我们的责任是监督它们以善的方式被应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为21世纪的治国之术而发展能力。
重新编制我们的政策和优先级并不容易。为新技术而做调整从来都不容易。当电报被发明的时候，在外交圈里它引起了焦虑，因为每天都要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这种前景看起来不大受欢迎。而就象我们的外交官们最终掌握了电报技术，我有很强的信心世界也能从这些信息技术中挖掘到潜力。
我很骄傲，国务院已经在帮助40多个国家中受政府压迫而沉默的人。我们在联合国中也将提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包括将互联网自由作为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我 们也支持发展新的工具，能够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绕过含政治目的的审查，我们将在全球奋发努力，确认需要工具的人们能够得到它们，用的是本地 语言，能获得为了他们安全进入互联网所需的培训。美国帮助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人民和那些审核互联网的国家都应当明白，我们的政府为能提升互联网自 由而自豪 。
我们需要把这些工具放到全球使用它们的人士手中，让他们以此来推进民主和人权、对抗气候变化和灾难，实现建立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无核世界的目标，以及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 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宣布：到明年，我们将和产业伙伴、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形成联盟，建立长期的努力加强互联科技的能力，并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的外交目标 上。依靠移动技术、绘图应用和其他的新工具，我们可以让公民如虎添翼，充分体现出外交的杠杆效应。我们也能解决当前市场的创新不足问题。
让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创建一个手机应用，可以让人们在响应度，效率，和腐败程度上为政府部门评分。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的硬件已经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了。 开发和使用一个软件相对来说更便宜。如果人们能够利用这一工具，能够带来让我们更好地部署外交援助、提高生活标准、为那些有责任心的政府鼓励国外投资—— 这些好处。但是，现在，手机应用开发商们没有经济动力自己来做这样的项目，而国务院缺乏一个机制使之成真。这一倡议能够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在创新方面的有 限投资将提供长期的收益。我们将和那些最适合做这一项目的专家们共同协作，我们需要人才和技术公司的资源及非政府组织一起实现最大产出。因此，所有在这个 屋子里的人， 你们都已获得邀请。
同时，对那些已经为推动我们的民主和发展目标而提出想法和正在努力的公司、个人和机构。国务院将提出一项创新竞争计 划立刻地为这些工作而鼓劲。我们将邀请美国人发给我们他们最好的想法、应用和技术来帮助打破语言障碍，克服文盲率，通过提供人们所需的服务和信息而关联。 比如说，微软，已经研发出了一个数字医生的原形可以为遥远的乡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想看到更多类似的想法。我们将和这一竞争的赢家一起工作，提供赠 款， 帮助让他们的想法成规模地实现。
私人领域和外国政府的责任
当我们和私人领域及外国政府一起合作来锻造21世纪的治国之术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共同承担捍卫我今天所讲的自由的责任。
象 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并非仅仅是个好政策而已，它们还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的商业机会。我们对此感受深刻。以市场的手段来衡量，一家突尼斯的公开上市公司， 和越南的一家在审核环境中运营的公司总是比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同等公司的股价要更低。如果公司的决策者不能获得全球的新闻和信息源，投资者们就对他们的决 策会缺乏信心。审核新闻和信息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存在审核上实行的是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区分。如果你的国家中的商业从业者无法获得 任一类型的信息，最终必将遏止增长。
美国公司正逐步地在他们的商业决策中更多地考虑信息自由的问题。我希望它们的竞争者和外国政府对这一趋势密切关注。
谷 歌最近在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商业运营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就是最新的例子。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让谷歌提出这一声明的网络攻击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互联网 已经是中国的巨大进步的源泉，有这么多人可以上线，这真的很好。但是，国家限制信息自由和违背互联网用户的基本权利，让他们面临这样的风险，从下个世纪中 的进步中把自己隔离开来。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够坦承地持续地就这些分歧交换意见。
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这是关乎我们将在哪种世界中栖身的问题。这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能够团结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中的问题；否则，在一个被分裂的星球中，接触到信息和机会要取决于你在哪里生活和绕过审查的能力。
信息自由支持和平及安全，为全球进步提供了平台。历史上，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利害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着严重分歧和危险状况，在冲突中的双方能否获得同样的事实和观点变得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美国会考虑由外国政府提出的观点—我们不会试图屏蔽他们和美国人民的交流。但是在受屏蔽的公民社会中就缺乏对外界论点的了解。例如，在北朝鲜， 政府想完全的把公民与外界分割开。这种一面倒的信息增加了冲突的风险，小的争执可能扩大化。我希望希望全球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就解决这一不平衡而作出努力。
对 于公司来说，考虑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占领了道德高地；而是公司及其客户之间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顾客都要通过复杂的搜索得到的结果和并依靠他们能得到的信息而 决策。能够获得这一信任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中繁荣不息。不能做到的就会失去它们的客户。我希望拒绝支持有政治动机的内容审核能成为美国技术公司的商标名 片。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国家品牌。我对全世界的消费者将为那些尊重他们的原则的公司投桃报李而充满信心。
我们以谷歌重振互联网自由力量作为 一个平台来解决全球性的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并呼吁美国媒体在面对外国公司要求审核和监管的情况下提前行动。私人公司也要分享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当它们 的公司行为可能破坏这一自由的时候，它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追逐短期利益。
我们还鼓励正在以全球互联网倡议形式在做的 工作—这是一个由技术型公司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性投资基金对抗政府要求进行内容审核的项目。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原则声明，还建立起机制载 体来提升真正的可信感和透明度。作为我们支持有责任心的私人领域介入到信息自由中的承诺之一，国务院将在下个月让副国务卿Robert Hormats 和Maria Otero联席主持一次高层会议，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聚集到一起来谈论互联网自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解决这一挑战。
结语
追求我今天所谈到的自由是正确的事。
也是聪明的事。推动这一计划，我们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战略优先级统一到了一起。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由网络和信息将人们联系得更紧的世界，扩展我们对于社区的定义。
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全世界的人们和我们一起提供知识和创造力来重新构筑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对抗暴力极端主义，共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其天赋潜能的未来。
让 我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向你提起那一位从太子港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小姑娘。她还活着，与她的家人团聚了，将会有机会重建她的家园，因为这些网络能够将原来被 掩埋的声音挖掘出来并扩散到全世界。没有国家、组织、或个人会被埋在压迫的废墟下。我们无法在人们被审查的高墙隔离在人类大家庭之外时还袖手旁观。我们也 不能仅仅对此保持沉默只因我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呼喊。让我们再次承诺致力于这一事业。 让我们将这些技术作为推动整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力量。让我们一起向获得这些自由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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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部分：
1）问：国务卿女士，我是北佛基尼亚州社区大学的Robert，您谈到了网络上的匿名问题和我们必须阻止之。您同时也提到了政府的内容审核。但我认为能够匿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那么你怎么看待在匿名和强调审核不公之间的平衡？
答：的确这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之一。一方面，匿名防止了孩子们被侵害，但是另一方面匿名能保护反对政府压迫的言论自由。匿名让窃取知识产权成为可能，匿名也能让人们可以在不公开自己身份的时候自由评说、聚沙成塔。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权利及责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应为我们的指导。我们应站在开放的一边，尽其所能地实现这一点，同时认识到对任何原则声明，都会出现例外。
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正发出的邀请，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请利用你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需要技术专家的指导。以我的经验来说，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的可能不这么年轻。我们需要私人公司来做这些，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那些正战斗在前线的人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最好的方法，实现你所说的平衡。
2）问：我叫Courtney Radsch，我是自由之屋的全球言论自由官。我的问题是——您谈到了商业和依赖它们来做道德的、合理的事，而不只是追逐利润。但是商业的目标就是盈利。那么怎么来实现呢？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如何鼓励它们做正确的事？
答：我认为这是另一个我们想要充分讨论的问题。我知道让从商者，他们从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做正确的事并非总能容易地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这要看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那就是—以前不遵守卫生程序的公司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和商业一直都在协同工作保证食品和其他的全世界的消费者们的货架上的商品是安全的，因为个人消费者在一个全球关联的经济中不可能只依赖于自己的警觉。
内容审核也是类似的事，我们相信随着全球的努力，建设一个长期的相联互联网的规则来保障我所提到的基本自由，是符合商业，更坦率地说，也符合政府利益。我用了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例子。要把信息完全堵在外面是非常困难的。在上一个时代就很困难；现在则更困难了。对此作出适应，与之共存，从中学习到什么可以做得更好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面临着的挑战。
当它们打算进入到某些国家，会遇到这种内容审核的时候，我认为商业，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有这样的胸怀。这对科技公司来说尤其相关，显然还有媒体公司，但是这并不仅局限于他们。其他的公司也会面临内容审核。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必须讨论和必须找到共识的问题，而且要在我们一起前行的时候遵守这些共识。
3）问：我的名字是Aly Abuzaakouk。我是利比亚论坛网站的站长，推行利比亚的民主和人权及公民社会。
我们被攻击和骇客了很多次。我想让国务卿女士告诉我，您将如何帮助那些没有技术和金钱来保卫自己的声音，保护他们在那些缺乏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中，不被国外的骇客消声。
答：这是一个我们在辩论的问题，我们在寻找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想法。我们会邀请您的参与。在我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的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主任Marie Slaughter和其他人—Woodrow Wilson学校的前主任写了很多关于互联，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已经关联起来的现实社会的文章，你们将一起在讨论。我希望你们当中有想法、建议、警告和担忧的人都能够留下来深入的探讨这一问题。
4）问：来自于BPSOS的Nguyen Dinh Thang博士。我们为越南的越南美国人和越南人而工作。您提到有些倡议需要时间才能发挥效用，就在最近，最近几个月里，越南政府对好几名博主判处了五年到16年的监禁，您的办公室对此将做些什么，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越南这种紧急状态？
答：我们已经公开谴责了这种拘禁、判刑，和囚禁的行为，不仅仅是为越南的博主，还有佛教徒僧侣及遭受这种不公的其他人。
越南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而且正在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为它的人民提升生活水平。我不认为他们应该害怕在国内出现这样的评论。事实上，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政府，如果你不同意一名博主或一个网站所说的，加入他们，与他们争论。解释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列举出相反的信息。指出那名博主所站的立场有什么不足之处。
我希望越南能够继续向这个方向前进，与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几年的进步携手并进。
5）问：竞争科技联盟的Nora von Ingersleben 。国务卿女士，您提到了美国的公司要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我是一家美国公司，我在中国有一个分部，中国政府想从我们的人那里获得情报，你知道我拒绝了，但是接着我的人就被投进了监狱，设备也被拖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能怎么做？或者国务院会做什么吗？
答：我们当然会为这些个案出声争辩。正如我所说，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进行非常坦诚地和有建设性的沟通。这一年我们和中方开展了非常坦诚布公的积极对话。我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理解的基础。我们和他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们也不同意我们的。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但是很显然，我们想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继续开放因为我们相信这会更加促进增长的活力和中国当地的民主化。
对个案来说，我们会继续为你们发言。但从这类问题的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我们真的希望在我们已采取的策略中，可以更好地讨论以实现互相理解和意见交换。
6）问：从佛吉尼亚的ADAMS中心来的Imam Mohamed Magid。我对您的问题是：当您谈到社交网络，我想说说西方的年轻人的问题，穆斯林年轻人。您会对讨论外交政策的年轻人的论坛持开放态度吗？当他们不同意美国政府和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方法，这是年轻人可能会变得激进的原因之一。您会倾听这样的想法吗？
答：是的，我们会。事实上，正如总统在开罗讲话中所提到的，我们在大力的扩展我们的触角，特别是在穆斯林年轻人中。我完全同意你，先生，不仅仅是穆斯林的年轻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从集权中摆脱出来，因为他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如此的关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真正理解的。
在美国，普通年轻人一天会花八个小时看媒体。互联网、手机、电视—我的意思是，你想想看这个。每天八个小时。这比他们在学校里所花的时间太长，这比他们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这也比他们睡觉的时间还长。
当你想到这些信息把年轻人们连接起来，我不认为这应让像我这种年龄的人产生恐慌。我不认为我们应当阻止和防止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出办法如何更好的利用它。回到一千年前，是哪些价值在流传？坐在火边，价值观是如何被沟通的？在父母们和祖父母们的家里。现在，价值是通过互联网来沟通的，我们没法阻止这一点。
那么，让我们想想可以如何更好的利用它、参与进去，特别关注年轻人的需求。他们经常在寻找信息。他们在寻找答案。我知道至少现在，在大多数我所知的文明社会中，尽管年轻人花很多时间在科技上，当问及他们会向谁寻找价值指导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说是家庭。如果家庭逐渐地觉得他们和这些高度关联的年轻人们越来越疏远了，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们在网上做什么，那末我们就能看出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而且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操纵者，不仅仅是在煽动穆斯林中的焦虑和担忧，而是所有地方的年轻人，有着各种各样激进。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不仅也是通过政府，也要通过家庭，通过教育系统，和每一个机构来确保我们理解科技的力量，并通过科技与年轻人融合。
7）问：监督基金的Bahgi Gilamichael。谢谢您邀请我们，接受我们对赠款的申请。我现在想知道程序是什么，我们要和那些机构打交道？这个房间有人告诉说我们如何跟踪后续事宜吗？谢谢
答：除了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工作，你当然可以联系上。如果我们已经邀请了你，我们知道如何找到你。我们会确保你已得到所有所需的资料，那些现有的和我们准备推出的资料。
8）问：我很欣赏你出色的讲演。我是霍华德大学的Mary Perkins 。我们对于信息孤岛有特别的兴趣，当你提到那个从废墟下被救出来的小女孩儿时，我脑子里的问题是，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技术，还有多少可能被救出来的小女孩？
希拉里：绝对是这样。
继续问：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不仅是互联网自由，也是为了所有人而解放互联网，从一个全球服务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能做通过它做什么，特别现在这个时候，为海地。
答：谢谢你的问题。如你所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我们有40亿手机用户。当手机正在变成沟通的主要工具，通过手机上的应用，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已经有很多组织，NGO，甚至是企业都在以低价提供手机。
我们需要激励和鼓励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这样的技术，这样它们就可能无处不在。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十年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在自己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一点，但是仍然获取信息的问题，仍然有费用上的问题。现在，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搜索引擎仍然是由利润驱动的公司提供的。它们不是免费的，将来也不会成为免费。但是还有许多方法来鼓励更为普遍的获得信息。这是奥巴马政府对于科技的总体政策，不仅仅是对外交和发展的部分。
【译者注：】这是本次演讲的美国务院的官方翻译版本，本文仅供参考。
原文链接：http://tinyurl.com/y8rbdao
译文：外交政策：希拉里演讲稿：互联网自由
2010年1月21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演讲。
谢谢你，Alberto，为你这样好的介绍。能够到新闻展览厅来我很高兴。这个机构是对我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自由的一座纪念碑，有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些自由怎么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我对此心怀感激。我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许多朋友和前同事。
这 是关于一项重要的议题的重要的演讲。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简短地谈一谈海地。在过去的9天里，海地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加入到一起来应对这一令人震惊 的悲剧。我们这个半球曾经看到过艰难困苦，但是还少有像现在我们面对太子港这样的先例。信息网络在我们的应对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地震过后的几个小时 内，我们和私人领域的伙伴们协同工作，设立了“HAITI”这条短信活动让全美国的手机用户可以向赈灾活动捐款。这一举动就是美国人民的慷慨地表现示例， 它为赈灾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善款。
信息系统在地面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技术社团设立了交互式的地图来帮助确认人们的需要和目标资源。在星期一，一个7岁大的女孩和2名妇女从倒塌的超市废墟中由美国的救援队救出，之前她们发送了一条呼救的手机短信。这些例子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现象的体现。
信 息网络的扩散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形成一套新的神经系统。当海地或湖南有事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人可以实时地了解——从真实的人那儿。而我们也可以立刻行动。美 国人能够立刻在灾难之后施以援手，被陷在超市里的女孩能够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之前所不能做到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整个人类。当我们今天坐 在这个时候，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或我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拿出我们每天随身携带的工具，把这一讨论向全球几十亿人传播。
在许多方面，信息从来没有如此自由。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方法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即使是在威权国家中，信息系统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让政府变得更有责任。
在 奥巴拉总统十一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举行的一场市政厅会议中，在谈及网络的部分他重点强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通过互联网提出的问题时，他说信 息流动的越自由，社会就会变得越强壮。他谈到了信息可以帮助公民们把政府锻造得更有责任，产生新的思想，和鼓励创造力。美国对这一真理所持的信念让我在今 天讲这番话。
但是当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好事。这些工具也被用来破坏人类的进步和政治权利。正 如钢铁可以被用来修建医院或机关枪，核能力可以为城市提供能源或摧毁它，现在的信息网络和由它们支撑的技术也有好有坏。帮助组织争取自由的运动的网络也可 以让基地组织喷出仇恨，对平民施暴。有可能让政府更开放和提升透明度的技术也同样可能被政府劫持，用来打击异见者和抵制人权。
