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好莱坞还敢拍中国所不喜欢的电影吗？

核心提示：如今好莱坞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全球票房，而中国的票房又在其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即便中国取消了配额制度，审查制度还是会被保留，好莱坞还要继续迎合中国的审查政策。

 

来源：《时代》，2011年5月25日， http://goo.gl/HdHAm

译者：Q.L.

校对：南山

 

 

《西藏七年》是一部拍摄于97年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登山家彼得・奥夫施奈特和战友海因里希・哈瑞。影片讲述了彼得和哈瑞从印度的战俘营中逃出后，一个要往东到中国去安身，一个却不愿去中国而要在西藏立命的故事。其中哈瑞的角色由被日光曝晒过的、蓝眼睛的布莱德・皮特所扮演。他在电影中长途跋涉，穿过印藏边界来到了西藏。布莱德・皮特由此在雪域高原上与达赖喇嘛之间产生了一段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只存在于电影荧幕上。然而，正是由于布莱德・皮特扮演了哈瑞，他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封杀，可能再也无法踏上西藏的土地。布莱德・皮特被封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西藏七年》塑造了正面的达赖喇嘛形象。

假如今天有人向电影公司的制片人推荐这部关于西藏宗教领袖的剧本，他们肯定不会投资拍摄《西藏七年》。如今好莱坞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全球票房，而中国的票房又在其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电影票房市场。从03年至今，来自中国的票房收入狂涨了十倍。仅去年一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就增长了65%，达到了15亿美元。据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的统计，在《阿凡达》的票房榜上，中国仅落于美国之后，为全世界第二；在今年三月的CinemaCon展会上，华纳兄弟国际影院公司全球总裁米勒•奥克斯认为中国的票房成绩将在十年之内超过美国。这些情况已引起美国电影公司高管的高度重视。

有趣的是，尽管存在层层限制，但中国观众对外国电影越来越青睐。中国目前每年只允许20部外国电影在中国上映。尽管各大电影公司都在游说中国让自己的电影能在中国的荧幕上放映，但没有什么万能公式能确保成功。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所有上映的商业电影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审查通过后方能走上银幕。外国电影没有通过审查而铩羽而归的例子很多。具有争议的电影、主题有问题的恐怖电影等就很难走上中国的银幕，而包含敏感内容——西藏、六四事件等的电影则必定被封杀。

没有通过审查的电影将会自动失去来自中国观众的巨大的经济收入。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讲述达赖喇嘛少年生活的传记电影《小活佛》塑造了负面的中国政府形象，从而惹怒了北京当局，《小活佛》的发行方迪斯尼电影公司一时间面临着从此被中国政府封杀的威胁。直到迪斯尼总裁迈克尔・奥维茨亲自到北京同江泽民会晤后，这场危机才算告一段落。迈克尔・奥维茨“卡诺莎觐见”式的举动没有白费，今年年初迪斯尼公司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允许迪斯尼投资37亿美元在上海修建一个迪斯尼乐园。

随着好莱坞渐渐脱离了支持藏独的角色，《西藏七年》、《小活佛》等电影给中国政府和好莱坞之间带来的过节在今天早已平复。但是中共政府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反华的电影和影星仍然执行禁之唯恐不绝的政策。梦工厂的《功夫熊猫（第一部）》08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和全国性的抵制，原因不在于电影刻画了中国人心中的可爱的熊猫国宝，而在于梦工厂创办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不良”行为。在《功夫熊猫1》上映的前几个月，史蒂文在游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取行动敦促苏丹停止攻击达尔富尔失败后（尽管中国对苏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胡锦涛没有给苏丹当局施加任何压力），愤然辞去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不再参与北京奥运会的任何事务。同样是在08年，好莱坞女星莎拉・斯通恶意攻击中国，称汶川地震是因为中国政府粗暴对待西藏而得到的报应。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13亿中国人的公愤，莎拉・斯通的所有广告立即被撤下，电影也被各大影院封杀。

