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连载】《走出毛的阴影》第四章 墓地

核心提示：重庆沙坪坝，一个最近在新闻上曝光率很高的词。8月14日早晨，悍匪周克强在这儿，他的出生地，被击毙。如果你的记忆力上佳的话，也许你还能记得，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打黑唱红"中的另外一位主角，文强，也是出生在这里。或者，你还能想起，文强的人生定格画面之一，脚下所踩的悍匪张君也曾在沙坪坝抢劫金铺。沙坪坝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何以能聚首这么多凶悍之徒？这一章节将带你走进沙坪坝的前生——中国唯一的红卫兵群墓。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电子版图书封面】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本章，给重庆。

以下是本章节选：

文革在中国的国民意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因此无法完全被忘记。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反右运动只是小小摇晃了一下，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地震，毁掉与失去的生命数量远远超过前者。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其内幕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是一党专政带来的症状。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妻子因为丈夫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而离婚，子女谴责家长，兄弟姐妹互相揭发，无数的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不再谈论它，而是向前看，对许多人来说更容易做到。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几乎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文革的话题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很可能是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可以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媚俗的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它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革的确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这些。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遭受到永久性伤害。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的亲人一起自杀。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或在对立造反派的街头武斗中，也发生在由党员干部组织实施的农村屠杀行为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对儿童也不放过，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年轻的受害者是1个月大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至少在5个县有吃人肉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勾销，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党的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审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受到炮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记得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伯康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伯康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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