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博客:麦康瑞对中国互联网白皮书的评论:网络化威权主义在行动

原文:RConversation: China's Internet White Paper: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in action
译文:博客RConversation:中国互联网白皮书: 网络化的威权主义在行动 


作者: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twitter id: @rmack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5日
译者:@xiaomi2020
校对:@freeman7777

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发表《中国互联网白皮书》让西方世界不由得挠头。在这份六部分构成的文件中,第三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我从几位记者和政策分析家那里得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读《洋葱报1》或是什么滑稽网站。( 他们都不是常驻中国的记者和专家,对于常驻在中国的记者和专家来讲中国政府如此言行不一其实很常见 )人们问我,一个如此公然地对互联网进行内容审查的政府怎么可能直言不讳地说它在保护和支持互联网言论自由?答案当然是中国的网民们拥有所有的自由……除了那些他们不能自由去做的事之外。而后者在白皮书的下一个章节,标题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进行了描述,这一段长文用词含糊,兹录如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 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除此之外,人们完全是自由的。另外,人民使用互联网“监督”政府官员是受到表扬的。只要在这种所谓的“监督”过程中,国家权力没有被颠覆,“国家荣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人被污辱或诽谤,没有传播“谣言”。Twitter式的微博服务甚至得到了赞许。(虽然Twitter本身被防火长城屏蔽在外,而数万名中国互联网用户通过第三方客户端和翻墙工具接入和发推。)

正如过去我经常指出的那样(对新人可以看这里这里这里),屏蔽类似于Twitter这样的外国网站仅仅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最外层。“防火长城”的下面是一套复杂的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审查任务被分包给私人企业。第一个建立起中国的山寨Twitter的是一家叫做“饭否”的初创企业。去年六月他们被关闭了,因为他们的内容监控做得不到位:用户们显然共享了太多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列在上面的不被允许的列表之中。其他的微博服务从那以后开始出现。其中包括一个由《人民日报》运行的和由受欢迎的门户网站Sina.com运行的微博。

他们看来是从饭否遭遇的麻烦中学到了教训,都设置了颇为完善的审查系统。陈彤,新浪的主编最近在一场3G无线行业峰会上谈到:“内容监控是微博非常头疼的问题。”(Shanghaiist博客说Sina.com报道陈彤的谈话的消息本身也被删除了,不过这篇新闻已经被转载并在网络上流传)。按照Sina.com所引述的陈彤的谈话,他还继续给出了新浪的微博审查战略的一些细节:24-7的持续监控;“两方三审制”——监控和编辑团队双方随时沟通审核内容,每小时邮件汇总,每天会议沟通。每一个编辑都有义务通报不良的内容。2(中国所有的社交网络公司都必须有监控部门,好满足政府的期望。)

即便如此,陈彤在他的讲话中说,微博还是给中国来了强大的力量。他说微博成了“人们的个人门户网站”,许多近期发生的事件都是首先出现在微博上,然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尽管有这些监控和24小时的审查,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仍然觉得他们更有能力来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可以将一些问题推成全国性的焦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参考杨国斌所写的一本出色的书《中国互联网的力量》,内有很多例子。)如同我向一名记者描述的那样,这就象一只终生都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如果有持续改善的食物,比过去更干净,这只鸟的生活也能逐步改善。)突然被放进了一个更大的笼子。这只鸟感觉非常兴奋,觉得自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却未必意识到还可能有更广阔的自由,甚至不敢有此奢望:不管怎样,如果没有笼子的话,她会不会迷路或饿死呢?或被别的鸟吃掉呢?有许多支持监控的论点认为笼子的存在是有合法性的、必要的;甚至还有道德的理由。

这样中国成为了我称其为“网络化的威权主义”方面成为了先锋。与经典威权主义相比,网络化威权主义允许,或者我们可以说,接受了互联网不可逆转的后果,与前互联网时代的威权国家 相比,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进行的大量讨价还价方面,它做了更多的调整 。尽管仍然是一党在控制,大量的关于这个国家的问题的言论在网站和社交网络服务上蔓延。政府跟踪在线聊天者的话题,有时人们甚至可以利用互联网呼吁关注社会问题或不公,能够上网或有无线接入设备的人有了更大的自由—甚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有能力表达,也能找得到听众 ——这些都是在经典威权统治下的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也让大部分的人不大可能加入到呼吁激进的政治变革的运动中。在许多方面,这一政权实际上是在利用互联网,不仅拓展了其控制范围,而且提升了其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网络化的威权主义国家,没有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证。当强权认为他们成为了一种威胁的时候,人们被投入监狱——其他人对此无能为力。真正具有竞争性的、自由的、公平的选举不会发生。法庭和司法体系是执政党的工具。


通过各种设备让每一位中国的公民能够连入互联网,听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的事。一些联络我,想让我谈谈《中国互联网白皮书》的人惊讶于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接入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和大部分美国和欧洲人所认为的,那种称自己为“共产主义”,由一党统治的威权主义国家不大匹配。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威权主义不同于东方集团那种行动缓慢、实行中央控制的、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脱节的威权主义。


共产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科技领先的全球经济大国,他们就不能无时无刻地控制每一个人。而且,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中国政府想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必不可少,经济学家们同意要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把中国企业推向领先的科技创新前沿,才能保持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通过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其他更贫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中国的劳工价格已在攀升。为了能够保持竞争力,保持增长,中国需要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转向由国内需求驱动的经济,同时成为领先科技和服务的创新者,才能与美国和欧洲公司分庭抗争。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 中的另一组成部分涉及到如何影响互联网的技术演变,让这种演变可以与内容审查和监视目标融为一体。在地球上,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市场,中国开始影响技术的演变方向。互联网正在迅速地从我们主要从计算机上使用的网络变为更新的、更具移动性的网络,所有的设备、设施和交通工具—从电话到汽车到冰箱—都将连上网络。中国政府在拥抱这一未来。总理温家宝在讲演中称他对“物联网”感到兴奋。中国的互联网和电讯公司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并且希望他们能够领导世界,影响下一代的互联网科技。


在中国以外,无线网络技术发展最快的市场在亚洲、中东和非洲:正好是那些威权主义政府最集中的区域。通讯公司中国的通讯公司比如华为和中兴(“中国的思科”)已经在许多非洲和中东市场成为主导。在这些国家的政府更愿意让中国的工程师,而不是美国的的建设他们的系统,华为和中兴正在这里建设互联网和无线网络。


另一件让一些联络我的美国记者和分析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互联网既然是一个全球互相关联的网络,它的价值主要是从网上世界不分国界体现出来的,中国政府在宣称互联网“主权”方面为何如此专断。确实如此,但是,网站必须物理地被托管于计算机上,而这些机器的必需置放于这一国或那一国;这些网站由在一国和那国注册的企业来运行,而它们的物理运营必须遵守政府条例;互联网必须在物理上存在的国境之内或之间的网络上运行。这些都是事实。白皮书明确的说明了中国政府的长期观点:国家应当享有对互联网所有方面的“主权”——从人到设备的信号——只要这些是位于中国领土之内或从中国领土过境。Google在挑战这一观点,它推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认为中国违反了WTO协议,内容审查成了自由贸易的障碍。(更多关于中国和互联网主权的话题可以看《纽约客》的欧逸文(Evan Osnos)对哥伦比亚大学吴修铭(Tim Wu)采访