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地位，国外各大电影公司只好处处小心翼翼。最近，米高梅公司决定重拍1984年的冷战电影《赤色黎明》，影片预计将在年末上映。《赤色黎明》的原本情节围绕着几个美国小孩抗击苏联入侵而展开，但苏联已经解体的事实让原来的故事不再有效。所以，米高梅公司开始时选择了中国作为新的入侵者，但是发行商马上就对丑化中国的后果表示担忧。既为了不让这部电影偃旗息鼓，也为了不惹中国生气，米高梅公司最终决定用数码技术将侵略者改成朝鲜。特里普・文森是《赤色黎明》的制片人之一，他告诉《洛杉矶时报》说：“我们真不想做任何改动，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个让影片更加具有危险气氛的办法，相信这肯定会使影片更好。” 亚提森格维总裁鲍兰斯认为很多因素决定好莱坞如何拍电影，但是却又承认电影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会慎重选择所推出的影片。”

同时，好莱坞也在积极迎合中国观众的胃口。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青蜂侠》由加拿大喜剧演员塞斯・罗根扮演打抱不平的青蜂侠，由台湾歌手周杰伦扮演青蜂侠的重要伙伴。周杰伦是亚洲流行音乐的天皇巨星，十多年来深受中国大陆歌迷的喜爱。由于周杰伦在中国大陆的独特吸引力，《青蜂侠》成为了今年能够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之一。

中国对于好莱坞的影响力在最近几年有可能将会急剧上升。世贸组织的一项裁决指出，中国的每年20部国外电影的配额制度违背了国际贸易法。中国已经同意取消国外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的配额制度。预计到配额取消的时候，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会更加强烈。奥克斯认为，“中国多快成为世界第二，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电影票房市场，极大地取决于中国政府的作为。”但是，即便中国取消了配额制度，审查制度还是会被保留，也就是说，好莱坞还要继续迎合中国的审查政策。因此，中国的电影市场越开放，通过电影批评中共政权的机会就越少。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5/30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iyizhe@gmail.com)以便与大家共享。

 

【热点新闻/评论】

《华尔街日报》 – 政治明星的职业前景与内蒙古的抗议息息相关

《卫报》 – 内蒙的抗议导致镇压（美联社也有报道）

中国媒体研究计划 – 集会批判茅于轼

《环球邮报》 – 连接中美的神秘纽带

《纽约时报》 – 中国经济放缓，但通胀仍然阴魂未散

法新社 – 中国旱情影响到三千多万人

《福布斯》 – 谁给中国拉了灯？

兰德公司 – 中国军方从与西方公司的飞机交易中获益

《外交学者》 – 中美海军对彼此的看法

《外交学者》 – 如何跟踪中国的海军雄心

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 中国的航母谜团（1）（2）（3）

法新社 – 中国在南海反击越南

《福布斯》 – 没人告诉你的关于在中国做生意的秘诀

半岛新闻 –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竞选中暂时不出面

 

【社会百态】

《纽约时报》 – 辅导中国学生赴美念大学

《每日电讯报》 – 有毒食品之后，中国寻求有机食物

《华盛顿邮报》 – 中国的爱狗者与吃狗者展开较量

 

《外交政策》：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起伏的斗争会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

来源：《外交政策》，2011年5月22日， http://goo.gl/AmiP4

作者：Larry Diamond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作者简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是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弗里曼・斯普吉利（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民主杂志》的共同编辑之一。】

今年一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二月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倒台似乎融解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冬天。看起来腐朽不堪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正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很快这就和1989年形成了类比，那是另一个政治空间——东欧的解冻期，那里的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而现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类似的民主转型浪潮的可能性终于有了可能，尤其当你考虑到以前的转型都是在某个地区性的范围内发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都在1970年代中期实现了民主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此之后不久实现了民主化；韩国和台湾很快在1986年的菲律宾政治开放后步其后尘；接着199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出现了改革的浪潮。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民主化“第三波”中的一部分。三月，许多学者和活动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第四波”开始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一股“倒春寒”似乎又席卷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这可能会是持续性的。当然，以前的地区性民主化浪潮肯定也曾遭遇专制体制的强硬派、反对势力和引向歧途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多数的阿拉伯政治转机和其他地区的相比，收紧得更快也更猛——除了前苏联，在那儿大部分的新兴民主政体都快速地回到了独裁。

