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

原文:Washington Post: The Tiananmen Diaries
译文: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

作者:Perry Link (林培瑞)
发表时间:2009年5月17日
译者首发


图:国家的囚徒(封面)

赵紫阳的秘密日记
由中文版翻译,编辑:Bao Pu, Renee Chiang, 和Adi Ignatius
出版社:Simon & Schuster 306页 定价:$26

当赵紫阳,这位在1989年曾反对对学生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前中国主席,四年前过世的时候,中国高层领导人成立了一个“应急领导小组”,宣称进入到“极为敏感时期”,将武警提升为特别警备状态,并下令铁道部严查前往北京的旅客。如果这是在中国统治中国的人对赵的去世的反应,那么,他们将如何应对在他身后出版的《国家的囚徒》一书呢?在书中赵多次攻击设置障碍和托词(和谄媚、撒谎、推诿和背后中伤)的那些人,其盟友和后代至今仍然大权在握。

无论余波如何,这一点始终如一:同一批人——绝大部分出自于同一群吵吵闹闹的家庭,由共同利益锁定在一起,且习惯于经历动乱和政治上的180度大转弯——将继续掌权。就像滚动的球上的海豹一样,他们善于站在顶部。

但为了保持平衡,这个群体有时需要牺牲一个任性的成员。在1989年,赵,当时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设计师,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赵曾提出用“对话”,而不是戒严来处理北京的要求民主的示威。在1989年5月17日,他被赶下台,5月19日,他被剥夺了权力。6月4日,士兵们在北京的街头向示威者开枪,数百人死亡。赵紫阳被指控“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并被软禁于家中,直至2005年去世。

现在,在《国家的囚徒》,这本整好在他被清洗20周年的时候出版的书中,赵超脱于坟墓之外,开始发言。他蔑视小集团内不能公开谴责他人的潜规则。他多次直指李鹏、李先念、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和王震的名字。他谴责那次决定戒严的会议是违反党章的,因为他,作为总书记,应当主持这种会议,但甚至连通知都没接到。

这本书是基于1999年到2000年,他谨慎地记录在约30卷录音带的录音。录音剪辑和本书同时被公之于众,一份中文的录音文字版应会同期出现。该材料很大程度上与已知的“天安门文件”(译者注:又称“六四真相”)相吻合。这份文件是2001年出版的未经授权的政府文件汇编,来自于“被关押的谈话”,是赵和他的朋友宗凤鸣的交谈记录, 在2007年得以出版。但是本书的近距离和个人语气色彩十分鲜明。

学者将挖掘《国家的囚徒》,找到历史的细微差别。在本书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清楚,赵早在1988年,在民主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深陷于政治麻烦之中;还有,早在1982年,赵就与胡耀邦就经济政策有所争吵,虽然这两位改革者彼此需要。邓小平则在本书中比在其他地方更鲜明地表现为“教父”的角色:其他的领导者争先接近他,不敢违背他,用他的话来攻击对方。然而,即使是邓,也想为困难的决定而寻求免责之途。这个集团有着独裁的权力,但充满了不安全感。

有时,这些领导者——差不多在顶端的有24个左右——和他们统治的社会出现奇怪的脱节。例如,赵——他比其他人所知更多——以为“老太太和孩子们睡在北京的街道上”来阻止戒严部队的进入。北京民众的确试图阻止部队,但没有老太太睡在街道上。赵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他是大屠杀后政府的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表示失望,说他恶化了政治气氛,因为方“在国外,点名批评了邓小平本人。”但是,方不在国外,他生活在北京郊区,并刻意地保持了沉默。更为严重的是,赵和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出现全国性的抗议不是象表面上那样源于西方,或由于1988年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短期因素,而是来自于长期的深层的对腐败、特权和中共统治下的僵化的“工作单位”制度的深恶痛绝。

1989年,赵敦促其他领导人与示威学生到进入理性对话,他坚持学生们“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根本原则”,而“仅仅是要求我们纠正犯下的错误。”赵真的相信这一点吗?还是他以此来作为保护,如学生们自己所做的那样?当然,学生们知道这是危险的——也的确鲁莽——公开宣布反对统治体系。但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只感兴趣于纠正错误则有点傻。当某些事情不能明白地公共地被提出,学生们有时会采用双关语——比如,唱歌,中国国歌中有这样的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有深意的是从50年代的选定歌曲中节选的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里歌手故意给“新中国”留下模糊的含义。

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1989年赵被监禁之后,他才更加接近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的警卫告诉他打高尔夫“不方便”,他不得不猜测不成文规定的内容以应付“人为借口”,和官员们玩空洞的文字游戏。他对这种待遇的愤慨表明,他是第一次学习他所在的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常见特色。

不过,软禁还是为他提供了阅读和从广的角度反思中国在历史上的状态的机会。在《国家的囚犯》的最后,我们看到赵到达了比他以前所持的任何态度更为激进的立场——中国政府这个长期以来称这一立场为“政治异议”。例如,赵最终下结论说,中国的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最终,中国会需要议会民主制。

在他接近生命的终点时,他观察到“一群紧密结合的利益集团……其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融为一体。这种精英权贵在阻止中国进一步改革,将国家政策调整为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他看到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经济繁荣。社会的统治者声称是他们让上亿人脱离了贫困,但事实是上亿人靠辛勤的长时间的工作让自己脱离了贫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精英们抬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经济大权的顶峰。

海豹们还在持续地踩着球——和过去一样危机四伏,但肯定还是在上面。

林培瑞,“天安门文件”的合著者,任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专业是比较文学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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