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中国简报》中国反制信息革命的调适手段

核心提示:本文通过对公开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中国的“公安信息化”在维稳方面已经和预期所起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原文:China's Adaptive Approach to the Information Counter-Revolution
中国简报 11卷 10期
发表:2011年6月3日
作者:Peter Matti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是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的候选人,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情报机构的论文。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方面他有5年的经验。

图:政治局常委之一周永康

中国公安部(MPS)在5月12号宣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追踪流动人口的新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收集个人信息,在全公安部及其省级单位之间增强信息整合和共享。这些都是紧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央政府为了应对13个不同城市的“茉莉花行动”而所采取的严厉打击措施。政治局常委成员周永康在中共中央刊物《求是》上所写的文章也呼吁要建立起“社会管理体系”,来监测人民的幸福指数,鼓励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在维稳的问题上引导民众【《求是》,5月1日】。周永康的文章详细说明了在最近几年,为了控制大规模群体事件,警方所采取的措施表明要有一套全国范围防控体系的必要性。这些委婉的说法对北京当局的真正意图稍加掩盖,即要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监控,让公安部朝“以情报引导警务”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自从2008年西藏动乱和北京奥林匹克大会以来,中国的严控措施已经让观察者们大为惊讶,然而系统化镇压的根源可能在于持续发展的警力,而不是直接的压制少数民族中日益增长的不同政见的政治决策。这一趋势表明中国的控制手段是一种更持久的现象,而不是某种应急的、容易逆转的政策性转向。

自从2000年左右,公安部就已经在持续不断地加强信息时代安全措施能力的提升——这一过程被称为“公安信息化”。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90年代开始加强战争能力现代化,公安部在信息管理和强化国内情报装备上也加大了投资。随着动乱事件稳步地增长,领导层为公安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以实现信息化。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内部维稳费用的预算,接近6,250亿人民币($960亿美元)——今年又一次超过了官方的国防预算(【《金融时报》 5月10日】)。据报道,这些投资和以信息化方式进行的调查成功地提升了执法中的取证和起诉犯罪的能力——无论是真正的犯罪,还是政治上的(【人民公安报】5月9日;2月10日;2009年11月18日)。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公安部已经取得的信息化成就,以及其需要面对的内部安全挑战。

建立起反制信息革命的机制

中国对于信息革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所采取的适应性的手段已经开始在保持信息审查、设定宣传口号、并赶上精通科技的政治活动家们等方面改变了中国的思维模式。传统经验是随着中国的公民拥有了不断增加的了解信息的方式和科技,这会挑战政府维持管控的能力,最后将导向系统的、可能的民主改革。如果说电子邮件、智能手机、类似于推特的微博和社交媒体是革命性变革的手段的话,公安的信息化则可以被看作是反制革命的一部分,这种反制在《十二・五经济和社会规划》中阐述得更完整。【见《中国简报》3月25日《北京为解决大规模群体事件和社会管理所做的规划》】

公安信息化从广义上来说覆盖了中国执法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为了压制异议人士(和打击“分裂主义”分子),也是为了能够对抗日益复杂的组织化犯罪行为,比如贩毒。公共安全的信息化的核心是为了将警察从被动反应转变为利用情报收集和综合分析进行预防。在2008年南京会议上,公安部的领导们坚定的将公安信息化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这是公安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并称这是警察工作的一次“革命”。(公安部,2008年9月25日;【动态公安信息网】2008年9月28日)[1]

公安信息化的核心是重建整个部委的情报能力,在1983年北京把这一职能转移给了公安部(中央通讯社【台湾】1983年6月10日)。大约在十年前,公安部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重点在国内情报方面,以识别和消灭对稳定的威胁。泄露出的地方公安部门的文件描述了收集情报的多种参数,这些参数和国家级的中外情报收集条件都非常相似[2]。“国内安全保护支队”指示其成员要收集“早期警报,内线和行动信息”。其他的指示还包括“预防、早打击处理、和坚持将侦测和预警放在前面、从早期进行防范和控制”(中国数字时代,2010年4月11日;2010年4月20-21日)。

初期的“大情报系统”——这是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提出的——聚焦在两个要素上:建立起国内线人网络和在公安单位内部可以进行信息共享的综合网络,以便在调查中随时调阅。按照少数能接触线人者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线人系统是一个覆盖广泛的体系,但是其素质值得怀疑。按照一则现在已无法获得的对县级公安局长的访谈,他下面有12,000名线人,而整个县的人口只有400,000。这些线人根据角色不同会收到少量的报酬,有些是普通线人,有些是“耳目”,有些则是专门的情报收集者。普通线人层次甚至包括分派去盯梢“不稳定份子”的退休人士(新华社,2009年8月28日;《金融时报》5月10日)。其他的报道表明,在大学中也有国内情报单位,以会在找工作、入党等方面提供帮助,还有其他一些(至少对公安部部门来说是)低成本的代价来引诱线人提供线索。(【中国信息时代】2010年4月11日)

线人网络成为了公安部辖下更大规模涵括个体动态及个人历史的多个数据库的补充,这些数据库包括出入境信息、银行信息、手机活动等等。周永康最近宣布要将多重身份识别和登记整合到一张全国通用身份证上,就是此类规划中的一项。(【求是】5月1日)