如果说突尼斯还可以作为谨慎乐观的基础的话，那么埃及的情况就已经很令人担忧。埃及的高级军官阵营当前控制着政府，并不想协助进行一场真正的民主转型。他们试图通过在当地制造状况来诋毁民主，让埃及人（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乞求强人回归。统治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宗教和党派纷争（还有大量爆发足以令人紧张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军队努力地逮捕成千上万的解放广场的和平示威者，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在军事法庭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四月份，一名被拘押者、博主Miakel Nabil被判入狱三年，因为他“侮辱军队领导”。）但同时它却宣称对不安全感的蔓延无能为力。许多埃及人认为这是军方有意为之，想要在民主落地生根之前就削弱它。

预定于9月份的议会选举不大可能有所帮助：新的政治势力没有机会能及时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党，以及构建出进行竞选活动的机构。穆斯林兄弟会最初说只打算参选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现在则宣布其目标是获得半数席位，还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自由正义党）。如果选举制度仍然保持多数获胜的原则，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赢得所参选席位中的大多数（可能达到议会总席位的40%），其他席位则会由地方势力代言人和前任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的中坚分子瓜分。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巴林的逊尼少数派君主政体选择镇压和平抗议，逮捕和折磨那些有可能与其达成未来权力分享协议的人。有伊朗的积极支持和美国、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的莫名允许，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发动了一场缓慢的屠杀，这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在也门，政府已经瘫痪，食品价格在飙升，国家正在放任自流。也门的总统萨利赫看到了穆巴拉克的下场，于是玩起了拖时间的游戏，但是他的合法性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而他也缺乏阿萨德那样的发动镇压的能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该地区的国家都被这股显而易见的寒流笼罩，一些国家仍然可以躲在避风港。约旦和摩洛哥还没有陷入危机，但可能很快会陷入。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和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能把看似稳固的独裁政权推翻的条件——对腐败、事业、社会不公、封闭的政治体系高居不下的挫折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目前还没有面临大规模抗议，因而处于可以发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进程的位置：修正选举法、遏制腐败、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但是，少有证据显示他具备通过这一途径将国家带入现代化的远见或政治自信。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在国内仍受到尊重，在国际上则被认为是改革者。但是他甚至比阿卜杜拉更为虚弱、有气无力。他不愿意制止围绕着君主政体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不愿意放弃该国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商业所有权。相反，他的卫队、皇家的小圈子和商业寡头们反对要求信任和改革的呼吁，进一步将国王孤立起来，激化了在表面的平静下正在聚集的政治风暴。

目前，这两个君主政体正在走上老路：成立委员会来研究政治改革而不是真正迈向政治变革。这个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正如前约旦官员最近向我私下里评论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方式上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这个体制就会深陷危机。国王不能一直只空谈改革，而不行动。”

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都在说，这一地区的多个压制性政权（不仅仅是为数千名王子们捞油水的沙特王朝）要么是寻求民主改革，要么就内部一直腐败下去，直至被推翻。最终，今年避免了革命的那些政权也面临这相同的选择。那些重新加强的专制体制只能苟延残喘。理论和政治实践都告诉我们，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而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独裁者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即使现在不被推翻，在未来的数年中也在劫难逃。但是，如果约旦和摩洛哥的君主体制能够把自己残存的政治合法性用于进行民主改革，它们仍有可能幸存。这就是说，即使阿拉伯之春乍暖还寒，最终它还是会带来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民主是否是最终结果，则部分取决于这些事件会如何演变，以及这些政权和国际角色与反对力量的互动。

