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节译] 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原文:The Spirit of Democracy
译文: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作者:Larry Diamond


作者简介: Larry Diamond教授为外交政策、国际援助及民主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顾问和作家。现任史丹佛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担任主编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领域顶尖学者与专家最重要的对话平台。
来源:摘自【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p.278-p.291

 
译者:林苑珊(《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的译者)


@Freeman7777对文中一些术语做了校订
《民主精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书中文简体版将由张大军先生翻译,国内某出版社会在4、5月份出版,但出版时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会被删除



虚假资本主义

如果民主要在亚洲与全世界成功的话,它就必须在威权体制最成功的地区取得胜利。当新加坡的经济傲视所有非民主国家时,中国也已经进入长期的实验, 实验中结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威权政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成长──这些都是使新加坡领导人得以维持长期霸权的助力。

1986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命令下,赵紫阳成立任务小组,着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项任务背后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菁英普遍认 为,「要推动经济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决共产党过度集权所造成的效率不彰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忧心忡忡,把改革视为严谨的有效条件。 1987年,他强迫解除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因为他过于倾向自由改革,对学生示威游行过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秘书长一职的赵紫阳,他所信任的左右手 鲍彤也赞同改革者的理想。他们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员」,讨论如何党政分离、引进制衡做法、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民主机制(包括政治竞争与言论自 由),并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护大众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赵紫阳的想法相当大胆,他甚至建议各省人民大会(相当于美国州议会)举行选举竞争, 只是大部分中国省分的人口,都比其它世界各国多很多。他的目标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是「自由化的共产党体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可以用比较负责与透明的方式治国。

一年后,任务小组上呈一份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的报告。即使报告中的建议相当笼统,但邓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们不能放弃专政统治, 更不得顺应民主化的观点。」1987年10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改革大纲;到了1988年,辩论的气氛稍微缓和。但是,1989年4月,此计划在内部 爆发。中国的大学生与其它人在北京聚集,吊唁胡耀邦的过世,并抗议政府未对其过世作适度的表彰。学生利用和缓下来的政治气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藉以谴责贪腐,并提倡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后,「中国当时总计434个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加入这场大规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过10万名 示威者呼吁民主,这使得共产党相当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后来在6月4日,中国当局以血腥的军事攻击净空天安门广场,并镇压民运活动。赵紫阳与 其它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肃、下台的命运,而鲍彤则判刑7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一场「濒死经验」,再加上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领导菁英禁止在可预见 的未来从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国的开放与多元,是1980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后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激进的意识型态——事实上几乎都是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型态——已成往事。共 产党已张开双手迎接富裕的资本家加入,并在省政府里策略性安插终身共产党员,而国营事业的经理人也已成为富裕的资本家。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氛围、对运动与监 督的严格管控,已由「微调后的『选择性打压』策略所取代,从此只针对公开挑战…… 当局,不为大众着想的人。中国是少数容许同性恋与跨性别装扮的威权国家,但仍禁止政治异议人士」

共产党政权依然相当残暴,每年官方处决5千到1万2千人,高于其它世界各国的处决人数总和。记者、律师、公民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与其它挑战制 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软禁)。但是,中国的独裁体制逐渐变得成熟,渗透组织、收买企业人士、教授、知识分子与学生,派遣3万名受过训练的「网络 警察」过滤网站、网页与电子邮件。后者有一个极具企图心的目标,希望尽力肃清网站的「有害信息」──可能被用来「在国家陷入危机时颠覆政权」──据估计有 1亿4千万中国使用者(包括3千4百万中国部落客)会看到这些信息。如今,中国的网络工具已经可以挡掉「颠覆」等字符串,以及「民主」、「人权」、 「FLG」(反共产党宗教运动)与「6月4日」(1989年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日期)等关键词。夹带着本身庞大的市场力量,中国当局警告谷歌、 雅虎与微软等国外企业必须自我审查。思科在1998年帮助中国建构因特网时,已经遭「指控帮助政府当局设计程序,使他们得以渗透并监督网络。」2004年 以后,中国以更激进的渗透方式加强因特网的审查,同时,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发动「网络斗争」(cyberstruggle)以规避中国的审查。

