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场针对户籍政策的公开辩论正在进行
作者：WEN LIAO
发表时间：2010年3月5日
译者：苏吴男爵
校对：PurpYe
在邓小平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30年后，中国的人口迁徙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所引发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13家国营报纸，包括颇受尊重的《经济观察报》在内，于3月1日发表共同社论督促废除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如同中国公民脚上的“看不见的脚镣”。中国政府似乎对于逐渐增长的不满情绪表现得很明智，在13家媒体发表社论的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网络谈话中允诺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并在今天宣布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这次来自报纸史无前例的公开反对仍未招致北京方面的警惕。所以，是新闻界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吗？
并非如此。很难想象这些报纸会在官方没有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挥舞社论的大旗。如果没有高层的授意，一个编辑也许会有勇气为社论赌上自己的前程，但组织一次如此显眼的共同抗议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政府意识到需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修正户籍制度以平息其引发的不满——在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尽力压制或隐藏任何显示人民代表大会日益分裂的证据。
户籍制度效仿了斯大林的propiska制度（该制度同样延续到了当今的俄罗斯），有效控制了国内人口迁徙：政府决定多少人可以将其户籍从一地移至另一地——通常从农村地区移至城市地区。未经批准流动至国内其他地区的人们要冒失去基本权利的风险。他们无法在当地正式定居或工作；他们的子女无法就学；没有医疗保障。（就个人而言，2006年我想要在中国结婚，但无法通过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因为我曾留居海外而失去户口，原注。）除非非法移民能够贿赂当地官员让其迁入户口，否则他们会成为自己国土上的流亡者。
没有户口以及与之挂钩的权利和待遇导致很少有外来务工者——其中的大多数是男性——到城市寻找工作时携家带口。而且因为关乎中国数量庞大的国内流动人口（其数目估计在1亿至1.5亿之间），所以户口问题与中国社会的残酷、卑鄙和腐败放在一起的话，是公共愤怒情绪的一个主要爆发点。
中国共产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允诺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社论事件发生的时机也暗示了官方的默许。共同社论恰巧发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年度会议的前一天。在人大召开时有组织地表示不满几乎不被容忍。全国人大在会议召开前会收到含冤公民的上访材料，上访材料的数量逐年递增，从2004年的10万份到去年的40万份。这些增长中的不稳定因素业已促使官方既全力阻止上访者聚集到北京，以防他们的上访材料公之于众，又未雨绸缪、在可能的范围内减弱公众的愤怒情绪。
胡温时代已然接近尾声，保持全国人大的温顺易驯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权力交迭不会如党内长辈所期望的那般平稳。胡锦涛总书记及其接班人 ——预计于2012年上台的副主席习近平——分属中国政治光谱中的两个派系，两者在涉及决定性的国内政策时的立场对立。习近平这名“太子党”——中共革命奠基人的后代——是“海派”发展思路的追随者。他优先考虑中国发达中心城市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另一方面，胡锦涛则日益倾向于致力于农村发展和国家控制。
中共党内关于城市还是农村、市场主导还是国家主导的分歧让了中国政府无力把人民币导向市场、刺激消费 ；只能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肢解为一个个产业政策；迫使中国人民保持高储蓄率来支付医疗和养老费用。上述这些都使重新调整中国经济，以依靠内需为增长模式这一迫切需求变得更为困难。
去年9月中共领导人没能补选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使得两派的不和公之于众。这暗示胡锦涛有意不把强大的中央军委交接给习近平，因为他意欲在交权后继续凭借军委主席的身份来维持影响力。（这类似于邓小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时的做法，尽管那时他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的正式职位。）这场政治角逐也许可以解释中国近来的强硬外交和在国内对西藏和新疆的镇压。毕竟在国民的感觉愈发良好的时候，所有中国领导人都不愿示弱，这会给予竞争对手反击的机会。
但是中共高层意识到仅有民族主义无法慰藉人民，只有经济增长和系统性缓解国内最底层的人群的困境才能使人民满意 。废除——至少改革——饱含怨念的户籍制度是这道政治加法的一部分，它缓解了梦想成为城里人的进城务工者和乡下农民的不满，为胡锦涛派和习近平派都增加了筹码。
中国的政治家也许并非民主人士，但是当他们着眼于户籍制度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一个双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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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的全文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苏吴男爵”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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