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客》
作者：Raffi Khatchadourian
发表时间：2010年6月7日
译者：杜然、董楠
（一）
位于雷克雅未克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这栋小白楼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几条街之外就是北大西洋。变幻莫测的北风会突然给这座城市送来冰雪，哪怕是在春天；每到这种时候，城市就会陷入某种寂静。3月30日的上午，一位有着灰色眼睛和乱蓬蓬白发的高个儿澳大利亚人——朱力安·阿森格（Julian Paul Assange）来租房的时候，就碰上这样一种情形。他身着一件灰色的连体雪衣，身边还有几个陪同。他对房东说，“我们是记者。” 埃亚菲亚德拉火山最近开始爆发，他说，“我们来这儿报道火山。”
房东甫一离开，阿森格就拉上窗帘，并且要求不管白天黑夜，窗帘都得放下来。在他看来，这栋房子现在就是一间战争指挥室，大伙儿把它称之为“掩体”。未事装修的客厅架起了六台电脑。来自冰岛的活动分子抵达后，或多或少都是在按照阿森格下达的指令进行工作，昼夜不休。他们做的是B项目——这是阿森格为一段2007年在伊拉克拍摄的38分钟的录像所起的代号，它是从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的驾驶舱拍摄的。这段录像记录了美军至少杀死18个人的场面，其中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后来，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在当时这个早期阶段，它还是严加保守的军事秘密。
阿森格是某种意义上的国际倒爷。他和同事一起搜集各国政府及其他机构视为机密的文件和图像，然后发布到一个名叫wikileaks.org（维基揭秘）的网站上。自从该网站于三年半之前上线之后，它先后披露了各种类型的秘密材料，从美军关塔纳摩监狱的《德尔塔营地标准运作规程》，到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的“气候门”电邮，再到莎拉·佩林私人雅虎邮箱中的内容。由于维基揭秘还称不上是一个组织，所以这些材料的揭秘尤其引人瞩目；说它是一场传媒暴动更为恰当。
维基揭秘没有领薪的工作人员，没有复印机，没有办公桌，没有办公室。阿森格甚至没有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住在支持者或者朋友的朋友家里——正如他曾经对我所说的，“目前我生活在机场。”他是维基揭秘的创办人，可以说，他在哪儿，网站就在哪儿。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志愿者帮忙维护这个网站复杂的基础架构，许多人都是零零碎碎地参与，有那么三五个人是全职。哪怕是在维基揭秘内部，核心成员都是以缩写相称，比如M，彼此间的交流都是通过加密的在线聊天服务进行。之所以要遮遮掩掩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份不具备任何资源、以曝光那些权势机构不希望公众知晓的信息为目的、信奉平民论的情报工作，会招来恶敌。
冰岛是进行B项目的一个理想地点。在过去的一年中，阿森格与那里的政客和活动分子合作，起草了一份强度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方面的法律，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同意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提供协助。这段录像是一个惊人的作品——是对现代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所进行的未经修饰的刻画，阿森格希望在它发表之后，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思考。他计划4月5日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公布这段录像，那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天上午，一般认为这天不会有大新闻。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和维基揭秘的其他成员必须对素材进行分析，把它编辑成一部短片，做一个单独的网站然后把视频放上去，发动媒体，准备与片子相关的资料——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在一周之内完成。
阿森格还希望确保视频贴到网上后，无法完全删除。他告诉我，维基揭秘把它的内容存放在全球二十多个服务器上，有数百个域名（这部分开支使用的是捐款，有几位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好心人通过建立镜像网站提供支持）。他把这个网站称之为“一个不被审查的系统，用来不可追踪地解密大量文件并进行公开分析”，政府或企业除非是把互联网给废掉，否则不可能删除维基揭秘上的内容。截至目前，该网站虽然收到了一百多次的诉讼威胁，但几乎没人真地提出诉讼。
对于那些想打官司的人，阿森格会对他们说，去死吧。2008年，维基揭秘贴出了基督科学派的秘密手册，该教派的律师们要求删除，阿森格的回应是贴出了基督科学派的更多内部材料，并宣布：“维基揭秘绝不屈从于基督科学派任何滥用法律手段的要求，正如我们绝不向瑞士银行、俄国海外干细胞交易中心、前任非洲强盗政客或五角大楼屈服一样。”
在阿森格网上的文字中，尤其是在Twitter上，他对于自己所认定的敌人绝不留情。于此相反的是，在电视上——他露脸的频率越来越高——他的举止却出奇的冷静。摄影棚的灯光映衬出他幽灵般的白发、苍白的皮肤、冷冰冰的眼神和宽阔的前额，他还有着坚毅的仪态举止和低沉的男中音，总是慢条斯理地低声说话，更令人感觉瘦骨如柴的他每日在世界各地不停奔波，致力于为全人类揭露被隐藏的真相。
其实，私底下的阿森格是一个精力旺盛、经常丢三落四的人。他可以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情，但他也是那种会忘记预定机票或者预定机票后却忘了付钱或者付了钱之后却忘了去机场的人。他周围的人似乎都很想照顾他，他们竭力确保他能够到达他想去的地方，而且不会在搬家时把衣服留在烘干机里。在那样的时刻，阿森格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阿森格坐在“掩体”里的一个小木桌旁，看上去筋疲力尽。他瘦长的身躯俯在两台电脑上，一台连着互联网，另一台因为装满了各种机密的军事文件而没有联网。（在谍报技术中，这样做是为了“留出防范空隙”）他像网络安全分析师一般，非常在意网络易受攻击的弱点，习惯性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防窃密者。在维基揭秘的成员中，都有着轻微的偏执。阿森格说他赶跑了那些对他盯梢拍照的陌生人。在三月份，他公开了美军反间谍中心在2008年撰写的一份机密军事报告，那份报告认为阿森格的网站对美军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并且对于防止政府雇员向它泄密的各种方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阿森格把这份报告视为宣战书，在公开这份报告的时候给它起了一个“美国情报机构计划摧毁维基揭秘”的标题。来到“掩体”之前，他在去开某个会议的途中觉得自己被跟踪了，他的恐惧也感染了周围的人。“我去瑞典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她是当地某报的外国编辑，她非常担心她不在家的时候中情局会来抓我，于是就把我甩了。”他说。
