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外交政策 讽刺就是好!

核心提示毛泽东如何使中国人失去幽默……互联网如何逐渐找回中国人的幽默


原文:Irony Is Good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ERIC ABRAHAMSEN
发表时间:2011年1月12日
译者:iFreedom(@ljqu)
校对:小米(@xiaomi2020)


“社会主义好!”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之初的口号,但如今它是否已沦为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语?一个会思考的人怎能真心接收这类丝毫不加掩饰的说法,甚至都不会扬扬眉毛,或者默默地嘟哝一句“真的”?六十年之后当中国政府称达赖喇嘛称为“人面兽心的恶魔”时,中国人为什么不觉得好笑?

简单地说,讽刺就是字面意思与其含义之间的差异,是说者与听者互相使的一个会心的眼色。这种心有灵犀的交流采用的语言能引起内心深处的反响和联想,以此表达一套共同的经历和信念。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表态,除了党和人民之外就没有其他共性了;除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之外就没有可以分享的语言了。中国政府花了几十年的心血,确保公共舆论里的“公共”的意思就是“政府所有”。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之前的1942年,毛主席就曾对政府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说明,文学和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对中国语言真正的破坏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所有音乐和戏剧都是非法的,公共舆论被压缩只能听有线广播喊话的地步。词汇被重锤砸得只剩下权力和暴力的字眼。特别是歌曲,被当成了有效的工具。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的前奏朗朗上口: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官方话语都没有偏离这种价值话语模式太远,无意义的重复和不鼓励独立思考——都是很难催生幽默和机智的贫瘠土壤。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死去,这让中国舒了一口气:在官方语言还在缓慢进化时,民间社会又一次有了发展自己语言的空间,这带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繁荣,中国语言中的微言大义和讽刺开始慢慢苏醒,不出所料,站在最前沿的是作家。比如作家阿城,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小说,彻底去除了毛时代的政治语言,重新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和哲学风格。

另一方面,王朔则发出了愤怒之声。1989年,他发表了小说《千万别拿我当人》是一则辛辣的讽——从独裁政权的角度看来,个体是毫无价值的。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地方官员接待一个上级,欢迎致词以荒谬开始,以晕倒结束:“敬爱的英明的亲爱的先驱者开拓者设计师明灯方炬照妖镜打狗棍爹妈爷爷奶奶老祖宗老猿猴老太上老君王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1这一节长达数页,到最后,堪称中国最丰富的拍马屁用的陈词滥调已堆积如山,连最迟钝的人都感觉有些不对头。

而真正拯救了中国幽默的是互联网,尤其是那种王朔开创的愤怒风格的讽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还完全被没有审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4、2005年),最终成为了作家、思想者的公共空间,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令他们窒息,他们摸索到了新的发声渠道。王小山创办了“黑通社”,这是通讯社的模仿,类似洋葱新闻。黑通社创办于1999年,至今仍在运行,它给记者和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发泄口,优雅地发泄心中的愤懑。“新华社说的都是假的,”王小山如此评论中国官方通讯社,“我们的也是假的。”

自由时光苦短。到2004年,博客作者王晓峰开始写幽默博文的时候,政府也认识到了网络讨论的危险。王晓峰的博客最初的名字是《戴三个表》,戏仿的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乏善可陈的“三个代表”理论。这个博客经常被当局删帖和封杀。2006年,当局要求必须换个名字。王晓峰的回应是,把这个讽刺的说法换成了关于讽刺本身的声明:不许联想。

现在,网络监控技术精密,无处不在,这使得针对中央政府和高层领导的幽默评论和批评更少了,但是对低级别机构的嘲弄开始蔓延:从教室到办公室,对象是社会各级当权者。对官员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报道经常撞上网民枪口,并演化出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流行语。去年十月,保定一个醉驾的司机撞死了一名大学生后,声称“我爸是李刚”——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顿时引爆网络,愤怒共嘲弄齐飞,网民创作了大量诗歌、音乐视频,还有无数这句话的讽刺衍生品。现在,google搜索中文“我爸是李刚”,有多达32,400,000个结果。

