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作者：韩东方
发表 时间：2010年6月17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香港——经过30年的改革和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后， 裂痕开始逐渐显现。
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工人正在对犹如机器上的齿轮一般的枯燥生活感到厌倦，这种生活往往是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所得报酬低得可怜。 他们现在表达出“够了就是够了”的意思。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所要求的还不只是他们的基本的法律权利，而且要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光明的未来。
罢工和工人抗议在中国并非前所未有。 在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珠江三角洲，每年会有多达10,000起的劳资纠纷。事实上，在2008年春天，当地一名高级工会官员就曾把罢工形容为“象夫妻吵架那样自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工人运动进入了密集阶段，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重要的是，纠纷加剧的原因是政府没能解决困扰工人的根本问题：低工资、工人们缺乏正规的可以表达不满和需求的渠道，以及农民工被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排斥在外。
自从中国政府在2004年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大部分企业主都把这一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作为生产线上工人的基本工资。
如果最低工资是可以过下去的工资的话，那就没有问题，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非如此。上 海、广州、和深圳是最低工资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这一标准已经提升至每个月1,100元（160美元），但这远远不够。正如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加上加班费，我每个月可以赚到1,500元，但是除去租房子、食物和衣服的费用，就一分也不剩了”。
很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每月加班超过60小时，才能勉强度日，也就是每天12小时，每周6天都象机器人那样工作。没人能忍受这种麻木的非人的工作。
但是，如果工人没有合法渠道去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时，这种现状又怎能改变呢？这些工厂的工会，即使存在，也都成为了资方的傀儡，这些“工会”肯定不能在纠纷中站在工人的一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希望以此让绝不愿看见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当地政府能代表他们向资方求情。
一些富士康的年轻员工，感到孤单、寂寞、绝望、无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才会轻生。在本田工作的许多工人要求成立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工会。虽然这听起来不合常理，但这可能就是解决本田、富士康以及中国众多工厂管理问题的方法。这种工会在富士康不仅可以进行谈判，让工人们拿到体面的基本工资，还可以培养起交流的意识，有助于保护所有员工的权利和尊严。作为本田的一家供应商的工厂，运作正常的工会本来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平和的、平等的协商，向管理层提出工人的加薪要求，从而防止罢工行动。
甚至，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汪洋，现在也认为正规的工会对保护工人的权利是必要的。在上周的电话会议上，他讨论了近期发生在广东省的工人罢工，并指出， 工会就应该维护工人的权益。
需要改变的还不仅是工会，当地政府也需要进行早就该做出的关键调整。几十年来，市政府向聘用了农民工的企业征收了数十亿元税款。然而，这些农民工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回报。他们被城市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在外，他们的子女不能到城市中的学校上学。直到最近，他们甚至在离城返乡时将还不能兑现雇主们为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
一些城市的政府也已经对农民工做出了勉强的让步，但是大多数学校和医院仅对那些收入相对高的，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开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工仍然被整体性地排除在外。
现在该到了中国的市政府偿还它们欠下的农民工债务的时候了。当地政府应该为工人们修建经济适用房，不附带任何条件地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最终的目标是将“农民工”这一称呼完全废除。工人就是工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尊敬，至少要从他们所做正当的工作中获得体面的工资。
韩东方是“中国劳工权利”组织的倡导者和创立者，“中国劳工通讯”是捍卫中国劳工权益的香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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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东方
发表 时间：2010年6月17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香港——经过30年的改革和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后， 裂痕开始逐渐显现。
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工人正在对犹如机器上的齿轮一般的枯燥生活感到厌倦，这种生活往往是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所得报酬低得可怜。 他们现在表达出“够了就是够了”的意思。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所要求的还不只是他们的基本的法律权利，而且要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光明的未来。
罢工和工人抗议在中国并非前所未有。 在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珠江三角洲，每年会有多达10,000起的劳资纠纷。事实上，在2008年春天，当地一名高级工会官员就曾把罢工形容为“象夫妻吵架那样自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工人运动进入了密集阶段，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重要的是，纠纷加剧的原因是政府没能解决困扰工人的根本问题：低工资、工人们缺乏正规的可以表达不满和需求的渠道，以及农民工被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排斥在外。
自从中国政府在2004年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大部分企业主都把这一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作为生产线上工人的基本工资。
如果最低工资是可以过下去的工资的话，那就没有问题，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非如此。上 海、广州、和深圳是最低工资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这一标准已经提升至每个月1,100元（160美元），但这远远不够。正如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加上加班费，我每个月可以赚到1,500元，但是除去租房子、食物和衣服的费用，就一分也不剩了”。
很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每月加班超过60小时，才能勉强度日，也就是每天12小时，每周6天都象机器人那样工作。没人能忍受这种麻木的非人的工作。
但是，如果工人没有合法渠道去表达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时，这种现状又怎能改变呢？这些工厂的工会，即使存在，也都成为了资方的傀儡，这些“工会”肯定不能在纠纷中站在工人的一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希望以此让绝不愿看见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当地政府能代表他们向资方求情。
一些富士康的年轻员工，感到孤单、寂寞、绝望、无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才会轻生。在本田工作的许多工人要求成立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工会。虽然这听起来不合常理，但这可能就是解决本田、富士康以及中国众多工厂管理问题的方法。这种工会在富士康不仅可以进行谈判，让工人们拿到体面的基本工资，还可以培养起交流的意识，有助于保护所有员工的权利和尊严。作为本田的一家供应商的工厂，运作正常的工会本来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平和的、平等的协商，向管理层提出工人的加薪要求，从而防止罢工行动。
甚至，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汪洋，现在也认为正规的工会对保护工人的权利是必要的。在上周的电话会议上，他讨论了近期发生在广东省的工人罢工，并指出， 工会就应该维护工人的权益。
需要改变的还不仅是工会，当地政府也需要进行早就该做出的关键调整。几十年来，市政府向聘用了农民工的企业征收了数十亿元税款。然而，这些农民工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回报。他们被城市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在外，他们的子女不能到城市中的学校上学。直到最近，他们甚至在离城返乡时将还不能兑现雇主们为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
一些城市的政府也已经对农民工做出了勉强的让步，但是大多数学校和医院仅对那些收入相对高的，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开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工仍然被整体性地排除在外。
现在该到了中国的市政府偿还它们欠下的农民工债务的时候了。当地政府应该为工人们修建经济适用房，不附带任何条件地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最终的目标是将“农民工”这一称呼完全废除。工人就是工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尊敬，至少要从他们所做正当的工作中获得体面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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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热点专题—成长中的中国工运”、“译者频道—看中国”、“纽约时报”、“译者@xiaomi2020”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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