这份白皮书还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的长期立场,让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的全球合作努力—— 互联网政策专家称其为“互联网治理” ——最好是留给政府来做,而不是私人组织或公司或其他人。白皮书没有谴责ICANN,这一协调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私营非盈利组织,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提到ICANN 或其他协调互联网运作以及指定偏好的全球技术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它也没有对 “多方利益相关者” 治理方式做任何负面的评价,而这种治理方式受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青睐 ,这些多方利益相关者除了政府和公司还包括了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 。但是这个文件很清楚的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联合国应该被赋予国际互联网管理的完整权限”。中国并不想脱离现存的互联网管理框架,但是希望能够施加它的影响,让这一框架向它希望的方向演化。


这份白皮书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政府不害怕互联网。它拥抱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希望成为 互联网 全球化演变的领导着,希望在全球互联网治理和规范上施加影响。


请注意: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贴上互联网主权标签的国家。想看一看在俄国发生的事的分析,可以阅读这份全球之声由Gregory Aslomov所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概述。想知道更多俄罗斯的情况,以及值得注意的全球概览,请一定要阅读由公开网络倡议(Open Net Initiative)刚刚发布的这份文档:“控制接入:重塑网络世界的权力、权利和规则”。


一个乐观的消息是这份白皮书在国内的确受到了批评。博主、记者和新闻教授胡泳(在他没有被屏蔽掉的国内博客上)说,大部分管理中国互联网的规定都没有中国法律基础,也可被认为是违宪的。他写道,“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的情况下,政府 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个人自由和公民自治的力量。”他的结论是,公共政策的干预是必要的,只是,政策的议程须要有网民参与制定


但是只要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一些在中国进行运作的外国的互联网公司继续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不顾这一要求是多么没有法律依据和宪法上的合法性,政府都不会有任何动力来接受胡泳想象的那种改变。考虑到许多中国的大型公司都接受美国的投资,并且是在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公开上市的企业, 美国经过选举上台的官员的确可以对“互联网自由”给出清楚的观点,但美国的投资者们还是很高兴地从中国的现状中获利。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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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听证会:谷歌和中国互联网控制:Rebecca MacKinnon的证词



科学美国人:互联网意识形态之争



CSM:互联网接入是一项人权吗?说yes的前十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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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译注:《洋葱报》是以反语、戏谑新闻而知名的“恶搞”新闻,在英语圈有很高的知名度。

2 译注:这一部分选自被删除的陈彤发言的”网页快照“。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对于国内外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富士康的连续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以及随后在广东佛山的本田供应商工厂出现的罢工事件将中国的工人推到了镁光灯下。我们用“光明和死亡”这个小标题来总结中国工人中存在的两种矛盾现状。“光明”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呼喊终于有了回声。工人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从1970年代后期从工厂中涌现出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首批呼吁民主的活动家,到1980年代被暴力镇压的“工自联”,到19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层出不穷的下岗工人维权运动,再到今天的“数字一族”新生代农民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实有着一条贯穿三十年的从未消失在社会视野内的抗议主线1 , 但是,由于信息被封锁,加入到这些抗议中的“后来人”,比如“新一代”农民工很难得知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先例,很多抗议都在重复着已经出现过的教训;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对未来抱着太高期望,却没有获得任何社会帮助让他们能融入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年轻人放弃了希望,选择了死亡。更不要提每年数十万名因工致残致死的工人。“光明和死亡”可能是用来形容工人现状的最为凝练、真实的矛盾性描述。

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些相对中立的外媒报道不同,对日益增长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外媒的新闻报道得很密集,分析中也少了一些“抽身事外”的疏离感。这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超低待遇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形成“中国价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又出口到了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血汗工厂”也是“食物链”顶端的欧美公司非常依赖的外包供应商。在我们推荐的外媒新闻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外资在华的利益,也有部分评论提示:过于快速的加薪会扰乱中国;还有的明确提出“不仅是工人会流动”,外企的后路已经在考虑当中。不过,也有另外一些长期的中国观察者们给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后一种评论尤以《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要什么?为代表。

在外媒的分析中还有一些表现了相当有益的“他者视角”,例如:和国人很容易将工运与政治挂起钩来不同,一些外媒的新闻分析将着眼点放在了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的构成和改变、民工的代际差异、通讯科技的作用等更为中性的社会因素上。

在“深度分析”栏目中,我们要特别推荐由韩东方倡导和组织的“中国劳工通讯”这一基地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所有相对深入的外媒分析中都提到或引用了这一组织发布的报告。我们也节选了由他们制作和发布的《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7-2008)》 的“结论与分析”部分。这一组织在深入的观察中国劳工运动,以及切实地帮助中国工人维权方面做得可圈可点。韩在谈及近期中国出现的对罢工潮的报道的松动, 以及“全总”的角色转变时,提到了“工运与政治脱钩”的思路2 —— 让中国工运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祛魅”——也就是,不要将任何社会运动立刻赋予推翻执政党的重任,而是切实地为维权主体带来一些保护、开创一些案例、扩展一些空间,从这些具体的可实现的成功中逐步壮大。这可能不是一条激进的路线,也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是很可能20年后,当我们把中国的工运与司法独立、新闻 自由、学术自由、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再次进行对比时,会发现工运带来的改变最大,在维权上所收获的利益也最多。或许这种思路也能为一些急于“改天换地”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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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光明和死亡          
    1. 《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          
    2. 《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3. 《纽约时报》现代科技辅助了中国工人运动
    新闻背景分析          
    1. 《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2. 《纽约时报》中国劳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          
    3. 《经济学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拐点了吗?          
    4. 《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5. 《金融时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          
    6.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想要什么?          
    7. 《外交政策》中国劳工之痛    
    深度分析          
    1.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工人动乱部分)          
    2. 《民主杂志》劳工运动          
    3.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7-2008)节选


“译者”已推出的其他 合集

合集一:不灭的党
合集二:中国的现代威权主义
合集三:分裂的中共?
合集四:互联网与政治
合集五:“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
合集六:谷歌 vs.中国 第一季 宣战
合集八:谷歌 vs.中国 第二季 追踪
合集七: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2000-2009
合集九:角逐十八大
合集十:透视“八九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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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注:这条主线还可 以一直上溯到清末民族工业崛起时就出现过的工人运动。在北洋和民国时期,中共和国民党都参与和组织过工人运动。

2 注:他的这一思路在《外交政策》:中国的劳工之痛中用一个经典场景给出了更生动的说明:“他举出了一个典型的场景:“一个矿工刚刚逝去,留下了双亲、妻子和一个孩子。你要我怎么对他的妻子说?‘去推翻共产党?’还是‘你有与雇主谈判的权利,我会帮你找一个律师。’

金融时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

原文:Change is finally afoot for China’s workers
译文:金融时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


作者:戴维•皮林
发表时间:2010-06-04
译者:何黎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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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原文:The dark side of China’s enduring dream
译文: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发表时间:2010-05-28
译者:何黎

来源说明: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版,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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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现代科技辅助了中国工人运动

原文:In China, a Labor Movement Aided by Modern Technology - NYTimes.com
译文:纽约时报:现代科技辅助了中国工人运动


作者: DAVID BARBOZA and KEITH BRADSHER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6日
译者:ido98(此版本译文原载 “东西网”)
校对:@xiaomi2020