坐在阿森格对面的是卢普·贡格里吉普（Rop Gonggrijp），他是一个来自荷兰的活动分子、黑客、生意人。已谢顶的贡格里吉普外形消瘦，说话细声细气，认识阿森格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留意到阿森格对于被监视的恐慌，认为他需要帮忙。“朱力安可以不怎么睡觉，可以应付许多麻烦，但他也有极限，我能感觉到他快撑不住了，” 贡格里吉普告诉我说，“我决定出来帮他度过难关。” 贡格里吉普是未经任命的B项目主管和赞助者，提供了约一万欧元的资助。他给所有人安排任务，保证厨房里有足够食物，让“掩体”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下午三点左右，冰岛国会议员贝吉塔·琼斯多蒂尔（Birgitta Jonsdottir）走了进来，她四十多岁的样子，一头棕色的长发，留着刘海，穿着黑色的短裙和印着骷髅头的黑T恤.她从包里拿出一件维基揭秘的T恤衫扔给阿森格。“这是给你的，”她说，“你需要改变。”他把这件T恤放在身边的椅子上，继续埋头工作。
琼斯多蒂尔已经当了一年多的议员，但她始终把自己当作诗人、艺术家、作家和活动家。她的政治观点基本是无政府主义的。“在成为议员之前，我其实没工作，”她解释说，“我们刚进入议会的时候，里面的人很紧张：那些抗议议会、支持革命的人现在跑到里面来了。我们没人想当政客，我们有一个清单，一旦上面的事情都办完，我们就要离开。”她一边拿出电脑，一边问阿森格B项目要怎么分工。按照计划，更多的冰岛活动分子将会到来，其中六位专门负责这段视频；还有六位来自其他国家的维基揭秘的志愿者加入进来。阿森格提出派人与Google联系，确保视频可以放到YouTube上面。
“怎么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受到压力撤下视频呢？”她问。
“他们有一项规定提到了不必要的暴力，”他说道，“这段视频中的暴力并非不必要，但他们做过把视频拿下的事情。这个片子太重要了，不能受到干扰。”
“我们能让M做点什么呢？”琼斯多蒂尔问道。阿桑格忙着手头的工作，没有回答。
阿森格对于受到监视的忧虑并未稍减。3月26日，他写了一封爆炸性的Email，题为《冰岛出现腐败迹象》，文中他描述一个十几岁的维基揭秘冰岛志愿者被当地警察拘留超过20小时。理由是这位志愿者闯入自己父亲工作的工厂，“这个理由根本不公平，”阿森格说。在拘留期间，警方向这位志愿者质问有关“B计划”的问题。阿森格声称，警方向志愿者“出示我在雷克雅未克饭馆‘冰岛鱼薯条’外被偷拍下来的照片。”——维基揭秘的秘密会议正是在这个饭馆的密室里进行的。
警方对此予以否认，阿森格却试图了解更多情况。他接过一个电话，说了没几分钟电话就断了。“我们的小朋友和其中一个警察聊了起来，我想了解更多情况，可手机电池却没电了，”他笑道，满腹狐疑地望着自己的手机。
“我们都是偏执精神分裂患者，”琼斯多蒂尔说，她指着身穿滑雪衫的阿森格，“看看他都穿什么衣服。”
贡格里吉普站起来走向窗前，拉开窗帘一角向外窥看。
“有人吗？”琼斯多蒂尔问。
“还是那辆带摄像头的面包车，”他面无表情，“那辆车是他们的指挥部。”
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阿森格从桌旁站起身来。他手里拿着一个装有B项目的硬盘。那段装在阿帕奇直升机上的摄像机所拍摄的视频，记录了士兵在巴格达东部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情形。路透社根据《资讯自由法》，三年来一直要求军方提供这段视频。阿森格不愿透露信息来源，只说拍摄该视频的人对于这次攻击非常不满。视频进行了数字加密，维基揭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破解成功。阿森格这位杰出的解码专家告诉我说，破解这份文件属于“中等难度。”
众人聚集在一台电脑前面收看这段视频，它是黑白的，像素很粗糙，但仿佛令我们坐上了这架阿帕奇飞机，从第8骑兵团出发，和另一架直升机一起悬停在巴格达上空。广角镜头把一座清真寺的穹顶摄入其中。其后我们看到一大片建筑与棕榈树，以及荒无人烟的街道。我们听到电流声、电台的杂音，士兵们通过通讯设备简短地互相逗趣的声音。两个战士在交谈；视频里第一句被录下来的话是“好，我知道了。”阿森格按下暂停键说：“在这段视频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被杀害了。”他说整段视频包括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你可以看到一次由于一个误会而导致的袭击，不过显然是无心的错误；第二部分的袭击就显然是屠杀，不过要根据我们对非战斗员的定义。在第三部分里，士兵为了追捕正确的目标，不惜杀害无辜的民众。”
视频的第一部分便已令人胆寒，部分是由于这些士兵们的交谈已经超出文明人能接受的界限。“靠，一抓住她们就把她们扒光，”一个士兵说。阿帕奇飞机里的这群人飞到十几个慢步跑过街头的人们头顶，这群人距离美军部队大约相隔一个街区，据报告其中五、六个人装备着AK-47冲锋枪；直升机驶到他们上空，维基揭秘的工作人员认出地面上其中一人是路透社记者，他的长焦镜头被士兵们错认为榴弹枪，阿帕奇向这群人射击长达25秒，几乎把所有人当场击毙。
第二部分很快也开始了。直升机悬停在屠杀现场之上，飞机上的人注意到地上有一个受伤的幸存者正挣扎着站起来。这个人显然已经没有武装。“快捡起武器来呀，”阿帕奇里的一个士兵说。突然，一辆（敌方）货车驶入视野，三个没有武装的人跳下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有人进入战场，似乎是为了收集尸体和武器，”阿帕奇上的士兵汇报，其实这些人只是在帮助伤员，根本没有收集武器，但阿帕奇还是开火了，杀死了车上下来的人以及他们试图帮助的伤员，还打伤了货车前排坐着的两个孩子。
在第三部分中，直升机上的成员们向长官汇报：有至少6个武装人员进入市区一座破坏建筑。其中有些人可能是从同美军的小规模遭遇战场上逃回来的；情况不明。成员们要求上级批准攻击这栋建筑，他们说这显然是一栋废弃了的建筑。“我们可以投一枚导弹进去，”阿帕奇上的一个士兵建议，他们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片刻之后，两个毫无武装的人也走进这栋建筑，尽管士兵们看到了他们，攻击还是继续进行，三枚“地狱火”导弹摧毁了这栋建筑。路边经过的人都被卷入灰尘瓦砾之中。
