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摩尔多瓦颜色革命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

原文：More analysis of Twitter's role in Moldova
译文：摩尔多瓦颜色革命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

撰文：Evgeny Morozov
发表时间：2009年4月7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Evgeny Morozov是外交政策 网络.效应的专栏作家，长期以来跟踪由科技触发和影响的社会变革专题，点击可看到他的最新的分析与评论。


现在我有了更多时间来谈谈在摩尔多瓦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和更多的一些人交流过，这里就是我的一些临时的结论，关于推特起了什么作用和没有起的作用。

1. 一个谜团就是在摩尔多瓦其实没有多少推特用户。

谷歌搜索显示只有大约70人将他们的所在地设为摩尔多瓦。这可能意味着几件事：a）当他们注册推特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摩尔多瓦——可能有几种原因（有的因为政治原因而选择了罗马尼亚，有的决定什么也不选，这也可以）；b）在摩尔多瓦本地的用户很少但是其他地方的摩尔多瓦人持续转推推特上最流行的话题；c）推特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

2. 在国外的摩尔多瓦人从远程对参与抗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方式就是通过推特保持实时关注。看到了对我的前一个帖子的反馈，有大比例的罗马尼亚发音的用户的名字其实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通过推特他们有了一个选择能够从远程参与示威，所要做的只是对这个故事保持关注，这的确很有趣。

3. 这的确帮助了那些在美国的非技术人员和大量的西欧人现在加入到为推特神魂颠倒的人群中。摩尔多瓦的学生没有通过Friendster 或 LiveJournal（这仍然是东欧的许多用户的选择）来组织这次革命真是太好了。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多关注。

4. 使用推特被限制在让某些当地的支持者可随时移动和引起国际关注方面。这其实对于组织当时在广场的人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下线了。我的摩尔多瓦朋友告诉我说，真正在公共广场上帮了忙的不是推特，而是一个好的大功率的麦克风。当你面对一群愤怒的、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群，你不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其实你想要有集中性。这体现了推特的可能的局限，特别是猜测到政府有可能关闭掉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另一个相关的教训是——就像缅甸2007年的抗议所证实的——一个国家有越多的卫星电话就越好。

5. 这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有很大的区别。这里是几个五年前我们没有看到但这一次在摩尔多瓦观察到的创新：a）能够通过“劫持”推特上的对话让摩尔多瓦革命成为国际新闻；b）让国外的摩尔多瓦人能够加入；c）能够得到更多的用户创造的现场报道。

说了以上之后，我得说摩尔多瓦的公民社会并不是一群媒体新手。我记得我自己在2007年的夏天去基希纳乌向一些非政府组织做了几个关于新媒体的报告，（那还是我仍然为在线转移工作的时候）。好吧，至少看起来我的讲座没有白费。：）

也是在去年我有机会碰到了Oleg Brega，他是摩尔多瓦最活跃的活动家之一（他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摩尔多瓦文博客 Curaj ，并持续地从广场贴上最新消息）我对他几乎是完全依赖于互联网（还有手机和录像技术）生存的难以解释的能力印象深刻，这也吸引了公众对他的情况的主意（典型的布雷加特技：他反抗摩尔多瓦警察逮捕的情况，有人录下了全过程并把它放在了YouTube上）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和他的兄弟制作的全系列录像。

外交政策：当Twitter面对恐怖主义

原文：FP：Twitter vs. Terror
译文：外交政策：当Twitter面对恐怖主义
 

作者Richard G. Lugar，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原载Foreign Policy，2010年1月6日

翻译：Hsin Wang （email:hsinwangps@gmail.com, twitter:@hsinwang1982）

在2009年由备受争议的伊朗总统大选引发的骚乱中，成千上万的反对派支持者和其他抗议人士借助Twitter进行联系并组织在了一起。这一社交网络在亲民主的“绿色运动”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甚至让美国国务院找到Twitter的首席执行官，以叫停该微博网站的一次例行维护性歇业。

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美国官员与广播和移动电话运营商合作，以达到通过短信将民兵组织武装人员与其曾经的敌人进行隔离的目的，后者正呼吁民兵组织放下武装，以使国内恢复正常秩序。

在巴基斯坦，国务院投入了2400万美元的巨资，用以打造一个全新的以移动电话为终端、名为“我们的声音”的社交网络。此举意在密切美国政府与巴基斯坦人民的关系，也有助于小企业主获取更好的市场信息。

以上只是关于有“21世纪治国术”的最新例子。所谓“21世纪治国术”，是指通过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社交网络来赢得民心，以提高美国的域外形象。这一“治国术”是对美国之音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美国传统外宣方式的飞跃。

连同文本短信和移动电话技术的日渐普及，对Twitter、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网络的熟练驾驭能够为底层民众既有的争取自由和人权运动提供一臂之力。它也能使人们获取信息，并帮助那些处于封闭的社会团体联系外部世界。它还许诺在经济上大幅改善为小企业和贫穷的农村人口的境遇。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使用者每增加10%，就会为经济总量带来近1%的增长。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支持在外交和发展领域使用通讯技术的作用。2009年11月，她在摩洛哥宣布“公民社会2.0”计划开始实施。这项计划旨在训练和帮助世界各地的地方性非政府组织使用因特网和其他数字媒体，以进行组织、沟通和提高办事效率。

Alec Ross是克林顿国务卿为此项革新任命的一位特别顾问，他负责检查沟通技术的使用方式，以提高传统外交和发展活动的绩效。Ross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谈到，“根据外交政策的目的”，国务院正以“新的、不同的方式用这些全新的联络技术来吸引我们的对话参与者，并向他们赋权”。

新技术的应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例如，在墨西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和暴力活动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美国在那里帮助建立了一套以移动电话为基础的系统，以使当地居民能随时匿名举报犯罪和毒品交易。在阿富汗，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发了手机金融系统，此系统已在非洲获得了成功。在阿富汗设置这一系统的用意是改善生活在农村冲突地区的阿富汗人的财产状况。当多达2000万人因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Swat Valley）一带的暴力活动而被迫流离失所时，国务院很快开发出了一套短信捐助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心怀怜悯的美国人只要通过简单的手指运动就能为难民捐款5美元，以减轻其痛苦。

科技为推广美国价值观的传统任务提供了新的方式。2009年，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加纳发表对非洲政策主旨演讲之际，美国用英、法两种语言向全非洲的民众发送了以奥巴马总统演讲为内容的文本短信，这样，民众就能够就演讲进行提问和点评。

但是，社交网络技术更多地着眼于赋予个人在国内外互动、参与和获得授权的能力。尽管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可能会像在使用传统公共外交工具时一样无法控制消息，我仍认为为此冒险是值得的。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反美宣传一直在运用因特网和其他联系与招募的技术。美国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别忘了，这些技术多数是我们发明的。

我将向我们的政府和外交官呼吁。为了实现以使用新沟通和联络技术为内容的一系列广泛的外交政策革新，他们应该机智、灵活并富有创造精神。外交和发展是我们在全球赢得观念战争的最佳手段，为此，在参战之前，我们自己必须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武装到牙齿。

大西洋月刊：连接被重置

原文：“The Connection Has Been Reset”
译文：“连接被重置”

撰文：James Fallows@the atlantic
发表时间：2008 March 24
翻译：Blue的炫影 @yeeyan
校对：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连接被重置”是一篇由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 撰写的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章，中国的防火长城粗暴、草率，而且非常容易被攻破。但是，下面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


现象和实情

许多因奥运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将会使用互联网与家里联系，告诉家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

他们首先就会注意到中国的网速感觉较慢。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拥挤，导致国内国际通讯受到同样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信号需要花费可观的时间穿越太平洋光缆，来回于中美之间的服务器；到欧洲的时间会更长，因为也要经过美国。而剩下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当你浏览海外网站时。这就是外国人所知道的。

他们首先极有可能很惊讶，随后注意到中国的互联网似乎相当自由并不受控制。他们能寻找关于藏独或者天安门屠杀或者其他一些禁忌条目的信息吗？很有可能—-而且他们能够进入一些有争议的网站。就算他们键入中文关键词“中国民主”，也能得到结果。就连最有名的在中国受到限制的网站——维基百科，他们也能够访问。这些观光客自然会怀疑：我听说的“长城防火墙”跟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禁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奥运观光客的发现并非是中国没有互联网审查导致的，而是中国互联网审查部门的小花招——一种仅仅为他们准备的波将金式（译者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圣上”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常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崇高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东西。）的自由，而且仅仅是在他们待的那段时间里。根据我与中国两个科技组织的工程师们的对话显示，管理互联网审查的政府部门已经告诉他们要准备好为一些特定的IP地址解禁——某些网吧，饭店房间的端口以及会议中心等，所有奥运期间外国人有可能在此工作或停留的地方。（我不会透露任何与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中国公民的任何信息，因为他们承担着因为批评这套系统或者仅仅是透露它的工作原理所带来的经济或法律风险。而且，我并没有向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寻求他们的说法，因为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存在几乎在除了一些关于保障在线信息“纯净”的模糊声明以外，就几乎没有被公开讨论过。）

不管你怎么看，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企图从来都是粗略、草率或者别有用心的。当美国的技术工作者写到这个审查体系时，总是倾向于强调它的种种缺陷。当中国公民谈论时——至少是跟我讨论时——他们倾向于强调它的强大。两种观点都是对的，这使得政府控制互联网的行为成为更大的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的企图的一部分。