Ariana Lindquist 为《纽约时报》 拍摄
位于中国广东中山的本田制锁公司(Honda Lock)的工人们上周的罢工期间用手机拍摄照片。许多照片被贴到了互联网上。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这是一场经中国政府同意的由短信及视频上传所武装起来的工人反抗运动。

周三,电脑屏幕显示出贴在网上的照片,由本田制锁公司工人们在罢工期间拍摄

参 加罢工的本田汽车配件企业——本田制锁公司(Honda Lock)的1,700名工人大多是仅为中学学历的贫困民工。但他们对科技的娴熟程度着实令人惊叹。

上周,罢工刚开始几小时之后,罢工工人就开始将罢工的详细情况张贴到互联网上,不仅在他们内部传递消息,而且也传递给了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对工作条件感到不安的罢工中的工人。 他们连续不停地发送手机短信,呼吁工友抵制来自工厂老板的压力。他们登录到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的中国工会网workercn.cn(简称“中工网”), 这个网站正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数码信息中心。配备上台式计算机,他们将本田制锁公司保安人员殴打工人的视频上传到了互联网上。

本田制锁公司一位20岁的工人说:“我们用手机将罢工情况录了像,并决定把这些视频贴到网上,好让大家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有多么不公平。”他因为害怕报复威胁而要求匿名。

这些工人们在中山这个南方城市打工、对现状有所不满,他们从早些时候在本田其他工厂的罢工中,从颇具互联网意识的工友们的行动中得到了启发,先前的罢工工友们在五月中旬创立了网络论坛,并在互联网公告网站上发帖留言,讨论他们自己与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公司之间的斗争,斗争主题是工资及工作环境等。

但他们也利用了覆盖面更为广泛的通信网络——手机无线通讯,通过这一网络,中国各地的工 人阶级可以传递不满、讨论对策。一些罢工领袖目前表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熟读一切和《中国劳动法》有关的资料。

中国新兴的劳工运动成员们使用手机和键盘,在他们称为的一场战争中对抗贪婪的公司及其利益同盟——地方政府,努力建立广泛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在智斗官方检查系统中小胜。

若非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做出的齐心努力,这一切就不太可能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通过降低中国手机和互联网服务的费用,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译注:digital divide,又称信息鸿沟),这项现代化运动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4亿),即使穷人中最穷苦的人也能上网倾诉打工中的不满。

《互联网在中国的力量:网上公民行动主义》一书的作者、美国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教授杨国斌(Guobin Yang)说:“人们未曾注意到这点——民工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组织起来。”

“通常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由中产阶级青年及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杨教授说。

分析人士表示,网络以及数码设备已成为时下社会变革的传播媒介,使用它们的方式类似于在1989年的北京发生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中打字机和油印机的作用,那时它们是受青 睐的媒体——那场抗议以政府在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镇压而告终,镇压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现在,事实上,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果这些罢工运动的发展对已确立的社会秩序形成巨大威胁的话,政府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压制这些劳工运动。目前, 政府已开始严厉打击一些与罢工相关的网站,删除了许多有关罢工的博客文章。

由于即时信息服务平台QQ可通过网络或手机使用,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或许成为罢工领导 人早期倾向使用的通讯网络。但据罢工领导人表示,本田制锁公司的高层及政府安保人员很快就秘密潜入这个网络,迫使一些罢工组织者转移到其他网站。

“我们不再使用 QQ了,”这里的一位罢工领导人说。“一些公司间谍混了进来,所以我们现在更多使用手机。”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应变颇为聪明。

“QQ 没有提供防中国当局窃听的保护,他们也可能停止使用QQ,”中国网络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研究员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说,“QQ并不安全。你[在QQ上]发布的信息有可能公安局都能看见。” 

但是劳工活动人士表示,通过转移到别的通信平 台(包括类似Skype的歪歪语音[YY Voice]通信平台),并使用暗语来讨论抗议集会,这让他们成功绕过了一些限制。

多年来,劳工活动人士将手机照片及视频偷偷带出沿海工厂,并在网上发布证明资料显示这已违反了劳动法,这些做法已将中国工厂的恶劣工作环境公诸于众。而最新 并值得关注的趋势是,这些从前秘密进行的活动,如今已成为公开的活动,并成为流行趋势。

比如,上个月有报道说,位于附近的世界上最 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自杀事件。之后,网上就出现了显示公司保安人员粗暴对待工人的视频帖子。

而且,几个自称是富士康员工的人将自己的工资单发布在网上,工资单显示他们的加班时间超过了法定的单月最高限度。在中山,本田制锁公司的许多罢工工人在周六 周日(至少暂时地)重回工作岗位,而同时工资谈判仍在继续,这些工人延续着佛山市本田汽车变速器厂上月罢工的某种基本模式。

除其他手段之外,佛山那次罢工的领导人还通过在QQ平台上设立互联网聊天室,组织并联络600多名工人

“我在罢工前夕自己创建了一个QQ聊天室,有40人加入,”肖郎(音1) 说,他是佛山本田工厂两名罢工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工人罢工之后不久,肖就被本田公司解雇了。“我们在QQ聊天室里讨论有关罢工的各种事情,”他说,“比如什么时候聚会,什么时候罢工,以及我们要求的工资为多少等等。”

其他本田工厂的工人们表示,他们在网上密切关注佛山罢工事件的事态发展,并开始考虑自己也采取行动。

中国政府允许官方媒体发布和播放有关佛山第一次罢工的消息。但是,当罢工消息四处蔓延之后,政府发出通知,基本上禁止了所有相关报道。但是,工人们自己的通讯努力却从来没有半点松懈。

这些工人不太愿意接受前一辈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他们也是中国的第一代“数码人”(digital natives)。中山本田制锁公司一位20岁出头的罢工工人说,他自七岁起就一直在使用电脑。

他学会了向优酷网 (Youku.com)和56网(56.com)等视频网站上传视频。他在百度(Baidu.com)上看新闻。 他在QQ空间上就本田制锁公司罢工事件撰写博文及评论文章,还说他的一些评论已被外国新闻媒体采用,这有助于吸引公众对本田制锁公司罢工事件更多的关注。 他说,他同时也打电话给一些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希望吸引更多报道,当这些媒体对他的电话不予理睬。

本田制锁公司的工人们正在期待由政府出面主持的谈判结果,谈判议题是提高工资及改善工作环境。虽然上周末他们得到的方案仅为工资增长11%,有许多工人仍然 相信,就像佛山本田公司的工人那样,他们将获得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增长,月收入增加到234美元。

“如果我们不知道佛山本田公司罢工工人是如何行动的话,这一切可能不会发生,”那位自七岁起就开始使用电脑的工人说,“我们像他们那样行动。那为什么我们 不能像他们那样得到同样的加薪呢?”

Bao Beibei, Chen Xiaoduan 和 Hilda Wang 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

相关阅读:


《民主杂志》杨国斌:网络行动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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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译注:疑为肖梁,他与谭志清是同乡,并已离职。

经济学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了拐点了吗?