阿森格以尖锐的道德视角看待这些事件，但是这个视频却无法导致法律上的审判——在它被拍摄下来的前一个月，地面部队第16步兵团的士兵曾遭受150多起袭击和来自路边炸弹的攻击，19人受伤，4人死亡；拍摄录像当天早上，这个部队还曾被小型武装袭击。于是阿帕奇上的士兵们自然也把杀死敌人和对被杀者出口粗鲁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们的第一次袭击完全建立在悲惨的误会之上。第二次袭击货车更令人质疑，在那种情况下动武显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士兵们可以向地方的战斗员开枪，就算他们是在救援伤者也是一样，辩护者可以说阿帕奇上的人在紧张的情况之下，很合理地判断货车上的人是想帮助敌人。第三部分中士兵们的行为也许是非法的，也许是漫不经心的杀人狂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用导弹摧毁一栋建筑，杀死6个在战略上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人，这种行为可以算是滥用武力，是欠考虑的行为，美军为何迟迟没有对此进行调查，目前原因不明。
阿森格手中握有美军关于这件事的若干内部文件，文件中声称在第一部分的袭击中，除了路透社的记者，其他死者都是叛军。这桩事故之后的一天，美军发言人说：“毫无疑问，联合部队消灭了一支敌对武装力量。”阿森格希望B计划能推翻美军的官方说法。“这段录像表明现代战争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看过它之后，当人们听说在有空中力量协助情况下的伤亡人数时，都会明白当时的状况，”他在“掩体”中这样说，“这份视频表明‘平民’是怎样在下意识中被判断为‘叛军’的，除非是孩子。路人如果无辜被杀甚至都不会被军方提及。”
维基泄密一天接到约30份提交，一般他们会以原始的、未经编辑的形式把那些可信的材料贴出来，并附上评论。阿森格告诉我说：“我想建立一种新的标准：科学性的新闻。如果你发表一篇关于DNA的论文，所有优秀的生物学期刊会要求你提交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以便重复试验、检查和核对。新闻报道也需要这么做。目前的新闻存在着直接性的权力失衡，读者无法核实他所听到的内容，这会导致新闻的滥用。”由于原始材料的公开，阿森格认为维基揭秘有提供分析的自由，不管这一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推测得来的。就B项目来说，阿森格希望把原始素材编辑成一部短片，以此作为评论的载体。有那么一阵儿，他想给片子起名为《屠杀许可》，但最终选择了一个更有利的名字《附带谋杀》。他对贡格里吉普说，“我们要淘汰‘附带损害’这种委婉的说法，以后有人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这是‘附带谋杀’。”
那段素材视频就像是一副拼图——一个没有上下文的证据片段。阿森格和“掩体”中的其他人大量时间都是用于拼凑细节：参与此事的部队、他们的指挥结构、作战规则、士兵们在无线电中所用术语的含义，但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地面上的伊拉克人是否拥有武器以及何种武器。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有武器，”阿森格紧盯着录像中在地面行走的那群人模糊的身影，“看，所有人都站在那边。”
“有个人胳膊上挂着榴弹枪，”贡格里吉普说。
“我不确定，”阿森格说，“看上去确实有点像榴弹枪。”他重放了视频，“我告诉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如果那是榴弹枪，那也只有一架，其他武器在哪儿呢？这些人看上去真的很怪。”
用于法律证据方面的工作就更复杂，因为阿森格拒绝与军方官员讨论此事。“我觉得和他们讨论是有害的，没有什么帮助，”他说，“我以前和他们接触过，他们一听到维基揭秘的名字，就非常不愿意合作。”阿森格把B计划当做突然袭击，他制造谣言说视频是2009年在阿富汗拍摄的，希望国防部届时发现录像是在伊拉克拍摄的时候会措手不及。阿森格不相信军方力量会对媒体守信用，他对我说：“这个机构有什么权利比公众先知道整件事？”
这种敌对的思维模式遍及整个“掩体”。某日深夜，一个成员问阿森格他是否会延迟去往美国的行程。
“对于我来说如果有安全的时刻，那就是现在，”阿森格保证。
“他们说现在是关塔那摩监狱一年中最美的时候，”贡格里吉普说。
阿森格是唯一拿主意的人，你晚上离开那栋房子，天亮后再回来，有可能发现他还是坐在老地方埋头干活。（“我有一次在巴黎的时候两个月都没出屋，别人给我送饭来，”他说）和加班工作的志愿者们一起解决问题时，他总是用简短的语气说话，“我需要转换好的素材”“去确认可以接受银行卡捐款”等等。
为了跟进每个人的工作，贡格里吉普和另一名活动人士在橱柜上用黄色的便签条做了一个流程结构图。在其他地方，有人正在把录像的字幕翻译成各种文字，或者确保服务器不会在视频发布之后因为访问流量太大可能导致的宕机。阿森格希望与袭击中丧生的伊拉克人的家属取得联系，让他们做好媒体关注的准备，并收集更多的信息。在冰岛国家广播公司RUV的协助下，他把两名记者送到巴格达去寻找那些家属。
到了周末，逐帧的画面检查已近尾声，找到了一些不仔细看就会忽略过去的细节——比如一具尸体倒在地上的画面。（“我看了大约有一万二千帧画面，”负责看视频的行动者说，“那是非常恶心的一天，一直要看着这些人死去的最后时刻。”）阿森格决定把地狱火导弹的一段从最终剪辑中删去，和影片其他部分相比，这部分明显缺乏人性的深度，会令观者感到信息过量。
编辑后的影片长度为18分钟，开始是阿森格和M择出的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政治语言的作用就是让谎言听起来真诚，让谋杀变得高尚，让虚头八脑的东西看起来煞有介事。”接下来是被杀记者的情况，以及官方对此次袭击的回应。在影片的这一部分中，该片的一位冰岛剪辑者保留了飞机上士兵们通过无线电波的一些闲谈。阿森格观看这段剪辑的时候，一个名叫嘉德默多·嘉德默德森的行动者反对说，这段闲谈会让观众对这些士兵产生感情。阿森格认为这些谈话只是片段而已，但嘉德默德森坚持道：“这样的对话总是被用在能触发感情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展现出他们残暴的兽性，”该段的剪辑者说。
“但感情还是会占主导地位的，”嘉德默德森说，“另外，我给得过奥斯卡提名的《自然之子》做过录音，我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阿森格问。
“主要采用爆炸的声音，间隙是一片沉默，”他说。
剪辑者照样改过来了，把士兵的声音从影片开头部分删掉，只留下电台发出的杂音。阿森格最后点头认可。
