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外交政策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核心提示:埃及革命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到塞尔维亚接受非暴力抗争培训的埃及四六运动成员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华盛顿邮报:自由世界的领袖在哪儿?

核心提示:【说明:奥巴马将自由世界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了法国。】

原文:Washington Post|Where I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作者:
Marc A. Thiessen
发表时间:2011年3月29日
译者:Andy
 

当罗纳德.里根——上一个轰炸利比亚的美国总统——在的黎波里上空发起军事行动之时,他从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当乔治.H.W.布什发动在巴拿马、波斯湾和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之时,他向全国发表了演讲。比尔.克林顿在伊拉克、阿富汗、苏丹和南斯拉夫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乔治.W.布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同样如此。


现在,在轰炸利比亚10天之后,只是到了周一晚上,巴拉克.奥巴马才将屈尊纡贵,直接告诉美国人民他作出决定的军事行动的情况。相比他为争取美国人民或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所作出的努力,奥巴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赢得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的支持。结果呢?上周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只有47%的美国人赞成奥巴马对利比亚的干预,这是至少30年来美国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最低的支持率。一点也不奇怪。总统并没有解释他下令的军事行动的原因,任务目标以及相关的利害,或者给美国人一个支持他的理由。希望周一晚上他会给我们。


问题不仅仅限于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最近有报道,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所获得的支持正在锐减,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打——这是反对战争一方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乔治.布什下台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值得的。而到了奥巴马时期,这一支持率跌至21%。


出什么事了?奥巴马未能担负领导之责。你们还记得奥巴马就其阿富汗政策发表大众演讲是什么时候吗?那还是在2009年的12月,他宣布增加军力,而公众受到他的鼓舞,其支持率六个月以来首次回升到50%以上。其后,奥巴马再次进入无线电静默——结果支持率直线坠落到34%的最低水平。


为什么奥巴马不愿意大声宣布他自己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他决定的军事行动深深背离了自己的自由派根基(只有19%的民主党人在调查中表示阿富汗的战争是值得一打的)。但如果总统喜欢,他会冒着得罪那些关键性选民——他需要那些选民来再度当选总统——的风险来捍卫自己的政策。在医保的争论中,他就是那样做的,他走遍全国,说服美国人支持他那不受欢迎的法案。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惜冒得罪中立派选民的风险时,奥巴马令人满意地回答说:“我宁愿做一任好总统,也不愿做两任平庸的总统。”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为什么不能应用同样的原则呢?


在利比亚问题上,奥巴马不仅未能团结美国人民,也未能团结整个世界。在上周末的广播讲话中,奥巴马对于让其他人来领头不无自夸,他宣称:“这是国际社会应当采取的工作方式:让更多的国家而不只是美国来承担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代价。”更多的国家?按照《外交政策》杂志的说法,针对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国际同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多边重大军事行动中范围最小的——包括美国在内,只有15个国家(比较一下,海湾战争是32个国家;波斯尼亚是34个国家;科索沃是19个国家;阿富汗是48个国家;而在伊拉克是40个国家)。如果美国总统不打头阵,世界是不会跟从的。


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留下的空位被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所填补。萨科齐在利比亚问题上采取主动,承认反对派,组织首次国际会议来协调世界各国的反应,领导采取措施保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得到执行。当奥巴马宣称卡扎菲应该下台,但却没有为此做出任何努力的时候,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博客上的表态为其赢得瞩目:“几乎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都宣称‘卡扎菲应当走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办法,切实地帮助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他的独裁的人们。”。这样做的动力来自爱丽舍宫,而不是白宫。


奥巴马可能是当代首位自愿放弃其工作的另一个头衔的总统:自由世界的领袖。他不仅放弃了这一头衔,还把他让给了法国。


Mark Thiessen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客座研究员。


图片来源:白宫官方图片,Pete Souza。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半岛电视台 用禁飞区伪装的战争

核心提示: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使命的幌子,掩盖他们向卡扎菲开战的事实。

原文:No-fly zone: Clouding words of war
来源:Al Jazeera 半岛电视台
作者: Tarak Barkawi 塔拉·巴卡维
发表时间:2011年3月28日
译者:David Peng


