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日星期三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纽约书评》学会争论：采访冉云飞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华尔街日报》 书评：艾森豪威尔，一个至高无上的信任
核心提示：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大量对历史的修正，艾森豪威尔始终是一个谜：一个温和的人，形象近乎从容超脱，他的领导赢得了一场全球战争并帮助美国获得了自由世界至高领袖的地位。这是一个在国会与自己的党派较量并几乎每次都能击败政敌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这是一个痛斥国家过度军事化危害的战士。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德《世界报》 高克将成为默克尔身边的强势总统
核心提示：他和默克尔一样亲历了民主德国的逐步崩溃。但约阿希姆·高克不必像默克尔那样在欧洲议会维护德国的利益。他能够将目光投向这场危机对心理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2012年2月10日星期五
2012年2月9日星期四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纽约书评 中国能有民主吗？长平专访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
《纽约时报》米歇尔·奥巴马——第一夫人的演变
核心提示：对米歇尔·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第一夫人，入住白宫后她经历了"处处是新手"，到曾经与幕僚不合作，到再次成为丈夫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的演化。本文是《纽约时报》上根据《奥巴马夫妇》一书内容摘编的报道的全文中译，全网首发。
2012年1月14日星期六
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产经新闻》 北朝鲜军队实际头号人物李英浩
核心提示：军队决定了金正恩体制的命运，而据确认，李英浩就是掌握着军队权力的人。他有着"军事家庭教师"的名声，并主导过对韩国的炮击。他是金正恩姑父、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的左膀右臂，因此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晋升。
译文：对韩炮击的主导者——北朝鲜军队实际头号人物李英浩
时间：12月31日 星期六
作者：桜井紀雄
在北朝鲜金正日总书记的葬礼和追悼大会上，69岁的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站在新领导人金正恩身旁。军队决定了金正恩体制的命运，而据确认，李英浩就是掌握着军队权力的人。他有着"军事家庭教师"的名声，并主导过对韩国的炮击。他是金正恩姑父、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的左膀右臂，因此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晋升。但同时，这也引发了军队内部的强烈反弹，从而埋下内部斗争和对外挑衅的火种。
在28日金总书记的葬礼和告别仪式上，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7年前金日成主席葬礼上未曾出现过的一幕。
手扶右侧车首步行送别灵车的是金正恩，而左侧车首处则是李总参谋长。这给人的印象是，军队是金正恩体制最重要的守护神，李总参谋长则是军队的实际当权者。
在29日的追悼大会上，李英浩站在金正恩右侧，这象征着一种晋升。在金正恩被内定为接班人的2009年2月，李英浩晋升为总参谋长。在金正恩首次公开亮相的去年9月，李英浩与金正恩一起获任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成为最年轻的人民军次帅。
金正恩喜爱篮球，而李英浩的部下就有金过去的篮球教练。李英浩与金正恩之间原本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外，有朝鲜半岛情报领域的人士称，李英浩与张成泽的关系亲密，被认为是张的左膀右臂。正是张成泽无视正常的晋级序列，强行将李英浩提升至军队领导人的位置。
"我们会将首尔变成火海。"
去年6月，韩国军队恢复对北方的宣传广播后，李英浩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就像兑现这句诺言一般，半年之后，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
韩国军队认为，炮击事件的实行者是2年前被从总参谋长降格为西部地区军团长的金格植，但"其背后则是李英浩的参与"。
"炮击"可谓是李英浩的关键词。有逃离北朝鲜的前人民军干部对韩国报纸说，李总参谋长是"天才的炮兵指挥官"，"他熟悉所有的火炮，办公室里还放着炮兵书籍"。
很多韩国人士认为，正是李英浩向金正恩提出炮击建议，并以金正恩的名义下令炮击的。
北朝鲜宣传金正恩时，说他"在大学学习炮兵业务，是炮兵天才"。这也是暗示李总参谋长是金正恩的军事后盾。
"有强烈的野心"
专家认为，在这次葬礼上还有1名军队元老值得注意，那就是金总书记最心腹的人士吴克烈。他是策划1983年缅甸爆炸事件的指挥人物，这次又恢复了在领导层的位置。在金正恩去年正式亮相的时候，吴并没有什么党内的重要职务。
对于吴克烈地位的恢复，关西大学教授、北朝鲜事务研究者李英和根据内部信息分析："张成泽和李英浩虽然掌握着实权，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军队元老的影响力。"
关于延坪岛炮击事件，李英和认为："李英浩空降为军队最高领导者，这在军内引发了强烈反弹。为消除对立批评，才有了（延坪岛事件的）强攻政策。"
另一方面，有人民军内消息称："李英浩有强烈的野心，不会甘居他人之下。"
李英和分析，为了平抑军队的不满，李英浩可能还会对日本和韩国采用更加强硬的政策。家族和军队是金正恩体制的两个支柱，他们的代表分别是张成泽和李英浩，两人也许早晚会爆发冲突。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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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路透社深度报道：中国的准总理曾在政治氛围宽松时求学北大
核心提示：中国的准总理李克强曾经在思想激荡的八零年代求学北大，在"法律系77级"与若干思想开放、赞同西方自由思想、并胸怀理想主义的同学、朋友们一起求学、译书、争辩，其中还包括一些后来因为称为政治异议者而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这一经历会在李克强接过治国大任后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吗？
原文：Insight: China premier-in-waiting schooled in era of dissent
作者：Chris Buckley
发表：2011年10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Insight: China premier-in-waiting schooled in era of dissent
作者：Chris Buckley
发表：2011年10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Reuters/Jo Yong-Hak】
路透社北京消息――很可能成为中国下一届总理的李克强曾经在北大宿舍中与杨百揆挤在一起，翻译一本由英国法官写的书，那时这位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的那些可能因为"颠覆罪"而被投入监狱的同学们并无二致。
三十多年前，副总理李克强和杨百揆跨入了知名的北京大学的大门，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律系77级"的同学，这是由毛泽东发动的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通过恢复了的高考后而进入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
到现在为止，李克强曾经比任何其他的中共党领导人更多地沉浸在了改革的十年中的那种学术和政治氛围之中，那段时期由邓小平开启，也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被军队镇压之后由邓小平结束。
李克强那时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法学学生，他曾经和热情澎湃的支持民主的倡议者们结为好友，这些朋友中后来有一些成为了对党的控制直言不讳的挑战者。其中还包括一些在"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活动家们。
现在，56岁的李克强准备接过政府领导责任，杨百揆和那些昔人友人则在想，曾几何时，要求政治松绑的呼声此起彼伏，那个思潮碰撞的时代将会如何影响李克强治理这个一党制国家？
"当我们一起合作，翻译那本书，交换想法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杨这样回忆李，李克强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当中是少有的可以用英语发言的一位。
"他的倾向很明显是支持西方思想的，他当时肯定不算保守。"杨如是说，这位现居北京的61岁的谢顶的翻译者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么说。"当他谈起话来，肯定不是在背诵毛主席语录。"
"我个人认为他的过去肯定会留下影响。但是他从政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杨在1989年的民主示威中因为写过请愿书和提供过建议而以"反革命"的罪名坐牢将近一年。
李克强本周刚刚访问了北韩和南韩，这是北京想要提升他的形象的最新的一次动作。神秘的中共要等到2012年的党代会才会确定谁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继任者，要到2013年初才会由人大正式宣布谁是新的总理。
李克强、杨和另一位同学刘庸安都曾在翻译Alfred Denning爵士所著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出过力，这本书最近被再版，可能是不经意地提醒人们，这位准备接替温总理的领导人有着怎样的过去。
李克强自己几乎对他的大学生涯不置一词。不过他的同学们和认识他的人说，他过去的经历可以让他被看作是比包括他的提携者胡主席在内的当前的领导人更为务实的政治人物。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属于红色一代，他们没有机会学英语，也不曾浸淫在新思潮或西方观点之中。"一位当年在另一学校的学生活动家陈子明说，他曾经想发动李克强的同学们，也由此结识了李。
"但是李克强的这一代就不同了，不仅因为他的专业是法律，他受教育的时间比较长，也因为他比其他人，例如习近平有更多的机会、更长的时间受到新思潮的影响。"陈子明这么说，习近平很可能是胡锦涛主席的接班人。
"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这种不同之处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这种不同是存在的，在未来会表现出来的。"陈子明现住北京，撰写政治方面的文章，他在1989年的镇压之后曾经入狱。
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年都在农村，但比李克强要提前进入大学。尽管如此，也有人说习近平比李克强还要务实。
英语
这位几乎板上钉钉的中国未来的总理曾经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背诵英语单词，以此打开曾被禁止探索的知识领域。
1977年的高考竞争激烈，而李克强是最后得以进入大学的273000名佼佼者之一，那时改革者们刚刚恢复曾经在毛的运动被中止的传统的大学教育。
1978年年初，李克强从中国东部的安徽省到了北京大学，他的家乡是一个贫穷的农村，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官员。他选择了法律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仍然深受苏联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之后，学习法律似乎是对过去沉寂数年的某种反弹性追求。
何勤华曾经是与李克强同届的82届法学同学，他在一本回忆录中说，"李克强不知疲倦地学英语，刻苦的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他在走路的时候背、在食堂排队的时候背、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和坐车的时候都在背单词。"
李克强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思想，这让他和龚祥瑞走得很近，后者是曾经在西方求学的少有的在毛的清洗中存留下来的中国法学教授。 龚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校学习，是在80年代想学生们传播长期受禁的自由思想的桥梁。
根据龚先生的遗作――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和他在1985年西方宪法教材所提到的，这位老教授很喜欢这位瘦削、认真的李同学，李也成为了几位帮助准备教材和翻译外文书的学生之一，其中就包括Denning爵士所写的那本《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曾经在一篇简短的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中对龚教授表示了敬意，并回忆了那时思想激荡的校园气氛。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李在一篇散文中说："我在北大将近十年，那正是所谓'知识爆炸'的年代。"
"我当时寻找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一种气质，培养学者的情怀。"
那时，邓小平正带领中国走向市场改革，但是许多学者和一些官员向往更大胆的政治变革，这也让党的保守派们提高了警惕。
那些关于权利、法治和公众代表的论述就是李克强在书中、讲座上和学习小组中看到、听到最多的，这些也激起了范围更广的辩论。
"龚祥瑞倡导分治和多党制，他的思想即使在今天，有一些仍是禁区，"姜明安是李克强的一名同学，在2007年的《南方周末》发表的《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http://nf.nfdaily.cn/nanfangdaily/zt/whzt/hfgk30/200706070066.asp）报道中这么说。
"宪政是通向法治的道路，而法治是通向民主的第一步"龚在1996年，在他去世前不久在加州的一个讲座上这么说。
他说："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应当完全地实现宪政民主。"