令人失望的是，用“长城防火墙”来描述中国政府的整个审查体系并不准确。中国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防火墙——一个阻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与外界轻松联系的障碍物 ——但那只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审查体系的一部分。官方为这整个计划所起的名字是“金盾工程”，名义上是用来阻挡损害中国网民的黑客和其他不安全因素的。由于重复这个名词让我感到不适，我将使用“控制体系”来代表包括防火长城在内的整个战略。

在美国，互联网本来是设计来避免信息瓶颈的，这样任何信息都能够绕过任何临时的阻碍呈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互联网天生就内嵌信息瓶颈。即使是现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网络联系都是通过为数不多的3个国际光缆出口完成的：北部的环渤海地区，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中部的上海，同样是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南部的广州，接驳通往香港的光缆。（中国有一小部分地方通过又贵又慢的卫星方式连接网络。还有一些穿越中亚通往俄罗斯的光缆，但流量不大）在2006年末，由于地震损坏了台湾附近的主要海底光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才意识到这些出口有多重要。几个月之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际通讯才恢复到地震前的速度。

当局能够很容易就能够做到发达国家政府很难做到的事：从底层监视所有进出中国的网络流量。他们通过在国际出口处安装被称为“嗅探器”的装置监视进出中国的数据包。这个行为在表面上使用镜像来掩饰。“镜像”是用来描述正常的备份操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小型镜像也被利用起来。数据通过光缆以脉冲的形式传播，由于需要经过出口网关，为数众多的小镜像将数据传送给一套独立的隶属于金盾工程的电脑集群。这就显现出这个词汇（金盾工程）的可怕之处了。在其他组成互联网的路由器和服务器（指大规模电脑集群必需的文件服务器）都在尽全力使数据封包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时，中国自己用于互联网审查的电脑却在检查这些数据，已确认这些数据是否违禁。

这些镜像路由器最初由美国思科公司为中国当局设计并制造，这也正是思科遭受人权组织诸多非议的原因。思科总是对因当局监管需求定制相关设备的事实抵赖，声称它仅仅是把卖给其他任何人的设备卖给了中国当局。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全世界的公司都能生产同样功能的路由器，这其中包括中国自己的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公司。接下来的功能细化主要在由中国自行研制的监视软件方面。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被认为来自军队的科技机构。通过对防火长城做反向研究，以期绕过防火长城的中国及外国工程师告诉我，官方的工作进行的越来越好。

原理和对策

Andrew Lih曾经是一名新闻业专家，现在是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软件工程师（《维基革命》一书的作者) ，向我透露了长城防火墙是怎样阻止中国互联网用户从国外网站查找特定内容的。当用户从浏览器发出请求之后的几秒钟内，抢在特定的信息出现在屏幕上之前，至少有四件事可能出错——或者说被用来让你出错。

第一，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DNS劫持”。DNS或者说域名系统，可以看做登载网站的电话簿。每当你键入一个网址时——比如www.yahoo.com ——域名系统就会去检查与这个网站对应的IP地址。IP地址是用小点分隔的一系列数字——例如，TheAtlantic.com的 IP地址就是38.118.42.200。如果DNS被控制，返回一个空地址或者错误的地址，用户当然就不能到达正确的网站——就像打电话却被告知一个错误的号码，当然就找不到正确的人。键入BBC新闻频道的网址时，常常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尝试“news.bbc.co.uk”，你多半会遇到“找不到服务器”的提示。2002年有两个月，谷歌的中文网站就遭遇另一种形式的DNS劫持，访问Google的用户被转到其主要的国内竞争对手百度。中国的学术界抱怨这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不用面临选举压力的当局仍然不希望与这些重要的团体为敌，谷歌又回来了。在像17大之类的政治敏感时期，许多外国网站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被暂时禁止访问。

其次，就是“危机四伏”的连接时期。如果DNS成功返回了正确的结果，你的电脑就会向远程计算机发送请求连接的信号。当你的信号一发出，在另一个系统发出回复的同时，中国内部用于审查的的电脑就会检查你的请求的镜像，以确认你的请求是否应该被阻止。他们很快地检查一系列被阻止的IP地址。如果你正尝试访问黑名单上的某一个网站，中国的国际网关就会通过向你的计算机和你要访问的站点发送“重置”命令，达到中断数据传输的目的。重置是一个用来修复未同步连接的常用网络功能。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成为强制通话的双方挂断电话的工具。这时，你在屏幕上通常会看到“连接被重置”，或者有时是“ 找不到服务器”，而不是你要访问的网站。烦人的是，由blogspot托管的博客在这个黑名单上。在典型的谷歌风格的搜索结果中，许多链接都来自维基百科或者其他流行的博客主站。当你在中国搜索时，你能看到这些链接，却无法访问这些网站以获得你想要的内容。

第三个障碍就是“关键词过滤”。你试图用数字访问的互联网地址也许不在黑名单上。但是如果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是一个普通的用英文表示的网站地址——比如www.microsoft.com——而不是全是数字的IP地址）中含有被禁止的词汇，连接同样会被重置。比如falungong.com这个网站并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也不能访问。关键词过滤列表包括英文词汇、中文词汇以及其他语言的词汇，而且被经常修订——“比如，会加上最近发生矿难的城市名字”——Lih举例说。在这里，长城防火墙不通过重置而是通过“黑洞循环”来实现目的。黑洞循环中页面请求会陷入到一系列的延迟命令中。这儿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怎样使一个白痴忙碌起来——你拿一张纸，两面都写上“请翻面”。当火狐检测到出于这种循环中时，它会给出错误信息：“火狐检测到该服务器正在将此地址的请求循环重定向。”

最后一步，也是整个长城防火墙最新、最复杂的部分：通过实时检查每张页面的内容——或者是纽约时报的特别报道，或者是跟中国有关的博客的最近更新——判断每一页的可接受性。这又是通过镜像实现的。当你访问一个喜欢的博客或者新闻站点，请求浏览一些特定的页面时，被请求的页面同时发送给你和互联网审查系统。长城防火墙的扫描器会检查页面上是否含有违禁词汇。如果找到了，他就会中断连接，不让你继续从那个站点上获得信息。 长城防火墙会暂时强制阻止“IP1到IP2”的通讯——你的电脑到不受欢迎的网站。通常第一次阻断通讯时长为两分钟。如果在这期间，用户再次发起同样的通讯，通讯阻断将延长到五分钟。如果你还要试第三次，阻断时间会变为半小时乃至一小时——如此下去，惩罚力度递加。

多次重试或者经常访问“错误”的网站的用户可能会引起当局的注意。至少在规定上，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被要求无论是在网吧或是在其他地方，无论何时，都应该以真实名字上网。当审查系统标记出经常发出越界请求的IP地址时，当局极有可能知道是谁坐在那台电脑前上网。

所有的这类措施都为从海外获取资讯的努力增加了不可预测性。有一天你能够毫无阻碍地访问National Public Radio。下一次，因为NPR做了一个关于西藏的特别报道，便被长城防火墙“石化”了。即使你刷新页面或是点击新闻的链接，都看不到任何东西，而这时阻断通讯开始了。

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审查制度一种更为精确与微妙的形式，因为大型的国外网站再也不用被整个“石化”了。规定上来讲，这些站点只会在做出“错误”报道时陷入麻烦。Xiao Qia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专职研究中国媒体的专家，他告诉我当局最近开始反向应用这类过滤技术。当海外的中国人，也许是学者，也许是流亡的异议人士，在中文网站上查找资讯时——比如，公众健康数据，或者某地非正常活动的新闻——长城防火墙同样会监视并审查他们获得的信息。

总的看来，审查系统有一些共有的主要特征。当新的监控技术出现，或者敏感词汇表变化时，他们会持续不断地改进审查的着眼点。这样就使广大的网民对“线”划在哪儿并不清楚。Andrew Lih指出像新加坡或者是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也会进行互联网审查，但他们这样做时会给出解释。当位于阿联酋的访问者点击色情或者是反伊斯兰的网站时，会看到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形式同时出现的信息：“很抱歉，你试图访问的网站由于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宗教、文化、政治或是道德方面的价值观不一致而被屏蔽。”在中国，连接超时就完事了。这是你的电脑的问题？还是审查系统在捣鬼？或者是你的ISP，谁自行确定了过滤规则？你不清楚。“审查系统的不确定性在事实上使它变得更有效，”另一位中国的软件工程师告诉我。“你不知道审查系统要审查什么，所以要时刻谨慎。”

审查系统的组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很容易被绕过。

事实上，在中国任何人想要绕过审查系统都有两种众所周知的、可信赖的方法：代理服务器和VPN（虚拟专用网）。代理服务器是通过将你的电脑与海外的一台或一系列电脑连接，如此传送的数据，其真实来路就会被隐藏。你首先发出一个请求，接着代理服务器接收，再转发到海外的另一台电脑。最后找到你想要的，再传回到你的电脑。这种方法主要的缺点是速度慢到难以忍受。但是由于大多数代理服务器是免费的，所以这种方法成为中国学生及骇客的最爱。

VPN，又叫虚拟专用网，是一种更快、更受青睐、更正式的方法。本质上，VPN是沿正常的信道建立一条专属的加密信道。VPN将你从中国国内连上海外的某个服务器。你的下载及浏览请求就会传送到海外的服务器，然后由这个服务器去发现并将你找的东西传输回来。审查系统无法阻止你，因为他没法读懂你发送的加密数据。在中国的每个外国公司都在使用这样的网络。VPN在中国可以自由地推广，因而个人也能使用。我使用的VPN一年40美元。