除了在这一地区不时爆发的短暂战争时期之外，美国还从来没有面临过更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机会和挑战：民主发展的可能前景，和非常实际的伊斯兰掌权、政治混乱和人道灾难等风险同时并存。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上大相径庭，美国找不到一种包治百病的 “万灵战略”。但是有几条基本原则应当在所有地方都适用。总体上来说，以及在许多特定案例上，奥巴马政府必须明确地、持续地谴责所有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这些言辞应当与后果联系起来，以加强它们的可信度。例如，在利比亚，美国发现了并冻结了对暴力镇压应负责的高官的海外资产。另外，禁止了他们及其亲属赴美，并让欧洲也如法炮制。在过去的几天中，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行动，冻结阿萨德和其他高层叙利亚官员的个人资产。在极端情况下——利比亚是其中一种，现在叙利亚正在成为另一种——美国可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将一些人送上反人类的国际法庭。

当阿拉伯政府对和平示威者采用武力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应当停止向他们提供武器。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向这些政权，比如说也门的萨利赫，销售（或赠送）镇压工具，包括：催泪弹、炮弹、狙击步枪、近距离攻击性武器、火箭炮和坦克。虽然萨利赫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对抗恐怖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源，现在他已成为了负担。这种交易的告终让美国对巴林（另一位受赠者）和也门的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想要以武力骚扰或随意逮捕和平的民主示威者，至少他们不能用美国的枪炮来干这个。

现在迫切需要以调停来打破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僵局，找到办法让本地区剩下的独裁者逐步交出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意识到联合国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中应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派遣有经验和有能力的联合国官员参与也门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这些外交官可以协助提出抗议者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方案。美国应当鼓励联合国的这些冲突调停努力，弥合对立政治派别之间的不同势力，帮助政府扫清通往可信赖的政治选举的道路。因为联合国更为中立，它的国际角色最适合进行调停，也可以召集专家进行机构设计，为起草宪法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的外交家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们可以打通资金和实际支持的通道，为不同的角色提供会面和讨论分歧的机会。他们也应该为人权、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而呼吁。这种道义上的表达和实际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比如智利、菲律宾、波兰和南非的转型中都起到重大的作用，虽然阿拉伯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性，但是持续进行的反抗运动对美国的大使来说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与其他民主政体的代表一起向阿拉伯的独裁者施压，支持阿拉伯的民主人士。

美国应当帮助阿拉伯的民主人士进行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得以保存实力，同时督促他们互相合作。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公民组织提供更多的拨款。当然会有对资金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美国给它们太多的钱，会使得它们被人认为是“美国爪牙”从而失去信用，或被腐败吞噬。援助应当有多样化的来源，提供核心的（而不是基于项目的）资金给有着可靠的推进民主变革历史的组织，还必须被仔细监督，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最后，考虑到埃及对整个阿拉伯地区有着巨大的地理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在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变革的宏大战略中，与埃及的互动将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援助和积极监督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国必须对埃及军方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不会支持对民主进程的故意破坏，回到专制体制对美埃的双边关系来说会有严重的后果，包括影响美国未来军事援助的流向。美国不能让埃及军方玩巴基斯坦军方的“两面派”游戏，否则埃及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变成又一个巴基斯坦：军方在民主的假面下统治国家；以及军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会儿是我们的朋友，一会儿又和我们的敌人——埃及内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外部的哈马斯——搅到一起。

阿拉伯世界的这段时期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不会仅仅是持久的暖阳或寒风，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的起伏斗争，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的利益影响重大。[美国]从未如此地急迫地需要稳定的原则、清晰的理解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时代》周刊：金钱无法买到爱情――仅仅教育女孩子，能扼制中国的“二奶”潮吗？

核心提示：广东省将在学校中对女生开始女性教育课，目的是教育她们不要去做二奶。可是，这样的教育能有效果吗？

来源：《时代》周刊，2011年5月18日， http://goo.gl/eXOsh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今年秋天，中国南方广东省的年轻女孩们将在学校学习一门新课程：如何避免成为情妇。虽然毛主席当年身边有不少女人，但在狂热的社会主义年代，婚外情是惹人非议的作风问题。但是当经济改革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后，这个省也被“二奶”的洪潮淹没了——“二奶”一词是中国对情妇的统称。

