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LRB·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 来源：伦敦书评 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 发表时间：2005年11月 译者、校对：@xiaomi2020
作者简介：黎安友是1919班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他是《天安门文件》的联合作者，和Bruce Gilley合著过《中国的新统治者》。
书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Mao: The Unknown Story
作者：张戎和哈利戴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出版社：Cape
页数：814 pp
定价：£25.00
出版时间：2005年6月
ISBN 0 224 07126 2
毛泽东漫长的、邪恶的一生已经有了好几本英文的长篇传记。张戎和哈利戴写的这本是最长的，超过了菲利普·肖特（Philip Sort）的《毛》（1999）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这本书在调研上花费的精力是超乎寻常的。从所记录的最早的访谈日期来看，至少从1986年开始，作者就已经开始为这本书工作了。访谈使作者们能够从许多高层和有意思的人那里获得一手资料，第一个访谈对象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1。他们也深入到了长征的偏远地带、毛在延安时的窑洞、超过20个毛在全国的秘密私人别墅、俄罗斯总统府和外交部的档案、还有其他，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伦敦和华盛顿的档案库中。他们甚至想进入平壤的中国战争纪念馆，不过失败了。
这本书收录了在38个国家、363个按人名排列的访谈，包括两位前美国总统、李光耀、新加坡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毛的助手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前日本内阁部长，（他承认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总理赶到中南海的厕所里）、毛的女儿和外孙、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张和哈利戴也收录了几十个匿名的访谈，包括了一名在延安的洗衣工，它描述毛的内衣是用上好的棉制作；一名药剂师，在1940年代他曾经被指控为毛的一位政治对手开来苏水；在延安时期毛的女儿的奶妈；毛的别墅中的服务员，许多毛的“女朋友”。他们也采用了上千条没有档案记录的消息来源，包括与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所写的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文章。这些资料中也包括了许多我，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和政治专家们都不熟悉的内容。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几乎在每一章当中，张和哈利戴都写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中的一些如果是真实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可称得上是大新闻。早在江西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攒了大量的私人财富；在长征中他的部队只真正的打过一仗；他们能够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是蒋介石特地允许的；长征中最著名的一战根本没有发生；1962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毛曾经攻打过印度。
其他的独家揭秘则对揭示毛的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时期他就曾经对一名政敌投毒。如果能够帮助他提升在党内的地位，他可以将自己的战士送上屠宰场。他在刘少奇被缓慢地折磨至死的过程中自得其乐。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是自私和无情的。张戎和哈利戴在此之上，又增加了以下的特征：残酷、超级权力狂、缺乏理想和同情、懒惰、为权力而挑起革命只为了满足嗜杀和性欲。
无论是在时间上、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中，都很难想象有比毛更全景式的人物了。张戎和哈利戴完全聚焦于毛泽东。在他周围，我们可以一窥共产党领导人的懦弱和愚蠢，他们要么向周恩来一样受毛泽东的摆布，要么就被毛泽东杀掉。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政治运动造就了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折磨、杀戮和毁坏而全无善意，在其统治之下的人民陷于贫困和无力。或许有人想这样解释毛泽东政权的暴力和长寿，书中字里行间未能体现更强大的历史力量：社会逻辑或体制化的解释、中国在冷战期间夹在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性地理位置。这些理论在这本道德感强烈的书中都显得太过无情，好像在为毛泽东开脱，似乎他并不总是有意要造成他领导下的重重灾难。
