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政敌团队
撰文：李成
翻译：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校对：译者
中国的金融危机，肯定会对共产党的权力形成一种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虽然同处一室，但是党内有派，随着“太子党” 派表现出“团派”（译者注：这里原文的字面含义是“平民派”populists，但我们将采用更普遍的说法“团派”来指称这一小团体。不仅因为他们多数从共青团体系中被提拔，也因为现在还很难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是代表“平民利益”的“平民派”。）的特征，研究北京政局的学者们正试图弄清所有个中蹊跷。他们在猜测，一旦财富耗尽，这个为发展经济而组建的团队是否会分崩离析？通过透视中国最高层的权力核心内部，布鲁金斯的李成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美国外交季刊三／四月号登载了一篇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李成撰写的分析报告，题为“中国的政敌团队”（China’s Team of Rivals）。该报告认为，用华盛顿最近流行的说法来讲，如今的——或者说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高层权力核心状况，就是一支“政敌团队” （team of rivals）。
进出于中南海这一中共权利核心府邸的二十多名高官现在人人忧心忡忡。因为，一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情形，如今却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地位：经济正在经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的关键——出口——正在急剧下降。成千上万家工厂与商家相继倒闭，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倒闭风潮更甚。2008年下半年，1000万名工人连同100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加入了业已庞大的失业大军行列。同一时期，中国股市市值蒸发了65%，相当于缩水了3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场危机，胡锦涛主席最近表示：这“是对我们处理复杂情况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随着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突然显得有些脆弱无力。30年前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直依赖于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
如果中国不能继续维持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者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大军的就业需求，公众的不满情绪则可能爆发出来，并且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掌控中国巨大经济体的少数高层人物自然是比谁都明白。正是依靠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共才能顺利度过了非典爆发危机、四川大地震危机和毒奶粉污染丑闻危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则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成功应对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并且在这场因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挑战中幸存下来。
今年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如今，中国的党政领导权已经不再只是握在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个别强人手中，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形成了两派非正式的联盟，分掌权力。这两派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龙争虎斗。
当然，共产党内部存在争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不同的是，如今的这种争斗己不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了。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时，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生流血或整肃行动的权力交接；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并不是江泽民派系的人，他们实际上分属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
一年多以前，中共高层的内部竞争成为了党的一项实践。2007年10月，胡主席一反常规的做法令许多中国观察家大跌眼镜。他摒弃了党内一贯的直接继任程序，确定了两名而不是一名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均为50岁出头，但是领导风格却迥然各异。他们进入了孕育未来最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局常委会。2012年举行十八大党代会之后，这两人必将担任领导职务，分享权力：习将成为党主席的候选人，李将接替总理温家宝。尽管这两位政治新星在家庭背景、政治人脉、领导才能和政策取向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各自都将会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接下来的10年或者更长远的时间里，他们有望带领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去描画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宏伟蓝图。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快速有效地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转变成内需拉动型经济体。要完成这种转变，就要求政府在创造性改革、进一步市场自由化和偶尔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为之间把握一种巧妙的平衡。这必将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这些执政者风格如此迥异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他们之间将来必然会出现权力之争，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清楚意识到党的命运维系于他们博弈的某种平衡，那么现在也将是这些宿敌搁置内部争斗于一旁、携手带领中国走出危机的绝佳时机。
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形成这样一支政敌团队并不是一种策略选择，而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2007年，提拔习近平和李克强进入中央核心层时，胡锦涛就曾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派别，这一点极具重要性；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功确保包括习和李在内的所谓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中不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动荡。
“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化政敌为盟友，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一理念和执政智慧，如今已经远渡重洋，在中国媒体上被广泛引用和解读。中国最畅销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政敌团队”是一个达成政治妥协的绝妙主意，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生存资本的最大化。
图：团派：太子党 3对3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团派”和“精英派”。“团派”目前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这一派的核心成员包括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以及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人们将之称为“团派”，因为他们都是通过中国共青团而步入高层政治生涯的。“团派”目前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23％，在政治局里占了32％。大多数“团派”成员都曾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担任过地方或省级部门领导职务。很多团派成员都精通于宣传和法律事务。
团派的领导人都被视为胡锦涛的心腹，胡锦涛本人也是团派的一员。80年代初，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时，多数“团派”成员都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团派”成员擅长于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是欠缺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江泽民时代，他们并未得到重用，因为当时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是压倒一切的要务。而如今，由于中国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的风险有所上升，他们的作用也开始日益凸显。
“精英派”诞生于江泽民时代。尽管该派的两位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很少为国外所知，但他们却都是国家最高层政治领导人之一。第五代领导中的“精英派”核心成员包括习近平、副总理王岐山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们都被称为“太子党”，因为他们都是前人领导人的后代。例如，习、王和薄的父辈都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太子派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大部分太子党都成长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并且在金融、贸易、外事和科技行业有所建树。