经济焦点

社会主义工人

原文:Is China’s labour market at a turning-point?
译文:经济学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了拐点了吗?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0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6月7号,上海附近的一家橡胶厂的罢工工人与警察爆发冲突。“橡胶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一名民工告诉《南华早报》,“而我们连有毒气体补贴也没有。”同一天,为本田生产消音器和排气管的一家工厂也发生了罢工,这距离本田在另一家工厂以提升工资24%来平息早前的纠纷还不到一个星期。6月6号,随着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被广为报道,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的老板称,深圳厂区的工人如果工作达到标准,每月工资可达2000元人民币(合293美元),约是之前基本工资的两倍。


中国因其拥有大量的顺从的劳动力而世界闻名。不过这些事件开始让人们怀疑这种夸张的说法。三月份,来自GaveKal Dragonomics咨询公司克罗伯·亚瑟(Arthur Kroeber)宣称,中国“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终结。早在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已经提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很快会迎来用工短缺。


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依在增加。根据美国人口调 查局十二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项目显示,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将从2010的9.77亿 增长到2015年的9.93亿(见左图)。不过在未来的十年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15-24岁) 将减少30%。这些项目的结论正好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小范围人口普查数据相一致。不过却与《经济学人》在2008年9月6日的报道 (“失业人口储备大军”)不同,该报道认为20岁左右的青年人口将在 2015年之后才达到峰值。








在中国,劳动力的人口老化事关重大,因为年长的工人更不愿意前往那些依赖民工的沿海工厂。蔡先生统计过,在年龄16-30岁的村民中,有24%的人选择了移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年龄40岁左右的村民 只有11%选择了移居。“许多年来,企业都假设中国有无限供应的,廉价的,可随意替换的年轻劳动力。”克罗伯先生写道。


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54年, 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先生发觉,亚洲有着劳动力过剩的乡村,相当多的码头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冲过来求着帮你提行李的年轻人”。 他总结道,“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让资本主义繁荣生长的岛屿可以在勉力求生的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浮现出来。只要这一结论还能成立,资本主义就可以扩展而不必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只需要给工人比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的辛苦所得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最终,经济发展会到达一个拐点。资本主义的触角将深入到只剩下农民的穷困地区,在那小商人、码头工人、行李搬运工都是短缺的。到了这一点,如果工资还不增加,经济就不再会增长。


蔡先生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一“刘易斯拐点”, 这可以从更多自信的工人和日渐提高的工资看出。正如蔡先生和他去年同期预测的一样,这一改变“增强了工人与雇主对话协商的权利,因为工人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给雇主施加压力”。在本田和富士康,工人们赢得的加薪幅度少有地大。一些城市,比如北京,更是宣布本市的最低工资将提升20%。 如果工资按这个速度继续增长,这将标志着中国劳力市场的一个急转弯。


但是,这样的突变很难单用人口统计学来解释。虽然流动的年轻人口可能即将减少,不过依然比5年或 10年前要多,那时候的年轻群体非常少。在人口统计学上,那个婴儿出生低潮是对1958-1961年农村地区的大饥荒的反映,那场灾难让许多年轻人失去了作父母的机会。


拐点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到了拐点。瑞 士联合银行集团的汪涛指出,工资的上涨实际上落在经济危机的工资停滞之后。靠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涨薪主要是弥补去年所失去的。中国的经济腹地依然广阔。大约40%的农村劳动力依然以务农为生,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大概只是其他产业的1/6。这个份额也同样在慢慢降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赫德理·查德 (Richard Herd)和他的同事认为,再过10年这一比例会降低至25%。

亚瑟先生提出了许多为什么工资能在拐点到达之前提高的理由。举个例子,“勉力维生”的工资本身被提高。“生存线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亚瑟先生指出。民工们现在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因为中国内陆地区的条件正在改善。““老家”现在有自来水、电、高速公路,甚至能接入互联网,”来自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哈继明说。 政府部门对返乡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民工不确定是否要再次出门打工,而两年前只有24%的民工表示不确定。


亚瑟先生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内陆地区的“勉 力维生”的工资水平之间通常都有落差。在资本主义岛屿的遇到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之前,中间不是 “沙滩”,而是“悬崖”。为了诱使工人跨过这一悬崖,公司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代价——毒气补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年龄,补贴还可能上升。不过这同样不表明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拐点当然会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工资会上升,资本回报会被侵蚀。不过正如亚瑟先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工人会迁移。资本家也可以去那些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首先,劳动密集型工厂会搬迁至内陆。最终他们会全部离开中国,就像他们之前离开日本和台湾一样。别忘了,毕竟丰富的劳动力才是本田跟富士 康起初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

纽约时报:中国劳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

原文:China's Dwindling Resource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劳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


作者: PHILIP BOWRING
发表时间:2010年6月3日
译者:Phantom(此版本译文原发“东西网”,译文链接)           
校对:@xiaomi2020
   
香港——华南佛山本田汽车厂发生罢工,随后不久,深圳巨型企业富士康又爆发员工自杀和劳工动荡。这一切表明,中国南部沿海劳工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这些愿望在近年来聚集该地区的年轻民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如今,中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由当地或外资企业瓜分,企业工人并没有占到多大份额。 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事件只是工人希望财富得到更为公正的分配而已。世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雇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能像“社会主义”中国那样低。


然而,工潮爆发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一些使人心情黯淡但却十分重要的数据变化,即人口结构变化才是引发这些工潮的幕后推手。今年,中国处于从业年龄(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历史最高点,达到71.9%,这是三十年来工作者持续增长累积的结果。中国在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人口出生率曾一度飙升,而中国适龄工作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让中国劳动力在三十年内增加了33%。对于中国南部那些生产出口商品的血汗工厂而言,适龄工作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多少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将在五年后发生:到 2050年,适龄工作人口的绝对规模将增至最高点,随后会逐步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可能已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呆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比过去更多, 时间也更长。因此,更多的人直到15岁后才进入劳动力大军。中国适龄工作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比例占到了妇女总人数的70%,而这也是可能达到的最高比 例了。 
      

还有一个与劳动力规模同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中国经济之所以有 可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快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大批年轻民工从乡村地区来到城镇,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然而,这股逃离农村贫困地区的年轻劳动力资源正走向枯竭。本田汽车的罢工工人,还有富士康的自杀员工大部分都在二十岁左右。这些企业不由得感到,愿意外出打工,寻求生计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少,而一些临近农村地区的城镇和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却比以前更多。   
       
目前整个中国20至24岁的劳动人员为1亿2千 2百万,而15至19岁的劳动人员只有一亿6百万;40至50岁的劳动人员有3亿,但20岁以下的劳动人员 却只有2亿7千3百万。如今,中国农村地区年轻和流动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幅度最大,这一趋势也将持续下去。因此,未来中国必须找到维持经济增长的其它办法, 寻求另外的途径,将工人生产率保持下去。
   
对于中共的那些有“控制欲”的官员,以及那些认为投资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改善生活的 手段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差不多对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罢工的次数越多,要求涨工资的工人越多,中国就越有可能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资金就越有可能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投资在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庞大工程上。此外,提高技术教育水平,促进私营部门的创新精神也能不断推进中国的生产率向前发展。 
  

工资大幅增长固然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也会因此而消失,但贸易逆差不仅危害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收入滞后于国民收入,可如今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更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意味着,在军事扩张以及建设“面子工程”上,投入的钱会更少,而那些贪官在澳门赌场的洗钱金额或许也会更少一些。消费越多,经济就越能实现长期稳定。比起消费,中国目前依赖投资,无视回报率的做法无助于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未来也会出现诸多困难:当农村人口渐趋老龄 化时,中国的农业将何去何从?在政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土地合并的规模是否达到了迅速实现农业商业化的地步?农村人口减少和水资源缺乏又是否会导致粮食危机?   
       