思考和展望

在技术上讲，当局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切断所有代理服务器和VPN连接。现时的政策是：如果通过审查系统的数据由于加密而不能被识别，就挥手放行。很明显审查系统的政策可以随时扭转。但是和我交流的每个人都说中国当局担当不起这样做的后果。“每家银行、每一个外国制造商、每家零售商、每一个软件厂商都需要 VPN才能存在，”一个中国教授告诉我。“如果商业信息通过公众互联网，在审查系统的监控下传送，他们第二天就会走人。”关闭免费、容易操作的代理服务器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结果没有如此激烈。加密的邮件也能不通过审查就进入中国。Web界面邮件系统的用户能够通过将通常使用的“http”前缀更改为“https”来建立加密通道——例如https://mail.google.com/。为了维护大局，当局必须在采取的措施中允许例外——即使知道许多中国公民会借机“透气”。

因为政府不可能堵住长城防火墙的每一个口，许多美国观察人士由此看出政府控制网上言论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民主倾向和草根阶层的诉求，都是必然的趋势。最近在一个有影响的美国科技网站发布了这样的头条《中国的国家防火墙并不那么有效》 。十月，连线在总标题《长城防火墙：中国的误导》下组织了一系列报道。

我们需要探索为何这么多美国人对通过资讯科技传播的民主愿景如此信服的原因 (地下出版物、传真机和美国之音最终帮助搞垮了苏联。那么代理服务器和在线聊天室一定能侵蚀中国的大权，对吧？接着，我要强调这个愿景对于大多数受到即便是不完美的审查制度影响的公众来讲，是如何不令人信服。

请再次思考互联网审查制度的意义所在。你以为中国政府真的会关心一个公民是否在维基百科查询六四的条目吗？当然不是。任何人想要知道都能得到——通过代理服务器、VPN，用电子邮件拜托海外的朋友，甚至是阅读公共图书馆里为数众多的未受审查的外国杂志。

政府关心的是要对信息控制得恰到好处，使民众不至于反感。大多数中国人，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主要是对自己的祖国感兴趣。他们周围充斥的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信息，远远多过能吸收的范围。报摊上满是数不清的印刷精美的杂志。为数不少的大型书店里，书码得整整齐齐，到处是各类广告，公共图书馆里也是一样。音像店里有各种东西的盗版。数不清的电视频道。当然还有互联网，在那里中文网站和关于中国的网站迅速增殖。当长城背后的东西已足够丰富，干嘛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并担当不必要的风险，仅仅是为了看看外面？

所有金盾工程使用的技术，所有帮助建立防火长城的神奇镜像——这些和其他现实的成就都是为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目的。他们通过使探寻外部信息成为讨厌的事，把中国人都赶回到惯常社会控制手段产生作用的环境。

中文博主已经明白要想在中国被访问，他们的网站必须建在中国，同他们潜在的主要受众一起待在长城的一侧。当然，他们也能在海外传播同样的信息。但是正如前任CNN驻北京通讯员、现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Rebecca MacKinnon所说，他们的读者不会做翻墙的努力去找他们。“如果你想要在中国有影响，你就必须要在中国，”她告诉我说。当然，在中国就意味着遵守政府针对所有媒体的一系列管制措施：经济威胁、法律风险；不可避免的自我审查。

中国的大多数博客由大型互联网公司提供服务。这些公司知道政府要让他们对博主的不合适言论负责。因而这些公司为了生存，也被迫进行额外的审查。

相当数量的能获得收入的政府审查员负责删除不合适的评论和警告越界的博主。（没有官方的数据，但是据估计有数万人之多）公民举报颠覆材料的行为是被鼓励的。宣传部门经常发出指示说明哪些能、哪些不能被报道。在十月，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一份由化名为“陶西喆”的中国网络科技专家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报告。他收集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收到的来自当局的几十份指令。下面是其中一例：

    6月17日18时35分 北京市网络管理办公室副处长 陈华


    各位，近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有不少关于深圳员工胡新宇”过劳死”的报道和帖文，请各网站不再转发此类文章，已有的要全部压到后台，论坛和博客中也不要贴发有关胡新宇”过劳死”的文章。

“国内的审查制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有关社会控制、监视人民、给先行者压力和自我审查”伯克利的Xiao Qiang说。去年秋天，一队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新墨西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发布了一份关于防火长城的原理和如何扰乱它的详尽报告。但是他们着重强调了一个非技术因素，“审查导致的自我审查。”

把中国描述为受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并不正确。它在许多方面难以置信的开放。“大多数中国人比从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感觉自由得多，”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告诉我。“从前没有任何言论的一点空间，政府很聪明地选择再不威胁其生存的方面持续扩大空间。”但是忽视人民禁止讨论话题带来的累积效应同样是错误的。“不管美国人是否支持布什，它们都不可避免的注意到Abu Ghraib，”(注：这是一个发生虐囚丑闻的监狱名。) Rebecca MacKinnon说。在中国，“这样的控制意味着整个被认为对社会稳定有害的言论都不能存在于公众讨论中。”大多数中国人对国际热议的话题完全没有概念，比如关于三峡大坝的争议。

关于今日中国的无数问题都归结为：这样的情况能够持续多久？在自然环境崩溃之前工业还能持续增长多久？在穷人抓狂之前，贫富分化的情况还能继续恶化多久？这些构成一张类似问题的清单。而防火长城将这些问题置于另一个形式：政府控制民众知情权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目前看来，很长。

快公司：克里斯·休斯如何建立Facebook和帮助奥巴马竞选的？

原文：How Chris Hughes Helped Launch Facebook and the Barack Obama Campaign
译文：克里斯·休斯如何建立Facebook和帮助奥巴马竞选的？

撰文：Ellen McGirt@Fast Company
发表时间：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从未讲过的故事——Chris Hughes（克里斯·休斯），至今不过25岁，是如何帮助建立了当代史上最成功的两个新生体：Facebook（也译为脸谱或花名册）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运动。

摘要

Chris Hughes，一位年仅25岁的小伙子，已经做到了两件令人不可小觑的事：一是创建美国最成功的SNS网站：FACEBOOK(花名册)；二是建立“我的奥巴马”（MyBO）网站帮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竞选成功，事实上，巴拉克·胡塞因·奥巴马也是第一位互联网总统，而Chris Hughes功不可没。本文是《快公司》（FAST COMPANY）对他的专访，谈及他的成长经历，他对网络社区的看法以及他如何激发出年轻人在网上和网下的参与热情。



Chris Hughes陷进一个哲学性思考瞬间，“我真不知道‘社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个词。”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碰面。三天之后，他近期的老板巴拉克·奥巴马即将入主白宫。这一天冰冷刺骨，我们简直想缩进星巴克的咖啡里。我们能看到彼此呼出的气息。我压制住想拍拍他几乎无须的小脸的冲动，或者为他拉紧夹克抵御寒风的冲动。这么一张孩子气的脸。但是在25岁的年龄，Hughes 已经帮助建立了当代史上最成功的两个新生体：Facebook（花名册）和让奥巴马赢得竞选运动的（网络）工具。这两者都要归功于社区，我们进行分享和与之交互的方式，是其中的关键。当他回忆起两年来他为那个人的当选而张罗在线组织，此人又把社区组织推上焦点，这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可以理解。但他不知道社区意味着什么？真的吗？“嗯，我只是从没想过我的事业是创建在线社区。”

Hughes是一个以人为主业的技术明星。在Facebook以及在奥巴马竞选运动中，他已经开拓性地把他观察到的人类行为转移到网络系统中，来帮助真实的人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中做想做的事。他协助建立起一个自从用于政治运动以来最坚实的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工具，远在某个现场工作人员到来告诉他们如何做之前，就足以让精力充沛的公民成为行动者。

“技术总是一张只用来记录人们在运动或行动的网，而不是用来组织，”奥巴马的竞选运动管理人David Plouffe这么说，“Chris看到的是别人未见的可能。”Hughes所建立的是候选人说他想要但不知道已经可以实现的东西：一个虚拟的反馈机制，可以大规模地扩展和支持社区行动。接着这个社区又反过来把他的老板选为总统。“我还是没能很好地把它总结出来。”Hughes说。

他的关键工具是My.BarackObama.com（我的巴拉克奥巴马.com）或者简称为“我的BO”（MyBO），一个非常直观、好玩的社交网站，奥巴马的支持者们可以在上面创建小组、计划公共活动、筹款、下载工具并与他人发生关联——并不只是一个更为聚焦的Facebook上的活跃分子而已。“MyBO”还让竞选运动以最省钱有效的方式接触到它最有热情的支持者。当竞选结束的时候志愿者们已经在网站上建立了超过2百万的档案，计划了20万个线下活动，组织了3万5 千个小组，张贴了40万篇博客，在7万个个人筹款页面筹集到3000万美元。

当然在奥巴马的胜利中有许多参与者，包括候选人自己。奥巴马总统没能接受采访（考虑到他的新职责），这并不令人惊奇。但是Plouffe说起话来像个喜气洋 洋的初创即获得巨大成功的CEO，他明白，“我们很幸运Chris在早期就被吸收到竞选运动中。”确实，仔细看看Hughes的努力和他们对竞选运动的影响，会对奥巴马在全民投票时取得的胜利另有发现——无论是初选还是普选中都有所反映——对任何想用社交网络作为工具的企业来说，也可从中学到良多。