尽管太子党成员之间的庇护关系并不总是十分密切，但他们都需要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民众日益反感裙带关系之时，这种共同利益关系就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该文指出，现在政治局的六位第五代成员中，三位属团派，三位属太子党。这两派在政策上的分歧犹如他们的背景一样悬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社会经济势力在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太子党”更倾向于增加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团派”则经常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更为关注诸如农民、农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
举例来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在施政纲领上存在明显分野。习近平对市场自由化和深化发展私有部门的热衷在国际商界里众所周知。顺理成章的，他把政策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提高经济效率、保持GDP高速增长、扩大市场开放和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之上。习近平特别在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财富精英阶层，力图使他们感到高兴。
相比之下，李克强则较为关注弱势群体和陷于困境的失业人群。他意识到了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会基本安全网的重要性，并从提供基本医疗开始，着手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他使更多人买得起房，推动更为广泛地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李克强似乎更为关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劳动密集型区域。对李来说，缩小贫富悬殊比提高经济效率要紧迫得多。
当面对一些紧迫的经济问题时，例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界压力、政府应该如何实施经济刺激方案等问题，习李之间的优先关注和施政重心上的分歧将可能愈益突出。
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作为中国党政的第五代领导人，“团派”和“太子党”有着共同的精神创伤：他们同属中国“迷惘的一代”。他们都生于建国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都还是青少年，政治动乱剥夺了他们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们大部分也都曾是“下乡知青”。那时，他们也和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们一起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很多年农民。
当时，“太子党”的习近平和王歧山就从北京下放到了陕西延安的农村,并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年的农民生活。“团派”的李克强和李援朝则是在安徽和江苏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劳动。这种艰辛而又卑微的经历也使得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养成了某些品质，如忍耐能力、适应能力、预见能力和谦让能力。通过这种不寻常的机会，他们不仅了解了中国农村社会，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这种调整和适应过程中，他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如何应对挑战和如何达成妥协。习近平最近告诉中国媒体说，延安岁月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影响，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件对他们人生的影响可以和文革相比的话，那无疑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对他们各自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较当时的示威者年长，而且当时他们中还有几位已经担任了市级领导或者共青团领导。他们身处中共党内，肯定都了解在那次事件中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如何应对学生示威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他们也肯定都意识到了当时党内的争斗反而加剧了危机，最终才不得不以政府的残暴镇压而收场。
这些事件给中共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教训有两条：第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政治稳定；第二，绝对不能向公众暴露他们的分歧。因此，尽管如今这些领导人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中共最高层对外还是保持着一种团结稳定的状态，力求避免显现任何领导层的裂痕迹象，从而避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定。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的“团派”和“太子党”在家庭背景、政治人脉、领导才能和政策取向上，都有很大差别，同时又有许多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那么，透过第五代领导人的这些巨大差异以及对他们有巨大影响的共同社会经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能否从中窥探到中国下一代领袖将如何驾驭中国经济航船？“太子党”在经济方面能力十足，这对于中国应对今年及今后的宏观经济挑战来讲将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在处理中国因经济停滞所诱发和加剧的社会问题时，“团派”素来见长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也将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领导层的这种“政敌团队”安排，可能导致政策更加中庸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国民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减少，而能够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政策可能会有所增多。实际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己经促使领导层把政策的重点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转向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正意味着要满足农村地区的需求。2008 年秋，一项宏伟的土地改革政策开始施行，它有望给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市场激励，鼓励他们转包或转让土地，实现“土地的分包和流转”。这一政策旨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经济差距，促进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终终结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城乡二元化状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土地改革，加上2008年11月宣布的总额接近6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在铁路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上），将极大地推动国内需求，引领中国走出这场经济危机。
中国的新土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锦涛的意图和“团派”的影响力。同时，“精英派”阵营也支持那些新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过，新土改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之所以在高层得以通过，并不是派系斗争的“零和”结果，而是依靠双方的政治妥协和意见一致达成的。
但是，中国这场新的精英政治游戏有可能最终归于失败。比如说，中国的经济状况一旦进一步恶化，那么会发生什么？高层的派别斗争或许会失去控制，甚至可能相持不下，或者彻底决裂。目前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极具争议，包括如何重新分配资源、如何建立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如何改革金融体制、如何确保能源安全、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以及如何缓解国内民族间紧张关系等，这就使他们觉得，想要达成某种必要共识而进行有效治理将愈加艰难。
如果不出意外，今后三到四年里，中国高层“团派”的施政纲领将占据上风。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也很有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是，到了2012年，“太子党”习近平象当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时那样接替了胡锦涛以后，“团派”占上风的局势则可能有所逆转。
形成中国高层的这种权力对垒和轮替机制，可以带来健康的政治活力，从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权过度。虽然新一代的领导人在个人专长、素质和从政经历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但是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权力，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都将会认识到一点：他们需要寻求某种途径从而和平共存。毕竟，他们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都希望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强大，而这些也正是他们共同利益之所在。
由于中国的个人独裁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无论对中共自身而言还是对人民而言，中共高层内部如今这种“一个政党，两种派别”的实践做法，都代表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译者注：本文不是译者翻译，而是从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网站转载，译者做了校对。奇怪的是原来的译文中有几处明显的低级的错误。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