去年，我们 看到了威胁信息自由的障碍。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大了对互联网的内容审核力度。在越南，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突然无法连接。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 名博主和运动家被拘禁。虽然很明显这些技术的传播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不明朗的是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人权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利。
让技术与原则同步
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
这一挑战可能前所未有，但是我们要帮助能够自由地交换思想的责任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诞生之初。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的话就刻在这一建筑的前面一块重达50吨的田纳西大理石碑上。每一代美国人都曾经为保护这块石头上的价值观而努力过。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四次关于自由的演讲中塑造了这些观念。那时，美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灾难和信心危机。但是这一信念：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穷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超越了他的时代的重重困难。
多 年之后，我的一位英雄，埃莉诺·罗斯福（译者注：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 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载入史册。）也曾为了让世界人权宣言以这些原则为基石而努力。他们为后来的每一代人指引了方向—引导着我 们，激励着我们，在我们面临未知的时候让我们奋勇向前。
当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些传统。我们需要将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起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谈到了需要建立起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尊之上”的和平世界。我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 的演讲中也看到了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让人权落在实处。今天我们认为要在21世纪的数字化前线保障这些自由是当务之急。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转移人员或资源；有些则帮助有共同兴趣或协同工作的人们相互沟通。但是互联网是可以扩大所有其他网络的力量和潜能的放大镜。这也是为什么它为其用户保障了基本的自由。
言论自由
基本自由中的首条就是言论自由。这些自由不再仅仅定义为公民是否可以到城市中心广场批评政府而不担心受到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短信已经为交换思想打开了新的论坛—也为审查制度创造了新的目标。
就在今天我讲话的时候，政府审查者则正在拼命从历史纪录中抹去我的话。但是历史自身已经谴责了这些伎俩。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庆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聚集在那 个仪式上的领袖们赞扬了曾经在墙的那端，透过传递被称为地下出版物的小册子为反对压迫做出榜样的勇敢的男女们。这些小册子质疑了东区的独裁者的宣称和动机，许多人因为散播它们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这些话穿透了铁幕的水泥墙，折叠起了铁丝网。
柏林墙代表了一个分裂的世界，而它定义了整个时代。今天，这个墙的残存部分就保留在这个博物馆中——这才是属于它的地方。我们时代的新的标志性基础设施是互联网。
它代表的是连接而不是分裂。但是即使网络在全球各国迅速扩张，虚拟的围墙也正在替代过去实体的围墙而被竖立起来。
一 些国家建立了电子屏障，防止他们的人民接入到世界网络中。他们将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中删去字句，名字和短语。他们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而这些人不过是发表 了一些非暴力的政治性言论。这些行为和世界人权宣言相违背，这一宣言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从任何媒介寻找、接受、传递不论国界的信息和思想。”随着这些 限制性行为的扩张，一张新的信息铁幕正在把世界分离。越过这些屏障，录像和博客帖子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地下出版物。
正如过去的独裁 统治一样，政府们把目标对准了运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示威中，小小的手机记录下来一位年轻女子被血腥谋杀的场面，成为控诉政府残 暴的电子起诉书。我们看到报道说，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在线贴出对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批评，他们在伊朗的家人却被隔离在传播之外。尽管有来自政府的高度恐 吓，伊朗的勇敢的公民记者们持续地使用新技术向世界和其他公民们展示在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麽。通过为他们自己的人权而疾呼，伊朗人民鼓舞了全世界。
这种勇气正在重新定义技术可以怎样用来传播真理和暴露不公。
所 有的社会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有其边界。我们不会容忍那些向他人鼓吹暴力，如基地组织这些人——在此刻——正在用互联网来屠杀无辜人群。基于种族、性别、或性 取向而将目标指向个人的仇恨性言论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很遗憾的事实是，这些问题也是这个国际化社区必须一起面对的与日俱增的挑战。那些用互联网来招募恐怖 分子或散布窃取来的知识产权的行为离不开网络的匿名性。但是这些挑战不应该成为政府有系统的侵犯以互联网来实现和平的政治目标的人们的基本权益和隐私权的 借口。
宗教自由
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是让人们可以共同生活的核心。”在我们寻找可以扩大对话的途径时，互联网可以提供不可估量的前景。我们已经开始让美国的学生和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全球性挑战。我们会继续用这一工具在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中鼓励探讨。
但是，有些国家，却利用互联网来搜寻和掐掉人们的信仰。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人因为在博客上贴出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而被投入监狱。在哈佛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沙特政府屏蔽了许多关于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的网页。越南和中国等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限制人们接触宗教信息。
正 如技术不应该被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性演讲，它们也不应该被用于迫害和压制宗教少数团体。有信仰者固然总是能遨游于精神中。但是像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这样的连 接技术可以让人们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提升崇拜神的能力，让有相同信仰的人们聚集，从有其他信仰的人那里了解更多。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线上宗教自由，就像 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那样。
免于贫困的自由
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这些技术。在我们的世 界，才华可以平等的传播，但是机会却不能。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当人们不能接触到知识、市场、资金和机会的时候要提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常常力不从心， 有时根本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上，互联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机会均分器。让人们能够接触到知识和潜在市场，网络可以创造出从无到有的机会。
去 年，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在肯尼亚，当农民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他们的收入增长了30%之多。在孟加拉，超过300,000的人通过手机注册学习英语。在 非洲的撒哈拉，女性创业者用互联网获得小额贷款，与全球市场相连。这些进步的例子都可以被成千上万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民复制。在许多情况下，互联 网、手机和其他的互连技术可以做到绿色革命为农业实现的经济增长。你现在可以以非常低的投入获得巨大的产出。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 社会，手机增长10%可以创造出人均ＧＤＰ接近1%的年增长率。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对印度来说，这一增长率可以被转换为每年增加约100亿美元。
连 接全球信息系统就象现代化的一个坡道。在这些技术出现的最初的岁月里，许多人认为他们将把世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没有发生。今天使用中的手机有40 亿台—许多是小供应商，三轮车夫和其他从传统眼光来看不能获得教育和机会的人。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水平仪，我们可以用它来使人们脱贫。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 们有很多理由充满希望，利用通讯网络和互联技术人们可以获得怎样的成就。但是总有人会利用全球信息系统而行不义。暴力的极端分子、犯罪联盟、性侵犯者和威 权政府都想利用全球网络。正如恐怖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执行他们的阴谋，暴力的极端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推行激进和恐吓。当我们努力推进这些自由时，我们 必须和那些以通讯网络为破坏和恐惧工具的行为作斗争。
政府和公民必须充满信心，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核心系统是安全的，适应力很强。这些系统比那些攻击网页的小黑客们要强大。
如果我们不能信赖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我们在电子商务中采用网上银行，和守护价值几百亿美金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危在旦夕了。
针 对这些系统的干扰要求政府、私人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当骇客罪犯和组织一起攻击系统想获得盈利时，当儿童色情和的非法贩卖女人/女孩的社会顽疾转 移到网上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助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们为欧盟的《网络犯罪条约》而鼓掌。这能帮助为追讨这些违法行为而进行国际合作。
作 为政府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有专门的部门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所需的外交解决方案。超过六个不同的机构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协同工作，两年前我们设立了一个办公 室来协调虚拟世界中的外交政策。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和多边论坛提出了这一议题，将网络安全设入世界日程。奥巴马总统也任命了一位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政策协调 人，他将帮助我们更紧密的工作，确保我们的网络自由、安全和可靠。
政权、恐怖分子和那些作为它们代理的人必须知道，美国会保护我们的网 络。 那些想在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干扰信息自由流动的人是对我们的经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参与了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 一个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网络进行攻击就是在攻击所有。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会在国家中创造行为规范，鼓励尊重全球互联的共识。
互联的自由
我 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自由是从前面我已经提及的四个中引申而来：互联的自由—政府不应该阻止人们连接到互联网、网站或彼此相连。互联的自由就是网络空间的集 会自由。它让每个人都可以上线、相会、有希望在进步之中合作。一旦你上了网，你不必成为一个大亨或摇滚明星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 位13岁的男孩引爆了针对孟买恐怖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响。他用社交网络来组织献血和捐献宗教性的慰藉书籍。在柬埔寨，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将全球190个 城市超过1,200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运动。这一抗议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接下来的数个星期 中，FARC在其军事行动的十年里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逃跑和离队情况。在墨西哥，一位受够了和贩毒关联的暴力行为的匿名公民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滚雪球似地变 成了横扫这个国家32个州的大型示威。互联网可以帮助人性对抗暴力和极端主义。
在伊朗、摩尔多瓦和许多其他国家，在线进行组织都是推进民主，让公民有能力抗议可疑的选举结果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有着成熟的民主体系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工具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应该还有人记得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
保 障接入这些科技手段的自由能够改变社会，对每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我最近听说了一位医生近乎绝望想要为他的女儿诊断罕见的疾病的故事。在咨询了24名专家 之后，他还是没有获得答案。他最终得到了诊断——和治愈良方——用的是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接入搜索引擎的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将原则应用于政策
今 天我已经提出的这些原则将指导我们应对互联网自由问题和使用新技术的策略。我还想讲一讲我们如何把它们应用在实践中。美国已经承诺提供民主的、经济的和科 技的资源来推动这些自由。我们是一个由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分散在全球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有这样的理念作为前提，当人们和国家之间的 合作增加时，不会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受益更多；在冲突分隔了各国时，也不会有哪个国家肩负着比我们更重的使命。
我们就在获得和互联随之而来的机会的最佳位置。随着这么多新科技的诞生，我们的责任是监督它们以善的方式被应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为21世纪的治国之术而发展能力。
重新编制我们的政策和优先级并不容易。为新技术而做调整从来都不容易。当电报被发明的时候，在外交圈里它引起了焦虑，因为每天都要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这种前景看起来不大受欢迎。而就象我们的外交官们最终掌握了电报技术，我有很强的信心世界也能从这些信息技术中挖掘到潜力。
我很骄傲，国务院已经在帮助40多个国家中受政府压迫而沉默的人。我们在联合国中也将提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包括将互联网自由作为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我 们也支持发展新的工具，能够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绕过含政治目的的审查，我们将在全球奋发努力，确认需要工具的人们能够得到它们，用的是本地 语言，能获得为了他们安全进入互联网所需的培训。美国帮助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人民和那些审核互联网的国家都应当明白，我们的政府为能提升互联网自 由而自豪 。
我们需要把这些工具放到全球使用它们的人士手中，让他们以此来推进民主和人权、对抗气候变化和灾难，实现建立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无核世界的目标，以及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 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宣布：到明年，我们将和产业伙伴、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形成联盟，建立长期的努力加强互联科技的能力，并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的外交目标 上。依靠移动技术、绘图应用和其他的新工具，我们可以让公民如虎添翼，充分体现出外交的杠杆效应。我们也能解决当前市场的创新不足问题。
让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创建一个手机应用，可以让人们在响应度，效率，和腐败程度上为政府部门评分。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的硬件已经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了。 开发和使用一个软件相对来说更便宜。如果人们能够利用这一工具，能够带来让我们更好地部署外交援助、提高生活标准、为那些有责任心的政府鼓励国外投资—— 这些好处。但是，现在，手机应用开发商们没有经济动力自己来做这样的项目，而国务院缺乏一个机制使之成真。这一倡议能够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在创新方面的有 限投资将提供长期的收益。我们将和那些最适合做这一项目的专家们共同协作，我们需要人才和技术公司的资源及非政府组织一起实现最大产出。因此，所有在这个 屋子里的人， 你们都已获得邀请。
同时，对那些已经为推动我们的民主和发展目标而提出想法和正在努力的公司、个人和机构。国务院将提出一项创新竞争计 划立刻地为这些工作而鼓劲。我们将邀请美国人发给我们他们最好的想法、应用和技术来帮助打破语言障碍，克服文盲率，通过提供人们所需的服务和信息而关联。 比如说，微软，已经研发出了一个数字医生的原形可以为遥远的乡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想看到更多类似的想法。我们将和这一竞争的赢家一起工作，提供赠 款， 帮助让他们的想法成规模地实现。
私人领域和外国政府的责任
当我们和私人领域及外国政府一起合作来锻造21世纪的治国之术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共同承担捍卫我今天所讲的自由的责任。
象 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并非仅仅是个好政策而已，它们还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的商业机会。我们对此感受深刻。以市场的手段来衡量，一家突尼斯的公开上市公司， 和越南的一家在审核环境中运营的公司总是比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同等公司的股价要更低。如果公司的决策者不能获得全球的新闻和信息源，投资者们就对他们的决 策会缺乏信心。审核新闻和信息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存在审核上实行的是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区分。如果你的国家中的商业从业者无法获得 任一类型的信息，最终必将遏止增长。
美国公司正逐步地在他们的商业决策中更多地考虑信息自由的问题。我希望它们的竞争者和外国政府对这一趋势密切关注。
谷 歌最近在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商业运营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就是最新的例子。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让谷歌提出这一声明的网络攻击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互联网 已经是中国的巨大进步的源泉，有这么多人可以上线，这真的很好。但是，国家限制信息自由和违背互联网用户的基本权利，让他们面临这样的风险，从下个世纪中 的进步中把自己隔离开来。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够坦承地持续地就这些分歧交换意见。
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这是关乎我们将在哪种世界中栖身的问题。这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能够团结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中的问题；否则，在一个被分裂的星球中，接触到信息和机会要取决于你在哪里生活和绕过审查的能力。
信息自由支持和平及安全，为全球进步提供了平台。历史上，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利害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着严重分歧和危险状况，在冲突中的双方能否获得同样的事实和观点变得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美国会考虑由外国政府提出的观点—我们不会试图屏蔽他们和美国人民的交流。但是在受屏蔽的公民社会中就缺乏对外界论点的了解。例如，在北朝鲜， 政府想完全的把公民与外界分割开。这种一面倒的信息增加了冲突的风险，小的争执可能扩大化。我希望希望全球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就解决这一不平衡而作出努力。
对 于公司来说，考虑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占领了道德高地；而是公司及其客户之间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顾客都要通过复杂的搜索得到的结果和并依靠他们能得到的信息而 决策。能够获得这一信任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中繁荣不息。不能做到的就会失去它们的客户。我希望拒绝支持有政治动机的内容审核能成为美国技术公司的商标名 片。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国家品牌。我对全世界的消费者将为那些尊重他们的原则的公司投桃报李而充满信心。
我们以谷歌重振互联网自由力量作为 一个平台来解决全球性的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并呼吁美国媒体在面对外国公司要求审核和监管的情况下提前行动。私人公司也要分享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当它们 的公司行为可能破坏这一自由的时候，它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追逐短期利益。
我们还鼓励正在以全球互联网倡议形式在做的 工作—这是一个由技术型公司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性投资基金对抗政府要求进行内容审核的项目。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原则声明，还建立起机制载 体来提升真正的可信感和透明度。作为我们支持有责任心的私人领域介入到信息自由中的承诺之一，国务院将在下个月让副国务卿Robert Hormats 和Maria Otero联席主持一次高层会议，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聚集到一起来谈论互联网自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解决这一挑战。
结语
追求我今天所谈到的自由是正确的事。
也是聪明的事。推动这一计划，我们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战略优先级统一到了一起。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由网络和信息将人们联系得更紧的世界，扩展我们对于社区的定义。
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全世界的人们和我们一起提供知识和创造力来重新构筑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对抗暴力极端主义，共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其天赋潜能的未来。