考虑到中国的档案总是迷雾重重，专制政权对历史和宣传的强力控制，毛泽东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鲜为人知的，这不算出人意料。邓小平在1981年为了保障政权延续，在党的会议上定下了官方对毛的评价：七分对、三分错。毛泽东，或是毛式象征仍然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他的形象在党的官员们心中仍然是光辉的。邓小平的决定影响了对这一前独裁者的所有官方描写，也包括在中国可以公开发表的所有和毛泽东有关的内容。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在中国之外，已经没有历史学家试图将过去对毛的那种浪漫幻想转化为圣人、智者和人道英雄，但是张戎和哈利戴的毛泽东传即使是对今天已经不再抱有神秘化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新的发现。
但是，这本书也存在问题。他们的许多发现都来自于不能被检验的信息来源，另外的一些则是公开的猜测，或是基于次要证据，还有一些则是不真实的。
有两种不可验证的消息来源。匿名的访谈和没有发表的文章或书。前者包括“上海代表的妻子”，与“一位当地的党史学者的访谈”、一位“过去的地下工作者”的访谈、一位“知情人”的访谈、一位“了解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的访谈、“毛泽东的女朋友”的访谈、“毛泽东的私人工作人员”的访谈与一位“俄罗斯内部人士”的访谈和一位“家庭成员”的访谈。这本书包括了几十处这样的引用。不能获得的文件资料则包括，毛的第二名妻子杨开慧没有发表的回忆录手稿，（这些手稿被长篇引用，是援引自一位读过这些档案文件的人靠记忆进行的复述）；1960年代“根据对行刑者的询问”未发表的记录；“同时期报纸报道”；一份“未发表的手稿”；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手写的未发表的日记”；“证明了有毒的医疗记录”；* 等等等等
基于这样的消息来源，张戎和哈利戴声称长征中最著名的战役，1935年的大渡河之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主要的证据是与一位“我们在1997年碰到的一位93岁的当地妇女”的访谈，辅助证据是1983年与桥边的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所做的访谈。他们声称“蒋介石故意放走了红军，给红军留下了出口”，则没有出处。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毛的授意下，一位金医生向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主要政敌王明投毒。他们说这是基于一份官方调查。“我们获得的这一发现是一个被守口如瓶的秘密”。他们在注释中引用了这份文件，但是没有说怎样才能看到这份文件。他们称，1965年，毛泽东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未能在雅加达夺取政权，他们的证据是毛和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的谈话。按照注释中的说明，还特别指出有些内容“与发表的版本不同”，而这些谈话内容是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的”。其他的学者们如何才能了解这些内容则没有说明。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的盟友林彪曾经警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毛准备应对政变已经有多年了，而这些准备活动在前几个月更加密集。他们的来源是三卷本的“文革研究资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撰，他们说这本书未被发表，也没有说他们是怎么看到的。
他们说毛在文革期间拒绝判处前主席刘少奇死刑因为他更希望刘被缓慢地折磨致死，毛“完全清楚”刘所受的折磨，濒死的刘的照片曾被拍下来，也暗示毛曾看到过这些照片。这一连串的断言的消息来源是与刘的妻子王光美，和一位未具名的林彪的家属所做的访谈。
当然，有信誉的中国学者也经常将匿名访谈和未发表的文章列为消息来源。由于这一政权对描写自身的历史和著作常常秘而不宣，这些信息来源也不得不成为匿名的。我自己就曾经涉足过类似的调研之中。麻烦的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作者无法给读者任何信息，帮助他们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这样一部消解毛的光辉形象的长篇研究著作，内含与许多人的访谈，涉及遍布全中国的偏远和隐秘的地点，跨度经年，基于许多敏感的未发表的消息来源，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许多关键之处又被严密控制着，本书的作者们应该预料到这本书会受到理所应当的质疑，也应该谈及这些问题。
如何才可能得到这些信息？无论是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谁授权了这一研究项目，或给予了保护？如果没有人这么做，那么调研持续进行时，如何维持了项目的保密性？这些访谈者都是如何被找到的？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了访谈？他们是如何面对提问的？这些访谈的记录是如何被保存的？信息所有者何以有动力说出他们了解的情况？用了什么方法来确认他们的身份，和检验他们提供的信息？怎样获得了未发表的文件？这些文件如何被证明是真实的？如果有的话，在哪些地方作者咨询过其他的学者（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