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很可能名字还叫共产党政府,即使实质已经改变—在中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经济改革的世代 来说,开放世界最大的市场,已经创造了无止尽的荣景。经济成长率仍然维持8%到 10%(甚至根据官方数字,显示2006年为10%)。邓小平于1978年执政,之后2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增加7倍,约有2亿5千万人民脱离贫穷。报 纸发行量增加3倍,出版书籍的数量增加11倍。今天每2个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电视机;而1978年,每1,000个家庭中,只有3个家庭有电视机。 1975年到2004之间,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执着于共产党意识型态的话,至少看起来他们对体制改善生活水平的 作为感到满意。但是,日子最好过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烦——在企业界刚崛起的都市精英群体、专业人士与大学生。

从许多政治因素可预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时也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与民主的提倡者)所称的「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到不再适合由一人主导(如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此外,也比较制度化。领导人的接 班,由程序法规与准则明确定义;并限制任期,以确保权力交替。军方与退休的政党大老,影响力大幅降低。领导阶层的教育水平较高,接受的训练也较完善,在提 拔人才时更注重绩效,比较不会有派系方面的考量。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参与决策过程、抱怨决策,从竞争的村民选举(首次在1987年举行)、若干个层级的人 民代表大会,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诉讼控性告政府单位。

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就已落实其它治理相关改革,以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国营事业的国家占股,建立财政法规单位,在政府采购上引进竞标,改善课 税,以及——最近期开始的——整顿过度扩张的银行产业,包括其背负的不良债权(non-performing loan),并囚禁最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家杨大利,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公平性」与「企业环境」。从黎安 友、杨大利与其它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领导人相当聪明、有能力、务实的和不民主的,这种情况未来势必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威权体制的转型

但是,多长才算长?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威权统治的舞台。这里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前景。

威权统治可持续几十年,逐渐从目前的独裁体制,转变成「协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实司法独立、公民多元主义与并具有公共参与渠道,但没有竞争性选举,或更具威胁性的交出共产党霸权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将会像邻国 新加坡一样,逐渐变成非共产制度,也较少出现打压的情况。但是,除了两国在国土大小上的巨大差异之外,中国贪腐情况严重普及,因此还看不出来要如何遏止, 除非人民有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们的领袖负责。

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拥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而且独立媒体、公民团体与异议人士也有更多空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正如中国上个 世纪的历史重现,将会出现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其规模之大,是新加坡领导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害怕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追 求的那种政治改革。而中国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见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的改革过程一直在累积风险。中国就像一辆不停加速、却 没有煞车的火车,一直前进,然后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正如台湾与南韩(比较不是渐进的发展)一样。根据「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暨前「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罗文(Henry S. Rowen)预估,中国的人均所得将会持续快速增加,就算现在有点缓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经济成长将会使中国的人均所得,从现在的6千美 元(以「购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达到1万美元(以2006的币值计算)——约莫相当于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今天的的金额,而比南韩1987年进行民主化时稍 高。罗文估计在2015年前,中国将会成为至少「部分自由」的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等)。假定接下来10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会以 5%的速度缓慢成长,罗文预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将会攀升到1万4千美元(根据2006年的币值计算),相当于今天阿根廷与波兰的人均所得。届时, 罗文预期,中国将会因本书第四章提到的内在力量驱使,而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平上升与信息普及,社会逐渐复杂与多元,种种一切都将迫使政 府释出更多政治自由与政治竞争,以维持其合法性。

民意调查结果也支持罗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间,在中国,支持民主价值的人明显增加,虽然人数仍然比香港与台湾少。举例来说,在中国同 意「政府领导人就像大家长,我们全体都应该遵从他们的决定」的比例,从73%掉到53%;愿意让「正直诚实的领导人……决定一切」的比例,从70%滑落至 47%;认为「法官在裁决重要案子时,应接受行政机关指示」的比例,从64%降到45%——也不过在短短10年间,就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到了2002 年,拒绝威权主义价值的比例,跟台湾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个人特质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响个人是否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人教育程度愈高,就会愈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两个可能性是,假设现在的体制无法持续,或无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渐转型。那么,它可能会展开新形式的威权政体,或新形式的民 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观点中,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已腐蚀;而根据政治学家裴敏欣的说法,此问题将无法解决也无法改革,因为共产党与国家本身就是问 题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驻会学者,就像杨大利一样在中国出生长大,如今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专家之一。

