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译文：中国民主党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抗议政治
作者：Teresa Wright
作者背景：Teresa Wright，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政治系教授，著有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文章来源：2002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2月刊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此外，中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1998年的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人努力想要在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中国民主党（CDP）。到1998年冬天的时候，民主党地方筹备委员会已经在24个省、市出现，并且一个全国性的筹委会亦已形成。然而，在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过后，中国的统治政权逮捕并监禁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目前，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维持着地下存在状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些连续性，似乎都源自国家在政治镇压方面持续具备的能力以及活动人士本身对于当局这种镇压能力所做出的预测。然而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之间的断裂性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的市场转型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以许多显著方式改变了思想层面异议活动的形式和手段。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结构时，发现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移入向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开放的职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隔绝开来的情况似乎已经打破了。此外，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缺乏明显的政治庇护则表明了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最后，中国民主党的通讯手段则指出诸如互联网、电邮、以及国际寻呼系统这类的全球新技术在可用性方面的暴增已经孕育出共产党精英们也许无法控制的强大新网络。
这个新政党最终会获得成功吗？许多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他们自身发展的榜样。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主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毫无疑问，就短期来看，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步伐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远来看，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先前分隔开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加并使知识分子减轻了对于国家的依赖，这也许对一党统治造成了新的以及更为有力的挑战。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随着在1989年春天对政治抗议以及抗议期间形成的自治性组织的严厉打击，由于几乎所有著名异议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到国外，要么被监视或直接躲藏起来了，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中国处于了被噤声状态。直到1992年，政治气氛才开始变得和缓下来。第一个重新松动的明显标志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展开的著名的“南巡”。在对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视察中，邓小平呼吁进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对国际开放，称赞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此后不久，美国代表前往中国，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并且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前往中国调查他们是否应该在北京举行2000年夏季奥运会。为了促进中国在这两项事务方面的进展，该政权授准1989年的学生活动家王丹和郭海峰获得提前假释。当9月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最终投票临近的时候，资深的活动家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王军涛（所有这些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来就被陆续关押进了监狱）也被释放了。有人充满希望认为这预示着官方在政治高压方面的松动，并渴望重操旧业，继续他们过去被迫终止的那些政治工作。这些活动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民主化的支持者很快就联系上了。2 然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三年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1995—199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已对这些行为有了足够的警觉，并开始对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压。王丹和魏京生再次遭到拘捕，并被关入监狱。王希哲则在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后逃往美国。3 然而1997年开始，部分与邓小平在1月份去世以及中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解冻期。令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计划于1998年6月访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也计划于1998年12月访华。政治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1997年3月，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而“反革命”等政治罪名被“国家安全”之类政治色彩不强的罪名取代。随后，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人权。10月，中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宣布经过几年的适应期后还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1月，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流亡到了美国。1998年3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式宣布该国已决定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这样稍显宽松的环境中，异议人士开始重建联系和组织。起初出现的是分散且小规模的活动。徐文立是最早开展公开活动的人之一，他是一位资深的民运人士，曾因参与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被判入狱11年。在钱其琛宣布中国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徐文立递交了组建“中国人权观察”这一新组织的申请。4 差不多同一时间，来自安徽的异议人士毛国梁与王东海也申请注册名为《中国人权新闻》的通讯。5 在湖北，前民主墙活动家、政治犯秦永敏申请出版《公民论坛》。6 在河南，Xin Yangan等人利用中美对话的时机出版了《腐败观察》。7 名为“劳工观察”、“农民观察”、“宗教观察”、“法律援助热线”等组织也纷纷成立。8 这些组织以及其他异议人士在写给中国中央政府、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的公开信中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9
与此同时，1998年年初，一批资深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反过来，海外的民运分子也借机渗入中国。王炳章便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王炳章之前在加拿大学医，他创办了异议性质的刊物《中国之春》，并组织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王炳章于1998年1月抵达中国，目的是帮助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组建反对党。两周后，他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与他有联系的许多人都遭到了拘捕或关押，其中两人还被判刑。王炳章和其他海外人士总共联系了八个省市的异议人士。10 不久之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宣告成立。在宣言中，该党呼吁通过公正的选举法律体系建立一个民治政府。同时，该党毫不隐讳自己希望通过“革命”来“推翻”当前“一小撮人”对政治权力的非法占有。11 1998年5月，该党开办了一个功能型网站。12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中国境内没有身份公开的成员，而且也未尝试过在中国登记为合法社团。