2007年， 广东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包养情妇列为非法，但是这项法律却无法执行。该省政府的新方案是尝试在小学和中学开展“女性教育项目”，旨在教育女生们在未来要独立自主——而不是靠老男人的包养。“这项教育将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三月份，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在宣告此项措施的讨论会上这么说。

但是，中国社科院（CASS）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银河说，仅靠教育不是解决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问题的答案。“[一夫多妻]是一种社会习俗。众所周知，社会习俗是很难改变的。”李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一个男人有越多的妻子，他就越成功。现在这种传统又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贯穿于中国王朝历史之中的妻妾文化不仅被社会所容忍，而且从位于权力顶点的皇帝们那里就得到赞同。中国的皇帝们保留着历史悠久的嫔妃制度，贵族们、富贾和任何想要提升其社会地位的人也如法炮制。事实上，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讲的就是清朝的一位妃子如何支撑着她的整个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内部也同样三妻四妾，全靠皇帝的恩泽施惠。

这种历史背景使得“有情妇等于有地位和有权力”的理念经久不绝。在当今人人都渴望地位的中国，能养二奶再次成为一桩时髦事。在某些城市，整个社会生态都靠“二奶”业而兴旺繁荣。最近网上则披露了上海的一家“二奶”中介为肯付钱的男人们准备的大学生情妇的价目表。每年的包养费从普通学校女生$3,000一年，到名校女生$26,000不一而足。

有些人则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愿意放弃事业而成为二奶，是中国近来痴迷于炫耀财富的恶性案例之一。这一趋势也削弱了中国在职场上保障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拥有名校学位的女生成为男人的情妇与成为名声鹊起的学者的可能性一样大，那让社会主义情何以堪？

在当今的中国，寻找伴侣常常不是为了爱情，而是由明确的经济算计而驱动。“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是某类年轻女孩想找富裕伴侣时的普遍态度。在中国最著名的网络交友平台上，女性无法根据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来寻找未来的丈夫，但是她们却可以按照对方是否有车有房，或按照她们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来搜寻对象。
同时，蓬勃发展的经济也意味着许多男人现在有了财力和可消费收入来供养情人。“经济发展让一些人致富了，他们可以在更多的女人身上花钱——特别是在有着女人越多就等于越成功这种传统的地方。”李银河说。随着更多的女人愿意玩这种游戏，社会道德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几百年来中国的男人都以拥有多名情妇为荣，但对于甘心依附于此类男人的女性们，近年来社会上的态度明显著地更加宽容了。

冒牌明星、自封“二奶女皇”的李薇可能是这样一个最佳典型。李薇从越南到中国西南的云南省的时候只是一位一名不文的难民，但她却成功地和许多高层政治官员发生了关系。接着她利用自己的魅力构筑起房地产和股票的王国。当这一切不可避免地烟消云散的时候，李薇和检察官达成协议，交代出了很多她过去的情人，以换取减刑。她自己的刑期不长，她的大部分财产也原封未动。她的裙下之臣包括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李入狱之后，青岛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之一，其中共党委秘书杜世成也让李获利颇丰。

尽管李薇的所作所为都是腐败、欺骗和背叛，许多中国公众却因为她的俘获能力而对她景仰不已。有的人因为她身为一介平民，却能迷倒腐化官员而兴奋，另一些人则对她能从底层平步青云而敬重她。“如果她不过是靠一张漂亮脸蛋而没有其他什么的话，她是不可能诱惑到这么多官员的，”天涯论坛上的一条帖子这么说，“她肯定有别的女孩没有的东西——成熟、包容和知识。”（说明：呃，翻得我都要吐了。）

随着对二奶的尊重有增无减，而对那些婚外留情的男人们的态度在几百年中又纹丝不变，中科院的李银河说，只靠那种对女性的教育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指望只教育女性就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同样教育男人呢？”她这样问道。“毕竟，他们才是到处找二奶的人。”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5/27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iyizhe@gmail.com)以便与大家共享。