让 我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向你提起那一位从太子港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小姑娘。她还活着，与她的家人团聚了，将会有机会重建她的家园，因为这些网络能够将原来被 掩埋的声音挖掘出来并扩散到全世界。没有国家、组织、或个人会被埋在压迫的废墟下。我们无法在人们被审查的高墙隔离在人类大家庭之外时还袖手旁观。我们也 不能仅仅对此保持沉默只因我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呼喊。让我们再次承诺致力于这一事业。 让我们将这些技术作为推动整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力量。让我们一起向获得这些自由而前进。
————————————————————————
问答部分：
1）问：国务卿女士，我是北佛基尼亚州社区大学的Robert，您谈到了网络上的匿名问题和我们必须阻止之。您同时也提到了政府的内容审核。但我认为能够匿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那么你怎么看待在匿名和强调审核不公之间的平衡？
答：的确这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之一。一方面，匿名防止了孩子们被侵害，但是另一方面匿名能保护反对政府压迫的言论自由。匿名让窃取知识产权成为可能，匿名也能让人们可以在不公开自己身份的时候自由评说、聚沙成塔。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权利及责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应为我们的指导。我们应站在开放的一边，尽其所能地实现这一点，同时认识到对任何原则声明，都会出现例外。
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正发出的邀请，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请利用你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需要技术专家的指导。以我的经验来说，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的可能不这么年轻。我们需要私人公司来做这些，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那些正战斗在前线的人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最好的方法，实现你所说的平衡。
2）问：我叫Courtney Radsch，我是自由之屋的全球言论自由官。我的问题是——您谈到了商业和依赖它们来做道德的、合理的事，而不只是追逐利润。但是商业的目标就是盈利。那么怎么来实现呢？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如何鼓励它们做正确的事？
答：我认为这是另一个我们想要充分讨论的问题。我知道让从商者，他们从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做正确的事并非总能容易地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这要看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那就是—以前不遵守卫生程序的公司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和商业一直都在协同工作保证食品和其他的全世界的消费者们的货架上的商品是安全的，因为个人消费者在一个全球关联的经济中不可能只依赖于自己的警觉。
内容审核也是类似的事，我们相信随着全球的努力，建设一个长期的相联互联网的规则来保障我所提到的基本自由，是符合商业，更坦率地说，也符合政府利益。我用了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例子。要把信息完全堵在外面是非常困难的。在上一个时代就很困难；现在则更困难了。对此作出适应，与之共存，从中学习到什么可以做得更好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面临着的挑战。
当它们打算进入到某些国家，会遇到这种内容审核的时候，我认为商业，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有这样的胸怀。这对科技公司来说尤其相关，显然还有媒体公司，但是这并不仅局限于他们。其他的公司也会面临内容审核。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必须讨论和必须找到共识的问题，而且要在我们一起前行的时候遵守这些共识。
3）问：我的名字是Aly Abuzaakouk。我是利比亚论坛网站的站长，推行利比亚的民主和人权及公民社会。
我们被攻击和骇客了很多次。我想让国务卿女士告诉我，您将如何帮助那些没有技术和金钱来保卫自己的声音，保护他们在那些缺乏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中，不被国外的骇客消声。
答：这是一个我们在辩论的问题，我们在寻找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想法。我们会邀请您的参与。在我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的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主任Marie Slaughter和其他人—Woodrow Wilson学校的前主任写了很多关于互联，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已经关联起来的现实社会的文章，你们将一起在讨论。我希望你们当中有想法、建议、警告和担忧的人都能够留下来深入的探讨这一问题。
4）问：来自于BPSOS的Nguyen Dinh Thang博士。我们为越南的越南美国人和越南人而工作。您提到有些倡议需要时间才能发挥效用，就在最近，最近几个月里，越南政府对好几名博主判处了五年到16年的监禁，您的办公室对此将做些什么，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越南这种紧急状态？
答：我们已经公开谴责了这种拘禁、判刑，和囚禁的行为，不仅仅是为越南的博主，还有佛教徒僧侣及遭受这种不公的其他人。
越南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而且正在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为它的人民提升生活水平。我不认为他们应该害怕在国内出现这样的评论。事实上，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政府，如果你不同意一名博主或一个网站所说的，加入他们，与他们争论。解释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列举出相反的信息。指出那名博主所站的立场有什么不足之处。
我希望越南能够继续向这个方向前进，与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几年的进步携手并进。
5）问：竞争科技联盟的Nora von Ingersleben 。国务卿女士，您提到了美国的公司要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我是一家美国公司，我在中国有一个分部，中国政府想从我们的人那里获得情报，你知道我拒绝了，但是接着我的人就被投进了监狱，设备也被拖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能怎么做？或者国务院会做什么吗？
答：我们当然会为这些个案出声争辩。正如我所说，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进行非常坦诚地和有建设性的沟通。这一年我们和中方开展了非常坦诚布公的积极对话。我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理解的基础。我们和他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们也不同意我们的。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但是很显然，我们想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继续开放因为我们相信这会更加促进增长的活力和中国当地的民主化。
对个案来说，我们会继续为你们发言。但从这类问题的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我们真的希望在我们已采取的策略中，可以更好地讨论以实现互相理解和意见交换。
6）问：从佛吉尼亚的ADAMS中心来的Imam Mohamed Magid。我对您的问题是：当您谈到社交网络，我想说说西方的年轻人的问题，穆斯林年轻人。您会对讨论外交政策的年轻人的论坛持开放态度吗？当他们不同意美国政府和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方法，这是年轻人可能会变得激进的原因之一。您会倾听这样的想法吗？
答：是的，我们会。事实上，正如总统在开罗讲话中所提到的，我们在大力的扩展我们的触角，特别是在穆斯林年轻人中。我完全同意你，先生，不仅仅是穆斯林的年轻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从集权中摆脱出来，因为他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如此的关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真正理解的。
在美国，普通年轻人一天会花八个小时看媒体。互联网、手机、电视—我的意思是，你想想看这个。每天八个小时。这比他们在学校里所花的时间太长，这比他们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这也比他们睡觉的时间还长。
当你想到这些信息把年轻人们连接起来，我不认为这应让像我这种年龄的人产生恐慌。我不认为我们应当阻止和防止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出办法如何更好的利用它。回到一千年前，是哪些价值在流传？坐在火边，价值观是如何被沟通的？在父母们和祖父母们的家里。现在，价值是通过互联网来沟通的，我们没法阻止这一点。
那么，让我们想想可以如何更好的利用它、参与进去，特别关注年轻人的需求。他们经常在寻找信息。他们在寻找答案。我知道至少现在，在大多数我所知的文明社会中，尽管年轻人花很多时间在科技上，当问及他们会向谁寻找价值指导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说是家庭。如果家庭逐渐地觉得他们和这些高度关联的年轻人们越来越疏远了，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们在网上做什么，那末我们就能看出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而且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操纵者，不仅仅是在煽动穆斯林中的焦虑和担忧，而是所有地方的年轻人，有着各种各样激进。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不仅也是通过政府，也要通过家庭，通过教育系统，和每一个机构来确保我们理解科技的力量，并通过科技与年轻人融合。
7）问：监督基金的Bahgi Gilamichael。谢谢您邀请我们，接受我们对赠款的申请。我现在想知道程序是什么，我们要和那些机构打交道？这个房间有人告诉说我们如何跟踪后续事宜吗？谢谢
答：除了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工作，你当然可以联系上。如果我们已经邀请了你，我们知道如何找到你。我们会确保你已得到所有所需的资料，那些现有的和我们准备推出的资料。
8）问：我很欣赏你出色的讲演。我是霍华德大学的Mary Perkins 。我们对于信息孤岛有特别的兴趣，当你提到那个从废墟下被救出来的小女孩儿时，我脑子里的问题是，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技术，还有多少可能被救出来的小女孩？
希拉里：绝对是这样。
继续问：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不仅是互联网自由，也是为了所有人而解放互联网，从一个全球服务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能做通过它做什么，特别现在这个时候，为海地。
答：谢谢你的问题。如你所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我们有40亿手机用户。当手机正在变成沟通的主要工具，通过手机上的应用，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已经有很多组织，NGO，甚至是企业都在以低价提供手机。
我们需要激励和鼓励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这样的技术，这样它们就可能无处不在。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十年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在自己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一点，但是仍然获取信息的问题，仍然有费用上的问题。现在，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搜索引擎仍然是由利润驱动的公司提供的。它们不是免费的，将来也不会成为免费。但是还有许多方法来鼓励更为普遍的获得信息。这是奥巴马政府对于科技的总体政策，不仅仅是对外交和发展的部分。
【译者注：】这是本次演讲的美国务院的官方翻译版本，本文仅供参考。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中国应对谷歌发难，淡化其政治色彩
原文：NYT：China Paints Google Issue as Not Political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应对谷歌发难，淡化其政治色彩
撰文：EDWARD WONG, JONATHAN ANSFIELD 和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日期： 2010年1月20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图：上个星期，谷歌说超过30家美国公司受到了来自与中国的黑客的复杂攻击。
北京——中国政府在和谷歌的纠纷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将这起冲突描绘为商业性纠纷，需要进行商业谈判而不是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政治事件。
已经和官员们谈过话的人说，官员们对谷歌的行动猝不及防，他们想要避免将这起事件变成中国自由派和外国公司就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一次公投。还没有从高层传来对谷歌的公开的批评，《人民日报》，共产党的喉舌上也没有正式的社论。
相反，大部分的官方媒体和声明都报道了谷歌令人吃惊的声明，说其不想再和中国的审查制度合作，可能会关闭其中国办公室。这些报道批评谷歌想要玩政治，暗示其在中国的商业纠纷才是此次争议的真正原因。
“中国政府想要把这一事件控制在商业层面，”苏浩（音）说，他是北京的中国外交关系学员亚太研究专业的一位教授。
最直接的官方声明来自于星期二，当马朝旭，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谷歌并不能成为中国法律的例外，暗示如果它还想在中国持续经营的话，这家公司必须继续自我审查其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
马先生说，“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公众的利益和文化传统，并肩负相应的责任。”
一 些中方评论认为政府不想扩大这起与谷歌的纠纷，除非美国先这么做。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在星期二与华盛顿发表关于自由互联网的讲演，这在中国将受到密切 地关注。一些中国专家说她的发言的定调将推动谷歌纠纷进入到理念的层面，这一有鼓动性的讲演一方面将激起认同言论自由的论调，另一方面也将激起针对西方的 新帝国主义论调。
“如果这仅仅是谷歌和中国之间的事，显然谷歌不需要搬出美国国务院，”一位党报的编辑说。“中国政府还在等待希拉里的演讲，以及谷歌作出其最后的决定等等。”
上个星期爆发的这一冲突是源于谷歌的高层说，超过30家的美国公司都遭到了复杂的骇客攻击。高管们说，这些攻击可以被追溯到中国大陆。谷歌一直在监视一系列针对在中国的人权倡议者的Gmail账号的攻击。
作为回应，谷歌说它会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不受欢迎的自我审查Google.cn的规定。谷歌准备关闭Google.cn，但是据报道说想要保留大部分的当地业务和工程项目。
两名在北京的西方官员则说，中国的官方还没有形成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统一的决定。谷歌仍然没有改变做法——还在自我审查Google.cn的搜索结果，或与中国官员们进入到严肃的讨论中——也表明还没有出台任何最终决定。
一些中国官员看起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将谷歌推得太快太远——比如封锁Google.com或是切断Gmail——会激起普通中国民众的愤怒，尤其是自由派们已经对审查制度怒不可遏。
“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还很紧张，”一名很有关系的中国媒体投资者说，“因为所有的国际媒体都支持谷歌，即使在中国，许多媒体人也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他说，因此官员们可以做的“是尽量的把大事化小。”
这名投资者说其他的外商投资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想得到国务院信息办，负责执行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政策的最高国家机构，的意见，讨论谷歌事宜及其更深刻的影响。但是都被挡了回来。
一名自由派的中国博主说他上个星期天得到了一位基层中国官员的电话，说他是由高层官员指派来收集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的建议。“这证明他们还在收集建议，因为这很棘手，”这名博主在匿名的状态下这么说，以避免他和这位官员的关系受到损害。
爱国的中国作家和报纸呼吁中国向谷歌应战，但是唯一的一篇真正的社论星期一发表在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上，语气平和。题为《一件商业纠纷》，他强调了官方对此事的定性为商业化的。
社论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谷歌可能的行动，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商业性的，与政治理念无关。如果这家互联网巨头有政治价值观，那它就不应该从事商业。”
政府的策略之一是将谷歌所控诉的网络攻击看作是常见的，而中国政府也是受害者之一，就象谷歌一样。中国的信息产业部在1月10号宣布178家政府网站被恶意攻击了，比前1周增加了4倍。按照北京新闻，一家日报的说法，信产部形容那一周的网络安全为“总体不良”。
一名互联网安全专家说中国的方法可能会对它有利。“让谷歌来扩大事态，”他说，“然后把谴责推向谷歌。”
Dan Brody，一名谷歌中国的前高管，说如果谷歌拒绝继续做自我审查，“这就要让中国政府来决定‘你打算要屏蔽Google.cn还是接受国际上的责难？’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国际上的公共舆论低头的历史记录。”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应对谷歌发难，淡化其政治色彩
撰文：EDWARD WONG, JONATHAN ANSFIELD 和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日期： 2010年1月20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图：上个星期，谷歌说超过30家美国公司受到了来自与中国的黑客的复杂攻击。
北京——中国政府在和谷歌的纠纷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将这起冲突描绘为商业性纠纷，需要进行商业谈判而不是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政治事件。
已经和官员们谈过话的人说，官员们对谷歌的行动猝不及防，他们想要避免将这起事件变成中国自由派和外国公司就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一次公投。还没有从高层传来对谷歌的公开的批评，《人民日报》，共产党的喉舌上也没有正式的社论。
相反，大部分的官方媒体和声明都报道了谷歌令人吃惊的声明，说其不想再和中国的审查制度合作，可能会关闭其中国办公室。这些报道批评谷歌想要玩政治，暗示其在中国的商业纠纷才是此次争议的真正原因。
“中国政府想要把这一事件控制在商业层面，”苏浩（音）说，他是北京的中国外交关系学员亚太研究专业的一位教授。
最直接的官方声明来自于星期二，当马朝旭，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谷歌并不能成为中国法律的例外，暗示如果它还想在中国持续经营的话，这家公司必须继续自我审查其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
马先生说，“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公众的利益和文化传统，并肩负相应的责任。”
一 些中方评论认为政府不想扩大这起与谷歌的纠纷，除非美国先这么做。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在星期二与华盛顿发表关于自由互联网的讲演，这在中国将受到密切 地关注。一些中国专家说她的发言的定调将推动谷歌纠纷进入到理念的层面，这一有鼓动性的讲演一方面将激起认同言论自由的论调，另一方面也将激起针对西方的 新帝国主义论调。
“如果这仅仅是谷歌和中国之间的事，显然谷歌不需要搬出美国国务院，”一位党报的编辑说。“中国政府还在等待希拉里的演讲，以及谷歌作出其最后的决定等等。”
上个星期爆发的这一冲突是源于谷歌的高层说，超过30家的美国公司都遭到了复杂的骇客攻击。高管们说，这些攻击可以被追溯到中国大陆。谷歌一直在监视一系列针对在中国的人权倡议者的Gmail账号的攻击。
作为回应，谷歌说它会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不受欢迎的自我审查Google.cn的规定。谷歌准备关闭Google.cn，但是据报道说想要保留大部分的当地业务和工程项目。
两名在北京的西方官员则说，中国的官方还没有形成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统一的决定。谷歌仍然没有改变做法——还在自我审查Google.cn的搜索结果，或与中国官员们进入到严肃的讨论中——也表明还没有出台任何最终决定。
一些中国官员看起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将谷歌推得太快太远——比如封锁Google.com或是切断Gmail——会激起普通中国民众的愤怒，尤其是自由派们已经对审查制度怒不可遏。
“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还很紧张，”一名很有关系的中国媒体投资者说，“因为所有的国际媒体都支持谷歌，即使在中国，许多媒体人也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他说，因此官员们可以做的“是尽量的把大事化小。”
这名投资者说其他的外商投资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想得到国务院信息办，负责执行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政策的最高国家机构，的意见，讨论谷歌事宜及其更深刻的影响。但是都被挡了回来。
一名自由派的中国博主说他上个星期天得到了一位基层中国官员的电话，说他是由高层官员指派来收集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的建议。“这证明他们还在收集建议，因为这很棘手，”这名博主在匿名的状态下这么说，以避免他和这位官员的关系受到损害。
爱国的中国作家和报纸呼吁中国向谷歌应战，但是唯一的一篇真正的社论星期一发表在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上，语气平和。题为《一件商业纠纷》，他强调了官方对此事的定性为商业化的。
社论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谷歌可能的行动，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商业性的，与政治理念无关。如果这家互联网巨头有政治价值观，那它就不应该从事商业。”
政府的策略之一是将谷歌所控诉的网络攻击看作是常见的，而中国政府也是受害者之一，就象谷歌一样。中国的信息产业部在1月10号宣布178家政府网站被恶意攻击了，比前1周增加了4倍。按照北京新闻，一家日报的说法，信产部形容那一周的网络安全为“总体不良”。
一名互联网安全专家说中国的方法可能会对它有利。“让谷歌来扩大事态，”他说，“然后把谴责推向谷歌。”
Dan Brody，一名谷歌中国的前高管，说如果谷歌拒绝继续做自我审查，“这就要让中国政府来决定‘你打算要屏蔽Google.cn还是接受国际上的责难？’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国际上的公共舆论低头的历史记录。”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外交事务：新德里来稿——中印两虎相争
原文：Foreign Affairs Letter From New Delhi
译文：外交事务：新德里来稿——中印两虎相争
撰文：Basharat Peer
发表时间：2010年1月6日
译者：
最近几个月中印之间爆发了的敌对外交战 。由签证和两国接壤边界引发的紧张关系会对亚洲最令人敬畏的合作关系之一产生威胁吗？
图：来自网络——译者
去年九月的某个晚上，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27岁信用分析员Asgar Qadri正站在灯火通明的新德里国际机场航空站里，瘦高的他被一小群朋友围绕着。男孩们轻拍着Qadri的后背，和他相拥在一起，他们的嘴中随意蹦出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字眼：“鸟巢！”“胡锦涛！”“华为！”
Qadri推着行李车走向中国航空机组，眼中沁着泪花。他是偏远的克什米尔乡村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孩子，由于最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使得他能够到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公共关系。Qadri告诉我：“随着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我感觉自己就要腾飞。”
但是印度移民官员告诉Qadri说，印度护照的持有者应当把签证粘到上面而不是把它们钉在一起。他被禁止登上客机。
最近中印官员频繁碰头，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充满敌意的外交战，种种迹象表明Qadri成为了其受害者。中方为了抗议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和阿鲁纳恰尔邦这两个争议地区，即中方长期以来声称的“藏南地区”，已经开始向从这两个地方来的印度护照持有者颁发带印钉的签证。
Qadri失去了北京提供的奖学金机会，已经悄悄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学习机会。然而印度媒体，迅速逮住他和其他卷入类似争端的印度民众的案例，做起了文章；到处都充斥着谈论中国干涉和侵犯印度的言论，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1962年中印边境之争。