另一方面，时间退回到1990年代早期，被判入狱的1989年学生领袖王有才独自萌发了组建反对党的想法。1997年，王有才感觉政治气候有所宽松，他在浙江杭州与一些异议人士谈及了组建“中国自由正义党”的打算。1998年初王炳章回到中国时，与这些人有过交流。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政党的想法 ，但对王炳章想要径直宣布党的存在这一计划感到忧虑，也对王炳章把可能的革命行动纳入党章感到不安。当王炳章遭到驱逐，与之有过联系的人遭到惩罚的时候，王有才和他在杭州的同事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且用比中国民主正义党更谨慎的手段追求更具现代性的目标。13
这一组织决定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发表第一份公开声明，以利用这一时机回避官方的压制。14 6月25日，他们发表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党章草案。宣言由王有才、大学生林辉和参与过六四的活动人士王东海（王炳章回到中国时曾与他取得过联系）签署。15 该宣言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文中指出，中国民主党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中国民主党坚信：政府必须建立在公众的自觉同意之上，建立在自由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之上……”为了防范任何形式的潜在压制，该组织强调了自己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目标，“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得的统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运用暴力……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16
在这一宣言发表之前，很少有其他异议人士知道王有才近期之内在杭州的活动。现在，熟悉互联网的人可以在网上读到它。此外，筹备委员会的宣言和活动是通过前六四活动家卢四清这一香港关键的联络点向外公布的。在进行了十余年的政治行动和受到官方长期骚扰之后，卢四清于1993年离开中国大陆，获得了香港的居住权。作为计算机工程师，在1993至1995年间，卢四清通过电子邮件和个人网页系统搜集了大陆异议人士的信息。1996年，他开始将掌握的信息向国际新闻机构公布。这样，当浙江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后，卢四清很快将它发给了大陆其他异议人士和国际新闻机构。17 这一消息很快出现在了新闻机构的网页上，并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传回中国。
王有才和他的朋友们非常渴望把党的组织网络铺向全国，但也十分清楚此种做法的潜在危险。由于王有才和浙江筹备委员会的很多成员的政治记录中有“污点”，他们都面对着程度不同的官方监视。此外，中国的酒店还要求客人出示官方的身份证，并为地方官员的日常检查保留客人入住记录。
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尝试着通过几个方式来突破这些限制。第一，他们在宣言中为自己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形成更具规模的组织进行公开呼吁。宣言指出：“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建全国委员会。”18 第二，浙江筹备委员会成员、政治记录相对清白的浙江大学硕士生吴义龙用16天环游中国，以鼓励各地建立更多的筹备委员会。19 为了防止遭到拘捕，吴义龙没有用电话联系任何潜在成员，也没有留宿旅馆。20 第三，到了1998年，由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知道了卢四清在香港的传呼号和电子信箱。21 卢四清也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这样，通过卢四清，中国民主党的潜在成员可以相互发送信息。22 最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第一时间宣布支持新政党，并在自己的主页上为中国民主党建立了链接，还指示自己在国内的成员支持中国民主党。很多在1998年年初联系过王炳章的异议人士纷纷成为了中国民主党各地方支部的创建人。23 在上述多种联系方式发挥作用的同时，筹备委员会开始在24个省市建立起来。
王有才和杭州其他的成员意识到了该组织危险的处境，他们自觉地强调其筹备委员会的本质，并通过合法途径努力工作。中国1982年宪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肯定他们建党的权利。但是，中国没有关于新政治党派如何获得合法地位的规定。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处境，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决定向地方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以试探地方官员的反应。在发布宣言的同一天，浙江筹备委员会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们来到浙江省民政厅争取合法地位。24 当局接受了申请，但没有做出反应。四天后，王有才遭到八小时关押，并被警告要求停止政治活动。第二天，王有才又一次来到民政厅解释他的初衷，但被告知他的诉求超出了管理范围，因此可能无法被接受。25
克林顿总统离开中国后不久，王有才在7月10日邀请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家们到杭州参加“茶会”，讨论今后的策略。但在他们集会时，当局作出了首次镇压举动，驱散了集会并拘捕了王有才及其他十四名参加集会的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很快就被释放，但王有才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名被起诉。中国国内及海外的异议者们联名向政府请愿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释放王有才。考虑到很少会有已被提起诉讼的嫌疑人被释放，王有才于8月30日被允许返家就十分令人惊奇。尽管他始终处于官方的严密监视之下。26
其他地方的筹备支部将其视为一个正面的信号，纷纷试水。有趣的是，其中至少有一个受到了流亡海外的老牌异议分子的鼓动。在8月份，长期从事民运的活动家如王炳章、王希哲、徐水良、傅申奇、杨建利和庄彦等人在美国波士顿聚会，讨论建立新党的问题。尽管他们没有在具体策略方面达成一致，但庄彦提议由他来联络一些山东省的异议分子并鼓励他们成立筹备党支部，因为他作为山东籍的异议者，曾因参加民主墙运动与1989年的抗议示威而入狱多年。随后，庄彦与谢万军取得了联系，后者在1989年曾是山东学生的领袖，尽管没有被捕入狱，但在他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毕业后，就一直遭到骚扰并难以找到工作。谢万军联络了一些山东的朋友，开始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山东的筹备支部。27 9月10日，谢万军与刘连军（时为一名三十岁出头的作家）向山东省民政厅社团登记处提交了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书。作为一项额外的预防措施，他们在陈述中强调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28 申请者们得到三名官员的接待，这些官员宣读了一份看起来是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提出了四项注册条件：必须要有五万元人民币（约六千美元）的的注册本金；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的办公场所；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个人简历；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五十名成员名单。谢刘二人担心提交名单是当局为了更有效镇压中国民主党而采取的策略，但他们也受到官员们没有直接拒绝他们的鼓舞。29 在这一气氛下，在湖北省出现了第三个地方筹备委员会的注册尝试。其成员受到了相同的接待。30
此后不久，民政部发表官方声明称省级民政厅没有权力批准政党的注册。31 这清楚地表明省一级的努力是不会有成效的，于是各地的中国民主党活动家们开始尝试向民政部注册。然而这些努力使得官方的耐心达到了极限。首先，来自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活动家们在9月13日向民政部寄去了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备委员会”的申请。32 几周后，吉林省警方指责这个团体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其支部成员及劳工活动家唐元雋。33 接下来的9月16日，在民主党北京支部计划向民政部进行第二次注册申请尝试时，与之有联系的四名老牌异议人士遭到了讯问、威胁，甚至家中还被搜查。警方明确警告其中一人说：“中国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政党的活动是不被允许的。”34 上海支部的成员则发现他们的注册申请被退回，并在警方走访其中一人住家时受到更加严厉的警告。这名成员被告知：“你不能再进行下去，否则我们就会逮捕你。这是上级的直接指示。这是政治活动、政治思想。”35 在9月23日，五个遭到粗暴拒绝的地方筹委会发表联合声明，控诉他们受到的待遇。第二天，山东筹委会的创立人刘连军被捕。10月份，四川、贵州及河南三省的地方组织也尝试了进行注册。36 但四川组织的申请被直接拒绝，而其他两地的申请则石沉大海。37