可这些问题是未来之忧。后面的十年,中国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佛山的罢工工人只是掀开了未来十年诸多问题的序幕。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想要什么?

原文:What Do China’s Workers Want? - Room for Debate Blog - NYTimes.com

译文:《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想要什么?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3日 7:00 pm
译者:@xiaomi2020
校对:Andy

China
摄影:路透社 Tyrone Siu   6月10日,广州中山一家本田工厂的罢工

最近几天,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了外界的密切关注,这和本田工人的罢工及富士康的连续性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的进展相关。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供应商,其员工自杀事件部分地与工作压力有关。作为回应,富士康与本田公司都提升了员工的工资,但罢工却蔓延开来。上周末,位于中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获得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与此同时,在至少另外五座城市也发生了外资企业员工罢工的事件。

这些抗议说明了中国新生代工人的什么特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投下巨资,它们又该如何应对?本期的“纽约时报辩论会”参与人为: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打工妹》(Factory Girls)一书的作者
范芝芬 (C. Cindy Fan),地理学教授
黄亚生(Yasheng Huang),政治经济学教授
张丽佳(Zhang Lijia),《社会主义好》(Socialism Is Great)一书的作者
玛丽·加拉格尔 (Mary Gallagher),政治学教授


流动性更大,满足感更少

Leslie T.
 Chang
张彤禾(Leslie T. Chang),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打工妹:变迁中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一书的作者。

中国的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三十年;这些流动着的人本身也在改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些农民工,他们通常都是为了给农村的老家带回去先进,满足回家盖房子的愿望而走出农村。

“新一代农民工要求得更多,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会更有组织性。”

在城市,这些农民工是按季节上工,他们接受最底层的工作;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农田,在播种和收获这两个农忙时节都会回老家帮忙。当赚了一些钱之后,他们便回到农村。

而对于新生的一代,移居已经成为他们通向更美好生活的一条道路。他们比上一代更年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离开农村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乡村的贫困,毋宁说更多的是城市的发展机会。

他们羡慕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名初来乍到的农民工经常会把第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买一部手机上,做个流行发式;他们对工作斤斤计较,对体力活避而远之,而青睐于能够学到技能并有 晋升机会的工作岗位。

他们要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抱负,满足感却更少 。一项研究显示:90年代离家打工的农民工有12%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相比之下,比他们早十年外出的一代的满意比例达到了27%。

尽管新一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必然会更有组织性。中国工人首先是实用主义的,而参加大规模的示威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冒险,受益却不大。

因而尽管工人挑战上级的事件相当频繁,但通常都是个案——对某项不公正决定而与老板争论,或是擅自离开装配线赌一赌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处理不满最通常的做法还是一走了之。

我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对打工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采访,当地员工的流动程度之高让我惊讶不已,而这正是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常态。吕清民,我书中描述的两名打工妹当中的一名,因为讨厌自己的老板就换了工作,而另一名则是为了逃避想要娶她的男朋友。我们不该假定每一个农民工都会反抗——更普遍的是,(在发生冲突时)走人的冲动盖过了任何其他的想法。

我们不该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看作是对工厂工作条件的抗议,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经验,工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人际与情绪困扰,而非工厂内部的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觉得理所当然了。

工厂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背井离乡来到都市的年轻人,第一次学着去和同事、室友和老板打交道,在一个物质化的、有着自由的男女关系、人际关系迅速变化,以及极度寂寞的社会当中不断调整自己。 他们面临家庭对他们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对新生活却知之甚少。正是这些因素制造了整体性的压抑环境,于是自杀似乎便成为少数人逃避现实的唯一通道。(而有些人)将这种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血汗工厂的终结?

Cindy Fan
范芝芬(C. Cindy Fan ),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著有《变化中的中国》及大量文章。

示威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每年的官方档案都记录了成千上万起这样的事件,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而让最近的这次罢工与众不同的是,管理层在劳工的要求面前做出了让步。

“中国的工人承担着苦工的角色,薪资极低,工作条件恶劣,这种情况已经持续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作为对工人不满的回应,本田和富士康公司都已决定将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此消息一出,其他工厂——这其中包括深圳的一家电子设备厂和湖北的一家纺织厂——的工人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开始罢工。

这是新一代中国工人么?我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的年轻人,包括那些来自农村的都要比他们的父辈更精明,也懂得利用他们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挑选工资更高的工作,这甚至给中国南方一些地区造成了劳工荒现象。

同样的,今天的年轻工人认识到罢工是一张有效地议价筹码,他们比上一代工人更愿意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说这些年轻人正在孕育一场中国的劳工运动,这还言之过早。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工人出卖劳力,不仅薪资极低,而且工作条件恶劣,基于这样的现实,现在工人的这些要求早就应该实现。举个例子说,富士康的工人生活在大型 的工厂宿舍中,每天重复上千次的单调作业,受制于严格的工作纪律,没有自己空闲的时间,甚至不与工厂大门之外的世界发生联系。

对于富士康最近发生的一些自杀事件,“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这句俗语或许正好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境况。另一方面,也有迹象显示工人们希望能得到重视,代表他们的机制也更有效,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而这可能会为劳工组织更深层次的改革开辟道路。

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中国及中国政府对自身的重新定位,中国正在积极寻求途径,以求将本国经济结构在科技/技能的梯队上上一个台阶,这或许意味着血汗工厂的成功模式或许将要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中国还正在快速成为“世界的市场”并积极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相对于之前的领导人—— 对工人和穷人表达了更多的同情,鼓励推行《新劳动法》,对罢工这些社会问题的报道态度也更加开放。


迟来的加薪

Yasheng Huang
黄亚生( 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著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中国工人,就像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想得到更多的钱,这一点很明确。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十年中,中国工人是输家。

“改变收入结构是和一大堆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领域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但创造就业机会是一回事,谁从中受益是另一回事。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下降到2005年的仅仅37%。(这一比例自那时起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就是说,中国数以亿计工人(的劳动收入)与政府和公司(的收入)失去平衡,而后者按人头计只是中国大量人口的一小部分。

很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中国奇迹”摇旗呐喊,但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一奇迹要远比看上去的暗淡许多。现在,工人想要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不仅完全有这个权利,而且在道德上也占据着制高点。

我相信,提升工资早就应该兑现,而中国政府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值得赞赏的。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风险,首先,工资增长的滞后现象并不仅限于富士康和本田公司。

事实上,这两家工厂的薪资水平要比中国工厂的平均水平高。(低薪)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工厂的员工也会提出相似的加薪要求。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工资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一致,既不大幅度滞后于GDP增长(如过去二十年的情况),也不会大大超出GDP增长幅度(或许如当前的情 况)。

而风险就在于,当前的中国政府突然就面临着政策转移,从抑制工资水平转为积极推进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这种突然的剧烈震动不是最佳方案,因为中外之间存在大量长期的供应关系和业务,而这些都是按照之前预定的工资水平来设计的。 经济上要求工资水平的逐步增长,但也许政治上不会容许。

有些人主张说:在生产成本当中,因为美国公司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忧虑。这是大错特错。在成本结构当中,美国公司本身的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也许不高,但他们的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公司虽然处在食物链顶端,但它们对处于底端的,劳动力密集性的企业的依赖程度却很高。