李克强的一些同学记得，他也曾胸怀着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我了解的过去的李克强是相当大胆的。他的思想前卫、大胆、充满理想主义。"王军涛这么说，他从1994年以来就被流放，现在是提倡在中国进行变革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一（译注：另一位主席是王有才）。
王军涛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他和李曾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中。因为支持1989年的学生抗议，他在其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而被作为"黑手"之一进了监狱。
王军涛在从新泽西打来的电话中说："在所有的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中，李克强是唯一一个曾经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当中生活并与之辩论的人。"
"他理解我们，曾与我们争辩。"
选举时间
在80年代后期，这些辩论从拥挤的教室和宿舍扩散出来，那时，官员们允许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通过竞争成为本校社团的领袖。
在邓小平放出信号表明也许会容忍政改之前的数月，北京大学就测试了这种实验可以走多远，这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
根据目击者们的回忆，超过20多名学生脱颖而出，包括王军涛、杨百揆和李克强的其他朋友们，他们呼吁进行大胆的民主改革，这些聚会吸引了数百名的学生参加。
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之间的差异更为模糊不清――这是用来区分党领导下的[学生会]干部和那些自由学生的说法。
王军涛回忆说，他曾提名李克强竞选学生会的领袖，监督规模更大的学生委员会。
但是李的朋友们的回忆各不相同，在1980年的选举中，李克强要么不在校园内，要么就是想疏远他们。杨百揆――与李一同翻译的那位同学和学生活动家陈子明都说李克强当时支持一位更中庸的候选人，张炜，他的观点是要把经济改革放在前面。
陈说："他们的观点不是反对政治改革，而是经济改革更加紧急，李克强在这一点上比较保守，但他也想要改革。"
邓小平对学生选举热情中有所警惕，又收回了政治上的松绑，随着80年代的岁月流逝，邓小平压制了要求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呼声，李克强的一干同学朋友们的热情逐渐和党的保守分子们形成了冲突，这种冲突在1989年达到了顶点。
但是当同学们进行政策探索、追求独立活动，甚至成为直言不讳的异议者的时候，李克强则留在了更为小心谨慎的轨道上，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在中共的共青团体系中步入仕途，这一组织后来成为了通向更高权力的改革份子们的阶梯。
他在北大完成了硕士学位后在共青团中平步青云，后来成为了知名的市场改革的倡导者厉以宁教授的弟子。
1998年，他被派往河南，一个贫困、不安的中原农业大省，两年后得到提升，成为党委书记。在2004年下半年，他成为辽宁党委书记，那是一个老旧的工业省，通过吸引投资，它重新成为了现代工业中心。
有时，有关李克强和现在被流放的包括王军涛在内的异议者有关系的传言也会流传，让李成为中国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前景黯淡，那是一个比总理还要有权的职位。王这么说。
但是李克强可能成为下届总理，这看起来越来越明确无误，他近来不断高调出访国外，也做了许多重大的政策演讲。他的外交手腕也表明其英语仍然流利。
王说："李克强可以持续获得提升、得到关键人物的青睐说明他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
李克强的保护人胡锦涛主席在即将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也誓言尊重法律和宪法。但后来他治下的政府对异议者进行了镇压，也加强了普遍存在的法外拘押。
李克强的前同学杨百揆说他在80年代后就再没有和李联系过，只能猜测李克强的大学生涯能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记。
杨百揆说："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认为北大的生活会让他更加开放、包容，更为民主。他对法治的理解可能更深入了。但是他现在不能表现出来。那会很危险。"
(本文编辑： Brian Rhoads 和 Raju Gopalakrishnan)
三十多年前，副总理李克强和杨百揆跨入了知名的北京大学的大门，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律系77级"的同学，这是由毛泽东发动的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通过恢复了的高考后而进入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
到现在为止，李克强曾经比任何其他的中共党领导人更多地沉浸在了改革的十年中的那种学术和政治氛围之中，那段时期由邓小平开启，也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被军队镇压之后由邓小平结束。
李克强那时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法学学生，他曾经和热情澎湃的支持民主的倡议者们结为好友，这些朋友中后来有一些成为了对党的控制直言不讳的挑战者。其中还包括一些在"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活动家们。
现在，56岁的李克强准备接过政府领导责任，杨百揆和那些昔人友人则在想，曾几何时，要求政治松绑的呼声此起彼伏，那个思潮碰撞的时代将会如何影响李克强治理这个一党制国家？
"当我们一起合作，翻译那本书，交换想法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杨这样回忆李，李克强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当中是少有的可以用英语发言的一位。
"他的倾向很明显是支持西方思想的，他当时肯定不算保守。"杨如是说，这位现居北京的61岁的谢顶的翻译者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么说。"当他谈起话来，肯定不是在背诵毛主席语录。"
"我个人认为他的过去肯定会留下影响。但是他从政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杨在1989年的民主示威中因为写过请愿书和提供过建议而以"反革命"的罪名坐牢将近一年。
李克强本周刚刚访问了北韩和南韩，这是北京想要提升他的形象的最新的一次动作。神秘的中共要等到2012年的党代会才会确定谁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继任者，要到2013年初才会由人大正式宣布谁是新的总理。
李克强、杨和另一位同学刘庸安都曾在翻译Alfred Denning爵士所著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出过力，这本书最近被再版，可能是不经意地提醒人们，这位准备接替温总理的领导人有着怎样的过去。
李克强自己几乎对他的大学生涯不置一词。不过他的同学们和认识他的人说，他过去的经历可以让他被看作是比包括他的提携者胡主席在内的当前的领导人更为务实的政治人物。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属于红色一代，他们没有机会学英语，也不曾浸淫在新思潮或西方观点之中。"一位当年在另一学校的学生活动家陈子明说，他曾经想发动李克强的同学们，也由此结识了李。
"但是李克强的这一代就不同了，不仅因为他的专业是法律，他受教育的时间比较长，也因为他比其他人，例如习近平有更多的机会、更长的时间受到新思潮的影响。"陈子明这么说，习近平很可能是胡锦涛主席的接班人。
"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这种不同之处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这种不同是存在的，在未来会表现出来的。"陈子明现住北京，撰写政治方面的文章，他在1989年的镇压之后曾经入狱。
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年都在农村，但比李克强要提前进入大学。尽管如此，也有人说习近平比李克强还要务实。
英语
这位几乎板上钉钉的中国未来的总理曾经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背诵英语单词，以此打开曾被禁止探索的知识领域。
1977年的高考竞争激烈，而李克强是最后得以进入大学的273000名佼佼者之一，那时改革者们刚刚恢复曾经在毛的运动被中止的传统的大学教育。
1978年年初，李克强从中国东部的安徽省到了北京大学，他的家乡是一个贫穷的农村，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官员。他选择了法律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仍然深受苏联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之后，学习法律似乎是对过去沉寂数年的某种反弹性追求。
何勤华曾经是与李克强同届的82届法学同学，他在一本回忆录中说，"李克强不知疲倦地学英语，刻苦的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他在走路的时候背、在食堂排队的时候背、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和坐车的时候都在背单词。"
李克强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思想，这让他和龚祥瑞走得很近，后者是曾经在西方求学的少有的在毛的清洗中存留下来的中国法学教授。 龚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校学习，是在80年代想学生们传播长期受禁的自由思想的桥梁。
根据龚先生的遗作――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和他在1985年西方宪法教材所提到的，这位老教授很喜欢这位瘦削、认真的李同学，李也成为了几位帮助准备教材和翻译外文书的学生之一，其中就包括Denning爵士所写的那本《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曾经在一篇简短的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中对龚教授表示了敬意，并回忆了那时思想激荡的校园气氛。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李在一篇散文中说："我在北大将近十年，那正是所谓'知识爆炸'的年代。"
"我当时寻找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一种气质，培养学者的情怀。"
那时，邓小平正带领中国走向市场改革，但是许多学者和一些官员向往更大胆的政治变革，这也让党的保守派们提高了警惕。
那些关于权利、法治和公众代表的论述就是李克强在书中、讲座上和学习小组中看到、听到最多的，这些也激起了范围更广的辩论。
"龚祥瑞倡导分治和多党制，他的思想即使在今天，有一些仍是禁区，"姜明安是李克强的一名同学，在2007年的《南方周末》发表的《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http://nf.nfdaily.cn/nanfangdaily/zt/whzt/hfgk30/200706070066.asp）报道中这么说。
"宪政是通向法治的道路，而法治是通向民主的第一步"龚在1996年，在他去世前不久在加州的一个讲座上这么说。
他说："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应当完全地实现宪政民主。"
李克强的一些同学记得，他也曾胸怀着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我了解的过去的李克强是相当大胆的。他的思想前卫、大胆、充满理想主义。"王军涛这么说，他从1994年以来就被流放，现在是提倡在中国进行变革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一（译注：另一位主席是王有才）。
王军涛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他和李曾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中。因为支持1989年的学生抗议，他在其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而被作为"黑手"之一进了监狱。
王军涛在从新泽西打来的电话中说："在所有的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中，李克强是唯一一个曾经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当中生活并与之辩论的人。"
"他理解我们，曾与我们争辩。"
选举时间
在80年代后期，这些辩论从拥挤的教室和宿舍扩散出来，那时，官员们允许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通过竞争成为本校社团的领袖。
在邓小平放出信号表明也许会容忍政改之前的数月，北京大学就测试了这种实验可以走多远，这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
根据目击者们的回忆，超过20多名学生脱颖而出，包括王军涛、杨百揆和李克强的其他朋友们，他们呼吁进行大胆的民主改革，这些聚会吸引了数百名的学生参加。
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之间的差异更为模糊不清――这是用来区分党领导下的[学生会]干部和那些自由学生的说法。
王军涛回忆说，他曾提名李克强竞选学生会的领袖，监督规模更大的学生委员会。
但是李的朋友们的回忆各不相同，在1980年的选举中，李克强要么不在校园内，要么就是想疏远他们。杨百揆――与李一同翻译的那位同学和学生活动家陈子明都说李克强当时支持一位更中庸的候选人，张炜，他的观点是要把经济改革放在前面。
陈说："他们的观点不是反对政治改革，而是经济改革更加紧急，李克强在这一点上比较保守，但他也想要改革。"
邓小平对学生选举热情中有所警惕，又收回了政治上的松绑，随着80年代的岁月流逝，邓小平压制了要求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呼声，李克强的一干同学朋友们的热情逐渐和党的保守分子们形成了冲突，这种冲突在1989年达到了顶点。
但是当同学们进行政策探索、追求独立活动，甚至成为直言不讳的异议者的时候，李克强则留在了更为小心谨慎的轨道上，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在中共的共青团体系中步入仕途，这一组织后来成为了通向更高权力的改革份子们的阶梯。
他在北大完成了硕士学位后在共青团中平步青云，后来成为了知名的市场改革的倡导者厉以宁教授的弟子。
1998年，他被派往河南，一个贫困、不安的中原农业大省，两年后得到提升，成为党委书记。在2004年下半年，他成为辽宁党委书记，那是一个老旧的工业省，通过吸引投资，它重新成为了现代工业中心。
有时，有关李克强和现在被流放的包括王军涛在内的异议者有关系的传言也会流传，让李成为中国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前景黯淡，那是一个比总理还要有权的职位。王这么说。
