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印度表示不可接受新版中国护照里的地图
原文：India says China’s new passport maps are unacceptable, issues visas with its own map
作者：美联社
发表：2012-11-24
本文由Fish翻译。
印度对中国护照显示争议领土为中国的一部分进行报复，新德里给中国公民的签证上印上印度版地图。印度外交部周六说，中国护照地图将阿鲁恰尔邦和阿克钦标为中国是不可接受的。
星期六，对外事务部部长萨尔曼卡苏说：中国护照地图显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州，喜马拉雅地区的阿克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接受的”。
为了报复，新德里在给予中国公民的签证上也印上新地图，声称是印度全国地图。
新的中国护照也干扰到了菲律宾和越南，因为地图中显示，南中国海部分争议地区属于中国。
新德里把中国视为巴基斯坦的长期盟友和武器供应商，而巴基斯坦是印度的死敌。
北京方面则认为，印度庇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12万流亡藏人，这被认为是西藏局势紧张的根源。
印度说，中国非法控制其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41440平方公里（16,000平方哩）。
而北京声称，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与中国控制的西藏有1,050公里（650英里）的边界，是中国的合法领土。
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打了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至今为止，印度与中国边境的划定尚未意见统一。
尽管15轮的谈判仍然没有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成倍增长，中印关系得到了改善。去年双边贸易超过了750亿美元。
双边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有利于中国。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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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
谷歌反对由联合国来控制互联网
原文：Google enters debate on UN internet control
作者：半岛电视台
发表：2012-11-24
本文由Fish翻译。
谷歌对联合国电信联盟会议上讨论互联网规则发起辩论，它表示：谈论互联网的未来，“联合国”是个错误的地方。
周三谷歌在一个名为“立刻采取行动”的网站上表示，预定12月举办的联合国电信会议将使互联网的言论自由被部分限制。
国际电信联盟大会将在迪拜举行，这将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更新国际电信规则。某些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制定新的互联网规则。
美国官员、立法者、互联网活动家都十分关切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提案，这些提案将增加联合国插手互联网的机会，威胁到互联网的开放性。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国际电信联盟来规划互联网的未来是错误的。因为电信联盟中只有政府方面一种声音，其中某些政府向来反对互联网的开放与自由。
国际电信联盟对于会议内容也遮遮掩掩，会议中的条款也是保密的。一些正在计划的新条款，可能会增加网络审查并且限制创新。像Youtube、Skype、Facebook这样的服务，可能要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继续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在一些新兴市场，可能会被限制访问。
美国的立场
谷歌的意见背后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那就是由非政府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主导互联网，这一模式保持不变。
谷歌在博客中说：不应该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互联网的发展方向，还应该包括数十亿互联网使用者，以及创建与维护互联网的技术专家们。
俄罗斯提交议案一个星期后，激起网上的强烈反弹，谷歌随即做出反应。
来自网络顾问公司Bell Mason的分析人士拉里·唐斯表示，俄罗斯的建议“明确”了莫斯科的愿望，即增强联合国对于互联网的控制，减弱ICANN的作用，目前互联网由民间机构ICANN管理。
拉里·唐斯在博客中表示：俄罗斯的提议将大幅度减少ICANN对域名与IP地址的管理权限，（如果不是完全取消它的管理者角色的话）。
当然啦，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专制政府，肯定会利用每一个机会，设法控制信息的自由流动，把互联网作为其最强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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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核心提示：平安保险公司免于拆分后，温家宝的亲属和他妻子的朋友低价获得了大量平安股票。他们通过复杂的持股结构一度控制了平安3.2%的股权，在平安上市后获得了可观增值。
发表：2012年11月27日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版
【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座115层的写字楼。该公司目前以500亿美元资产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1998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
《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1999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5.2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2002年4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10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6亿美元，从平安购买10%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买进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年12月26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这个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7770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220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年6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1.598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40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6500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10%的股份，每股约1.6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1.59亿股的估值为37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2007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弟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2000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余波