中方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纠缠是印度长期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外交问题，而中国的这一做法已经背离了中国最初的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在印度，这一危机已经成为可能标志了所谓的伴随着所谓的亚洲世纪中最为明显的冲突：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双方会在市场和资源方面争夺更大的影响力。
在Qadri的签证出问题并引发公众不满后的一周，中印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十月份，中国拒绝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到阿鲁纳恰尔邦为国会党地方选举拉票。中国外交部官员要求印方“慎重考虑”并且“不要在争议地区引发混乱。”
这次摊牌是一系列阿鲁纳恰尔邦争端问题中最近的一起，该地区部分领土在被二战时代英国吞并之前受西藏治理。去年春天，中国对亚洲开发银行向印度贷款29亿美元的做法提出抗议，其中有6000万美元将用于治理阿鲁纳恰尔邦的洪涝灾害。五个月之后的八月份，中国向西藏边境增派了大约五万名士兵，驻扎地离该邦的达旺有25英里，而达旺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拉萨的第二圣地。
印方作为回应，同时向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调动了数万部队官兵。
接下来中方抗议了辛格对该地区的访问，而印方则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援建电厂和其它工程的做法的不满。印度外交部提出要求中方“停止在巴基斯坦非法占有地区继续进行类似活动”。几个星期后，中国开始商议在中印事实边界修建一条通往拉达克的公路，该城市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公路建设事宜中止。同时，印度分析家开始讨论中方军队跨境入侵的可能。
11月份，紧张气氛进一步严重升级，达赖喇嘛计划访问达旺寺，这是他在1959年从中国流亡出逃当晚过夜的地方。2005年，印度准备进一步拉近于中国的交往，新德里已经对西藏政治活动家采取了较为冷落的态度。但是由于边境问题的再度紧张化，印度再次重申了其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主权，并且允许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尽管达赖喇嘛表明他的意图是“非政治的”，很多人相信他此行的目的是在达旺寺选定自己的最终继承人。
这一事件再次在中印2200英里的实际边境线上引发了紧张气氛。这一边境线被称为麦克马洪线，根据1904年其划定者，英国属印度外交部部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命名。该边境的划分是由麦克马洪和当时的西藏自治政府经过协商获得的。今天，印度已经承认了其中的大部分边境划分，但是这一边境线遭到了中国的反对，中方认为其阻碍了对西藏的控制。1950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并于1962年发动了中印边境战争。2005年，中国和印度同意建立一个框架，在其约束内进行一系列的边境调整以解决冲突，但是从那以后双方能够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
在外交政策上逐渐恶化的矛盾——以及和中方总体上的关系——给素以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著称的新德里政府带来了焦虑。一些印度政策制订者认为中方新兴的独断源自正在凸显的经济影响力，而欧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已经备受打击。“中国人已占据着顶端优势，”印度前驻联合国大使戈什，曾在中方强烈反对的美印核武器交易中参与谈判，他说到，“这种身为大国感受令他们开始了对印度指手画脚，耀武扬威。”
去年12月，我参加了由阿斯本研究会印度方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印中：脆弱的联盟关系”。房间里坐满了印度各界的精英，包括工业巨头，知识分子和记者们。大家在会上讨论了奥巴马政府所强调的美中关系，以及新德里在处理与中方关系上的信心不足等问题。领导印度工业联盟中印经济关系专题小组的Sanjay Labroo说了一句让在座各位听众震惊的话，“我们喜欢用‘中印’或者‘中国-印度’这样的字眼来奉承自己人。实际上这个连字符并不准确。不管是在汽车工业、钢铁制造业还是医疗支出等方面，中国都远超了印度。”他继续说到，“印度超出中国的地方只有人口增长和电影制造。”
接下来的问题转向探讨印度如何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尽可能地赶超中国。（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四。）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Nayan Chanda的发言引导了会议的整个基调，他应该是最适合对中国发表看法的与会者。“由于中国政府和他们所控制的媒体采用了一致的语调，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将印度看成是一个偏执狂而非是威胁的叙述模式。”他解释道，“中国很少讨论印度，然而在印度媒体上却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故事，这使印度处于一种被动和激进的位置。”
尽管印度媒体确实在对待中国方面过于尖锐，辛格政府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却随时保持清醒。去年七月，在泰国举办的东盟各国首脑峰会上，辛格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建议。在新闻发布会的谈话中，辛格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到：“我们为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印度与时刻充满怀疑精神并在最后时刻阻挠了大会的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也使得峰会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当然，两国仍有充满实质争议的地方：争夺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非洲的能源和缅甸的天然气，在美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讨论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而在这点问题上，印度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也表明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双方看起来也不可能产生严重冲突。“虽然双方关系不会充满善意和理解，但未来20至30年内，要是双方发生冲突，这也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在12月初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对印度商界领导这样说，“双方应该会利用这段时间快速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资将会持续进行。”
很多人认为经济利益是最终决定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力量。2001年到2007年间，印中贸易从30亿美元增长至400亿，据估计在2010年将增至600亿。“我们正在努力吸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公司到印度投资，”Labroo说，“商业纽带将最终使我们越过政治冲突，拉近双方的关系。”
作者BASHARAT PEER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他的关于克什米尔冲突的书《宵禁》将有Scribner出版社在二月出版。
译文：外交事务：新德里来稿——中印两虎相争
撰文：Basharat Peer
发表时间：2010年1月6日
译者：
最近几个月中印之间爆发了的敌对外交战 。由签证和两国接壤边界引发的紧张关系会对亚洲最令人敬畏的合作关系之一产生威胁吗？
去年九月的某个晚上，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27岁信用分析员Asgar Qadri正站在灯火通明的新德里国际机场航空站里，瘦高的他被一小群朋友围绕着。男孩们轻拍着Qadri的后背，和他相拥在一起，他们的嘴中随意蹦出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字眼：“鸟巢！”“胡锦涛！”“华为！”
Qadri推着行李车走向中国航空机组，眼中沁着泪花。他是偏远的克什米尔乡村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孩子，由于最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使得他能够到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公共关系。Qadri告诉我：“随着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我感觉自己就要腾飞。”
但是印度移民官员告诉Qadri说，印度护照的持有者应当把签证粘到上面而不是把它们钉在一起。他被禁止登上客机。
最近中印官员频繁碰头，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充满敌意的外交战，种种迹象表明Qadri成为了其受害者。中方为了抗议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和阿鲁纳恰尔邦这两个争议地区，即中方长期以来声称的“藏南地区”，已经开始向从这两个地方来的印度护照持有者颁发带印钉的签证。
Qadri失去了北京提供的奖学金机会，已经悄悄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学习机会。然而印度媒体，迅速逮住他和其他卷入类似争端的印度民众的案例，做起了文章；到处都充斥着谈论中国干涉和侵犯印度的言论，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1962年中印边境之争。
中方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纠缠是印度长期以来最为敏感的一个外交问题，而中国的这一做法已经背离了中国最初的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在印度，这一危机已经成为可能标志了所谓的伴随着所谓的亚洲世纪中最为明显的冲突：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双方会在市场和资源方面争夺更大的影响力。
在Qadri的签证出问题并引发公众不满后的一周，中印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十月份，中国拒绝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到阿鲁纳恰尔邦为国会党地方选举拉票。中国外交部官员要求印方“慎重考虑”并且“不要在争议地区引发混乱。”
这次摊牌是一系列阿鲁纳恰尔邦争端问题中最近的一起，该地区部分领土在被二战时代英国吞并之前受西藏治理。去年春天，中国对亚洲开发银行向印度贷款29亿美元的做法提出抗议，其中有6000万美元将用于治理阿鲁纳恰尔邦的洪涝灾害。五个月之后的八月份，中国向西藏边境增派了大约五万名士兵，驻扎地离该邦的达旺有25英里，而达旺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拉萨的第二圣地。
印方作为回应，同时向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调动了数万部队官兵。
接下来中方抗议了辛格对该地区的访问，而印方则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援建电厂和其它工程的做法的不满。印度外交部提出要求中方“停止在巴基斯坦非法占有地区继续进行类似活动”。几个星期后，中国开始商议在中印事实边界修建一条通往拉达克的公路，该城市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公路建设事宜中止。同时，印度分析家开始讨论中方军队跨境入侵的可能。
11月份，紧张气氛进一步严重升级，达赖喇嘛计划访问达旺寺，这是他在1959年从中国流亡出逃当晚过夜的地方。2005年，印度准备进一步拉近于中国的交往，新德里已经对西藏政治活动家采取了较为冷落的态度。但是由于边境问题的再度紧张化，印度再次重申了其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主权，并且允许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尽管达赖喇嘛表明他的意图是“非政治的”，很多人相信他此行的目的是在达旺寺选定自己的最终继承人。
这一事件再次在中印2200英里的实际边境线上引发了紧张气氛。这一边境线被称为麦克马洪线，根据1904年其划定者，英国属印度外交部部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命名。该边境的划分是由麦克马洪和当时的西藏自治政府经过协商获得的。今天，印度已经承认了其中的大部分边境划分，但是这一边境线遭到了中国的反对，中方认为其阻碍了对西藏的控制。1950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并于1962年发动了中印边境战争。2005年，中国和印度同意建立一个框架，在其约束内进行一系列的边境调整以解决冲突，但是从那以后双方能够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
在外交政策上逐渐恶化的矛盾——以及和中方总体上的关系——给素以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著称的新德里政府带来了焦虑。一些印度政策制订者认为中方新兴的独断源自正在凸显的经济影响力，而欧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已经备受打击。“中国人已占据着顶端优势，”印度前驻联合国大使戈什，曾在中方强烈反对的美印核武器交易中参与谈判，他说到，“这种身为大国感受令他们开始了对印度指手画脚，耀武扬威。”
去年12月，我参加了由阿斯本研究会印度方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印中：脆弱的联盟关系”。房间里坐满了印度各界的精英，包括工业巨头，知识分子和记者们。大家在会上讨论了奥巴马政府所强调的美中关系，以及新德里在处理与中方关系上的信心不足等问题。领导印度工业联盟中印经济关系专题小组的Sanjay Labroo说了一句让在座各位听众震惊的话，“我们喜欢用‘中印’或者‘中国-印度’这样的字眼来奉承自己人。实际上这个连字符并不准确。不管是在汽车工业、钢铁制造业还是医疗支出等方面，中国都远超了印度。”他继续说到，“印度超出中国的地方只有人口增长和电影制造。”
接下来的问题转向探讨印度如何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尽可能地赶超中国。（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四。）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Nayan Chanda的发言引导了会议的整个基调，他应该是最适合对中国发表看法的与会者。“由于中国政府和他们所控制的媒体采用了一致的语调，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将印度看成是一个偏执狂而非是威胁的叙述模式。”他解释道，“中国很少讨论印度，然而在印度媒体上却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故事，这使印度处于一种被动和激进的位置。”
尽管印度媒体确实在对待中国方面过于尖锐，辛格政府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却随时保持清醒。去年七月，在泰国举办的东盟各国首脑峰会上，辛格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建议。在新闻发布会的谈话中，辛格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到：“我们为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印度与时刻充满怀疑精神并在最后时刻阻挠了大会的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也使得峰会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当然，两国仍有充满实质争议的地方：争夺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非洲的能源和缅甸的天然气，在美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讨论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而在这点问题上，印度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也表明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双方看起来也不可能产生严重冲突。“虽然双方关系不会充满善意和理解，但未来20至30年内，要是双方发生冲突，这也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在12月初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对印度商界领导这样说，“双方应该会利用这段时间快速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资将会持续进行。”
很多人认为经济利益是最终决定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力量。2001年到2007年间，印中贸易从30亿美元增长至400亿，据估计在2010年将增至600亿。“我们正在努力吸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公司到印度投资，”Labroo说，“商业纽带将最终使我们越过政治冲突，拉近双方的关系。”
作者BASHARAT PEER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他的关于克什米尔冲突的书《宵禁》将有Scribner出版社在二月出版。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波士顿邮报：不灭的党
原文：The Boston Globle: Nonstop Party
译文：无休止的派对 【双关语：不灭的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长存出人意料
作者：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到达中国，作为他的亚洲多国之旅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一样，强调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他对中国的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表示敬意，赞赏中美贸易上的广泛联系，誓言华盛顿和北京要合作应对二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分歧。奥巴马称中国为“一个大国”。他宣称：我们并非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奥巴马的话和过去的台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没有预言共产党会垮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的美国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这个党的失败。至少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共产党最终会低头让位于中国的民主。无论如何，在1989年基本上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垮掉了，接下来的几年中民主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邻国如泰国和南韩。“颜色革命”甚至横扫了如格鲁吉亚和黎巴嫩这些多元国家。比中国更贫困的国家，如马拉维、孟加拉都成功地举行了多党选举。
美国的领导人还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为什么中共终究不能坚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语出比尔·克林顿。新的通讯技术，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让人们不受当局的监控而组织起来（比尔·克林顿曾经把中国想要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地比喻为“把果冻钉到墙上”）。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证明他们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当共产党变得更庞大，离早期的革命时日更遥远，也更富有的时候，高层领导们之间要保持团结也就更为困难，腐败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党最终会脱离群众。
然而北京无视历史，把果冻真的钉到了墙上。今天，没有明显和党的统治对抗的挑战者。中国的领导层，现在正准备2012年的下一次权力交接，显得团结如一。普通的中国居民，至少在城区，看来也认可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由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举办的中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中国人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比几乎其他任何有研究的国家都高。
“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时间以来都预测说当中国遭遇市场力量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组织及手段，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民主变革，”马颖（音），他是胡佛研究院的学者，在《政策评论》的专栏中说，“他们都是在空想。”
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智慧完全用错了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削弱政权，反而被党用来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掌控；互联网没有打开异议之门，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自由空气，反而是党给互联网套上了龙头，用来强化民族主义，控制了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信息。共产党以它的成功迫使西方国家质疑，民主是否的确是政治演化的不可错过的终点站——以及党的模式是否还可以应用在他处。
几十年来，如哈佛的萨缪尔·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们论述道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拉动政治自由化。他们相信，当一个有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这个群体会在经济自由增长的同时向国家要求相配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另外，中产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历史了解得更多，接着会把这些概念引进到国内。
在中国，这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精英们对僵化的工资不满，这是导致后来遭到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被引发，自由让这些对任何政治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城市精英对推动政治改革越来越失去兴趣，因为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即使经济上开放了，党还是保持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银行、重点企业——足以让城市精英们把党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上海的GDP已经升至约人均$9,000，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等。
按照裴敏新（音）的说法，他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政权给了学者们和教授们一些和政府有关的工作，为他们加了工资，这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还对私人企业家们打开了大门——又一个决策显得是党帮助了城市经济，事实上，企业家们很快就有了党员身份，因为这能让他们和官员拉上关系，而官员可以成就或整垮他们的生意。
约翰·李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是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华盛顿哈迪逊研究院的学者。“这些精英构成了想成为党员的增长最快的群体。”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独特。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精英也认识到，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政治自由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么是为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扩大了机会，要么是让受欢迎的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从俄国到马来西亚到泰国，经济发展都将城市精英向集权体制越推越近，这样他们认为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城市精英实际上帮助推翻了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权，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精英们支持了2006年的政变。
中国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和世界的融合会削弱那种由诸如苏联这样的集权政权在冷战时期催生出来的变质的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对美国有着惊人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全世界的制造平台，并狼吞虎咽地消费着西方的流行文化和食品。但是这种拥抱西方产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着同样拥抱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在2009年的BBC全球公共观点调查中，58%的中国人对美国有负面印象——这还是当美国的全球形象有所提升的时候。
