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Inside the Knockoff-Tennis-Shoe Factory - NYTimes.com 作者： NICHOLAS SCHMIDLE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都市时报》上的“同来源译文”
左真 右仿 【译者注：来练练眼神吧！找出不同，答案在文内】
今年2月初，一名意大利店主在福建莆田的鞋厂订购了3,000双白色耐克Tiempo室内足球鞋。买主急等要货，但无论是这名意大利商人，还是鞋厂主人林 （应采访者要求，文章中仅出现姓氏），都没有生产耐克的授权。他们也应该没有设计图纸或是制作方法。然而林并不发愁，他习惯了从零开始。一周后，林收到了 一双真正的Tiempo。他把鞋子拆开，仔细研究鞋模和针脚，随后画出了设计图纸，克隆出3,000双耐克。一个月后，鞋子抵达意大利。“如果鞋子全部卖 出去，他还会来订货。”林不无自信地说。
林这大半辈子都在生产运动鞋，虽然他做仿鞋的时间仅仅5年。“我们按单生产。”他说，“有人要耐克，我们就生产耐克。”按照一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律师的说 法，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莆田成了高仿鞋的“老巢”，莆田位于东南沿海福建省，与台湾隔海相望。在1980年代，各个行业的跨供公司开始在沿海的福建、广 东和浙江设厂进行外包加工。这些产业群逐渐之中于某些城市或区域。对莆田来说，这就是跑鞋集中地。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种新兴的产业逐渐让它声名远扬 ——专门仿造耐克、阿迪达斯、彪马、锐步等品牌的运动鞋。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令仿冒鞋大行其道，在授权厂工作的工人得到贿赂，将样品鞋或设计图纸偷出 来。按照一名耐克的莆田工厂里的工人的说法，鞋子甚至会从工厂的墙里扔出来。而在真货上市前，假货就摆上了货架的情况也不鲜见。
“现在，有授权的工厂根本进不去了。”林说。因为这些有执照的工厂，安保措施已大为提升：守卫、监控摄像，双层外墙。“现在我们就从商店买双真鞋，拿回来依样画葫芦。”根据销售的对象，仿冒鞋也分很多档次。莆田的仿冒鞋主要是出口的，仿冒的技术非常高端。在制鞋厂和知识产权界，莆田已经成了高仿鞋的代名词，这 里出产的鞋几乎能以假乱真。
在去年的财政年度中，美国海关边防局查获的仿冒品价值超过2.6亿美元。这些仿冒品包括 保暖内衣、DVD、电脑配件、闸垫、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但是连续4年，查获最多的则是仿冒鞋。以去年为例，仿冒鞋竟然占到查封货物的40%，其中耐克又是 被仿冒最多的品牌。仅次于仿冒鞋的是各类仿冒电器，占12%。一位耐克员工估计，每3双耐克中，就有1双是假的。不过耐克的品牌诉讼全球法律顾问彼得·科 勒（Peter Koehler）表示：“坦率地说，要计算出假冒鞋的数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鞋帮：仿款上缘不规则
■标识：耐克的图案标识更像个钩而不是旋风
■针脚：鞋帮和鞋底连接处的针脚仿款比正品长，而且不均匀
■蚀刻：仿款的字迹粗糙
■针脚：仿款针脚的尺寸不均匀
■材料：仿款边缘不齐，看起来比正品更厚
■鞋底：仿款的鞋底一侧没有标识
■标志：仿款的The New Balance 标志缺乏细节，也没有金属光泽
■鞋面：仿款的面料的网眼比真的耐克小
林所在的工厂是白色的，有5层楼高，前有棕色的金属大门。我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拜访了这里。林32岁，留着一抹小胡子，笑容可掬。他在工厂的外面和我想回，带我穿过了这道门。我们蹬上了两层铝制台阶，进到工作间。在嘈杂的厂房里，有一些工人在做鞋舌，给鞋帮刷上胶水，或者是给几乎完成的鞋子做装饰。印有耐克和阿迪达斯字样的盒子堆放在一个墙角，另一个墙角则堆着爱世克斯的盒子。就在当天，这家工厂正在赶制几百双跑鞋。
工厂门口的墙上还贴着招聘启事：“征召熟练的缝纫工”，这份启事上没有提及本工作是非法的。在莆田，这是心照不宣的。制假鞋让林跻身于总量有几十亿美元之巨跨国企业之列，这些工厂都生产、分销和出售仿制品。但就像玻利维亚的古柯农民和“金三角”的鸦片种植者，林赚不了大钱，获利的是那些操纵运输和分销网络的 幕后人士。就像FBI去年抓获的走私嫌疑人，名下的产业涉及纽约和新泽西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氧可酮、类固醇，还有超过百万片的迷幻药和仿冒鞋。 FBI负责亚洲及非洲罪案调查的负责人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形容仿冒产业是罪犯的“狡猾之举”，利润丰厚，惩罚却很轻。一位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说：“假如查获了一集装箱仿冒鞋，最多是货物被没 收，海关记录在案。假如是3公斤海洛因，量刑是4到6年监禁。这就是为什么走私贩们都会扩大营业范围。”
