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纽约时报：审查无疆界 中国的审查制度如何影响了西方的作家
作者：EMILY PARKER
发表日期：2010年5月6日
译者：Große Fuge
校对：@xiaomi2020
加拿大华裔作家郑慧玲（Denise Chong）1994年出版了《侍妾的孩子们》（The Concubine’s Children），这部对外祖父母的回忆的书获得了不少好评而且雄踞《环球邮报》畅销书榜单长达一年半！但是当她之后推出的一本书 《向毛掷鸡蛋》（Egg on Mao） [译注：这本书也被译为《以卵击毛》]在2009年出版的时候，许多人感到不安。“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是一本抨击中国的书吧？’”，郑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当我看到那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书的封面是一张被泼洒了油漆的毛泽东的油画照片， 下面有一行大字：“一名涂抹偶像和揭露独裁的普通人的故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鲁德成的人的真实故事，他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向在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投掷了装满油彩的鸡蛋。
郑低估了冒犯中国的恐惧心理——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她列举了一些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情。郑说，一个加拿大的非盈利经济发展组织曾邀请她参加一个筹款会议，但是一听到书名就淡化了她和这本书的关系。（这个组织正在努力加强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郑通过和一位制片人的交谈，得知一位以中文播出的电视台的记者出于对北京的害怕，取消了采访。
这种紧张不仅仅局限于加拿大。加拿大使馆透露，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在一次活动中婉拒了对郑的邀请。在最近的一个电话采访中，一位参与了相关讨论的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承认，因为国会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关系，郑的那本书的政治敏感性是他们做出此决定的原因之一。
孤立地来看，这些事情好像都不算大，但这是一个更大的潮流的一部分。当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扩张的时候，中国想让世界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的愿望也在扩张。
三月，Google关闭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服务，声称再也不愿意配合“当地”法律来进行自我审查。但是，这些法律可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地”，通过对一些作家和中国观察者的采访，中国的审查正变成一种无疆界现象。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只要你是在国外写东西，你可以安全地认为，你的写作是自由的， 完全不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 中美关系研究所亚洲社会研究中心（我是这里的一名研究员）的主管，写过九本关于中国的书的Orville Schelling说。他认为，互联网的壮大是一个转折点，它逐步地把曾经互不相连的中西方的阅读世界融合起来了。另一个因素是日益增强的中外商业利益关联。
“突然之间我们都变成了香港，因和大陆靠得太紧而不敢得罪它。”Schell说。
去年秋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中国向组织方施压，不让他们邀请两位持不同政见作家参加名为 “中国和世界”的研讨会。（因为公众的强烈抗议，他们又重获邀请。）但是更为经常的情况是，潜在的书评者预先就自我噤声了。在2002年纽约书评会的一篇名为《中国：吊灯上的蟒蛇》（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中国的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把中国的审查制度描述为一只蜷伏在头顶上的危险动物。“通常大蟒蛇们都不动，”他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这样一直沉默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办”，之后，通常，每个人都会在它的阴影之下都会做出自己或大或小的调整。”
我问了这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的教授关于这条“蟒蛇”对在中国之外的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人们都没意识到这就是自我审查。”林培瑞在一次电话采访里说。林自己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被拒绝授予去中国的签证，明显是因为他曾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帮助一名异见人士方励之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的事情。
林的窘境反映了投射在其他中国观察家身上的长长的阴影。林说，“每个月都有三、四次，我会被学生们问到：我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不会像你一样被列入黑名单呢？”他补充说他曾见过有博士生出于可能被中国列入黑名单的顾虑而不去写关于中国民主的文章。
孔杰荣（Jerome Cohen）, 一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教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老师也有同样的印象。“有些我尊敬的作家，他们选择不写某些话题，因为他们不想卷进和中国的矛盾之中。”他补充道，新疆，中国遥远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和产生过种族动乱的地方，是“绝对敏感的”。比如，英文书《新疆：中国穆斯林的领地》（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2004年出版）的几名西方作者被中国连续拒发签证。好像学者们在争议话题下实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孔说，“拒签似乎是根据你选择的话题而不是你对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
中国的审查制度举世皆知，于是那些自我审查的西方作家们只能在无奈的叹息中耸耸肩。学者们 “集体性地为了得到去中国的签证而与我们的学术理想妥协，这的确有违我们的学术良心，但是我们全都在这么做。”一位在一所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在电话里对我说。他要求匿名，不是怕惹恼中国，而是怕惹恼了他在美国的同事。
这样的小心谨慎勾勒出整个西方图书界对中国的态度，有些人可能会着重于中国在政治压制下的经济成功。但是这也只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广为流行的一个观点的后果之一，无论中国模式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它是有效的。 “中国现在被看做这样一种成功案例，”，《野草：现代中国的三个转变故事》的作者，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对中国的报道而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的伊安·约翰森（Ian Johnson）说。“我认为，在更深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反映了西方世界对自己的世界地位的深层忧虑，而且中国人自己常常不认同我们对中国 所持的非批评的观点。”
你仍然可以找到那些揭露中国的阴暗面，以及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书籍，这样的书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什么影响。但是中国政府的反应很难预料。这也正是为什么其审查机器那么有效的原因。那些在中国之外，对中国审查系统知之甚少的人们，最终都可能以自我噤声而告终。
Ken Chen，美国亚裔作家工作室的执行总监讲了一件他在纽约为赵紫阳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举办的活动时发生的事情。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派的领导人，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被软禁起来。在那个活动中，一名隶属于被北京政府蔑视的宗教组织“法轮功”的记者，要求采访该书的两名中国编辑和一名美国教授。Ken Chen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趣又有讽刺性：那两位中国编辑大大方方地坐在镜头前接受采访、签名，而且说了些很具争议的亲民主观点，反倒是那位美国教授甚至拒绝了采访，因为他害怕中国政府的报复。”
中国作家自己有时候可以抛弃西方对中国的审查的顾虑而写出一些作品。余华，有争议小说《兄弟》的作者，告诉我西方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他的作品在中国没有被封杀。“中国的读者觉得我的书不应该被封；反倒是西方读者有这样的观点。”余华在一封邮件里说。
当被问起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被封杀的时候，余华想到过多种答案。 他说他现在只用最简单的一个回复，“我也不知道。”
艾米丽·帕克（Emily Parker），亚洲社会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正在写一部互联网和民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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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看中国”、“纽约时报”、“译者fuge”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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