同时，在10月5日，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公开宣扬其对保护人权所做的承诺。事实上在同一时间，对成立社会团体的新规定也正式成为法律。38 新的规定与9月份出示给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但其后附加了一项条款，禁止前政治犯领导非盈利性组织。
11月初，在没有事先与其他地方支部成员协商的情况下，北京的一些中国民主党成员就提高了赌注。首先，徐文立联合了四名曾参与过民主墙运动的活动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大会筹备工作组”，这是第一次提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相关机构的存在。39 其次，以上四位活动家中的三人又在天津参与了第四次“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支部”的成立活动。重要的是，这个新团体有意识地去掉了其名称中的“筹备”二字，这就是在暗示这个党已经在活动了。40
对中国民主党的严厉打击
这些举动在这个尚处襁褓中的党内造成了混乱，并引起了中央当局的激烈反应。12月初，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高层成员进行了无情地镇压，数十人被判处长期监禁。41 同时，脆弱的民主党由于缺少了其创立成员及其自身定位的不明确，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发展阶段。在大部分地区，二级领导机构开始肩负起控制与继续活动的责任。一些地方组织服从京津地区组织的领导并公开将他们的地位变为“支部”，而其他地方组织则认为这种举动太自以为是，而选择保持“筹备委员会”的状态。42 许多地方组织都发表了各自声明并抗议对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审判和监禁。但共产党的领导层并不认为这很有趣。计划在武汉召开会议的“全国大会筹备工作组”由于官方对计划参与者的威胁而搁浅，在杭州进行的集会也都被驱散。唯一一次成功召开的民主党会议还是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月28日访问北京期间。
1999年7月及10月，又发生了两波对民主党二级领导人的审判并将其中大部分人判为长期监禁。到当年年底，中国国内的民主党成员们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公开活动。只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何德普继续公开表明他的民主党成员身份。2000年3月，他被北京社科院开除并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43 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不时发表声明，并称自己是国内民主党成员们的发言人。民主党的其他知名成员则减少了他们的公开活动，并同样受到严密的监视。44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民主党创始人则设法逃到了国外，并最终来到美国。山东筹备委员会的创始人谢万军就于1999年6月摆脱监视后逃到了俄罗斯。他随后受到海外民运人士庄彦的邀请，在中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研究院的资助下抵达美国。庄彦与该研究院也邀请民主党活动家祝正明和王文江来美国，但他们在逃离前被捕。45 谢万军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的代表取得了联系，并在这种高压氛围中努力维持并扩大民主党。谢万军决定与一个在中国国内已经存在的支持团队进行合作，他们曾“在幕后”帮助过民主党的成员，但并没有公开宣称与民主党的联系。这些包含在其中的个人被谢万军成为民主党的“第二战线”。由于他们并没有被监视，谢万军声称这些秘密党员能够与海外的党员如香港的卢四清或在纽约的谢万军本人保持联系而不会受到官方的注意。46
在谢万军抵达美国后，他开始与中国民主正义党总部合作在中国国内发展新成员。首先，他们鼓励国内的地下成员们联系与其志同道合的亲友。其次，谢万军为民主党设立了一个单独的网页，这样就不需要在链接到民主正义党的网站。在这个网站开通后不久，谢万军就收到了愿意加入民主党的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随后，谢万军设立了一个注册页面，使新成员可以使用化名注册。一旦注册成功，他们就会得到指示并收到民主党全面消息。47
当然，甚至是共产党的密探也能够连接民主党的网站并注册。谢万军与其他民主党领导人确实怀疑有许多试图进行渗透的情况。他们指出有一些加入民主党人被发现有官方联系，或者有破坏民主党的举动。48 此外，在2000年1月，位于纽约的组织办公室被人侵入。犯罪者没有盗走有价值的设备，而是偷走了看起来包含有信息的材料和一个病毒扫描设备。随后，组织将总部搬到了一个化妆品批发商的后台办公室中，并特别小心限制那些机密信息流入到那些已经知道背景的人手中。通过互联网注册的成员不会被给予其他成员的真实姓名；每个成员都是“独自的”。甚至对那些在大陆通过亲友关系被介绍加入的人，新成员只知道其介绍人的真实身份。每个介绍人被指示只能带两名新成员到国外，这样就形成了许多三人支部，每个成员只知道其他两人的真实身份。49 尽管其扩大和行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民主党采取的这种方式使其能够维持公开存在，甚至继续在大陆发展。50
从各方面看，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是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重复上演的“政治氛围变得宽松——民间出现抗议——政府进行镇压 ”循环的又一次熟悉再现。但同时它至少反映出后毛时代异议者所具有的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就1976年以来所有实际发生的抗议行动而言，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的诉求一般都较为温和——要求渐进式改革，而非快速转型或革命。当然，组建反对党的明确目标预示着与过去更为温和的异议诉求较为彻底的决裂，而这表明至少大陆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已经不抱希望。但同时他们将这个更为激进的目标以一种不带威胁的话语进行阐述，并在早期的努力中强调成员们要保持对江泽民的忠诚，并强调行为的预备性。相应地，与后毛时代大多数民主派一样，中国民主党也试图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其目标。51 正如从民主墙时期的活动人士到1989年的抗议者那样——他们当时援引中国对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来捍卫自己的行动，并且向诸如全国人大这样的国家机构请愿——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也试图在法律和政府制度框架内开展活动。
怎样对这种持续的慎重作出解释呢？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声称原因在于他们对镇压的恐惧。许多高层领导因异议而入狱多年，使他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政治威胁方面的随意和严酷。再者，中国民主党领导层认识到，为了有效地影响中国社会，这个日益浮现的政党必须进行长久的坚守，以使其扩大到全国各地。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温和的普遍强调一定程度上被部分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日益对抗的行为所削弱。与1980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尤其是1989年的抗议活动类似，当中国民主党的早期行动被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挫伤时，一些活动人士据理力争并逼迫当局作出回应。此外，那些认为有必要采取更激进行动的民主人士丝毫不考虑与持相反意见的民主人士谈判或妥协。就这样，早期中国民主党基层组织偏重区域性、预备性的努力转变为地区性和全国性的组党行动，包括组建事实上的“党支部”。然而，这些更为大胆的行动仍旧与温和的言辞相伴随，大陆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从来没有公开宣称革命的必要或推翻共产党。
尽管如此，这种策略上的分歧加剧了与1980年代许多抗议活动类似的派系主义和内部分裂。事实上，几乎在建党之初，发展战略上的分歧所导致的分裂就出现了。例如，虽然王炳章在1998年串联起来的许多大陆异议人士后来组建了预备性党支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王关于民主党的激进观点，并且决定各自组党。同时，王也不愿意妥协，并且在没有取得大陆异议人士实际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正义党。这导致了民主阵营的分裂以及对实际目标的偏离，最终削弱了反对党运动，并使未来的反对党成员困惑不解。
中国大陆民主党人士之间的分裂也在加剧。早在1998年7月，在谁——无论哪个人——应该出任民主党发言人这一问题上，就有消息表明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52 此外，在党的发展战略上缺乏沟通协调也引发了困惑和分歧。例如，许多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对东北地区预备党支部的成立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对这个新生的政党来说，合并成立更大的党组织为时尚早。另外一些人担忧这样做会激怒当局。53 一些大陆的民主党领导人还对庄彦邀请谢万军、祝正明 以及王文江赴美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只会为中共指控中国民主党接受境外叛国者资助提供口实。更确切的是，他们担忧这加速了王文江的被捕。54 此外，当徐文立及其他人士于1998年11月初决定成立民主党地区党支部以及全国筹备委员会时，他们并没有事先在其他成员中寻求共识。结果，那些对该策略持异议的民主党成员由于缺乏协商渠道而无法寻求妥协。最终，这些成员只能单纯固守温和立场，继续“筹备组党”。而这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因为各党支部以及全国委员会是否实际存在或者民主党是否仍处于筹备阶段，并不清楚。在徐文立及同伴将其大胆行动付诸实施后不久，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开始了，此时许多温和派成员无比痛心，他们认为这些鲁莽的行动加速了官方的消极应对，严重损害了反对党运动。55