联军仅使用空中力量打击卡扎菲,这一战略性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僵局[路透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魔幻世界:禁飞区;华盛顿、欧洲和联合国巧言令色的人道主义战争;无需部署美国地面部队;空战无法单独决定地面情况。

奥巴马总统悦耳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他发表对利比亚的声明,谴责残酷无情的暴君镇压无辜,而国际社会居然无所作为。

国际社会最终承认不幸正在临近,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法律形式保护平民,在这一战火绵延的国家的边界上建立“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

但是,这只是对于南斯拉夫空袭的一个遥远的回应,相信可以人道主义为由轰炸其人民。

自由战争(liberal war)的语言在西方可能像利比亚的原油一样容易流动,但即使是真正的信徒们都受不了这样虚伪的词藻。

批评家们甚至懒得指出其中明显的选择性。奥巴马所指的无所作为仅适用卡扎菲这位特定的暴君,而联合国安理会提供的对无辜受害者的妙不可言的保护仅限于部分利比亚人,而不是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或巴林人,更不用说那些受苦受难的科特迪瓦人或津巴布韦人。

尽管如此,自由战争的理念 —— 为完成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 —— 继续混淆视听,巧妙地将国际论坛特别是西欧的官方辩论术语公之于众。它也决定了联军对利比亚行动的特征。

否认战争,婉言的艺术

自由战争一词是如此有用,特别是对‘好欧洲人’而言,因为这一婉语实际上否认了战争。这只是为保护人权而设立的一个禁飞区而已!

虽然很明显联军在帮助利比亚叛军对抗政府军,可是指挥官们被迫装作并非如此。他们经常定期礼貌地告知卡扎菲的部队需要在何处重新集结,以避免被用普世价值观的名义销毁。

从本质上讲,尽管从未说过,对卡扎菲的消息是,他必须停止抵抗,任人推翻。为什么不能说的更清楚点?我们可能会问,至少对我们自己。为什么要给战争戴上一顶“自由”的帽子?

自由战争的核心是一串相互矛盾的词藻 ——人道,无辜,邪恶 —— 和有限的责任,带着“不部署地面部队”的信号,以及众多联合国维和部队永远完不成的任务。

在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发动战争,西方民主国家的民选领导人明智而实用地节省本国公民的生命,如果不是本国纳税人的金钱。

其所选择的武器是空中打击,其成本和战略不一致。由于缺少地面支援,空军飞过来把东西都炸了,检查下成果,然后就飞走了。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能的结果是僵局。

最有害的是自由战争对冲突理解的诠释。它玩了一个花招,在下只能佩服。

一出戏剧

这出戏剧中有两位主要演员,一位是人道主义的介入者(通常是西方领导的国际社会),另一位是野蛮的恶棍(选择性地由某些领导人,政权和族群扮演)。

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真实的国家和人民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这出道德戏剧中的人物,其行为类型根据固有特征决定。

该剧版本很多,但是无论如何,西方总是最后出来的好人#。但该剧传递的思想饶有趣味:兴趣和理想,悲剧和政治,官僚机构的无为和魅力。

历史的记忆飞速逝去,无人察觉。美国曾因商业利益,以人道主义关切的名义在今天利比亚附近海域打了第一场战争,对手是巴巴里(Barbary)海盗。

善意的西方人和野蛮的土著的传说一次次地重复,蒙蔽人们,使他们无法看清当前冲突背后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其中包括利比亚人,西方人和其他人群。

仅仅六十年前,利比亚作为一个王国获得独立,向英美供应石油和稳定,换来现金和武器。

和中东其他地方一样,当年和现在,这种结合产生了广泛的民怨。它提供了政治选择的机会,而卡扎菲抓住了。

历史的游乐园

他可能是一个历史的游乐园里的角色,提醒我们,这一偶然诞生的政权不同寻常,但他的起源必须到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共有历史中去寻找。

就在最近,卡扎菲的边防警察和海岸警卫队,在欧盟的训练和协助下,帮助“好欧洲人”赶走了非洲人,得到很高的评价。自由战争的最后服务是将暴力的根源定位在土著人,非欧洲世界落后的人民,而不是开发、入侵、占领和轰炸的西方人。