2007 年9月，纽约市警方从布鲁克林的两处仓库查获291,699双假耐克，中国、纽约和至少六个美国的州同事展开的打击行动，包括了多次清晨的突袭。本次联合行动动用了便衣特警和窃听设备。移民海关执行署、纽约州警署、纽约市警察局、尼亚加拉瀑布警察局都参与了行动。本次“打假”揭开的贩假网络的构成如下：中 国的假冒耐克到达纽约，常常是通过UPS，从纽约再运至布法罗、罗切斯特、匹兹堡、达拉斯、密尔沃基、芝加哥、纽瓦克、波塔基特、罗得岛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名移民海关执行署的官员雷夫·库巴克（Lev J. Kubiak）表示，这批货物的市价超过3100万美元。当我问道这些鞋的来源，他在电邮回复中写道，“想要确认假货来源很困难。报关文件都是假的，但是可能来自莆田附近。”
参观完生产线后，林带我来到顶楼的办公室，一阵微风吹过工厂后面的一条小河，远处是正在施工的公寓楼，笼罩在脚手架和绿色的防护网中，高高的塔吊站立一旁。莆田，作为一座二级城市，有着300万人口，发展速度令人晕眩。从宾馆窗户望去，这些未完工的建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高出一层。
在林的顶层办公室里，桌子上有一个棋盘大小、用来泡茶的奇妙装置。林用一把小刷子把剩茶清理干净，泡上一壶绿茶， 回忆起年初与那个意大利商人达成的交易。翻译和我都灌下几杯茶之后，林下楼取来三只样鞋，包括一只假的耐克Tiempo，这是发给意大利买家确认品质的首 批样品之一。鞋边上用蓝笔写着日期和意大利商人的签名。我注意到鞋舌里面的标签上印着“越南制造”的字样。“这些都是幌子。”林说，“仿冒鞋的档次参差不 齐，质量差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质量好的跟真货没有多少区别。鞋胶的气味是唯一的差别。”他收回鞋，放在鼻子下面使劲吸了一口。
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是美国的反仿冒品总部，坐落在弗吉尼亚阿灵顿矮小的建筑群中，这里汇集了来自移民和海关执法部、海关和边防部、食品药品管理局、 FBI、专利局、美国邮政局、国防犯罪调查部、海军犯罪调查部和一些其它政府机构的代表。留着短发、操一口田纳西口音的斯考特·波曼（J. Scott Ballman）是中心的代理负责人。波曼自80年代初进入海关以来，一直密切参与针对侵犯知识 产权的执法工作（911事件之后，海关一分为二：海关总署和边境保护部负责处理查获违禁物品；移民和海关执法部负责处理调查事务）。他曾经参与海关第一例卧底调查知识产权案件，他的团队经过调查取证，1985年最终在迈阿密逮捕了一个组装仿制手表的团伙。他说：“从那时起，大部分的仿制品的生产就被推到了美国境外。”
1998年，国家安全理事会经过对知识产权犯罪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认为联邦执法缺少协调。随之而来的一项行政命令勾画出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的角色。两年后，一个临时机构开始在华盛顿运作，但是911之后，追击仿冒品不再是重点关注的问题。波曼说：“资源和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变化了。探员们被部署到各地，工作重点从知识产权转移到反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
奥巴马政府让知识产权重新成为工作重心，他在3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一项伟大的资产就是改革创新、是心灵手巧、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人民。但是，只有当我们的企业有能力让某些人无法盗取我们的创意、无法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复制的时候， 这才真正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为了实施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奥巴马任命了一名知识产权执法负责人，并要求移民和海关执行署负责资助知识产权协调中心。