最初，在线组织只是奥巴马的新媒体计划中的一个“养子”。但是在新罕布什尔初选失败之后Hughes和他的“一穷二白”的工作者们建立起的志愿者组织 “变得非常重要”，Plouffe说。“当我们向那个社区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我们派出人员到科罗拉多和密苏里州建立核心小组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已经基本组织起来了。”竞选运动的主题由奥巴马亲自制定，说的就是：人民即组织。“我们是在那里支持民众，”Plouffe继续说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整套的线上工具来帮我们做到的话，这就是不可能的。这可不仅仅是一种说辞。Chris让它成为了现实。”



“那天我碰到了你的父母，” 在芝加哥竞选运动总部，奥巴马微笑着拉过一张椅子坐在Hughes的格子间旁边聊天。这是在2008年5月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之后，那一次奥巴马赢得漂亮。在选举的前几天Hughes安排他的父母坐在北卡的威尔明顿奥巴马集会的前排，他们得以排队向候选人做自我介绍。“他们真是非常好的人。”奥巴马告诉 Hughes，“你真的真的应该对他们心怀感激。”

Hughes通常行事低调，不会以候选人的声名“拉大旗”，不过他珍惜这段记忆。奥巴马没有在竞选总部保留办公室——他要么在路上，要么在他的议员办公室——他的造访为数不多。他专门为 Hughes腾出时间说明的是Hughes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虽然Hughes本人认为这不过证明了奥巴马尊重他人而已。他的父亲Alen “Ray” Hughes回忆道，“我的妻子Brenda哭得太厉害，没法说话。不过我说了，‘我的孩子，Chris Hughes，为您工作。’”奥巴马露出笑容，他说，“那是我的互联网掌门人。”

Hughes在北卡罗莱纳的海克里长大，作为独生孩子，他是谨慎的父母老年所得，这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名纸业销售员，他的母亲则是前公共学校的老师。海克里民风保守，当Hughes进入高中的时候，他决定他想要一些不一样的。没有告诉父母，他申请了预科学校，从麻省的安多佛飞利浦学院获得了一份他形容为非常优厚的奖学金。在进入寄宿学校后，他比想象得更迅速地长大了。其中一点即他意识到他是名同性恋人，“当我进入寄宿学校的时候，我是个南方佬、信仰宗教、异性恋，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有信仰，也不那么喜欢异性了。”其实也不那么南方佬了，他根本没什么口音。

他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也离开了海克里。在那里，一年级新生的他遇到了Mark Zuckerberg，一个聪明的对网站有着酷想法的孩子。这还不是个生意。“看起来都挺业余的。”Hughes回忆道，“Mark 只是说，哦，Facebook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你应该来看一眼。”Zuckerberg是第四名用户，Hughes，第五名。Hughes是建立Facebook 那帮十几岁年轻人中的诗人，不象Zuckerberg或室友或共同创始人Dustin Moskovitz，他不写软件代码，也不想写。在Facebook的内部圈子里，他的绰号是“林妹妹”。Hughes开始对产品提建议，“给网站捣捣乱。”他是这样说的。当他们决定向哈佛校外开放Facebook的时候，他的意见是，不同的学校应当有各自的联络圈，这可以保持网站给人的安全感和亲密感。他成为了 Facebook官方诠释者，部分是人类学家，部分是客户服务代表，部分是对媒体的发言人。

在2004年二年级的暑假，三位朋友西进去寻找风险投资和网络冒险。 Zuckerberg和Moskovitz留在了帕罗阿多，但Hughes没有辍学。“我没有钱来晃荡，”他说。他回到了哈佛，继续他的历史和法国文学专业，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学期，写了一篇关于阿尔及利亚人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城市空间的论文。（是的，文学艺术专业的学生们，在科技界有你们的一席之地。）但他保留了和 Facebook的联系。在大三那年，他每天要为此花上几个小时。毕业后他搬去了帕罗阿多。Matt Cohler, Facebook最早的受雇高管之一，说Hughes对如何让科技丰富用户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想法，他也是后来备受欢迎的功能的关键推动者。“Chris是网站上有关分享功能的产品管理者和领导人。”Cohler说他是考量产品新思路的最佳试金石。”

但有点讽刺的是，也是 Hughes要满足Facebook用户的直觉引领他走出了这个网站。在2006年的秋天，当中期选举【注：中期选举是在本届总统当选两年后进行的参众议员选举，有下届总统竞选的热身赛的味道。】临近的时候，Facebook走出了当时看来算是大胆的一步：让政治候选人建立档案。这比明星或某产品可以建立自己的粉丝页面要更早。当一位来自伊力诺依的新州长来叩门的时候，是Hughes提供了客户服务。巴拉克·奥巴马那时还不是一位中期选举中的候选人，但他也想要一个 Facebook档案。这个请求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从Reggie Love发出，他现在已经是知名的奥巴马的身边人了。“我喜欢Facebook这个主意，”Jim Brayton这么说，他那时是议员的互联网总监，“但Reggie真的立刻就弄到了一个。”在Love把档案建立好了之后，Brayton说他们意识到了这对奥巴马竞选总统可以发挥多大的潜力，“我们很快就想拿它多做点事，Chris立刻就明白了。”

Hughes有他自己的信条，奥巴马的信仰是真正的人民的力量才是变革的动力，这正契合Hughes的理想。“当我认识奥巴马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个体，只不过身处政界。”Hughes说，“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终于知道网络是什么，科技可以做什么来让人们彼此相联。”Facebook的事业起飞了，其用户数量达到一千万，Zuckerberg得到了来自Viacom、雅虎和其他公司的收购意向。（请看《快公司》的报道拒绝了10亿美金的孩子 2007年5月刊）但是Hughes听到了新的缪斯的召唤，他觉得有义务要帮助奥巴马。

2007年一月，Love安排了一个Hughes与Brayton的电话面试。那时，竞选运动的试探性网站正要上线。就在奥巴马正式宣布的几周前，Brayton和Hughes在华盛顿的联合车站前碰面，喝咖啡，“听听某个了解在线组织的潜力的竞选运动之外的人的意见也不错。”Brayton回忆道。他那时已经启用了营销公司蓝州数字的创始人Joe Rospars来领导竞选运动的新媒体小组，但他当场决定用Hughes, Rospars要辅助他。

“那不大象是工作面试,”Hughes谈到他和Rospars的会面,后者也不过25岁,“Joe告诉我,‘我听说你拿到了。’然后我就成了新媒体小组中的第三名。(Brayton很快由于家庭原因离开了竞选运动。)

Hughes回想起,当他告诉震惊了的Zuckerberg他计划离开快速发展的Facebook加入奥巴马时的尴尬对话，“他一直在说，‘真的吗？’但是我不会在任何其他的时刻为任何其他的人离开Facebook。”



要理解在早期竞选运动面临的是什么，你需要跳过那些奥巴马对着破纪录的人群激情演讲和划拉到大把资金的记忆，想想在2007年初他是怎样的：一个无人知晓的议员，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的名字，和一份薄薄的履历。他既没有希拉里·克林顿的水到渠成，也没有富有的支持者可以随时敛财。“整个竞选运动就集中在爱荷华。”Hughes说“每一次内部会议上 David [Plouffe]都会问‘你今天做了什么帮助我们在爱荷华胜出？’”2008年一月，在爱荷华的党员会议上的胜利证明了奥巴马有着主流影响力，可以造起声势。 【注：在美国总统竞选政治中，骨干党员会议旨在通过代表的遴选显示该党各州党员究竟倾向谁为总统候选人。】此计划是参与总统竞选的标准门票，必须在2008年2月 5日的超级星期二锁定提名资格。

当奥巴马在2007年二月宣布参选的时候，两个网站上线了。主要的竞选宣传网站BarackObama.com和MyBO。就在MyBO诞生的第一天，就组成了近一千个当地小组，流量之大差点让网站崩溃。一个星期后Hughes和300位小组组长开了一次电话会议，问好，表示感谢，让他们知道在三月，竞选运动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当我一把静音打开让他们提问，那叫一个乱哄哄，”他回忆道，“我很早就知道人们得多有纪律性。”而Plouffe观察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技术员看到了全景。“Chris保证MyBO对支持者们总是触手可及，而他自己一直对MyBO触手可及。”他说。客户服务是头等大事，他就像一个同时出现在全州的现场指导，他们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 他都处理。他永无倦意。

但是，在一开始聚焦于爱荷华意味着Hughes几乎无牌可打。当竞选运动工作者涌向爱荷华和其他的几个初选州的时候，Hughes就成为了唯一的一个负责在线组织的人。他以他的仅有做到了最好，为不断增加的志愿者整理出流程，找出方法来让他们自我组织并保持激情。目标是让他们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能够持续互动。到三月的时候，支持者们已经组织了 5000次家庭聚会，一次全国行动日，回到网站上报告他们学到的，那些在筹款中运气不错的人在电话会议里被要求分享他们的经验。

Neil Jensen，一位从Vermont大学来的职业网管，是一名有经验的博客写手和Howard Dean的志愿者。【注：Howard Dean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从第一天就上了MyBO网站，主持小组，帮助对竞选运动很陌生的新人找到方向。“我交流最多的人就是Chris，”他说，“我会问问Chris碰到这些问题，象竞选经费啊，象作为志愿者组织活动和筹款的规则等等，半官方的回复应该怎么说。”Jensen然后用MyBO上的邮件群发和博客功能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