这样的一篇与方法论相关的文章应当被收录进来，阐释张戎和哈利戴对他们所做的这项研究的历程和动机。张戎也曾经写过受到赞誉的《野天鹅》（1991），这本书讲述的是她的祖母、母亲和她自己，时间跨度从1909年到1978年近70年的时间。张戎是几百万被毛泽东迫害过的人之一。她的愤怒虽然很容易被理解，却也影响到了这本新书。
哈利戴的名字以更小的字体出现在书脊和封页上，说明他在本项目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他看来负责的是引用俄语、巴尔干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档案和信息来源的部分，也负责与俄国外交官和共产国际的官员的访谈。他不是一名中国专家，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历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的作者，也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修正历史的合作者，是霍查（Enver Hoxha）2回忆录的英文版的编辑者。简言之，他看起来象是个左翼人物，他对毛泽东的失望可能是出于政治，也可能有个人的原因。
很明显，许多张戎和哈利戴的声称是基于扭曲的、误导的，或牵强地运用证据的基础之上。比如说，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成立，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21年成立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1920年时，毛泽东不在上海。他们引用的两个消息来源，却仅仅证实了在1921年上海举办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就存在着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已知的事实。他们宣称国民党的政客汪精卫是毛泽东早期的党员生涯的秘密“赞助人”，这看来是误读了以下事实，汪精卫曾经短暂地做过国民党的领袖，在国共联合阵线时期，他曾经为毛泽东和其他的共产党人都授予过国民党职务。
张戎和哈利戴引用了四个消息来源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早在1930年代，毛在江西苏维埃就藏有大笔的“私人财富”。其中一个来源是不能被检验的匿名访谈。第二个来源是一位作家，舒龙所写的一本中文书，其中说，毛泽东曾经让他的哥哥，毛泽民，担任当时共产党党产银行的行长，在受到敌人威胁时，他曾从一个“秘密宝库”中把钱分给各个共产党军队组织。第三个来源是哈里森·萨里斯百瑞（ Harrison Salisbury ）所写的《长征》（1985），其中也提及类似的说法，毛泽民曾参与将红军的钱和财产藏在一个山洞里达两年，直到长征之前不久才被转移，然后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分掉，让他们以备长征。第四个来源是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但是，引述有断章取义之嫌，张戎和哈利戴所引的文章无法在哥伦比亚大学稀有书和手稿图书馆里找到（从给出的信息中也很难了解正确的引述来源。）
在《蒋介石放走了红军》这一章当中，张戎和哈利戴说他们“确信”，1934年，蒋介石让毛泽东的队伍逃脱了包围圈，这样可以威胁到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他们为了自保有可能会投靠蒋介石。红军的确是逃脱了，但是多数学者归因于蒋的无能。张戎和哈利戴的证据是一本发表的日记，其中蒋介石告诉其秘书“当共产党的队伍到达贵州，我们就可以跟进。这比我们为了征服贵州而挑起战争要好。四川和云南为了自救不得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虽然这段引述是正确，这没有证明蒋介石有这样的战略。这种消息来源——这番话的对象不是如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说给陈布雷听的，而是一名低级别职员，晏道刚，自己解释的蒋介石说的话，他说蒋一开始竭力要阻止红军入贵州，只是在失败了之后才决定追击红军，尽管遭到了当地军阀的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大家会期望，如果这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战略的话，应该留下不止一处明显的证据。
他们说长城中的土城战役是一场巨大的失败，而不是官方宣称的胜利，毛泽东有意一手导演了这场灾难。他们歪曲了信息来源得出了这一结论。来源描述的是这是场久拖不决的战斗，其中毛泽东拒绝撤退，的确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但是仍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虽然信息来源可能很繁复，张戎和哈利戴没有解释为什么用了这些信息，却衍生出和信息相反的结论。
他们认为，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答应了共产党要求建立“联合阵线”的条件是斯大林以从莫斯科释放蒋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张戎和哈利戴称之为蒋介石多年来的“以红军换儿子”的计划，而这也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的结束”。对这一贯穿于好几章的论点，他们提出的信息来源中，重要的一条证据是当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会面的时候，他告诉蒋莫斯科会送他的儿子回家。这一信息的出处是韩素音所写的周恩来传记，其中她写道，一名高层共产党官员站在蒋的门外听到了这番谈话，韩本人就不是可靠的作者，她是写了王炳南曾偷听到部分周和蒋的谈话，周向蒋保证说他的儿子会回来，还说他是爱国的，毫无疑问希望他的父亲可以抗击侵略者。但是她没有把这一部分描写成是一桩交易，而是作为周恩来能打动人心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斯大林—蒋介石之间做了内部交易，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蒋介石会为了私人原因而改变他的战略。