他坚称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 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许多县市已可见犯罪集团与政府当局挂勾,获得政府保护,进而掌控企 业,他们因此成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国度」(“local mafia states”)。这些当地的黑社会头子,不仅掠夺贫困农民,更征收违法税金与费用,接着廉价出售土地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2006 年,政府报告中,「宣称超过60%做为建筑用途的土地收购,都是违法。」2006年9月,「中国审计长警告掠夺与滥用政府用地,将会摧毁许多资产价值,严 重威胁国家。」胡锦涛主席也积极展开取缔——但都是选择性针对中立的政敌——结果并未能解决这次广大的危机。裴敏欣与其它评论家预测,中国体制顶多能解决 表面问题,迟早中国会屈服于「几乎所有独裁政权中,都会发现的自我摧毁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应人民需求、政商挂勾与贪腐。

这样看来,中国正困在转型过程的半途中,欠缺机制化的工具与意愿来完成转型。在很久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抑制经济成长,强化人民的不满,并进一步 腐蚀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裴敏欣并不认为共产党短期内会衰落下去,反之会继续「陷入长期经济与政治停滞」,而如果不先采取基本改革的行动,最终会在 「相当于银行挤兑的政治情势」中瓦解。如今,中国已看到政权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明显讯号。2006年,中国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告诉我,愈来愈多中国共产 党官员把个人资产汇往海外。「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而他们自己更悲观。」

裴敏欣相信,一个政权瓦解,可能将带来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或带来国家失败)。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观点,认为充斥「贪腐、治理不佳、不公义、动 荡不安、打压」的地方,将会迈向民主。花了近10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加拿大政治学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国的民主未来》(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绘出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转型发展。

不论成功或失败,所有威权政权都会被咒骂。如果罗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推测正确的话,在2025年之前(或某个即将出现的日期),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势必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一旦拥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们将会要求更多:正义、尊严、责任、义务与发言权。就算未来逐渐推动改革与落实优良治理, 新中产阶级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抱怨地方贪腐、徇私与压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机制让选民可以撤换表现不佳的 各级政府首长。这是乐观的版本。比较悲观的情况是,如果中国达到罗文预期的收入水平,而不平等与贫穷的程度不减的话,「穷人的激进化」将濒临爆发边缘,而 政治转型则会以另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出现。

吉雷认为无论中国情势朝哪一种可能性发展,中国领导人必须应付的对象,将是比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更大、资源更丰富且连结更强的公民社 会。这是经历过去10年市场改革与扩张的灿烂时代之后,难以避免的后果。随着报纸、书籍、电视与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中国现在充斥着1990年代早期所认 定的煽动性信息。」如今在政府登记有案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从1988年的4,500个,飙升到2006年的30万个,有些人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10倍。

面对愈来愈有自信、信息更丰富、连结更强,更要求民主的社会,为了达到人民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未来至少必须赋予人民组织、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并以 选举竞争撤换表现不佳的各级地方政府首长。中国的执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将通往民主,而共产党可能因此失势,因此相当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确的抗 拒,可能引发民众示威动乱,如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样,但这次的动乱将来自更广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会,很可能瞬间颠覆政府——至关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产党领导人连安置好自己 人马与财产都来不及。因此,这样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就如南韩与台湾一样)——执政菁英判断宁可冒失去政权的风险,也不愿失去一切。因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可能会有人提醒他们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等待过久的政权,最后会目睹领导人被拖出办公室、一枪毙命。」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接受渐进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开的温和改革,最后停顿下来。村落 委员会的选举竞争,逐渐落入地方政党领袖与黑社会的操控。全国人民大会无法严谨的制定法律与监督;人民代表提议的法案,没有一件变成法律,但是每年仍举办 年会,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社论所言,「这不过是在已经作好的决定上盖合法的印章罢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大幅减少,因为原告发现他们胜诉的机率只有五分 之一。律师一个接一个遭到当局羁押与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并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对于政治改革的保留态度很难逆转,因为正如吉雷所解释的,共产党「领 导阶层现在作茧自缚。他们可以拒绝改革,然后面对民众示威抗议;或者落实改革,然后丢掉饭碗」。

民众愤怒与示威的导火线,不只源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对民主化的急迫感(如 1980年代的南韩),还包括威权体制的崩溃。就像中国以前的朝代,当不良治理达到最大的临界点时,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天命」(mandate)。如吉雷 与裴敏欣所强调的,犯罪、贪腐、裙带主义、银行弊端、地方霸权、中央政府对民众需求反应慢半拍与其它不利因素,均威胁到政权的存续。愈来愈严重的经济不平 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与中国国势最不对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而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已变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与城乡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在乡 间发展愈落后,失业率飙高的同时,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无根的移动劳工,随时都可动员起来示威游行。