但是李克强可能成为下届总理，这看起来越来越明确无误，他近来不断高调出访国外，也做了许多重大的政策演讲。他的外交手腕也表明其英语仍然流利。
王说："李克强可以持续获得提升、得到关键人物的青睐说明他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
李克强的保护人胡锦涛主席在即将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也誓言尊重法律和宪法。但后来他治下的政府对异议者进行了镇压，也加强了普遍存在的法外拘押。
李克强的前同学杨百揆说他在80年代后就再没有和李联系过，只能猜测李克强的大学生涯能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记。
杨百揆说："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认为北大的生活会让他更加开放、包容，更为民主。他对法治的理解可能更深入了。但是他现在不能表现出来。那会很危险。"
(本文编辑： Brian Rhoads 和 Raju Gopalakrish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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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三：李克强》by 王军涛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外交政策》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核心提示：邓小平真正改变了中国，这部有关他的最新传记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但是新出版的由傅高义（Ezra Vogel）执笔的这部《邓小平传》是否也留下了盲点？
原文：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作者：祈士遵（Christian Caryl）
发表：2011年9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祈士遵(Christian Caryl)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评论家。
邓小平是你知之甚少的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除非你是中国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邓所赐，他们得以摆脱贫穷，中国得以跻身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恤衫上印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头像。邓在1997年去世，毫无疑问，在他的祖国以外，他很少被当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当代政治家。
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符号，是因为他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全球性的年轻人反叛权威这一点是个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现在已更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见，但罩在他头上的那种蔑视法律的时髦光环依旧没有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毛那种赤裸裸地拥抱群众暴力的激情或许还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与此相反，邓的市场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渐进，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游行，而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其成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很难说散发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过，邓的一生是漫长的、非凡的，充满了戏剧性，对全世界来说也意义深远。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细爬梳。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把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编撰这部煌煌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上，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邓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细研读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到现在发布的所有会议文件。（我不能说自己很羡慕他有这份苦功，但，这事儿总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过几本邓的传记――从用词简约的杨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丝不苟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义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信息含量的一本。（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曾经写了一本书，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活力非凡，但是那本传记中并没有太多内容。）傅高义的作品钜细靡遗，这当然算是件好事。但是这本928页的书中，有些地方也读得让人疲惫不堪。比如部分章节名称是"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这种。如果你想专门了解邓的职业生涯，你绝对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你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令人失望。傅高义或许并不赞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一本传记，从文体上说，就应该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读者不必费力就能解读的故事。基本事实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创作赫鲁晓夫的传记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还是用讽刺的语气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描摹。而傅高义则相反，似乎相当快地就跳过了他心目的英雄经历过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邓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谜团、令人惊愕的幕后阴谋，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气息，在书中基本没有反应。（译注1：此处提及的几本书的详情见文后注释。）
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就经常去中国，多年来，他与邓的亲属和中共内部高层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触无疑丰富了他的作品。每当傅高义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来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内部人士的观点。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邓的小儿子所说的："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你可以认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经度过30年坎坷职业生涯的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译注：2）像其他外国与会者一样，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误时，中国人并不在场，但是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还是个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他努力推进赫鲁晓夫在政治开放方面的想法，但从未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邓在那时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血腥政治斗争的老练的官员，因此他能够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意识到，如果你的政治体制把领导人们奉若神明，那么把他们还原成人的结果就会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最好还是把神继续供在神坛上，同时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来。当他在70年代末掌权之后，邓就决定首先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和其他数百万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肃，但他依然确定要维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级英雄地位。
这被证明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功战略。邓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在1979年所进行的改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行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拥抱了市场，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傅高义所写："当邓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总额只有不到100亿美元。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扩大了一百倍。"
毫无疑问，邓扩大了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空间，尽管他曾经无情地捍卫中共的领导地位，拒绝从根本上进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邓选择用残酷的武力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抗议，这给他的声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是经济自由化没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评人士证明了自己捍卫共产党地位的能力，这一点不可小觑。傅高义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邓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评价自己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经济特区计划。这次出行让经济改革者们更加大胆，让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从此没有走回头路，今天，世界都为之叹为观止。
在邓小平76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随着伟大领袖，同样也会忽视他人的生命。（据傅高义所写，邓在多年担任军队政委期间，因无惧在必要时牺牲士兵的生命而名声在外。）但渐渐地――或许是在50年代末饿死4500万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时――邓放弃了"毛主席永远正确"的幻想。1961年，邓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笃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党呼吁把经济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当然理解这种呼吁是对他的路线的一种挑战。就是这种意见分歧让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陷入了几乎致命的绝境。邓小平总共被他的对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积蓄了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1977年，邓第三次重返党内，这已是党令人瞩目地实现了打倒毛的极端教条主义的遗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后的事。傅高义明智地紧接着邓的这一次回归而大书特书。据我测算，在这本928页的书中，对1978年-1979年间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页，邓在这段时期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他从其它东亚国家借鉴了许多经验，但没有公开这么说。那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威权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变节的"台湾省。
美国人总是凭直觉把改革和创新与年轻划等号，但是邓在开展这一惊心动魄的变化历程时，已经年过七旬。傅高义高超地把中国巨变的政治细节呈现在读者眼前。