贯穿整个供应链的这种连锁效应,将会对现存的业务模式以及供应链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有些商业权威人士声称,所谓的中国优势并不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供应链,并非如此。因为供应链本身就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如果涨薪的整个过程没有导致大面积的劳动力市场动荡的话,重构工资结构的潜在好处非常巨大。美国公司应该开始想想如何开辟中国市场,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同时,如果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而促使企业把产品生产转移至内陆地区的话,那么这些地区的工人就能够同时享有家庭生活和工作。

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工资的增长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而非短时期基础之上,并且这种过渡得是有序的。


我们不是机器

Zhang Lijia
张丽佳(Zhang Lijia),《社会主义好》一书的作者。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本田和其他外资企业持续的罢工潮是对呼吁援助的呐喊。在深圳富士康工厂内部,40万工人似乎并不缺乏他们所想要的一切:食堂、诊所、 图书馆、娱乐以及运动设施。

“这些工人更有经验,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

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工作过的国营火箭厂,在那里你能够享有很多的社会主义福利, 但同时也会对你的生活进行约束:不准涂口红,不准烫头,进厂三年内不准谈恋爱。

人们经常问我情况是否有所改进,很难说,因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依然存在。富士康的工人如厕时间只有几分钟,也很少允许与同事聊天。为了维持生产线的运转,他们必须轮班工作12个小 时,这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使用工厂的便利设施。

而当地政府,因为这些工厂能纳税而容忍某些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时间推移,外国与私人投资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变为世界工厂——甚至有的是血汗工厂,而关键的工业部门则仍然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在这些国有企业里,他们的员工通常都享有良好的工作条件。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工人受到 了更好的教育,他们更有经验,谙熟于网络,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这些工人因为对他们自己的权利更有意识,因而不再甘于被当成机器。在富士康的系列自杀事件的冲击波席卷整个中国之际,本田发生罢工,这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对于一个过来人,我忍受过工厂那种非人的生存状态,对那些抗议的工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动 机也许是经济上的,但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时也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得到别人的尊重。


政府的特别反应


Mary Gallagher
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政治学副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工人抗议的历史悠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罢工与游行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

在1990年代初,日本和韩国设置在中国沿海开发地区的工厂都爆发过“野猫式罢工”1, 抗议其的主题是野蛮的管理方式,那些罢工加速了中国在1994年推出第一步劳动法的步伐。在将近十年之后,国有企业的重组让数以千万计因此而下岗的工人抗议改革。

而最近的这波抗议潮又有了两个新因素的推波助澜。首先是工人对他们在工作地的合法权利意识的提升,比如控告雇主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日益紧张,工人议价能力有了提高。但有一点还没有改变:政府处理劳资纠纷(labor unrest)的方式。

当前,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大型的雇主,比如像本田和富士康这些的公司,它们或许可以处理此类事件,这是因为它们是跨国公司,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资源。(虽然它们受到了媒体和公众更多的监督。)

但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它们面临劳资纠纷时又该怎么办呢?当前当地政府所能做,也只能是派遣一支公务员小组,以及由当地政府控制的工会代表,让他们在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斡旋和谈判。最终罢工工人会得到部分他们所要求的,而罢工领导者通常会被处罚或开除。出现暴力场景也不鲜见。

但共产党对这些群体,尤其是对工人们建立独立组织还是保持着抗拒。只要经济还在继续发展,我猜,在劳工短缺以及权利意识日益彰显的工人们的压力下,以及在政府继续全力解决罢工和游行事件的努力下,这种独特的解决方案会逐渐调整劳资关系。

但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稳定局面会被打破。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由更大范围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所引发——比如通货膨胀肆虐将最新的工资增长化于无形;或是欧洲市场的低迷或者美国的二度 衰退而导致出口领域的再次崩溃;又或是国内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债务危机。我们应该记住:中国政府实现了自1991年起至今的“社会稳定”,但前提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notes


1 译注:wildcat strike 指未经工会容许的罢工。

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原文:I.H.T. Op-Ed Contributor - China's Workers Are Stirring - NYTimes.com
译文: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作者:韩东方
发表 时间:2010年6月17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香港——经过30年的改革和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后, 裂痕开始逐渐显现。

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工人正在对犹如机器上的齿轮一般的枯燥生活感到厌倦,这种生活往往是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所得报酬低得可怜。 他们现在表达出“够了就是够了”的意思。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所要求的还不只是他们的基本的法律权利,而且要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光明的未来。

罢工和工人抗议在中国并非前所未有。 在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珠江三角洲,每年会有多达10,000起的劳资纠纷。事实上,在2008年春天,当地一名高级工会官员就曾把罢工形容为“象夫妻吵架那样自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工人运动进入了密集阶段,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重要的是,纠纷加剧的原因是政府没能解决困扰工人的根本问题:低工资、工人们缺乏正规的可以表达不满和需求的渠道,以及农民工被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排斥在外。

自从中国政府在2004年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大部分企业主都把这一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作为生产线上工人的基本工资。

如果最低工资是可以过下去的工资的话,那就没有问题,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非如此。上 海、广州、和深圳是最低工资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这一标准已经提升至每个月1,100元(160美元),但这远远不够。正如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加上加班费,我每个月可以赚到1,500元,但是除去租房子、食物和衣服的费用,就一分也不剩了”。

很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每月加班超过60小时,才能勉强度日,也就是每天12小时,每周6天都象机器人那样工作。没人能忍受这种麻木的非人的工作。

但是,如果工人没有合法渠道去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时,这种现状又怎能改变呢?这些工厂的工会,即使存在,也都成为了资方的傀儡,这些“工会”肯定不能在纠纷中站在工人的一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希望以此让绝不愿看见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当地政府能代表他们向资方求情。

一些富士康的年轻员工,感到孤单、寂寞、绝望、无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才会轻生。在本田工作的许多工人要求成立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工会。虽然这听起来不合常理,但这可能就是解决本田、富士康以及中国众多工厂管理问题的方法。这种工会在富士康不仅可以进行谈判,让工人们拿到体面的基本工资,还可以培养起交流的意识,有助于保护所有员工的权利和尊严。作为本田的一家供应商的工厂,运作正常的工会本来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平和的、平等的协商,向管理层提出工人的加薪要求,从而防止罢工行动。

甚至,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汪洋,现在也认为正规的工会对保护工人的权利是必要的。在上周的电话会议上,他讨论了近期发生在广东省的工人罢工,并指出, 工会就应该维护工人的权益。

需要改变的还不仅是工会,当地政府也需要进行早就该做出的关键调整。几十年来,市政府向聘用了农民工的企业征收了数十亿元税款。然而,这些农民工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回报。他们被城市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在外,他们的子女不能到城市中的学校上学。直到最近,他们甚至在离城返乡时将还不能兑现雇主们为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

一些城市的政府也已经对农民工做出了勉强的让步,但是大多数学校和医院仅对那些收入相对高的,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开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工仍然被整体性地排除在外。

现在该到了中国的市政府偿还它们欠下的农民工债务的时候了。当地政府应该为工人们修建经济适用房,不附带任何条件地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最终的目标是将“农民工”这一称呼完全废除。工人就是工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尊敬,至少要从他们所做正当的工作中获得体面的工资。