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遏制的努力失败了—中国的媒体经常把西方解读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党把经济成功变成激发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年轻的城市居民为主的许多中文博客和网络论坛上，发文者对温家宝公开谴责西方国家把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而欢呼，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公开建议世界应逐渐转移，不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论调而鼓掌。
同时，北京用教科书、青年组织、六十周年游行和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以及其他可以激发中国的民族荣誉感的手段有系统地鼓励汉民族主义。新的民族主义确保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顶多成为地区骚乱，不会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因为汉民族更多地会站在国家的一边对抗少数民族。
现在清楚了，信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能让政治开放。党成功地过滤了信息，不让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他们只能对世界有一个扭曲的有限的印象。而由于过滤器，包括对某些网站进行屏蔽，确保某些报道永不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不是很明显，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和西方一样职业化的，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全貌。相反，一个明显控制着媒体的政权，如缅甸，那里的报纸读起来就象《真理报》，事实上在告诉公众他们获得的消息是错的。
科技的广泛使用没能助长伊朗或是俄国的变化，这两处的普通人看起来更乐于让媒体合并，由政府控制。在俄国，和中国一样，互联网让普通人能够读到俄国之外的报道，但政府用民族主义影响了对待外国的俄国报道的观念，而政府对当地电视台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让各频道都充斥着亲政府的消息，而对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的外国报道，或是少有的俄国独立报道报以怀疑。
中共的长存迫使这个世界重新衡量独裁政治的稳固性。西方人可能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了，也可以在几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而不会转向民主。事实上，在多年来号称属于“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之后——2009 年的自由之屋的报告提到了它所称的“自由停滞”——全球自由连续三年下挫。奥巴马政府看来也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集权统治可以是稳定的，并力图容纳缅甸、苏丹和其他集权政权。
其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正想复制中国“公式”来维持权力：仅仅是足够笼络中产阶级的改革，用民族主义来加固政权，调整（和监控）国内的信息流动。最成功的是越南，多年来他们向中国派出官员学习中共的战略，把中共的政策当作教科书亦步亦趋。其他的国家，从古巴到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派官员到中国学习党的方法，其他的独裁政权几乎是对中国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官员们甚至还没能弄清楚中国做了什么，就鼓吹要引进“中国模式”，其内涵无非是将经济自由化和完全不自由的政治捆绑起来。
不过中国模式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让城市精英收益，他们倾向于和政治牵连最多。但是不均衡的发展回过来危害了整个体制。中国已经是亚洲收入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看起来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好转。当中国的城市居民可能心满意足的时候，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正滋生不满。每年中国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50,000起这样的事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抗议者们用棍棒、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当地官员。
共产党的成功还依赖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样催生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象八十年代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对北京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不满。事实上，在2007年西藏发生抗议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待批评北京的外国，其立场比共产党的所为还要强硬。经济上来说，党则面临另一种矛盾：它的成功依赖于它对于资本、关键性工作、大型项目和其他经济的基础保持足够的控制，但是长期来看，持续的增长会要求更为开放的经济，在每一只亚洲小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控制之后都不得不如此。
现在，北京看上去还能掩盖这些缺陷。当然，党不是不清楚它们的存在 ——当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拷贝中国模式。和其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中共知道它自己的弱点，并准备与之抗争。意识到收入不均衡的威胁，党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大量地在更贫困的中部和西部投资，好让他们能赶上沿海地区。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北京近几年来试图通过调整教科书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削弱锋芒。
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不能认为共产党会永远统治下去，或忽视党的错误。毕竟上亿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获益，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个压抑的、残酷的地方。尽管党力图拉拢城市精英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讨论，要求更大的自由，其中的亮点是去年网络上出现的08宪章，呼吁中国的法治。
一个有效的中美政策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面要更多地接受北京作为崛起的力量，另一面则要表明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了，美国也不会抛弃核心价值，如宣扬人权。华盛顿还要认识到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不能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美国要重点关注中国自认为有把握，其实还很虚弱的部分——如提供中国的博主们更多绕开互联网过滤器的技术，或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都有大量可以抵达中国农村的中文播报。）
华盛顿过去曾经做到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当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政权还会持续好几十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同时和莫斯科处理着诸如武器控制的问题，又在人权上对其施压。而苏联，可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有着内部的罅隙，这些裂缝终于扩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苏联的缺点压垮了它。
Joshua Kurlantzick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学者。
译文：无休止的派对 【双关语：不灭的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长存出人意料
作者：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到达中国，作为他的亚洲多国之旅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一样，强调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他对中国的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表示敬意，赞赏中美贸易上的广泛联系，誓言华盛顿和北京要合作应对二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分歧。奥巴马称中国为“一个大国”。他宣称：我们并非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奥巴马的话和过去的台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没有预言共产党会垮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的美国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这个党的失败。至少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共产党最终会低头让位于中国的民主。无论如何，在1989年基本上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垮掉了，接下来的几年中民主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邻国如泰国和南韩。“颜色革命”甚至横扫了如格鲁吉亚和黎巴嫩这些多元国家。比中国更贫困的国家，如马拉维、孟加拉都成功地举行了多党选举。
美国的领导人还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为什么中共终究不能坚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语出比尔·克林顿。新的通讯技术，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让人们不受当局的监控而组织起来（比尔·克林顿曾经把中国想要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地比喻为“把果冻钉到墙上”）。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证明他们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当共产党变得更庞大，离早期的革命时日更遥远，也更富有的时候，高层领导们之间要保持团结也就更为困难，腐败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党最终会脱离群众。
然而北京无视历史，把果冻真的钉到了墙上。今天，没有明显和党的统治对抗的挑战者。中国的领导层，现在正准备2012年的下一次权力交接，显得团结如一。普通的中国居民，至少在城区，看来也认可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由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举办的中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中国人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比几乎其他任何有研究的国家都高。
“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时间以来都预测说当中国遭遇市场力量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组织及手段，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民主变革，”马颖（音），他是胡佛研究院的学者，在《政策评论》的专栏中说，“他们都是在空想。”
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智慧完全用错了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削弱政权，反而被党用来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掌控；互联网没有打开异议之门，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自由空气，反而是党给互联网套上了龙头，用来强化民族主义，控制了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信息。共产党以它的成功迫使西方国家质疑，民主是否的确是政治演化的不可错过的终点站——以及党的模式是否还可以应用在他处。
几十年来，如哈佛的萨缪尔·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们论述道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拉动政治自由化。他们相信，当一个有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这个群体会在经济自由增长的同时向国家要求相配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另外，中产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历史了解得更多，接着会把这些概念引进到国内。
在中国，这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精英们对僵化的工资不满，这是导致后来遭到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被引发，自由让这些对任何政治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城市精英对推动政治改革越来越失去兴趣，因为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即使经济上开放了，党还是保持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银行、重点企业——足以让城市精英们把党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上海的GDP已经升至约人均$9,000，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等。
按照裴敏新（音）的说法，他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政权给了学者们和教授们一些和政府有关的工作，为他们加了工资，这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还对私人企业家们打开了大门——又一个决策显得是党帮助了城市经济，事实上，企业家们很快就有了党员身份，因为这能让他们和官员拉上关系，而官员可以成就或整垮他们的生意。
约翰·李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是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华盛顿哈迪逊研究院的学者。“这些精英构成了想成为党员的增长最快的群体。”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独特。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精英也认识到，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政治自由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么是为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扩大了机会，要么是让受欢迎的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从俄国到马来西亚到泰国，经济发展都将城市精英向集权体制越推越近，这样他们认为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城市精英实际上帮助推翻了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权，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精英们支持了2006年的政变。
中国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和世界的融合会削弱那种由诸如苏联这样的集权政权在冷战时期催生出来的变质的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对美国有着惊人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全世界的制造平台，并狼吞虎咽地消费着西方的流行文化和食品。但是这种拥抱西方产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着同样拥抱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在2009年的BBC全球公共观点调查中，58%的中国人对美国有负面印象——这还是当美国的全球形象有所提升的时候。
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遏制的努力失败了—中国的媒体经常把西方解读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党把经济成功变成激发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年轻的城市居民为主的许多中文博客和网络论坛上，发文者对温家宝公开谴责西方国家把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而欢呼，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公开建议世界应逐渐转移，不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论调而鼓掌。
同时，北京用教科书、青年组织、六十周年游行和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以及其他可以激发中国的民族荣誉感的手段有系统地鼓励汉民族主义。新的民族主义确保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顶多成为地区骚乱，不会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因为汉民族更多地会站在国家的一边对抗少数民族。
现在清楚了，信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能让政治开放。党成功地过滤了信息，不让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他们只能对世界有一个扭曲的有限的印象。而由于过滤器，包括对某些网站进行屏蔽，确保某些报道永不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不是很明显，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和西方一样职业化的，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全貌。相反，一个明显控制着媒体的政权，如缅甸，那里的报纸读起来就象《真理报》，事实上在告诉公众他们获得的消息是错的。
科技的广泛使用没能助长伊朗或是俄国的变化，这两处的普通人看起来更乐于让媒体合并，由政府控制。在俄国，和中国一样，互联网让普通人能够读到俄国之外的报道，但政府用民族主义影响了对待外国的俄国报道的观念，而政府对当地电视台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让各频道都充斥着亲政府的消息，而对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的外国报道，或是少有的俄国独立报道报以怀疑。
中共的长存迫使这个世界重新衡量独裁政治的稳固性。西方人可能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了，也可以在几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而不会转向民主。事实上，在多年来号称属于“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之后——2009 年的自由之屋的报告提到了它所称的“自由停滞”——全球自由连续三年下挫。奥巴马政府看来也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集权统治可以是稳定的，并力图容纳缅甸、苏丹和其他集权政权。
其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正想复制中国“公式”来维持权力：仅仅是足够笼络中产阶级的改革，用民族主义来加固政权，调整（和监控）国内的信息流动。最成功的是越南，多年来他们向中国派出官员学习中共的战略，把中共的政策当作教科书亦步亦趋。其他的国家，从古巴到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派官员到中国学习党的方法，其他的独裁政权几乎是对中国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官员们甚至还没能弄清楚中国做了什么，就鼓吹要引进“中国模式”，其内涵无非是将经济自由化和完全不自由的政治捆绑起来。
不过中国模式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让城市精英收益，他们倾向于和政治牵连最多。但是不均衡的发展回过来危害了整个体制。中国已经是亚洲收入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看起来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好转。当中国的城市居民可能心满意足的时候，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正滋生不满。每年中国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50,000起这样的事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抗议者们用棍棒、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当地官员。
共产党的成功还依赖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样催生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象八十年代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对北京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不满。事实上，在2007年西藏发生抗议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待批评北京的外国，其立场比共产党的所为还要强硬。经济上来说，党则面临另一种矛盾：它的成功依赖于它对于资本、关键性工作、大型项目和其他经济的基础保持足够的控制，但是长期来看，持续的增长会要求更为开放的经济，在每一只亚洲小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控制之后都不得不如此。
现在，北京看上去还能掩盖这些缺陷。当然，党不是不清楚它们的存在 ——当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拷贝中国模式。和其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中共知道它自己的弱点，并准备与之抗争。意识到收入不均衡的威胁，党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大量地在更贫困的中部和西部投资，好让他们能赶上沿海地区。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北京近几年来试图通过调整教科书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削弱锋芒。
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不能认为共产党会永远统治下去，或忽视党的错误。毕竟上亿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获益，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个压抑的、残酷的地方。尽管党力图拉拢城市精英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讨论，要求更大的自由，其中的亮点是去年网络上出现的08宪章，呼吁中国的法治。
一个有效的中美政策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面要更多地接受北京作为崛起的力量，另一面则要表明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了，美国也不会抛弃核心价值，如宣扬人权。华盛顿还要认识到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不能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美国要重点关注中国自认为有把握，其实还很虚弱的部分——如提供中国的博主们更多绕开互联网过滤器的技术，或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都有大量可以抵达中国农村的中文播报。）
华盛顿过去曾经做到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当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政权还会持续好几十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同时和莫斯科处理着诸如武器控制的问题，又在人权上对其施压。而苏联，可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有着内部的罅隙，这些裂缝终于扩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苏联的缺点压垮了它。
Joshua Kurlantzick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学者。
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
原文：Brookings: Intra-Party Democracy in China: Should We Take It Seriously?
