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Authoritarianism vs. the Internet——The race between freedom and repression
译文：威权主义 VS. 互联网 ——自由与压制之间的竞赛
译文：威权主义 VS. 互联网 ——自由与压制之间的竞赛
作者：Daniel Calingaert
作者简介：Daniel Calingaert是自由之家副项目主任，负责公民社会与媒体项目
来源：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2010年 4/5月刊
译文时间：2010年4月7日
译者：kestry，@jiangge09，@Freeman7777
作者简介：Daniel Calingaert是自由之家副项目主任，负责公民社会与媒体项目
来源：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2010年 4/5月刊
译文时间：2010年4月7日
译者：kestry，@jiangge09，@Freeman7777
在2009年6月12日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纷争不断的火热日子里，抗议选举舞弊的图像被手机相机拍摄并由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发送给外部世界。当来自主流国际媒体的记者或被迫离开该国，或躲藏在他们的酒店房间时，通过Twitter发送的短消息和发布到YouTube上的视频填补了信息的空白。于是，当伊朗政府试图掩盖电视和报社记者的抗议时，互联网为境外观众提供了一个窗口，由此可以看到伊朗正在发生什么，同样也给伊朗人一个告诉全世界什么正在发生的渠道。
然而伊朗的互联网，如同该国的其他行业一样，受到了受到了严厉的管制。政府对带宽的限制，使得照片和视频的上传速度非常缓慢。手机短信服务在6月12日的总统选举之后受到干扰达三个星期之久，加之政府对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干扰，进一步阻碍了伊朗人民分享信息和组织抗议活动的能力。此外，政府已经开始对网络通信进行监视，这种监视可能会有助于其逮捕异议人士。
互联网将带给被压迫人民自由？还是它可能被控制从而无法对那些压制性政权构成威胁？
在伊朗总统大选之后的几个月里，依靠数字媒体的帮助反对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 )继续存活。抗议活动主要通过数字媒体来发出通告并进行组织，运动的领导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 )和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主要依靠互联网将信息传达给伊朗人民。然而伊朗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异议的镇压。绿色运动的网站被黑客入侵。无界（UltraSurf）等规避网络审查的服务被屏蔽。革命卫队收购了该国电信公司的多数股份，从而成功控制了伊朗电信网络。检察官办公室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调查和起诉网络犯罪，特别是现政权的批评者。此外，国家安全部门对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在反政府网站发帖进行了监视和并骚扰他们在伊朗的家人。
2009年6月总统大选后,对于互联网在伊朗的作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互联网将带给被压迫人民自由？还是它可能被控制从而无法对那些压制性政权构成威胁？互联网为传统的广播和平面媒体受到限制的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它为丰富公共话语、揭露权力的滥用，以及便利公民积极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互联网的开放性质挑战了压制性政权扼杀异议表达和政治反对派的能力。
威权统治者了解互联网的力量，并在积极的削弱其影响。少数国家——缅甸、古巴、北朝鲜、土库曼斯坦——限制了互联网使用，其国民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使用网络。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公共互联网接入点，同时互联网服务的成本也令广大公民望而却步。
其他国家，如中国、伊朗、突尼斯，积极推进互联网的使用以此来刺激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他们对数字媒体进行了大范围的管制，以防止其被政治反对派利用。他们维持广泛的、多层次的审查和监视系统，以扼杀网上异议。这些系统对公民可以访问、在互联网上发布及通过手机传送的政治敏感内容进行严格的限制。对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的监视很普遍，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公民受到了骚扰、监禁和酷刑。