星期六深夜，在截止日期前不久，派到巴格达的记者给阿森格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他们找到了坐在录像中那辆面包车上的两个孩子。他们住在距离袭击地点一个街区外的地方，那天早晨，他们的父亲正送他们去上学。“他们还记得那次炮击，他们说一阵剧痛后就失去了知觉。”两位记者还找到了录像中被“地狱火”导弹炸毁的那栋楼的主人，他说好几户人家就住在楼里，一共死了七个人。那位房东是一位退休的英语教师，妻子和女儿都被炸死了。这则新闻该如何处理，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它值得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上披露出来吗，还是说暂且按下不表更好？如果军方声称地狱火导弹的攻击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维基揭秘可以再把这一段拿出来，算是请君入瓮。这时琼斯多蒂尔转向贡格里吉普，发现他泪如泉涌。
“你在哭吗？”她问。
“是的，”他说，“你看，你看，他们只是孩子，太让人伤心了。”贡格里吉普振作了一点，骂道：“妈的。”接着谈起关于算计美国军方的话题，“不管怎样，这能让军方掉进圈套。”
“这很棒，”一个行动者说。
“让他们自己走进圈套，”贡格里吉普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回答。”
这时琼斯多蒂尔也翕动鼻子哭了起来。
“现在我要重新剪辑这段素材，”阿森格说，“我要把导弹袭击这段加进去。有三个家庭生活在这栋楼第一层，所以这段不能删掉。”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重新剪辑这段影片了，行动者们已经超负荷运转，再过几小时就是复活节了。
早上十点半，贡格里吉普一把拉开窗帘，“掩体”里立刻充满了阳光。他穿着熨洗整洁的长袖T恤衫和黑色长裤，他努力让每个人都跟上工作进度。还剩下一点扫尾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美国找一位刑辩律师。阿森格笔直地坐在电脑前，一直在键盘上敲打着什么。他问大家：“时间赶得上吗？” 贡格里吉普说：“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阿森格皱了皱眉头，又把注意力放到电脑屏幕上。他望着上面的一份2006年入侵伊拉克的军方注意事项，这是他准备随视频一并公布的若干美国军方机密文件之一。维基揭秘很快删掉了这些文件，以保证电子追踪者们不能查清他们的信息来源。阿森格总是尽快消灭这些痕迹。雷克雅未克的街道空无一人，可以听到一座天主教堂的钟声。“记住，记住11月5日，”他说道，这是英国民歌中用来纪念阴谋弑君者盖伊·福克斯的诗句。看到贡格里吉普把流程图从橱柜上撤下，撕掉上面做标记的即时贴，然后扔进马桶冲走，阿森格露出了笑容。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家手忙脚乱地清除B项目的痕迹，准备动身去机场。阿森格还没有收拾行李和梳洗，头发乱作一团。他还在打媒体通稿。琼斯多蒂尔过来帮他，他说，“能不能我一边打字你一边帮我理发？”“不，你还在工作的时候不能理发，”她说着去沏茶。阿森格还在继续打字。
琼斯多蒂尔应阿森格的要求给他剃头，期间停下来问道：“如果你被捕了，会跟我联系吗？”阿森格点了点头。与此同时，贡格里吉普把阿森格的东西塞进一个包。他已经把钱付给了房东。盘子洗干净了，家具挪回到原本的位置。大家挤进一辆小车，房子恢复了当初的空寂。
（二）
阿森格这个名字来自“阿森”，这是十八世纪初定居在澳大利亚星期四岛上的一个中国移民的名字，后来他的后代搬到了澳大利亚大陆。阿森格母亲的祖先于十九世纪中叶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来到澳大利亚寻找耕地；阿森格开玩笑说，他的流浪癖来自遗传。他的电话和Email地址经常改变，他那难以捉摸的兴趣和喜欢隐瞒生活中细节的作风经常令周围的人抓狂。
阿森格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汤斯维尔城，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家庭动荡的情况下出生的。在他刚过完周岁生日后，他的母亲（姑且称之为“克莱尔”吧）与一个戏剧导演结了婚，两人合作做些小的作品。他们经常搬家，住过新南威尔士靠海的拜伦湾附近，库克船长的指南针曾在那里失灵的马格内特岛。他们都是坚定的新派人士。(17岁的时候克莱尔就烧掉课本，骑着摩托车离家出走)。后来他们在马格内特岛上的房子付之一炬，是因为克莱尔用来打蛇的来复枪弹夹爆炸了。
阿森格告诉我说，“在我童年这段时期，大多数时候跟汤姆·索耶一样。我有自己的马，自己建造筏子，去钓鱼，钻矿井和隧道。”
阿森格的母亲认为，正规教育会对她的孩子灌输一种对权威的不健康的尊重，会阻碍他们的学习意愿。“我不愿毁灭他们的灵魂，”她说。到阿森格14岁的时候，已经搬了37次家，这使他无法接受不间断的教育。他有时在家自学，也参加过函授班以及跟随一些大学教授进行非正式的学习。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如饥似渴地自己找书来读。他回忆道：“我总呆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看，特别注意引文中提到的书，然后找来读。”他的词汇量很大，但直到后来他才学会那些单词该怎么读。
阿森格八岁的时候，克莱尔离开了她的丈夫，开始和一位音乐家交往，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这段关系充满了狂风暴雨，据她说，那位音乐家后来变得很暴力，于是两人分开了。因为争夺阿森格同母异父兄弟的抚养权，克莱尔觉得受到威胁，担心他夺走自己的儿子。阿森格记得她当时说，“现在我们得消失了。”从11岁到16岁，他一直跟着母亲东躲西藏。
奔波中，克莱尔曾在一间电器行对面租房。阿森格会去这家商店，在一台Commodore 64电脑上写程序，直到克莱尔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用省下的钱为他买下这台电脑。很快他就能够破解那些当时非常有名的软件，找到开发人员留下的隐藏信息。“人与电脑互动时的那种有条不紊对我很有吸引力，”他说，“就像是玩象棋。”阿森格喜欢那种局外人的生活。后来他在谈及年少时的一位朋友时，曾这么写道：“我们都是聪明、敏感的小孩，我们与主流的亚文化格格不入，我们怒斥那些融入者为不可救药的大笨蛋。”
16岁的时候，阿森格拥有了一台调制解调器，他的电脑成为了一个入口。那是在1987年，网站尚不存在，但电脑网络和电信系统已初具雏形，形成了一个电子世外桃源，供那些具备了必备技术的青少年肆意纵横。阿森格自称门达克斯（Mendax），这个名字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splendide mendax”，意思是“高尚的虚假”，他为自己赢得了“可以闯入最安全网络的高级程序员”的美誉。他加入两名黑客，一起组建了一个名叫“万国颠覆”（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团体，他们闯入了欧洲和北美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络。在他与作家赛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的《地下》（Underground）一书中，他描述了黑客亚文化的黄金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