同时，在中国民主党组建及被镇压期间，海外异议人士之间的分裂也在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存在多年，随着参加89民运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大量流亡海外，这种关系变得尤为严重。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标志着冲突的另一个高潮。最初，部分海外异议人士对王炳章1998年1月访问大陆表示反对。进而，1998年8月，当王炳章、王希哲、徐水良、傅申奇、杨建利以及庄彦在波士顿开会讨论组建新政党时，海外异议人士对自身在政党及其运作方面所应发挥的适当作用看法不一。会后，许多异议人士相互之间中断了友好往来。部分人士参加了与中国民主党相分离的其他运动，而其他人决定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仅持观望态度。56 关于哪个人——如果存在的话——才是中国民主党“真正的”海外发言人，这些流亡海外的异议者也是争端不断。57 当1998年对民主党的镇压开始时，民主墙运动流亡人士魏京生对徐文立的行动表示反对，他公开宣称民主党在中国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中共间谍。其他人，如王希哲，声援被监禁的民主党成员并呼吁将其释放。此外，部分海外民主党成员对大陆唯一公开标榜的民主党领袖何德普表示怀疑，担忧其正在被中共“利用”且不再与国内“真正的”民主党组织保持联系。而其他成员仍继续与何合作共事。58
在后毛及后邓时代的中国，这种内部对立所引发的冲突为何看起来如此具有中国特色？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崇激进主义和不容忍异见的传统（在异议人士中）引发了一种对妥协的排斥及走向内部分裂的倾向。59 另一些人论证道，至少对大陆异议人士来说，对惩罚的恐惧使其在与部分民主人士进行妥协时犹疑不决——他们对这些人的才智、能力及忠诚度表示怀疑。60 事实上，与1989年民主运动一样，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对中共渗透的指控和怀疑，以及对决策不当可能给大陆活动人士带来危险的恐惧。同时，现实可能是这样的：中国大陆的危险氛围意味着只有那些具备超常自信心以及坚强不屈品格的人才能承受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对海外异议人士来说，似乎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流亡海外的许多人身处异国他乡，在身份认同和生计上苦苦挣扎。在这种艰难重重的追求过程中，许多人认为保持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的身份至关重要。这种身份为其带来经济支持并提供了某种目标感，而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可能终身不容于大陆，这一点他们则不管不顾。然而，随着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异议者逃离或被迫离开中国，这种身份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不幸的是，这种不安定状况似乎加重了存在于海外异议者内部的这样一种倾向：对那些给自己造成威胁的著名异议者进行离间或诋毁。
新特征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延续性，中国民主党的演变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而这对谋求长期统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幸。首先，中共领导层向全社会开放全球通讯技术的决定为异议人士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通讯手段。这种开放最为显著的标志是1992年初邓小平著名的“南巡”。通过公开赞扬经济特区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反复强调中国要对国际经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邓的南巡“引燃了通讯产业在中国的爆炸式发展”。61 1994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全球计算机网络，并于1996年初向中国公众开放互联网。62 当时，中国声称其固定电话用户约有5500万，手机用户有700万。到1997年底，约有60万用户接入互联网。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以每六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63
在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扩张实行短暂放任后，中国共产党于1995年中期开始讨论限制互联网公共接入的必要性。1996年，中国政府倡导推动“国际计算机信息交流的健康发展”，同时宣布“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64 共产党政权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限制这类“犯罪”行为。首先，它控制了中国互联网应用的主干网。65 经由这种控制，中国政府陆续对它认为有害的IP地址进行了封锁（包括CNN、纽约时报及花花公子的网站）。66 其次，这些主干网培育出自身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s），为个人用户提供网络接入服务。67 最后，通过向互联网内容供应商、搜索引擎公司及其他软件制造者施加压力，中国政府试图限制人们访问它认为有害的网站。虽然官方规定含混不清，但许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却出于恐惧而进行自我审查，这种恐惧源于允许网民访问“反动性”网站所可能招致的惩罚。68
这些措施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尽管绝大多数新手缺少绕过这些限制的技巧，但更多熟练的用户在进入他们需要的网站时几乎没有遇到困难。正如其中一位这样的用户在1997年所说：“如果你真的想找东西，那得穿墙……通过北欧或者日本的站点很容易找到通道……你偶然发现一个，只要在他们提供的链接周围找一圈，你会得到一个金矿。” 69 追踪一封电子邮件，或者是某一特定用户的即时讯息也存在问题。成百上千的公共网吧在中国开业，尽管网吧业主被要求保留用户的记录，但事实上这些管制经常被绕开。而且，免费的电子邮件账户逐渐普及，并且不需要验证用户的真实身份。
这些媒介向中国的异议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了使他们能够在全国性网络的层面上和众多的潜在阅听者交流和信息传播的各种方式。相比之下，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政治运动则严重受到这方面的束缚。例如，在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中，异议分子只能张贴“大字报”，或在街角散发手抄或油印的材料。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到的，此类局限性严重限制了传播：“考虑到获得材料的不便以及复制、印刷和校对杂志的枯燥……（民主墙活动家）如果每个月一期能出500份左右就已经很不错了。”70 到1989年学生示威的时候，通讯和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参加者们通常使用传真机和电子邮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讲，这些媒介为国内和海外团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并没有广泛提高国内的联系程度。事实上，即使到了1989年，主要的交流手段仍是面对面的交流，只能通过派人到想见的人或者组织所在的地点才行。主要的“出版物”媒介仍然是大字报。大量关于运动的研究显示，这些局限性减缓了信息的传播，使抗议者之间的迅速交流受到阻碍。71
相比之下，电子媒介1990年代在中国广泛普及，对中国民主党帮助巨大。通过寻呼机、电子邮件和网站的交流，思想接近的异议分子能够立即得到浙江委员会活动的消息，并在注册上采取合作措施。在有任何针对他们的镇压措施或者官方的反应有所变化的时候，这些媒介也使得很多城市和省份的会员能够迅速向其他会员发出警告。例如，当消息传来，省政府已经禁止接受注册申请，很多地方的委员会同时将他们的申请对象转向国家民政部。72 最后，事实上，中国1990年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异议活动在高级领导人最高领导层被关押之后都停步不前。在中国民主党的例子中，全球通讯技术使得这个党在第一级和第二级领导人都被判入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坚持。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媒介也帮助“法轮功” 逃脱了官方的严厉镇压。