在《红色间谍触发了中日战争》一章当中，作者说，1937年，一名国民党将领在上海抗拒了蒋介石的命令抵抗了日本的入侵，从而挑起了一场大战，这名将领“几乎肯定”是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行动。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张戎和哈利戴引述了这名将军多年之后的回忆录，其中他说，作为一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上海战役之前十年他就同情共产党，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了联合战线，并有一部分进入了黄埔的领导层。张景军说那时——1925年，周恩来告诉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加入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保证说从此我们就会支持你，掩护你，让你的工作更容易开展。”这就变成了张戎和哈利戴所说的“留在国民党内部，秘密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与张接触的俄国人后来被枪决了——这也成了12年之后张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行动的不确切的证据。
张戎和哈利戴说毛泽东让周恩来列出一张知名人士的名单，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豁免，因此周恩来不应被当做后来保护了其他人的功臣。他们的消息来源无法证实这一点。其中一份是毛的指示摘要，和另外一些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是毛给周做的指示，要保护某个人。编者注释中说周照办了，然后又列了一个短名单，是其他应该被保护的人，没有说这份名单是毛让周列的。另一处消息来源，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所写的文章，说在文革中，周恩来没有插手其他人施加的迫害，而是亲自审查高级别的官员。可以支持张戎和哈利戴的论点的就是周恩来也难逃其咎，这些信息来源却没有澄清是谁列出了那张需要被保护的名单。
一些张戎和哈利戴的论据已经不仅限于错误地使用信息来源，或是不列出信息来源。可能他们认为通过总结在多种事件中表现出的模式，已经有了做出结论的自信。这包括他们宣称的，1950年6月，斯大林故意让大使退出联合国应对北韩入侵南韩一事的安理会会议，因为他希望美国可以出征朝鲜；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斯大林得了致命的中风；毛泽东与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希利（Walter Ulbricht）的谈话，与后来乌布希利决定拆掉柏林墙有关系；在1954年和1958年，毛泽东两次挑起了台湾海峡危机，就为了让美国进行核威胁，这样中国就可以向苏联施压，向中国提供援助，帮助制造原子弹。
张戎和哈利戴错误的声明还包括断言毛泽东策划了一段时间后，发动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而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中国和苏联做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政治交易。赫鲁晓夫告诉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如果中印爆发战争，莫斯科将站在中国的一边；作为回报，毛泽东要支持苏联对古巴发射导弹。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消息来源。毛的大使汇报说，苏联对北京所做的严正声明是虚伪的，企图掩盖苏联正和印度日益结盟的事实。张戎和哈利戴又进一步暗示，赫鲁晓夫的承诺让毛泽东决定“打败印度，占领印度的地盘”；他们没能提供的重要的背景信息是，引用约翰·加弗（John Garver）的权威研究，尽管印度军队没有先开火，尼赫鲁之前曾经“命令印度军队“进入争议地区，消灭中国军队”。印度忽略了中国发出的要他们停止‘前进政策’的警告，直到此时，中国军队才突然“大军出动，发动了袭击”。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文革”前夕，北京市长彭真飞到四川，与被打倒的彭德怀将军秘密会面。他们的消息来源证实确实有此会面。但是他们误读了爆料者的话，说这场谈话是“秘密进行的”（原文为斜体），而事实上这场会面是由党支书李井泉安排的，这一会面在当时的中国本来可以算是体制内的，虽然李井泉和彭真同意不将此次谈话汇报给北京。“彭真和彭德怀的这次谈话从来也没有被披露过，”张戎和哈利戴说，然后书里他们用了整整四页的篇幅来重新构筑谈话内容。“从谈话发生的时间和彭真市长拜访彭德怀所冒的风险来判断，很可能他们讨论的是用武力来制止毛的可行性。”他们的消息来源没有说任何这样的话，而是说二人讨论了后来在北京公开的政治思想宣传运动。这二人不大可能讨论军事行动，他们一人是文职官员，另一人是被清洗的将军，二人都无法调动任何军队。