在这段时间阿森格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离开母亲和那个姑娘住在一起。过了几天，警察登门造访，“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他回忆。他说这次袭击是来自州警察，“原因是某些冒险者吹牛声称我们从花旗银行偷出了50万美元。”阿森格没有受到起诉，他的设备也被归还了。“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做事更谨慎才是上策。”之后他和女友去了墨尔本，阿森格发现她怀孕之后，便一起搬到克莱尔附近住下。阿森格18岁的时候，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就诞生了。
他还是经常从事黑客活动。在“万国颠覆”的成员意识到当局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之后，数字探险变得越来越刺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该小组展开了一个称之为“气象行动”的调查，而这些黑客设法对调查进度进行了监视。
1991年9月，在阿森格20岁那年，他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电（Nortel）在墨尔本的主终端。通常，阿森格是在晚上入侵电脑系统，但这次，一名北电的管理员也在系统里。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抓住，阿森格试图用幽默的方式与他搭讪。“我已经控制了系统，”他写道，但没有给出自己的名字。“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挣扎。但现在我终于看见了光芒。”那名管理员没有回应，于是阿森格又发送了一条信息：“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们没有捣乱，甚至还做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万国颠覆”对北电的入侵，使“气象行动”的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调查者们调查了电话线路，试图寻找黑客们使用的是哪里的电话。调查小组的负责人肯·戴对我说：“朱利安是这伙人中水平最高、最藏而不露的一个。他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受到‘天下不应该有秘密’这一信念的影响。”
《地下》中描写阿森格愈来愈担心被捕：“门达克斯梦见警察随时都来袭击，他梦见脚步声在他门前响起，黎明前的黑暗中，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凌晨五点闯进他家后门，”后来他把自己的磁盘藏在一个蜂房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担心被捕，到了十月份，他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几乎不吃不睡。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他。29日晚上 11点半，警察终于来了，此前他一直拨电话，但只能听到话筒中的忙音。肯·戴敲开了他的房门，说：“我想你是在等我吧”。阿森格受到了31项指控。等待审判期间，他患上抑郁症，还跑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试着与母亲住在一起，但几天之后，他就跑到附近的公园睡觉去了。他住在丹德农国家公园茂密的桉树林中，蚊子把他的脸叮得伤痕累累。就在那段时间，“你内心的声音平静下来了，”他说，“内心的对话由一种说话的渴望所驱使，但如果周围没有别人就没有用处。我不想说得太像佛教徒，但就在那段时间，‘自我’的形象在内心消失了。”
有关部门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阿森格及其“万国颠覆”的其他成员送上法庭。肯·戴告诉我，“当时我们这个电脑犯罪小组刚成立，政府说‘你们要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好吧，要想造成威慑，就得起诉，我们利用朱利安和他的小组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北电的一个电脑安全小组起草了一份事故报告，声称他们的黑客行为造成了十多万元的损失。其中主要一项指控描述阿森格无法无天的行为时说他，“就像万能的上帝一样为所欲为。”
因为政府的过激反应，阿森格面临可能达十年的监禁，他买来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地狱第一层》（The First Circle），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古拉格监狱的遭遇。他读了三遍，后来他写道：“它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他认为，“只是进去看看”的黑客行为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他想推翻对自己的指控。但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说，‘犯人起立’，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是对人格的考验，”他说。最后，他承认了25项指控，另外6项指控被撤消了。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说：“除了聪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么说来着——在各种电脑上获得‘冲浪’的乐趣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其他问题。”阿森格受到了唯一处罚就是向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金。