然而，他在描述邓不那么光彩的一面时，并没有展示出大师风范。仅举一例，傅高义在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时，说邓在毛的命令下主导的这场运动是"对55万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的疯狂攻击，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让另外许多人被边缘化。"他写到："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评政府官员，其实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困难处境。这让邓非常恼火。"仅此而已吗？傅高义丝毫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杀、在劳改营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时长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传记作家用其书中主角的视角审视一切，这个理由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仅听对邓小平的批评之词，对他的一生就会有很多地方无法了解。但问题是，傅高义有些过于倾向于用党的逻辑来解释某些事件，比如说天安门大屠杀或西藏问题，有时人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邓粗暴地阻止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对话，傅高义一本正经地说："西方人认为全能的上帝能够批判尘世间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在这儿漏看了什么，但邓和他的同志们倾毕生之力，根据一名德国犹太人（译注：此处应指马克思）的深奥理论来改造中国。这跟中国传统有关吗？奇怪的是，傅高义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就说党确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知为何，对党的批评就不能形成中国价值观。
傅高义并非一贯殷勤有加，他的确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总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对邓在1978-1979年间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丝毫不含讽刺意味，而是说："那是邓为了党国的福祉而排挤了华国锋的一刻。"他还提到，北京的民主墙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判性大字报，那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年轻人受到了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他们缺少经验和智慧来提炼他们的判断。"让《人民日报》来写的话也不过如此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为止，傅高义是最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的一生的传记作者，他应当为此赢得掌声。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能我们就不再有机会知晓。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否还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
译注1：杨炳章（Benjamin Yang）《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
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全传》是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有评价称之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
译注2：该报告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也被经常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相关阅读：
《伦敦书评》玉瓦相杂 黎安友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原文：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作者：祈士遵（Christian Caryl）
发表：2011年9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祈士遵(Christian Caryl)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评论家。
【原文配图】
邓小平是你知之甚少的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除非你是中国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邓所赐，他们得以摆脱贫穷，中国得以跻身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恤衫上印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头像。邓在1997年去世，毫无疑问，在他的祖国以外，他很少被当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当代政治家。
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符号，是因为他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全球性的年轻人反叛权威这一点是个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现在已更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见，但罩在他头上的那种蔑视法律的时髦光环依旧没有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毛那种赤裸裸地拥抱群众暴力的激情或许还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与此相反，邓的市场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渐进，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游行，而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其成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很难说散发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过，邓的一生是漫长的、非凡的，充满了戏剧性，对全世界来说也意义深远。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细爬梳。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把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编撰这部煌煌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上，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邓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细研读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到现在发布的所有会议文件。（我不能说自己很羡慕他有这份苦功，但，这事儿总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过几本邓的传记――从用词简约的杨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丝不苟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义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信息含量的一本。（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曾经写了一本书，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活力非凡，但是那本传记中并没有太多内容。）傅高义的作品钜细靡遗，这当然算是件好事。但是这本928页的书中，有些地方也读得让人疲惫不堪。比如部分章节名称是"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这种。如果你想专门了解邓的职业生涯，你绝对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你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令人失望。傅高义或许并不赞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一本传记，从文体上说，就应该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读者不必费力就能解读的故事。基本事实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创作赫鲁晓夫的传记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还是用讽刺的语气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描摹。而傅高义则相反，似乎相当快地就跳过了他心目的英雄经历过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邓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谜团、令人惊愕的幕后阴谋，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气息，在书中基本没有反应。（译注1：此处提及的几本书的详情见文后注释。）
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就经常去中国，多年来，他与邓的亲属和中共内部高层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触无疑丰富了他的作品。每当傅高义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来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内部人士的观点。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邓的小儿子所说的："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你可以认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经度过30年坎坷职业生涯的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译注：2）像其他外国与会者一样，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误时，中国人并不在场，但是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还是个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他努力推进赫鲁晓夫在政治开放方面的想法，但从未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邓在那时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血腥政治斗争的老练的官员，因此他能够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意识到，如果你的政治体制把领导人们奉若神明，那么把他们还原成人的结果就会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最好还是把神继续供在神坛上，同时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来。当他在70年代末掌权之后，邓就决定首先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和其他数百万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肃，但他依然确定要维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级英雄地位。
这被证明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功战略。邓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在1979年所进行的改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行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拥抱了市场，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傅高义所写："当邓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总额只有不到100亿美元。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扩大了一百倍。"
毫无疑问，邓扩大了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空间，尽管他曾经无情地捍卫中共的领导地位，拒绝从根本上进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邓选择用残酷的武力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抗议，这给他的声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是经济自由化没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评人士证明了自己捍卫共产党地位的能力，这一点不可小觑。傅高义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邓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评价自己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经济特区计划。这次出行让经济改革者们更加大胆，让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从此没有走回头路，今天，世界都为之叹为观止。
