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Boston Globle: Nonstop Party
译文：无休止的派对 【双关语：不灭的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长存出人意料
作者：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到达中国，作为他的亚洲多国之旅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一样，强调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他对中国的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表示敬意，赞赏中美贸易上的广泛联系，誓言华盛顿和北京要合作应对二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分歧。奥巴马称中国为“一个大国”。他宣称：我们并非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奥巴马的话和过去的台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没有预言共产党会垮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的美国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这个党的失败。至少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共产党最终会低头让位于中国的民主。无论如何，在1989年基本上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垮掉了，接下来的几年中民主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邻国如泰国和南韩。“颜色革命”甚至横扫了如格鲁吉亚和黎巴嫩这些多元国家。比中国更贫困的国家，如马拉维、孟加拉都成功地举行了多党选举。
美国的领导人还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为什么中共终究不能坚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语出比尔·克林顿。新的通讯技术，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让人们不受当局的监控而组织起来（比尔·克林顿曾经把中国想要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地比喻为“把果冻钉到墙上”）。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证明他们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当共产党变得更庞大，离早期的革命时日更遥远，也更富有的时候，高层领导们之间要保持团结也就更为困难，腐败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党最终会脱离群众。
然而北京无视历史，把果冻真的钉到了墙上。今天，没有明显和党的统治对抗的挑战者。中国的领导层，现在正准备2012年的下一次权力交接，显得团结如一。普通的中国居民，至少在城区，看来也认可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由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举办的中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中国人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比几乎其他任何有研究的国家都高。
“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时间以来都预测说当中国遭遇市场力量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组织及手段，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民主变革，”马颖（音），他是胡佛研究院的学者，在《政策评论》的专栏中说，“他们都是在空想。”
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智慧完全用错了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削弱政权，反而被党用来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掌控；互联网没有打开异议之门，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自由空气，反而是党给互联网套上了龙头，用来强化民族主义，控制了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信息。共产党以它的成功迫使西方国家质疑，民主是否的确是政治演化的不可错过的终点站——以及党的模式是否还可以应用在他处。
几十年来，如哈佛的萨缪尔·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们论述道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拉动政治自由化。他们相信，当一个有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这个群体会在经济自由增长的同时向国家要求相配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另外，中产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历史了解得更多，接着会把这些概念引进到国内。
在中国，这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精英们对僵化的工资不满，这是导致后来遭到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被引发，自由让这些对任何政治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城市精英对推动政治改革越来越失去兴趣，因为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即使经济上开放了，党还是保持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银行、重点企业——足以让城市精英们把党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上海的GDP已经升至约人均$9,000，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等。
按照裴敏新（音）的说法，他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政权给了学者们和教授们一些和政府有关的工作，为他们加了工资，这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还对私人企业家们打开了大门——又一个决策显得是党帮助了城市经济，事实上，企业家们很快就有了党员身份，因为这能让他们和官员拉上关系，而官员可以成就或整垮他们的生意。
约翰·李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是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华盛顿哈迪逊研究院的学者。“这些精英构成了想成为党员的增长最快的群体。”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独特。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精英也认识到，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政治自由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么是为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扩大了机会，要么是让受欢迎的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从俄国到马来西亚到泰国，经济发展都将城市精英向集权体制越推越近，这样他们认为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城市精英实际上帮助推翻了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权，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精英们支持了2006年的政变。
中国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和世界的融合会削弱那种由诸如苏联这样的集权政权在冷战时期催生出来的变质的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对美国有着惊人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全世界的制造平台，并狼吞虎咽地消费着西方的流行文化和食品。但是这种拥抱西方产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着同样拥抱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在2009年的BBC全球公共观点调查中，58%的中国人对美国有负面印象——这还是当美国的全球形象有所提升的时候。
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遏制的努力失败了—中国的媒体经常把西方解读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党把经济成功变成激发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年轻的城市居民为主的许多中文博客和网络论坛上，发文者对温家宝公开谴责西方国家把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而欢呼，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公开建议世界应逐渐转移，不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论调而鼓掌。
同时，北京用教科书、青年组织、六十周年游行和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以及其他可以激发中国的民族荣誉感的手段有系统地鼓励汉民族主义。新的民族主义确保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顶多成为地区骚乱，不会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因为汉民族更多地会站在国家的一边对抗少数民族。
现在清楚了，信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能让政治开放。党成功地过滤了信息，不让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他们只能对世界有一个扭曲的有限的印象。而由于过滤器，包括对某些网站进行屏蔽，确保某些报道永不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不是很明显，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和西方一样职业化的，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全貌。相反，一个明显控制着媒体的政权，如缅甸，那里的报纸读起来就象《真理报》，事实上在告诉公众他们获得的消息是错的。
科技的广泛使用没能助长伊朗或是俄国的变化，这两处的普通人看起来更乐于让媒体合并，由政府控制。在俄国，和中国一样，互联网让普通人能够读到俄国之外的报道，但政府用民族主义影响了对待外国的俄国报道的观念，而政府对当地电视台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让各频道都充斥着亲政府的消息，而对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的外国报道，或是少有的俄国独立报道报以怀疑。
中共的长存迫使这个世界重新衡量独裁政治的稳固性。西方人可能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了，也可以在几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而不会转向民主。事实上，在多年来号称属于“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之后——2009 年的自由之屋的报告提到了它所称的“自由停滞”——全球自由连续三年下挫。奥巴马政府看来也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集权统治可以是稳定的，并力图容纳缅甸、苏丹和其他集权政权。
其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正想复制中国“公式”来维持权力：仅仅是足够笼络中产阶级的改革，用民族主义来加固政权，调整（和监控）国内的信息流动。最成功的是越南，多年来他们向中国派出官员学习中共的战略，把中共的政策当作教科书亦步亦趋。其他的国家，从古巴到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派官员到中国学习党的方法，其他的独裁政权几乎是对中国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官员们甚至还没能弄清楚中国做了什么，就鼓吹要引进“中国模式”，其内涵无非是将经济自由化和完全不自由的政治捆绑起来。
不过中国模式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让城市精英收益，他们倾向于和政治牵连最多。但是不均衡的发展回过来危害了整个体制。中国已经是亚洲收入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看起来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好转。当中国的城市居民可能心满意足的时候，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正滋生不满。每年中国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50,000起这样的事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抗议者们用棍棒、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当地官员。
共产党的成功还依赖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样催生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象八十年代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对北京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不满。事实上，在2007年西藏发生抗议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待批评北京的外国，其立场比共产党的所为还要强硬。经济上来说，党则面临另一种矛盾：它的成功依赖于它对于资本、关键性工作、大型项目和其他经济的基础保持足够的控制，但是长期来看，持续的增长会要求更为开放的经济，在每一只亚洲小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控制之后都不得不如此。
现在，北京看上去还能掩盖这些缺陷。当然，党不是不清楚它们的存在 ——当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拷贝中国模式。和其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中共知道它自己的弱点，并准备与之抗争。意识到收入不均衡的威胁，党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大量地在更贫困的中部和西部投资，好让他们能赶上沿海地区。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北京近几年来试图通过调整教科书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削弱锋芒。
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不能认为共产党会永远统治下去，或忽视党的错误。毕竟上亿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获益，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个压抑的、残酷的地方。尽管党力图拉拢城市精英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讨论，要求更大的自由，其中的亮点是去年网络上出现的08宪章，呼吁中国的法治。
一个有效的中美政策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面要更多地接受北京作为崛起的力量，另一面则要表明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了，美国也不会抛弃核心价值，如宣扬人权。华盛顿还要认识到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不能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美国要重点关注中国自认为有把握，其实还很虚弱的部分——如提供中国的博主们更多绕开互联网过滤器的技术，或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都有大量可以抵达中国农村的中文播报。）
华盛顿过去曾经做到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当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政权还会持续好几十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同时和莫斯科处理着诸如武器控制的问题，又在人权上对其施压。而苏联，可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有着内部的罅隙，这些裂缝终于扩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苏联的缺点压垮了它。
Joshua Kurlantzick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学者。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Bruce J. Dickson：谁对“北京共识”满意？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