这样的努力会有成效吗？“仅靠这些措施不会有太大的出路。”国际反仿冒同盟主席鲍勃·巴彻斯（Bob Barchiesi）在今年春季的一天，以无望的口气这样告诉我。他强调，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中国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在上一个财年查获的仿冒品中80％的来源地。巴彻斯有一天观察了一次现场查抄行动，中国执法部门没收仿冒牛仔裤，而工厂、员工和设备都丝毫未动。 巴彻斯说这就是一场“宣传秀”。
要求中国尊重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新鲜事了。1796年，吉尔博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完成了以雅典娜神庙为背景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当然在今天，只花1美元就可以买到其仿制品——之后不久，来自费城的船长约翰·斯沃兹 （John Swords）率队前往中国南方。在今天被称为广东省的地方，斯沃兹订购了100套未被授权的复制品，这些画像都被绘制在玻璃上（之前有两张复制品不知怎么已经被运到中国作为样本）。斯图亚特为斯沃兹的行为而火冒三丈，1801年，他在宾夕法尼亚的法庭上起诉斯沃兹，最终胜诉。但是，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古董》杂志这样报道：“绘制在玻璃上的大量乔治·华盛顿绘画作品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
但是，中国的仿冒现象不仅仅是像莆田这样单纯地复制外国产品，很多中国的运动鞋品牌也被仿冒。马克·柯恩（Mark Cohen）在2004年来到北京，成为美国专利局驻美国使馆的第一任长期知识产权代表（他同时成为商业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美国商会的联合主席并担任至 今）。他说，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其中一个倡议就是“起草鼓励中国人创新的专利法案”。一天早晨，我和他在北京一家高档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柯恩批评了中国政府不作为的态度，他认为这是避重就轻的处事方式。他说：“人们来到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想当然地认为，有这么多仿冒行为一定是因为没有人在执法。但是中国却有众多的执法机构，有足够的知识产权官员，”——他估计至少有数十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
数量当然不等同于效率。贝克·麦肯思（Baker & McKenzie）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乔·西蒙（Joe Simone）说：“这是警方执法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警力，99％的执法行动不过是官僚行为。”他质疑当前执法系统的效率。莆田的仿冒商林先生告诉我，当地执法机构曾经搜查过他的工厂，迫使他在白天停止生产，但是夜间依然正常开工，生产进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北京的知识产权高层官员似乎连仿冒是什么都有不同意见。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居和国家版权局就“山寨”现象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个特殊的词语现在用来形容的是应当为之骄傲的仿冒产品，从山寨iPhone到山寨保时捷都有。
2009 年2月，一名记者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山寨是否是值得推崇的概念？田简要地回答：“我是一名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是违法行为。”他还说，中国文化并不推崇模仿和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以一个月之后，国家版权局的柳斌杰把山寨和仿冒区分为不同的两个概念。柳说：“山寨展示 了普通人民的创意文化，它符合市场需求，人们喜欢山寨产品。我们需要引导、规范山寨文化。”不久之后，临近香港的工业城市深圳市长敦促当地企业，不要理会高层关于仿冒品定义的争论，“别担心那些反对剽窃的争论声，专心做你们的生意。”