与此同时，Hughes却对MyBO的平台不够牢靠、不甚有效，而日益焦虑。“我有一个列着几百项功能点的开发名单，”他说“每天早上我们接到一个9：30的电话，我就会问，‘这在哪儿？这在哪儿？为什么一个只需10小时完成的事会晚了三个星期？’”，竞选运动有Rospars的公司蓝州数码的授权软件，这家公司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研发的软件从筹备阶段一直用到中期选举。用于政治来说已经是很象样的了，”Hughes说“不过还没有好到象人们已经习惯在Facebook和其他地方用习惯了的。那些工具都没有经过测试。他们只是做出来，还没有被用过。这不是由我来主持开发软件的方式。”Jascha Franklin-Hodge，蓝州数码的共同创始人和技术总监也承认，“我们是有一些工具，不过我们还只在考虑推广这个系统的起点。”

Hughes承认他被宠坏了。 “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从一个象Facebook这样有着出色的研发人员和优秀软件的地方来到这个我不能想到就做到的地方，”他说。他一直在要求更多的资源。“我认为有更多的自雇开发人员是对的，让我们可以更快搞定。” Rospars，他不过是从蓝州告了一段假，却处在了一个难受的位置上。虽然竞选运动把新媒体提到了管理级别，但MyBO只是其中的一项：在线运营有点象拍电影，有点象媒体廉价批发，有点象设计工作间，又有点象分析控们的集合。可是其他地方有太多要求等着满足了。

到了夏末，Hughes的开发单子上还有大约200项这么长——包括一个电话银行工具和一个重新设计的培训页面——而且他和Rospars之间也越发剑拔弩张。“就是简单的资源问题 ”Rospars说。Hughes到竞选运动副经理Steve Hildebrand那里寻求建议。“我知道我有点象找碴，”Hughes说，但他意识到“我不可能走进David Plouffe的办公室说我需要10个人。他会说‘为什么？’我说，’为先锋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草根联盟基地。'然后他会说,‘那会如何帮助我们在爱荷华胜出?’”

“所有芝加哥的同事都在为早期投票的州而工作,”Rospars说。“Chris那时真有点象凤凰落到鸡窝里。”

到11月的时候，就在爱荷华骨干党员会议的前几周，Hughes在竞选工作人员住的Des Moines旅馆的大厅碰到了奥巴马。Hughes抓住机会告诉候选人爱荷华的支持者们在网络上的所为。Hughes那时接触得到MyBO和其他社交网站上的志愿者，也与他们面谈。“爱荷华的人们需要得到关于如何去和在哪里开会的不间断的信息，”他回忆道。这是以光速进行的客户服务。

2008年1月3日，奥巴马在爱荷华大获全胜，做到了Plouffe公司【注：这里作者把竞选运动的负责人类比于运营公司的经理人，并不是真的存在Plouffe公司。】所希望的一切。“这的确是整个竞选运动中的亮点，”Hughes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组织是坚固的，信息在人们之间发生了谐振。”接着五天之后就是在新罕布什尔输给了克林顿。寄希望于有时间来一个长期的全国范围内的初选是不大有希望了。“突然，我们在堪萨斯，一个要开骨干党员会议的州，有了60个已经组织起来的团体，在Boise也有非常有活力的奥巴马支持小组【注：Boise是爱达荷州的省会】这真是扭转了颓势。”Hughes回忆道。

“在那个时候，一群人真正明白了Chris和他的团队在努力做什么，”Rospars记得。“当我们在新罕布什尔输了之后，我们需要所有可以作为支撑的腿，社区就变成了那条腿。”

分散在全国范围内的竞选运动的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了MyBO社区已经实现的壮举。当Jeremy Bird，这位正式的州指导员，【注：州指导员是竞选运动内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有实地组织拉票的经验，经常到需要拉票的地方去指导支持者。】空降到马里兰，准备二月12号的Potomac初选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整个一个小队的当地拉票团体已经在工作了。“他们全弄好了——一个有着7台电脑、电话线的办公室，工作范围覆盖全州每个县，每隔一个星期六开一次会。他们甚至已经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州指导员。”奥巴马在那里赢得了57.4%的选票。

奥巴马还在那天获得了佛吉尼亚。“没有MyBO，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Marcia Carlyn说，她是Loudoun县奥巴马团队的联合负责人。“当我们第一次向竞选团队要资源的时候，他们说‘歇了吧。’所有资源都投给爱荷华。”Hughes 的MyBO填补了空白，用培训、谈话要点、传单的标识和图片来帮助组织当地活动。“我们可是在一个无大学的城，”Carlyn说。“我们年龄偏大、观念保守，不过很有职业精神。”对于敲门和挥舞旗帜有些感觉不妥，“我们从其他的志愿者哪里学到了怎么写明信片来发起支持运动，我们甚至认领了一个在宾夕法尼亚的城市，跑到那里游说了一回。”当一位竞选工作者仅在初选的前几天出现在这里，Loudoun县的奥巴马阵营已经从五个人发展到了2600个。“Loudoun县为了奥巴马可出了两次力，”Carlyn骄傲地说。

当Reverend Jeremiah Wright争议出现的时候【注：Reverend Jeremiah Wright是奥巴马的前主教，他的言论被公布后曾对奥巴马本人是否也持极端思想产生过舆论影响。】MyBO也产生过效益。【注：这里作者再次把政治运动与公司行为类比，将消除负面影响类比为对公司产生效益。】Vermont的志愿者Jensen曾建立并主持过“奥巴马快速应答”小组，在这里博主们和志愿者们贴出详细的，可以验证事实的答案来回复针对奥巴马的负面新闻。当William Kristol写了一篇发表于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专栏文章，说当Wright在进行一场特别有争议的布道时，奥巴马正在受教者中之后，“我们的一位快速应答组员在网上查到奥巴马其实是在佛罗里达，然后把它贴上了邮件群发组里。” Lonnee Hamilton说，他是一位在帕萨迪纳市从最开始就支持奥巴马的志愿者，“我们组把这则消息带给了时代周刊，它发了一则勘误。”



当竞选运动声势越来越高涨的时候，Hughes说他没有再怎么找过奥巴马。“我觉得不太必要了。他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在做的的确起作用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到2008年春末 ，Hughes在资源大战中赢了。“我们团队在规模上扩大很多，” Nikki Sutton说，她是竞选运动的选民和投票者联络经理，她开始也是作为一个志愿者来帮助Hughes管理MyBO的社区。当工作人员铺开到全国范围的时候，MyBO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工具。“我们到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输入邮政编码，然后一群非常有热情的志愿者名单就出现了。”Bird解释道。Plouffe说，“印第安纳、北卡罗莱纳没有草根，我们不可能赢得那些州。”

MyBO社区也为竞选运动的专家提供了解决方案。“实地工作者们对我们的反馈表现得也很开放，”来自达拉斯的志愿者Tracy Brady说。在竞选运动工作人员还要花费数周停留在得克萨斯，给想到周边其他州去拉票的志愿者们答疑解惑的时候，Brady拿出了一套流程化的在线访谈格式，把审核流程削减到了几天。回到芝加哥新媒体小组，定期地在MyBO上搜索博客（还有Flickr, YouTube，还有其他网站）寻找强有力的素材，来强调奥巴马的核心理念：选举是属于人民的。“我们有一个由真正的支持者们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宝库可供挑选，” Rospars说。

Hughes这个时候在和自雇的以及蓝州的研发人员钻研突破性工具。一个是网络版“打电话就拉票”工具，称为“邻居给邻居”，在2008年九月悄然发布。一旦一个用户登录，MyBO一串“邻居给邻居”的活动就在屏幕左边出现，点击几下就生成人员名单，都是些没有下决心的选民或“倾向于奥巴马”的选民，都需要有人打个电话过去。“Chris耗时无数来推进这个系统，”Sutton说。这是一个和数据组高度集成的软件——地理、年龄、职业、语言、是否有过军队服役经历——将志愿者和他们可能产生关系的“未决定者”匹配起来。志愿者们用这个工具打了约800万个电话。

新媒体工作组在选举当晚还很忙。当工作人员们都涌向格兰特公园的时候，【注：奥巴马在格兰特公园发表了他的历史性竞选胜利庆祝演说。】竞选总部在芝加哥指挥中心的11层33000平方尺的空间基本都没有人了，在线小组还有几百万邮件和文章要送出。当加州唱票的时候，是芝加哥的晚上10点。他们查看着墙上的电子倒计时钟走向最后的分和秒，观看电视里的投影图。加州！哇噢！哭泣、欢笑和拥抱，小组最后一次齐刷刷地敲打、点击，然后充满期待地瞪着电脑屏幕。Hughes的眼睛在回忆中闪烁。“我们象这样，‘OK，发出去了吗？我们走！’”

Rospars和其他人急冲向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公车，在国安的护送下及时地把他们送到格兰特公园听胜利演说。Hughes又等了几分钟，确认邮件已经发完了，没有出差错，却错过了公车。由两个朋友拽着他，以全速跑向北密执根大街，脚拍打在人行道上。“太棒了，跑呀！”他回忆道，“我已经喘不上气了，但我做到了，刚刚。”



