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原文：NYB: What Beijing Fears Most?
译文：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撰文：林培瑞（Perry Link）
发表时间：2010年1月27日 4:04 pm
翻译：小米（twitter:@xiaomi2020）


图：广东的村民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广州，中国 2010年1月25日（William Foreman/美联社图片）

12月29日，因“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处11年监禁之后的第四天，中国作家刘晓波递交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书。对许多熟悉中国政权的人来说，这一决定看起来是异想天开的：高等法院极不可能推翻这一判决，刘主要是因为08宪章和他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权、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文章而获刑。而刘对他被判刑的反应——和过去几周里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都说明，无论政府如何绞尽脑汁的压制，08宪章运动都将会持续。

刘的朋友和支持者们普遍被这一判决的期限震惊了。例如，同为作家的李劼，写下了“我原以为[当局]可能会低调处理此事——给刘一年的监禁，宣布他已经服满刑期[因为在判决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让他回家，事情就过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的愚蠢。”08宪章的支持者们都不怀疑11年的刑期是怎么来的；这样的决定只可能是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11年。（这一罪名法律上最高可判15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个说法是11年是4,018天，而08宪章一共有4,024个中国字。也就是说：刘先生，你要为你所写的每一个字服刑一天，我们还宽大了你最后六天。

如果这样的严判是为了恐吓他人，这没有奏效。几百名08宪章的签署人支持一份补充说明，宣称如果刘晓波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也是。崔卫平，一位电影学者（她把瓦茨拉夫·哈维尔翻译成了中文），在刘的判决宣布之后花了数天的时间对超过100名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08宪章的签署人和未签署人，电话调查他们对这一判决的态度。发现几乎是一致的厌恶[这一判决]，她将她收集调查结果归纳为《我们不放弃》，用推特一条条的推出来，这些推语在中国和国外广为传播——甚至我在加州的电脑上也接到了。直到现在，当局还没有制止她。

崔引用张思之，一名资深律师的话说，他很奇怪为什么曾经“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现在变得如此“言而不行、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王力雄，一位支持西藏和平的著名作家，说最好的支持刘晓波的方法是继续他的事业，直至“社会改变，每一个人都自由。”梁晓燕，一位知名编辑说，这一判决说明虽然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他的“却没有变，而且高层也没有任何一点想要改变的冲动。”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他的家接了电话，评论说20年里中国统治者已经把刘晓波送进政治监狱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为光荣。”

在崔的调查中没有人和政府站在一边，但的确有人含糊其辞，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崔也把他们的评论记录下来。莫言，中国的一位著名小说家说，“我对细节不了解，最好不评论。现在家里有客人，我很忙。”

图：刘晓波

刘自己对于被判刑的看法，我们看到了下面的书面声明，由其律师在12月29日，他决定上诉的当天，从监狱中传出来：

这一判决违反了中国宪法和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相信我的工作是正义的，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那时会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不再恐惧。的为了我们能向那个方向前进，不愿意付出代价，而没有丝毫的遗憾。我早已知道，当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和强权对抗，朝向自由前进的每一步通常也都向监狱前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就在大步向前，真正的自由更近了。

一些人质疑刘的上诉。如果对他的案子，法律程序仅仅是装装样子，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他的上诉岂不是在暗示中国的司法体系可以进行合法的修复而非一场公开骗局吗？对这样的批评，刘的好友蒋齐生，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08宪章的另一执笔人为“维权网”写了一篇短文，说“我的观点是，刘想要上诉仅仅是为了留下最完整的可能的历史资料。当一位公民站出来反对强权统治时会发生什么？这里就是——每一个细节，从头至尾。”蒋认为，刘的上诉不是在支持公开骗局，而是进一步地揭露它。