此外，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表明，1989年抗议期间知识分子和学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看看中国民主党的会员构成，显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转向那些不需要任何高等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实际上，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包括了拥有广泛年龄层、教育背景和抗争经验的人们。尽管中国民主党的会员背景缺乏全面的资料，我仍然通过访谈、中国民主党的文献和电子邮件、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联盟、《北京之春》的各期、Jan van der Made的人权观察报告等，找到了83名著名领导人的信息。尽管这些数据远不完备，但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该党成员组成背景的有趣分析。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最普遍的抗争经验来自1989年，紧随其后的是1978-1980年间的民主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5％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也拥有劳工运动的历史。最后，被访者估计20－30％的中国民主党会员之前没有任何抗争的经验。73
| 早先的抗争经验 | 人数 | 百分比 |
| 1976 | 1 | 1.2 |
| 民主墙 | 12 | 14.5 |
| 1989 | 21 | 25.3 |
| 劳工运动 | 4 | 4.8 |
| 其他 | 8 | 9.6 |
| 未知/没有 | 44 | 53.0 |
| 合计 | 90 | 108.4 |
再看受教育水平，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受良好教育的”和“普通的”公民，但绝大多数可以归入后面一个分类。类似的，几乎半数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都是受雇于工厂的“普通”工人或者从事其他无须技术或者半技术性的工作。这显示出1990年代工人中政治行动的增加——这种发展正是1989年中共领导人最担心的。事实上，所有类型的工人，从非熟练的到职业的到私人企业的，充斥于中国民主党的高层。此外，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职业状况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知识分子和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区分正在消减。事实上，到1990年代，要想区分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很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上过大学或受大学以上的教育，他们并不像知识分子那样严格地追求毕业（要么被大学要么被研究生院退学）。这类人中很多在离开大学后寻找工作时碰到了困难，被迫从事无须技术或者半技术性的工作。其他人为了要获得更多经济收益，选择了非学术性的职业。
表2：1998年时中国民主党大陆重要成员的年龄
| 出生年份 | 1998年时的年龄 | 人数 | 百分比 |
| 1979- | 19岁及19岁以下 | 1 | 1.2 |
| 1969-1978 | 20-29 | 4 | 4.8 |
| 1959-1968 | 30-39 | 21 | 25.3 |
| 1949-1958 | 40-49 | 13 | 15.7 |
| 1939-1948 | 50-59 | 10 | 12.0 |
| -1938 | 60以上 | 2 | 2.4 |
| 未知 | 未知 | 32 | 38.6 |
| 合计 | 83 | 100 |
表3：中国民主党大陆重要成员的受教育水平
*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的最高教育水平可能是高中以下。
表4：中国民主党大陆重要成员的职业状况| 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 | 人数 | 百分比 |
| 高中 | 2 | 2.4 |
| 贸易学校 | 2 | 2.4 |
| 大学 | 13 | 15.7 |
| 研究生 | 2 | 2.4 |
| 未知* | 64 | 77.1 |
| 合计 | 83 | 100 |
| 职业 | 人数 | 百分比 |
| 工人* | 41 | 49.4 |
| 自我雇佣 | 4 | 4.8 |
| 专业人员** | 9 | 10.8 |
| 知识分子 *** | 12 | 14.5 |
| 政府干部 | 2 | 2.4 |
| 士兵 | 1 | 1.2 |
| 农民 | 1 | 1.2 |
| 未知 | 14 | 15.7 |
| 合计 | 83 | 100 |
*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门；
**包括会计、经理、计算机技术、电子、电气；
***包括：教授、学生、律师、出版人和画家。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关于“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定义问题。在中国，这种名词定义典型地仅仅以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为依据。例如，在毛主义时代，受过高中或更高教育的人一般（带有贬义的）被冠以“知识分子”标签。在后毛时代，这种贬斥的意味消失了。然而，大多数工业化民主政体中，绝大多数人口接受过大学教育，在这些地方“知识分子”这个词应用起来更加狭窄，一般是为那些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象征性追求的人而保留的。这些定义上的不同在为“律师”这个职业分类时尤为明显。在本文中，我使用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即受过大学教育的律师可以归入知识分子这一类。而绝大多数工业化世界的公民会发现这种分类令人迷惑，更喜欢将律师描述为“专业人员”。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的定义日益趋紧，因为人们的教育背景和其职业追求的契合越来越少见。
对照和结论
中国民主党最终的影响和重要性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拿来与其进行对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的民主进步党，许多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人士把民主进步党指为为了他们自身的成功可以借鉴的一个榜样。74 然而这两个案例有多少的可比性呢？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性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首先，民主进步党和中国民主党都是从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一个市场（或至少是半市场）经济里出现了社会分殊化这种大背景里产生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并最终产生了民主化；因此，两个政党可能看起来都代表了这个进程的高潮。其次，在这两个案例里，从统治政权渴望在国际社会里进行更大程度的整合以及获得更大的合法性转移而来的外部压力，给统治政权施加了压力要去放松社会和政治控制。最后，尽管大多数中国民主党领导者现在正在监狱服刑，但仍然活跃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提到在之后形成了民主进步党的台湾异议人士，认为他们在最终获得成功（实现政党轮替）之前虽然经历严厉镇压以及漫长的刑期却也在坚持不懈。
然而，总的来说，两个案例之间的差异要大于相似之处。首先，台湾的国际地位和中国是高度不同的。台湾，是一个小型的国际地位犹如贱民一般的“国家”，并且与中国大陆的政权不共戴天，需要得到美国保护所带来的安全，这种情势就逼迫国民党要在其声称代表“自由中国”的事务上（例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表现良好。而相比之下，中国是从一种强权的地位去面对国际社会的，并没有要得到美国或其他全球性机构保护的实际需要。因此，中国的统治精英在政治上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需要顾忌外来压力，并已在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是不畏外界对于其政治镇压和侵犯人权所提出的警告的。
其次，尽管认为经济发展和分殊化总是会导致民主化的主张听起来也许是常识性的，但明确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缺乏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在过去20年里保持了惊人的增长速度，并且中国社会无疑已经变得多样化了，但却一直没能朝更大程度的政治放松的方向上稳定移动。相反，却一直出现了开放和镇压不断重演的循环，并往往以政治控制增加来收场。此外，普沃斯基(Przeworski)和Limongi以仔细态度所做出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一旦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专制政权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更加巩固。75 更为强调了这种潜在可能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共与中国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在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里从来没有拥护过西方式的民主，并且没有单独哪位中国领导人公开表明过中国要变成一个多党制国家的愿望。相反，政治宽松，当它发生的时候，被认为只是为了达成经济目的以及现代化这些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不是作为一个就其本身来讲有价值的目的来进行追求的。此外，由于赵紫阳以及他的许多同道都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遭到了清洗，即便只是提倡基于那种工具性目的的政治改革的主张，在中共的高层官员里都几乎不存在了。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里含有的民主成分以及蒋经国的政治观点做对比就说明了问题。