张戎和哈利戴描述了一名旅长蔡铁根的事。在文革期间，他曾想过要组织游击队来反抗毛，后因此罪名而被枪决。可是，他们的信息来源说蔡是被一个政治活动家陷害的，他歪曲了蔡和他的朋友们关于游击战的谈话，造成了错误的印象说蔡是想要组织游击队来对抗政权。
这三类缺陷并非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在某些地方，张戎和哈利戴的发现可能是真的，并为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本书最彻底地引述了从毛泽东死后到今天出现的大量的回忆录，来自于他的同事、官员、工作人员和受害者，在展现毛泽东的妻子们和孩子们所受的痛苦方面尤其深入。它包括从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档案馆和文献中的信息来源，就我所知，这些资料是其他学者没有用过的。这些信息来源揭示出新的发现，比如苏联人首先要求共产党注意农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一名苏联特工；在1930年代，苏联人曾经和一名军阀打过交道，让蒋认为苏联可能要支持他来做中国的统治者；在1939年，毛泽东发起过和日本情报机构的长期合作；毛泽东在美国共产党内部嵌入了他独享的“强大的情报网络”，所获信息苏联人是得不到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曾经向金日成保证过中国会出兵；在未具名日期的某个时刻，毛泽东曾经密谋要罢免金日成；在1950年代早期毛泽东曾经在苏联发起过未具体说明的“秘密行动”。但这些说法在未来都必须要经过检查，还不能被认为是定论。
张戎和哈利戴是信息收集狂：所有的信息都被收录，无论是从哪儿来的，或有多可靠。鱼龙混杂，这些碎片象马赛克一样拼凑起来，描绘出一幅毛的画卷，毛可能如其所绘，但不是那么合情合理。这幅画卷里，毛泽东懒惰、无责任感、追求权力和舒适感、缺乏原创思想、在战术上精明、战略上愚蠢，不喜欢与任何人共事、自私且残酷无情。“毛泽东的心中只有绝对的自私和不负责任。”毛是一个“冷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喜欢血腥暗杀。” 他表现出对“慢慢折磨别人致死的”嗜好。他是“强盗中的强盗”。他“酷爱舒适感”。他“最大的武器就是冷酷无情”。他有着很多敌人，都是从他的迫害和压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对农民没有什么特殊的同情”；“毛泽东极不受人欢迎”。“当地人不爱戴毛泽东。”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掌权呢？张戎和哈利戴给出的答案是他比他的对手更恶毒。他能够打败那些千锤百炼的革命家靠的是保住了那些令人不齿的秘密、造谣诽谤、拿手的暗杀和谋杀、保密和篡改信息、有技巧的恐吓。这些革命家包括他的前同盟和左膀右臂，后来成了“自我矮化的奴隶”周恩来、‘受到高度威胁的’刘少奇，毛泽东和林彪结成了实用性联盟然后又抛弃了他，他为洛夫做过媒，是个“心理扭曲，性欲很强的男人”。毛看不起蒋介石因为“蒋……把个人情感投入到了政治和军事行动中。”而毛泽东“没有他这样的弱点。”
张戎和哈利戴把自己当作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可以说出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真实想法或意图，而我们则没有这样洞悉一切的能力。一名谨慎的历史学家会避免用毛泽东的诗或演讲来证明这就是他的感受或清晰的意图，因为诗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政治演讲或对话可能会采用修辞的、幽默的或故意误导性的表达。张戎和哈利戴全部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话，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的“饥荒和核战争没什么大不了”的愤怒之语。甚至在没有诗歌或演讲作为他们的解释基础的时候，张戎和哈利戴还是再三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强加给毛泽东。
当然毛需要受到严厉的道德审判。之前对他的生活的描述充斥着他的成就，忽略了其他人的代价。但是这样的描绘妨碍了严肃的道德审判。要解开当代中国历史的谜团，只是把毛泽东丑化是一个太过简单的答案。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总有一些是坏蛋，如果能指出是一些非常糟糕的机制，和非常棘手的状况，这两者让坏人变得更坏，让他们有了动机和机会做出罪恶滔天的事，这会更有用，也更接近于真实。
张戎和哈利戴的熊熊怒火无疑说明了那些他们采用的未发表的匿名中国爆料者的心态。这些地下的观点比官方认可的宣传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党内和党外现在对毛泽东的评判。因此，这本书既可以被当做是撕碎毛泽东神话的报告，也可以被当作是消解这一神话的炸弹。中国人的“去毛化”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要超越简单的个人化的谴责，同志仍需努力。
*原注：这本书的结构比通常严肃的学术著作要难于查找信息来源。要想找到一个数据来源，你得先翻到书后的注释区，然后再按照正文的页码来寻找来源。每一页的下面都有好几行粗体字标签都指向那一页，每一行标签都是一个来源列表，通常有5、6页之长。这些引述只提供了作者的姓名和页数，你得再翻来翻去地查书目表，才能定位来源。而人名表又分为两部分，中文来源和非中文来源。另外，很多来源的标题是简写，所以你在的检查两页简写表才能找到书目。如果对一个论断有多个信息来源的话，很难弄清楚哪个来源是支持文中有争议的说法的。如果四个来源都做不到而第五个又无法获得的话，那么这一有争议的论断就不可能被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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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发表于《伦敦书评》2005年12月刊 Vol. 27 No. 24