2001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2002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IPO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2004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IPO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
中国的J-15战斗机在辽宁号航母着陆
原文：China lands J-15 jet on Liaoning aircraft carrier
作者：BBC
发表：2012-11-25
本文由Fish翻译。
星期天中国国防部长表示，在最近的试验中，中国的J-15战斗机成功降落在辽宁号航母上。
辽宁号是中国第一艘航母，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
中国政府表示，该航母已经成功进行多次海上实验，计划将增加其能力以保护国家利益。
分析人士表示，航母在此刻投入使用，其目的可能是在领土争端中增加自身实力。
中国国家电视台中放出的演习画面中，中国的J-15战斗机在降落到甲板后，用钩子抓住甲板上的电缆使飞机减速并且停止。
法新社说，此前中国政府从未透露，其海军已经拥有舰载着陆这种难度很大的高技术。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匿名的海军消息来源说，J-15可携带反舰导弹，空对空和空对地的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
与日本争夺领海
辽宁号是中国从乌克兰买来的苏联船,整修后投入使用。中国发展航空母舰，让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密切关注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军实力。
中国与日本在中国海东部的岛屿争端当中争吵不休。
在中国南海，其他东南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也有纷争。
中国共产党花费数十亿用于更新现代化军事装备，这样他们就能在远离中国本土投放军事力量。
“浮动的赌场”
辽宁号，其前身为瓦良格号，是20世纪80年代为苏联海军建造的，但是没有完工。苏联与1991年解体，瓦良格号被停放在乌克兰船厂。
中国解放军让一家中国公司去买这个船体，说是要将其放在澳门改造为漂浮的赌场。
2001年，瓦良格号到达中国。
中国军方在2011年6月确认，它已被改装成作为中国的第一艘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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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哈马斯火箭来袭，以色列手机自动报警
核心提示：过去一周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沙加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13岁小年开发了一款iPhone应用程序，让用户知道加沙火箭弹的最新动向、有助于防范。
原文：When Hamas launches a rocket, Israeli iPhones buzz
作者：Christa Case Bryant，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发表：2012-11-20
本文由Fish翻译。
【加沙地区发出的火箭袭击以色列】
与此同时，Genasia先生的iPhone上传来嘟嘟嘟的报警声，他知道加沙又发射了一颗火箭弹过来。
这个名为“红色警戒”的程序是由一个13岁少年开发的，能让以色列全国人民通过iPhone知道沙加射出的火箭弹的动向。
这一极客方案帮助以色列300万居民防范火箭袭击，是高科技在保障安全方面的又一个案例。事实上，以色列的诸多创新能力，（被认为仅次于硅谷），都是源于军事及安全方面的需求。
也许是逆境磨练了以色列的竞争优势，就如2009年畅销书《初创国家》所指出的那样。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红色警戒”是由来自贝尔谢巴的少年制作的。贝尔谢巴是承受加沙火箭袭击的数个城市之一，也是这款报警程序上最经常提及的城市名。
你可以选择让全部火箭弹警报发送到你手机，你也可以只选择部分地区。这个系统能有效地将以色列政府发出的公共预警及时通知用户。
根据居住地的不同，警报响起后，以色列居民有15-90秒的时间逃到防空洞中。
另外，如果你的手机下载了Haaretz日报开发的程序，当你在地中海边悠闲地喝咖啡时，不时地能看到手机软件所跳出来的最新消息：“铁穹防卫系统又一次成功拦截住袭击特拉维夫的火箭”。
手机应用程序无法阻止火箭炮，但它可以告诉你火箭将落在哪里，以及不会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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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
《外交政策》怎样将民主带到中国
核心提示：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原文：The Key to Bringing Democracy to China
作者：黄亚生
日期：2012/11/19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多年来，西方领导人诉诸道德辞藻，引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推动中国更大的政治开放度和民主化。五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其帮助中国活动家陈光诚的决定而辩护，她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继续期望中国能承担保护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义务。"但是在中国，甚至连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也不认为这会有利于他们或者国家；饱受马列主义薰陶的中国领导人就更加不相信这一套了。
其原因是两者之间巨大的价值鸿沟。中国人对"权利"的概念很功利主义——他们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与西方对权利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这是保护对少数失去公民权者的侵蚀。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北京知识分子也承认，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分子的想法在中国13亿中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回应。
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但是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中国目前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帮助了中国的增长。的确，在过去30年间，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上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成绩。一个原因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将如此多民众脱贫，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导致这么多中国人贫困。（1979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不寻常的坦诚，它自己公开承认中国人均消费在1957年到1978年间停滞不前。）第二，贫困线一般定义为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生活水准超出这条线是一种改善——但不是富裕。基于世界银行2008年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大约30%，或3.9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按照这一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比率与洪都拉斯相当，而后者并未经历类似中国GDP的飞速增长。
