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印度时报》1962年的教训:印度绝对不能降低防卫

核心提示: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撰文,今年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这应该给我们机会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湎在过去的痛苦中。

原文:Lesson from 1962: India must never lower its guard
作者: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
日期:2012/10/11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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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这应该给我们机会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湎在过去的痛苦中。时光荏苒,但是与前几次十年纪念时相比,令人奇怪的是,现在有更多评论和回忆。据说时光可以抚平伤痕,但是为什么旧伤日益加深?

所有的历史都是通过现实的多棱镜折射出来。1962年的战争也不例外。在当前时刻,因为中国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大,这使得那次战争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印度和中国各自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继续外向扩张,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再次碰撞,尤其是在亚洲。这将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感。而1962年的战争成为这一竞争关系及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象征。

这种情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仅从军事角度审视印中关系;而我们有必要跳出这个圈子。狭隘的军事视角将复杂的动态关系,简化为数字游戏和军事能力统计,这将限制两国在双边或者多边环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机会。

1962年战争的教训是,印度绝对不能降低防卫。它必须部署足够的军事和后勤能力,以威慑任何类似1962年的突发袭击。我们目前准备充足,但是这也不是静态的。随着中国升级其在西藏的军事能力和后勤保障,我们必须有效应对。我们要保持目前在海军方面的优势。最近进行的烈火-5号导弹测试和发展基于潜艇的核部队,使得印度和中国核威慑能力更加平衡。但是重要的是,将这些努力置入更广阔的战略中,从各个维度管理印中关系。

这一战略有哪些要素?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统治印中关系的对抗性因素。中国继续通过巴基斯坦之类的代理国限制印度,利用邻国对印度霸权的忧虑来谋利。我们的反制策略是,更好的管理我们的邻邦,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担保,让邻国受益于印度的繁荣,利用我们间大量共享的文化关联。如果我们给中国留下巨大的开放空间,仅仅哀叹他们对我们邻邦的侵犯毫无意义。最后,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利用中国邻国类似的机会呢?如果我们必须如此的话。

此外,我们也应该寻求扩大与中国可能的聚合,双方的对抗本能会因此得到抑制,在一段时间以后,强度将下降。双方的双边贸易正在急速增长,很快将跨越750亿美元线。的确,贸易平衡仍然严重有利于中国,但是如果我们扩大经贸关系,这将得以缓解;我们可以鼓励服务业的贸易,印度在这方面有优势,我们还可以鼓励投资,对于中国资本而言,印度能够证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狂热投资,造成今天这一板块的严重过剩。而在印度,未来十几年间,我们正好需要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发展,是否能够和中国达成长期策略关系呢?我们有些安全上的顾虑,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板块,例如高端通讯和靠近海军基地的港口建设。无论如何,如果印度能够清晰地定义这些敏感地区,所有外国投资都会受到限制,而不仅仅对中国;中国资本、实惠的设备和技术有着广阔的空间,能够帮助印度实现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的梦想。

从政治上讲,印度和中国都是新兴强国,在改革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如此,各自增长的足迹和影响可以得到国际承认,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参与这些制度的决策。两国在世贸组织和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以来有着良好的合作记录。在G20,两国已发展出定期协商和合作外交,处理诸如金融和银行业改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制重建等议题。金砖五国已成为另一个新兴国家合作平台,印度和中国协作,共同推动一些合作项目,例如拟议中的金砖五国开发银行。这些行动仍然是临时性的,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合作框架。共同缔造一个总体框架将强化各自的力量,以撼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一些做法。这也将帮助形成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国际新秩序的架构。

对于当前印中关系中的对抗因素,任何可信的前景需要双方能够满意地解决两国领土议题。1962年的事件对印度是个教训。两国公开交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59年西藏爆发的叛乱;此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中国高度关注其新占领的领土的控制受到威胁。原本仅仅是小规模战斗的边境纷争成为对中国新定义的领土完整的更大威胁。面对中国对威胁定位的改变,印度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同样的,解决边境问题的前景似乎也将与西藏的情况紧密相连;那儿民族关系仍然紧张,可能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印度寻求早日解决边境问题,而这可能需要与中国就管理西藏问题达成某些理解。目前有迹象表明,中国开始认识到,其物质诱导和政治压迫的双重政策武安消除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在中国和印度境内,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对局势不耐烦。印度能够扮演其角色,鼓励中国对西藏实施更加包容的政策;传递一个明显信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达赖喇嘛尊者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也许是唯一可能的和解方案,满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保护藏族人民对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的深厚的民族性。上世纪80年代早期,在富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的指示下,中国曾经尝试过这一政策。这带来了正面的结果,包括启动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据报道,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经在这些对话中表达过,除了西藏独立,他愿意考虑所有问题。这段时期短命而止,胡耀邦下台后,旧的压制政策更加严酷地卷土重来。中国目前正经历着领导层更替,印度值得试探,当前时机是否成熟,可以进行一个谨慎的西藏对话,从而为边境问题的解决铺路。在印度,1962年的战争至今仍然触动着人们的神经;如果边境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在我们共同的集体意识中,这一战争遗响将最终随风而逝。

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是印度前外交部长。目前他担任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RIS)主席和政策研究中心(CPR)高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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