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教授在2009年5月22号时参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改革三十年之后‘民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的圆桌讨论会上的公开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对他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一书中介绍篇里提及的“裙带共产主 义”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文中他提出了原创性的他眼中的“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对此类主题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读一下Bruce J. Dickson教授前几年所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动的前景》。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原文地址：http://www.cecc.gov/pages/roundtables/2009/20090522/DicksonCrony_CommunismInChina.pdf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观察家都预计政治改革将成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中国当前却是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了一起，这违背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这样一种认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neo-liberal model）已经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进行国际援助和贷款计划的基础。然而中国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安排，那可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国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精英们的积极领导，而且那种威权主义的统治在维持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限制要求更加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上面是必须的。因此“北京共识”在理论上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并且迄今为止违背了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导致政治变动这样一种逻辑。没有去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或政权更替的预言，中国领导人反而正在通过结合财富和权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预计进行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是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中共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变动，并且是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情况。第二，中国的资本家内在上是支持民主化的。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基于他们所作的预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不是什么被动的参与者，中共反而一直是经济和社会变动方面的主要势力，并已远远比绝大多数观察家所预计的还要来得适应。1 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进程中，它积极的以各种方式拥抱私营部门。在改革进行的期间，其对于私营部分的支持已经显著的增长了。在说法上，它已承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部门。3 这项宣誓以日益增强的语言已经自1988年以来成了中国宪法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在2004年修订了国家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并在2007年了编纂进这项承诺颁布了物权法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已经从把私营企业主视为对于其存在的一种潜在威胁演化为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支持（自己统治）的一个重要来源。在1989年以暴力方式结束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示威后不久，中共禁止招募资本家进入共产党，视之为使用“非法手段寻求巨额利润，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差距，并对不满的公众提供了帮助。”4 但从1989年到现在这个期间中，中共开始把私营部门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不再把私营企业主视作是阶级敌人，中共开始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合作者。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企业家被提升到了中共声称被它代表了的第一阶层之中（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了这个证明，中共不仅鼓励其成员进入私营部门，它也已增加私人企业家入党。从制度上来讲，中共已经与私营部门建立了各种联系，包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一些附属于中共，其它则由资本家本身所组织）。这些组织将允许中共去监视私营部门，也使得企业家之间可以互动，甚至游说政府。制度上的第二种类型的联系是已经在私营公司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网络（党的分部或支部）。这是中共连接本身与社会的传统手段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私营部门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发生的现象。
中国的私有化一个比较显著的方面是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类做法的政治支持，而没有可察觉的来自资本家本身的压力。中共已经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有利于私营部门，这么做是促进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去满足中国资本家的具体利益。
预期私有化将导致民主化也同样依据的假设是，中国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持有支持民主的信念的并且希望有一个比当前政权更为民主的政体。这一假设是源自于欧洲的经验，欧洲城市资本家是推动欧洲各国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著名的假说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和代议制度，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于是逐渐出现了；但由于缺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财产所有者阶层5 ，结果是出现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
这样的观察影响了后来者的思考：资本家将是倾向于寻求民主制度以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但在近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商人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情形远比早期欧洲开拓者们的情形要来得多。6 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去要求民主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他们与国家发展出了合作关系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这部分也是基于共有的认同：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往往有着家庭关系的连结并且拥有相似的社会和专业背景.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和企业密切相关。它们享有共同的认同以及共同的利益创造了对于（维持）政治现状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中共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只有很少的动机去选择民主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体。政治变动将引入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利益。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所偏好的亲近官员的路径并在随后会发现当前支持增长的政策会被更为民粹主义的政策所取代，那种政策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却对资本家追求增长和利润的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不是被锁在需要民主制度去解决的与国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中国的资本家、党和政府官员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我称之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的稳定关系。就像更加熟悉和更为常见的“裙带资本主义”那样（“crony capitalism”），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奠基在存在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温馨但往往是腐败的关系之上。但是这种温馨关系的方式已经发展并演变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了。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详细说明中国裙带共产主义的性质，解释其动态，并评估其影响。
CCP Dominated
中共主导的
裙带共产主义首先并且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它是由中共所主导的。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中共在政治组织上面享有垄断，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正如中共在中国政治的绝大多数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同样它也是裙带共产主义的中心。
首先，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中共发动的经济改革是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并没有来自资本家的压力。事实上，在后毛泽东改革时代开始的时候，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共的经济改革为私营部门增长提供了空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提供新经济的大部分的增长，就业和税收。但经济改革的最关键因素，如双轨价格体系，逐步放弃中央计划，并改组国有企业以产生增长和活力的经济是由中共所发动的。他们不是来自非国有利益集团压力的后果。
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时还有共产党员，既有地方官员又有也具共产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即一般所称的“红色资本家”（“red capitalists”）。许多红色资本家在进入商界之前就已经加入中共了（ 我称之为是下海资本家的一群人）。他们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带头致富”，这一口号含蓄地承认，有些个人以及一些地区将会比其它人或其它地方先富裕起来。
最好占据最好位置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与国家有着很好的关系，要不就是与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或各层级党员。他们利用这些关系去开始他们的生意，获取资本以及外国投资，并获得国内和国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个人财富。其它企业家则被吸收到党里来，把他们的财富转变为权力。不论他们是在进入商业之前进入党里或是在做生意之后被吸收进入党里，红色资本家在商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倾向于经营规模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公司（见表1 ） 。
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识到，红色资本家在经商方面有着这样的优势，虽然中共整体上对于私营部门的承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长，这些优势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了（见表2）。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司法体系，特别是关于商业法，中国越来越多的融入全球经济就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少地的依赖于国家。然而由非共产党员所拥有的规模较小的企业显示那些不是共产党亲信的人在扩张和运营方面仍然有留有限制的。
不仅是共产党员大大的受益于经济的私有化，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孩子常常追随他们的父辈进入了党，政，军，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子女则都进入了企业（或是类似胡和温的女儿都嫁给了著名商人那种情况） 。一份内部的报告（据称是来自中央党校）指出中90%的中国超级富豪（那些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的人）都是高阶官员的子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更大一层意义上来讲财富集中在那些政治上有很好关系网络的人的手中是裙带共产主义的最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公共体认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政治内部人士威胁到了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不仅是迅速的增长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因为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是操控在同样一群特权精英的手里。
Decentralized
分权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分权的。许多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的勾结是发生在地方一级。与东南亚裙带资本主义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不是8由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或中央领导人所主导的。相反，它涉及到了各级阶层的官员。
国家和私营部门在中国的彼此密切联系部分是因为要产生经济增长这样一种迫切需要所驱动起来的。增长率是一个“硬目标” ，地方官员必须达到才能升迁.9这给了他们动机去鼓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是否出售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
这种控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腐败交易。许多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超优惠的价格成交，地方官员以它们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了公司以及资产，几乎是瞬间就让那些买了公司的亲信富裕了起来，官员因为他们在交易中起到的作用收受了贿赂和回扣。在其它情况下，资本家给地方官员的家庭成员提供恩惠作为他们讨价还价默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官员的子女和配偶，为他们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甚至外国的教育机会，甚至会买汽车或房子。当地官员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无论是直接拥有或经营公司或间接参与家人和朋友所拥有的公司。地方官员去支持私营部门的动机因此不只是由于职务提升方面的愿望，也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
裙带共产主义的好处是由各个阶层的官员所共同享有的。大多数对于贪污的指控涉及到的官员都是县级水平以下的。除了少数高层的腐败案件（如陈良宇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中共惩罚的主要目标是低级别官员。尽管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不当的做法低估了省和中央一级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它也体认到各级官员正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换言之，裙带共产主义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分权的。批准项目的权威并不是是由少数的高层领导人决定。因此，在合法的以及腐败的交往方面，各级官员既有动机又有手段去与私营部门合作。
Diffuse
扩散的
裙带共产主义一个不同的方面是奠基在中国的政经架构上面的。不同于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他们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良好政治关系被称为“寡头”（“oligarchs”）的少数人手中。11中国的私有化并没有形成类似的财富集中。相反，中国的私营部门的特点是中小规模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意味着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受益人是特别的广为散布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集体行动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大。公司确实在进行广泛的游说，但主要是与生意有关的问题，如建立行业标准，而不会去讨论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来讲，私营生意部门之间一直没有集体行动去推动政治变革。1989年，一些著名的资本家（尤其是北京四通集团万润南）和许多个体户（非常小规模企业所有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给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但他们的作为只是例外而不是惯例。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反对示威者的目标，担心他们会破坏政治的稳定.13 1989年以后，参加了抗议运动的许多学生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却选择以安静的、间接的方式去追求他们，例如通过提供财务去支持学术会议，研究中心和出版与政治改革，法治和宪政有关的书籍。
