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

中国简报 北京担心“颜色革命”会影响中国

核心提示尽管近期,埃及式的“颜色革命”在中国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缺乏信心,因而官方媒体上都是力图减少突尼斯、埃及、约旦和也门的戏剧化事件对中国影响的文章。


原文:Beijing Wary of “Color Revolutions” Sweeping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来源: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中国简报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0日
译者:@delaydy



一场埃及式的“颜色革命”在中国很快爆发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中国共产党似乎对其执政又开始缺乏信心,它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约旦、也门的戏剧性事件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除了控制关于埃及“莲花革命”的新闻报道,当局也在试图把争论引向“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这个议题。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高层官员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使下层阶级相信,中央将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更多的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表面上阻止民众骚乱。如果中共领导人无法解决长期困扰的如贫富差距、公民缺乏言论自由等问题,那么不能排除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模仿易怒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的可能性。


北京,上周刚过了一个为期七天的农历新年假期,对于外国记者提出的像埃及那样的暴动是否将会在中国发生此类评论还没有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所有回答,就是“我们希望埃及能尽快恢复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月30日;法新社,2月2日)。然而,当局在上月末采取果断措施来限制媒体关于北非和中东颜色革命的新闻报道,并且禁止网民在社交和微博网站上讨论这些东西,中国的编辑们则被中宣部告知他们只能使用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出的新闻通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月1日)。而且,网民和博主被禁止在仿 Facebook 或 Twitter的网站上讨论埃及;在新浪、网易等不同的微博网站上搜索和埃及有关的内容的话,不是没有结果就是错误信息,然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翻墙”软件这一事实,在中国4亿5000万网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可以获得外国媒体关于颜色革命的报道。(路透社,1月30日;经济学人,2月3日;法国国际新闻频道,2月3日)。



中国政府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北京派出包机的速度和效率上来,滞留在埃及各个城市的一千多名中国人(包括香港的旅游者)被接回了家。更重要的是,官方评论聚焦在所谓的西式民主的缺陷上,《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和规范不适合非洲和中东的人民。“颜色革命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这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评论,“民主因为西方的成功模式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环球时报》补充道,“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成功例子的出现,这个体系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是个问题”(环球时报,1月30日;路透社,1月31日)。



考虑到美国和埃及的准联盟关系,埃及的动乱只会给华盛顿在中东的利益带来麻烦,其他的专家和学者则在这个问题上打转。比如,上海国际关系专家李世默指出,如果在埃及及其邻国举行真正的选举,那么选举产生的穆斯林领袖不仅会摒弃美国式的民主,而且还将威胁到美国的石油供应。“从伊朗革命开始,几乎所有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主选举,都已产生反对西方和以色列的伊斯兰政府告终,”他写道。(环球网,2月1日;新浪网,2月1日)。有趣的是,在2009年对于华盛顿所谓的支持伊朗亲民主示威的举动,北京同样提出异议。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当时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试图把在伊朗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推向混乱将会被证明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保持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一个不稳定的伊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它补充道。(China Daily,2009年6月18日;亚洲时报,2009年6月20日)。



然而,一大批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呼吁不要考虑“外国颠覆势力”的影响,而是关注埃及事件本身。在对待下层阶级的众多不满的方式上,中国和埃及有相似之处。热门评论员和博主司马南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丝毫不少于埃及。”司马南表示,在生活成本、房价、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以及腐败这些方面,中国民众离模仿埃及示威者的“引爆点”并不遥远。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么这个国家将会“非常有可能因对政府的广泛不满而产生新的动乱,”“中国公众现在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并且再也不可能回到受操控以及没有权利表达自己意见的旧时代了。”他补充道。(乌有之乡[北京],1月30日;南华早报,2月1日)。



在前几个星期,在中共领导人显然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所做的措施中,“贴近群众”的高层官员备受瞩目。温家宝上个月视察了国家信访局,同有不满意见的访民交谈,这些民众试图提出针对各级政府的投诉。“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温告诉这些访民,“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并且应该负责任地解决人民面临的困难。”这是高级别官员第一次和访民谈话,而他们经常被警察和国保骚扰甚至被监禁。在农历新年期间,温家宝和胡锦涛在分别对河北和山东的考察中,都深入到了群众中间,两位领导人都承诺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尤其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期。(中国新闻社,1月25日;新华社,2月4日)。



官方报纸大肆渲染在国家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提升,比如,每年增加的失业保险金支出、养老补贴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在这个十年中都将和通胀率挂钩。在回答有关房地产泡沫的普遍不满时,中央政府承诺将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2011年的目标是建造1000万套经适房,与去年同期数字相比上升70%。(中国新闻社,1月6日;人民日报,1月7日)。在中国去年最低工资上涨22.8%的基础之上,各个城市都已经宣布将工资上涨15%左右以帮助工人应对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虽然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6%,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估计去年仅食品价格一项就上涨了10%,部分要归因于全国范围恶劣的天气条件,而政府将很难解决大米、小麦、蔬菜和肉类价格的飙升。(法新社,1月21日;人民日报,1月26日)。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努力防止社会动荡方面,中共领导人似乎不愿做出超越公共关系的姿态。以上月温家宝和8位访民的短暂会面为例,访民向总理抱怨了诸如地方当局非法没收财产之类的问题。即使官方媒体报道了有关的政府干部已经和访民做了接触,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官方还声称这些访民没有说实话。正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的,上访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严重的体制问题,例如无效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解决上访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对各级政府进行充分审议”,这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说。(南方都市报[广州],2月1日;文汇报[香港],2月2日;明报[香港],1月27日)。



根据政治学家刘军宁的观点,中东人民力量的崛起突出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危机”,“当局必须在政治领域开始深层次、系统性的改革”他说,“诸如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之类的措施,只是表面上的,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刘没有看到中共领导人考虑政治改革的任何征兆(见2011年2月5日作者与刘的访谈。),他和其他观察家认为胡锦涛政府只是一心想增强业已强大的公安机构,以便能严厉打击破坏稳定的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不和谐”分子。



2005年,和新疆自治区接壤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一场颜色革命,之后,胡锦涛主席发出指示,要加强国家对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尤其是那些与西方组织保持联系的。(参见“胡最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中国简报,2005年6月7日)从那时起,有数千名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活动者被拘留或骚扰。而且,在全国各地安装了高科技间谍设备,比如,广东省安装了100万个监控摄像头,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则安装了5万个。(卫报,1月25日;纽约时报,2010年8月2日)。



在劝说民众不要屈服于众所周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一意图明显的举措中,“爱国学者”针对所谓的“西方阴谋”,即通过军事手段遏制破坏中国的崛起以致民主理想的传播,发出了新警告。比如,北京大学国际事务学者余万里上周在一篇题为《炮制关于中国的恐惧是美国的战略杠杆》的文章中声称,华盛顿正在使用包括“它的价值体系和优越的软实力”在内的武器来抹黑和遏制中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员周寂沫指出,“西方国家将拿出浑身解数来抑制中国经济”(环球网,2月4日;新浪网,1月30日)。但是,在变革之风甚至席卷至非洲和中东的情势下,中共的宣传攻势以及其过去灵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即用混合经济利诱其公民同时伴以镇压措施——是否能保持有效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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