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阿森格与母亲一起，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采取了行动。这项法律行动要比他的犯罪案件来得艰难。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想限制她的监护权。但州立儿童保护机构——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却不这么认为。后来案件的细节并未公开，澳洲家庭法院的记录一直无法取得。但1995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发现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其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了偏差。”当这个机构认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时，并没有立刻出示证据。就这样监护权之争演变成国家的政治斗争。
克莱尔告诉我，“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她和阿森格以及另外一位活动分子组建了一个名叫“父母对保护儿童的调查”的组织。在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开会的时候，“我们进去进行偷偷地录音。”他们的调查组织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取得资料，他们还向保护儿童工作者散发传单，鼓励他们说出内幕，为他们创建的“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你们可以匿名，”一份传单上写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机构的重要内部文件泄露给了他们。阿森格告诉我说，“他们内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当我们的线人。”
1999年，经过三十多次的听证会以及上诉后，阿森格与妻子达成监护协议。克莱尔告诉我，“我们经历了高度的紧张，我认为尘埃落定之后自己得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就像是刚从战场回来。你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我确定朱利安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她说，阿森格的头发从那以后就从深棕色变成了灰白色。
阿森格觉得筋疲力尽。他骑着摩托车穿越了越南。为了尽最大努力挣钱抚养儿子，他做各种工作，甚至做过电脑安全顾问。他进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他以为，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会带来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为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学会组织的会议，“900个职业物理学家出席会议，这个组织是由恐惧地哭泣着的因循守旧者把持，他们有着极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弟子”，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保护网”——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扭曲了人的心灵。他起草了一份标题为《阴谋即统治》的类似宣言的东西，试图将图论（graph theory）运用在政治上。他写道，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就是阴谋，它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后，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一定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当信息交流趋近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终止。揭秘是信息战的工具。
这些想法很快就演变成了“维基揭秘”网站。2006年，阿森格把自己关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工作。他很有创意地把网站的工作流程表画在墙上和门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厨房里有一张床，他请来背包客们来到学校和他同住，报酬是帮他建设这个站点。“他根本不睡，”一个当时同他合住过的人说，“他也不吃东西。”
根据目前的运作流程，瑞典网络服务提供商PRQ.se提供网站的主机托管，这家公司可以承受法律压力和网络攻击，并坚持客户的匿名。提交的材料首先经过PRQ，然后送到维基揭秘位于比利时的服务器上，再然后送到“另一个法律上较为友善的国家”，在那里它们将从“终端机”上删除，储存在其他地方。这些“终端机”由一群极其隐秘的工程师进行维护，他们是维基揭秘的高级祭司。其中一人通过加密的聊天方式告诉我说，哪怕是阿森格和维基揭秘的其他公共成员“也不能进入到这个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这不仅是保护他们，也是在保护我们”。整个流程乃至提交的各种文件都被加密，传输一直以经修改的Tor网络匿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网络传输以极为隐秘的“虚拟管道”进行传送。
维基揭秘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许多假的提交文件，用以掩盖真正的文件。阿森格对我说，这个系统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比“任何一个银行网络都要安全得多”。
网站开张之前，阿森格还必须向潜在的捐赠者表明网站是可信赖的。维基揭秘的行动分子之一拥有一台服务器，作为与Tor网络的接入点。上百万份秘密文件经由它传输。当时行动分子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网络搜集外国政府的信息，他们开始记录这些黑客的行动，这些资料中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在维基揭秘中被公开，但这最初的部分为维基揭秘奠定了基础。就这样，阿森格终于可以说，“我们拥有从13个国家收集的一百万份文件。”
2006年12月，维基揭秘发布了第一份文件——由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也是从中国黑客通过Tor网络传送的信息中找到的。这份文件声称将对政府官员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雇佣“罪犯”来袭击他人。阿森格和其他人都无法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觉得他们的读者会使用网站上同维基百科（Wikipedia）类似的用户编辑功能来分析这条消息。他们公布了这份秘密决定，并附上了长长的评论：“这是不是一位与本·拉登走得很近的穆斯林好战分子发表的一份大胆宣言呢？抑或是美国智囊聪明的抹黑行动，意在破坏索马里政局联盟的团结，并达到操纵中国的目的？”