如果我们使用官方言论,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显然是源于当地人民之间存在的宗教和种族偏见,他们丧失理性,相互仇杀;而西方士兵好心地被派去帮助他们现代化。

自由战争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西方现在可能制造一种局面,它既不让叛军推翻卡扎菲,自己也不去这样做。

就像我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看到的那样,提供武器或允许阿拉伯志愿者增援,将违反人道主义干预的中立立场。卡扎菲可以派他的行刑队和狙击手进行战争。

战争不是道德故事,而是暴力拥抱。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西方已经处于一场战争之中,道德责任要求我们超越自由主义的诱惑;以此为起点,我们才能开始严肃的思考。

塔拉·巴卡维是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他研究的领域包括战争和军队,并以历史和当代的视角聚焦于西方和南方国家的冲突。他著有《全球化和战争》一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作者自己的,不一定反映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编辑政策。

卫报 利比亚临时国民议会 一个民主利比亚的愿景

核心提示:利比亚临时国民议会下属的政治和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了它关于利比亚的八点计划。

原文:A vision of a democratic Libya
来源:the Guardian 卫报
作者:利比亚临时国民议会
发表时间:3月29日
译者:Große Fuge

由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临时国民议会说,它将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并起草一份宪法。下面是它的八点计划全文。

一个民主利比亚的愿景

利比亚临时国民议会在此提出它重建一个民主利比亚的愿景。结合2月17日革命带来的历史变化,此愿景反映了利比亚人们的需求和愿望。

在过去那些反抗独裁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我们明白,必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条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对话,宽容,合作,民族团结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我们熟悉个人独裁政权统治下生活的痛苦,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政权必须代表人民的自由意愿,不压制,不排除任何不同声音。

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社会契约:尊重构成我们社会的所有不同团体,不同阶层的利益,决不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这份契约将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承认思想和政治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并允许以立法机构和选举为基础的权力转移;这一切的实现将与由人民起草并经全民公决通过的国家宪法保持一致。

为这一目标,在推到非法的卡扎菲政权之际,我们描述出我们对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和统一的国家的愿景。通过对政治民主的原则的拥护,我们在通往自由的路上继续前进。在此过程中,临时国民议会将由下述内容为指导原则。我们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有以下职责:

1. 起草一份清晰定义国家性质,本质和目的的国家宪法,成立法律,政治,内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宪法也将清楚地阐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

2. 组建政治组织和民间机构,包括组建政党,民主组织,联盟,社团和其它民间和平团体。

3. 通过保护思想和政治多元化和确保权力的和平交接,来开启一个真正的,没有歧视的政治参与的途径,来维护一个保护宪法公民权利的自由国家。

4. 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利比亚公民有权投票选举自由,公平的议会和总统选。他们参与竞选的权利亦受保护。

5. 在与宪法和其它法律一致,公共安全和社会和平可以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媒体,和平抗议,示威,静坐和其它方式沟通来表达观点和想法的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

6. 建设一个从我们的宗教信仰对和平,真理,正义和公平的坚信中汲取力量的国家。

7.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包括:

a. 国家的经济建设以人民的福祉为目的。通过高效的经济措施来消除贫困和失业,为实现一个拥有健康的社会,优美的环境和繁荣的经济的国家的努力。

b. 在强大而有活力的公有部门,自由的私有部门,以及高效的公民社会之间,实现真正的经济合作,从而抵御腐败和铺张浪费。

c. 通过在教育,研究和发展上的投入,来加强对创新文化和提升创造精神的鼓励,支持运用科学技术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利比亚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无法得到的社会自由必须得到保护,并在此前提下专注于对个人权利的的重视。此外,建设高效的公共,私人机构和基金来提升社会关怀,融合和团结。新国家赋予并保障妇女在法律,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力。

d. 依据宪法成立,保护公民权利的新国家将尊重宗教教义的神圣性,并谴责一切因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宽容,极端主义和暴力。我们所要建立的国家将谴责一切暴力,恐怖主义,不宽容和文化孤立;新国家将尊重人权,公民权利的规则和原则,少数民族和弱势人群的权利。每个人,不分肤色,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都应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