二月，在曼哈顿城区坐着吃完了晚餐，Hughes还沉浸在哲学性感受里。在交接期，他协助把MyBO变成了“为美国而组织”，现在是DNC的一个项目。但是他向加入新政府的官方新媒体计划的邀请掉转了头。政府，他认识到，是和一场竞选运动完全不一样的——都是官僚，少有新生体的氛围。Rospars，他回到了蓝州数码，则同意他，“加入到穿正装和破手提人群的层级中？”他笑了。“不合我这口。”Hughes为他协助研发的工具而骄傲，包括“为美国而组织”，这个现在已经被打包到蓝州为有潜力的候选人和行动提供的方案里。然而他已经准备好了前行，他明白，“他所在意的那些已经经过了竞选活动的测试。”最终Hughes迁移到了Brooklyn，他忙着给自己的第一套真正的公寓安上家具。“我要当宅男。”他说。

Hughes和 Zuckerberg还是好朋友。在Facebook的CEO去往瑞士的达沃斯的路上，他们在纽约共同度过了一个下午。但是Hughes坚持认为回到他的 Facebook之源不是他的选择。他的确为如果不加入奥巴马他在Facebook会怎样的念头而着迷。“我有些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一切为了帮助人们真正有效地分享信息的事儿，”他说，提到了这个网站最近对新闻和状态更新的重视。“这可不是批评——只是想想很有趣。”

Hughes在等待着下一步的召唤来临的感觉。“我是一个感觉到有责任然后就会沉迷进去的人，”他说。他谈到了开始要扎根的兴趣的种子，来自于风险投资的邀请，或者来自于传统媒体中的邀请，传统媒体现在迫切需要创新。“我一直都在建造为人们交往服务的科技这一行里，”Hughes说。“到目前为止，我的目标都是让交流和自组织更容易一些。看我将来要做什么吧，可能是让人们从周围的世界学习变得更容易一些。”

他无法遏制地想要让技术能少一些强制性，多一些让所有人都能用起来的简便。他开始用Twitter，尽管是不情愿的。他担心如果人们过于关联了会怎样，包括他自己“我会对此保持警惕。”他认为Web2.0弱化了真实世界，而以技术为业常常会忽略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的哲学从他最初参与到Facebook中就没有变过，“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竞选活动没有关系，你是围绕着共性而建。只要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区，就是有价的。否则就不过只是在线玩耍而已。”

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就是共性。但是社区组织者的候选人想要的是整个国家都变成组织者，Hughes帮助让这成了真。在俄亥俄的Knox县距离哥伦巴斯一个小时车程的乡村地带，Meg Galipault启动了奥巴马志愿者小组。那里的挑战是高强度的民主党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支持者之间的裂谷，整个州的保守主义，时不时冒头的种族主义。 MyBO帮助Galipault和她紧张的志愿者们找到了路。“不要照本宣科地说为什么我们希望人们投票给巴拉克，象我们为Kerry所做的，”她说，“他们教我们要问什么对人民来说是重要的，然后倾听。”他们将通过MyBO所学到的反哺社会，以这种经验创建了当地的服务项目，这一直延续至今。

“人们总是围绕着竞选运动而交流和组织，”Hughes说。“我们不过是让它更容易一些。”即使是他，有时也会惊讶于科技揭示了什么。当他在竞选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把自己家乡的邮政编码输入到MyBO的活动功能中，他没有料到——“他们其实是麦凯恩的坚定支持者，”他微笑着说。但是当他以28601【注：这是邮政编码。】为半径的方圆50公里搜索的时候，一个不一样的海克里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旗帜插了起来，说明那里有支持奥巴马的组织。“我从来没有猜到他们会在那里，”他说。这大概是竞选活动上学到的最重大的一课：相信一个社区可以导演出戏剧性的前所未料的结局。

传统基金会：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2009-12-17

原文：Public Diplomacy 2.0: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
译文：公众外交2.0：当美国政府遇到“新媒体”

撰文：Helle C. Dale
发表日期：2009年12月8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传统基金会 No.2346

摘要：Facebook（花名册）和推特能改变世界吗？这些有趣的新鲜的社交网络站点能否促进民主，让美国价值更好地在全世界被理解？潜力肯定是有的——就象那些在伊朗的选举后抗议活动中无价的推特消息更新中可以看到的一样。美国政府正在拥抱Web 2.0，想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策略接触到全世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群——可称之为公共外交2.0。虽然潜在的发展毋庸置疑，潜在的危险也是如此。公众外交专家Helle Dale解释最近的网络外交的进展，战略，优势和风险。

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和的沟通专家在探索以“社交媒体”的潜力来赢得国外的人心，特别是今天的理念争锋所在，穆斯林社会。美国的敌人们已经在用低成本的联络工具，可以在计算机键盘或手机按键上联络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上百万人。公共事务博主Matt Armstrong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大众信息和精准导向的媒体时代，从政治候选人到恐怖分子必须立刻并持续地和受众群互动，这才能成为重要和有竞争力的人物。忽略社会媒体的用处等同于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的持久战役中放弃高地。”

毫无疑问在联邦政府和新媒体之间需要战略思维、培训和关键分析，才能合理行动。美国政府比较古板，经常在使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落在私人领域的后面，新的社会媒体是尖端的、灵巧的、多变的和在个人层面上互动的。“只为了用web2.0工具而用web2.0工具是没有道理的。”Sheila Campbell，联邦网络管理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在二月份告诉《国家周刊》说。也就是说，许多联邦机构还有待展现他们制造视频或网站的能力来吸引和保持公众的兴趣。

在缺乏全国性的沟通战略，也缺乏衡量各种沟通手段的平台的能力的时候，新媒体对公共外交的有效项和战略性的沟通目标也成了受限的。能够接触到大量受众的潜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新的社会媒体成为美国政府向全球受众沟通的主要载体（除了更传统的手段，如短波和FM广播、电视、图书馆和交换学生项目）之前，还存在很多关于理解公共外交2.0的本质的鸿沟。

互联网外交的历史

美国政府内部使用新媒体始于九十年代初期，当互联网迅速成为商业和家庭的常用工具时。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线社会媒体也成为在全世界触手可及的。 Facebook，比如说，在不久以前还是仅仅是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社交网站，它的初次亮相是在2004年。它曾经是青少年们跨过父母管制进行联系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Facebook已经成为在全球适用的方便的大规模沟通手段，青少年和成人，政府，普通市民和企业都在使用它。

奥巴马政府是带着对新媒体的潜力的热切期望正式上任的，之前他的总统竞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技术含量的。事实上，新媒体覆盖是今天在Judith McHale领导下的国家部门的公众外交创新的重点所在。他是主管公众外交的新的副国务卿。然而，部分就是因为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六月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伯听众进行的开罗讲演伴随着美国政府对他的演讲广泛进行电子化传播方法，和McHale的上任形成巧合。），部分是因为新媒体覆盖在各种政府机构中还比较模糊，现在没有数据可以量化地分析美国政府的新媒体沟通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国务院对需要拥抱新出现的技术的讨论，特别是规范互联网在大众参与方面所具有的惊人的有效的能量，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早期的行动是Joseph Duffey所为，他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美国情报处（USIA）的处长：为了省钱，Duffey把一些USIA行动搬到了电子平台上，关掉了情报处的费时费力的打印刊物。变化在2000年的时候真正开始了，在国务院情报处采用了之后，当时USIA的文化和交换项目成为国际信息项目（IIP），而它的公众外交官员们成为了国务院的地区服务处，在美国大使馆领域工作。

在 2000年，Ira Magaziner，总统克林顿的“互联网沙皇”给国务院的官员们做了关于美国需要更多地介入到公众外交中的简报。当互联网很快成为更深入地植入到每日生活中的时候，他说普通人现在可以接触到几乎无限的信息中，在政府这一方需要提供更大的开放和更深的关联。

参议员George Allen，共和党的高新技术专责小组的主席在2001的网络外交会议上也说了了类似的主题，指出“互联网是现代版的古登堡印刷术，”称赞它作为“传播我们想法”的妙用，可以在全世界以前无法进入的社会中传播民主思想，“[有希望]导致更大的自由。”

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互联网上需要美国外交已经被广泛理解，但是什么应该被贴在网上以及如何才是最好地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的方法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话题。如美国和平研究所的Richard Solomo在2000年所说的“让政府把美国对所有问题的观点放在那里，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机会当然是有了，但是问题是：政府应该放点什么上去呢？” 公平地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中。

在2004年推荐的公众外交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国家“积极寻找方法利用新出现的软件成果来扩展……推广在互联网上的覆盖，”但是迟至2006年才申请了预算，虽然是为了公众外交增加资金，却没有包括利用新技术的资金，还是倾向于用传统工具，比如广播。

直到 2006年国务院的Condoleezza Rice才说她想要贴“帖子”，“人们可以访问一个网站并和美国的外交官在线交谈。”按照Condoleezza Rice的说法，她是乔治 W·布什总统时期负责公众外交的国务院副助理，2007年1月，第一篇国务院的博客由高级法律顾问John Bellinger III以访问者的身份在Opinio Juris博客上贴出。接着九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加入了blogosphere，开通了自己的博客，Dipnote，开始了公众外交。

美国.gov的开通，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公众外交门户，在2007年1月由国务院的国际信息项目部成立，由美国外交官们负责。美国.gov上既介绍美国生活，也提供总统和国务院的安排，还是一整套交互式媒体的平台——网络直播、博客、视频、Youtube、推特、 Facebook，甚至第二生命，这是一个3维虚拟世界，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和文字聊天。国务院的最近的新媒体尝试之一是Co.Nx，一个网络会议项目，可以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国外受众及美国使馆连接起来。