与此同时，可能还是由这种矛盾的政策环境激发的是各种各样的企业反应。毫无疑问，就像华盛顿的雅典娜神庙画像一样，今天“大量的”假冒运动鞋正“流行”于中国、美国、意大利和整个世界。但是，我接触过的大型运动鞋公司没有一个能给出仿冒品的估计规模。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避而不谈。彼得·哈弗瑞（Peter Humphrey）是北京一家风险咨询公司“ChinaWhys”的创始人，说原因有两条，一这会“激怒中国当局”，二“担心公开承认仿冒现象有些过于高调”。哈弗瑞说：“如果他们的言论被散布到消费市场中，人们就会担心他们买到的鞋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货是如何改变了合法运作的公司的底线的呢？每双仿冒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网球鞋都是合法公司的损失吗？一位匿名的资深的运动品牌销售人士的回答是：“假货是市场的基本事实，它们断了我们的销路吗？或许不会……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吗？当然。不过我们可以只当这是一种奉承好了。”
这也许还是某种形式的行业培训。莆田的林告诉我他真正的野心何在：“生产仿冒鞋仅是权宜之计，我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品牌，我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品牌。今后，我们想生产自己的品牌，赢得我们自己的声誉。”林的目标似乎与中国实际执行的打击仿冒政策一致：在法律层面禁止，但同时在执行上放任的商业发展政策，这样掌握 的技术最终会形成强大的合法企业。
莆田的仿冒运动鞋厂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莆田耐克”，就会跳出上百个结果，带你进入莆田销售假冒运动鞋网站（莆田的假冒运动鞋业务已经名扬天下，以至于网络交易平台Alibaba.com 专门设置了一个网页，警告买家在与莆田的供应商交易时要谨慎）。McCarter & English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哈雷·洛温（Harley Lewin）说：“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人们已经不再是秘密，过去卖方不愿意暴露身份，但是现在找到他们是小菜一碟。”
莆田市中心的学生街是一条双向车道车道的林荫道，两边林立的商店中全是仿冒运动鞋。我在那儿逛了一个下午，就像其中陈列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一样，铺面的装修也分为不同的档次。有一家商店模仿Urban Outfitters1 的风格——裸露的砖墙和管道、从假窗户中射进模拟的光线、低沉的电子背景音乐——但是大部分商店似乎更加重视业务，而不是美感。很多铺面的金属卷帘门都抬 起一半，表示他们正在营业。我弯腰走进一家商店，看到两边的墙上全是包在透明热塑薄膜中的运动鞋：Air Jordan、最新款的LeBron James、Vibram的五趾运动鞋等等。就像进入了仿冒品的连锁鞋店Foot Locker2。
我从货架上拿起一双Nike Free，翻来覆去地检查，又折鞋底、又扯针脚、又闻胶水味，每个新入行的鞋迷都有自己的一套测试方法（我实在没有闻出“劣质”胶的味道）。这样的鞋子价格大约在12美元左右，质量似乎和我妻子在美国花85美元买的那双没有任何区别。美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的副总监波曼也说：“我也不能立刻区分出真假。”一个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中的人都识别不出来，何况与我呢（波曼曾经说假鞋有一股“浓烈”的胶味）。北京的一个出售仿冒品的人对我说：“这是正品鞋，只不过商标是假的。”
我正看鞋的时候，一个留着刘海的30多岁的女子走过来问：“你要买鞋还是卖鞋？”她丈夫坐在后边，面对一台大尺寸的电脑显示器。他们的小女儿坐在另外一台电脑前，戴着耳机玩电脑游戏。这家店也做批发生意。老板娘称，他们还经营着一家工厂。他们一直在试图把自己的运动鞋推向市场，同时也在找能把产品销到西方的代理人。“如果你订的货数量大，我们可以打折。”
我问她：“生产2000双鞋要多长时间？”她说：“接到鞋模后，只要一个月。”她丈夫过来向我保证“鞋的质量绝对好，我们会使用和正品相同的原料，这些材料在莆田本地就有。”（然而林曾经和我说，使用相同的原料快速提升价格）我问：“我怎么让2000双仿冒运动鞋通过美国海关？”“货不会从莆田走。”她丈夫说，“至少文件上不会这样写。我们从香港发货，别担心。我们一直这么干。”