 

【热点新闻/评论】

法新社 – 中国维权人士赵连海被短暂收押后又被释放

美联社 – 中国的爆炸案主角被视为无处申冤者的楷模

路透社 – 内蒙抗议活动扩散，部分地区戒严

现代艺术笔记 – 中国要求圣迭戈当代艺术博物馆归还艾未未的艺术作品

《华尔街日报》 – 中国的特权违法者

《纽约时报》 – 中国民族主义者热昏了头，置事实于不顾

中国媒体研究计划 - 《人民日报》怎么了？

《华盛顿邮报》 – 在中国，撰写中共党史的工作耗时很久

法新社 – 中国成立网络战部队

中国思考 –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前景如何？

Politico –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们把中国作为对手

《纽约时报》 – 中国的大胆诈骗

《纽约时报》 – 中国对巴西农田的兴趣令巴西感到不安

《商业周刊》 – 北朝鲜与世隔绝，对中国的依赖加深

CNN – 金正日秘密访华，意义重大

《商业周刊》 – 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使得南海石油热冲突的危险加大

中东媒体研究所 – 中国警告美国：攻击巴基斯坦就是攻击中国

《纽约时报》 –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朋友闹出了点小误会

《印度时报》 – 针对印度？中国扩张海军、讨好缅甸

《商业周刊》 – 中国领先印度，成为亚洲经济最有发展前途国家

商业内幕 – 美国将如何填补网络政策中的漏洞

 

【社会百态】

《时代》周刊 – 只是教育女孩子们，能改变中国的情妇现象吗？

《时代》周刊 – 好莱坞还敢拍触怒中国的电影吗？（另，对此文的不同看法）

商业内幕 – 猜猜微软在中国每年挣多少钱?

Isidor’s Fugue – 在中国，手机是上网的一个重要途径

《大西洋》月刊 – 如何在中国的污染中幸存

 

《卫报》：噶玛巴变得无足轻重

核心提示： 达赖喇嘛明智地放弃了他的政治职位，因此不再需要摄政。这使得噶玛巴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

原文：No role for Karmapa，http://goo.gl/2xOKs
时间：2011.5.27
作者：Mary Finnigan
译者：9Ua

西藏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摄于2001年。摄影：Arko Datta/欧新社

本周，来自20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齐聚印度喜马拉雅地区，讨论西藏宪法修改；这一修改将对全世界的海外藏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得到流亡议会批准，宪法将删除五项条款，延续370年的摄政制度将被废除。

最近，达赖喇嘛宣布他将放弃其政治职务，未来将专注于宗教和人道事业。这一决定导致了这次印度会议 ―― 意在完成从神权制度到民主制度的过渡。达赖喇嘛不再是一位世俗领导人，也没有必要保留摄政职位。

这也意味着，26岁的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现在将不会成为摄政 ―― 尽管自从他2000年戏剧性地逃离西藏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职位做准备。邬金钦列得到中国当局和达赖喇嘛的认定，成为17世噶玛巴。他抵达印度之后，直奔达赖喇嘛驻地，此后一直居住于附近。2008年，达赖喇嘛在一段录影中，告诉噶玛巴和另一位年轻的高级喇嘛林仁波切，当他往生时他们将继承他的职责。达赖喇嘛说，"你们将继续我的工作。"

现在看起来，该工作仅限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宗教事务；过去30年来，藏传佛教吸引了全球数十万信徒皈依。日内瓦大学访问教授阿诺德・多特扎克(Arnaud Dotezac)认为，废除摄政制度避开了一个争议性问题。噶玛巴是噶举巴的最高活佛（译注：实际上，噶玛巴只是噶举巴一个支派，又叫噶玛噶举，后文不再说明） ―― 而历史上这一教派曾经当权；直到17世纪，达赖喇嘛的格鲁巴派通过暴力取而代之，并残酷地压制噶举巴。

"那是一场血洗，"多特扎克说，"数千人被杀，大批噶举巴寺庙被迫改信格鲁巴；噶举巴和格鲁巴是朋友的想法在当时不可思议。"