奥巴马方式

在就任后的前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表示出要运用21世纪科技手段的决心，把各种形式都作为公众外交的组成部分。和去年在总统选举中所用的策略类似，一个有广泛的多样形式的社会网络和沟通媒介被考虑用于最大化地展现和引起对美国的共鸣。在奥巴马总统第一天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个要做“透明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其中提到“Web2.0技术对于打入全国的社区中获得海量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很快政府就热切地期望这对于打入到全球的社区中也是如此。

部分是为了做到让美国这一品牌更有市场，对外国人群来说更易接触，奥巴马总统任命了Judith McHale，发现沟通公司的前总经理和CEO，作为公共事务和公众外交部的副国务卿——他将发现一手塑造成了在170个国家，以35种语言，拥有14亿的注册用户的全球巨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总统对公众外交的规模所报的期待。

在问道是什么让发现在全球市场上如此有效的时候，McHale强调了需要理解目标受众和以用户友好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在2009年5月13日的听证会中McHale陈述道：

“新科技，以一种有效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运用，可以成为扭转局势的工具。沟通进步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和人们互动，让他们相互联系，可以极大地放大主要的传统公众外交能力。它们提供了从一个旧体系下转变的机会，在旧体系下，我们的政府以一对多的方式沟通，而新的体系下以互动和合作的方式交流，可以跨越过去把我们和世界人民分开的那条界限。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结构化的框架，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威力，但必须了解这些新工具需要被仔细地针对特定条件而改造，并应当总是被服务于更大的战略目标。”

让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科技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机制和McHale的动议，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总统的开罗讲话被广泛传播。为了让奥巴马总统对改善美国-阿拉伯关系的呼吁能够传播得尽可能广泛，美国政府机构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包括社交网站、播客和白宫网站上的网络直播。短信和推特更新在全世界范围内覆盖了超过20,000的用户。

这一由国务院资助的特别服务的重心在于外国的公民——美国公民接不到这些短信，所有的美国公众外交产品都要遵循此规定，因为《史密斯·蒙特法案》限制对美国公民传播洗脑信息。【注释1】这些短信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八种语言形式，传播人群超过了200个国家。这一讲演的文字及视频翻译版本在Youtube、Facebook和MySpace都能找到，也放在了南亚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Orkut上。

白宫还开始了一项对Facebook的国际讨论，上面有超过2000万的阿拉伯用户，还有通过短信发送的对这一讲演的回复信息，在美国.gov网站上被编辑整理和张贴出来。

类似的，按照McHale的说法，奥巴马总统七月份在戛纳的讲演“是为21世纪进行创造性公众外交的一个典范。我相信这将代表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称的‘巧实力’。其中心即白宫采用创造性方式在新旧媒介之间架起桥梁。”白宫办公室的新媒体策略包括了整个非洲的短信服务，邀请人们以英文或法语问问题。87个国家近16,000人问了问题。南非的美国领事馆与移动社交网络合作，从全非洲得到了另外 20,000个问题。

新媒体和独裁政权：伊朗案例

这些忙乱的活动背后是在21世纪的媒体环境中可能结出硕果的愿景。但是新媒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被高度控制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中国或俄国，面对政府干预的时候，和传统媒体一样脆弱。虽然新媒体在创造和融入政治力量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正义力量。这些力量也可能为美国的敌人所用。乔治敦大学的雅虎同事，Evgeny Morozov，在10月份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的一次简报上说推广新的数字空间“和推行自由选举有着同样的风险：我们很可能不喜欢赢得它们的人。”而且，集权政府在控制网络上的努力是非常复杂的——正和民主政府们一样——努力将网上的想法接近的人组成联盟。结果是，其他的新科技如手机，和旧技术如短波广播将继续在对抗集权体制时发挥重要作用。

焦点案例是六月的伊朗选举，那时Web2.0的革命性潜力真正的进入到了公众视线。这场选举及戏剧性的结果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将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战略付诸实践——虽然这种潜力很难完全穷尽。伊朗案例表明web2.0技术有潜力起到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时候的传真机，和2005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的手机同样的作用。但是，这种潜力只有当技术和支持民主和自决力量和积极的美国官方政府政策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展示出来。就技术本身而言，新媒体可能会改变技术的格局，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没有强烈支持美国价值和民主的话，则政治影响会大打折扣。在伊朗，奥巴马政府和同时爆发的公众示威只有一臂之隔。

当伊朗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当选的胜利时，公共抗议的狂潮横扫整个伊朗。在这些抗议中，社会网络的作用——既体现在组织这些活动上，也体现在共享最新状况上—— 被广为传播了。围绕着伊朗抗议的网络激进主义是前所未见的，引起了全球的争议。

伊朗社交网络工具的利用说明web2.0既有机会，也有弱势，“公民记者”能够立刻和全世界的观众分享报道。被伊朗政府挡在外面的外国记者可以依赖 “群体爆料”来撰文，他们可能在伊朗境外，也可能被限制在宾馆房间里。对抗议者的残酷镇压的记录出现在Youtube, Facebook和Flickr上，在博客里和电子邮件中。主流媒体，如CNN和福克斯新闻，以伊朗公民记者提供内容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安排为重要新闻来源。反过来，推特革命让推特本身成为新媒体新闻报道中的闪亮主角。

在弱点的这一面，错误的报道和正确的一样容易被传播。而且伊朗政府采用了准确定位和提前准备的内容审核策略。在互联网活动的初期高潮之后，德黑兰关闭了伊朗全国的互联网，接着允许逐步的但是受控的网络活动。这还包括封锁移动网站接入和卫星电视。由于伊朗政府拥有和运营广播和电视，监视所有的报纸和出版物，它在信息传播上大权在握。

尽管有着精通高科技的赞誉，美国政府的覆盖面是受限的，体现在国务院要求社会化网站推特在伊朗大选之后的那些天里推迟它本来预定的维护工作。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有着美国政府这么多的资源，这很难称得上是有前瞻性的。奥巴马政府选择在伊朗采用放手的策略，拒绝对抗议者提供公开支持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些都因为其技术型策略在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并未实现。

新媒体和美国政府：风险分析

当美国机构开始用社交媒体技术做一系列活动的时候，当这些方式正在跳跃性增长的时候，直到今年九月，官方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对社交媒体的安全使用准则”才由联邦信息委员会公开发表。这份文件适用于所有联邦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时与雇员、合作伙伴、其他联邦机构或公众进行的合作和沟通。因此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使用社会媒体进行公众外交而特别列出的指导意见，而是至今为止最接近于政府制定的所谓社会媒体政策。

这些活动涉及到的安全风险对多数使用社会媒体的部门是共通的——从国防部到国土安全，从FBI到教育和司法部。这份准则指出社会媒体对于各种网络攻击是脆弱的，包括“鱼叉式网络钓鱼”，这是指瞄准一群用户，目的是让他们采取行动，放出计算机病毒，例如打开一个文件或点击一个链接。另一种攻击，社交- 工程，通常聚焦于个体，利用公布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丰富的个人信息进行危害。另一种网络应用攻击，一个用户可能不小心让一个恶意网络应用进入到 Facebook账户中，下载未经授权的软件到他的电脑商。新的网络技术也为攻击者打开了新的途径。

安全挑战是第一份官方准则的焦点——而不是为了信息本身或合理使用而提出准则。该准则的结论是，要使用社会媒体技术的决定必须由每个机构提出，而且必须明确任务需要使用该技术的合理性。换言之，每个机构基本要自行做出风险分析和接受风险。在这份19页的准则总结道，

“总而言之，一个被劫持的个人社交媒体帐户可能是讨厌的，费时费力的，或者让人尴尬的。，一个被劫持的联邦用户的帐户或联邦账户可能有更严重的影响。非官方的帖子，推特或信息可能会被公众认为是官方消息，或者可能被用作传播恶意软件，通过鼓励用户点击链接或下载不需要的应用。 ”

国家的社交网络：有多有效？

社交网络的巨头包括象“Facebook，推特，MySpace和其他交互式媒体工具网站来与持续扩张的家庭、朋友和同事等圈子进行交流。”有一些受欢迎的社交网络站点美国政府也采用了，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操作。Facebook是这样一个站点：用户创建一个个人档案，增加联络人作为“好友”列表，同时加入感兴趣小组，比如说，关于家庭园艺或支持某位政治候选人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贴出个人信息或创建一个小区，这也是政府组织从美国使馆到FBI 已经做的。在四月，美国公众服务局域Facebook（及其他几个站点如Flickr和YouTube）签订了一个协议，为国家部门基于特殊服务条约使用社交网站扫清了障碍。从此之后，政府部门可以按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使用Facebook，Facebook上最经常被公众点击的头五个政府网站是：（1）白宫；（2）美国海军陆战队；（3）美国军队；（4）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5）国务院。

推特帖子，Facebook页面和其他网络张贴是多多少少比官方站点更松散地联动的混合体，通常由机构中的用户自行管理。偶尔的，以国防部来说，该部门中的低级机构有着相互矛盾的政策。虽然军队网中的士兵被允许使用推特和Facebook贴帖子，向家乡的朋友和家人展示照片，海军陆战部仍然禁止了从自己的网络连接同样的站点，显示出要合理地审查这种站点的困难性。

FBI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说明利用象Facebook这样的站点来代表政府部门的危险。正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小组，在Facebook上寻找带有“FBI”的小组名单不仅仅是FBI的职业小组，还有好几个看起来很官方的小组，带着类似的章或根本就和FBI的一模一样，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关联。这些机构的风险是人们创造的假网页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形象或传递的信息。为了从可信度的角度对抗这些行为，政府应当公布一个可连接的、官方的美国政府部门使用社交网络的页面名单。