一周后，我飞到香港与一名私家侦探泰德·卡沃拉斯（Ted Kavowras）碰面。他开了一家侦查公司Panoramic咨询公司，在中国和香港有30名雇员。（他还是中国和香港驻世界侦探协会的代表。）他的专长是调查仿冒品工厂和分销网络。一天晚上，我和他在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日本餐馆里吃烤章鱼肉串、喝可乐。他说：“7年前，从中国出口还是很麻烦的事。因为那时互联网还不够普及。那时多数出口的货物都要通过国营的公司，监控起来很容易。但现在几乎完全放开了。”
卡沃拉斯是个48岁、皮肤苍白、鸭梨体形、举止粗鲁的家伙。在日本餐厅分开之后，我们后来在一家高档的牛排餐厅又见过面。（他耸着肩，撅起嘴唇说：“什么？ 我来自布鲁克林。”）卡沃拉斯在纽约长大，高中毕业后进入纽约警察局，三年后因残疾退休。后来做过“很多执法方面的工作”，比如保安，但他都认为这些工作没意思。他说：“身体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卡沃拉斯还在《纽约时报》工作过，5年后他辞职，来到亚洲。1994年，美国私家侦探给他提供了一份广州的 工作。他说：“我身怀正确的手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5年后，卡沃拉斯成立了Panoramic。
卡沃拉斯估计他每年接手的案子有800宗，从运动鞋到手表和采矿泵无所不包。2002年，纽百伦雇用他打探一家工厂，厂主是纽百伦的原供应商，一位叫 Horace Chang的台湾人。据媒体报道，Chang多少有些流氓习气。他曾经是纽百伦官方认可的运动鞋制造商和分销商，后来双方关系破裂，纽百伦终止了合同。但 是Chang依然在继续生产纽百伦品牌的运动鞋，在没有被许可的情况下侵蚀公司注册商标。纽百伦请卡沃拉斯打入Chang的工厂内部，并汇报情况。我问卡沃拉斯，” 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前警察是如果在中国做卧底的？“他说：“我的调查方法绝妙无比，堪称梦幻。毒贩必须要交易毒品，仿冒商必须要销售货物。我出现在仿冒工 厂里时，打扮得像个出席舞会的美女，也就是说我像是个可以出口他们的货物的大买家。”Chang最终停止了生产纽百伦的仿冒鞋。
如果说仿冒世界里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欺骗。卡沃拉斯安静的办公楼顶层，走廊的尽头有一排文件柜，上面摆的是好莱坞化妆师们曾经设计过的经典形象。卡沃拉斯和他的员工以此来试验自己的各种伪装：帽子、太阳镜、胡须、假牙。卡沃拉斯开玩笑说：“我是唯一一个在周末无需等台表演的演员。”六、七台传真机被编好程 序，可以显示卡沃拉斯和他的员工假装代表的各类海外公司的国家代码和电话号码。每个员工都有一个文件柜，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名片，让他们可以扮演多重身份。 卡沃拉斯说：“谎话编得越大，就有越多人相信。”他甚至在香港租下4间办公室来和“猎物”见面。
卡沃拉斯穿过办公室来到一个架子旁边，上面堆满了隐藏有摄像头的钱包和背包。我问他经济衰退对侦探业务有没有影响。他说：“去年我们的业务的确有所下滑。”公司纷纷削减品牌保护预算，卡沃拉斯的案子少了很多。“但是今年我们忙的要死，去年放任仿冒品自流的公司今年重新开始追查。你永远躲不开这些问题的。有人会说‘噢，这是中国的事，我们在中国没有业务。’但正是因为在中国，问题才大了去了，整个世界的沙滩上都会冲上来中国制造的东西。”
他对仿冒产业的未来看法如何呢？
他说：“这是一场持久战。”
我问：“就像反毒品那样的持久战吗？”
他说：“不太一样。”Kavowras戴上一副假牙，微笑着说：“战斗的性质相同，只是战场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仿冒产业在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虽然那些地方还是有点儿乱糟糟的，但可以变得国际化。当然，中国的问题依然严重。这将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也就是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密探被派出去，投入越来越多的经费来调查那些连专家也难辨真伪的仿冒鞋。
Nicholas Schmidle是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和该刊的撰文者。他的上一篇文章是关于绑架换赎金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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