在邓小平76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随着伟大领袖，同样也会忽视他人的生命。（据傅高义所写，邓在多年担任军队政委期间，因无惧在必要时牺牲士兵的生命而名声在外。）但渐渐地――或许是在50年代末饿死4500万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时――邓放弃了"毛主席永远正确"的幻想。1961年，邓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笃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党呼吁把经济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当然理解这种呼吁是对他的路线的一种挑战。就是这种意见分歧让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陷入了几乎致命的绝境。邓小平总共被他的对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积蓄了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1977年，邓第三次重返党内，这已是党令人瞩目地实现了打倒毛的极端教条主义的遗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后的事。傅高义明智地紧接着邓的这一次回归而大书特书。据我测算，在这本928页的书中，对1978年-1979年间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页，邓在这段时期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他从其它东亚国家借鉴了许多经验，但没有公开这么说。那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威权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变节的"台湾省。
美国人总是凭直觉把改革和创新与年轻划等号，但是邓在开展这一惊心动魄的变化历程时，已经年过七旬。傅高义高超地把中国巨变的政治细节呈现在读者眼前。
然而，他在描述邓不那么光彩的一面时，并没有展示出大师风范。仅举一例，傅高义在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时，说邓在毛的命令下主导的这场运动是"对55万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的疯狂攻击，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让另外许多人被边缘化。"他写到："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评政府官员，其实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困难处境。这让邓非常恼火。"仅此而已吗？傅高义丝毫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杀、在劳改营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时长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传记作家用其书中主角的视角审视一切，这个理由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仅听对邓小平的批评之词，对他的一生就会有很多地方无法了解。但问题是，傅高义有些过于倾向于用党的逻辑来解释某些事件，比如说天安门大屠杀或西藏问题，有时人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邓粗暴地阻止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对话，傅高义一本正经地说："西方人认为全能的上帝能够批判尘世间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在这儿漏看了什么，但邓和他的同志们倾毕生之力，根据一名德国犹太人（译注：此处应指马克思）的深奥理论来改造中国。这跟中国传统有关吗？奇怪的是，傅高义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就说党确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知为何，对党的批评就不能形成中国价值观。
傅高义并非一贯殷勤有加，他的确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总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对邓在1978-1979年间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丝毫不含讽刺意味，而是说："那是邓为了党国的福祉而排挤了华国锋的一刻。"他还提到，北京的民主墙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判性大字报，那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年轻人受到了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他们缺少经验和智慧来提炼他们的判断。"让《人民日报》来写的话也不过如此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为止，傅高义是最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的一生的传记作者，他应当为此赢得掌声。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能我们就不再有机会知晓。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否还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
译注1：杨炳章（Benjamin Yang）《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
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全传》是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有评价称之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
译注2：该报告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也被经常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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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书评》玉瓦相杂 黎安友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滚石》专访达赖喇嘛
核心提示：达赖喇嘛接受《滚石》杂志的专访，谈论他的转世，他不再担任西藏政府首脑职位的决定，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对阿拉伯之春和本・拉登之死的看法，他的转世灵童，他对人类的恨与恶的诠释等等。
原文：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作者：MELISSA MATHISON
日期：2011年7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人民的保护神：2011年7月8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特区。滚石公司Mark Seliger摄】
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祖拉康寺、艳阳高照，数百名藏人聚集在院子里准备参加一场盛宴。佛教僧侣们舀出白米饭和炖蔬菜分给众人，一时号角冲天，铙钹齐鸣。这种仪式在这儿司空见惯，僧侣们常常向当地村民分发食物，积累善业功德 —— 但这儿的节日气氛似乎与寺庙只有一墙之隔的高僧的心境相通。尽管众多民众衷心请愿，达赖喇嘛终于得偿所愿，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正式退休。
西藏议会曾两度敦促尊者能够重新考虑，但他甚至拒绝读一读他们所写的来信，也不愿与议员们会面。他下定了决心。5月29日，文件得到签署，《西藏宪章》也被修订。该法案标志着西藏流亡社区自愿进行政教分离，这一点令人瞩目：350多年来，达赖喇嘛不再是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领袖。
虽然西藏流亡政府这几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但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社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上仍然有最终决定权。他任命外国使节，决定与中国谈判的范围和时间，有权签署或否决法案，甚至解散议会。现在，随着他的签署，他的正式头衔已经从“国家领袖”变成了“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护者和象征”。达赖喇嘛的许多政治责任将落在洛桑森格的肩头，这是一位43岁的哈佛大学法学学者，他在4月份当选为总理。
中国将这次权利转移称为一个“政治把戏”，拒绝会见森格。共产党政府相信，西藏自治的斗争将随着达赖喇嘛逝世而灰飞烟灭；他们所要做的的就是等待。但是尊者还政于民，依靠民主制度做为反抗中国压迫的有效保障。尊者已年届76，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为西藏掌舵。他相信，藏人必须学会自己扬帆前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出生于藏族小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按照古老的传统、高级喇嘛和护法神的梦境和冥想，最终带领搜索团队找到了这个男孩。两岁时，他成功地辨认出他在前世的遗物和熟人，并被正式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四岁时，他进入首都拉萨，被任命为西藏人民的宗教领袖。15岁时，他成为国家元首。1959年，西藏与中国军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点，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领导流亡藏人。
回顾60多年的领导生涯，达赖喇嘛有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成功的流亡政府，坚定反抗暴政。作为第一个到西方访问的达赖喇嘛，他终生向大众称赞非暴力的优点，为此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他仍然是他的国家的斗争的化身。
我从1990就认识尊者；当时，我为《昆顿》（译注：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之一）担任编剧，这是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影片，讲述达赖喇嘛的童年。自那以后，我们就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我成为一名活动家，为西藏自治继续努力，并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董事。我每天都祈祷丹增嘉措长命百岁。
6月2日，当我们重逢于达赖喇嘛接待处，位于印度山城麦克劳德甘吉一座主要寺庙的背后，他问我，他是否还象上次相遇时那样健康。是的，我告诉他 —— 甚至更年轻。但是，我补充说，他的眼睛看起来老了点。他说，“这才对，” 不过他告诉我，他并不需要重新检查眼镜度数 —— 部分因为他不用计算机。“我甚至从来没试过，”他说，一下子笑了起来，发出招牌式热情洋溢的笑声。“我不会用！”
让我们从那一天开始谈吧；1950年，您成为西藏政府的首脑。当时您只有15岁，而中国人正在入侵你的国家 。
原文：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作者：MELISSA MATHISON
日期：2011年7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人民的保护神：2011年7月8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特区。滚石公司Mark Seliger摄】
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祖拉康寺、艳阳高照，数百名藏人聚集在院子里准备参加一场盛宴。佛教僧侣们舀出白米饭和炖蔬菜分给众人，一时号角冲天，铙钹齐鸣。这种仪式在这儿司空见惯，僧侣们常常向当地村民分发食物，积累善业功德 —— 但这儿的节日气氛似乎与寺庙只有一墙之隔的高僧的心境相通。尽管众多民众衷心请愿，达赖喇嘛终于得偿所愿，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正式退休。
西藏议会曾两度敦促尊者能够重新考虑，但他甚至拒绝读一读他们所写的来信，也不愿与议员们会面。他下定了决心。5月29日，文件得到签署，《西藏宪章》也被修订。该法案标志着西藏流亡社区自愿进行政教分离，这一点令人瞩目：350多年来，达赖喇嘛不再是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领袖。
虽然西藏流亡政府这几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但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社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上仍然有最终决定权。他任命外国使节，决定与中国谈判的范围和时间，有权签署或否决法案，甚至解散议会。现在，随着他的签署，他的正式头衔已经从“国家领袖”变成了“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护者和象征”。达赖喇嘛的许多政治责任将落在洛桑森格的肩头，这是一位43岁的哈佛大学法学学者，他在4月份当选为总理。
中国将这次权利转移称为一个“政治把戏”，拒绝会见森格。共产党政府相信，西藏自治的斗争将随着达赖喇嘛逝世而灰飞烟灭；他们所要做的的就是等待。但是尊者还政于民，依靠民主制度做为反抗中国压迫的有效保障。尊者已年届76，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为西藏掌舵。他相信，藏人必须学会自己扬帆前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出生于藏族小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按照古老的传统、高级喇嘛和护法神的梦境和冥想，最终带领搜索团队找到了这个男孩。两岁时，他成功地辨认出他在前世的遗物和熟人，并被正式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四岁时，他进入首都拉萨，被任命为西藏人民的宗教领袖。15岁时，他成为国家元首。1959年，西藏与中国军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点，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领导流亡藏人。