在限制相对不太严厉的环境里，例如埃及、马来西亚和俄罗斯，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传媒受限制的环境中言论相对自由的桃花源。然而，言论自由的空间正在缓慢地消失，因为政府设计了巧妙的方法来操纵网上讨论，并适用故意含糊其辞的安全法规来恐吓、逮捕批评他们的人，这种恐吓导致网络记者和评论员开始自我审查。
如果美国政府对互联网采取明确和严格的政策，互联网将会成为一个促进自由的力量。美国应该防止美国的技术被压制性政权用来审查互联网内容或监视网上活动。美国还应该与欧洲和其他民主盟友提出共同标准，停止出售可能被压制性政权用来践踏互联网用户权利的技术。但是，技术出口管制还必须结合积极措施，以支持互联网自由。美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创新技术，以规避网络审查和网络监视，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挑战对互联网的限制，并对压制性环境里的网络活动人士扩大支持，以使互联网用户能够更有效地坚持他们在网络上自由表达的权利。
WEB 2.0
互联网在最近几年发展迅猛。据国际电信联盟指出，2000年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数目只有3.9亿，而到2008年全球已有15亿多互联网用户。在有些国家，如中国和埃及，仅2006—2008两年里这一数字就翻了一倍多。现在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超过3.38亿，其中1亿多用户使用他们的手机访问网站。大约在同一时间，被称为“Web2.0”的第二代网站设计成为主流。Web2.0由促进普通用户制造和传播信息、建设社交网站及在线协作的范围广泛的应用程序组成。这些应用程序包括：社交网络服务，如Facebook和Twitter；照片、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是众多同类网站中最著名的）；播客，将数字音频或视频文件统一格式以便于下载；网络信息源（web feed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译名？），如简易内容聚合（RSS），旨在从不同的网络资源聚合频繁更新的内容; WiKi网站，通常由个人创建由文本、图形、视频、文件附件、各网站链接，或这些内容组合而成的规范化的词条，使得文档、网络日志以及博客的协作更加方便。现在Web 2.0 应用程序的使用相当普遍。例如，据报道中国3亿互联网用户中就有5，000万博客用户，他们创作了过亿篇博客。
据报道中国3亿互联网用户中就有5，000万博客用户，他们创作了过亿篇博客。
Web2.0的影响是深刻的。相对于传统媒体将媒体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传播信息。它们使普通用户轻松地共享信息——例如，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将网络文章发送给他们的朋友，将他们贴在网上的照片链接发送到他们的所有社交网络，或将视频上传到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观看的网站。此外，Web2.0应用程序促进了新兴媒体生态圈（blogosphere）的创建和扩张。它们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的普通人变为内容出版者和散布者。这些人主动书写网络日志，制作视频，报道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探讨传统媒体忽略的敏感问题，并提供大量的各种政治、社会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在传媒受到限制的环境里，博主们往往站在努力扩展言论自由边界的最前沿。
因此，互联网通常提供比传统媒体大的多的自由表达空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对15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进行了评估，该调查跨越四大洲，涵盖了接受调查者从自由到高压的一系列感受1。除一个国家（译按:英国）外，所有被调查国家得到的评级，都要高于它在自由之家以同样标准进行的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调查中显示的自由度。这种互联网自由和传统媒体自由的不同评级在互联网自由状况被列为“部分自由”的国家最为显著（译按：埃及、乔治亚、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俄国和土耳其）。
Web2.0应用程序不仅促进了不受约束的表达，还促进了结社自由。它们有助于个体间无视物理位置的讨论和互动。它们建立公民网络社区以分享他们兴趣爱好，并使信息迅速传播成为可能，例如在现有网络更新新闻或呼吁采取行动。因此，数字媒体被广泛应用于公民运动。例如在埃及，2008年4月6日成立的一个Facebook小组组织了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抗议，短短数周内就吸引了超过64,000名成员参与。马来西亚反对党在2008年3月大选中的大部分竞选活动都通过数字媒体进行，这帮助他们赢得了重大胜利。 他们利用博客、YouTube、以及sms（手机短消息服务）宣传他们的竞选活动信息，并呼吁选民支持他们。
压制2.0