诺贝尔和平奖新得主刘晓波2006年写过一篇关于政治幽默的文章2,认为王朔作品的辛辣自嘲与近来网络上的“恶搞”热一脉相承:恶搞一切,从自命不凡的电影明星到无能的地方官员。刘晓波写道,自从1989年政府镇压了天安门抗议活动之后,“由于中共致力于反西化反和平演变,人文领域的严肃话题陷于失语状态,人们只能借助于大众娱乐来宣泄压抑。”3(刘晓波注意到,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担心,政治笑话的流传可能会消解可能引起真正改革的愤怒感。

但是刘晓波自己也在文章中说,这种担心没有多少根据。韩寒就是例证,他可能是读者最多的网络人士之一。他的文章风格多样,有的讽刺挖苦,有的隐约微妙(他回应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博客文章只有一对引号。),从没有如雷暴跳。2009年,一群背后有当地政府官员撑腰的船夫,打捞出溺水而死的学生的尸体,要求遇难者父母高价来赎,否则就拒不交尸。韩寒建议中国公民随身携带打捞费:“如果有朋友落水或者自己落水,你可以将现金举过头顶,这样才会有半官方捞尸队对你进行打捞。”4

讽刺开始闯入一贯一本正经的主流印刷媒体。去年,中国一家比较有思想远见的通俗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正赶上电影《建国大业》首映式,《建国大业》是中国政府为建国六十周年精心打造的主旋律电影。这篇文章是一篇虚构的旅行指南,考察了世界上的“小国”,以溢美之词赞扬西兰公国和Molossia这些小国,转弯抹角取笑中国要成为“大国”的野心。“咱们也别着急,”文章结论说,“只要坚持下去,就有盼头儿。但这些国家,往往也有些年头了,20年,40年,或者60周年。”5

但是,绝大部分传统媒体仍然在政府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在中国这种从一上学直到步入职场就一直进行单一说教的灌输文化中,讽刺看起来只是死水微澜。自中学开始,中国所有的学生都要学“思想政治”课,后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课程每年都学,直到完成高等教育。同样的教条年复一年地重复,没有思考,没有分析,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种头脑僵化:把潜在有联系的东西并排放在一起都不会将它们关联起来思考的能力。中国媒体不断地炒日本在二战期间入侵和占领中国北部这些剩饭,但对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所作所为却视若无睹,从不提及。

真正微妙的、自觉的社会讨论可能还要寄希望于未来——“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王晓峰对我说——但是,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政府赤裸裸的自我矛盾的说法已经不再能轻易过关了。温家宝在九月份接受CNN采访,谈论言论自由和政改[原文][译文],他的言论随后被中国媒体封杀。中国的网络人士对这件荒唐事极尽嘲讽。

政府对这种新挑战疲于应付,审查的第一条规则仍然是“不许讨论审查”,政府根本无力正面解决大行其道的挖苦和讽刺,因为大多数讽刺挖苦用的是平常语言,无法按关键词审查。从“我爸是李刚”上了“敏感词”列表可以看出,政府对此也有认识。

不管政府扑灭新的批评之声的动作多么敏捷,但是它总赶不上趟。从公共舆论里生生去除不中听的语言只有到思想不依赖语言存在时才管用,但是让沉默与文字一样响亮本身就是绝妙的讽刺。王晓峰说,可能还要等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才会发出直接的挑战的声音。他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是政府应当对此忧心忡忡。即使在今天,每一篇关于灾难、失败、腐败、不公的网络报道都会获得“感谢国家”这样的评论,这是新改编的过去毛时代的流行语,可能带着愤怒或者听天由命的意味,但首要的是心照不宣的讽刺。

1译注:本段摘抄自王朔小说原文
2译注:本文是刘晓波著《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点击查看请翻墙)
3译注:本段摘抄自刘晓波原文(点击查看请翻墙)
4译注:本段摘自韩寒博客原文
5译注:本段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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