回顾60多年的领导生涯，达赖喇嘛有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成功的流亡政府，坚定反抗暴政。作为第一个到西方访问的达赖喇嘛，他终生向大众称赞非暴力的优点，为此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他仍然是他的国家的斗争的化身。
我从1990就认识尊者；当时，我为《昆顿》（译注：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之一）担任编剧，这是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影片，讲述达赖喇嘛的童年。自那以后，我们就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我成为一名活动家，为西藏自治继续努力，并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董事。我每天都祈祷丹增嘉措长命百岁。
6月2日，当我们重逢于达赖喇嘛接待处，位于印度山城麦克劳德甘吉一座主要寺庙的背后，他问我，他是否还象上次相遇时那样健康。是的，我告诉他 —— 甚至更年轻。但是，我补充说，他的眼睛看起来老了点。他说，“这才对，” 不过他告诉我，他并不需要重新检查眼镜度数 —— 部分因为他不用计算机。“我甚至从来没试过，”他说，一下子笑了起来，发出招牌式热情洋溢的笑声。“我不会用！”
让我们从那一天开始谈吧；1950年，您成为西藏政府的首脑。当时您只有15岁，而中国人正在入侵你的国家 。
《纽约时报》为被拐越南乡村姑娘抚平创伤
核心提示：王氏梅，这位越南北部最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赫蒙族的一名中年妇女，用她的行动和手工艺品合作社帮助了那些在人口贩卖罪行中成为受害者的女人，并带动转变了小镇的人的态度。
原文：In Vietnamese Village, Stitching the Wounds of Human Trafficking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JULIE COHN
发表 ：2011年8月1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Gillian翻译并校对
【上图：马氏米（Ma Thi Mi）曾被卖到中国当新娘，她如今在合仙（Hop Tien）的王氏梅（Vang Thi Mai）合作所工作，在这儿生产工艺品，然后出售给游客。】
【左图：越南合仙离中越边境不远。】
【左图：王氏梅在整理麻杆。】
王氏梅（Vang Thi Mai）身材矮小，面容祥和，常年的劳作已经磨损了她的双手，她收留了那些女子，并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和整个村庄的命运。
即使是今天，村民们都不太情愿谈及绑架事件，也不愿遵从王氏梅。她以苦口婆心的劝说至少收容了七名女子，在她们返回之后，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她邀请她们到她家里住，并最终将她们带到了一间由她和丈夫共同创办的纺织合作社。
王氏梅的合作社在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和赋予妇女更多权利方面之时，也一直在设法保存少数民族赫蒙族（Hmong ）的传统，这一箭三雕地使她不断获得来自于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她曾得到过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Tran Duc Luong）的探望，还作为赫蒙族文化的代表飞赴法国参加过一个国际工艺博览会。总部设于巴黎的蜡染国际(Batik International)在2007年也参与到了合作之中，随后乐施会(Oxfam) 和明爱(Caritas) 组织也来了。（译注：这两个都是知名的国际慈善组织。）
"当你见到她，并知道她能做到的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蜡染国际的一名项目主管斯蒂芬妮・柏拉姆支格（Stephanie Benamozig）在一封电邮中写道。"我本来以为她是那种穿着商务套装的很严肃的女人，但她却是如此地和蔼可亲和面带笑容的一个人，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小镇的母亲。"
王氏梅凭着自我的进取心和父母的支持，一直到17岁都在接受教育，她是所在省份少有的除了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之外还会读写越南语的人。在她所在省份的赫蒙族人中，有超过60％是文盲，像她这样的教育背景堪称罕见。
她自己的女儿现在是一名教师，她鼓励合作社的妇女也把孩子送到学校。贫穷 、严格的宗法道德观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欠缺，让这里的一些人口贩卖罪行中的幸存者能获得的选择寥寥无几。
合作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王氏梅的卓越技能，这种能力已经被证明很难被复制。 "王氏梅非常坚强，"柏拉姆支格说。"在龙三，王氏梅处理一切。她管理一切。拥有这样人格才能的人并不多见。"
得到王氏梅最初施救的一些姑娘已经出嫁。 "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能够理解她们的男人，他们明白她们的失贞并不是她们的错，他们所爱的是她们的人，"她说道。村里人的态度已经在慢慢变化。
"还有一群老人无法理解并支持我，"王氏梅说道。 "但是其余的――年轻一代――能够去明白我的所为的动机，并支持我。他们也不再排斥那些受害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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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In Vietnamese Village, Stitching the Wounds of Human Trafficking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JULIE COHN
发表 ：2011年8月1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Gillian翻译并校对
【上图：马氏米（Ma Thi Mi）曾被卖到中国当新娘，她如今在合仙（Hop Tien）的王氏梅（Vang Thi Mai）合作所工作，在这儿生产工艺品，然后出售给游客。】
【左图：越南合仙离中越边境不远。】越南合仙――难得会有游客到访合仙（Hop Tien）这个僻静的村庄，要来到这里，他们得沿着崎岖盘旋的上行山路颠簸前行一番，一路上充满惊险，然后才能一窥这个笼罩在朦胧之中的沉睡小村。
当游人们匆匆行走于越南北部地势险峻的山野美景之中时，他们往往会对这一地区被排斥的众多女性视而不见，同样被忽略的还有一名已经开始反抗这一切的女人所展现的大无畏决心。
十多年前，人贩子突然开始造访这个似被世人遗忘的、遍布着高耸的石灰岩峭壁和葱翠山谷的地方，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抢掠妇女和小孩，然后把他们运往不到四英里远的中国进行越境贩卖。
首批掠夺者于2003年进入合仙，他们提出要给一些年轻女子买新鞋，语调听起来貌似没有什么恶意。然后那些女子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又有另外一些人失踪，这些年龄全都在16至22岁之间的姑娘家被卖给别人做妻子、奴工或性工作者。
根据联合国的跨机构贩卖人口调查项目（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Project on Human Trafficking）在该区域的项目主管马修・弗里德曼(Matthew Freedman)所说，在越南，她们是相对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的受害者，绑架和贩卖年仅5、6岁的儿童的行为也是顽疾之一。
据美国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一份人权报告记载，中国警方说，在2001年-2005年间，他们在中越边境地带解救了超过1,800名被贩卖人口。弗里德曼说，自那以后，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中，越南"已经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且行之有效的反拐行动。"但是，越南在这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人口贩卖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旦她们被营救出来，这些受害者身上的耻辱标记是个大问题。这儿的村民就绑架事件报案后，越南当局与中国官员合作，找到了那些女子，然后她们显然就被遣返回家了。
但在察觉到其中两名女子怀上身孕之后，居民一时的欢欣之情迅速转化为憎恶情绪。还有迅速蔓延的消息说，其他女人也被强行充当性工作者，即便是那些没有背负性交易标签的女子也难以自保。
担忧家里的女子已经失身令整个家庭蒙羞，有几户家庭很快就与被绑架的女儿断绝了关系。有些女孩只好在半山腰搭建起了用于栖身的临时帐篷，蓝色的斑纹即使距离镇子相当远也还是可以看见。
她们被抛弃了，没有食物和收入， 也看不到希望。
当游人们匆匆行走于越南北部地势险峻的山野美景之中时，他们往往会对这一地区被排斥的众多女性视而不见，同样被忽略的还有一名已经开始反抗这一切的女人所展现的大无畏决心。
十多年前，人贩子突然开始造访这个似被世人遗忘的、遍布着高耸的石灰岩峭壁和葱翠山谷的地方，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抢掠妇女和小孩，然后把他们运往不到四英里远的中国进行越境贩卖。
首批掠夺者于2003年进入合仙，他们提出要给一些年轻女子买新鞋，语调听起来貌似没有什么恶意。然后那些女子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又有另外一些人失踪，这些年龄全都在16至22岁之间的姑娘家被卖给别人做妻子、奴工或性工作者。
根据联合国的跨机构贩卖人口调查项目（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Project on Human Trafficking）在该区域的项目主管马修・弗里德曼(Matthew Freedman)所说，在越南，她们是相对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的受害者，绑架和贩卖年仅5、6岁的儿童的行为也是顽疾之一。
据美国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一份人权报告记载，中国警方说，在2001年-2005年间，他们在中越边境地带解救了超过1,800名被贩卖人口。弗里德曼说，自那以后，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中，越南"已经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且行之有效的反拐行动。"但是，越南在这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人口贩卖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旦她们被营救出来，这些受害者身上的耻辱标记是个大问题。这儿的村民就绑架事件报案后，越南当局与中国官员合作，找到了那些女子，然后她们显然就被遣返回家了。
但在察觉到其中两名女子怀上身孕之后，居民一时的欢欣之情迅速转化为憎恶情绪。还有迅速蔓延的消息说，其他女人也被强行充当性工作者，即便是那些没有背负性交易标签的女子也难以自保。
担忧家里的女子已经失身令整个家庭蒙羞，有几户家庭很快就与被绑架的女儿断绝了关系。有些女孩只好在半山腰搭建起了用于栖身的临时帐篷，蓝色的斑纹即使距离镇子相当远也还是可以看见。
她们被抛弃了，没有食物和收入， 也看不到希望。
【左图：王氏梅在整理麻杆。】王氏梅（Vang Thi Mai）身材矮小，面容祥和，常年的劳作已经磨损了她的双手，她收留了那些女子，并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和整个村庄的命运。
即使是今天，村民们都不太情愿谈及绑架事件，也不愿遵从王氏梅。她以苦口婆心的劝说至少收容了七名女子，在她们返回之后，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她邀请她们到她家里住，并最终将她们带到了一间由她和丈夫共同创办的纺织合作社。
为了生产服装和其它成品，她教她们如何将麻秆分拆成一缕一缕的，然后再将它们纺成线，之后再织成布，再给布上色 。"当我开始和这些受害者一同工作时，镇上居民就会对我横加排斥和指责，说我不该和那些姑娘混在一起，"49岁的王氏梅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们说，那些姑娘已不再纯洁，我不应该帮助和照顾这些不纯的女人。我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她们的罪过，是其他人的可耻行径让她们成为受害人。"
王氏梅曾是一名护士，并且在过去一直担任所在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她告诉那些已经返回的女子不要去理会村民们的轻蔑。 "我对她们说，当她们能够挣钱，能够独自养活自己和用赚来的钱关心他人时，镇上居民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想法，"她这么说。
事实上，村里的其他妇女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注意到合作社的效益并渴望加入其中。如今，这所合作社吸收了110名妇女，相当强大，在那里工作可以让一个家庭的收入增加四倍。即使一些男性也开始为那儿做些繁重的体力活和更需要劳力的杂事了。王氏梅说，这么多年来，她也会将国内暴力事件的受害人带入到合作社中。
在最近的一次参观中，在木制织布机发出的富有节奏感的噼啪声里，两位母亲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在烟雾弥漫的晨间时分，一名年轻女子慢条斯理而又耐心细致地将一件底样缝制成了一张新的方布。
王氏梅解释说，当这样的一件工艺品被出售之后，所得收入就会被平均分配到参与了产出此商品的姑娘手中。她会从每件产品中拿出3000越南盾(不到15美分)为"雨天基金"筹款，以便帮助那些女子。
现如今，合作社把产品卖给数量不断增长的来访游客。其他客户包括法国大使馆、一家旅游公司、一位酒店老板和一家位于河内（Hanoi）的出口公司，该公司会将产品推向全球若干国家。
这所村庄位于龙三（ Lung Tam）公社内，依然很穷，但它的收入比以前要多，并在许多方面显得比河江 (Ha Giang)其它一些乡村要优裕，河江是越南最北边的省份和最贫穷的区域之一。村庄里超过90％的居民属于少数民族，靠着陡峭的黄连山脉(Huang Lien and Can Ty)，大部分人靠务农勉强维持生计――年均人收入不足250美元。
王氏梅曾是一名护士，并且在过去一直担任所在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她告诉那些已经返回的女子不要去理会村民们的轻蔑。 "我对她们说，当她们能够挣钱，能够独自养活自己和用赚来的钱关心他人时，镇上居民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想法，"她这么说。
事实上，村里的其他妇女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注意到合作社的效益并渴望加入其中。如今，这所合作社吸收了110名妇女，相当强大，在那里工作可以让一个家庭的收入增加四倍。即使一些男性也开始为那儿做些繁重的体力活和更需要劳力的杂事了。王氏梅说，这么多年来，她也会将国内暴力事件的受害人带入到合作社中。