互联网的水平特性使普通用户能够很容易地产生与传播内容，并以许多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方式赋权（empower）给公民。它使得信息流动更加难以控制。然而与此 同时，对数字媒体的控制也变得更具侵犯性，比起对传统媒体进行限制所能影响到的人数，这些针对数字媒体的控制措施会直接影响到更多的人群。比如，会侵犯到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大批公民的权利，而不只是作为内容消费者的权利，同时这种网络监视也使当局能够监控个人通讯并追踪公民的浏览内容。通过对互联网的监视，国家安全部门 能够渗透到在线网络中，对有计划的公民行动的讨论进行监控并确认反对派团体成员的身份。Facebook作为被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络服务，虽然允许用户创建私人群组，但并没有提供 安全登录方式。国家安全部门由此能够黑掉某一知名活动人士的facebook页面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其整个社交网络的信息。
近几年来，对互联网的控制手段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它不再是像在中国这样的 压制性环境中阻止公民访问国际特赦组织或纽约时报网站这么简单了。它已经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阻碍国内产生的令威权政权不快内容的传播（这些内容包括政府 失职的新闻以及对权力滥用的在线讨论等等），以及阻碍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出现上了。互联网审查与监视是威权政权用来压制国内批评声音并阻止替代性政治力量兴 起的首要方式。
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广泛的、多层面的互联网审查与监视系统。这一系统使用了一系列相互结合的手段来削弱互联网自由：
·访问诸如Facebook与Youtube这样的 Web2.0应用网站受到了永久性或临时性的封锁。这些封锁同常是围绕一些具体事件展开的，如中国政府对2008年西藏动荡与接下来的2009年对新疆暴动的所做所 为。缅甸也在2007年对"番红花革命"的和平抗议活动进行暴力镇压之后，切断了所有对全球互联网的接入达几天之久。伊朗则否决了将宽带接入家庭与网吧的 措施。连接速度被限制在了128kb/s，以此来限制大多数互联网用户访问、下载或者分享音频及视频文件。
·技术过滤阻止了对发布到网上的特定内容的访问并扩大了在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层面的信息删减。它能够锁定关键字、特定网址或整个域名。根据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 Net Initiative）提供的资料，至少有25个国家实行了对互联网的技术过滤措施。
·人工审查员会监控并通过手动方式 移除博客文章。他们还会关闭那些发布敏感话题的论坛， 这些话题包括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政治人物的批评以及官员腐败问题。俄罗斯及其他地方的当局则会通过幕后电话对博主或站主施加压力，要求其移除某些内容。
·比起完全依赖于政府机关的直接干预，压制性政权越来越多 的将审查与监视“外包”给私人公司——即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博客服务供应商、网吧与移动电话运营商。如果他们不遵循这些过滤政治内容、监控网络活动或收集 用户信息的要求，就会冒受到罚款或失去经营许可的风险。用户在购买家用或工作用互联网接入时被要求注册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这样他们就不能匿 名运行网络。网吧的顾客必须出示身份证件，而网吧也装有专门软件来监控与过滤顾客的网页浏览。在越南，网吧经营者被要求将其顾客的网站访问记录保存30 天。白俄罗斯则要求网吧经营者记录每一位用户的浏览历史并向警察举报访问敏感网站的人。
·压制性政权诉诸于暗中利用支付报酬的亲政府评论员或是国家注资的网站与博客来影响在线讨论。中国政府雇佣了据估有25万名或者更多的 “五毛党”评论员（据报道是因其发布每一条亲政府评论就能收入5毛钱而得名），而俄罗斯则有一个隶属于克里姆林宫的不断扩大的“网络军团”（web brigades）。
·电子邮件能够被拦截，用来监控持不同政见者。中国、突尼斯和伊朗采取了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的方法，使国家安全部门能够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完成对电子邮件的拦截、解构、摘取关键字、移除或更改内容并重构的过程。
·威权政府利用一般的出版法来制裁辱骂、亵渎、泄露国家机密等行为，并惩罚网络上的异议人士。古巴以“危害社会的预犯罪”罪名起诉网络记者。中 国制定了专门针对网络内容及相关问题的80多条法令。越南在2009年1月颁布法规禁止博客散布批评政府的内容。
·中国对网络上的违抗行为实施了判决入狱的严厉刑罚，通常都会是三到十年的刑 期。众多这样的起诉也同样发生在突尼斯、伊朗、叙利亚、埃及与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频繁援引了针对冒犯国家或伊斯兰教领袖行为的法律，而俄罗斯则依赖于有意 模糊的法律来处置极端主义行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提供的数据，被判入狱的网络记者人数在2008年首次超过传统媒体记者，这里既有法律判决的结果也有法外监禁造成的情况。