在公共安全信息化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金盾工程,现已进入到了第三期。金盾工程和进行互联网监控的防火长城常被混为一谈,但是金盾工程只和公安管理有关。从2003年8月作为国家级政府电子化项目之一,金盾开始启动,一直是公安部与其部级以下机构的联系纽带,让这些单位联入公安部信息中心【《人民公安报》,2007年7月19日】。虽然金盾的实施在各个地方不是很均衡,公安部还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报导这一网络在地方公安单位的覆盖面从不到40%到达了90%【《人民公安报》,2月17日】。

对维稳的挑战

公安信息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与搜集和利用情报来维稳有关,即使这些情报并不总被称为“情报”。按照中文的说法,情报是“果”,而竞争以及为了运筹帷幄、战胜对手而产生的对信息的需求是“因” [3]。在这里,公安部的情报搜集反映的是政府对信息控制、与民间规避政府控制和监视之间的竞争。从政治层面(而不是刑事犯罪角度)把维稳看作一种“竞争”,为分析家们应该如何评判中国的不稳定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问题不在于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而在于全国范围内这些示威之间的关联密度。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过去十年中,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2003 年的 58,000 起增长到近几年的 90,000-100,000 起【《南方周末》2010年2月3日】。诸如“群体性事件”或“骚乱”之类的含混用语,导致这些统计数据除了表明动乱存在之外,说别的就可能误导。已被报道的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也可能说明有效的公安的行动效率提升了,让异议者无法采用其他的宣泄渠道,比如说官方的信访渠道,警察有时会截访。不让他们有其他的宣泄渠道只会导致更激烈的行动。但这些数字还说明,只要这些事件被控制在了当地范围内,造成的是当地的影响,那么当地的公安就可以处理。

艾未未、刘晓波和其他现在的被关押的律师、活动家们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们能够将全国各地的公民问题总结出普遍特征,如果艾未未只是简单地在博客和推特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还没有那么危险,但是一旦他开始号召人民,让大家关注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受害者和导致了那么多死亡的腐败现象时,他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真正的威胁。刘晓波的危险性也有相同的性质。著名的《零八宪章》包括了来自中国每一个省份的签署人,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两人都挑战了中央政府想要让异议者和不满维持在本地的努力。尽管动乱在日益增加,令人惊讶的是最大的全国性的示威针对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政府。

通讯科技辅助了正在角逐的双方。对活动家们来说,科技降低了联系人们的门槛,可以辅助进行远距离的组织建设;对于安全机构来说,使用互联网的通讯的增加——特别是电话和邮件——让监测大量的人群比一次次物理地窃听电话或阅读信件要容易得多。更新出现的社交媒体正是科技成为了双刃剑的最好例子。在社交媒体可以让用户们更容易地发现重要的关注对象时候,安全机构也能更容易地找到“不受欢迎的”思想的传播中心。这也是2009年伊朗的示威者们在选举后的抗议中发现的事,中国的观察家们则在海外出现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呼吁之后看到了警察的镇压也是如此。【《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3日;《苹果日报》香港 2月21日】

结论

对于公共安全信息化的公安部的讨论和报道显示,在警察和国内情报系统中,在收集、传递和使用信息的精准性在逐步提升。公安部的副部长张新枫在和地方官员的谈话中提到,公安信息化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下面的步骤是建立起情报专家队伍,提升整个部门的信息化水平。(【上饶新闻】4月29日)

公安信息化的过程远未结束,正如上面引用的一篇文章所提到的,这一过程至少包括一些中央地方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政治和中央指示的执行问题。条块关系也造成了很多麻烦,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跨区域的信息系统的融合问题。当地总能有一些信息化的经费,这表示公安部可能在软件的集成和跨区域的硬件支持方面存在问题。在中国媒体上披露的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暗示公安部会在总部内部维护数据库。即使各个地方的管理部门不能轻易地互相传递数据,至少他们可以在国家级别上传递信息。【《人民公安报》2009年11月18日;《吉林日报》2006年11月14日】

想要判断内部安全官员们在保持异议人士的相互孤立的状态的有效性还不成熟,公安部的信息化努力清楚地展示出活动家们和安全官员们之间的竞争还没有结束,公安部可能能做到对当前的挑战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在2008年的南京会议上,公安部长孟建柱清楚地指出这种竞争的存在,认为社会的快速信息化要求公安部能够跟上形势,并要坚定地建立起“由情报和信息引导的警务”【公安部,2008年12月20日】。这种竞争的成败可能会是理解中国政治未来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一竞争的动态性——对新科技和科技利用方式的你争我夺——颠覆了人们对中国的公安能力常常抱有的静态评估。如果中国出现了从下至上的政治变革,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公安信息化没能让北京当局了解民众的行动和通讯。

注释(略)

1. The other two main objectives of MPS modernization are, first, standard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econd, promotion of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MPS and society.

2. For example, Li Naiguo, Junshi qingbao yanjiu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search] (Beijing: Junshi kexue chubanshe, 2001), esp 8–59.

3. For a typical Chinese exam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intelligence, see Qingbao yu guojia anquan: jinru 21 shiji de geguo qingbao jigou (Beijing: shishi chubanshe, 20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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