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 重庆 - 另一面的美国往事（1）：序曲
（首先是关于昨天文章的一个小插曲：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David Herlihy 2010年出版的书≪失踪的自行车手≫写到 Frank Lenz 是第一个骑自行车穿越中国的美国人。他做这件事是在1890年！" 我想感谢这位读者，并且真的很想读那本书。同时，让我来就此更正一下。我认为 - 而这还可能是错的 - Bob 是中国在八十年代重新开放以后骑自行车穿越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人。下面我从昨天停下的地方接着讲中美合作所的故事。）
《红岩》出版之后的1963年开办了一个"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并立刻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此外还有戴笠给梅乐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墙上的说明里， 梅乐斯被描述成一个疯狂反共的美国军官。
热心的的参观者们排着长队来这里寻找红岩英雄们的踪迹。烈士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当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时，每年的11月27日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扫墓。每次去我们都花一整天参观展览。
美国人的暴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从来没怀疑过其真实性。小说红岩让这指控广为传播，而这个展览更是给它提供了铁证。烈士们是真实人物（其中两位，齐亮和王朴，是我父亲的地下党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确实存在的地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1967年初，红岩出版的若干年后，小说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了。这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我那时十一岁，听着父母的一个朋友描述自杀现场的惨状，震惊不已。（不过至今仍有人怀疑罗是被谋杀的）。我那时太小，没法理解一个英雄在熬过了敌人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之后活了下来，在自己一方胜利以后怎么还会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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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在1987年没有去参观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中国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父母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的婚姻是一件偶然个例，但它能够发生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在中美关系好转以后才发生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发，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也从凶狠的纸老虎变成某种珍稀动物，最后变成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亲接纳 Bob 作他女婿的条件是"让我女儿远离政治！"，而这 Bob 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们的幸福时刻，我们从没去问他说的是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那一刻我们反正哪个都不关心。
我们婚礼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轻时的偶像。1948年金叔叔曾经被作为地下党抓起来关进渣滓洞，和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关在一间牢房里。幸运的是，几个月后金叔叔被他有钱的地主家庭保了出来，幸免于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
在我们的婚礼上，金叔叔又提议Bob参观中美合作所。他反复地说"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铐，美国造的！"。Bob 很不爽，可他还是微笑着说了些礼貌而又毫无意义，反正金叔叔也听不懂的英文。私下里，他向我抱怨到，"干嘛每个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 想要做的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这是他头一年就已经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被我的强烈反对挫败了：那段路太艰苦，骑自行车去太危险。
1988年夏天，我跟随Bob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为一家小技术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让我自顾不暇，根本用不着Bob的提醒，我就已经足够地＂远离政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年后的一天，双子塔（指纽约世贸中心，911）轰然倒下。
对我来说，中国网民们对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而欢呼雀跃，标志着抽象仇恨的回归。我感到困扰: 我们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捡了起来。我说＂抽象＂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和那些年轻中国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在私下里相遇，这个年轻人会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友好。
我对科学技术的热情减弱了。2002年春天，我请了一个无薪假，和Bob以及我们的小女儿回到重庆。在我离开的13年里，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这样的一种愿望驱使着：重温孩童和年轻时的故地，理解我的过去。
我父亲又提议我们去中美合作所，但这次他的口气和1987年说这话时完全两样。＂他们把那儿扩建了，还竖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壮观，＂我76岁的老父亲快活地说着，就像在说着一个主题游乐园。往日的历史积怨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就去了。重庆的变化已经让人头晕目眩，尽管如此，我对"烈士墓"的新形象还是缺乏思想准备。
埋葬着几百名四十年代屠杀遇难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来依旧眼熟，而这到此为止。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在我的记忆中，本来有苍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阶，给这里带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现在被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庸俗商业气氛所取代。一个巨大的褐色群雕 - 摆着典型宣传姿势的革命英雄们 - 竖立在一排宽得没边的水泥台阶上面。这里起了新的名字叫＂红岩魂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装起来在仿高档商场里出售。
图: "红岩魂广场" (2002)
一些小学生们把他们的红领巾扔进烈士墓的围栏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围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让这动作显得有些滑稽。
我没想到这么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但是很显然，利益的诱惑能让人变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曾经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场的大展厅，现在叫作＂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向游客出售昂贵的门票（我不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买过门票）。我估计游客来源并不是问题。我听说，每年都有分配给学校和单位去完成的参观定额，而展览者也在全国进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参观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娱乐，受教育，还是仅仅应付了事。（为了省钱，我父母拒绝和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在外面的大广场上溜达，就好像重复着他们的晨练。）
展出的内容如果有变化，那也不明显，除了装璜得更精致了。我的确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介绍说到美国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除了有收集日本情报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 。我不记得这段话之前是不是就在那里，或者反映了对历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轻时无数次的参观里，我从没有过印象中美合作所做过任何有关抗日的事情。
Bob是第一次到这里，一边看着展览，面对普通人可以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充满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他也很难过，很多使用的东西的确是美国的，而这些碰巧是美国制造的东西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但Bob从未相信有任何美国人员卷入了这些。
在展厅外的另一处展览地点，一组整面墙尺寸的绘画让我停住脚步。严刑拷打被以一种宗教主题的形式描绘出来。一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天主教堂里。
于是烈士们现在必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里担当角色，而任何一个都不曾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宗教和商业。
我曾听说博物馆的馆长是所有这些商业开发背后的决策者。他有几本书在这里出售。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题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的书，出版于2001年9月。原来中美合作所还是被贴着＂集中营＂的标签。
我没想到，几年后，为了探寻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会如此下决心要亲自见到那位馆长，以至于得实施一个小计谋，还拉上我的一个无辜的美国朋友作帮手。
（待续）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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