但是再一次，这些支持民主的资本家只是少数人：在最近的一项针对民营企业家调查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过这类活动.14中国的资本家主要的趋势一直都是在支持维持现状或继续不碰政治。由于缺乏更有效的组织，中国的资本家在从事超出他们生意活动范围之外的集体行动上是困难的.中国政经的扩散性质，特别是拥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使集体行动格外的困难，因此也给裙带共产主义体制增加了更多稳定。
Expansive
扩张的
裙带共产主义也在扩张：红色资本家的数量一直都在继续增加。1993年，只有约百分之十三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到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到了百分之三十八（见图1 ）。这样的增加发生有两个单独的原因。第一，红色资本家数量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党员进入私营部门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结果。在进入私营企业之前这些类型的企业家已经很好地融入进了国家（的体制）。根据我的调查，较大规模企业的红色资本家加入私营部门之前就已经在中共党内了（即下海企业家），他们已成为私人企业家中的最大群体。
红色资本家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通过拉拢收买来实现的。虽然招募私人企业家到共产党在1989年的示威后被禁止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在2001年合法化了这样的做法.15起初，解除禁令被预期将导致新的红色资本家的激增，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是由于地方官员不愿热情的实施新政策的结果，这表明党内许多人继续在抵制包容资本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里来;除此之外，这样黯淡的响应是由于资本家本身。许多人认为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他们可以受益于这种支持，而无需去付出党员需要去支付的费用，时间和不便。然而即便是缓慢的，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之后的几年中，吸收红色资本家的数目还是在稳步的增长。
在吸收资本家方面，中共使用了一种“抓大，放小”的战略，这种做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类似：在招募私人企业家方面，中共的重点放在大型企业上面。吸收进来的红色资本家一般都比非党员更多的在经营大型企业，但没有下海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来得大。同样，大公司更可能去建设新的党的组织和招募来自工人中的新成员。在整合资本家进入政治制度过程中，中共显然倾向于经济精英而非小规模经营者。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要加入共产党？在生意场上就如在其它职业中那样，不在党内的人士有一个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看不见的障碍的意思）。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以动机加入党。根据地发生官员生称，资本家寻求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他们有政治方面的愿望。中共直接控制了地方人大的提名，并任命地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它还间接控制了村民选举中候选人。换言之，进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16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指标是，在这些地方机构中资本家的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高比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村委会候选人已经成为了下海的红色资本家，但被吸收的以及非红色资本家的比例下降了（见表4 ）。在分布上出现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共制定了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战略去提名（尤其是针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钟意于让那些政治上最可靠的资本家去获得这些政治职位。第二，握有村委会的职位所带来的好处正在迅速的被最大化，资本家对于连任只表示了些许兴趣。资本家比那些下海的红色资本家更可能的已经认定村委会的职责是不利于生意运作的，或是其它类型的政治活动是更加有效的。在这两个方面，中共的策略一直是提供政治准入给那些在裙带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亲信并且防止非亲信利用这些官方机构去追求政治方面的图谋(political agenda)。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资本家不是党员，也不想加入共产党。许多人声称，党员并不重要，这与中共对于私营部门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收益是提供给所有资本家的政策是相关的。在其它一些情况里，他们宣称他们不符合党员资格，在这个看法上他们一般来讲的确是正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35岁以上并且没有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这是两个关键的衡量（是否符合资格入党的）标准。对于其它人来说，对于党员身份缺乏兴趣是由于政治疏离：那些看到了中共的腐败，独占，并不愿意给予足够的自由让其成员自由表达的则没有兴趣加入其间。
相比之下，地方官员对于为什么许多资本家不想加入共产党提供了不同的原因。首先，他们希望避免中共审查其商业作为。当地官员声称，红色资本家更为的守法，更为诚实地缴纳税款。换言之，他们可能受到了来自中共要求履行其义务的更大的压力，而那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太可能被监视和抓到。此外，红色资本家也在贡献给慈善事业方面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属于中共的资本家，不属于官方的商业协会（如全国工商联和民营企业协会） ，没有党的组织在其公司较不太可能去进行慈善捐款。慈善工作被看作是党的建设和商业协会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肯定是放在他们自己的成员上面。
总之，党员是被一些人看作是有害的，因为它在他们繁忙的日程安排以及行为上强加了新的要求，被其它一部分人看作是其它形式政治参与的一种踏脚石，出于其自身的缘故把它从而把入党当作是什么非常渴求的事情。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扩张的体制，但它并不吸引所有的资本家。
Paternalistic
家长制的
与裙带共产主义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家长制的。地方官员不仅把党的建设视为对党与私营部门的关系来讲是至关紧要的，而且对于提高管理能力和私营公司商业头脑也是有必要的。中共在近些年来更加重视党的基础建设，不仅是体现在招募资本家入党上面，还体现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并从中招募工人进党方面（见表5 ）。在私营企业的党组织不只是领导党员间的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专注于生意方面的问题，如加强质量控制和加强企业文化。
官员在大多数企业家自己的圈子中商业方面的触觉普遍是偏低的，他们把这样的现象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使之更具效率和竞争力。这种观点可能是为自我服务的，但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私营部门在中国是比较新的，大多数企业家没有成长在家族企业之中，或在进入生意场之前并没有其它有关的经验。更多的培训和集中注意力到一些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大概可以使其中的许多人受益。中共的家长式的统治的另一个方面开放党校给私人企业家们的。中央党校于2000年4月开始提供课程给民营企业家，在2006年之前就有超过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参加.17地方党委的学校也开始举办类似的课程。虽然这些党校课程包括某种程度的政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所提供的是与商业学校所提供的项目类似的，并集中课时在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以及其它实际的管理问题上。此外，参加党校还允许企业家与其它官员建立联系：这也是对参加党校这些课程的官员来讲最核心的吸引力。
Symbiotic
共生的
中共党建活动的目的，不仅是监督和控制私营部门，从而防止政治挑战，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的目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上促进中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结果是出现了裙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它是共生的。党和私营部门的温馨关系是互利的。双方都从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私有化中受益。出于这个原因，民营企业家与党和政府官员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举例来说，绝大多数企业家和官员不仅是满意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多年来他们还越来越感到满意，两者都有近百分之七十相信改革的步伐是“刚刚好” （见表6 ） 。
一个更为有力的例证是他们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政治稳定之间的权衡上共同拥有的观点。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后毛泽东时期最优先考虑的对象，但付出的代价是政治稳定。一些地方的示威人数从1999年的32,000起发展到了2005年87,000起。许多这样的抗议活动是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后果：农民的土地被非法地夺走和腐败的没收土地，工人没有得到支付或被迫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没有得到现金支付以及保险保障这些他们曾经得到过的承诺，城镇居民则被迫迁移，以腾出空间给新的开发等等。这对些现象都对稳定形成了威胁导致了中国的领导人更积极的去解决群众不满意的肇因，并且及时在抗议发生的时候迅速作出反应。18这些关系到政治秩序的现象，也反映了企业家和官员的看法。除了那些全国层级的干部，大多数企业家和地方官员更多地强调维护秩序，而不是促进增长。即使在全国层级的官员，尽管倾向于增长的(全国层级的)官员仍然是多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占比例也急剧的下降了。（见表7 ）这种共同的观点是基于不同但相辅相成的利益。对于企业家来说，政治动荡威胁到最有利于他们营运的稳定局面。
对于镇一级和村一级的官员而言，维持秩序的主要责任是他们的。对于全国层级的官员来讲，经济增长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但他们对于增长的承诺在最近受到了民众抗议事件兴起的影响。
Self-perpetuating
自我存续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这些特性使其可以自我存续下去。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参与者，共产党在维护其政治垄断和保护其亲信上面有一种明确的动机。地方官员从国家与商业之间的温馨关系中享有很大的好处，并且可望去维持它。裙带共产主义的扩张性质提供了机会给别人加入进来，并给他们降低了动机去挑战它。具有优势的中小型企业的中国政经结构，也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量的小型参与者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毕竟，主要参与者——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官员们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动机去保持已被证明了是如此互利的关系。
Potential for Change
潜在的变动
虽然我一直认为裙带共产主义很可能会继续自我延续下去的，什么才能使之产生变动呢？首先，因为资本家对于现状的支持主要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中共支持商业的政策下降将促使资本家重新考虑与国家的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国际经济危机始于2008年） 这似乎并不可能，但新的领导人或政治环境上的显著变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改变政策，那将有损于生意利益。
第二，目前的领导人在民粹主义政策上的增加也可能削弱裙带共产主义。胡温中央领导层已经修正了江泽民统治时期所追求的支持增长的战略。他们试图促进更平衡的增长模式，使内陆及西部省份不觉得脱离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试图以收入补贴和消除农村税费的方式去减少区域不平等。它们已经通过了劳动法和环境政策，以减轻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虽然通过这些民粹主义的措施，他们还必须保持快速增长，并且依靠私营部门。如果当前精英主义的、旨在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与旨在改善平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平衡开始向青睐民粹主义倾斜，因是之故，对于增长的动机受到了限制，资本家将不太可能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给中共当局。
第三，越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涌现出来，为了成功资本家就将越少的依赖国家；相应地，他们就越不可能去支持现状。19 即便是现在，这一进程正在缓慢地进行。私营公司更能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尽管这仍然是受到高度限制的。更有力的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使得政治保护不那么突出，而财产权仍然是脆弱的、只是得到了不平均的实施，这种趋势已经趋向于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保护。国家仍然在中国公司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方面握有严格控制的能力，虽然这种控制在近期已经松动了。随着企业变得更加为他们自己的盈利能力负责，越少依赖于从国家那里获利，他们将在对于现在企业成功所需要的、不得已去培育与党和政府的官员的温馨关系上拥有越少的动机。
第四，与此相反，腐败的显著增加也可以减轻中国资本家的政治支持。改革时代的大部分猖獗的腐败已经刺激了民营企业家的商业活动，其中许多人据说预留了每个项目成本的一定比例去贿赂和送礼.20只要腐败仍然是有限制的并且接受它作为是例行的营运成本，裙带共产主义是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如果官员的要求，变成掠夺性的，资本家对于（现政权）政治上的支持就有可能会随之降低。事实上，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来越多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可能会导致资本家转移他们对当前政权的政治支持.21这种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裙带共产主义可能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私有化有着可能引发更激烈公众不满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内在上就是腐败的，而这种程度的腐败对于大多数资本家来讲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在广大公众眼里是巨大不满的一个肇因。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公众对于中国的暴发户实现其富裕是通过政治关系，而不是通过创业精神和辛勤工作的认识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他们将变得不那么愿意接受财富分配不均。反对腐败、征地以及经济发展的其它方面的抗议越来越多，至今仍然是非常局部的，（抗议对象是）具体的，但潜在的更系统的挑战不是不可能的。这将发出公众对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适当性支持减弱的信号，给裙带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外源性威胁。
CONCLUSION
结论
中共无视经济改革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这样一种预测。其经济改革的展开不是受到了来自获益最多的——私人企业家的不公开的压力。中共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所追求的强大的支持增长以及支持做生意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一体化——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称其为裙带共产主义。这是所谓的“北京共识”成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不只是国家致力于经济增长，而且它还已经愿意与私营部门成为合作伙伴。民营企业家对中共不再是一种威胁，反而已成为其政治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通过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增长和税收收入，他们也间接的成为中共在大众支持和合法性方面的一个来源。虽然中共不再追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以及国家消失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它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列宁主义政党，它仍然积极地在政治组织方面执行其垄断的权力，并有选择地纳入了新的精英。尽管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党里面感觉是怪怪的，但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这样一种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
1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CP includes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2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is based on the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3 This new policy was announced in the communiqué of Fifth Plenum of the 1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see Xinhua, October 11, 2000.