在最近的一次参观中，在木制织布机发出的富有节奏感的噼啪声里，两位母亲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在烟雾弥漫的晨间时分，一名年轻女子慢条斯理而又耐心细致地将一件底样缝制成了一张新的方布。
王氏梅解释说，当这样的一件工艺品被出售之后，所得收入就会被平均分配到参与了产出此商品的姑娘手中。她会从每件产品中拿出3000越南盾(不到15美分)为"雨天基金"筹款，以便帮助那些女子。
现如今，合作社把产品卖给数量不断增长的来访游客。其他客户包括法国大使馆、一家旅游公司、一位酒店老板和一家位于河内（Hanoi）的出口公司，该公司会将产品推向全球若干国家。
这所村庄位于龙三（ Lung Tam）公社内，依然很穷，但它的收入比以前要多，并在许多方面显得比河江 (Ha Giang)其它一些乡村要优裕，河江是越南最北边的省份和最贫穷的区域之一。村庄里超过90％的居民属于少数民族，靠着陡峭的黄连山脉(Huang Lien and Can Ty)，大部分人靠务农勉强维持生计――年均人收入不足250美元。
【右图：正在王氏梅的合作社中缝制布艺的一名妇女。】
王氏梅的合作社在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和赋予妇女更多权利方面之时，也一直在设法保存少数民族赫蒙族（Hmong ）的传统，这一箭三雕地使她不断获得来自于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她曾得到过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Tran Duc Luong）的探望，还作为赫蒙族文化的代表飞赴法国参加过一个国际工艺博览会。总部设于巴黎的蜡染国际(Batik International)在2007年也参与到了合作之中，随后乐施会(Oxfam) 和明爱(Caritas) 组织也来了。（译注：这两个都是知名的国际慈善组织。）
"当你见到她，并知道她能做到的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蜡染国际的一名项目主管斯蒂芬妮・柏拉姆支格（Stephanie Benamozig）在一封电邮中写道。"我本来以为她是那种穿着商务套装的很严肃的女人，但她却是如此地和蔼可亲和面带笑容的一个人，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小镇的母亲。"
王氏梅凭着自我的进取心和父母的支持，一直到17岁都在接受教育，她是所在省份少有的除了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之外还会读写越南语的人。在她所在省份的赫蒙族人中，有超过60％是文盲，像她这样的教育背景堪称罕见。
她自己的女儿现在是一名教师，她鼓励合作社的妇女也把孩子送到学校。贫穷 、严格的宗法道德观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欠缺，让这里的一些人口贩卖罪行中的幸存者能获得的选择寥寥无几。
合作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王氏梅的卓越技能，这种能力已经被证明很难被复制。 "王氏梅非常坚强，"柏拉姆支格说。"在龙三，王氏梅处理一切。她管理一切。拥有这样人格才能的人并不多见。"
得到王氏梅最初施救的一些姑娘已经出嫁。 "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能够理解她们的男人，他们明白她们的失贞并不是她们的错，他们所爱的是她们的人，"她说道。村里人的态度已经在慢慢变化。
"还有一群老人无法理解并支持我，"王氏梅说道。 "但是其余的――年轻一代――能够去明白我的所为的动机，并支持我。他们也不再排斥那些受害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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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去成都博客：专访成都本地的涂鸦艺术家之一 Sack
核心提示：成都大约有20名涂鸦艺术家。这是对其中一位的专访。
原文：Graffiti Goes Local - a tagger without borders: Sack
时间：2011.7.8 星期五
作者：Joe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为什么要涂鸦？
我希望表达自己。我脑子里有非常多的想法，我必须找到一个途径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告诉别人。通过我的涂鸦，我想展示成都的文化——比如成都式的性格，还有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生活。象喝茶、吃火锅和打麻将，这些是成都的真实生活。涂鸦可以展示给所有的人。我希望这里的涂鸦艺术能得到发展，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明白你涂的是什么。所以你会去涂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能理解的，（因此也是）你想去表达或阐释的。
原文：Graffiti Goes Local - a tagger without borders: Sack
时间：2011.7.8 星期五
作者：Joe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Sack是成都本地人，21岁，他第一次是在一本美国滑板运动杂志上瞟到了一眼涂鸦艺术的风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了成都很小的涂鸦社区里的几名活跃的成员之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不允许随意喷涂的地方涂鸦，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商业赞助，甚至还获得了政府资助。现在他正在法国学习应用视觉艺术。
为什么要涂鸦？
我希望表达自己。我脑子里有非常多的想法，我必须找到一个途径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告诉别人。通过我的涂鸦，我想展示成都的文化——比如成都式的性格，还有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生活。象喝茶、吃火锅和打麻将，这些是成都的真实生活。涂鸦可以展示给所有的人。我希望这里的涂鸦艺术能得到发展，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明白你涂的是什么。所以你会去涂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能理解的，（因此也是）你想去表达或阐释的。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Grantland：”我能签张支票吗？“――姚明的意义
核心提示：对于美国的亚裔移民及其子女来说，姚明是一位使者，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志。
原文：Can I Write Check?
时间：2011.7.12 星期二
作者：Jay Caspian Kan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D.Clarke Evans/NBAE/Getty Images】
几周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在新手赛季可能会给亚裔美国人带来特别意义的文章，尤其是对那些像我一样还不好定义的一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听说姚明计划从NBA退役以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择了错误的偶像。从我在萨菲科运动场度过的那个夏天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当我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对于Mariners右外场手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译注：右外场手是于棒球比赛中防守右外野的选手）。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些想借体育来做在美国社会生活的稳定纽带的这种愚钝和不成功的孩子来说，自己的象征性意义有多重要，也许他也不想了解。当然没有任何人要承担作为“你周围的标杆”的义务（尤其是当“人”这个变量是由跟你从来没有交集的群体定义的时候），当我在这个赛季观看铃木一郎对抗赛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伴随着一个英雄末路常常会出现的情绪低潮，铃木一郎的没落让我对姚明的自我掌控甚为欣赏。
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巨大希望来自于12亿人，姚明是中国人，他的水准超出了我们以前的经验值。姚明如同喜马拉雅山雪人一样的大脚掌超过了中国的对手（那时，我们相信他真的存在吗？）。在采访中，当有人话外有音地问到为什么在Jay Williams之前起草未经确认的脑垂体事故时，那些通过翻译进行的被严格监控的媒体访谈是为了保护参加大学篮球赛的每一个人的最有利的辩护。而当他第一次出现在NBA赛场时，公众齐刷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姚太高大了。
最初赢得美国粉丝支持的是他的身高和中国面孔。不管你是谁，都不大可能被视为一个七到六英尺的外国人。但至少在亚裔美国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怀疑，那就是仅仅在铃木一郎将美国联盟MVP杯收入囊中的十一个月以后，姚明参加了NBA的首场比赛。 黄皮肤所扮演的角色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此外，更详细地对比一下可知，铃木一郎被打造成了一个更好的英雄。在姚还处在笨拙地起步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酷了。当姚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神秘感。他们的英语都说得不是特别好，两人在交流时都需要借助翻译，但是铃木一郎有时候表现得是因为他太酷了所以不怎么说英语，而姚的新闻发布会感觉有一些照本宣科和不了解美国。别的不多说，铃木一郎通过拍摄时尚杂志照片和在公众场合亮相为自己打造品牌。但姚明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是一副皱着眉的样子。两个人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但是铃木一郎至少让我们感觉的确是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而早期的姚明看起来好像仅仅为他自己的国家而战——-一棵为了显示中国能够制造出多么优秀的天才而被送到展示台上的摇钱树。
每一位移民美国的孩子都能体会那种看到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自在的打心底里的害怕，比如家长会，或者买车，甚至和杂货店店员交流。那会让你肌肉紧张，呼吸困难。每一个灾难性的场景都如期而至——你的母亲讲英文时忽然卡住，她可能会说出一些愚蠢无知的话，然后你每次都抱有的幻想，或者说每次希望的那些幻想，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对于姚明，我也一直有类似的担忧。过去九年里，我在电视上看着他就如同在看着我的父母一样，这很荒诞可笑，但就是那么重要。我担心他某个单词会发音错误，会闹出笑话，或在谈到他的黑人队友时会说出不得体的话。是的，我也许不应该把一个7.6英尺高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挑选措辞和移民父母为了打消身边人的质疑被这个残酷现实的国家所接受而谨言慎行的情况相提并论，但当成龙、李连杰、李小龙、铃木一郎、姚明，还有烹饪节目具有可参考的文化范围时，有时候你不由自主会夸大，会模糊界限，甚至去制造你潜意识里所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同不过是建立在对传奇人物模仿的基础之上的时代，当我们照镜子时，会发现我们是由那样的模仿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而成的。我们还能从其他哪些地方找到相似例子？玛格丽特.周？虎妈？还是喜福会？
移民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我们熟知的故事，都是很大程度上经过讲述者加工后的，并曾被遮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思乡情切的一群人，他们早已失去了与故乡相连的根。剩下的那些是由移民地下一代写成的，那些故事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作为尴尬父母的孩子的怪异感受。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来到美国时不具备任何工作所需的语言或文化背景的人的经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任何资料、小说或电影比姚明在过去九年中上演的《真人秀》更好地反映出文化适应性的问题。至少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如此多的人所关注。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还有哪儿比在运动场上能立刻成为一个国家中公众皆知的熟脸呢？姚明在美国职业生涯中从一个板凳队员成长为一个职业联盟中最受欢迎的运动员的一点一滴都广为人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质疑他的诚实和认真。我们喜欢Dirk，也喜欢姚明——这两个人起初都置身于美国人的质疑和怀疑中。两人都承担着美国人的情感价值。和铃木一郎不同，前者追求的杰出风格是孤独和迷人（我始终认为一郎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参加哪个球队，和多大规模的团队合作，他的职业发展也会跟现在的没什么两样），而姚明把自己与美国相连。对于在未被定义的一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姚明真正的胜利在于他认真而忠实地扮演了一个移民的角色。如果他们所说，姚明用比赛说明了一切。而且他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外交大使和激励的榜样，不仅仅对于他的祖国中国来讲如此，对于亚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讲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Jay Caspian Kang是Grantland的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小说《死亡不会改善》（Dead Do Not Improve ）将由兰登书屋在明年夏季出版。可在推特@maxpower51上关注他的情况。
原文：Can I Write Check?