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
撰文：李成
发表时间：2009年秋季 第30期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摘要：最近中共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中国高层领导人将党内民主称为党的“生命线”和中国共产党（CCP）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会议上通过的指示明确了党要更严格地大力治理其本身，提出：“这件事现在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很明显，那些主张更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的人现在控制了局面和中共的议程。本文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成功或失败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这种进展不应仓促地被外部世界视为无关而抹杀。
“指望中共能推行民主改革和清除腐败，就等同于让一名医生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上开刀手术。”这些尖锐的观察，流行于对中共政权的国内和国外的批评中，突出了以一党政治体制的能力来解决如腐败这样的内部问题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领导层所谓的“党内民主”有着根深蒂固的悲观。除少数例外，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党内民主的概念最多不过是权宜之计、政治修辞而已，因此不愿承认它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中国领导人没有显示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这些批评正确的指出了中共领导人在努力加强而不是削弱一党统治，但认定党内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则忽略了在共产党内部的态势和潜在的影响深远的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该体制已经经历了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毛，然后是邓）统治的独裁党转变为由集体领导的多元体系，其中不同的派别的竞争主导着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摇摆。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有媒体都经常使用这个词“党内民主”来描述共产党内部的体制化检查和平衡。最近，在2009年9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党号召发展党内民主和在领导中加强反腐败力度。据本次会议的指示精神，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加剧了许多内部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团结性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因此，对党的慎重管理“从未如此艰巨而紧迫。”指示特别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将之描述为党的“生命线”。中共领导人对“党内民主” 的官方立场从未更加重视。这个概念新近的突出地位就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共产党领导人要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中国领导人中相互竞争的各派和公众知识分子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党内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派系竞争的新态势能不能改变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最终引发一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最广义来说，外部世界是否应该重视中国的党内民主？为了了解党内民主当前的动力和潜在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辩论，思考在其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党内民主的批评观点
中国在后邓时代转向集体领导——伴随着中国精英政治体制的相关变化——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民主化。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方面都有着糟糕的记录。有体制保证的政治参与手段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胡锦涛政府，以高度警惕的新闻检查和拒绝司法独立而闻名。但是，对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最近的变化的批评，有时有些大而化之。谴责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上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就出现一个强大和可信的替代性的权力轨道不大现实。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由370万个基层党支部和7600万成员组成，还在持续增长。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人们很难预期会突然发展出多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党内民主的形式，由内部形成派系竞争，并与中国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关联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促进该国的民主的方式。一些西方分析家则难以在概念上或思想上接受这个中国民主实验的合法性，因为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同样的定式，让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用了许多年才承认中共一直是该国的改革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的动力。Susan Shirk，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前副国务卿助理，曾经对这一领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悲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可以成为不动脑子的借口。”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性质上，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以思想开放的探索精神对待这场正在上演的政治大戏才可能符合研究中国的本意，并有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
事实上，民主的道路在国和国之间各个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澳大利亚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美国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一党统治的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着动态的派系调整和制衡。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中充满了陷阱和悲剧。所以中国的精英和公众现在都倾向于追求以随着时间而渐进，并在规模上可控的政治改革方式，这可以理解。中国学者也正确的指出，西方的民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和可持续，才实现了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一人一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政治科学院研究所教授陈宏泰（音）的说法，美国花了大约180年才实现了不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或年龄歧视的普选。英国的民主甚至用了更长的时间，大约 240年，来消除类似的歧视。在做这些比较时，学者们并不一定是在论证中国的民主将花同样长时间来实现，而只是表明，在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如果中国领导人或人民相信民主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解体，他们目前还没有动力来拥抱它，这也同样可以理解。的确，对于大部分能够记得1989年TAM运动的人来说，它被镇压后的第20个周年纪念日更多的是对地方性的政治混乱和长期的全国性后退的提醒，而不是对未来民主运动的激励。从这一悲剧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样的群众化运动，抽象地要求民主，却没有基本的体制支持，几乎注定会失败。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还把民主看成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他们的利益的东西，就不会在中国形成对这一政治未来的强烈共识。因此，对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最大的智力挑战是如何将民主在中国从理念上和程序上安全地实现。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最佳的中国政治变革途径。
党内民主：中国的定义和辩论
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民主是什么，哪一种体制变革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有着大相径庭的多种意见。一方面，吴邦国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中的第二高官，在2009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西方模式的民主强调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两院制，对中国并不适合。 “他毫不讳言地宣布，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中共决不会放弃一党统治。因此，吴邦国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中国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并不热情。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CC）的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要建设“对抗西方思潮影响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固防线。”他还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在现有政治制度下享有民主了。吴和贾提及民主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Andrew Nathan所说的“用民主来贴标签，行为却丝毫不民主。”
近年来，一些中国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批评了他们所谓的“盲目采取西方模式的民主。”2009年5月，李林（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写道，国外敌对势力和中国国内的敌对分子一起打算利用西方民主社会的神话来“遏制、西化、和分裂中国。”潘为（音），一位在伯克利攻读过的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主张有法可依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民主选举，他更倾向于新加坡式的法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中国同事有所谓的“民主崇拜和选举迷恋”。他认为，一个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未实行法治，如果走向民主选举将会是个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采用选举，则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采取选举，则国家将会分裂。”方宁（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副主任，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虚假意识和虚伪的，但他的确认为西方民主的本质——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保护私人利益 ——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与保守派领袖和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家宝总理一直是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持续的倡导者。他对民主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的大体相同。2006年，在北京， “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温家宝对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说，“我们通常指的是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检查和制衡的监督。”温总理没有说中国应该尝试多党竞争，也没有说他认为国家应走向美国式的基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体系。而是说，他认为，制度化的检查的制衡、宪政、新闻自由、通过选举表达的政治选择不为西方民主专有，而是所有民主的本质的和普遍的组成部分。
温总理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自由派的新思维。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国领导层的少数意见，但是，像过去30年来中国的许多其他想法一样，，初期的少数意见可能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好几个处于上升期的下一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五代，也对党内民主充满热情。李源潮，握有权力的中共组织部部长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和汪洋，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是最好的例子。当李源潮从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和江苏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按部就班地实施高层地方领导人的党内选举。这一实验远远早于其他城市和省份。在2005 年党的选举中，李批评那些“迷恋稳定”（当太平官），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领导人心态。他认为，这种看似谨慎的心态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在在短期内设法避免变化，官员可能会失去机会预防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按照李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不乏智慧或意见，但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量”，以寻求更大胆的民主改革。同样，自从他在2007年底成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胆地宣布，广东要领导“新一轮思想解放”，以达到“在中国的整体发展的新阶段”，还强调了政治改革和对地方领导的选举。
中国的开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方面已经积极地参与政治和学术话语，目标往往是完善中国民主的概念框架。俞可平（音），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是支持中国以递进方式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他目前的著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不仅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的民主问题，同时也凸显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当于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他指的是它有利于一切人类社会，而不仅是对美国人或对中国。在他的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于指出，“全球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且还帮助他们认同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和尊严等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原则，也是最终目标。”
在论述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佳路径的时候，俞可平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首先是民主的“代价”，有时高到不能接受。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追求中减少“政治和行政费用”应该是关注的焦点。第二，俞认为，“渐进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策略因为渐进的变化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容。他还解释说，民主需要充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而中共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改善，不仅会在数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最终的质的“突破” 。第三，在当前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有上升的趋势的时候，俞认为，中共当局应当与社会力量谈判，不断调整国家政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保持“动态稳定”。于认为，最好的防止社会动乱或革命的方法是在中共领导的角色上促进良好的治理，而不是依赖于严格的控制。
应当注意到，对象俞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愿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最近面对中国媒体的采访时，俞认为，如果说中国只需要党内民主，而不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假设。而这二者都包括基层和普遍的民主选举。对俞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或从内到外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但理想的状态是它们会在中间相会。从战略意义上说，象俞这样中国的开放的思想家把党内民主放在高度重视的地位，其目的是希望这将为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国民主扫清道路。俞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的意愿将会，也应该产生“某种形式的”质的突破。
其他一些对中国领导人有着重要影响的顾问们就党内民主和更广泛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和俞持有相同的意见。王长江（音）教授，中央党校（CPS）的党建系的主任，最近指出，促进党内民主不必以牺牲社会民主为代价。他以最近的主要危机为例，如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紧张局势，贵州和吉林的社会不安定来强调在中国发展民主的迫切性。用王的话来说， “社会民主不能等待。”相对于方宁和其他愿意压抑个体服从群体和国家利益的保守派学者来说，王认为，新的“维权”意识和更大的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参与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动力，而中共领导人一定要跟上这些变化。王的同事，李良栋（音），CPS的政治和法律系教授和主任，也在官方杂志《瞭望》中写道“就像中国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一样，中国也应当借鉴西方民主的丰富成果。”
俞可平、王长江和李良栋都在中国著名的智囊团中工作，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已知的密切的联系。看来，他们代表了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更加开放的思想流派。虽然他们是该国呼吁党内民主的最雄辩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这应该是到达普遍民主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随着官方的大力支持，这些知名学者最近在媒体的采访和写作中，以他们的影响地位来主张四中全会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改革。
党内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粉饰还是现实？
虽然没有在第17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突破性决策，提升中国公众对党内民主的前景的信心，会议确实产生了改善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计划。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五个方面明确提出指示：1）在选择中共官员方面要有更具竞争力的党内选举； 2）一个更有共识基础的被称为“票决制”的决策过程； 3）规范任期、调任、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区域分配方面更为严格的规则；4）一个用来约束官员的腐败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的多层监督体系； 5）党内事务的透明度成为新的重点。在以上这些领域，有人可能假设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辞，并仍会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操纵。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理由认为，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比以往更明确地表明，它们在今后几年在决定中共精英领导的政治行为、权力变换、以及决策过程转变中可能会极为重要。
1）有多名候选人的党内选举
由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中国的智囊团顾问承认，党内民主的核心组成在于党内选举的扩大。新的指示明确了，党要“健全党内选举方式，规范选举程序和表决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进候选人，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事实上，自从1982年第 13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种多候选人的选举方法（差额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例如，如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有一个30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提名310位候选人。10名获得最少票数的候选人将被淘汰。
中共领导人经常暗示将有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会有更多的候选人。2002年的党代会上候选人比正式成员席位多了5.1%，而候补成员的候选人多了5.7%。在2007年党代会上，代表们从221名候选人中（多了8.3%）投票选出了201位正式委员。至于候补委员，代表们从183名候选人中（多了9.6%）投票选出了167名候补委员。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些选举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权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在中国被称为“太子党”官员。例如，在1997年党代会上，几名太子党，包括陈元(陈云之子）、王军（王震之子）和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败的候选人中，虽然（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过副总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太子党背景的领导人一般对党内民主比非太子党的同僚要少有热情。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类似的方法将适用于在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局，党的权力层次结构中的第二高的组织的选拔中。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差额选举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岗位的选举。在2002-2007年，江苏省，特别是其省会，南京，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领导下是一个差额选举的试验区。好几个县或在南京城区的负责人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当选的。2009年9月，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前夕，363名街道社区的党委员进行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官方媒体称这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李源潮，现在的中共组织部部长，显然是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在目前的汪洋的领导下，广东省也尝试了有差额的直接选举。2008年5月，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网站行公布了“近期深圳政府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草案明确了深圳的区级或市级人大代表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法来选出区级或局级干部。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候选人被要求提交施政纲领，参加公开辩论。四名市局级干部，每个都是在2-3名候选人中以这种方法被选举出来。据广东省的党组织所称，下一步就是要以此来选举有着1000玩人口的深圳市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多候选人的党内的和普遍的选举是逐步迈向让中国的党国体制更加开放、有竞争力和代表性，没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或削弱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步骤。
2）投票决定
作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通过投票选择更具竞争力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党的重大决策也应在各个层面上由党委投票表决。新的指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规定所有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大型建设项目、重大财务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应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以“投票方式决定”，而不是随党委书记的兴致做出。这项措施旨在防止党委书记 ——在中文中，是“一把手”或“党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作为这些规定的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应有三分之二出席会议，任命一位候选人则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确认。新指示还规定，要强化中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中共领导人应该不断从研究机构，智囊团，其他政党，社会和公众听证会中寻求咨询。重大决策应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而不是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或操之过急。例如，在2009年3月，对浙江省党委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名市级和局级领导。这种中文媒体描述为“一人一票”的做法，为常委会成员赋予了和党书记相同的权力。四中全会的新指示呼吁党的各级领导要逐步实施这种 “投票决定”的新机制。
3）体制化条例和非正式惯例
新指示还重申了在干部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条例，以减少各种形式的偏袒和难以根除的终身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体制化发展已在实施中，它们包括：
·任期限制。除了及少数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经在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成立了。此外，一位领导连任同一职位不能超过两届。
·退休的年龄限制。根据中共的条例和规范，高于一定级别的领导不能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例如，所有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要在2007年退休。这代表了从过去，即使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老人政治”的巨大改变。
· 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地区代表性。自1997年以来，中央委员会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惯例，每个省级政府有两个正式的成员席位（通常是省委书记和省长）进入中央委员会。虽然省级领导后来会被调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转任，这种分配原则中央委员会选举时背严格执行。 ·选举当地最高领导时的“回避法”省级或市级的党委书记，当地纪律委员会秘书，警察局长往往是从中央政府或其他省调来的非本地官员。
这些制度化的规则和惯例，不仅在选择领导人时提高了连贯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让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权威位置上的流动非常快。由于在关键的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具有流动性，任何个人、派别、机构或地区都不能主宰权力结构。这些事态发展加强了检查和平衡中国领导人的规范，对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4）全面的监督体系
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明白广泛的官员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指示强调了腐败缠身的重点领域，如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房地产、土地管理、资源、国有资产管理、金融、股票和证券和司法领域。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督体系来减少中共官员的腐败和滥用权力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指示，这个全面的监管体系将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监察员机制。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高层会经常派出检查组视察党的下级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
·财产申报机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必须申报收入、财产、投资、其配偶和子女的商业活动，包括那些工作和生活在海外的人员。
·公众的反腐败举报机制。将设立热线电话和互联网举报网站，让公众举报官员的错失。
·制度化分权机制。中共对追求西式政府的三权分立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提出党的机构要分成三个部分，即决策，政策执行和监督。
应当指出，所有这些机制都是由党组织，而不是由法律制度来监督。例如，财产申报即不出示给公众，不是向执法机关，仅限于特定级别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5）党的事务的透明度
指示要求，按照定义，党内民主的目标是加强中共的普通成员的权利，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参与决策，参与投票的和监督党。党务公开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这种增强的透明度的承诺包括在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做年度工作报告；由党的基层组织来评价高级官员；和在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举行民主恳谈会。也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改变是将为党代会建立任期制。各级党代会每五年开一次。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一旦完成了党委会成员的选择就不再发挥作用，。中共正在几个城市和县进行实验，看看是否应给党代会的代表们五年的任期（常任制），使他们能在任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尽管中共领导层采取了这么多广泛的措施让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在道路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碍。在党国最强大的机构中的席位，仍由极少数最高领导人通过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竞争决定。在缺乏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监督的信誉和有效性都严重受损。即使只是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中国公众，只有党员和精英才有权实践“民主”也非常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民主不符合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说法。尽管如此，中国分析家们认为党内民主是不重要的结论却是错的。毕竟，改变了中共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广泛承认的必要。出于这一原因，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民主是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
党内分派：不是选择，而是现实
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以跟上新的严峻挑战，以“满足世界的新形势新要求（世情），该国的新情况（国情），和党的新现实（党情）。“该文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新事态，但它们很容易想象。在国际舞台上，一党统治现在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只有极少数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属于这个小俱乐部。意识到它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力量的角色，中国不希望和这些落后和孤立的共产国家混为一谈。趋势很明显——甚至是越南共产党最近也选择以竞争性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最高领导人。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也举行了多党制总统选举，即使最近证明是个骗局。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印尼举行的常规民主选举，破坏了所谓在中国由于其规模和人口而使直接选举变得不可行的论调。民主政治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成功也会在今后几年影响大陆，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升温的当下。中国在21世纪的的崛起将取决于它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弹性和开放性。军事和经济实力，无疑是重要的，但无法被自己的公民认可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国家不能宣称是一个世界强国。
在国内，尽管有过去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置身于越来越大的城市与农村、沿海和内陆地区，以及新经济和传统经济领域之间的差距。仅在一代之间，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就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失业者和老年人常常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改革的“输家”。同时，在所谓的“赢家”那一头，如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还面临许多其他的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前景，缺乏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和种族冲突。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处理这些复杂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结果是政治上的紧张程度在上升。一个在四中全会前夕发布的由中共组织部在2008年进行的8万人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对选择中共官员方式感到不满。调查还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对中共领导的表现不满。对于中共精英来说，警示是：他们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其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对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和第五代新星如李源潮和汪洋，尤其有吸引力。他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选择。