后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永远无从知晓。然而关于维基揭秘的新闻却迅速传播开来。几周后，阿森格飞往肯尼亚参加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展示了维基揭秘网站。“他收拾行李可真逗，”当年和他同住的人说，“有人来接他，问，‘你的行李呢？’他跑回屋子拿起一个水手的口袋，抓起一大堆东西扔进去，其中大都是袜子。”
阿森格在肯尼亚呆了几个月，通过电话和网络随时和朋友们联系，但对自己的行踪却始终语焉不详。他的一个朋友说，“当时的情形就是：‘朱利安在哪儿？’大家总是很难找到他，他总想藏起来。”
（三）
复活节的早上，从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那栋房子到冰岛国际机场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which is situated on a lava field by the sea。在航站楼，阿森格背着一个蓝色的破双肩包，里面放在硬盘、电话卡和多部手机。贡格里吉普同意一起去华盛顿，为发布会帮忙。在给他办完登机手续后，柜台工作人员对阿森格说：“抱歉，我没能找到你的名字。”
“真有意思，”阿森格对贡格里吉普说，“记者会上玩得开心。”
“不会吧，”贡格里吉普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有订单号。”
阿森格说，“已经确认过的。”
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她说，“但预订信息显示你的票取消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是不是某个政府机构在扰乱他们的计划？阿森格焦急地等待着，后来发现是他买了票后忘了确认付款。很快他又买了一张票，两人一起飞到纽约，然后坐捷运列车赶到华盛顿。那会儿已近凌晨两点。他们上了计程车，阿森格不想透露酒店的具体位置，只告诉司机去酒店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到了虎穴，”贡格里吉普说，计程车驶过马萨诸塞大道，驶过无数外观平庸的建筑。阿森格说：“没什么老虎的气派嘛。”
天亮几个小时后，阿森格站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讲台前，准备向前来出席记者会的40名记者播放《附带谋杀》。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西装、黑衬衣，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他为观众播放影片，不时按下暂停讨论各种细节问题。影片播完之后，他又播放了“地狱火”导弹袭击时的视频——看到导弹击中建筑，观众中的一个女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并宣读了派遣到伊拉克的那两名冰岛记者发回的那封电子邮件。
素材画面和经过编辑的画面都放在“维基揭秘”为此专门建立的网站，以及YouTube和其他视频网站。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没过几分钟，他就应邀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华盛顿的分部，用半天的时间接受了多个访问；那天晚上，MSNBC也做了长篇报道。《时代》周刊及其他主流报纸都进行了报道。仅在YouTube上，《附带谋杀》的点击量达到了700多万次。
被问到这份视频的时候，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显然被激怒了，“这些人可以把任何想放的东西放出来，而且永远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段视频是“以管窥豹地看待一场战争，”他说，“完全不顾前因后果。”军方发言人也说，在占领伊拉克的行动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开始的时候，媒体的反应采用的都是阿森格的解释，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越来越多的评论人士加入进来以及军方提出了它们的观点，阿森格越来越有挫败感。大多数报道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地狱火”导弹袭击或者那辆面包车上面，而是集中在遇害的记者身上，以及士兵如何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把照相机误认作火箭炮。在Twitter上，阿森格指责盖茨是“说谎者”，还要求媒体“不要再有倾向性地叙述了。”
在某些方面，阿森格对新闻行业更感到愤怒。“一个只知道追逐官方消息的懦夫，报道充斥着站在官方；立场上的东西。”他有一次这么说道。维基揭秘一直与传统新闻行业保持着复杂的关系。2008年，网站公布某瑞士银行的秘密文件遭到起诉后，《洛杉矶时报》、美联社和其他媒体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该银行后来撤回了起诉。不过，贡格里吉普有天晚上在“掩体”里告诉我，“我们不是媒体。”他认为维基揭秘是新闻来源的促进组织；他说，在这个网站的框架里，“消息来源不必再依赖能否找到新闻记者，不必担心记者是否会对他的文件感兴趣。”
虽然阿森格声称他要做科学性的新闻，但他向我强调，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而不是提供客观的事件记录。2006年，在一次调查中，他写道：“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俄国和中欧那些高压政体，不过我们也希望帮助西方国家那些希望将政府和公司的不义或不法行为公之于众的人们。”他认为，一场披露秘密的“社会运动”能够“令许多依重隐藏真相的政府倒台——包括美国政府”。
阿森格不认同传统媒体的那些限制。在他最近公布的军事文件中，包含一些士兵的社保号码，在“掩体”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掩去这些细节，是否会让维基揭秘的使命打折扣。他说，某些公布出来的内容有可能伤及了无辜的人——“如果你愿意，就叫它‘附带伤害’好了，”——但他无法对每份文件中的每个细节进行评估。或许，将来某天研究人员调查不端行为的时候，那些社保号码会很有用；通过公开这些信息，人们可以公开地做出判断。