8. 民主利比亚的国际和地区关系以如下原则为基础:

a. 体现民主价值和宪法精神,尊重邻邦,承认它国的独立和主权,并和它们建立伙伴关系。新国家将通过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起参与实现国际和平和安全,来寻求提升区域团结和国际合作。

b. 新国家将拥护国际正义和公民权利的价值,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和人权声明,谴责一切独裁专制政权。外国企业和公民的利益和权利将受保护。移民,定居和公民身份申请将由政府机构管理,政治庇护和公共自由的权利和原则将受保护。

c. 与国际社会一起反对并谴责种族主义,歧视和恐怖主义,并强烈支持和平,民主和自由。

外交官杂志 乔治·奥威尔的中国?

核心提示: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社会公平,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收到这条信息了吗?

原文:George Orwell’s China
来源:The Diplomat 外交官杂志 China What’s Next专辑 
作者:  William de Tocqueville
发表时间:-
译者:@laoyang945

本文作者是中国某大学经济学教授,应作者要求匿名发表。

中国的春节假期里,天津火车站,警察要求一群乘客被在刺骨的寒风中拎着行李在站台上等待,与此同时,几个共产党的干部阔步走入头等车厢。被这一不公景象所激怒,一个北大的法学学生用她的手机拍摄下了这一幕。几个穿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向她冲来,勒令她交出手机并和他们“走一趟”。当这些人抓住她时,她“像一个泼妇(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样尖叫,制造出一种戏剧性场景直到他们放手让她离去。她一上火车就把这个故事发布到她学校的微博上去(译注:其实是马上发到了人人网),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传播。

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台以来,就把公平作为他执政议程的一个核心主题。胡锦涛及所谓“团派”,视中国逐渐增大的贫富差距和鸿沟为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一大威胁。中国去年11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目标直指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便培育“包容性增长”,反映出党内领导人中广泛存在的信念——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得太快了。

然而,火车站发生的这一事件,揭示了在政府修补收入不均和事实上的用错误方法增加社会摩擦之间的巨大脱离。人们愤慨的并不是财富,而是特权。总的来说,中国年轻的工人羡慕那些干干净净努力工作致富的人,因为那是他们可以激励自己的榜样。激怒他们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感觉——有一小部分特殊阶层的人,他们靠和其他人不同的一组规则来生活。

去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部的保定市,一个22岁的醉酒司机撞倒了两位女大学生,然后不当回事的把车开走去接他在几条街之外的女友。其中一个受害者倒在血泊里,伤重不治身亡。一群目击者紧跟并与肇事者争执的时候,他轻蔑地推开他们“敢告就去告”,他嘲讽道,“我爸是李刚!”——该地区的警察局局长。

这一事件只是一系列肇事致死逃逸事件中最新的一个,在这些事件中年轻豪华车主因为家庭政治实力而逍遥法外。尽管政府尽了很大努力禁止传播,这事还是很快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我爸是李刚”成为一个能全面表示政府傲慢和腐败的口号。在巨大的公共压力下,李刚的儿子最终被判处了六年的监禁。
北京方面的假设是为了解决不公平问题,政府应该主动干涉更多。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官员们拥有一个过于主导的角色,能够拣选出几乎生活各个方面的“赢家”和“输家”。缺乏问责制,同时自然倾向于家庭和朋友,引起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影响力带来金钱,金钱又带来影响力。根据最近YouGov和伦敦Legatum研究院的一个调查结果,93%的中国企业家认为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领先一步意味着能够得到特殊待遇,中国的税收体制是一个好的案例。国家税收机构估计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贡献了三分之二的个人所得税,与美国成为鲜明对比——在美国最富有的5%人群贡献了60%的税收。这一区别不是在于税率——最高一级的税率达到了45%,中国实际上的边际税率比美国高得多,在福布斯的名义税率“税赋痛苦指数”上排名法国之后名列第二。这一差距其实源于猖獗的逃税,中国的百万富翁们拥有的很多,但是只用交一点点税。