集体领导必然存在更多的内在竞争，和派别联盟。在没有强人政治的情况下，派系的妥协和谈判，做交易，和选举都变得更加普遍。前面所讨论的中共的体制变革没有降低派系的紧张关系；相反，他们使派系斗争更加剧烈了。有一种中共内部的党内划分是两种非正式的联盟之间的竞争：团派和精英（太子党）。前者目前由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李克强和李源潮，而后者则是由吴邦国，贾庆林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王崎山。如果这些相互竞争的派别，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选区相结合，继续在中共领导层内部达到互相制衡，则更加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可能不是那么遥远。
中共内部这些新的态势对于外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如果中国观察家继续将中共看做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将犯下严重的错误，让陈旧的偏见扭曲对中国的预测，或假设中国的派系政治仍然将是零和游戏。相反，分析家和决策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精英政治中的许多细微动态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式体现了对这些动态的迅速变化的国内环境，特别是对党国内部的政治竞争的变化性质的敏锐探知的话，它们将更加有效。
[注：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李成主要关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变化，中国的代际变迁和科技发展。]
[译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注释。]
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
撰文：李成
发表时间：2009年秋季 第30期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摘要：最近中共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中国高层领导人将党内民主称为党的“生命线”和中国共产党（CCP）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会议上通过的指示明确了党要更严格地大力治理其本身，提出：“这件事现在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很明显，那些主张更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的人现在控制了局面和中共的议程。本文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成功或失败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这种进展不应仓促地被外部世界视为无关而抹杀。
“指望中共能推行民主改革和清除腐败，就等同于让一名医生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上开刀手术。”这些尖锐的观察，流行于对中共政权的国内和国外的批评中，突出了以一党政治体制的能力来解决如腐败这样的内部问题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领导层所谓的“党内民主”有着根深蒂固的悲观。除少数例外，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党内民主的概念最多不过是权宜之计、政治修辞而已，因此不愿承认它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中国领导人没有显示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这些批评正确的指出了中共领导人在努力加强而不是削弱一党统治，但认定党内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则忽略了在共产党内部的态势和潜在的影响深远的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该体制已经经历了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毛，然后是邓）统治的独裁党转变为由集体领导的多元体系，其中不同的派别的竞争主导着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摇摆。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有媒体都经常使用这个词“党内民主”来描述共产党内部的体制化检查和平衡。最近，在2009年9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党号召发展党内民主和在领导中加强反腐败力度。据本次会议的指示精神，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加剧了许多内部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团结性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因此，对党的慎重管理“从未如此艰巨而紧迫。”指示特别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将之描述为党的“生命线”。中共领导人对“党内民主” 的官方立场从未更加重视。这个概念新近的突出地位就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共产党领导人要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中国领导人中相互竞争的各派和公众知识分子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党内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派系竞争的新态势能不能改变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最终引发一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最广义来说，外部世界是否应该重视中国的党内民主？为了了解党内民主当前的动力和潜在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辩论，思考在其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党内民主的批评观点
中国在后邓时代转向集体领导——伴随着中国精英政治体制的相关变化——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民主化。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方面都有着糟糕的记录。有体制保证的政治参与手段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胡锦涛政府，以高度警惕的新闻检查和拒绝司法独立而闻名。但是，对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最近的变化的批评，有时有些大而化之。谴责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上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就出现一个强大和可信的替代性的权力轨道不大现实。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由370万个基层党支部和7600万成员组成，还在持续增长。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人们很难预期会突然发展出多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党内民主的形式，由内部形成派系竞争，并与中国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关联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促进该国的民主的方式。一些西方分析家则难以在概念上或思想上接受这个中国民主实验的合法性，因为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同样的定式，让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用了许多年才承认中共一直是该国的改革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的动力。Susan Shirk，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前副国务卿助理，曾经对这一领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悲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可以成为不动脑子的借口。”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性质上，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以思想开放的探索精神对待这场正在上演的政治大戏才可能符合研究中国的本意，并有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
事实上，民主的道路在国和国之间各个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澳大利亚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美国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一党统治的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着动态的派系调整和制衡。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中充满了陷阱和悲剧。所以中国的精英和公众现在都倾向于追求以随着时间而渐进，并在规模上可控的政治改革方式，这可以理解。中国学者也正确的指出，西方的民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和可持续，才实现了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一人一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政治科学院研究所教授陈宏泰（音）的说法，美国花了大约180年才实现了不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或年龄歧视的普选。英国的民主甚至用了更长的时间，大约 240年，来消除类似的歧视。在做这些比较时，学者们并不一定是在论证中国的民主将花同样长时间来实现，而只是表明，在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如果中国领导人或人民相信民主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解体，他们目前还没有动力来拥抱它，这也同样可以理解。的确，对于大部分能够记得1989年TAM运动的人来说，它被镇压后的第20个周年纪念日更多的是对地方性的政治混乱和长期的全国性后退的提醒，而不是对未来民主运动的激励。从这一悲剧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样的群众化运动，抽象地要求民主，却没有基本的体制支持，几乎注定会失败。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还把民主看成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他们的利益的东西，就不会在中国形成对这一政治未来的强烈共识。因此，对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最大的智力挑战是如何将民主在中国从理念上和程序上安全地实现。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最佳的中国政治变革途径。
党内民主：中国的定义和辩论
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民主是什么，哪一种体制变革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有着大相径庭的多种意见。一方面，吴邦国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中的第二高官，在2009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西方模式的民主强调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两院制，对中国并不适合。 “他毫不讳言地宣布，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中共决不会放弃一党统治。因此，吴邦国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中国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并不热情。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CC）的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要建设“对抗西方思潮影响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固防线。”他还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在现有政治制度下享有民主了。吴和贾提及民主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Andrew Nathan所说的“用民主来贴标签，行为却丝毫不民主。”
近年来，一些中国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批评了他们所谓的“盲目采取西方模式的民主。”2009年5月，李林（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写道，国外敌对势力和中国国内的敌对分子一起打算利用西方民主社会的神话来“遏制、西化、和分裂中国。”潘为（音），一位在伯克利攻读过的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主张有法可依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民主选举，他更倾向于新加坡式的法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中国同事有所谓的“民主崇拜和选举迷恋”。他认为，一个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未实行法治，如果走向民主选举将会是个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采用选举，则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采取选举，则国家将会分裂。”方宁（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副主任，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虚假意识和虚伪的，但他的确认为西方民主的本质——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保护私人利益 ——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与保守派领袖和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家宝总理一直是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持续的倡导者。他对民主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的大体相同。2006年，在北京， “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温家宝对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说，“我们通常指的是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检查和制衡的监督。”温总理没有说中国应该尝试多党竞争，也没有说他认为国家应走向美国式的基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体系。而是说，他认为，制度化的检查的制衡、宪政、新闻自由、通过选举表达的政治选择不为西方民主专有，而是所有民主的本质的和普遍的组成部分。
温总理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自由派的新思维。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国领导层的少数意见，但是，像过去30年来中国的许多其他想法一样，，初期的少数意见可能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好几个处于上升期的下一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五代，也对党内民主充满热情。李源潮，握有权力的中共组织部部长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和汪洋，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是最好的例子。当李源潮从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和江苏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按部就班地实施高层地方领导人的党内选举。这一实验远远早于其他城市和省份。在2005 年党的选举中，李批评那些“迷恋稳定”（当太平官），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领导人心态。他认为，这种看似谨慎的心态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在在短期内设法避免变化，官员可能会失去机会预防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按照李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不乏智慧或意见，但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量”，以寻求更大胆的民主改革。同样，自从他在2007年底成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胆地宣布，广东要领导“新一轮思想解放”，以达到“在中国的整体发展的新阶段”，还强调了政治改革和对地方领导的选举。
中国的开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方面已经积极地参与政治和学术话语，目标往往是完善中国民主的概念框架。俞可平（音），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是支持中国以递进方式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他目前的著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不仅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的民主问题，同时也凸显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当于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他指的是它有利于一切人类社会，而不仅是对美国人或对中国。在他的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于指出，“全球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且还帮助他们认同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和尊严等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原则，也是最终目标。”
在论述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佳路径的时候，俞可平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首先是民主的“代价”，有时高到不能接受。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追求中减少“政治和行政费用”应该是关注的焦点。第二，俞认为，“渐进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策略因为渐进的变化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容。他还解释说，民主需要充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而中共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改善，不仅会在数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最终的质的“突破” 。第三，在当前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有上升的趋势的时候，俞认为，中共当局应当与社会力量谈判，不断调整国家政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保持“动态稳定”。于认为，最好的防止社会动乱或革命的方法是在中共领导的角色上促进良好的治理，而不是依赖于严格的控制。
应当注意到，对象俞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愿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最近面对中国媒体的采访时，俞认为，如果说中国只需要党内民主，而不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假设。而这二者都包括基层和普遍的民主选举。对俞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或从内到外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但理想的状态是它们会在中间相会。从战略意义上说，象俞这样中国的开放的思想家把党内民主放在高度重视的地位，其目的是希望这将为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国民主扫清道路。俞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的意愿将会，也应该产生“某种形式的”质的突破。
其他一些对中国领导人有着重要影响的顾问们就党内民主和更广泛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和俞持有相同的意见。王长江（音）教授，中央党校（CPS）的党建系的主任，最近指出，促进党内民主不必以牺牲社会民主为代价。他以最近的主要危机为例，如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紧张局势，贵州和吉林的社会不安定来强调在中国发展民主的迫切性。用王的话来说， “社会民主不能等待。”相对于方宁和其他愿意压抑个体服从群体和国家利益的保守派学者来说，王认为，新的“维权”意识和更大的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参与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动力，而中共领导人一定要跟上这些变化。王的同事，李良栋（音），CPS的政治和法律系教授和主任，也在官方杂志《瞭望》中写道“就像中国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一样，中国也应当借鉴西方民主的丰富成果。”
俞可平、王长江和李良栋都在中国著名的智囊团中工作，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已知的密切的联系。看来，他们代表了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更加开放的思想流派。虽然他们是该国呼吁党内民主的最雄辩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这应该是到达普遍民主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随着官方的大力支持，这些知名学者最近在媒体的采访和写作中，以他们的影响地位来主张四中全会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改革。
党内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粉饰还是现实？
虽然没有在第17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突破性决策，提升中国公众对党内民主的前景的信心，会议确实产生了改善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计划。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五个方面明确提出指示：1）在选择中共官员方面要有更具竞争力的党内选举； 2）一个更有共识基础的被称为“票决制”的决策过程； 3）规范任期、调任、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区域分配方面更为严格的规则；4）一个用来约束官员的腐败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的多层监督体系； 5）党内事务的透明度成为新的重点。在以上这些领域，有人可能假设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辞，并仍会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操纵。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理由认为，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比以往更明确地表明，它们在今后几年在决定中共精英领导的政治行为、权力变换、以及决策过程转变中可能会极为重要。
1）有多名候选人的党内选举
由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中国的智囊团顾问承认，党内民主的核心组成在于党内选举的扩大。新的指示明确了，党要“健全党内选举方式，规范选举程序和表决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进候选人，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事实上，自从1982年第 13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种多候选人的选举方法（差额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例如，如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有一个30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提名310位候选人。10名获得最少票数的候选人将被淘汰。
中共领导人经常暗示将有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会有更多的候选人。2002年的党代会上候选人比正式成员席位多了5.1%，而候补成员的候选人多了5.7%。在2007年党代会上，代表们从221名候选人中（多了8.3%）投票选出了201位正式委员。至于候补委员，代表们从183名候选人中（多了9.6%）投票选出了167名候补委员。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些选举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权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在中国被称为“太子党”官员。例如，在1997年党代会上，几名太子党，包括陈元(陈云之子）、王军（王震之子）和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败的候选人中，虽然（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过副总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太子党背景的领导人一般对党内民主比非太子党的同僚要少有热情。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类似的方法将适用于在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局，党的权力层次结构中的第二高的组织的选拔中。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差额选举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岗位的选举。在2002-2007年，江苏省，特别是其省会，南京，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领导下是一个差额选举的试验区。好几个县或在南京城区的负责人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当选的。2009年9月，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前夕，363名街道社区的党委员进行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官方媒体称这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李源潮，现在的中共组织部部长，显然是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在目前的汪洋的领导下，广东省也尝试了有差额的直接选举。2008年5月，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网站行公布了“近期深圳政府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草案明确了深圳的区级或市级人大代表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法来选出区级或局级干部。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候选人被要求提交施政纲领，参加公开辩论。四名市局级干部，每个都是在2-3名候选人中以这种方法被选举出来。据广东省的党组织所称，下一步就是要以此来选举有着1000玩人口的深圳市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多候选人的党内的和普遍的选举是逐步迈向让中国的党国体制更加开放、有竞争力和代表性，没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或削弱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步骤。
2）投票决定
作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通过投票选择更具竞争力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党的重大决策也应在各个层面上由党委投票表决。新的指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规定所有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大型建设项目、重大财务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应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以“投票方式决定”，而不是随党委书记的兴致做出。这项措施旨在防止党委书记 ——在中文中，是“一把手”或“党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作为这些规定的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应有三分之二出席会议，任命一位候选人则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确认。新指示还规定，要强化中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中共领导人应该不断从研究机构，智囊团，其他政党，社会和公众听证会中寻求咨询。重大决策应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而不是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或操之过急。例如，在2009年3月，对浙江省党委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名市级和局级领导。这种中文媒体描述为“一人一票”的做法，为常委会成员赋予了和党书记相同的权力。四中全会的新指示呼吁党的各级领导要逐步实施这种 “投票决定”的新机制。
3）体制化条例和非正式惯例
新指示还重申了在干部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条例，以减少各种形式的偏袒和难以根除的终身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体制化发展已在实施中，它们包括：
·任期限制。除了及少数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经在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成立了。此外，一位领导连任同一职位不能超过两届。
·退休的年龄限制。根据中共的条例和规范，高于一定级别的领导不能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例如，所有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要在2007年退休。这代表了从过去，即使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老人政治”的巨大改变。
· 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地区代表性。自1997年以来，中央委员会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惯例，每个省级政府有两个正式的成员席位（通常是省委书记和省长）进入中央委员会。虽然省级领导后来会被调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转任，这种分配原则中央委员会选举时背严格执行。 ·选举当地最高领导时的“回避法”省级或市级的党委书记，当地纪律委员会秘书，警察局长往往是从中央政府或其他省调来的非本地官员。
这些制度化的规则和惯例，不仅在选择领导人时提高了连贯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让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权威位置上的流动非常快。由于在关键的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具有流动性，任何个人、派别、机构或地区都不能主宰权力结构。这些事态发展加强了检查和平衡中国领导人的规范，对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4）全面的监督体系
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明白广泛的官员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指示强调了腐败缠身的重点领域，如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房地产、土地管理、资源、国有资产管理、金融、股票和证券和司法领域。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督体系来减少中共官员的腐败和滥用权力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指示，这个全面的监管体系将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监察员机制。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高层会经常派出检查组视察党的下级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
·财产申报机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必须申报收入、财产、投资、其配偶和子女的商业活动，包括那些工作和生活在海外的人员。
·公众的反腐败举报机制。将设立热线电话和互联网举报网站，让公众举报官员的错失。
·制度化分权机制。中共对追求西式政府的三权分立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提出党的机构要分成三个部分，即决策，政策执行和监督。
应当指出，所有这些机制都是由党组织，而不是由法律制度来监督。例如，财产申报即不出示给公众，不是向执法机关，仅限于特定级别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5）党的事务的透明度
指示要求，按照定义，党内民主的目标是加强中共的普通成员的权利，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参与决策，参与投票的和监督党。党务公开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这种增强的透明度的承诺包括在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做年度工作报告；由党的基层组织来评价高级官员；和在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举行民主恳谈会。也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改变是将为党代会建立任期制。各级党代会每五年开一次。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一旦完成了党委会成员的选择就不再发挥作用，。中共正在几个城市和县进行实验，看看是否应给党代会的代表们五年的任期（常任制），使他们能在任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尽管中共领导层采取了这么多广泛的措施让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在道路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碍。在党国最强大的机构中的席位，仍由极少数最高领导人通过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竞争决定。在缺乏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监督的信誉和有效性都严重受损。即使只是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中国公众，只有党员和精英才有权实践“民主”也非常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民主不符合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说法。尽管如此，中国分析家们认为党内民主是不重要的结论却是错的。毕竟，改变了中共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广泛承认的必要。出于这一原因，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民主是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
党内分派：不是选择，而是现实