韩东方是“中国劳工权利”组织的倡导者和创立者,“中国劳工通讯”是捍卫中国劳工权益的香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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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十一:成长中的中国工运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成长中的中国工运”、“译者频道—看中国”、“纽约时报”、“译者@xiaomi2020”索引。

2010年6月25日星期五

外交政策:中国的意愿联盟

原文:Beijing'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译文:中国的意愿联盟*

作者:Stefan Halper
作者介绍:Stefan Halper,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Magdalene学院高级研究员,著有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The Silence of the Rational Centre: Wh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Failing、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0年4月出版的新书《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
原文出处:外交政策杂志7-8月
摘译:参考消息
补译:@Freeman7777


对西方来讲,失败国家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讲,它们却是一种机会。


你现在或许听说过,中国试图包揽世界偏远角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做法令众多从事社会改良事业的理想主义者心痛不已,后者正努力把这些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转变成稳定、繁荣的国家。从世界银行行长到U2乐队主唱博诺,大家都对中国公司和政府官员提出了批评,称他们对西方在世界南方国家艰难取得的成就构成威胁,同时警告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馈赠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赞比亚经济学家Bob Sichinga等评论人士甚至指责北京以其对自然资源投标的方式“在肆意损害”非洲。我把这称为“中国效应”——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西方引导的发展效应可能会被放弃,化为乌有,因为非洲国家受到了轻松获得大量资金以及经济迅速发展的诱惑。这种吸引力有多大显而易见:在美国和欧洲指导者忙于为第三世界独裁者讲授良好政府管理和透明度的同时,中国工程师却在修建通往独裁者周末度假邸宅的高速公路。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诸如巴西、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南非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外交博弈中正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过去15年里,在西方几乎无人关注的时候,北京组建了一个国家联盟,其中许多是非洲国家。可以确信,他们会在越来越呈现小团体化趋势的各个国际论坛上投票赞成中国的路线。该集团让人想起了苏联在冷战时期召集的集团,不过中国聚焦于经济和贸易优势,而不是苏联当年所关注的安全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战略是奏效的,尤其是在北京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问题上。例如,2008年,马拉威就宣布它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北当局所援助的金额无法与中国所提供的60亿美金援助相匹敌。塞内加尔在2005年时与台北当局断交,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据说得到了来自中国包括初步金额为6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乍得在与中国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和获得了一笔未公开金额的援助之后,也跟台湾官方断交了。如今,只有4个非洲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真正代表;在全球范围内,承认台湾的国家从最多时期的68个降至目前的23个。巴掌马和尼加拉瓜属于仅有的几个仍然正式承认台湾的国家,但在2007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投票中, 这两国却放弃了投票。对台北当局友善的国家清单正快速趋向于零。


    北京当局不只是拉拢被美国忽视或有时故意避开的国家,在全球与其结成联盟;北京当局还企图改变、至少分化那些仍留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心中的忠诚感。在美国官员看来,北京的新盟友都是绝对的第三梯队,对白宫和国务院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等到爆发危机爆发才会想起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但在中国看来,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成为越来越有用的外交武器。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称,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权问题上立场的国家从2000年的50%增至2008年 的74%。该委员会还发现,有41个国家10年前在联合国人权议题上投票时是站在西方一边的,现在却支持中国和俄罗斯。从非洲到亚洲再到拉丁美洲,这其中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中国商业伙伴,一些在失败国家指数上表现最平庸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许多都已经加入了强烈支持传统主权的行列,传统的主权观是一个对北京当局来讲极为重要的观念,因为它恐惧和不满西方国家干涉它的国内事务。在这个议题上对中国和俄罗斯所持立场表达支持的国家在近些年已经超过80%了。


     在世贸组织(WTO),中国也采取了这种制胜公式。北京已经在WTO内部召集了一个非洲联盟,其规模大到足以破坏北京所反对的特定规则。但是中国在日内瓦正在寻找的战略奖励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官方地位,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法律和贸易称号,能阻止其他国家免于发动反倾销案件。如果北京当局的外交官可以智取美国和欧盟外交代表,中国成功获得市场经济称号的话(美国和欧盟指控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竞争做法和不充分的破产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法),那么中国公司就将准备赚取到几十亿美金。埃及,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已证明乐意延长在双边条款上对中国延长“市场经济”这种称号以交换中国对这些国家所做的接触。现在,中国的目标是要非洲、拉美国家那里凑齐足够的WTO投票权,以看到在全球范围扩大这种保护——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联手搞垮了多哈贸易谈判,这个谈判假如谈成功那么一大堆廉价出口品将严重威胁到中国农民的生计,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在许多规模较小、没有邀请美国和欧盟加入的多边组织内部,中国正在阔步迈进。这些组织并不引人注意,比如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些 场合下,中国官员毫不迟疑地把软实力和部分硬实力结合起来。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大使私底下表示,中国利用援助和贸易作为优势,要求他们不理会美国的提议。如果这些国家不遵从北京的意愿,或当被问起时不愿放弃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项目可能会处在危险当中。


    中国眼下的目标不是要在军事方面挑战西方,甚至也不是在经济方面向西方发起挑战。毕竟,美国和欧洲是中国出口经济的命脉。然而,我们不应当对中国的努力嗤之以鼻,认为不过 是老练地照搬苏联的失败做法,试图拉拢世界上的南方国家。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发电机,不是摇摇欲坠的自给自足型国家,中国的市场—威权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榜样正在全球迅速赢得拥趸——与此同时,三百年来贯穿于西方进步过程中的价值观则受到了忽视。





*译者注:意愿联盟是指美伊战争中美国游说3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参考消息原文:中国在全球组建“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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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卫报:藏族环保人士说受到中国狱警拷打

原文:Tibetan environmentalist says Chinese jailers tortured him
译文:卫报:藏族环保人士说受到中国狱警拷打

 

作者:Jonathan Watts 亚洲环境通讯员
发表时间: 星期二,2010年6月22日,18:17,英国夏令时
译者:David Peng
校对:Andy Cheng

获奖环保人士和慈善家嘎玛桑珠告诉法庭,在审讯期间遭到殴打。


藏族环保人士嘎玛桑珠2008年在中国云南省德钦县卡瓦博格雪山[梅里雪山-译注,下同]。照片来源:美联社


今天,被拘留的藏族环保人士在开庭审判中,指责监狱殴打,不许他睡觉以及其他虐待行为,他的妻子告诉记者。



噶玛桑珠——一位著名商人和获奖环保人士——在法庭上发表一份声明,详细说明自1月3日被拘留以来遭受的残酷的审讯方法,包括使用药物使他的双耳流血。


“如果不是他的声音,我几乎认不出他,”他的妻子珍尕措告诉美联社。


她说,桑珠看来很憔悴,他出现在新疆焉耆县法院,邻近西藏的山区省份。


检察官邝英[音译]否认用暴力手段对付桑珠。桑珠创立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致力于保护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湄公河)的源头地区。 



这位富裕的藏族艺术收藏家不太可能是政治犯。因为他们所作的工作,他的小组已经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地球之友香港和福特汽车公司共同颁发的地球奖。



2006年,他被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选为年度慈善家,其获奖理由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今年早些时候,他因被控盗墓和盗窃文物被捕。支持者说,这些都是旧的、捏造的罪名,12年前就被警方撤销了。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罚为死刑或终身监禁;但他的律师说,最后的判决可能会比较宽松。