其他的支持刘的人认为是11年监禁——虽然公义尽失、恶名昭彰——却还是帮助了08宪章，特别是在国外。在此之前很久，刘及他的处境就被用来和亚当·密契涅克、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纳尔逊·曼德拉相比较。1月19日，哈维尔、图图、达赖喇嘛和其他8人公布了提名刘为2010年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声明。当中国决定不顾国际上对释放刘的呼吁，判处如此重的刑罚，并选择在圣诞节宣布判决，正如刘的支持者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外国领导人可能最终明白了中国政权的实质。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她说人权一定不能影响“更大的中美关系议题”）和同月（她又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对我们的文明社会的一种威胁”）两次讲话中的差别可能并不仅仅是源于刘晓波的审判——最近这次评论是在谷歌宣布中国政府在侵犯他们的服务器之后作出的。但刘的案件是否也起了作用呢？

但是，08宪章的斗争主要还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尽管有证据证明这一宪章的想法——支持中国宪法，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对能看见这一文件的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政府很成功的阻止了宪章的传播。约有1万人已经签名，要不是害怕会有相应的后果，成千上万能够了解这一宪章的人也会签署，这毫无疑问。但即使是签署宪章的人达到了100万人，也少于中国人口的0.1%。中国的统治者明显对他们所蔑视的08宪章很紧张，原因显然不是来自于0.1%的威胁。而是来自于对08宪章运动某天有可能进入到，并引导中国社会广泛和深层的不满的忧心如焚。

最近，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在象腐败、官僚特权、征地、受污染食品和空气及水污染等问题上时而爆发；感谢互联网，这样的问题现在可以引起成百上千的甚至百万千万的抗议者，他们的怒吼有时可以让官僚们收敛几分。2009年5月，邓玉娇，一名刺杀了想要强奸她的醉酒官员的服务员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肯定要被判处刑罚。但上千万的网民站在她的一边在网上齐声宣讨，法庭最终认为她实施的是正当防卫，并当庭释放。直到现在，这种忽如其来的抗议还不能自发组织，形成要求政府改革的推动力。北京最害怕的是宪政推动者和大众的结合；如果这一阶层的抗议者某天有了08宪章，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就真的要面对他们的噩梦了。

译者注：作者简介：林培瑞（Perry Link），1944年出生于纽约州。 1966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69年获文学硕士，1976年获哲学博士。其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 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为美国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 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大河滨分校教授。

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

原文：Washington Post： The Tiananmen Diaries
译文：华盛顿邮报：书评：天安门日记

作者：Perry Link （林培瑞）
发表时间：2009年5月17日
译者首发

图：国家的囚徒（封面）

赵紫阳的秘密日记
由中文版翻译，编辑：Bao Pu, Renee Chiang, 和Adi Ignatius
出版社：Simon & Schuster 306页 定价：$26

当赵紫阳，这位在1989年曾反对对学生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前中国主席，四年前过世的时候，中国高层领导人成立了一个“应急领导小组”，宣称进入到“极为敏感时期”，将武警提升为特别警备状态，并下令铁道部严查前往北京的旅客。如果这是在中国统治中国的人对赵的去世的反应，那么，他们将如何应对在他身后出版的《国家的囚徒》一书呢？在书中赵多次攻击设置障碍和托词（和谄媚、撒谎、推诿和背后中伤）的那些人，其盟友和后代至今仍然大权在握。

无论余波如何，这一点始终如一：同一批人——绝大部分出自于同一群吵吵闹闹的家庭，由共同利益锁定在一起，且习惯于经历动乱和政治上的180度大转弯——将继续掌权。就像滚动的球上的海豹一样，他们善于站在顶部。

但为了保持平衡，这个群体有时需要牺牲一个任性的成员。在1989年，赵，当时的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设计师，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赵曾提出用“对话”，而不是戒严来处理北京的要求民主的示威。在1989年5月17日，他被赶下台，5月19日，他被剥夺了权力。6月4日，士兵们在北京的街头向示威者开枪，数百人死亡。赵紫阳被指控“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并被软禁于家中，直至2005年去世。