此外，中国过去60年代增长尚不能比肩其邻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都在东亚：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条东亚成功定律有三个例外：中国、北韩和蒙古。前两国由共产党领导，而蒙古自1924年到1993年间是共产党国家。因此，合适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间成长如此迅速，而是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还这么穷。
无论如何，中国1978年以来的增长绝非前无古人。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扩张迅速；估计年增长至在8%到13%之间。彼时的中国与如今不同，私营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承担领导角色。许多银行为私人所有。政治控制严苛，但是比不上现在的极权政府。这一增长的时代并不是被当时制度内生的弱点所终结，而是被日本1937年入侵和随后的内战中断。
今天很多人聚焦于摩天大楼和高档汽车，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最令普通民众受惠，当时中国政治最自由。在那个年代，三位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仅推行经济改革，还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包括干部任期制、党政分开、开始农村选举。回到彼时，中国没有如今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当年的消费占GDP比率为50%，按照中国标准，与今天的35%相比要高。中国的汇率高估，每年录得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增长在80年代实质上超过了中国的GDP增长。那时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增长可以兼得。
然而，中国在过去20年的GDP增长不再惠及普通民众。用中国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有点像从飞机上窥探一座建筑物内部；你需要近距离研究真实情况。检视生活标准是了解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更好方法。例如，中国总能耗2009年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家庭在这一能源爆炸性增长中仅扮演次要角色。人均电力占总电力消耗比例在2001年达到峰值，大约14%（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约为38%）。剩余部分为工商业用电。
将这些因素理顺：2009年，普通中国人个人用电量是普通美国人的8%。这与人均GDP的20%相去甚远。中国消耗了很多电力——中国人没有。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过去20年间，中国人均家庭每年收入一直落后于GDP增长2到3个百分点。今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无疑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要好，但是更多的GDP增长流向了政府和企业，而不是普通民众。
从结果导向来看待民主，这无关怎样更快驱动GDP增长，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地进行分配。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会竭尽所能——攫取增长的收益。根据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2007年的收入是1995年的5.7倍；而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而同期农民收入只有区区1.2倍。今年，当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放缓而面临财政短缺，据报道他们在"预征"2013年的税收。
无代表的税收是窃取国家资源的方式之一；腐败是方式之二。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人容忍腐败，以换取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有点象在说纽约人容忍桑迪飓风。快速增长表面上维持着稳定，但这并非因为政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默许，而是因为它加强了专政工具。中国政府现在的国内维稳支出已经超过了军费。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放慢，这一资金模式随即土崩瓦解。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仅仅靠压迫维护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源于参与政治、公民事务和决策，来源于对经济、社会、政治机会和产出的广泛共识，来源于社会如何分配。两个字，民主。
如果希望中国走向政治开放，其精英必须相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的确如此）。西方可以开始指出，中国蹩脚的司法制度甚至危及有权有势的人。黯然下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1998年著作一本书，其中，她批评美国法制过度保护被告权利，不如中国审判制度快刀斩乱麻。今年8月，经过一天作秀式的审判，谷开来因谋杀一位英国商人被判处死缓。当快刀斩到她的脖子上，我们可以假设她大概希望司法过程能慢一点。
不仅仅是薄熙来和谷开来：中国的一党制对其自己的许多精英而言过于残酷。在过去20年间，中国4个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3位党委书记（北京、上海和重庆）被贬黜或被判刑。自1949年到2012年，共产党有六位党委书记。三位突然被赶下台；一例明目张胆地违反党自己的程序，一位死于软禁。两位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死在任上：刘少奇被折磨而死，用假名火化；林彪试图逃亡苏联，死于飞机坠机起火。邓小平的一个儿子被推下楼房，高位截瘫。2007年，一位人大副委员长，一位高院法官和一位药监局局长被判死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和专制，为其自己所不齿。限制党的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弱化组织的零和游戏，而应该看作是限制党伤害自身能力之道。
中国政治精英暗中理解民主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当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薄熙来驱逐，他并未转向中国司法部，而是向成都的美国领馆寻求帮助。其他中国精英将家人送到美国学习定居，以分散个人安全的风险；他们难道不想在家门口得到更多安全吗？如果想要在中国看到民主，它必须能惠及中国最有权力的阶层。别无他途。
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中印实验室创始人，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The Key to Bringing Democracy to China
作者：黄亚生
日期：2012/11/19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多年来，西方领导人诉诸道德辞藻，引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推动中国更大的政治开放度和民主化。五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其帮助中国活动家陈光诚的决定而辩护，她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继续期望中国能承担保护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义务。"但是在中国，甚至连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也不认为这会有利于他们或者国家；饱受马列主义薰陶的中国领导人就更加不相信这一套了。