对他的审判被推迟了几个星期,据说,他因为游说当局释放他的两个兄弟,而受到不公平的惩罚。


他的兄弟仁青桑珠和晋美朗杰于去年8月被捕,他们的另一个环保组织——康区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试图揭露官员猎杀濒危动物。朗杰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21个月的劳教。


他被指控非法收集有关环境、自然资源和宗教的信息,组织上访,并为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提供宣传材料。仁青桑珠被羁押但尚未审判。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这可能只是对付[藏族]知识分子的新运动的一部分。


这个设在华盛顿的组织说,上个月,累计有31位藏族人因“报道或发表意见,写诗歌或散文,或只是披露中国政府的政策及其对当今西藏的影响”被投入监狱。



在中国,指责警察和狱警的暴行司空见惯。这个月,吴立红——一个获奖的江苏反污染环保活动人士——刚刚结束三年刑期;他告诉卫报,在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


“一名叫谢立新[音译]的国安官员用柳条打我,用香烟头烫我。一个名叫王科伟[音译]的人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另一个姓沈的人打我,逼我认罪,”他说。吴是在中国占多数的汉族人,2005年因为治理太湖污染的工作,被全国人大选为“环保卫士”。他后来因敲诈勒索的罪名被判入狱。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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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中国观察者:一个北京窥探者的忏悔录》

原文:Confessions of a Lifelong China Watcher 

译文:中国观察者:一个北京窥探者的忏悔录



作者:Angilee Shah
译者:xiaolin
校对:小米, 爱自由


理查德·鲍瑞嘉:《中国观察者:一个北京窥探者的忏悔录》(Richard Baum,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当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戏剧性,从毁灭性的大跃进到如今繁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顾这段历史是一项引人入胜的实践。《中国观察者》一书让我们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和作者理查德·鲍瑞嘉(Richard Baum) 一起,从第一线来了解这段历史。


《中国观察家》是一本回忆录,同时也是一本现代(中国)通史。鲍瑞嘉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学教授,他自诩为一位“中国迷”。他曾对中国进行超过36次访问,几乎走遍了每个省份。在书中,他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讲述他的中国之行 :“在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是对我胃口的那盘菜。 ”


当鲍瑞嘉开始其学术生涯之时,正值极端反共思潮和言论自由运动与崇拜文革的左翼学术相碰撞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闭关锁国之中。鲍瑞嘉在台湾做了一年的研究,他回忆道,在台湾,他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在一家旅馆度过了他们在海外的第一个夜晚。那家旅馆里充斥着着妓女及其主顾。鲍瑞嘉乐于讲述他自己这段语言磕磕巴巴,又遭遇官僚机构的文化洗礼——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长城般的中式难关”。他以轻松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当时的紧张情势,写打油诗来调侃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妻子,以及一位同事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瑕疵,同时他也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多年来”,鲍瑞嘉解释道,“我从未把自己——或者我的职业——看得太过重要而失去自嘲的能力,我对这一点感到自豪。”



鲍瑞嘉的聪明劲儿常常使他在学术界遭遇麻烦,但却对他的回忆录助益良多。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呃严肃学者能够像他这样轻松诙谐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我们不仅见证他的(以及我们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的增加,同时也看到他成长为一个成熟学者的历程。这些是最重要的章节,充满政治错误和学术成就——有时,两者合二为一,例如,他曾经非法复制了一份有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的保密文件,这份文件有助于他分析中共的秘密指示。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工人抗议事件以暴力方式告终,这成为历史和鲍瑞嘉叙事中的一个转折点。《中国观察者》一书的下半部分,关注得更多的是中国的发展,这当中包括中国与美国大学的关系,以及鲍瑞嘉本人参与促进相互交流的经历。同时,下半部分也谈到作者的文化观察和政治评估,与前几章文质彬彬和个人秘史式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鲍瑞嘉相信,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采取许多措施弥补1989年造成的伤害,但“改革开放”在中国学生中重新唤醒了一股民族主义思潮,这是他不曾预见到的。到199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中美关系中出现了诸多裂痕,在美国出现了一批呼吁人们警惕中国崛起的书籍。


鲍瑞嘉做了大量工作来纠正这种中国恐慌症;他指出,与经济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他也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没有把握:“后天安门时代失序压力的长长的黑色阴影,萦绕着中国,笼罩着中国的政治生活”,他写道。由于他作为中国观察家漫长的职业生涯,他对中国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审慎的乐观评价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信服。


Angille Shah 是一位自由职业记者,其写作主题是全球化和政治。你可以在www.angileeshah.com阅读到她的更多作品。这篇书评原先发表在Zócalo Public Square。本站获得授权转发此文。
你可以在这里读到《中国观察者》一书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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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美国学者鲍瑞嘉新书揭露中美关系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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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我们不知道,我们太不知道的北朝鲜恐怖史

译文:我们不知道,我们太不知道的北朝鲜恐怖史

时间:2010.05.19 04:00:32
作者:손현덕
译者:jjtily


最近美国国务院公开了一部分内容多达489兆外交文件。其中涉及到了1970年前后尼克松当政时期关于朝鲜半岛的内容。人们最关心的当然还要数当年北朝鲜击落美军侦察机的真相。  


事实上,大部分读者已经完全记不起40年前的情况。那是老一辈人记忆中北朝鲜恐怖活动的“杰作”,KAL飞机爆炸,偷袭青瓦台,板门店斧头……


仔细整理一下,北朝鲜发动过的恐怖活动简直“多得让人不敢相信”。

①  1965年,两架北朝鲜米格17战斗机在东海击落美空军RB47H侦察机。
② 1967年1月,北朝鲜在东海用海岸炮攻击护卫捕鱼船的韩国PCE 56海上警备艇。
③ 1968年10到11月,120名武装人员分三次攻入韩国。韩国居民被刺刀砍死……死者中有一位不满十岁的小孩子。
④ 1969年4月,两架北朝鲜米格21战斗机发射空对空导弹,将美海军EC121侦察机击落,所有乘员遇难。
⑤1969年12月,飞往首尔的大韩航空YS11飞至大关岭上空时,被北朝鲜间谍劫持到北方。机上有51名乘客,经过65天的交涉,39人经板门店回到韩国。
⑥ 1970年6月,北朝鲜在西海劫持了有20名乘务员的韩国广播艇。
⑦1970年6月,3名北朝鲜间谍侵入首尔,提前三天在国立墓地安放定时炸弹准备炸死总统朴正熙,因为炸弹提前爆炸失败。
⑧ 1974年6月,韩国海军警备艇被北朝鲜海军袭击,沉没。
⑨ 1978年11月,3名朝鲜武装人员侵入韩国,路上碰到3名妇女,怕行踪暴露,将其中两人杀害后逃回北朝鲜。
⑩1981年,北朝鲜在西海针对美国侦察机发射导弹。
⑪1983年6月,北朝鲜派间谍侵入韩国核能发展基地。
⑫ 1983年9月,北朝鲜武装间谍偷袭美国武装文化院。炸弹在正门爆炸,高中生们当场死亡。
⑬ 1986年9月,亚运会前6天,北朝鲜在韩国金浦国际机场设置定时炸弹,5死30伤。

上文一共列举了13次武装行动,现在还有几个人能记住几件?


笔者对天安号事件丝毫不感到奇怪,北朝鲜原本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强硬,那么,北朝鲜在任何他想和需要的时候,都会再发动一次。到时候又会是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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