最后，尽管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把民主进步党视为一个榜样，但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极为不同的。民进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去进行组织和网络的培养、建构，而过程中却并不涉及到组建一个政党。中国民主党恰恰相反，是以一种公开筹备建立一个反对党的宣言作为开始，希望在公开宣言之后去建立一个网络和组织来支持该党。
然而，仅仅因为中国民主党似乎不太可能去重复民进党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它是注定要失败的。经由统治精英和反对派之间的“协议”（如在台湾发生的那样）而来的朝向民主的转型，只是由威权统治进行转型的一种类型而已，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案例。就好象在许多东欧国家看到的那样，统治政权有时出现了崩溃，导致了新出现的政体与旧体制产生了决裂。76 而且，在这些案例里，往往是先前受到镇压的反对派崛起成为了新的统治者。此外，执政精英有时会发生变动，而中国目前的领导层将在未来十年内实现交替几乎是可以保证的事情。当然，那些带领今日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将尝试设定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士作为他们的接班人，然而蒋经国在台湾所体现出来的情况却是，台湾当时的新领导人是无法预测的。77
然而短期来讲，中国民主党的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有趣的是，这也许部分是因为中国民主党领导者与中共精英之间存在着相对疏远的关系。与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所发生的许多政治运动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民主党的出现并没有得到任何明显的政治庇护，或是中共党内人士的暗中支持。78 此外，虽然中国民主党提出的要求颇为温和，是忠诚反对派的用语，但建立一个反对党的目标证明了这次的政治行动与之前那些把强调重点放在改革共产党本身的行动有着一道清楚的界线。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认为这点诉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的“忠诚反对派”终于打破了其对统治政权的依赖。79 然而，中国民主党相比先前的反对运动并没有实现任何更多的成功。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民主党还不如先前更为忠诚主义的运动来得成功；目前来讲，至少它已经遭到镇压了，并且没有在统治精英的思想或行为上产生可以察觉的影响。
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满怀希望，坚持认为尽管他们已经变成一股当前处在隐藏状态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游击队型力量”，但在实力以及支持度上一直都在增长。80 而中国民主党多样化的成分表明了来自所有背景和社会部门的个体准备并且愿意去挑战中共的支配性地位。伴随着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增长，长远来看，这些力量的确可能会导致中国一党统治的消亡。81 但是目前来讲，中国当前的统治精英的权力以及统治决心仍然是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
原文注释：
1. In 2000–2001, I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CDP members Wang Xizhe, Lu Siqing, Zhuang Yan, Xie Wanjun and Shi Lei.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se interviews, I was also given numerous e-mail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arty. The CDP, CDJP, Hong Kong 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Big News (“Da cankao”) websites also provide links to party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Issues of China Spring and Beijing Spring include important materials as well. Finally, a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by Jan van der Made provide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CDP.
在2000-2001年，我曾与中国民主党的党员王希哲、卢四清、庄彦、谢万军和石磊做过访谈。透过这些访谈的过程，我也从他们那里获得到了大量与中国民主党相关的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文件。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正义党，香港支联会、大参考网站也提供党的文件以及信息的链接给我。以及包含重要材料的各期《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期刊。最后由Jan van der Made提供的人权观察报告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信息。
2.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Geoffrey Crothall, “Activist leaders meet for first ti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5 September 1993.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Geoffrey Crothall, “Activist leaders meet for first ti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5 September 1993.
3.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
4. Xu Wenli, “Petition to establish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printed in China Spring, No. 175 (April 1998), p. 31.
5. Jan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DP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0), pp. 5–6.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的研究员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对中国民主党进行的镇压》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0), pp. 5–6.
6. Qin Yongmin, “Petition to publish people’s periodical, ‘Citizen Forum’,” printed in China Spring, No. 175 (April 1998), p. 32.
7. “Corruption Watch” published three issues, which are reported to have reached ten provinces. See Qin Yongmin, “Announcement No. 2: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2 November 1998), reprinted in China Spring, No. 182 (December 1998), p. 70.
《腐败观察》出版了三期，这份杂志的发行范围据说达到了十个省。秦永敏， “2号公告：中国的人权状况”（1998年12月2日），《中国之春》第182期进行了重印，第70页。
《腐败观察》出版了三期，这份杂志的发行范围据说达到了十个省。秦永敏， “2号公告：中国的人权状况”（1998年12月2日），《中国之春》第182期进行了重印，第70页。
8. Ibid. pp. 70–71.
同上，第70-71页。
9.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6. See, for example, Xu Wenli, “Open letter in
support of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two UN Conventions” (1 February 1998), printed in China
Spring, No. 174 (March 1998), pp. 36–38.
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对中国民主党进行的镇压》第6页。例如，见徐文立， “支持中国加入两项联合国公约的公开信”（1998年2月1日），《中国之春》第174期，第36-38页进行了重印。
10. CDJP Newletter Editors, “Actions and prices,” 25 December 1998, CDJP website
(http://dinfo.org/cdjp);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The cities and
provinces were: Beijing, Shanghai, Liaoning, Shandong, Fujian, Guangdong, Jiangsu and
Zhejiang.