多特扎克同时相信，今年1月份爆发的噶玛巴寺院财务丑闻，某种程度上给噶玛巴的声望带来污点，他不再被认为适合担任摄政。

"自那事之后，情况大不相同，"多特扎克说，"政教分离的速度加快了。我认为，随着达赖喇嘛放弃他的政治角色，他正为回到西藏做准备。他曾说过，他希望回去，在西藏往生。"

在旧西藏，表面上，摄政只在从达赖喇嘛过世后直到新的转世成年之前的过渡期间执掌大权。但实际上，在整个政权期间，摄政的权力都极大，几位年轻的达赖喇嘛均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过世。现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逃脱了这一命运，可能仅仅因为他在1959年被迫逃亡。

让邬金钦列多杰仅仅成为一名纯粹的宗教领袖，这不仅仅排除了上面说到的这项争议；而且也避开了自1992年邬金钦列被认定为十七世噶玛巴以来，围绕他所产生的其他争议性问题。

在邬金钦列被认定为噶玛巴两年后，听列泰耶多杰和他的家庭逃离西藏，被噶举巴高级喇嘛夏玛巴仁波切认定为十七世噶玛巴，其后正式坐床。这意味着世上有两位噶玛巴。一些高级喇嘛接受这一现实，而另一些阵营坚持只有他们的噶玛巴才是真正的噶玛巴。

也有人坚称，邬金钦列是一位中国卧底，如果没有在西藏的中国当局的同意，他不可能从西藏逃离。

"这是一个阴谋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巴内特说，"如果说中国导演了噶玛巴的逃亡，这解释不通。所有的情况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 噶玛巴逃亡印度，中国在外交方面丢脸丢大了。"

罗伯特・巴内特指出，邬金钦列可以在没有中国官员帮助的情况下逃离。他说，"当时，每年有数千名藏人成功逃到尼泊尔。而且，邬金钦列有资源和支援团队帮助他。他们走了一条偏远路线，一般步行越境的难民不太走；他的司机熟悉情况，知道他应该在哪下车步行，以避免检查站。"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在西方民主国家出生长大，藏人政治就像中世纪的残留物。但是达赖喇嘛正带领他的人民驶向21世纪：未来的达赖喇嘛将由民选总理领导的民主政府批准。达赖喇嘛平息了争议，放弃了政治职位，并由此展示了高超的政治技巧。

《经济学人》：对大魔头的无限忠诚

核心提示：受到寒风肃杀的政治气氛的鼓舞，阴魂不散的中国毛派们正在奋起直面针对他们的批评。但这一次有一些自由派们正在回击。

 

来源：《经济学人》，2011年5月26日， http://goo.gl/pICnz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5月23日，四个人到北京的一家警察局，提交了一份要求伸张正义的请愿书。通常这是那些受官员们迫害的受害者们才会做出的举动，而通常他们也很容易被打发掉。但是这一次却不是常见的喊冤者。这份请愿书有将近一万人的联合签名，控诉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诽谤毛泽东及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受到寒风肃杀的政治气氛的鼓舞，阴魂不散的中国毛派们正在奋起直面针对他们的批评。

毛派们呼吁逮捕知名的经济学院家茅于轼。（原注：此茅与彼毛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对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是多年来最集中和公开的一次努力。一小撮毛派网站经常诽谤如茅于轼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是公开的发起运动对某人提起公诉则是非同寻常的。这是中国亲西方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强硬派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的表现。毛派可谓强硬派阵营中最极端的一翼。但是随着当局发动了对异议分子的打压、并对非政府组织（NGO）施压，还逮捕了几十名政府批评者（或令他们“被失踪”），毛派们也正在攻城略地，

语调温和的茅于轼今年已经82岁，是著名的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人。据毛派称，他的主要罪名是4月26日发表在财新网上的一篇博客（财新是一家敢言的中国新闻组织）。这篇文章名为《将毛泽东还原成人》，是中国主流媒体上可以读到的得最为尖锐的批评毛泽东的文章。财新网后来删除了这篇博文，其他的几个转载网站也删除了。中宣部显然希望制止它进一步被传播。