美国使馆已经看到了社交网站辅助公众外交上的潜力。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使馆都有Facebook页面，提供关于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信息，受众是12岁到26岁年龄段。不过，效果则好坏不一。到12月1日，印尼的美国使馆骄傲地拥有19,640的“粉丝”。其网站有一个美国政府的官方大印，就其外交目标来说也有一个很职业的外观。与此相反，巴基斯坦的美国使馆只有539个Facebook“粉丝”，更难辨认出这是一个官方群——这个网站没有官印，没有国家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看起来象是漫不经心的家庭作业。这为规范美国政府使用在线社交网络的政策准则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适当的问题。

在约束社交媒体上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多。其实质是政府要有统一的信息，社会媒体的“草根”本性让这变得很困难，有时去控制它们也是不受欢迎的。社会媒体的吸引力恰好就是它带来的亲密感和非正式化，通过规范，政府则有风险削弱、甚至毁掉社交媒体的这种吸引力。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应该既是有趣的，又是对个人适合的——人，而不是正式信息才是社交互动中的实质。

在另一面，缺乏规范对机构来说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包括敏感区域，如国防和外交。在政府内部的规范如果有效，政府必须树立起政策准则（可能类似于Heritage基金会对其博客所使用的规则——所有的Heritage博客必须被基金会的部门总监和博客编辑审核通过）又不会破坏社会外交的亲密感。这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其新鲜和无拘束的感受，能够让人们有个人化的感情投入。

最后，互联网接入条件并不是在美国需要包括的所有区域都已具备。虽然75%的美国人可以接入互联网，在亚洲只有17.4%，非洲只有5.6%的人是连通的。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短波收音机和电视仍然比新媒体表现得要好。从科技上来说，世界的进步脚步是不均衡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性的策略必须基于复杂的分析和对世界不同地区平台相对有效性的分析上。这些考虑对于今天的公众外交的成功至关重要。

移动技术：政府的有前途的工具

推特。推特是网络上50个最受欢迎的站点之一，每个月从平均五千五百万用户那里获得信息。用户（无论是个人、政府机构或私人组织）都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发送不超过140字的短消息给推特订阅者。国务院的Dipnote推特账户有8,986个“粉丝”，推特用户特别注册来接收Dipnote的推语。（译者注：Dipnote是美国政府开设的博客名称。）推语通常用来在手机上以短信方式接收，引导“粉丝”们到发送者的网站上去看更长的内容。政府部门能够快速地建立推特账号，将信息广泛地送到公众中感兴趣的的成员中。食品药品监督局，比如说，通过推特发布食品召回信息，国务院（Dipnote）和白宫（USAtwitt）向与各自网站有关的媒体发送“推语”。因为推特依赖手机，它对7千8百万巴基斯坦的手机用户（占总人口的44.3%），和阿富汗的 1千零5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23%，到2011年预计达到72%）有广泛的接触面。

推特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环境中交流关键信息非常有效，因此是作为公众外交的重要潜在工具。推特是一个草根工具，很适合传播那些其他方式无法扩散的消息。以“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推特作为监控和快速预警尤为有效，让官员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这在伊朗的选举后示威中和政府的暴力镇压中已经有了例证。其他的例子如：去问题区域的旅游建议，食品和商品的召回，和传染病警告。国务院发言人Ian Kelly指推特为在伊朗选举前后中的“重要的公民力量的工具”。这个工具也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被奥巴马的工作人员广泛用于组织和转移他的基础阵地。

但是，政府利用推特来知会民众其策略、日程和活动看起来是把媒体的理想作用用反了——可能因为信息在媒体上过多和政府用户的过分曝光减少了它的影响力。

移动短信。一条短信就是手机上的一条文字信息。国务院尝试过用短信息外交。奥巴马总统的在阿克拉、加纳的政策讲演提到了国会，国务院邀请非洲民众把向总统提问的问题用短信发送，并在他演讲的时候发出短信演讲更新。短信邀请贴在了使馆的网站上和美国.gov，国务院的公众外交网页。非洲民众可以用法语或英语发送问题，经过筛选的一小部分收到了短信回复包括总统演讲的重点内容。这些发给总统的短信要支付常规费用。结果是短信对用户来说是一项较贵的媒体，他们接收的时候也要付钱，可能意味着使用范围受限（类似的限制对推特也适用。）。

第二生命游戏。更为不寻常的作为国务院新媒体公众外交运动内容之一的是“第二生命”手机游戏。按照游戏的参与人，头两局游戏是在中东启用的，让那里的年轻人通过“诸如美国人的价值观：忍耐、自由、尊重文化和宗教多元”而“感受美国生活的活力和多彩”。游戏将美国历史课用手机视频加以包装。从2009年初投放以来，游戏获得了大约2,000个“注册用户”，前五名用户的所在国是埃及（438），印尼（323），美国（214），黎巴嫩（131）和约旦（110）。

象“第二生命”这样的技术创新能上新闻头条，但是它们对纳税人和对国务院来说有很大的浪费风险。即使是从时间、注意力和花费上来看，也能做出一个快速的成本效益比较和分析。为了启动这一新媒体，国务院创建了一家新的技术公司，MetroStar系统，雇佣了75人来创作并维持第二生命。这一努力现在只覆盖了约2,000名游戏玩家，还有20%是美国境内的。与之对比，国务院的Facebook网页是免费的，只需要两名员工更新内容，而到10月27日已经获得了23,786名全球粉丝。

结语

美国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经常视“新媒体”为魔棒，能够为美国开展公众外交和向全世界发言带来革命。假以时日，它的确可能成为副国务卿McHale在她的听证会上所说的“扭转局势之举”，新媒体的确在到达以前不能覆盖和无法联络的人群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要意识到每一种媒体工具的优势、强项、限制和风险，技术必须被聪明地使用其相对有优势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极其需要比策略和战术更高层的美国公众外交国家沟通战略。

Judith McHale在她对国会的听证会上谈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比如说，推特在提供短小的，重要信息的时效部分上是卓越的，用于常规更新则让人精疲力竭，效果欠佳。美国政府，负责公众外交方面的副国务卿，必须提供给机构负责对外联络的准则和建立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混合搭配，当受众看到信息时能认出是官方的，传播方式也是聪明的，才能避免毁掉目标受众对特定媒体的吸引力。最后，政府必须意识到新媒体是脆弱的工具，以及可能造成在时间和纳税人资源上的浪费。

国会和政府应该：

* 创建全国沟通战略与负责公众外交的副国务卿衔接。政府应由国会任命到2009年12月31日提供这一战略。如果公众外交成为美国政府的有效联络工具，它将成为一个工具箱中的一部分，一个互相配合的全政府手段，和专门的方式来让发出的信息融洽和谐。这样的战略对公众外交2.0是否能达到其潜力至关重要，而不是让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以分散的，试错的方式来进行。

* 提供全政府的准则来确保新媒体的使用、及社会媒体方面保持官方标准，确保政府网站能够从仿制者中被确认和有差异性，同时不会失去特定媒体对其手中的吸引力。应当作出合理的分析让政府机构在使用社会媒体的时候不仅仅是作为发布新闻的一种新鲜手段。“web2.0”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堆差异、不同的工具的集合，必须被一个个单独评估，整体使用。

* 建立一个新的非政府的或半政府的研究机构（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来追溯外国受众对美国公众媒体和战略性沟通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一个外国观点分析的公司可以分析新媒体在覆盖全世界不同的目标受众中上的有效性，这应当随着技术的普及程度、集权政府对信息流的控制和本土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当形成战略之后，社会媒体站点对达到全世界更年轻的，热爱技术的受众将清楚地贡献出对美国公众外交的潜能。公众社交网站也能节省成本，有着相对低的固定成本。然而，什么都不能替代个人对个人的联络和美国文化的独特展示。而且，全球技术进步的不均衡意味着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在传递美国信息方面将持续重要。然而，作为一个明确的和承载美国政府的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公共外交2.0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注释：

【1】关于《史密斯·蒙特法案》，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网络上有人问“为什么在美国听不到美国之音？”答案就在于这个法案。1948年，美国通过了《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这个法案以发起议员为名，俗称《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直至今天，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美国政府的公众外交，包括最新的网络内容、手机短信等仍然受这部法律的约束。

酝酿这项法案的时候，正是冷战开始时期。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认为，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民间互动和信息交流也必须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同时，针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有人警告说，美国不能像共产党国家那样，用国家资源操办宣传机器，为自己的国民洗脑。在这种背景下，《史密斯·蒙特法案》明文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信息，不得在美国国内传播。这部法案经过两次修订，至今有效。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之音的节目已经上了互联网，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而且，美国之音的节目属于公众领域，也没有版权。

2009年1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国会议员及美国之音代表出席了一次《史密斯·蒙特法案》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究竟是放松管制，还会加强管制，各方并没有取得一致。

【2】关于“传统基金会”，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传统基金会除了本身开宗明义，表明是美国保守派组织，其政治主张也是保守派一直以来所提倡，如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美国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囊组织，主要活动集中于出版、政策研究、倡议，以及培育新学人等方面。

【3】关于作者，Helle C. Dale是传统基金会司的公共外交的高级研究员，就职于道格拉斯和萨拉阿莉森中心外交政策研究，这是凯瑟琳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分部。

【4】译文中略去了原文其他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