来自张戎和哈利戴的回复
黎安友对我们的著作《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尤其是注释的使用提出的总体批评（伦敦书评，17 11月刊）主要基于错误的阐释和歪曲之上。下面是一些关键案例。
1. 黎安友断言说我们引用的注释没有说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成立的，“仅仅证实了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在那一年出现。事实上，我们引用的（权威）来源都用了“中国共产党”一词来描述了那年出现的这一组织，和它是如何在1920年被俄国人设立的。黎安友说我们“认为这一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毛泽东1920年不在上海”。相反，我们明确地说了毛1920年是在上海，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
2. 黎安友指责我们对长征中由毛泽东发起的土城战役中“歪曲”了消息来源。按他的说法，我们所引用的关于土城战役的消息源认为这场战斗是一次“胜利”。但是我们所用的七个信息来源没有一个将这场战役称为“胜利”。在我们所引用的信息来源中，毛泽东本人两次将它形容为“失败”。
3. 黎安友说在长征开始的初期，蒋介石就准备放走红军，我们的这种解释基于一项“被遗漏了的证据”。事实上，只要看一下我们的注释，就能看到26项书面信息来源，包括蒋介石在知道红军正在逃脱时候签署的军队调动命令。
4. 黎安友歪曲我们使用的证据，证明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大渡河之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说我们所采用的关键证据是和一位93岁的老人的访谈。他忽略了我们的7 个书面信息来源，包括当时的红军刊物和国民党的电报都明确说明桥上没有军队。他还选择性地忽略我们的声明：“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没有战争伤亡者。”
5. 黎安友的说我们提出了“错误的说法”，1962年末，毛泽东已经“筹划了一段时间”在边界与印度开战。关于这场战争，中国的官方历史证明他正是这么做的（从1962年5月开始）。黎安友还说按照我们自己的信息来源，用的是单数，暗示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来源，赫鲁晓夫没有和毛泽东搞政治交易，后来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引用了5个书面的信息来源，最关键的一个是张德群（而不是刘晓）详述了这次交易。
6. 按黎安友的说法，我们只有这一项不可检查的（“未发表的”）信息来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初期，林彪有过一次关于政变的演讲。我们引用了3份书面信息来源，包括标准的英文消息来源。一份保密的信息来源我们则给出了完整的引述。
7. 黎安友说，在1967-69年，毛泽东如何对待刘少奇，我们做出了一连串的假想，说我们只是基于两次访谈。事实上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一份署名的书面文章，作者是黄峥。我们只向每位受访人求证非常具体的信息。
8. 黎安友说，在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被清除的国防部长彭德怀1966年“秘密会谈”时，我们“错误报告”了信息来源。黎安友说这并非实情，但是他自己承认我们所引用的信息来源说明，安排这次会议的四川省长李清泉同意不将这次会议告诉北京。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这是非常机密的行为，这牵涉到了拜访毛泽东的最高在拘人员（彭德怀）而不让他知情。再没有比这更机密的了。黎安友在这一段当中的说法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体系如何工作缺乏理解。
9. 黎安友说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话，甚至是他广为人知的盛怒之下的话“饥荒和战争没有什么大不了”。他说我们没有理解毛泽东话中的“幽默或讽刺的地方”。这样的言之凿凿的重要证据可以被如此轻描淡写地淡化，黎安友相信这种做法是对的，实在令人失望。这些话说出了毛泽东的策略，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死亡。
10.黎安友说我们的发现主要“来自于不能被检查的信息来源”。这不是真的。看一看我们的注释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主要发现基于书面资料，可以被检查，获得这些材料很容易。要证明他所说的“不可检查”的论点，黎安友引用了两条未发表的文件：毛泽东向他的对手王明投毒，和毛泽东与日本共产党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谈话。在前一个案例中，黎安友可能应该看一看王明在俄罗斯写的文件，我们跟踪了这些线索得到了这些文件。在后一个案例中，我们在文中已经表明，消息来源是日本共产党，他们的联系的方式是公开的。
张戎 & 哈利戴
c/o Gillon Aitken, London S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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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写道：张戎和哈利戴对我的批评可以主要归纳为两类：我检查得还不够仔细，我歪曲了他们或他们的信息来源的说法。