根据瑞信和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隐匿的,未申报的收入总体大概有9.3万亿人民币(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0%。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隐匿收入来自最富有的10%家庭,80%来自最富有的20%家庭。城市里最富有的10%和最贫穷的10%的人均收入差距大概是26倍,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9倍)。

灰色收入正是溃烂之源。根据瑞信的报告:“灰色收入来自权力的滥用并且和腐败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正是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是缺乏这种权力——加剧了社会不公,点燃了大众的不满。

怨恨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卓越的经济增长率所缓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着迷于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能够问它的公民“你觉得你不幸福?生在这里不是其他地方就是幸运了!”但是如果增长衰退怎么办?
某日,我正在北京一个地下车库停车,突然看到了一个太常见的场景:一辆挂红色军牌的黑色豪华轿车停在一个为另一人保留的车位上,车场的服务人员过来谦卑的请求他把车停走,司机转过头对着他,怒吼着:“你谁啊?你屁都不是!”,声音回响在水泥墙之内,“我能像踩死一只臭虫那样弄死你!”他的父亲可能不是李刚,但是这点已经很明了了。在今日的中国,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样,有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

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每日电讯报 中国的劳动力开始‘枯竭’

核心提示: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说,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年轻工人,现在开始‘枯竭’了。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源源不断。

原文:China's workforce 'dries up'
来源:每日电讯报
作者: 
Malcolm Moore
发表时间:2011年3月27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David Peng

世界工厂:由于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年轻工人的数量开始减少。(图:法新社)

数十年来,中国依赖它庞大的劳动大军,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拟的价格和效率为世界生产出大量的商品。

但是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担忧,中国的一胎政策开始显现出效力,新生工人数量正在减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张峥说,“每年,参加工作的工人数量都比退休工人的数量少。”

根据他的计算,在去年中国5.5亿人的劳动大军中,只有1.54亿人低于30岁。

张峥补充说,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不仅有人口统计学的因素,越来越多有抱负的年轻人开始接受更多的教育,以期获得白领工作也是一个原因。

年轻工人的短缺让中国的工厂老板们头痛,他们需要那些能够长时间工作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作对工人的体力,视力和细致都有要求。

最终,在一些行业,工人的工资猛增了15%到40%不等。对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生产商品的成本比过去更高。

张峥说,“中国的企业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他们要给工人涨工资。国外的客户也要认识到,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生产廉价商品的地方。如果他们不提高价格,很少会有中国企业愿意接单。”

华尔街日报 邮件透露出核危机处理人员的内心挣扎

核心提示:一封来自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东京电力公司员工的邮件,让人们难得地看到,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以应对3月11日地震的同时,这些员工也在努力克服个人损失带来的悲痛。

原文:Amid Fight to Stem Threat, Tepco Worker's Email Reveals Personal Struggle
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作者: PETER LANDERS And NORIHIKO SHIROUZU
发表时间:2011年3月24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David Peng

(路透社)3月23日,在位于福岛县富冈町的福岛第一(Fukushima Daiichi)核电站的一间控制室里,东京电力公司(Tepco)的员工在记录仪表的状态。

一封来自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东京电力公司员工的邮件,让人们难得地看到,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以应对3月11日地震的同时,这些员工也在努力克服个人损失带来的悲痛

“我的父母亲被海啸冲走了,而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照理我应该立即冲到他们房子那里去看看。可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下令疏散,我甚至都进不去。”一封签名邮件这样写道。写信者在福岛第二核电站工作;福岛第二核电站和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到重创的反应堆相距不远。

东京电力公司的发言人长谷川弘(Hiro Hasegawa)确认,《华尔街日报》看到的那封在上周三发给一个私人邮件列表的邮件是“真实的”。我们试图联系那位员工,但她没有回复邮件。

那封邮件写道,“大多数在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工作的人都住在这个地区,他们都是灾难的受害者。”写信人说,她父母居住的“整个镇子都被海啸冲走了。”

她说,她所在的电站的人都在“没日没夜地”工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帮助福岛第一核电站恢复运营。她说,“那里的情形完全是个战场。”

她说,这次海啸是“上天的安排”,核电厂的工人没有过失。尽管这样,她说,东京电力公司的高管们应该意识到,住在核电厂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被迫从核电厂周围20公里地带疏散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她写道,“当地的孩子要转学到他们避难所在地的学校。每个人都失去了一切——房子,工作,学校,朋友和家庭。”

我们通过邮件联系上了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核电站的官员,他们不愿对这封邮件发表评论。

写信者也表达了自己对东京电力公司的忠诚。她说,“我们是灾难受害者,但是首先我们是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我们全体都在努力完成工作。”她最后说,“我们会奋战到底!”