今年以来，中共随时随刻都在警惕着阿拉伯式的“茉莉花革命”传染到中国。（原注：“茉莉花”一词已经在媒体上被禁，此花在市场上也消失不见。）由于党要在7月1日庆祝其成立90周年，它现在变得更为提心吊胆。党不希望这一纪念活动被毛所犯的错误蒙上阴影——毕竟毛正是当年让党能得以掌权的那个人。虽然在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五年之后，党曾羞羞答答地承认过他的确犯了些错误，但毛泽东和党的关系太过密切，不可以被进一步检视他所犯的那些“错误”。

茅先生在文章中说，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幸福：“相反，【给中国】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茅先生说有五千万中国人因为毛的政策而死亡，“而他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他没有给出数字来源，但是，在1950年代后期，有三千万人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而死亡，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主流共识。同时有约两百万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屠杀。这个“祸国殃民的总后台”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广场，（原注：而且这位的尸体还躺在广场中央没有挪走。）茅先生说，是时候结束对毛的“崇拜”和“迷信”了，应对他如普通人那样进行评价。

茅先生说从文章发表以后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威胁要揍他。在网络上的言辞十分激烈，“整个国家都在期盼黎明，黎明就是当诽谤和反对毛泽东的茅于屎（谐音）和其他反革命们被消灭的时候。”有人在“乌有之乡”网站上这么说，这是毛派们的大本营。乌有之乡领头起诉茅于轼先生颠覆和诽谤。它还说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由位于纽约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这是他与海外“勾结”的证据。

在网站上列明支持这一举行动的人当中，有两位是毛的后人——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和毛的大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毛岸英在1956年的韩战中被杀。虽然签名者当中没有谁特别有影响力，但乌有之乡能够迅速收集到这么多的签名证明中国人对毛的支持仍有广泛的基础，在一些中国的出租车上悬挂着毛的画像，作为求平安的护身符。

乌有之乡说警察已经承诺会严肃处理此案。但是，即使是在最近的肃杀气氛中，党可能也会非常小心从事。它已经因为要处理4月初逮捕艾未未而引发的强烈国际批评而头疼了。艾是一名艺术家兼政治异议者。他被控犯有和税收有关的经济罪名，这是为了避免象2009年因政治罪名起诉刘晓波而引起的批评。刘晓波因为颠覆罪而判处11年刑期，这帮助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甚为恼怒。

毛派们这一次的力量展示却不能被视而不见。西南城市重庆的党委书记薄熙来已经成为了毛派的心上之选，因为他试图恢复毛时代的文化。重庆市民们加入了唱毛时代歌曲的行列。干部们每年有几天要下乡和农民们住在一起。在薄熙来到任重庆之前，在中国东北任职和做商务部长时期，没人能想到他喜欢这种文化。但他的父亲薄一波曾是毛的一名战友，（原注：虽然薄一波被毛整肃，但他仍是一名强硬派。）薄熙来也是一名民粹主义者。他认为，利用群众对毛的崇敬可以帮助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目标是在明年的换届中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者之一。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他可能会得到负责国内安全的关键岗位。一些人认为，薄熙来和毛派们打得火热，可能将中国的自由派的阵营的空间压缩得更小。

温家宝总理是一名相对来说的自由派。在四月份接待香港的一名访客的会议上，他说有两股势力都在阻碍中国的改革，温说其中一股是“封建势力”（原注：党对保守派的说法。）他还说，另一股是“文革的有害影响”。在中国的毛派当中，对毛泽东统治的后期所充斥着暴力、毁坏、迫害等混乱局面有很多辩解。中国招商银行的前主席和一位著名的现代主义者秦晓，在本月的一次访谈中警告说，要警惕文革的“邪恶势力”又会重新浮出水面。和以前的强硬派镇压相比，至少这一次有一些自由派们正在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