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杂志：21世纪的民主本能

原文：The democratic instinct in the 21st century
译文：21世纪的民主本能

来源：《民主杂志》2010年7月刊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9年再次当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总统。2010年4月12日，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of the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第六次会议。这篇文章摘自苏西洛总统在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1997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G20国家中印尼的经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12%，种族暴力甚嚣尘上，东帝汶（East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Sukarnoputri）。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的印尼将会四分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别是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秉持民主精神，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步。1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来说，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的，当2014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终将经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寻求全国共识同时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竞争。但21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21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译注：1、亚齐争端：亚齐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30年的流血冲突，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相关资料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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