Peter Landers联系方式:peter.landers@wsj.com Norihiko Shirouzu的联系方式norihiko.shirouzu@wsj.com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Boston.com:哈佛法学院研究员欲担任藏人领袖

核心提示:【哈佛大学研究员洛桑桑盖将有可能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

原文:Harvard Law fellow set to lead Tibetans

作者:Lisa Wangsness and Maria Sacchetti
发表时间: 2011322

译者:Fuge
校对:David


最有希望赢得噶伦选举的洛桑桑盖。


洛桑桑盖在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西藏难民安置点长大。父母卖掉家里三头奶牛中的一头来给他付学费。在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去哈佛读书之前,他在德里上完了大学,并进了法学院。


如今,桑盖是哈佛法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住在Medford。他开一辆本田车,喜欢的爱国者队和红袜队。而现在,他准备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民选领导人。


现年43岁的桑盖是最有希望赢得这次噶伦赤巴(这个藏语头衔可以通俗地译为首相)选举的人。上周日,选举在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群体中开始;三人竞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在下月月底宣布。


本次选举因为本月初达赖喇嘛发表的声明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达赖喇嘛在声明中宣布,他打算放弃自己作为流亡藏人政治领袖的角色,并把精力放到作为藏人精神领袖的角色上。


西藏人民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他们一直试图在中国寻求更大的自治权,但是他们有影响力的长期领袖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而中国却在全球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昨天,桑盖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他当选噶伦赤巴,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恢复西藏的自由;减轻西藏人民的痛苦;结束正在西藏发生的政治迫害,经济边缘化,文化同化和环境破坏。”


“这并不容易,”他说。“但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无论是谁当选都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


桑盖从未去过西藏;他曾有过前往旅行的计划,但是被中国政府禁止了。


他说,如果当选,他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阐明的政策。达赖喇嘛在1959年带领他的人民流亡,并在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桑盖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说这些政策让“取得突破十分困难”。


但是他说,“我信奉非暴力。我坚信非暴力是一条可以前进的道路。”


桑盖的两位竞选对手都比他年长,而且拥有数十年的政府经验。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丹增南杰哲通(Tenzin N. Tethong),他曾是达赖喇嘛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代表。另一位是从2005年起,在欧洲担任达赖喇嘛代表的扎西旺堆(Tashi Wangdi)。两人都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中担任过职务。


但是在去年秋天的初选中,桑盖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获胜。他获得了22000票,第二名哲通获得了12000票。


西藏政治的观察家说,桑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他通过多年的学术旅行,还有在去年西藏难民社区异常激烈是竞选过程中去了解选民,并获得了选民的喜爱。


《西藏政治评论》的编委丹增旺杰(Tenzin Wangyal)说,桑盖的竞选开始得早,而且气势逼人,他经常访问在印度,美国和欧洲的西藏难民安置点。


旺杰说,“我们藏人的天性是不过份自信的,而且通过各种努力来获取政治权力……【因为】有些人会试图从中得到个人利益。”但是桑盖不同,他的越界行为应该得到赞扬,因为这些行为给予别的候选人压力,他们得考虑,自己是要“前进还是被人甩在后面”。


37岁的顿珠(Dhondup Phunkhang)是Somerville的一名社区组织者。1997年他在Roxbury的一个生日聚会上见过桑盖。他回忆说,桑盖那时“极其自信,雄心勃勃”,但是同时又很友善,平易近人。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洛桑”,顿珠(Dhondup Phunkhang)说。“通常在西藏社会,如果某个人在政府工作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人们会很自然地害怕和他/她接近。这有点吓人。但是洛桑似乎不是那样。”