一年半以前，维基揭秘公布了一份2004年的军方旨在阻止中部教育区受到袭击的电磁设备试验结果。这份文件披露了这些设备的功能以及士兵可以操纵它们入侵通讯系统，这个信息是叛乱分子可以利用的。维基揭秘披露这项信息的时候，军方已经开始使用更新的技术，但有些士兵还仍然在使用这些设备。我问阿森格，如果他知道资料的公布有可能给某人带来杀身之祸，他是否会扣下这些资料。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制定了“伤害最小化政策”，在公开文件之前，会接触那些名字在文件中提及的人，向他们发出警告，但在有些情况下，维基揭秘的成员难免“手上沾血”。
维基揭秘的一个成员告诉我，阿森格的剪辑原则一开始令她很不舒服，但当她渐渐了解他的立场，她开始明白他没有不公正地伤害任何人。当然，这种伤害无法轻易评估。
当初寻找董事会成员的时候，阿森格曾与史蒂芬·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进行过接触，后者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打理一份电子通讯刊物，他也曾发表过几份敏感的文件。阿福特古德拒绝了邀约。“对于一份既敏感，又与当前的争议话题没什么关系的技术文献，我的编辑倾向是要谨慎，”他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那种保持怀疑的态度。”
阿福特古德还告诉我，信息的过度保密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利益——他们应该有权利接触政府记录，也损害了保密系统本身。当太多秘密需要保守时，就很难知道哪些秘密是重要的。如果美国军方依据《资讯自由法》把阿帕奇直升机上拍摄的录像提供给路透社，或许就不会出现一部名叫《附带谋杀》的影片，也就不会有这个公关噩梦。
当我打电话给美军情报事务发言人李·帕克奈（Lee Packnett）中校时，他显得很激动：“我们不会让维基揭秘合法化。”“是你们媒体把我们卷入关于维基揭秘的争辩之中。你们可以去问别人，这不是军方的问题。”他认为《附带谋杀》已经过气，维基揭秘带给军方的这些广泛的反智主义的反对意见也会随之消失。“它已经消失了，”他说。
公布《附带谋杀》后，维基揭秘收到了20多万美元的捐赠，4月7日，阿森格在Twitter上写道：“新闻媒体有了新的盈利模式：尝试改变吧。”其实就在冬天，他还因为没钱运转以及技术调整的缘故让网站转入半关闭状态。阿森格远比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要实际得多，他一直在找专家详细审查维基揭秘那冗杂的资料库，并把资料分发给志愿者去进行分析。5月底，网站的全部资料又恢复上线了。不过，网站仍处于早期建设阶段。阿森格还在寻找合适的方式，不仅去管理网站，也能让读者们对这些神秘的资料产生兴趣。
2007年，他公布了上千页军方秘密文件，都是关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采购行为。他和一个志愿者花费数周时间做了一个搜索数据库，研究美军的采购代码，给购买的物品加上价格——其总价高达数十亿美元。数据库为所有采购品分门别类：机枪、悍马车、点钞机、卫星电话……阿森格希望新闻记者们好好研究这份文件，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我非常愤怒，”他说，“这是一份多么有趣的揭秘文件：那么详细地揭示出美军武力在阿富汗和伊朗的结构。结果什么反应也没有。”
维基揭秘最终赢得了一个贵族基金会50万美元左右的赞助。此外它还计划创立一种途径，能将揭秘文件安全送至新闻报道者手中；维基揭秘的作用类似于一个瑞士银行账号，信息可以匿名地存储到它这里，并由它实现中转。（这个系统也能让消息提供者和新闻报道者约定一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信息会自动出现在维基揭秘上。）阿森格还尝试过其他创意。原则上，人们只有为某样东西出了钱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他也试过把文件在若干新闻机构中拍卖。2008年，他就试过以7千美元的底价拍卖一份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讲稿起草者的手稿，出价高者可以先得到消息。
体验了这个网站的内容以及它的技术运作流程后，并不能回答维基揭秘必须解决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网站？这个网站的优势——几乎完全不受官司和政府骚扰的影响——使它成为那些法律不公社会里行驶正义的工具。但与独裁政权所不同的是，民主政府保守秘密主要是因为，公民同意为了保护合法政策，他们应该这么做。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家网站的优点变成了它的弱点。法律诉讼——如果公平的话——是对权力滥用的一种威慑。要不了多久，阿森格就得面对他的这一创造所带来的矛盾：这个网站的基因里似乎有他最厌恶的东西——不承担责任的权力，而且随着维基揭秘成为一家真正的机构，这种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
体验了这个网站的内容以及它的技术运作流程后，并不能回答维基揭秘必须解决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网站？这个网站的优势——几乎完全不受官司和政府骚扰的影响——使它成为那些法律不公社会里行驶正义的工具。但与独裁政权所不同的是，民主政府保守秘密主要是因为，公民同意为了保护合法政策，他们应该这么做。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家网站的优点变成了它的弱点。法律诉讼——如果公平的话——是对权力滥用的一种威慑。要不了多久，阿森格就得面对他的这一创造所带来的矛盾：这个网站的基因里似乎有他最厌恶的东西——不承担责任的权力，而且随着维基揭秘成为一家真正的机构，这种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
许多评论者们都在思考这份视频的标题是否是一种操纵手段。“事后想来，我们也许应该把它叫做《介入许可》而不是《附带谋杀》吧，我不确定。”盖茨对视频的评价也激怒了他。“他说我们‘完全不顾前因后果’。好吧，那至少我们还有中间段落呢，这可是个巨大的进步。”之后阿森格略微向前欠身，用耳语般的低声谈起代号为“G计划”的下一次揭秘行动目前正在新的秘密地点进行中。他保证这次肯定有新闻价值，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曾出现在“掩体”中的那种严肃与快乐、可怖与激情。“如果我们显得好像有点业余，那是因为我们的确是半路出家的，”他说，“所有人在这个领域中都是业余的。”这时他的咖啡喝完了，他走出公园，走向时代广场，消失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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