中国民主正义党简报编辑：《行动和代价》，1998年12月25日，见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http://dinfo.org/cdjp）；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这些省市是：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福建、广东、江苏和浙江。
中国民主正义党简报编辑：《行动和代价》，1998年12月25日，见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http://dinfo.org/cdjp）；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这些省市是：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福建、广东、江苏和浙江。
11. “China Democracy and Justice Party Declaration,” 22 February 1998, CDJP website
(http://dinfo.org/cdjp/Intro/xuanyan.htm).
《中国民主正义党宣言》，1998年2月22日，见该党网站 http://dinfo.org/cdjp/Intro/xuanyan.htm
12.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12.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13. Ibid.
同上。
14.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view with Yao Zhenxian, 5 April 2000, cited in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7. See also transcripts of Xu Wenli Press Conference on “July
Tenth” Zhejiang Incident, China Spring, No. 179 (September 1998), pp. 31–32.
2000年4月5日人权观察与姚振宪的访谈，见人权观察驻香港的研究员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7页。另可见徐文立关于浙江“7.10”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手稿，载《中国之春》第179期（1998年9月）第32-32页。
15.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and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15.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and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6.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以及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6页。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以及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6页。
16. Zhongguo minzhudang Zhejiang choubei weiyuanhui chengli gongkai xuanyuan
(Open Decla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DP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25 June 1998. Translated in ibid. pp. 26–27.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对全文做了翻译，第26-27页。
17. Interview with Lu Siqing, 28 June 2000.
2000年6月28日与卢四清的访谈。
2000年6月28日与卢四清的访谈。
18. Open Decla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DP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
19. Hong Kong Alliance for Democracy website, document 2749 (http://www.alliance.
org.hk/records/2749.HTM).
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网站，第2749号文献。 (http://www.alliance.
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网站，第2749号文献。 (http://www.alliance.
org.hk/records/2749.HTM)
20.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view with Yao Zhenxian, 5 April 2000. Cited in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8.
2000年4月5日人权观察与姚振宪的访谈，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8页。
2000年4月5日人权观察与姚振宪的访谈，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8页。
21. Interview with Lu Siqing, 28 June 2000; e-mail from Hubei branch, 21 February 2001.
2000年6月28日与卢四清的访谈；2001年2月21日来自湖北党支部的电邮。
22. Interview with Lu Siqing, 28 June 2000.
2000年6月28日与卢四清的访谈。
2000年6月28日与卢四清的访谈。
23. CDJP Newletter Editors, “Actions and prices.”
24.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7. See also Hong Kong Alliance for Democracy
website, record 608 (http://www.alliance.org.hk/records/608.HTM).
24、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7页。另见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网站，第608号文献。(http://www.alliance.org.hk/records/608.HTM).
25. Ibid.
26.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8.
27. Interviews with Zhang Yan, 1 February 2001, and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28. Xie Wanjun, Liu Lianjun and Jiang Fushi, “China Democracy Party Shando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Registration Petition,” 6 September 1998, CDP website (http://
209.75.88.222/cdp/docs/shandong090698.htm).
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 1998年9月6日“申请设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中国民主党网站
(http://209.75.88.222/cdp/docs/shandong090698.htm)。
29.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See also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8.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另见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8页。
30. Ibid. p. 9.
30. Ibid. p. 9.
31. Ibid.
32. Ibid.
33. Ibid. p. 10.
34. “Chinese police tell dissidents they can’t form party,” Associated Press, 18 September
1998. Cited in ibid. p. 10.
美联社1998年9月18日《中国警方告诫异议分子不得组党》，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0页。
美联社1998年9月18日《中国警方告诫异议分子不得组党》，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0页。
35.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view with Zhou Jianhe, 7 April 2000. Cited in ibid. p. 10.
2000年4月7日人权观察与周建和的访谈，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0页。
2000年4月7日人权观察与周建和的访谈，载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0页。
36. “Henan branch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2 October 1998 (fax to Zhuang Yan).
37.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11.
38.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se new regulations, see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29–133.
对这些新规则的详细讨论，见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29–133.
39. Xu Wenli, “China Democracy Party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Preparatory Work Group
Announcement,” 6 November 1998 (http://www.freechina.net/cdp/gonggao/gg1.txt). A
second statement by the National Congress lists Wu Yilong as the contact person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13, n. 50).
39、徐文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公告》，1998年11月6日(http://www.freechina.net/cdp/gonggao/gg1.txt)。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份声明将吴义龙列为联络人 (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3页，注50）。
40.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Interview with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van der Made, Nipped in the Bud, p. 12.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2页。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Jan van der Made：《扼杀在萌芽状态》第12页。
41. See Hong Kong Alliance for Democracy website (http://www.alliance.org.hk) and
ibid. Appendix II.
42. Groups in Shaanxi, Hebei, Henan, Liaoning and Hunan all became “branches.” Ibid.
陕西、河北、河南、辽宁和湖南的党小组后来都成了“党支部”。
陕西、河北、河南、辽宁和湖南的党小组后来都成了“党支部”。
43. Ibid. p. 22.
44.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44、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44、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45. Interview with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letter from Xie Wanjun to Zhuang Yan via the Russian Consulate, 9 June 1999.
45、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1999年6月9日谢万军通过俄罗斯领事馆给庄彦的信函。
46.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46、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47. Ibid.
48. Ibid.; Beijing Spring, No. 81 (February 2000), p. 21; “Letter from 25 provincial
branches.” The suspected individuals include Shi Jun, Hu Anning and Wang Xijun.
48、Ibid.; Beijing Spring, No. 81 (February 2000), p. 21; “Letter from 25 provincial
branches.” 嫌疑人包括shijun、胡安宁和wangxijun。
49.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49、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49、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50. “Letter from 25 provincial branches”; letter from Wang Xizhe.
25省党支部信函；王希哲的信函51. Of course, the CDP argument that that legitimate power can only be peacefully acquired was also a fairly clear dig at the CCP.
当然，中国民主党关于合法权力只能以和平手段取得的观点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绝佳嘲讽。
52. See China Human Right Watch, No. 133. Reprinted in China Spring, No. 179 (September 1998), p. 80.
53. See “Statement from overseas” and “Letter from 25 provincial branches.”
见“海外宣言”以及“25省党支部信函”。
54. E-mail from Wang Xizhe to Xie Wanjun, 6 August 1999.
王希哲给谢万军的电邮，1999年8月6日。
55. China Human Right Watch, No. 133.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 Some interviewees claim that the more radical actions undertaken by Xu in November had connections with Taiwan.