顿珠说,桑盖在政府以外的经验是他的吸引力之一。


“他极力鼓励人们走出来,并参与进去。”


但是通过在全世界的演讲,以及同印度和纽约的藏人官员一起工作,桑盖在哈佛获得了很好的关系,顿珠说。为了给达赖喇嘛2009年麻省之行做准备,顿珠曾和桑盖,还有其他组织者在一起工作过一年。那次活动筹集了70万美元,大部分钱用在了帮助修建一个给麻省藏人的文化中心。


波士顿藏人联合会的董事格桑朗杰(Kalsang Namgyal)说,桑盖已经可以弥合各代藏人之间的分歧。为如何最好地开展藏人的事业,各代之间常有分歧。


在电话采访中,桑盖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是那种喜欢“拍桌子”搞外交的强硬派。但是在哈佛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更老练的思想者。他运用各种技巧促成了一系列中国和西藏官员之间的会谈。


“来到哈佛让我变得更理性,”他说,“最终你会学着从另外的角度来了解一个人。和别人交换观点时,你会更自由,更直接。”


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系主任,威廉 P. 阿尔福德说,为了和哈佛的中国学生接触,桑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和中国学生广泛交谈,他主要是听学生们说。他这样做其实更有效,因为他并不是在试图说服别人。”


通过在哈佛组织一系列中国和西藏的中级官员的会谈,桑盖获得了特别的称赞。


哈佛神学院研究佛教的教授杰尼特嘉措说,这些会议给了官员们一个互动的机会,同时又没有高级别外交会晤的压力。


她说,“通过一点点,一步步的努力,【西藏】会慢慢地变好。尽管这些并不是要赢回独立。”


但是桑盖在外交上的努力也让他受到了批评。去中国和学者见面,他用的是一个临时的“海外中国公民(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旅行文件;他接受这个文件的行为让一些反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人不安。桑盖说,这是他可以去中国旅行的唯一途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承认中国公民身份的文件。


嘉措说,一旦桑盖当选,他将要面临一个重要挑战,那就是如何平衡强烈支持独立的流亡群体的愿望,和尚未显示出要给西藏人更大的自治权迹象的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她说,“为了和中国谈判,他得做出许多让步,但是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流亡群体中的信誉,他又不能让人觉得他对中国太友好,或者很愿意做出让步。”


Lisa WangsnessMaria Sacchett的联系方式:lwangsness@globe.commsacchetti@globe.com


2011年3月27日星期日

Boston.com:哈佛法学院研究员欲担任藏人领袖

核心提示:【哈佛大学研究员洛桑桑盖将有可能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

原文:Harvard Law fellow set to lead Tibetans

作者:Lisa Wangsness and Maria Sacchetti
发表时间: 2011322

译者:Fuge
校对: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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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希望赢得噶伦选举的洛桑桑盖。


洛桑桑盖在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西藏难民安置点长大。他的父母卖掉家里三头奶牛中的一头来给他付学费。在获得去哈佛读书的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之前,他在德里上完了大学,并进了法学院。


今天,桑盖是哈佛法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住在Medford。他开一辆本田车,他喜欢的球队是爱国者和红袜。而现在,他准备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民选领导人。


现年43岁的桑盖是最有希望赢得这次噶伦(这个藏语头衔可以通俗地译为首相)选举的人。上周日,选举在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群体中开始;三人竞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在下个月月底宣布。


本月初,达赖喇嘛宣布,他打算放弃自己作为流亡藏人政治领袖的角色,并把精力放到到作为藏人精神领袖的角色上。因此,本次选举的重要意义非比寻常。


西藏人民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他们一直试图在中国寻求更大的自治权,但是他们长久以来有影响力的领袖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昨天,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桑盖在电话采访里说,如果他当选噶伦,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恢复西藏的自由;减轻西藏人民的痛苦;结束正在西藏发生的政治迫害,经济边缘化,文化同化和环境破坏。”


“这不容易,”他说。“但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无论是谁当选都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


桑盖从未去过西藏;他曾有过前往旅行的计划,但是被中国政府禁止了。


他说,如果当选,他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阐明的政策。达赖喇嘛在1959年带领他的人民流亡,并在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桑盖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这些政策让“取得突破十分困难”。