张戎和哈利戴的注释方法让读者必须检查多个信息来源才能对任何一个结论进行索引。在他们的书中，我存有多项疑问，但是我却无法检查因为这些信息来源是匿名的、未发表的或是太难获得。的确，我没有去刨王明在俄国留下的文件，也没有电话日本共产党。张戎和哈利戴是否应该要求读者这么做，而非给出他们使用的文件引述——作者、文件名和可查询地址？我在发表的书评中只批评了那些我能查到所有的信息源的部分。
如果一本书的索引部分不能告诉读者哪些被引述的原始材料是支持作者观点的，那么索引就做得不够。为了避免象张戎和哈利戴在回复中那种无限地倾斜证据基准的做法，严肃的学者要将证据和论断整理为系统的、可追溯的风格。如果有26个不同的证据源支撑一个论点的话，那么应该有一个主要的，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在 26个证据中，到底哪一个，或者两个、三个是确信无疑地支持那个让人将信将疑论断：“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的呢？那位93岁，没有看到大渡河上发生战斗的老人是支持这一论点的重要证据，而其他的证据都是次要的。毛泽东的莫斯科大使是唯一亲眼见到据称赫鲁晓夫与毛进行了政治交易的人，而他的说法反驳了，而不是支持了所谓有这样的交易发生的论点。在刘少奇入狱和死亡的那一段里，我的观点不是这没有发生，而是注释中有三个不同的单独采访，而书中没有队作者的采访方式做出关键说明。
长话短说，我有时是释义了张戎和哈利戴的观点或他们的信息来源，但是这和问题的实质没有关系。他们说其中一个消息来源提到了1920年是“党”的诞生，这没有错。但是作者接着又清楚地说明他们指的的是党小组而不是党的成立大会。张戎和哈利戴的确是说了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但是他们又接着说“党是在毛泽东离开后……成立的”。简言之，问题的实质还是：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毛泽东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但是，他没有参加之前的所有的活动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张戎和哈利戴在涉及到土城战役的三段文字中有两个信息来源（另外五个则没有包括在这三段中），都没有用我所说的“胜利”，而是他们所说的“失败”——但是读者会期望有大陆的消息来源，无论真假，来解说这一红军的历史战役。张戎和哈利戴从这些报道中有选择地挑出了一些来描述这一惨剧。这场战役可能的确是惨剧，但是不是他们给出的信息来源所描述的的那样。3
一场由当地党支书透露的会面是否是秘密的，这是一个理解问题。我给出了我的读者相关的事实，而张戎和哈利戴没有。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直接回复我的更宏观的批评，作者要是真的如所宣称的那样，“理解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是如何工作的”，就不应该猜测二彭的会面会涉及任何对抗毛泽东的军事行动。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就令人匪夷所思了。而且他们的猜测明显与他们的信息来源不符。
我为没有注意到他们引用了高英茂在1975年的著作中引述林彪的话而道歉。但我的批评主旨仍然不变，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他们引用的三段没有公开发表的中文著作构成了我所称的“非完全索引”——也就是，他们没有说他们是从一份保密消息来源中看到的。
至于我们应怎么理解毛泽东的话，这位独裁者说过许多漂亮的、理想主义的话，而作者都没有把它们“当做重要的一言九鼎之辞”。我同意他的政策影响重大，造成了人间惨剧。但是张戎和哈利戴书中的主要论点是：他的本意才是重要的。要对毛泽东和其他的历史事件作出评断，我们必须要理解，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也会利用讽刺、幽默和隐晦的表达机会。
注释
1 译注：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经是南斯拉夫副总统，1957年在美国出版《新阶级》剖析共产党体制，引起过巨大反响。
2 译注：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国务活动家。
3 说明：关于中国官方对“土城战役”的定论这一点，作为业余党史爱好者，我曾经在10多年前恰好读到过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在1980年代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时候，曾经反思过“土城战役”，当时体制内学者发出过一些文章说这一战役是一场失败，而且是毛泽东刚刚复出领就造成了巨大伤亡的败仗，对这一战役有诸多负面评价，失败几乎成为了官方定论。但是，后来，中国的官方历史又重新修正了对“土城战役”的评价，认为经过这一仗，毛找到了“游击战”的窍门，所以它也是毛的军事思想成型，奠定了后来的胜利基础的战役，又重新把它定位为“胜利”。对土城战役，可能比较客观的评价是：本次恶战，红军没有被全部消灭，不算彻彻底底的失败，但是应该谈不上是“胜利”。
延伸阅读：
- 在线阅读：由张戎自译的中文版《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 黎安友为李志绥著《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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