·对博主与网络记者的恐吓在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的 程度，这些地方发生过多次个人受到24小时监控、骚扰、随意抓捕甚至拷打的事件。埃及虽然允许一个相对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但会针对少数突出分子进行惩治， 如博主Kareem Amer和青年运动领袖Ahmed Maher，通过他们的例子来制造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 ）威吓同他们一样的人。
·博客与网站被黑或遭受到拒绝服务攻击（denial- of-service attacks），造成了干扰或关闭网站的结果。例如，在缅甸番红花革命一周年纪念时，服务器位于泰国的独立新闻网站，如 the Irrawaddy与the New Era，就成了网络攻击的目标。
在诸如中国、伊朗以及突尼斯这种受到最为严格限制的互联网环境中，整套压制性手段 （以上列举的情况都有包括）都被用到了控制互联网上。它们对重要技术实行有针对性的限制，采取 无处不在的技术过滤措施，利用人工审查员来关闭被禁止的网络讨论，将审查与监视外包给私人公 司，监控异议人士的网络活动以及对博主与网络活动家进行骚扰与起诉。简而言之，它们已经开发出了一套复杂的、多层面的系统来控制互联网上信息的自由流动。
其他国家，如埃及、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尽管允许一定程度的 网络自由，但似乎也开始对互联网实施更大的控制。尽管他们对传统媒体有着严厉的限制，但鼓励扩大对互联网的访问，并同意扩展网络上自由表达的空间。然而， 他们利用国家对互联网内容的影响力，控制了公民进行在线动员的能 力，对互联网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监控，并对他们的网络批评者施以严厉的处罚。这些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归为在互联网自由方面“局部自由”的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朝向更大限制的措施。例如，俄罗斯与埃及已经开始起草增加互联网管制的法案。哈萨克斯坦在 2009年7月颁布了一项法律，对互联网内容的所有载体——网站、博客、聊天室等——都沿用与对传统媒体同样的限制条文，如侮辱罪。
西方公司提供的协助
来自欧美公司的技术被压制性政权用到了限制数字媒体的自由方面。2008年，芬兰移动电话巨头诺基亚与德国电子电气公司西门子的合资企业向伊朗电信——伊朗国有电话公司提供了一个监控中心。这个中心使当局能够窃 听移动电话并监控电子数据的发送。人权倡议者与情报专家认为这个中心的电子监控系统加强了伊朗当局监控私人通讯的能力并用来打压异议人士。
在2009年5月被报道的另一个事例中，加拿大密西加沙 （Mississauga, Canada）市立图书馆被指利用了与中国相同的网页过滤技术。这一技术是由总部在加利福尼亚的Websense公司出售的，它封锁了那些发布被中国政府 视为敏感话题的网站，这些话题包括围绕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发生的一系列有争议事件以及中国当局对基督徒的镇压。由于密西加沙图书馆缺乏人力来复查所有 的被封锁网站，特别是中文普通话网站，它只能依靠软件公司来决定哪些网站需要封锁。
Websense公司的互联网过滤软件被全世界上千所学校与大学使用。被发送到 密西加沙图书馆的这一软件版本的默认设置很明显就是专门为中国的特殊过滤措施准备的。Websense公司对这一软件的销售显示出中国的过滤标准正在应用 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在软件购买者毫不知情的状况下。除此之外，根据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 Net Initiative）提供的资料，这一软件也被也门政府用来过滤互联网内容，而中东与北非的大多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s）也依靠同类的商业过滤软 件，其中主要都是由Websense公司与美国的Secure Computing公司生产的，后者如今已被McAfee公司收购。
公民所做的反击
尽管有着政府审查和 监视，在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国家中的公民们正在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创造和传播信息。例如，他们正在通过使用规避审查的软件来访问被审查的内 容。他们通过点对点（P2P）的网络或海外文件传输协议（FTP）网站来共享文件。公民们为避免政府对他们博客帖子的屏蔽，通过故意拼错会引发过滤的关键字或者通过把他们的文字发布为图片文件的方式，因为过滤搜索是针对 文本性质的文件。他们也诉诸于用寓言去批评政府的镇压。例如在中国，公民们已经广泛讨论并且传播了神话似的草泥马及其与象征互联网审查的邪恶的河蟹做斗争的视频和线上卡通。