4 Guowuyuan, “Guanyu dali jiaqiang chengxiang geti gongshanghu he siying qiye shuishou zhengguan gongzuo de jueding,” Guowuyuan Gongbao no. 16 (September 20,1989), pp. 626-629; quoted in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5 Barrington Moore
6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7 Reported in Hong Kong ’s Singdao Daily on October 19, 2006, available at http://financenews.sina.com/ausdaily/000-000-107-105/202/2006-10-19 /1509124173.shtml .
8 Paul D. Hutchcroft, “Oligarchs and Cronies in the Philippin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ial Plund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April 1991), pp. 414-50; David C. Kang,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Robison and Vedi Hediz, 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9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10 X.L. Ding, “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China Journal, no. 43 (January 2000); Yan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11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David E. Hoffman,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12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13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14 Jie Chen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
15 For the debate over the propriety of including capitalists into the CCP, see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16 For an alternative argument, namely that capitalists are motivated to become member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that property rights, see Hongbin Li, Lingsheng Meng, and Junsen Zhang,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17South China
18 Bruce J. Dickson, “Beijing
19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20 Sun, 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1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ce J. Dickson：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来源
原文：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Sources of Regime Continuity in China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 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 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 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 Diamond）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社团中的成员身份，甚至人均GDP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Rowen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Lipset, Inglehart, 或Diamond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如果工人是（政治）变动的主要推动者，资本家的支持从远离国家转向到去支持民主反对派往往一直是民主化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引爆点。尽管他们很少着手推动民主，但他们也一直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民主运动的盟友。在如韩国，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西班牙这些不同的国家中，当商人和更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政府转向反对派的时候民主化就已经配套完毕可以上路了。
即便是在资本家支持民主化的国家里，他们也一直都不是天然的或持续稳定的支持者。在各种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一直都是最好的“游移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这是Eva Bellin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要看他们依赖国家程度有多深，并且他们害怕通常伴随政治开放而来的社会动乱。在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依赖国家去取得财务、技术以及市场；依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以免于外国竞争；为了维持劳动力低工资和静态（不罢工、不积极争取工人权益）；为了拥有在保护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宽松的政策。资本家越依赖国家去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选择“与国家的精英进行温馨的协作，而不是公开的竞争以及反对”去确保他们的经济成功。21同样地，如果资本家强烈关注到认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然而在民主化的近期的案例中，投票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新的民主国家的新当选的领导人试图去动员群众支持，通过承诺去增加公共福利开支（那需要更高的税，通常要向生意人征收），提高工资以及强制实施更严格的工作场所安全以及环保规定（增加了做生意人士的成本）。政治改革家们可能动员劳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去挑战现状，通过罢工以及抗议。害怕出现这种景象使得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民主化。讽刺的是，尽管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往往是动员劳工的一个指标，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持低工资以及防止独立工会的形成。中共和中华全国工总一直都是支持企业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一直强烈支持现状，并且很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民主并不是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后果，而是由政权内外的参与者所驱动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方面来讲，许多学术界以及政策圈中的外国观察者冀望一个私人部门的形成经由一个民间社会的涌现将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导致政治变迁并且最终导致民主化。民营企业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已获得了学者和西方媒体的特别注意。这些报道一直详细的聚焦于中共支持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经济精英扮演改变施动者的潜在性上，要么是报道这些精英通过内部巧妙的影响中共要么是报道他们从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其他人则视民营企业家为兴起的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间社会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2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期望持续的私有化以及繁荣将最终推动中国更快速的朝向民主迈进。那就是扩展两国经济以及贸易纽带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所在；政策制定者认为当中国更多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最终就将符合民主治理的新规范。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它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23这一推论思维方式仍在继续，尽管贸易增加与民主化的出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民主以及民主化的强有力支持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发现企业家不可能去发起要求民主化，“如果其他人带头为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压力他们倒是可能借一把力给他们。”24根据蔡欣怡（Kellee Tsai）的讲法，“当前的私营企业家一代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既拥有能力又拥有渴望在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去直面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非民主的方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25
同样地，陈安（An Chen）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认为把个人赌注压在防止政权变动方面的想当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腐败以及家庭关系。26中国那部分改革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有限问责制的受益人有动机去维持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变革。
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的个人以及制度性的联系，不是对中国的资本家兴起感到威胁，而是该党已经有能力充分的调适其列宁主义的制度去迎合他们。它甚至给予了更多言辞上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给私营部门，不断的修改党章去反映它那不断演化的实践行为，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疏远的关系，党已经以党支部以及官方支持的企业组织，鼓励它的成员，包括党政官员去“下海”到私营部门中去、招募不断增长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员到党里的方式使它自身融入到了私营部门中。红色资本家拥有最大的公司并且更可能参与到中国的正式的政治机构去。诸如此类，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去支持现状，在这种现状中他们拥有繁荣而不是去寻求根本的政治改革。确实，红色资本家是现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外观察事态的挑战者。大多数红色资本家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的一体化是用来为维持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向这种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共产党使自身融入到私营部门中去的策略，既通过鼓励当前的党员去经商又通过吸纳企业家入党，继续提供着分红。这是中共政权生存策略的一个主要成分，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中国的资本家并没有对中共形成一个立即的威胁，他们是党最重要的支持基础中的一员。
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都产生了一种扭曲。在那些国家中，Joel Hellman发现发动经济改革的受益人利用政治过程去阻碍进一步的私有化。28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赢家一直都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并不支持政治变迁，导致了裴敏欣所称的“陷入困境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28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红色资本家们，已经能够学会如何使当前的体制为他们所用。虽然个别的企业家可能是政治变迁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整体而言，就像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普遍地一直矛盾于民主化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益处这个难题，相对于一个新的和未经考验的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偏好于威权主义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他们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C.民主化是民间社会兴起的结果
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已经创造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兴趣。Larry Diamond已经定义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领域是自愿的、自发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被法律规范或系列有共识的运作规则所约束。31 Putnam把民间社会归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32在东欧从共产主义以及前苏联转型之中，民间社会在他们的“天鹅绒革命”上发挥了突出作用。33 正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写道的那样，“一个民间社会在一个列宁式体制内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就将为了民主化改革对其精英产生出压力来。如果国家积极的镇压民间社会，精英也许觉得他们可以一切照旧行事，但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惊讶很悲伤……一个新生的民间社会就在位于官方控制的社会表面之下培育和传播着支持民主化的看法”。34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运动也已经导使“颜色革命”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民主化肇因（democratic cause）的方面。35中共正在积极地监控其社会环境去排除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这种动作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民间社会涌现，中国发生民主化的前景就将改善。
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间社会将天然的推动民主化这样一种期望所影响的。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心性争论是一个民间社会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否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相对自主性？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成员以及更大程度的社群的利益吗？他们可以去影响政府政策吗？即时主张一个民间社会的观点也认识到了，自治，代表性和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所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当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是有着相当的不同。William Rowe宣称“因此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永远难以清楚界定，但它实际上是不断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要把企业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的先锋队，Solinger视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一个官僚和商人之间粘结的、初始的相互依存关系。”37
为了最好的欣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含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压概念。民间社会之内有着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及政治偏好，这些思考以及偏好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Foley以及Edwards对于Putnam的批评中，他们区分了民间社会中的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促使国家去进行政治变迁，以及一个更为非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织化是为了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追求但却想要避免政治活动。38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别。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在他们寻找中国民间社会迹象的文章中，形容了两个不同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兴起。政治动态（political dynamic）意味着“有着或明或暗政治意图的抵制国家控制的那部分群体和组织。39这样的动态可以在早至百花齐放运动（100 Flowers Movement）以及之后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4月反对四人帮（anti-Gang of Four protests）的抗议，1978-79的民主墙运动以及最生动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了这种动态的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找到。政治动态使得童燕齐所称民间社会的“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兴起，这是一个批判国家的政治范围（political sphere）并且代表了对其的一种挑战。40
但还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市场动态，市场动态给予了一个“非批判性领域”（ “non-critical realm”）兴起的机会，这样的非批判性领域主要是与经济事务以及休闲活动、较不对改变政治体制感兴趣的活动相关。随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国家向新经济层的转移（主要是私营部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清晰的分离。鉴于政治动态已经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而市场动态包含创造新的制度以及移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到后者身上这样一种潜在性。就这个层面来讲，市场动态可以被看作是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物质性或结构性的基础。41 国家需要，而且实际上鼓励这种市场动态，而不能完全的抑制住它的发展。“批判性领域”兴起于一个政治动态是一种直接的威胁，而“非批判性领域”导源自市场动态，创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更为互补的关系，向双方提供了成本和收益。不是要削弱威权主义政权，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可能导致对于现状的更大支持并且抑制对于民主化改革的需求。社会资本可能是稳定的政府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基础，无论是在一个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中。42
潜在的政治变迁是源自政治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批判性领域和非批判性领域之间的潜在的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关系。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领域不是因为共同的原因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时候，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镇压政治动态，同时支持市场动态。中共正积极整合经济精英到政治体制中来，同时强有力地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助长了市场动态，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科技专家和其他大多数观察家所指出的，由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性格的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批判性领域。私营企业家很少参与超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游说钟意的法律和规章等行为之外的政治活动。43一些企业家一直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给予物质支持去推动政治改革，但他们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大多数私营商人并不支持1989年的游行；许多人确实在之后为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因为它导致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暂时性退让，并损害了中国的商业环境。44尽管如此，许多观察家继续期望持续的私有化将最终导致一个更有强力的以及更为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的产生，那反过来将带来政治变迁。然而在评估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民间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认识到民间社会不一定是与国家对立的。
对民间社会路径（approach）的批评看法通常认为民间社会的概念最初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背景。45甚至于提倡民间社会路径的人士也认识到了自治的程度是与一个中国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之缺乏的真正的民间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在中国寻找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典型的做法就是寻找针对个体尤其是群体的自治方面的证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以及群体没有寻求自治反而是与国家发生了更亲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他们体认到自治就是要“外于体制”并且因此是没有权力的。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们为了更好的追求他们的利益以及最大化他们的杠杆作用寻求融入到当前的政治体制中。