但是他说,“我信奉非暴力。我坚信非暴力是一条可以前进的道路。”


桑盖的竞选对手年纪都比他大,而且拥有数十年的的政府经验。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丹增南杰哲通Tenzin N. Tethong),他曾是达赖喇嘛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代表。另一位是从2005年起,在欧洲担任达赖喇嘛代表的扎西 旺堆(Tashi Wangdi)。两人都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中担任过职务。


但是在去年秋天的初选中,桑盖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获胜。他获得了22000票,第二名哲通获得了12000票。


西藏政治的观察家说,桑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他通过多年的学术旅行,还有在去年西藏难民社区异常激烈是竞选过程中去了解选民,并获得了选民的喜爱。


《西藏政治评论》的编委丹增 旺杰(Tenzin Wangyal)说,桑盖的竞选开始得早,而且气势逼人,他经常访问在印度,美国和欧洲的西藏难民安置点。


旺杰说,“我们藏人的天性是不过于自信,也不喜欢看到有人从各种行为中极力获取政治权力……【因为】有些人会试图从中得到个人利益。”但是桑盖不同,他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因为这些行为给了别的候选人压力,他们得考虑,自己是要“前进还是被人甩在后面”。


37岁的顿珠 Dhondup Phunkhang)是Somerville的一名社区组织者。1997年他在Roxbury的一个生日聚会上见过桑盖。他回忆说,桑盖那时“极其自信,雄心勃勃”,但是同时又很友善,平易近人。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洛桑”,顿珠(Dhondup Phunkhang)说。“通常在西藏社会,如果某个人在政府工作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人们会很自然地害怕和他/她接近。这有点吓人。但是洛桑似乎不是那样。”


顿珠说,桑盖在政府以外的经验是他的吸引力之一。


“他鼓励人们走出来,并参与进去。”


但是通过在全世界的演讲,以及同印度和纽约的藏人官员一起工作,桑盖在哈佛获得了很好的关系,顿珠说。为了给达赖喇嘛2009年麻省之行做准备,顿珠曾和桑盖还有其他组织者在一起工作过一年。那次活动筹集了70万美元,大部分钱用在了帮助修建一个给麻省藏人的文化中心。


波士顿藏人联合会的董事格桑 朗杰(Kalsang Namgyal)说,桑盖已经能够弥合各代藏人之间的分歧。为如何最好地开展藏人的事业,各代之间常有分歧。


在电话采访中,桑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是那种喜欢拍桌子搞外交的强硬派。但是在哈佛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更老练的思想者。他运用各种技巧促成了一系列中国和西藏官员之间的会谈。


“来到哈佛让我变得更理性,”他说,“最终你会学会从另外的角度来了解一个人。和别人交换观点时,你会更自由,更直接。”


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系主任,威廉 P. 阿尔福德说,为了和哈佛的中国学生接触,桑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和相当广泛的中国学生谈话,主要听他们说。他这样做其实更有效,因为他并没有在试图说服别人。”


通过在哈佛组织一系列中国和西藏的中级官员的会谈,桑盖获得了特别的称赞。


哈佛神学院研究佛教的教授杰尼特 嘉措说,这些会议给了官员们一个相互接触的机会,同时又没有高级别外交会晤的压力。


她说,“通过一点点,一步步的努力,【西藏】会慢慢地变好。尽管他们并不是要赢回独立。”


但是桑盖在外交上的努力也让他受到了批评。去中国和学者见面,他用的是一个临时的“海外中国公民(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旅行文件;他接受这个文件的行为让一些反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人的不安。桑盖说,这是他唯一可以去中国旅行的途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中国公民身份的确认文件。


嘉措说,一旦桑盖当选,他将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那就是如何平衡强烈支持独立的流亡群体的愿望,和尚未显示出要给西藏人更大的自治权迹象的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她说,“为了和中国谈判,他得做出许多让步,但是同时为了维护自己在流亡群体中的信誉,他又不能让人看出对中国太友好,或者很愿意做出让步的迹象。”



Lisa WangsnessMaria Sacchett的联系方式:lwangsness@globe.commsacchetti@gl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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