中国的活动人士也利用互联网去组织对于计划推出的绿坝软件的抵制行为。中国政府正准备要求预先安装绿坝到所有2009年7月1日起销售的个人电脑上。表面上是为了阻止“不健康的，低级的”的网络内容，实际上绿坝将把审查带入到人们的家中。它过滤政治上敏感的内容，诸如与1989年镇压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相关的信息，而且当检测到有被列入某些黑名单的词汇时它还有能力突然关闭掉类似微软Word这样的应用程序。它也使得当局能够轻松地渗透到任何一台电脑里去监控用户的互联网活动并窃取到个人资料。中国的独立专家们测试了绿坝软件，提醒了他们的国外同行，并且在网上传播了跟绿坝有害影响有关的信息。普通的中国公民表示强烈反对使用该软件，并且通过互联网利用诸如网上集体签名这类的社会网络工具去组织抗议绿坝软件。他们还散发了一个嘲弄绿坝的漫画。在这幅漫画里，一 只手从一位电脑用户家里的电脑屏幕里伸了出来，伸直的手臂抓到了这位用户的脸上。国内批评和外国压力结合起来说服了中国政府推迟了引入绿霸系统的时间表。
扩展自由的政策
诸如中国和伊 朗那种压制性环境中的公民，已经展现了他们试图绕过网络审查以及去挑战政府对于互联网管制的决心。然而，他们无法靠他们自身来克服这种审查以及管制。压制性政权下定 决心去防止互联网伤害到他们对于权力的掌控，而且他们已经变得擅长于使得互联网言论自由接受制约，并扼杀了政治反对派在网上所做的动员。因此互联网将只有 在美国采取了一种清晰的政策去支持互联网自由以及说服其民主同盟国加入到贯彻这种政策中时才可能有效的提升压制性环境里的自由程度。
因为压制性政权使用了复杂的 ，多层面的系统去控制互联网，美国对此所做的应对也必须是多方面的。 没有灵丹妙药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单一一种技术仅仅依靠它们自身就可以克服互联网审查。相反，克服这种互联网审查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相结合才能去改善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些措施应该阻止美国和欧洲那些被用于控制互联网的技术的出口，推动 国际上对于互联网自由的接受以及尊重互联网使用者的权利，增加对于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减轻互联网审查和监视，而且应该支持遭压迫社会中那些努力扩展互联网上 言论自由空间的公民。
美国去保护网络自由的政策应在最低限度上，确保美国公司将不在侵犯互联网用户的权利上面成为专制者的同谋。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被提出来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案（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GOFA），将提供重要的保障以反对美国公司做出这种共谋 举动，但这还远远不够。通过要求他们披露他们所使用的过滤方式以及屏蔽掉的压制性政权要求访问的内容，它会阻止美国公司参与到互联网审查中去。这也将迫使美国公司把用户的个人数据放到 那些对于互联网进行严格限制的国家以外的服务器上，并授予总检察长权威去拒绝可能被用来起诉异议人士的对于个人资料的要求。全球网络自由法 案从而才会可能实现其目的以避 免像师涛那样的案例再次发生。师涛是一个中国记者，在2005年被判处了10年刑期，判刑的依据则是由雅虎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师涛在雅虎服务上的）个人数据。
然而全球网络自由法案不会阻止技术被销售给用于数字媒体审查以及监视的压制性政权。对于那类技术的出口管制是需要的。这种技术通常（但不是一定）在 美国、欧洲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得到了合理的应用。它便利了家长去控制网页浏览以阻拦儿童色情和其他的有害内容，并允许执法机构，在司法部门监督之下，去监控可疑恐怖分子以及罪犯的通讯情况。然而压制性政权，却经常（虽然不是百分百都是这样）利用互联网检查以及 监视技术，去压制针对政府所做的平和批评以及对于敏感议题所做的合法讨论。正如绿坝案例所表 明的那样，威权政府倾向于利用过滤软件去限制政治表达，而不是赋权给父母和学校，让他们在孩子可以在网上看什么或不可以看什么上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同 样地，监视技术也被用来监控互联网用户。这种监控是在缺乏独立的司法监督情况下发生 的。
美国的外交还应该去推动对于互联网自由以及对于互联 网使用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国际性接受度。
美国对于互联 网审查以及监视技术出口管制的推出，会为其他民主国家树立榜样并且鼓励它们停止销售可以用来侵犯到互联网用户人权的技术。它会在提升企业保护互联网自由的 国际标准上首开先例，这就好比1977年制订的《美国海外反贿赂法 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这个法案禁止支付对于外国官员的行贿费用，最终 导致了《经合组织反行贿公约》 (oecd Anti-Bribery Convention)的产生。
正如《美国海外反贿赂法案》和《经合组织反行贿公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除非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都有义务去遵循那样的规范，否则美国对于互联网审查以及监视技术的出口管制会置美国公司于一个不利的处境并且只有产生有限的效应。美国因此应该针对互联网审查以及监视技术的出口管制 发布一项外交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里发展出共同的标准来。对于使得这类技术的升级不落入到威权统治者手里，多边的出口管制是最有效的办法。