尽管这些对于民间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关注可能是成立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关键要点：中共领导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民间社会的威力，并且为了维持党的统治正在面对民间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他们害怕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已经采取步骤去制止这种情况。46他们对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是可以存在的，以及什么活动是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进来的加以设限。他们保持了严密的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以限制理念的自由交流以及暴露政府的不当行为。他们支持民间社会的非批判性领域——尤其是资本家们——同时镇压那些在批判性领域中寻求政治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人士。他们依靠那些非批判性领域中人的政治忠诚，并已经以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目标和他们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则惩罚那些涉嫌威胁到对于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的批判性领域中人。不仅是学者们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中共也在观察这样的进程。
II. 中共为了政权存续所采取的策略
中共一直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知到的还要来得适应（新局面），但是这些适应性做法是旨在通过治理变得更有效率来维系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不是要使体制变成是更具回应能力的（responsive）以及更有问责性的（accountable）。中共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了从内部的政策以及人员议题到它的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动乱，但是它一直都能去处理好这些挑战，即便它并没有都解决掉他们。
中共通过使用生存战略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战略已在各种各样的其他背景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结合了对私营部门进行策略性吸收（strategic cooptation）以及与之产生法团主义风格的（corporatist-style）联系的做法。它正在吸纳其经济改革政策下的主要受益人，例如企业家，高科技的专家以及其他的都市专业人士。尽管中共在传统上对这些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怀疑的，并且频繁的在政治运动中针对他们发起运动，但在近些年它已经积极的吸纳他们为了确保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并且为了去防止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吸纳的策略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并且产生了激烈的党内辩论。然而在2001年以后，当党采纳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它就成为了党的正式政策，在“三个代表”的口号中党宣称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三个革命阶级”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党的社会基础），还代表了被认为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精英。47倒过来，为了在党内产生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共还一直鼓励它的成员去“下海”到私营企业中并且要党员去向其他人展示如何“率先富裕起来”。
中共生存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已经为不断变换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制度性联系。对于私营部门来讲，这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企业协会以及一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的党细胞的网络。这些制度性纽带旨在允许党去监控其环境以及提供对其的领导。这些纽带按照了一种法团主义的逻辑：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协会存在，并提供领导人以及预算支持。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在官方商业协会之外创造他们自己的协会。这复杂化了中共的社团主义策略，但并没有使党抛弃它的策略。
在这两种方式里，中共的生存策略都需要一体化中国的财富与权力。其策略旨在去提升党的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一体化已经为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持续的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为了现代化其经济，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作为增长、就业以及税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财富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积累对任何威权主义政府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共一直试图利用混合了吸收和法团主义的做法将自己同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整合在一起。经济现代化无疑是中共所主张的合法性最为重要的面向，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只立基在增长之上。
党的合法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基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通过在国家内部扩展越来越高的民族自豪感。“富强” 这个词汇的涵义的长期目标是使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能够站起来反抗外国侵略以及压力，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过去30年庞大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在实现富裕和强权这一目标上走了很长远的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也开始寻求国际对其经济成就以及与其积累的财富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承认。
决定去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化路径的背书。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民族自豪感在这些成就之外也增加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党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共的生存策略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中共里面的保守派领导人视整合资本家进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一种背叛党的传统以及对其长期生存造成威胁的做法。他们认为要减缓经济改革过程并且回归到党对于穷人以及弱势阶级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承诺上来，而不是只对经济增长的富裕的受益群体示好。在党外，称自己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批评党的支持企业的导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政治稳定是一种威胁还侵犯了基本的社会公正。
这些批评曝露了中共的生存策略的内在张力：财富和权力的快速的一体化已经产生了快速的增长，但实现那种增长的方式已经相应的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温馨关系是互相受益的，但是也遭到了那些并没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平等的获益人士的不满。许多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已经在改革年代中变得失业了，效率以及盈利的目标已经取代了终生工作保证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也一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补助金,例如住房、医疗以及退休金。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一直在分配那些财富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不均。在毛时代，中国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改革年代它快速的变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从186美元增加到了1449美元，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被使用最多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从0.3增加到了0.48.，这两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创造快速增长的战略还产生了不平等，腐败，污染以及其他源头的大众不满，这些都已经增加了全国抗议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这种不稳定威胁到了中共合法性的第三个方面：它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中共已经采取了一个涵盖广阔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措施去反向平衡增长战略所去强调的那些措施。截至到2002年召开的16大，它已经明显变得认为支持增长的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必须以更多平衡以及平等导向的政策去加以辅助来增加农村以及内陆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那些地区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的获益较不明显。在胡温的领导之下，中共开始收入补助以及降低农村地区税收的做法。为了去降低贫困它还增加去强调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地方党政办公室和干部、法团主义风格的商业协会的指挥下所进行的。但是强调增长的措施依旧。胡温致力于快速的增长并且依赖于私营部门，但是他们也认识到1990年代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战略必须以关注提升平等的做法来做补充。
他们如此关心在增长，公平和秩序这些通常是竞争性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2007年2月，媒体被下令停止汇报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私有化好处的有利声明。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胡温的民粹主义的形象正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旨在去提高政治稳定，这是党的合法性的第三个维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共正试图把江泽民时代的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政策以及胡温领导的民粹主义的目标混合起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极端的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做法都不能保持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市场经济没有配套可能摧毁掉社会。48结果是，一个“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必须的：国家必须去提供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去使得市场竞争，但在同一时间必须发布政策去保护社会免于遭受市场所带来的通常呈现为无秩序状态的变动。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上可能是为了安抚非受益者，同时又不损害裙带关系中人所获得的好处。
II. 中共的未来
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的长久统治的未来前景为何?已经做过一系列的预测了，通常是基于对党的适应力、民主化驱动者的不同的假设之上
一种设想认为向民主转型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少学者在何时这样的转型将会发生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具体的预测：Shaohua Hu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11年前变得民主化，Henry Rowen的预测是2020年前，Ronald Inglehart 和Christian Welzel是2025年前。51所有这样的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到达中国的基础。
中共并不是消极的眼睁睁看着这些变化发生，反而一直积极的涉入到这样的发展中。其政策是这些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它一直都积极的回应着这样的变化。虽然中共一直支持扩大私营部门，但它一直较少顾及到已经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政治挑战。它积极地通过镇压创建自主性党派、工会以及其他拥有政治意图的团体，捍卫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意识到了在近些年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削弱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被称为“颜色革命”），经由监控并关闭非政府组织，逮捕活动人士以及限制访问某些网站（与诸如雅虎、微软、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一直积极的监控、镇压这类潜在的威胁。
在这样做时，中共继续表明民主化不是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共的生存战略中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也表明了在预测政治变迁的可能性时必须区分民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共已经愿意接纳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因为对增长来讲是必要的，同时持续的在民间社会的政治领域对其进行镇压因为这对党的权力垄断是种威胁。
与此相对照，其他的学者对于中国当前的趋势及其对中共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要远为来得悲观。魏昂德（Andrew Walder）形容向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腐蚀了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列宁主义风格的政党组织以及对于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共产党监控以及制裁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下降，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力也会开始下降。52裴敏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提供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评价，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经历“一种平行于逐步经济改革的逐步政治开放的进过程” ，因为统治精英对于政治组织和强制性权力享有垄断，拥有很强的动机去捍卫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特权，并且采用了一种结合策略性吸纳以及有选择镇压的做法去最小化对它们自身所产生的威胁。反而他相信中国面临到了政治瘫痪，而那种政治瘫痪威胁到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例如教育和保健，以及维持经济现代化的能力。他相信“中共的奔溃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因为缺乏任何可考的反对派，并且那种“伴随政治停滞的将是进一步腐蚀国家能力、降低中共合法性、增加无法无天行为以及腐败和社会失序的经济停滞”。53章家敦以及Jack Goldstone同样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下降，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提供了更为严重的预测。他们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他学者视经济发展将直接或间接的导致民主化，章和Goldstone则预测即将到来的奔溃将产生混乱。与那些同意经济发展为一个即将来临的以及平顺的民主转型打下一个基础的看法相对照，这种观点认为在衰减和分裂的一个延长期间里，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国家。54
在这两种极端看法当中，有种预测认为党的统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中国政治的最为基本的特色。根据这种中间派的看法，根本的政治变迁，要么是变迁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要么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奔溃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中共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它比普遍观察到的还要来得适应。其挑选最高领导人以及决定政策的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且至少在地方层级变得更为透明化了。它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钟意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已经使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然保有其中央角色。它的党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来越集中于专业技能以及教育标准而不是政治忠诚。结果是，党的成分已经从“三个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士兵变成了经济和专业精英。它也一直都欢迎新的精英进入到政治舞台，包括党员的资格，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接受咨询。这种包容策略最佳的示范就是过去被视作是贱民、现在则被欢迎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红色资本家们。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一个果断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迄今颁布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党执政的更有效率，而不是需要它的治理变得更为的民主。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写到的那样，“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导致民主化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一个经典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55党策略性的选择了谁将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谁将会继续被排除在外，以及谁因为想更多地（政治）参与而努力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将遭受到镇压。在评估胡锦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方面，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一直认为胡“看起来决心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措施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56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崩盘。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一直所表明的那样，中共积极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的教训，调整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避免他们那样的命运。57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被解释为是预测崩溃的结果，但我将自己放到了“适应”这一类研究派别中。对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我是持不可知论的，因为以往民主化的经验强烈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以及转型是否成功的巩固住，取决于各种不可知的因素，包括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态度的强度，精英群体之间力量的平衡、国际大背景，突然出现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预测中国何时民主化并不是特别有用，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去预测民主化如何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必须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正如我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共已经调整了其政策议程，它的组成，及其与关键的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这种生存策略使它能够吸引新的支持者，防止潜在的对手，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行镇压那些要求进行政治变迁的人士。虽然并非总是微妙的或细微差别的，其策略却是足够有效和足够灵活的去应付迄今为止所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不遭受无法预料的社会或经济危机，中共的有限的调整可能足以无限期的保有权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已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要持续下去。
中共正希望它可以继续执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时期中执行经济改革那样。这种方式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但就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Oi）提到的那样，政治改革中的次优方案（suboptimal solutions）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国，中共仍然稳固的保有权力，并且意图一直拥有下去，如果（政治改革）终于到来的话，将是通过无数的'次优'方式逐渐改变而来的。”58他们的意见是与具体的延长财产权，而且也和与此有关的完全扫清政治改革的障碍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开放（democratic opening）很少出现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反而通常是突发的以及没有提前示警的。59尽管中共统治中国是适应性强的，富有韧性的，并且有可能无限期的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可能突然打破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并且带来新的和以前无法实现的选择。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是否将被一个民主的体制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体制所取代，长期不稳定，或甚至是军事统治将取决于导致了政治变迁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一批主导者的作为。
这些对于中共未来的不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尽管魏昂德在早期作品中形容党的监控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在之后的作品中他认为这种下降对党统治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胁。因为当前的领导人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少被困在过去，更为熟悉其他国家的经验，它“可能使政权本身将对于政治治理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与它在过去20年对于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样。”61当Gilley预测一个未来的民主化的转折点时，他还认为那种变动的发动者是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共将在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扮演中心性角色。
