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laureate behind bars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8日 译者：DJ 校对：@xiaomi2020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10月8日发布通告说，他们将把和平奖颁发给身陷囹圄的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此举必将激怒中国领导人。对于那些认为西方一心想要削弱党的领导的强硬派来说，这无疑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口实。这批强硬派同样认为党应该趁西方经济低迷之机，更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
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达赖喇嘛，中国表现极为愤怒。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流亡领袖，显然，授予他诺贝尔奖是对中国政府在1989年早些时候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公开示威的谴责。尽管中国认为西藏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刘先生作为一名投身于提出政治异见的汉族人，却与政府观点不同。
刘先生正是政府认为最具威胁性的那类异议分子。他是一位资深活动家，曾参加天安门的抗议示威，经验丰富。尽管过去20年里三度入狱（刑期累计逾5年），他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他是笔触温和的评论家，他让中国勾心斗角、各自为政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不同寻常的共识。刘先生起草的《08宪章》是一份呼吁民主的公文，一开始就有超过300位自由思想者签名表示支持（随后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签名）。《08宪章》理性的论调让激进分子和温和派异口同声地赞同，直到现在由它引发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仍然在党内激烈进行。
刘先生在《08宪章》公之于众前两天，也就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2009年圣诞节，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宣判了他11年的刑期。《08宪章》以及刘先生在网上的少数几篇文章，就足以为据，让法庭判刑。今年五月，他被移送到距离北京东北500公里（310英里）的一所偏远监狱。
当局如果认真仔细地阅读刘先生的文章，也许会长舒一口气。在一篇2006年的文章里，刘先生说，当局对敏感信息的封锁意味着“中国大陆许多著名的异议人士处境矛盾，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但在国内，除了那么个小圈子外，却鲜为人知。”（全文以及刘先生其他一些文章，可以在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中国网上找到）
刘先生积极评价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不过，刘先生严厉地抨击这种现象，只要党继续提供机会致富（无论手段多么不正当），中国公众就愿意向共产党当局屈服。。刘先生对公众推动威权体制作出改变的前景不抱希望。他说，“必须承认，专制当局的镇压是一方面的原因，大众的冷漠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网上有许多声援刘先生获奖的评论，不过诺贝尔奖不大可能会激起任何让党觉得难以控制的群情激昂的抗议行动。海外也会呼声四起，要求释放刘先生。不过主要西方国家不大可能为了个别异议分子而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就在刘先生被捕后的两个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北京以后，说她提起了人权，但是“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施压不应干扰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安全危机等问题的讨论”
至于如何处理异议分子，过去，中国在淡化西方的关切上就是老手了。在80年代后期，当提及西方对1979年判处异议分子魏京生15年监禁的反应时，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向同僚夸耀说，“我们不是照样把魏京生关起来了嘛”“那对于中国的声誉有什么影响？我们没有释放他，但是中国形象并没有受损。我们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好。”
在80年代，西方热切地希望在冷战中能把中国拉拢过来以对抗苏联。90年代，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突然面临西方更多人权方面的压力，不过中国不时释放一些知名异议分子来缓和国外的批评。在过去的几年，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西方想从中国捞到好处，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喘息时机。
政客们可能会在将来选择一个合适时机，促使诺贝尔奖得主，异议分子被释放，以赢得西方政府的掌声。正如刘先生观察到的，中国“认识到对异议分子采取流放政策实为一石二鸟：它给了异议分子一条出路，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它除掉了直接的政治反对者，贬低了异议分子在国内的道德形象”。刘先生现在不得不担心，他自己也要走上这样的命运之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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