《中国人权观察》第133期，《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一些受访者声称许于11月所采取的更为激进的行动与台湾有关。
53. See “Statement from overseas” and “Letter from 25 provincial branches.”
见“海外宣言”以及“25省党支部信函”。
54. E-mail from Wang Xizhe to Xie Wanjun, 6 August 1999.
王希哲给谢万军的电邮，1999年8月6日。
55. China Human Right Watch, No. 133.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 Some interviewees claim that the more radical actions undertaken by Xu in November had connections with Taiwan.
《中国人权观察》第133期，《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一些受访者声称许于11月所采取的更为激进的行动与台湾有关。
56. Interview with Zhuang Yan, 25 September 2000.
2000年9月25日与庄彦的访谈。
57. Interview with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Wang Xizhe reponse to report.” When mainland members of the CDP became aware of this overseas discord, they expressed their dismay (see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
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王希哲对报告的回应》。当大陆民主党成员了解到这种海外民主人士间的不和之后，他们表示很灰心（见《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
58.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Zhuang Yan, 25 September 2000, and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2000年9月25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59. See, for example, Liu Xiaobo, “That holy word, ‘revolution’,” in Elizabeth Perry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2nd edition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4).
可参见刘晓波《“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载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主编：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2nd edition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4).
60. See, for example, Teresa Wright, 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2000年9月25日与庄彦的访谈。
57. Interview with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Wang Xizhe reponse to report.” When mainland members of the CDP became aware of this overseas discord, they expressed their dismay (see “Report from the CDP in 25 provinces”).
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王希哲对报告的回应》。当大陆民主党成员了解到这种海外民主人士间的不和之后，他们表示很灰心（见《25省中国民主党报告》）。
58. Interview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Zhuang Yan, 25 September 2000, and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2000年9月25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59. See, for example, Liu Xiaobo, “That holy word, ‘revolution’,” in Elizabeth Perry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2nd edition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4).
可参见刘晓波《“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载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主编：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2nd edition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4).
60. See, for example, Teresa Wright, 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61. Kathleen Hartford, “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History,Vol. 99, No. 638 (September 2000), p. 256. An expanded on-line version of the article can be found at http:www.pollycyber.com/pubs/ch/.
62. Geoffry Taubman, “A not-so world wide web: the internet,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ndemocratic ru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o. 15 (1998), p. 263.
63. Hartford, “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line version), pp. 1–2.
64. Taubman, “A not-so world wide web,” p. 264. Excerpts from the policy can also be found in FBIS, 8 February 1996.
杰弗里.陶布曼《Geoffry Taubman》：《名不副实的万维网：互联网、中国以及非民主规则面临的挑战》，第264页。这项政策的摘要也可以在1996年2月8日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中找到。
65. Hartford, “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line version), p. 3 and n. 10.
66. Ibid. p. 6.
67. ISPs owned by the official CHINANET claim two-thirds of China’s total subscribers.Ibid. pp. 3–4.
隶属于中国宽带互联网（CHINANET）的网络服务供应商（ISP）的用户占到中国所有互联网用户的三分之二。同上，第3-4页。
68. Ibid. p. 7.
62. Geoffry Taubman, “A not-so world wide web: the internet,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ndemocratic ru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o. 15 (1998), p. 263.
63. Hartford, “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line version), pp. 1–2.
64. Taubman, “A not-so world wide web,” p. 264. Excerpts from the policy can also be found in FBIS, 8 February 1996.
杰弗里.陶布曼《Geoffry Taubman》：《名不副实的万维网：互联网、中国以及非民主规则面临的挑战》，第264页。这项政策的摘要也可以在1996年2月8日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中找到。
65. Hartford, “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line version), p. 3 and n. 10.
66. Ibid. p. 6.
67. ISPs owned by the official CHINANET claim two-thirds of China’s total subscribers.Ibid. pp. 3–4.
隶属于中国宽带互联网（CHINANET）的网络服务供应商（ISP）的用户占到中国所有互联网用户的三分之二。同上，第3-4页。
68. Ibid. p. 7.
69. Geremie Barme´ and Ye Sang,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ired, June 1997. Cited in Taubman, “A not-so world wide web,” p. 267.
70. Andrew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5.
71. See, for example, Wright, The Perils of Protest.
72. See also e-mail from Lu Xinhua to Zhuang Yan, 16 March 2001.
72、又见2001年3月16日吕新华给庄彦的电邮。
73. Interviews with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and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73、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74. Ibid.
76、对这些区别的一种深入讨论，见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75.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uary 1997), pp. 155–183.
76. For a thoughtful discuss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see 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s. 6/7 (August September 2000), pp. 716–18.
76、对这些区别的一种深入讨论，见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s. 6/7 (August September 2000), pp. 716–18.（译注：该文章已有中译本，见《开放杂志》2006年第5期：《民主化比较研究：一些广泛的和局部性的结论》，王正绪、方瑞丰译。）
77.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ising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CCP,
see Li Cheng,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40.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Li’s recognition that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ociological profil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eneration of leaders” (pp. 3–4).
关于对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层的详细分析，见李成：《江泽民的继任者：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崛起》，载《中国季刊》第166期（2000年3月），第1-40页。同时，有必要牢记李成的观点：“关于这一代领导人的社会履历和其他特征我们知之甚少。”
关于对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层的详细分析，见李成：《江泽民的继任者：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崛起》，载《中国季刊》第166期（2000年3月），第1-40页。同时，有必要牢记李成的观点：“关于这一代领导人的社会履历和其他特征我们知之甚少。”
78. Interviews with Wang Xizhe, 19 March 2000,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and
Zhuang Yan, 1 February 2001.
2000年3月19日与王希哲的访谈，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2001年2月1日与庄彦的访谈。
79. For elaboration on the concept of “loyal opposition,” see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想要详细了解“忠诚反对派”的概念，可见谷梅(Merle Goldman)的著作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80. Interview with Xie Wanjun 2 February 2001.
2001年2月2日与谢万军的访谈。
81. For a dramatic, and unusual, assessment of this unrest on the part of the CCP, see the
CCP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s recent report, “China investigation report 2000–2001:
studies of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people under new conditions.”
中共方面对于这种戏剧化的、非同寻常的动荡的评估，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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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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