同样地，许多学者强调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它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有分歧。一些学者视停滞和瘫痪是其主要的结果，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在列宁主义体制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迹象。然而，中共适应的结果可能导致黎安友称之为的“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产生：那种威权主义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即便是处在更先进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之下。”67这种假设情况，许多学者，甚至是更多的决策者，并没有设想过。
总结
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挑战了普遍的假设，即一个市场经济导致了民主和共同繁荣。在短期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它似乎更可能导致共产党执政底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寻求更好治理的方式，而不一定是更为的民主。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中共找到了使它自身适应到中国新局势的方法。它是通过纳入越来越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到政治体制中，通过一体化财富和权力，通过采纳新政策去解决由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来做到这一切的。
∗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my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86.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ch 1959), pp. 69-105;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ruary 1994), pp. 1-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3 In addition to Lipset, Inglehart, and Diamond, see also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January 1997), pp. 155-83; Ross E. Burkhart and Michael A.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4 (December 1994), pp. 903-910.
5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no. 45 (Fall 1996), pp. 61-70,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6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7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8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xiii. He is confident this transition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For the recor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is change were delayed beyond the year 2020” (p. 98).
9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 265, emphasis added.
1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 from p. 156.
11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see also Burkhart and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 rejoinder by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found a closer fi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hange as predict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only for first wave democracies, that i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see their“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July 2003), pp. 517-549.
12 David Zweig, “Undemocratic Capitalism: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63-72; 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23-42; Mary Elis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ee S. 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For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views towards democracy, see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4 Samuel Huntington (1970, 20; see also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16 Leroy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ington, Third Wave;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ylvia Maxwell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2).
17 Jones and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xwell and Schneider,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18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2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67-68; O’Donnell and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21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quote from p. 181.
2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pp. 242-63;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73-92;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Xiaoqin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London, 2003);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23 This rationale has been skewered in James Mann’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24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25-46. See also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vol.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pp. 268-272.
25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 1145.
26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Fall 2002), p. 412.
27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2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A rar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Lu Chunlong, “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40-48.
31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3 (July 1994), p. 5.
3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intage, 1990); Marcia A. Wie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s: The Logic of Emerg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October 1992), pp. 1-24;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79-80
35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111-2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pp. 35-52; Henry E.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05-29.
3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 148.
37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38 Michael W. Foley and Bob Edwards, “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1996), pp. 38-52.
39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40 Yanqi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April 1994), pp. 333-353.
41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7-8.
42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Lily Lee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David L.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55-7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He Baogang,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5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08-138;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6 This is the key theme of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47 The “Three Represents” refers to the CCP’s claim to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e., the urban economic elites), the mo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49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see also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51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enry S. Rowen,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April 1994), pp. 297-323; see also his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 212.
54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and 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2; see also Yasheng Huang’s rejoinder to Goldstone,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pp. 54-68.
5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6.
56 Joseph Fewsmith, “China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Spring 2005). His other writings
5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and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 7-48.
60 For more on these points, see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1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8.
6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 16. For a general view of this scenario, not limited to China, se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 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 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 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 Diamond）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社团中的成员身份，甚至人均GDP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Rowen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Lipset, Inglehart, 或Diamond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如果工人是（政治）变动的主要推动者，资本家的支持从远离国家转向到去支持民主反对派往往一直是民主化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引爆点。尽管他们很少着手推动民主，但他们也一直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民主运动的盟友。在如韩国，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西班牙这些不同的国家中，当商人和更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政府转向反对派的时候民主化就已经配套完毕可以上路了。
即便是在资本家支持民主化的国家里，他们也一直都不是天然的或持续稳定的支持者。在各种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一直都是最好的“游移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这是Eva Bellin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要看他们依赖国家程度有多深，并且他们害怕通常伴随政治开放而来的社会动乱。在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依赖国家去取得财务、技术以及市场；依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以免于外国竞争；为了维持劳动力低工资和静态（不罢工、不积极争取工人权益）；为了拥有在保护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宽松的政策。资本家越依赖国家去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选择“与国家的精英进行温馨的协作，而不是公开的竞争以及反对”去确保他们的经济成功。21同样地，如果资本家强烈关注到认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然而在民主化的近期的案例中，投票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新的民主国家的新当选的领导人试图去动员群众支持，通过承诺去增加公共福利开支（那需要更高的税，通常要向生意人征收），提高工资以及强制实施更严格的工作场所安全以及环保规定（增加了做生意人士的成本）。政治改革家们可能动员劳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去挑战现状，通过罢工以及抗议。害怕出现这种景象使得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民主化。讽刺的是，尽管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往往是动员劳工的一个指标，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持低工资以及防止独立工会的形成。中共和中华全国工总一直都是支持企业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一直强烈支持现状，并且很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民主并不是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后果，而是由政权内外的参与者所驱动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方面来讲，许多学术界以及政策圈中的外国观察者冀望一个私人部门的形成经由一个民间社会的涌现将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导致政治变迁并且最终导致民主化。民营企业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已获得了学者和西方媒体的特别注意。这些报道一直详细的聚焦于中共支持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经济精英扮演改变施动者的潜在性上，要么是报道这些精英通过内部巧妙的影响中共要么是报道他们从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其他人则视民营企业家为兴起的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间社会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2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期望持续的私有化以及繁荣将最终推动中国更快速的朝向民主迈进。那就是扩展两国经济以及贸易纽带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所在；政策制定者认为当中国更多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最终就将符合民主治理的新规范。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它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23这一推论思维方式仍在继续，尽管贸易增加与民主化的出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民主以及民主化的强有力支持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发现企业家不可能去发起要求民主化，“如果其他人带头为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压力他们倒是可能借一把力给他们。”24根据蔡欣怡（Kellee Tsai）的讲法，“当前的私营企业家一代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既拥有能力又拥有渴望在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去直面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非民主的方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25
同样地，陈安（An Chen）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认为把个人赌注压在防止政权变动方面的想当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腐败以及家庭关系。26中国那部分改革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有限问责制的受益人有动机去维持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变革。
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的个人以及制度性的联系，不是对中国的资本家兴起感到威胁，而是该党已经有能力充分的调适其列宁主义的制度去迎合他们。它甚至给予了更多言辞上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给私营部门，不断的修改党章去反映它那不断演化的实践行为，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疏远的关系，党已经以党支部以及官方支持的企业组织，鼓励它的成员，包括党政官员去“下海”到私营部门中去、招募不断增长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员到党里的方式使它自身融入到了私营部门中。红色资本家拥有最大的公司并且更可能参与到中国的正式的政治机构去。诸如此类，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去支持现状，在这种现状中他们拥有繁荣而不是去寻求根本的政治改革。确实，红色资本家是现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外观察事态的挑战者。大多数红色资本家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的一体化是用来为维持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向这种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共产党使自身融入到私营部门中去的策略，既通过鼓励当前的党员去经商又通过吸纳企业家入党，继续提供着分红。这是中共政权生存策略的一个主要成分，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中国的资本家并没有对中共形成一个立即的威胁，他们是党最重要的支持基础中的一员。
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都产生了一种扭曲。在那些国家中，Joel Hellman发现发动经济改革的受益人利用政治过程去阻碍进一步的私有化。28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赢家一直都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并不支持政治变迁，导致了裴敏欣所称的“陷入困境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28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红色资本家们，已经能够学会如何使当前的体制为他们所用。虽然个别的企业家可能是政治变迁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整体而言，就像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普遍地一直矛盾于民主化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益处这个难题，相对于一个新的和未经考验的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偏好于威权主义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他们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C.民主化是民间社会兴起的结果