现在，在《国家的囚徒》，这本整好在他被清洗20周年的时候出版的书中，赵超脱于坟墓之外，开始发言。他蔑视小集团内不能公开谴责他人的潜规则。他多次直指李鹏、李先念、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和王震的名字。他谴责那次决定戒严的会议是违反党章的，因为他，作为总书记，应当主持这种会议，但甚至连通知都没接到。

这本书是基于1999年到2000年，他谨慎地记录在约30卷录音带的录音。录音剪辑和本书同时被公之于众，一份中文的录音文字版应会同期出现。该材料很大程度上与已知的“天安门文件”（译者注：又称“六四真相”）相吻合。这份文件是2001年出版的未经授权的政府文件汇编，来自于“被关押的谈话”，是赵和他的朋友宗凤鸣的交谈记录， 在2007年得以出版。但是本书的近距离和个人语气色彩十分鲜明。

学者将挖掘《国家的囚徒》，找到历史的细微差别。在本书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清楚，赵早在1988年，在民主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深陷于政治麻烦之中；还有，早在1982年，赵就与胡耀邦就经济政策有所争吵，虽然这两位改革者彼此需要。邓小平则在本书中比在其他地方更鲜明地表现为“教父”的角色：其他的领导者争先接近他，不敢违背他，用他的话来攻击对方。然而，即使是邓，也想为困难的决定而寻求免责之途。这个集团有着独裁的权力，但充满了不安全感。

有时，这些领导者——差不多在顶端的有24个左右——和他们统治的社会出现奇怪的脱节。例如，赵——他比其他人所知更多——以为“老太太和孩子们睡在北京的街道上”来阻止戒严部队的进入。北京民众的确试图阻止部队，但没有老太太睡在街道上。赵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他是大屠杀后政府的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表示失望，说他恶化了政治气氛，因为方“在国外，点名批评了邓小平本人。”但是，方不在国外，他生活在北京郊区，并刻意地保持了沉默。更为严重的是，赵和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出现全国性的抗议不是象表面上那样源于西方，或由于1988年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短期因素，而是来自于长期的深层的对腐败、特权和中共统治下的僵化的“工作单位”制度的深恶痛绝。

1989年，赵敦促其他领导人与示威学生到进入理性对话，他坚持学生们“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根本原则”，而“仅仅是要求我们纠正犯下的错误。”赵真的相信这一点吗？还是他以此来作为保护，如学生们自己所做的那样？当然，学生们知道这是危险的——也的确鲁莽——公开宣布反对统治体系。但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只感兴趣于纠正错误则有点傻。当某些事情不能明白地公共地被提出，学生们有时会采用双关语——比如，唱歌，中国国歌中有这样的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有深意的是从50年代的选定歌曲中节选的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里歌手故意给“新中国”留下模糊的含义。

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1989年赵被监禁之后，他才更加接近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的警卫告诉他打高尔夫“不方便”，他不得不猜测不成文规定的内容以应付“人为借口”，和官员们玩空洞的文字游戏。他对这种待遇的愤慨表明，他是第一次学习他所在的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常见特色。

不过，软禁还是为他提供了阅读和从广的角度反思中国在历史上的状态的机会。在《国家的囚犯》的最后，我们看到赵到达了比他以前所持的任何态度更为激进的立场——中国政府这个长期以来称这一立场为“政治异议”。例如，赵最终下结论说，中国的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最终，中国会需要议会民主制。

在他接近生命的终点时，他观察到“一群紧密结合的利益集团……其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融为一体。这种精英权贵在阻止中国进一步改革，将国家政策调整为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他看到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经济繁荣。社会的统治者声称是他们让上亿人脱离了贫困，但事实是上亿人靠辛勤的长时间的工作让自己脱离了贫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精英们抬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经济大权的顶峰。

海豹们还在持续地踩着球——和过去一样危机四伏，但肯定还是在上面。

林培瑞，“天安门文件”的合著者，任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专业是比较文学和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