美国的外交还应该去推动对于互联网自由以及对于互联网使用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国际性接受度。例如在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United Nations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它应该在民主政府里建立广泛的联盟去捍卫全球互联 网的开放性本质，并去挑战压制性政权侵犯互联网自由的作为。
如果他们也协 调他们对一些压制性政权所做援助的话，民主政府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全球互联网自由了。正如多方的捐赠者已经携手合作去解决重大的国际挑战，例如反对艾滋病病 毒/艾滋病(hiv/aids)方面的努力，一个多边的基金应该被创立起来去支持全球 性的互联网自由。这个基金会鼓励个别民主政府为了全球互联网自由的缘故，去提供更大量的资源并会承担对于这个缘由他 们共同分担的责任。
经由采取一系列能够规避互联网审查和监视的技术，网上言论自由才将得到更好的提升。
需要有一个全球互联网自由基金(Global Internet Freedom Fund i)去在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支持技术性的创新以及本土性的努力去扩大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空间。一些这样的技术，例如Google的gmail安全登录方式，在商业上被开发出来了。然而大多数这类技术是从非营利企 业中涌现出来的，包括由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开发的网络代理软件赛风（Psiphon），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反审查软件无界(UltraSurf)和自由门(FreeGate)，以及由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公共域名创建的用于匿名在网上交流的Tor（洋葱路由器）。这些非营利性企业需要公众的支持和慈善捐款。公众对于提供反审查以及隐私保护软件免费使用，从而使这个软件能让中国、伊朗以 及其他压制性环境中的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使用来讲是至关紧要的。只有通过使得这种软件可使用到，它才会被用到一个大规模的人群上并且才会显著地削弱威权政 府强加在互联网上的庞大控制。
相比单独采取单一的技术，经由采取一系列能够规避互 联网审查和监视的技术，网上言论自由才将得到更好的提升。虽然一些决策者寻求单一的最佳技术去克服威权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控制——想在中国的防火墙长城上冲出一个大洞来，（假如决策者有这种想 法的话）我这里给他们更好的建议是，去支持多种不同的技术，因为威权政权可以更为容易地阻止使用者获取一种反互联网检查的工具，同时有很多种工具存 在的话，则他们这种意图就不太容易实现。此外，审查以及监视规避软件的开发者之间的竞争，就好象任何发生在 市场中的竞争一样，刺激了技术创新并且改善了服务品质。
然而反审查和隐私保护技术，充其量只是部分解决之道。他们可能突破屏蔽了从受限制的环境访问全球互联网的网关，他们也许会击败中国的 防火长城，但他们仍然在对互联网上所进行的其他控制上（人工审查员、关闭国内网站，对于网上讨论所做的干扰，施压网吧去监控互联网使用者以及逮捕博主等等 作为）只有着有限的作用。技术无法保护互联网使用者自由地产生以及分享他们内容的权利，并且创造国内内容远比访问国外的网站有着更多的结果。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当他们可以阅读任何他们想要访问的美国主机的网站时，就扩大了他们所获得信息，但是只有他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站或维持他们自己的博客免 于政府干涉或可以继续他们的线上讨论而不被关掉的时候，他们才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取得更多的影响力。
因此提议中的全球互联网自由基金，应支持在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国家中本土性的努力去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这种支持应在压制性环境中的互联网审查以及隐私 的议题上扩大教育，研究，以及国际交流。从而它会增强提倡互联网用户权利的本土专家（学界人士，新闻记者，律师等）的影响。这会帮助这些专家去学习其他国家的同行如何绕过互联网 管制，以寻找到挑战互联网审查和监视的新途径，以及在针对互联网自由的国际倡议上进行协作。
1 “Freedom on the Net: A Global Assessment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83&report=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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