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已经创造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兴趣。Larry Diamond已经定义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领域是自愿的、自发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被法律规范或系列有共识的运作规则所约束。31 Putnam把民间社会归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32在东欧从共产主义以及前苏联转型之中，民间社会在他们的“天鹅绒革命”上发挥了突出作用。33 正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写道的那样，“一个民间社会在一个列宁式体制内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就将为了民主化改革对其精英产生出压力来。如果国家积极的镇压民间社会，精英也许觉得他们可以一切照旧行事，但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惊讶很悲伤……一个新生的民间社会就在位于官方控制的社会表面之下培育和传播着支持民主化的看法”。34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运动也已经导使“颜色革命”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民主化肇因（democratic cause）的方面。35中共正在积极地监控其社会环境去排除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这种动作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民间社会涌现，中国发生民主化的前景就将改善。
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间社会将天然的推动民主化这样一种期望所影响的。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心性争论是一个民间社会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否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相对自主性？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成员以及更大程度的社群的利益吗？他们可以去影响政府政策吗？即时主张一个民间社会的观点也认识到了，自治，代表性和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所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当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是有着相当的不同。William Rowe宣称“因此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永远难以清楚界定，但它实际上是不断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要把企业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的先锋队，Solinger视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一个官僚和商人之间粘结的、初始的相互依存关系。”37
为了最好的欣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含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压概念。民间社会之内有着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及政治偏好，这些思考以及偏好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Foley以及Edwards对于Putnam的批评中，他们区分了民间社会中的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促使国家去进行政治变迁，以及一个更为非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织化是为了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追求但却想要避免政治活动。38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别。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在他们寻找中国民间社会迹象的文章中，形容了两个不同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兴起。政治动态（political dynamic）意味着“有着或明或暗政治意图的抵制国家控制的那部分群体和组织。39这样的动态可以在早至百花齐放运动（100 Flowers Movement）以及之后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4月反对四人帮（anti-Gang of Four protests）的抗议，1978-79的民主墙运动以及最生动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了这种动态的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找到。政治动态使得童燕齐所称民间社会的“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兴起，这是一个批判国家的政治范围（political sphere）并且代表了对其的一种挑战。40
但还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市场动态，市场动态给予了一个“非批判性领域”（ “non-critical realm”）兴起的机会，这样的非批判性领域主要是与经济事务以及休闲活动、较不对改变政治体制感兴趣的活动相关。随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国家向新经济层的转移（主要是私营部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清晰的分离。鉴于政治动态已经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而市场动态包含创造新的制度以及移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到后者身上这样一种潜在性。就这个层面来讲，市场动态可以被看作是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物质性或结构性的基础。41 国家需要，而且实际上鼓励这种市场动态，而不能完全的抑制住它的发展。“批判性领域”兴起于一个政治动态是一种直接的威胁，而“非批判性领域”导源自市场动态，创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更为互补的关系，向双方提供了成本和收益。不是要削弱威权主义政权，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可能导致对于现状的更大支持并且抑制对于民主化改革的需求。社会资本可能是稳定的政府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基础，无论是在一个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中。42
潜在的政治变迁是源自政治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批判性领域和非批判性领域之间的潜在的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关系。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领域不是因为共同的原因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时候，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镇压政治动态，同时支持市场动态。中共正积极整合经济精英到政治体制中来，同时强有力地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助长了市场动态，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科技专家和其他大多数观察家所指出的，由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性格的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批判性领域。私营企业家很少参与超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游说钟意的法律和规章等行为之外的政治活动。43一些企业家一直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给予物质支持去推动政治改革，但他们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大多数私营商人并不支持1989年的游行；许多人确实在之后为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因为它导致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暂时性退让，并损害了中国的商业环境。44尽管如此，许多观察家继续期望持续的私有化将最终导致一个更有强力的以及更为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的产生，那反过来将带来政治变迁。然而在评估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民间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认识到民间社会不一定是与国家对立的。
对民间社会路径（approach）的批评看法通常认为民间社会的概念最初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背景。45甚至于提倡民间社会路径的人士也认识到了自治的程度是与一个中国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之缺乏的真正的民间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在中国寻找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典型的做法就是寻找针对个体尤其是群体的自治方面的证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以及群体没有寻求自治反而是与国家发生了更亲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他们体认到自治就是要“外于体制”并且因此是没有权力的。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们为了更好的追求他们的利益以及最大化他们的杠杆作用寻求融入到当前的政治体制中。
尽管这些对于民间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关注可能是成立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关键要点：中共领导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民间社会的威力，并且为了维持党的统治正在面对民间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他们害怕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已经采取步骤去制止这种情况。46他们对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是可以存在的，以及什么活动是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进来的加以设限。他们保持了严密的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以限制理念的自由交流以及暴露政府的不当行为。他们支持民间社会的非批判性领域——尤其是资本家们——同时镇压那些在批判性领域中寻求政治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人士。他们依靠那些非批判性领域中人的政治忠诚，并已经以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目标和他们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则惩罚那些涉嫌威胁到对于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的批判性领域中人。不仅是学者们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中共也在观察这样的进程。
II. 中共为了政权存续所采取的策略
中共一直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知到的还要来得适应（新局面），但是这些适应性做法是旨在通过治理变得更有效率来维系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不是要使体制变成是更具回应能力的（responsive）以及更有问责性的（accountable）。中共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了从内部的政策以及人员议题到它的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动乱，但是它一直都能去处理好这些挑战，即便它并没有都解决掉他们。
中共通过使用生存战略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战略已在各种各样的其他背景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结合了对私营部门进行策略性吸收（strategic cooptation）以及与之产生法团主义风格的（corporatist-style）联系的做法。它正在吸纳其经济改革政策下的主要受益人，例如企业家，高科技的专家以及其他的都市专业人士。尽管中共在传统上对这些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怀疑的，并且频繁的在政治运动中针对他们发起运动，但在近些年它已经积极的吸纳他们为了确保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并且为了去防止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吸纳的策略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并且产生了激烈的党内辩论。然而在2001年以后，当党采纳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它就成为了党的正式政策，在“三个代表”的口号中党宣称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三个革命阶级”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党的社会基础），还代表了被认为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精英。47倒过来，为了在党内产生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共还一直鼓励它的成员去“下海”到私营企业中并且要党员去向其他人展示如何“率先富裕起来”。
中共生存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已经为不断变换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制度性联系。对于私营部门来讲，这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企业协会以及一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的党细胞的网络。这些制度性纽带旨在允许党去监控其环境以及提供对其的领导。这些纽带按照了一种法团主义的逻辑：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协会存在，并提供领导人以及预算支持。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在官方商业协会之外创造他们自己的协会。这复杂化了中共的社团主义策略，但并没有使党抛弃它的策略。
在这两种方式里，中共的生存策略都需要一体化中国的财富与权力。其策略旨在去提升党的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一体化已经为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持续的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为了现代化其经济，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作为增长、就业以及税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财富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积累对任何威权主义政府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共一直试图利用混合了吸收和法团主义的做法将自己同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整合在一起。经济现代化无疑是中共所主张的合法性最为重要的面向，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只立基在增长之上。
党的合法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基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通过在国家内部扩展越来越高的民族自豪感。“富强” 这个词汇的涵义的长期目标是使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能够站起来反抗外国侵略以及压力，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过去30年庞大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在实现富裕和强权这一目标上走了很长远的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也开始寻求国际对其经济成就以及与其积累的财富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承认。
决定去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化路径的背书。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民族自豪感在这些成就之外也增加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党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共的生存策略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中共里面的保守派领导人视整合资本家进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一种背叛党的传统以及对其长期生存造成威胁的做法。他们认为要减缓经济改革过程并且回归到党对于穷人以及弱势阶级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承诺上来，而不是只对经济增长的富裕的受益群体示好。在党外，称自己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批评党的支持企业的导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政治稳定是一种威胁还侵犯了基本的社会公正。
这些批评曝露了中共的生存策略的内在张力：财富和权力的快速的一体化已经产生了快速的增长，但实现那种增长的方式已经相应的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温馨关系是互相受益的，但是也遭到了那些并没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平等的获益人士的不满。许多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已经在改革年代中变得失业了，效率以及盈利的目标已经取代了终生工作保证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也一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补助金,例如住房、医疗以及退休金。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一直在分配那些财富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不均。在毛时代，中国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改革年代它快速的变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从186美元增加到了1449美元，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被使用最多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从0.3增加到了0.48.，这两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创造快速增长的战略还产生了不平等，腐败，污染以及其他源头的大众不满，这些都已经增加了全国抗议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这种不稳定威胁到了中共合法性的第三个方面：它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中共已经采取了一个涵盖广阔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措施去反向平衡增长战略所去强调的那些措施。截至到2002年召开的16大，它已经明显变得认为支持增长的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必须以更多平衡以及平等导向的政策去加以辅助来增加农村以及内陆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那些地区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的获益较不明显。在胡温的领导之下，中共开始收入补助以及降低农村地区税收的做法。为了去降低贫困它还增加去强调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地方党政办公室和干部、法团主义风格的商业协会的指挥下所进行的。但是强调增长的措施依旧。胡温致力于快速的增长并且依赖于私营部门，但是他们也认识到1990年代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战略必须以关注提升平等的做法来做补充。
他们如此关心在增长，公平和秩序这些通常是竞争性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2007年2月，媒体被下令停止汇报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私有化好处的有利声明。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胡温的民粹主义的形象正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旨在去提高政治稳定，这是党的合法性的第三个维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共正试图把江泽民时代的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政策以及胡温领导的民粹主义的目标混合起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极端的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做法都不能保持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市场经济没有配套可能摧毁掉社会。48结果是，一个“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必须的：国家必须去提供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去使得市场竞争，但在同一时间必须发布政策去保护社会免于遭受市场所带来的通常呈现为无秩序状态的变动。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上可能是为了安抚非受益者，同时又不损害裙带关系中人所获得的好处。
II. 中共的未来
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的长久统治的未来前景为何?已经做过一系列的预测了，通常是基于对党的适应力、民主化驱动者的不同的假设之上
一种设想认为向民主转型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少学者在何时这样的转型将会发生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具体的预测：Shaohua Hu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11年前变得民主化，Henry Rowen的预测是2020年前，Ronald Inglehart 和Christian Welzel是2025年前。51所有这样的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到达中国的基础。
中共并不是消极的眼睁睁看着这些变化发生，反而一直积极的涉入到这样的发展中。其政策是这些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它一直都积极的回应着这样的变化。虽然中共一直支持扩大私营部门，但它一直较少顾及到已经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政治挑战。它积极地通过镇压创建自主性党派、工会以及其他拥有政治意图的团体，捍卫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意识到了在近些年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削弱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被称为“颜色革命”），经由监控并关闭非政府组织，逮捕活动人士以及限制访问某些网站（与诸如雅虎、微软、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一直积极的监控、镇压这类潜在的威胁。
在这样做时，中共继续表明民主化不是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共的生存战略中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也表明了在预测政治变迁的可能性时必须区分民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共已经愿意接纳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因为对增长来讲是必要的，同时持续的在民间社会的政治领域对其进行镇压因为这对党的权力垄断是种威胁。