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以跟上新的严峻挑战，以“满足世界的新形势新要求（世情），该国的新情况（国情），和党的新现实（党情）。“该文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新事态，但它们很容易想象。在国际舞台上，一党统治现在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只有极少数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属于这个小俱乐部。意识到它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力量的角色，中国不希望和这些落后和孤立的共产国家混为一谈。趋势很明显——甚至是越南共产党最近也选择以竞争性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最高领导人。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也举行了多党制总统选举，即使最近证明是个骗局。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印尼举行的常规民主选举，破坏了所谓在中国由于其规模和人口而使直接选举变得不可行的论调。民主政治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成功也会在今后几年影响大陆，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升温的当下。中国在21世纪的的崛起将取决于它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弹性和开放性。军事和经济实力，无疑是重要的，但无法被自己的公民认可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国家不能宣称是一个世界强国。
在国内，尽管有过去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置身于越来越大的城市与农村、沿海和内陆地区，以及新经济和传统经济领域之间的差距。仅在一代之间，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就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失业者和老年人常常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改革的“输家”。同时，在所谓的“赢家”那一头，如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还面临许多其他的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前景，缺乏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和种族冲突。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处理这些复杂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结果是政治上的紧张程度在上升。一个在四中全会前夕发布的由中共组织部在2008年进行的8万人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对选择中共官员方式感到不满。调查还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对中共领导的表现不满。对于中共精英来说，警示是：他们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其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对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和第五代新星如李源潮和汪洋，尤其有吸引力。他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选择。
集体领导必然存在更多的内在竞争，和派别联盟。在没有强人政治的情况下，派系的妥协和谈判，做交易，和选举都变得更加普遍。前面所讨论的中共的体制变革没有降低派系的紧张关系；相反，他们使派系斗争更加剧烈了。有一种中共内部的党内划分是两种非正式的联盟之间的竞争：团派和精英（太子党）。前者目前由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李克强和李源潮，而后者则是由吴邦国，贾庆林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王崎山。如果这些相互竞争的派别，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选区相结合，继续在中共领导层内部达到互相制衡，则更加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可能不是那么遥远。
中共内部这些新的态势对于外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如果中国观察家继续将中共看做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将犯下严重的错误，让陈旧的偏见扭曲对中国的预测，或假设中国的派系政治仍然将是零和游戏。相反，分析家和决策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精英政治中的许多细微动态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式体现了对这些动态的迅速变化的国内环境，特别是对党国内部的政治竞争的变化性质的敏锐探知的话，它们将更加有效。
[注：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李成主要关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变化，中国的代际变迁和科技发展。]
[译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注释。]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谷歌不是唯一对中国不满的外企
原文：Google Is Not Alone in Discontent, but Its Threat to Leave Stands Out
译文：谷歌不是唯一的不满者，不过它威胁说要离开很抢眼
撰文：KEITH BRADSHER 和 DAVID BARBOZA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3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Twitter ID: @xiaomi2020）
图：Jason Lee/路透社 via Twitter
一名妇女在查看谷歌用户星期三留着这家搜索引擎公司在北京总部外面的花束和留言。
香港——尽管以威胁退出该国来抗议是非常不寻常的，谷歌远远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的西方公司。
西方公司认为，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长的单子，列举着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从“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到无所不在的假冒仿制。
这些障碍通常可分为两大类。有些和中国希望保持对内部异议的控制有关。另一类则包括了中国想在尽可能多的行业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种努力。
谷歌，在周二投诉其电脑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呼吁停止对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核，它不是第一家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公司，共产党恐惧社会发生不稳定，有着强烈的愿望随时查看持不同政见者，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一直限制外国电影、书籍、歌曲和其他媒体产品的销售，即使是在8月，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这些政策违背了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时，还在继续这么做。最近，中国在努力加强国内的加密产业——这样，政府就可以轻松访问所有的解密代码——还拒绝发放外资加密公司向用户出售他们的产品所需的政府资质。
欧洲商会的会长Jörg Wuttke说，还没有欧盟的公司已经退出了中国。但是，如果在近期有公司退出，那么加密争端将是最有可能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一家北京的咨询公司BDA主要为大型电讯和技术公司提供建议，其董事长Duncan Clark说谷歌的难题是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有更大麻烦的某种征兆。
“已做出的决策和不确定性重重叠叠，是对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一种不满，”Clark先生说。“早已有这种经验，任何人都付不起不在中国的代价，但现在这在被质疑——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是某种傲慢。”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做生意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国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抱怨被合资伙伴欺骗，他们设立自己的平行业务或是携款潜逃。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政策对本土公司更为优惠，但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机会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比中国要更严格地按照WTO的规则操作。
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在政府政策是否对外国公司有歧视上有争论。胡勇（音），一位北京大学的传媒学副教授说，政府对迅速扩张的互联网疑心重重，对中国的民企和外企都不信任。
“我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不仅外企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民企也一样。”他说。“总的趋势是，政府希望国有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据主要位置。”
中国和西方在商业政策上的其他纷争还在于政府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国际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企业能够在大的国内市场中成长，并准备出口到更少有保护色彩的国外市场。
最新的摩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是针对政府的采购政策的。当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通过谈判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单独协议，在政府采购中允许自由贸易。但是，它从来没有真地执行，而是任由中国政府自由地使用其巨大的购买力让中国公司得到合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最高经济规划机构，6月4日下令，国家、省和当地的政府机构只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中国的6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产品，只在没有合适的中国产品时才被允许进口。
中国也限制一长串的矿物的出口，却挖掘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供应，比如制造镀锌钢板的锌，和生产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稀土元素。
从高企的出口关税到吨位配额，甚至是出口禁令，这些限制让许多制造商将工厂放在中国制造更便宜，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免税的原材料供应。6月23日，美国和欧洲联盟向WTO提出了反对中国对锌和铝土矿进行出口限制的议案。中国政府否认任何错误。
中国保护专利和商标上的薄弱——和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假冒——让大量的行业中直接制造和西方竞争者类似的商品，却没有相应的在研发和营销上的投入。许多西方公司曾试图缩小将它们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的范围来回击。
俄亥俄州立大学企业管理教授和《中国的世纪》一书的作者，Oded Shenkar说，很少有公司愿意离开象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只有像谷歌这样主要靠知识产权赖以生存的公司这么做可能是有道理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模仿者，”Shenkar先生说。“谷歌？他们除了知识产权还有什么？如果在中国意味着你要失去它，可能你不希望呆在那里。”
但是，中国市场是这样大，竞争是这样激烈，许多跨国公司选择提供它们的最新技术，担心如果不这么做会丢失市场份额。
大众曾经使用过时的技术，它在这里销售的汽车曾经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接着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要求这家跨国汽车公司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来交换他们进入市场和在上海建工厂的权利。通用汽车公司赢得了竞争，将最新的机器人和汽车设计带进了与上汽合资的企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它仍然限制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组装厂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一汽和上汽，已发展成为巨头，现在开始制造自己的车型，几乎完全在中国设计和制造。
当欧洲商会去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对减外资已经不那么开放了，中国的商务部回应说，“中国一直在努力为外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环境。”
在星期三下午的电话访问中，商务部的发言人没有详细解释这一政策，对传真问讯也没有立刻回复。
David Barboza从上海报道。Michael Wines也从北京为此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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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BBC中文网上也有数篇关于谷歌威胁要退出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内容大家多已了解，就不反复贴了。有一个录音采访值得一听，是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张伟国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的。翻得了墙的直接点击这里。
译文：谷歌不是唯一的不满者，不过它威胁说要离开很抢眼
撰文：KEITH BRADSHER 和 DAVID BARBOZA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3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Twitter ID: @xiaomi2020）
一名妇女在查看谷歌用户星期三留着这家搜索引擎公司在北京总部外面的花束和留言。
香港——尽管以威胁退出该国来抗议是非常不寻常的，谷歌远远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的西方公司。
西方公司认为，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长的单子，列举着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从“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到无所不在的假冒仿制。
这些障碍通常可分为两大类。有些和中国希望保持对内部异议的控制有关。另一类则包括了中国想在尽可能多的行业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种努力。
谷歌，在周二投诉其电脑受到来自中国的攻击，呼吁停止对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核，它不是第一家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公司，共产党恐惧社会发生不稳定，有着强烈的愿望随时查看持不同政见者，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一直限制外国电影、书籍、歌曲和其他媒体产品的销售，即使是在8月，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这些政策违背了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时，还在继续这么做。最近，中国在努力加强国内的加密产业——这样，政府就可以轻松访问所有的解密代码——还拒绝发放外资加密公司向用户出售他们的产品所需的政府资质。
欧洲商会的会长Jörg Wuttke说，还没有欧盟的公司已经退出了中国。但是，如果在近期有公司退出，那么加密争端将是最有可能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一家北京的咨询公司BDA主要为大型电讯和技术公司提供建议，其董事长Duncan Clark说谷歌的难题是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有更大麻烦的某种征兆。
“已做出的决策和不确定性重重叠叠，是对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一种不满，”Clark先生说。“早已有这种经验，任何人都付不起不在中国的代价，但现在这在被质疑——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是某种傲慢。”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做生意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国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抱怨被合资伙伴欺骗，他们设立自己的平行业务或是携款潜逃。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政策对本土公司更为优惠，但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机会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比中国要更严格地按照WTO的规则操作。
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在政府政策是否对外国公司有歧视上有争论。胡勇（音），一位北京大学的传媒学副教授说，政府对迅速扩张的互联网疑心重重，对中国的民企和外企都不信任。
“我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不仅外企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民企也一样。”他说。“总的趋势是，政府希望国有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据主要位置。”
中国和西方在商业政策上的其他纷争还在于政府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国际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企业能够在大的国内市场中成长，并准备出口到更少有保护色彩的国外市场。
最新的摩擦，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是针对政府的采购政策的。当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通过谈判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单独协议，在政府采购中允许自由贸易。但是，它从来没有真地执行，而是任由中国政府自由地使用其巨大的购买力让中国公司得到合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最高经济规划机构，6月4日下令，国家、省和当地的政府机构只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中国的6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产品，只在没有合适的中国产品时才被允许进口。
中国也限制一长串的矿物的出口，却挖掘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供应，比如制造镀锌钢板的锌，和生产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稀土元素。
从高企的出口关税到吨位配额，甚至是出口禁令，这些限制让许多制造商将工厂放在中国制造更便宜，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免税的原材料供应。6月23日，美国和欧洲联盟向WTO提出了反对中国对锌和铝土矿进行出口限制的议案。中国政府否认任何错误。
中国保护专利和商标上的薄弱——和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假冒——让大量的行业中直接制造和西方竞争者类似的商品，却没有相应的在研发和营销上的投入。许多西方公司曾试图缩小将它们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的范围来回击。
俄亥俄州立大学企业管理教授和《中国的世纪》一书的作者，Oded Shenkar说，很少有公司愿意离开象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只有像谷歌这样主要靠知识产权赖以生存的公司这么做可能是有道理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模仿者，”Shenkar先生说。“谷歌？他们除了知识产权还有什么？如果在中国意味着你要失去它，可能你不希望呆在那里。”
但是，中国市场是这样大，竞争是这样激烈，许多跨国公司选择提供它们的最新技术，担心如果不这么做会丢失市场份额。
大众曾经使用过时的技术，它在这里销售的汽车曾经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接着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要求这家跨国汽车公司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来交换他们进入市场和在上海建工厂的权利。通用汽车公司赢得了竞争，将最新的机器人和汽车设计带进了与上汽合资的企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它仍然限制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组装厂拥有50%以上的股份，并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一汽和上汽，已发展成为巨头，现在开始制造自己的车型，几乎完全在中国设计和制造。
当欧洲商会去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对减外资已经不那么开放了，中国的商务部回应说，“中国一直在努力为外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环境。”
在星期三下午的电话访问中，商务部的发言人没有详细解释这一政策，对传真问讯也没有立刻回复。
David Barboza从上海报道。Michael Wines也从北京为此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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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BBC中文网上也有数篇关于谷歌威胁要退出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内容大家多已了解，就不反复贴了。有一个录音采访值得一听，是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张伟国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的。翻得了墙的直接点击这里。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谷歌官方博客宣布其中国策略的巨大调整
原文：A New Approach to China
谷歌官方博客：对中国的新策略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2号 3:00:00PM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象许多其他知名组织一样，我们时常面临不同程度的网络攻击。12月中旬，我们发现了源于中国的高度复杂和有针对性的对公司的基础设施的攻击，致使谷歌的知识产权被盗。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最初这起看起来象是单纯的安全事件——虽然的确是重大的安全事件——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这次网络攻击的不只是谷歌。作为我们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至少有20家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包括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工领域——也是类似的攻击的目标。我们目前还在通知这些公司，我们也与美国有关当局协同工作。
第二，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的是访问的中国人权活动的Gmail帐户。根据我们的调查，迄今为止，我们相信他们的进攻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个Gmail帐户似乎已被攻破，而这一活动仅限于帐户信息（如账户的创建日期）和主题行，而不是邮件的内容。
第三，作为这项调查的一部分，但独立于谷歌被攻击之外，我们发现，美国、中国和欧洲的的几十个Gmail帐户，用户们是中国的人权倡导者，看来经常被第三方进行例行访问。这些帐户还没能通过谷歌的任何安全漏洞而被进入，但很有可能通过网路钓鱼诈骗或用户电脑上的恶意软件而被攻破。
我们已经使用从这次袭击中获得的信息改进基础设施和底层结构，提高谷歌用户的安全性。在个人用户方面，我们建议人们在电脑上部署知名反病毒和反间谍软件程序，为操作系统打补丁，并更新其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时，或接到要求分享个人信息如密码的时候，要持续保持谨慎。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我们的网络安全建议。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类型的攻击，可以阅读这个美国政府的报告（PDF格式），Nart Villeneuve的博客和这份对GhostNet间谍事件的介绍。
我们已采取了非常措施共享关于这些攻击的信息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发现的安全和人权影响，还因为这些信息涉及到了关于言论自由的全球性辩论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公民的企业精神已经让亿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今天的许多经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中心。
我们在2006年1月推出了Google.cn，认为让中国人能接触到不断增加的信息和更加开放的互联网，这些好处可以抵销同意屏蔽某些结果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当时我们就很明确，“我们将密切注视中国的条件，包括新的法律和对我们服务的其他限制。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
这些袭击，和由此被发现的监视——与在过去一年企图进一步限制网上言论自由相结合——已经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中国业务的可行性。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再愿意继续在Google.cn屏蔽封锁结果，所以在将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是否可能在法律范围内公布未经过滤的全部搜索结果。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必须关闭Google.cn，也有可能关闭我们在中国的办事处。
决定要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一举措主要是在美国的高层管理者做出的，没有我们的中国员工知情或参与，他们在中国工作得非常努力，使Google.cn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们正致力于负责任地解决所造成的困难问题。
发布者：David Drummond，高级副总裁，企业发展和首席法律官
谷歌官方博客：对中国的新策略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2号 3:00:00PM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象许多其他知名组织一样，我们时常面临不同程度的网络攻击。12月中旬，我们发现了源于中国的高度复杂和有针对性的对公司的基础设施的攻击，致使谷歌的知识产权被盗。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最初这起看起来象是单纯的安全事件——虽然的确是重大的安全事件——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这次网络攻击的不只是谷歌。作为我们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至少有20家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包括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工领域——也是类似的攻击的目标。我们目前还在通知这些公司，我们也与美国有关当局协同工作。
第二，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的是访问的中国人权活动的Gmail帐户。根据我们的调查，迄今为止，我们相信他们的进攻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个Gmail帐户似乎已被攻破，而这一活动仅限于帐户信息（如账户的创建日期）和主题行，而不是邮件的内容。
第三，作为这项调查的一部分，但独立于谷歌被攻击之外，我们发现，美国、中国和欧洲的的几十个Gmail帐户，用户们是中国的人权倡导者，看来经常被第三方进行例行访问。这些帐户还没能通过谷歌的任何安全漏洞而被进入，但很有可能通过网路钓鱼诈骗或用户电脑上的恶意软件而被攻破。
我们已经使用从这次袭击中获得的信息改进基础设施和底层结构，提高谷歌用户的安全性。在个人用户方面，我们建议人们在电脑上部署知名反病毒和反间谍软件程序，为操作系统打补丁，并更新其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时，或接到要求分享个人信息如密码的时候，要持续保持谨慎。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我们的网络安全建议。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类型的攻击，可以阅读这个美国政府的报告（PDF格式），Nart Villeneuve的博客和这份对GhostNet间谍事件的介绍。
我们已采取了非常措施共享关于这些攻击的信息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发现的安全和人权影响，还因为这些信息涉及到了关于言论自由的全球性辩论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公民的企业精神已经让亿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今天的许多经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中心。
我们在2006年1月推出了Google.cn，认为让中国人能接触到不断增加的信息和更加开放的互联网，这些好处可以抵销同意屏蔽某些结果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当时我们就很明确，“我们将密切注视中国的条件，包括新的法律和对我们服务的其他限制。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
这些袭击，和由此被发现的监视——与在过去一年企图进一步限制网上言论自由相结合——已经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中国业务的可行性。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再愿意继续在Google.cn屏蔽封锁结果，所以在将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是否可能在法律范围内公布未经过滤的全部搜索结果。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必须关闭Google.cn，也有可能关闭我们在中国的办事处。
决定要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一举措主要是在美国的高层管理者做出的，没有我们的中国员工知情或参与，他们在中国工作得非常努力，使Google.cn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们正致力于负责任地解决所造成的困难问题。
发布者：David Drummond，高级副总裁，企业发展和首席法律官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中国和伊朗
原文：WSJ: Chin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译文：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阻止联合国制裁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定。
撰文：《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0日, 1:40 P.M. ET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中国的联合国常驻代表张业遂上周宣布，现在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为时尚早”。随着中国成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奥巴马政府需要考虑到底为什么北京如此不情愿就拒绝作出核计划协议而制裁伊朗。
通常的回答是，中国在伊朗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因而不愿意对伊朗实施制裁而承受风险。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动机是担心其国内的自身反对力量。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已经影响到了北京，程度和前苏联集团20年前的垮台一样深刻。中国的反应是：打击国内反对派，并寻求巩固国外的友好政权。专制政权被进一步地击溃可以鼓励那些国内的沉默的大多数更多地参与政治。
这是中国支持包括苏丹，缅甸，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一系列无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对矿产资源的追求让中国做此行为。但想想这个，穆加贝几乎把津巴布韦完全搞垮了，而北京还继续向被斥为独裁者的津巴布韦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
对朝鲜的支持则不仅是因为需要一个缓冲国。中国领导人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国内影响。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但它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很难支持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
至于伊朗，《时代》杂志上周报道说，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已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运了为对付反对派示威者使用的装甲车。一家中国公司，LIMMT经贸有限公司，也正在纽约被控涉嫌出售导弹部件给伊朗军方。这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寻求推动和平与稳定的前景的世界大国的行为。
中国网友为伊朗示威者制作的图片：#CN4IRAN 配图：译者
译文：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阻止联合国制裁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定。
撰文：《华尔街日报》亚洲观点
发表时间：2010年1月10日, 1:40 P.M. ET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中国的联合国常驻代表张业遂上周宣布，现在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为时尚早”。随着中国成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奥巴马政府需要考虑到底为什么北京如此不情愿就拒绝作出核计划协议而制裁伊朗。
通常的回答是，中国在伊朗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因而不愿意对伊朗实施制裁而承受风险。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动机是担心其国内的自身反对力量。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已经影响到了北京，程度和前苏联集团20年前的垮台一样深刻。中国的反应是：打击国内反对派，并寻求巩固国外的友好政权。专制政权被进一步地击溃可以鼓励那些国内的沉默的大多数更多地参与政治。
这是中国支持包括苏丹，缅甸，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一系列无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对矿产资源的追求让中国做此行为。但想想这个，穆加贝几乎把津巴布韦完全搞垮了，而北京还继续向被斥为独裁者的津巴布韦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
对朝鲜的支持则不仅是因为需要一个缓冲国。中国领导人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国内影响。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但它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很难支持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
至于伊朗，《时代》杂志上周报道说，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已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运了为对付反对派示威者使用的装甲车。一家中国公司，LIMMT经贸有限公司，也正在纽约被控涉嫌出售导弹部件给伊朗军方。这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寻求推动和平与稳定的前景的世界大国的行为。
中国网友为伊朗示威者制作的图片：#CN4IRAN 配图：译者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北京的把戏了解得非常清楚。最近几天，一个推特上的运动，题为“CN4Iran”是由“支持伊朗示威者的中国人”组成的。正如其中的一位说：“今天，我们解放德黑兰，明天我们占领北京。”这助燃了共产党干部偏执的想法，国内外的常见的“颠覆分子”正在组织起来要推翻他们。
从外界来看，这种担心似乎有些夸张。北京要把少数把头坚持伸到栏杆外面的持不同政见者击垮是毫无问题的，经济也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但是，缺
乏民主合法性的政权一直担忧自己的持续生存，无论在任何特定时刻它们显得多么强大。这种担心正与今天的中国如影随形。
这一切对奥巴马政府的意义在于，不应该等到中国来提出制裁，或预先淡化，好取得在安理会上中国的同意。在更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联合国之外的意见联盟，和其他制裁一起，禁止全球的公司通过西方的资本市场和伊朗交易。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以外交请求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更可能得到北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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