时间：2011.7.12 星期二
作者：Jay Caspian Kan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D.Clarke Evans/NBAE/Getty Images】
几周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在新手赛季可能会给亚裔美国人带来特别意义的文章，尤其是对那些像我一样还不好定义的一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听说姚明计划从NBA退役以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择了错误的偶像。从我在萨菲科运动场度过的那个夏天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当我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对于Mariners右外场手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译注：右外场手是于棒球比赛中防守右外野的选手）。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些想借体育来做在美国社会生活的稳定纽带的这种愚钝和不成功的孩子来说，自己的象征性意义有多重要，也许他也不想了解。当然没有任何人要承担作为“你周围的标杆”的义务（尤其是当“人”这个变量是由跟你从来没有交集的群体定义的时候），当我在这个赛季观看铃木一郎对抗赛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伴随着一个英雄末路常常会出现的情绪低潮，铃木一郎的没落让我对姚明的自我掌控甚为欣赏。
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巨大希望来自于12亿人，姚明是中国人，他的水准超出了我们以前的经验值。姚明如同喜马拉雅山雪人一样的大脚掌超过了中国的对手（那时，我们相信他真的存在吗？）。在采访中，当有人话外有音地问到为什么在Jay Williams之前起草未经确认的脑垂体事故时，那些通过翻译进行的被严格监控的媒体访谈是为了保护参加大学篮球赛的每一个人的最有利的辩护。而当他第一次出现在NBA赛场时，公众齐刷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姚太高大了。
最初赢得美国粉丝支持的是他的身高和中国面孔。不管你是谁，都不大可能被视为一个七到六英尺的外国人。但至少在亚裔美国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怀疑，那就是仅仅在铃木一郎将美国联盟MVP杯收入囊中的十一个月以后，姚明参加了NBA的首场比赛。 黄皮肤所扮演的角色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此外，更详细地对比一下可知，铃木一郎被打造成了一个更好的英雄。在姚还处在笨拙地起步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酷了。当姚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神秘感。他们的英语都说得不是特别好，两人在交流时都需要借助翻译，但是铃木一郎有时候表现得是因为他太酷了所以不怎么说英语，而姚的新闻发布会感觉有一些照本宣科和不了解美国。别的不多说，铃木一郎通过拍摄时尚杂志照片和在公众场合亮相为自己打造品牌。但姚明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是一副皱着眉的样子。两个人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但是铃木一郎至少让我们感觉的确是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而早期的姚明看起来好像仅仅为他自己的国家而战——-一棵为了显示中国能够制造出多么优秀的天才而被送到展示台上的摇钱树。
每一位移民美国的孩子都能体会那种看到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自在的打心底里的害怕，比如家长会，或者买车，甚至和杂货店店员交流。那会让你肌肉紧张，呼吸困难。每一个灾难性的场景都如期而至——你的母亲讲英文时忽然卡住，她可能会说出一些愚蠢无知的话，然后你每次都抱有的幻想，或者说每次希望的那些幻想，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对于姚明，我也一直有类似的担忧。过去九年里，我在电视上看着他就如同在看着我的父母一样，这很荒诞可笑，但就是那么重要。我担心他某个单词会发音错误，会闹出笑话，或在谈到他的黑人队友时会说出不得体的话。是的，我也许不应该把一个7.6英尺高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挑选措辞和移民父母为了打消身边人的质疑被这个残酷现实的国家所接受而谨言慎行的情况相提并论，但当成龙、李连杰、李小龙、铃木一郎、姚明，还有烹饪节目具有可参考的文化范围时，有时候你不由自主会夸大，会模糊界限，甚至去制造你潜意识里所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同不过是建立在对传奇人物模仿的基础之上的时代，当我们照镜子时，会发现我们是由那样的模仿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而成的。我们还能从其他哪些地方找到相似例子？玛格丽特.周？虎妈？还是喜福会？
移民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我们熟知的故事，都是很大程度上经过讲述者加工后的，并曾被遮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思乡情切的一群人，他们早已失去了与故乡相连的根。剩下的那些是由移民地下一代写成的，那些故事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作为尴尬父母的孩子的怪异感受。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来到美国时不具备任何工作所需的语言或文化背景的人的经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任何资料、小说或电影比姚明在过去九年中上演的《真人秀》更好地反映出文化适应性的问题。至少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如此多的人所关注。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还有哪儿比在运动场上能立刻成为一个国家中公众皆知的熟脸呢？姚明在美国职业生涯中从一个板凳队员成长为一个职业联盟中最受欢迎的运动员的一点一滴都广为人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质疑他的诚实和认真。我们喜欢Dirk，也喜欢姚明——这两个人起初都置身于美国人的质疑和怀疑中。两人都承担着美国人的情感价值。和铃木一郎不同，前者追求的杰出风格是孤独和迷人（我始终认为一郎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参加哪个球队，和多大规模的团队合作，他的职业发展也会跟现在的没什么两样），而姚明把自己与美国相连。对于在未被定义的一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姚明真正的胜利在于他认真而忠实地扮演了一个移民的角色。如果他们所说，姚明用比赛说明了一切。而且他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外交大使和激励的榜样，不仅仅对于他的祖国中国来讲如此，对于亚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讲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Jay Caspian Kang是Grantland的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小说《死亡不会改善》（Dead Do Not Improve ）将由兰登书屋在明年夏季出版。可在推特@maxpower51上关注他的情况。
译注：文章的标题来自于姚明所拍摄的VISA信用卡的广告，广告中姚明作为一名外国人在和美国本地的杂货店店员及其他顾客的交流中略显不适，他问道：“我能签张支票吗？”而杂货店老板说：“没看到牌子？”（牌子上写这“不收支票”），但姚明把对方的俚语回答当成了“Yao”的发音，于是一再纠正他自己姓姚。这则广告可以在这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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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华尔街日报》：未来的中国第一夫人更多地走到镁光灯下
核心提示：下届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热门人选习近平有位明星妻子。彭丽媛近日成为世卫组织防治结核病和艾滋病的亲善大使，使得在她身上的国际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7日，http://goo.gl/7m6Cn
作者：杰里米 佩奇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人们常常说，彭丽媛比她丈夫的名气更大，虽然她的丈夫习近平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任的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
今年48岁的彭女士，因为成为世卫组织防治结核病和艾滋病的亲善大使，使得在她身上的国际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项任命使她成为第一位承担如此重要国际角色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配偶，同时这也暗示着明年习先生经过十年一次的党内洗牌如愿以偿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的领导人风格可能会发生改变。
现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妻子刘永清，即使在中国也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且几乎从来不公开讲话。她确实陪同他进行过一些海外访问，但今年一月却没有陪同他一起去访问美国。
胡锦涛前任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也一直保持低调。
但是彭女士似乎更适合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就像米歇尔・奥巴马和法国的卡拉・布鲁尼-萨科齐一样。其中后者是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亲善大使。
彭女士拥有解放军音乐剧团的少将军衔，本身就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明星，在那些中国高官的配偶中显得鹤立鸡群。
她不仅每年都在国家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而且好几年前就已经是中国卫生部的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了。
她还打破了以前的惯例，在一次国营杂志社的采访中讨论她的丈夫：”当他回家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国家领导人这档子事儿。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而已。当我回到家，他也不把我看成大明星。我在他眼中也只是他的妻子而已。”
但她很明显不愿意谈论他的职位，而且自2007年他升至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后就不再和他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了。
因为这份亲善大使的工作会涉及到采取积极行动，敦促各国政府部门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防治这两种疾病和帮助患者，所以显得尤其引人瞩目——尽管中国政府一般很讨厌任何有干涉别国内政嫌疑的事情。
“世卫组织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份新闻稿，彭女士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的就职仪式上如此说。”我希望在世卫组织挽救结核病和艾滋病人生命的伟大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我的工作能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危险病人。“
世界卫生组织说，她将参加一系列高调活动来帮助提高国际社会对这两种疾病的关注，2009年这两种疾病共导致了350多万人死亡。此外世卫组织还说，她将呼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确保患者能得到需要的预防措施、护理和医疗服务。
2010年12月6日星期一
纽约客 国家的仆人 査建英笔下的王蒙
核心提示：中国最著名的作家王蒙是一名改革者还是一位辩护士？
原文：SERVANT OF THE STATE
来源：《纽约客》
作者：査建英
发表时间：2010年11月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异议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最后一天，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主宾国，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下届总书记接班人席近平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揭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展览以及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现年七十六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仪表整洁，戴着黑框眼镜，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前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这番评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将中国当代文学比作中国制造的产品。：量多，价廉，低附加值，毫无品牌。颇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网民和博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出卖了自己良心的老者，一个没有灵魂的体制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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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客》
作者：査建英
发表时间：2010年11月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异议
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最后一天，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主宾国，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下届总书记接班人席近平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揭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展览以及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现年七十六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仪表整洁，戴着黑框眼镜，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前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这番评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将中国当代文学比作中国制造的产品。：量多，价廉，低附加值，毫无品牌。颇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网民和博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出卖了自己良心的老者，一个没有灵魂的体制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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