与此相对照，其他的学者对于中国当前的趋势及其对中共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要远为来得悲观。魏昂德（Andrew Walder）形容向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腐蚀了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列宁主义风格的政党组织以及对于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共产党监控以及制裁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下降，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力也会开始下降。52裴敏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提供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评价，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经历“一种平行于逐步经济改革的逐步政治开放的进过程” ，因为统治精英对于政治组织和强制性权力享有垄断，拥有很强的动机去捍卫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特权，并且采用了一种结合策略性吸纳以及有选择镇压的做法去最小化对它们自身所产生的威胁。反而他相信中国面临到了政治瘫痪，而那种政治瘫痪威胁到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例如教育和保健，以及维持经济现代化的能力。他相信“中共的奔溃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因为缺乏任何可考的反对派，并且那种“伴随政治停滞的将是进一步腐蚀国家能力、降低中共合法性、增加无法无天行为以及腐败和社会失序的经济停滞”。53章家敦以及Jack Goldstone同样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下降，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提供了更为严重的预测。他们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他学者视经济发展将直接或间接的导致民主化，章和Goldstone则预测即将到来的奔溃将产生混乱。与那些同意经济发展为一个即将来临的以及平顺的民主转型打下一个基础的看法相对照，这种观点认为在衰减和分裂的一个延长期间里，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国家。54
在这两种极端看法当中，有种预测认为党的统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中国政治的最为基本的特色。根据这种中间派的看法，根本的政治变迁，要么是变迁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要么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奔溃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中共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它比普遍观察到的还要来得适应。其挑选最高领导人以及决定政策的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且至少在地方层级变得更为透明化了。它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钟意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已经使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然保有其中央角色。它的党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来越集中于专业技能以及教育标准而不是政治忠诚。结果是，党的成分已经从“三个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士兵变成了经济和专业精英。它也一直都欢迎新的精英进入到政治舞台，包括党员的资格，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接受咨询。这种包容策略最佳的示范就是过去被视作是贱民、现在则被欢迎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红色资本家们。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一个果断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迄今颁布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党执政的更有效率，而不是需要它的治理变得更为的民主。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写到的那样，“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导致民主化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一个经典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55党策略性的选择了谁将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谁将会继续被排除在外，以及谁因为想更多地（政治）参与而努力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将遭受到镇压。在评估胡锦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方面，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一直认为胡“看起来决心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措施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56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崩盘。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一直所表明的那样，中共积极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的教训，调整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避免他们那样的命运。57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被解释为是预测崩溃的结果，但我将自己放到了“适应”这一类研究派别中。对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我是持不可知论的，因为以往民主化的经验强烈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以及转型是否成功的巩固住，取决于各种不可知的因素，包括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态度的强度，精英群体之间力量的平衡、国际大背景，突然出现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预测中国何时民主化并不是特别有用，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去预测民主化如何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必须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正如我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共已经调整了其政策议程，它的组成，及其与关键的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这种生存策略使它能够吸引新的支持者，防止潜在的对手，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行镇压那些要求进行政治变迁的人士。虽然并非总是微妙的或细微差别的，其策略却是足够有效和足够灵活的去应付迄今为止所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不遭受无法预料的社会或经济危机，中共的有限的调整可能足以无限期的保有权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已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要持续下去。
中共正希望它可以继续执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时期中执行经济改革那样。这种方式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但就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Oi）提到的那样，政治改革中的次优方案（suboptimal solutions）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国，中共仍然稳固的保有权力，并且意图一直拥有下去，如果（政治改革）终于到来的话，将是通过无数的'次优'方式逐渐改变而来的。”58他们的意见是与具体的延长财产权，而且也和与此有关的完全扫清政治改革的障碍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开放（democratic opening）很少出现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反而通常是突发的以及没有提前示警的。59尽管中共统治中国是适应性强的，富有韧性的，并且有可能无限期的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可能突然打破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并且带来新的和以前无法实现的选择。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是否将被一个民主的体制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体制所取代，长期不稳定，或甚至是军事统治将取决于导致了政治变迁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一批主导者的作为。
这些对于中共未来的不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尽管魏昂德在早期作品中形容党的监控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在之后的作品中他认为这种下降对党统治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胁。因为当前的领导人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少被困在过去，更为熟悉其他国家的经验，它“可能使政权本身将对于政治治理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与它在过去20年对于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样。”61当Gilley预测一个未来的民主化的转折点时，他还认为那种变动的发动者是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共将在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扮演中心性角色。
同样地，许多学者强调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它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有分歧。一些学者视停滞和瘫痪是其主要的结果，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在列宁主义体制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迹象。然而，中共适应的结果可能导致黎安友称之为的“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产生：那种威权主义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即便是处在更先进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之下。”67这种假设情况，许多学者，甚至是更多的决策者，并没有设想过。
总结
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挑战了普遍的假设，即一个市场经济导致了民主和共同繁荣。在短期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它似乎更可能导致共产党执政底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寻求更好治理的方式，而不一定是更为的民主。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中共找到了使它自身适应到中国新局势的方法。它是通过纳入越来越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到政治体制中，通过一体化财富和权力，通过采纳新政策去解决由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来做到这一切的。
∗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my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86.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ch 1959), pp. 69-105;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ruary 1994), pp. 1-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3 In addition to Lipset, Inglehart, and Diamond, see also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January 1997), pp. 155-83; Ross E. Burkhart and Michael A.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4 (December 1994), pp. 903-910.
5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no. 45 (Fall 1996), pp. 61-70,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6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7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8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xiii. He is confident this transition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For the recor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is change were delayed beyond the year 2020” (p. 98).
9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 265, emphasis added.
1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 from p. 156.
11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see also Burkhart and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 rejoinder by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found a closer fi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hange as predict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only for first wave democracies, that i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see their“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July 2003), pp. 517-549.
12 David Zweig, “Undemocratic Capitalism: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63-72; 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23-42; Mary Elis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ee S. 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For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views towards democracy, see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4 Samuel Huntington (1970, 20; see also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16 Leroy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ington, Third Wave;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ylvia Maxwell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2).
17 Jones and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xwell and Schneider,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18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2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67-68; O’Donnell and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21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quote from p. 181.
2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pp. 242-63;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73-92;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Xiaoqin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London, 2003);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23 This rationale has been skewered in James Mann’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24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25-46. See also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vol.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pp. 268-272.
25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 1145.
26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Fall 2002), p. 412.
27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2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A rar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Lu Chunlong, “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40-48.
31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3 (July 1994), p. 5.
3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intage, 1990); Marcia A. Wie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s: The Logic of Emerg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October 1992), pp. 1-24;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79-80
35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111-2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pp. 35-52; Henry E.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05-29.
3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 148.
37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38 Michael W. Foley and Bob Edwards, “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1996), pp. 38-52.
39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40 Yanqi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April 1994), pp. 333-353.
41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7-8.
42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Lily Lee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David L.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55-7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He Baogang,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5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08-138;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6 This is the key theme of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47 The “Three Represents” refers to the CCP’s claim to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e., the urban economic elites), the mo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49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see also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51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enry S. Rowen,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April 1994), pp. 297-323; see also his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 212.
54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and 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2; see also Yasheng Huang’s rejoinder to Goldstone,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pp. 54-68.
5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6.
56 Joseph Fewsmith, “China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Spring 2005). His other writings
5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and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 7-48.
60 For more on these points, see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1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8.
6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 16. For a general view of this scenario, not limited to China, se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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