「不论何时,都可看到1 亿2千万名来自乡下的移动劳工,在城市街头游荡、寻找工作。」投注在卫生与教育的资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国对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发的 SARS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剥夺贫穷人民在共产党(真正)统治下应享有的基本卫生照护。慢性病也爆发疫情,据估计2006年艾滋病带原者增加30%,总 人口的10%则饱受肝炎所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严重侵蚀,四分之三的湖泊与一半的河流遭到污染。中国总计3万3千座水坝中,有三分之一(涵盖 100座大型水坝)「被认为『未臻完善』」。结果导致沙漠蔓延(到达北京边界),环境污染严重,水灾泛滥。另外,还有道路状况与工作场所安全的问 题:2002年,有10万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内有10万人因为鼠疫入侵人类环境而致病,矿灾罹难的数量高于印度13倍。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姑且不论这些问题之间还有复杂的关联——都可能在未来10年演变成危机;或者,当政府失灵的情况继续蔓延,进而影响其它功能、甚至整个国家的运作时, 就会演变成吉雷所说的「转移性的危机」(metastatic crisis)。

中国的领导菁英——逐渐变成能干的经理人——可能还可以应付现况一段时间。但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解决侵蚀稳定基础的基本症状。如果他们无法解决 的话,那么政经表现不佳或任何危机(如股市崩盘、环境灾害或管控不佳的传染病),都可能使政权垮台。基于务实理由,企业主(即使是那些效忠于政权的企业 主)或没有特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是最先变节的人。同样的,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看到政府挥霍他们辛苦赚钱缴纳的税金,也可能最先变节。某些地区的 企业人士,正悄悄的把钱汇给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

影响共产党稳定的另一大隐忧,莫过于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逐渐发展。其中包括有来自反共产党组织「FLG」的挑战,这场近年萌芽的运动,秉持的教义 基础是佛教与其它中国传统学说与实践。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1999年政府对FLG展开残暴的镇压时,全国有7千万名FLG学员。虽然中国明文禁止,但 FLG仍转为地下活动,秘密广发刊物,包括对共产党统治的「9项批评」。此外,基督教也蓬勃发展。据估计,全国有3千5百万名信徒在政府许可的教会聚会, 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做礼拜,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过1亿,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也不过才7千万人。最令中国当局忧心的是,共产党员已失去他们的 信心,而基督徒与其它宗教组织刚好填补这个道德空缺。事实上,经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许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它人则加入FLG ——这绝非巧合。鲜少信仰体系像宗教这样,能动员团结人民,为共同目标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体系,兼容于宗教或深受宗教启发。「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开明的知识分子领袖带领下,比苏联转型时期的状况更好。」开明民主的思想 与经典在中国流传,不只大学里,官方学校与政府机关,甚至是共产党内,都可见其踪迹。此外,相当多主张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 人,谴责过度傲慢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许多民主著作也已经悄悄的翻译成中文。但是,中国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们文化本身的儒家与道家经典作 品,并以现代民主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这些学者伙同艺术家与作家,一起试图将民主的「知识转变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学者向我解释的。中国的地下民运 人士也相当有创意,不仅广发禁书与改革派杂志,更找到办法在网络规避独裁者的监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转成「不包含敏感字眼的替代性内容」,来逃过网络警 察法眼。电子邮件、部落格、手机与简讯等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使他们得以跨越距离互相连结,并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保持联系。基于这些理由,对大规模民主运动 来说不可或缺的全国公民网络,目前正缓慢成形中,而在下个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具备惊人的能力,得以动摇整个体制。

在上述吉雷与其它观察中国的学者所预见的可能剧情中,这类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出现,将会使领导高层陷入分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务实派,可能会和民 主反对势力中的温和派协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兰与其它地方,这样的协商结果,是使保守份子与军方得以「保住面子与利益」的让步——军方很可能会 在危机一开始,就和共产党脱离关系,拒绝重蹈1989年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社会团体,能提供其它政治体制的选项。目前没有——但1990年的俄罗斯也没有。我猜想,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也会在中 国出现:反对势力的庞大联盟,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将会短暂的结合,之后再分道扬镳。在2025年之前,中国是否能顺利实施可行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还很难说,但是届时共产党(如果还执政的话)治理中国的时间将长达76年——超越俄罗斯共产党与墨西哥「革命体制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执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胆预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会维持不变,但中国将会有所不同。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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