其原因是两者之间巨大的价值鸿沟。中国人对"权利"的概念很功利主义——他们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与西方对权利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这是保护对少数失去公民权者的侵蚀。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北京知识分子也承认，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分子的想法在中国13亿中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回应。
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但是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中国目前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帮助了中国的增长。的确，在过去30年间，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上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成绩。一个原因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将如此多民众脱贫，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导致这么多中国人贫困。（1979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不寻常的坦诚，它自己公开承认中国人均消费在1957年到1978年间停滞不前。）第二，贫困线一般定义为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生活水准超出这条线是一种改善——但不是富裕。基于世界银行2008年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大约30%，或3.9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按照这一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比率与洪都拉斯相当，而后者并未经历类似中国GDP的飞速增长。
此外，中国过去60年代增长尚不能比肩其邻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都在东亚：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条东亚成功定律有三个例外：中国、北韩和蒙古。前两国由共产党领导，而蒙古自1924年到1993年间是共产党国家。因此，合适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间成长如此迅速，而是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还这么穷。
无论如何，中国1978年以来的增长绝非前无古人。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扩张迅速；估计年增长至在8%到13%之间。彼时的中国与如今不同，私营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承担领导角色。许多银行为私人所有。政治控制严苛，但是比不上现在的极权政府。这一增长的时代并不是被当时制度内生的弱点所终结，而是被日本1937年入侵和随后的内战中断。
今天很多人聚焦于摩天大楼和高档汽车，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最令普通民众受惠，当时中国政治最自由。在那个年代，三位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仅推行经济改革，还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包括干部任期制、党政分开、开始农村选举。回到彼时，中国没有如今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当年的消费占GDP比率为50%，按照中国标准，与今天的35%相比要高。中国的汇率高估，每年录得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增长在80年代实质上超过了中国的GDP增长。那时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增长可以兼得。
然而，中国在过去20年的GDP增长不再惠及普通民众。用中国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有点像从飞机上窥探一座建筑物内部；你需要近距离研究真实情况。检视生活标准是了解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更好方法。例如，中国总能耗2009年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家庭在这一能源爆炸性增长中仅扮演次要角色。人均电力占总电力消耗比例在2001年达到峰值，大约14%（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约为38%）。剩余部分为工商业用电。
将这些因素理顺：2009年，普通中国人个人用电量是普通美国人的8%。这与人均GDP的20%相去甚远。中国消耗了很多电力——中国人没有。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过去20年间，中国人均家庭每年收入一直落后于GDP增长2到3个百分点。今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无疑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要好，但是更多的GDP增长流向了政府和企业，而不是普通民众。
从结果导向来看待民主，这无关怎样更快驱动GDP增长，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地进行分配。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会竭尽所能——攫取增长的收益。根据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2007年的收入是1995年的5.7倍；而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而同期农民收入只有区区1.2倍。今年，当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放缓而面临财政短缺，据报道他们在"预征"2013年的税收。
无代表的税收是窃取国家资源的方式之一；腐败是方式之二。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人容忍腐败，以换取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有点象在说纽约人容忍桑迪飓风。快速增长表面上维持着稳定，但这并非因为政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默许，而是因为它加强了专政工具。中国政府现在的国内维稳支出已经超过了军费。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放慢，这一资金模式随即土崩瓦解。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仅仅靠压迫维护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源于参与政治、公民事务和决策，来源于对经济、社会、政治机会和产出的广泛共识，来源于社会如何分配。两个字，民主。
如果希望中国走向政治开放，其精英必须相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的确如此）。西方可以开始指出，中国蹩脚的司法制度甚至危及有权有势的人。黯然下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1998年著作一本书，其中，她批评美国法制过度保护被告权利，不如中国审判制度快刀斩乱麻。今年8月，经过一天作秀式的审判，谷开来因谋杀一位英国商人被判处死缓。当快刀斩到她的脖子上，我们可以假设她大概希望司法过程能慢一点。
不仅仅是薄熙来和谷开来：中国的一党制对其自己的许多精英而言过于残酷。在过去20年间，中国4个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3位党委书记（北京、上海和重庆）被贬黜或被判刑。自1949年到2012年，共产党有六位党委书记。三位突然被赶下台；一例明目张胆地违反党自己的程序，一位死于软禁。两位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死在任上：刘少奇被折磨而死，用假名火化；林彪试图逃亡苏联，死于飞机坠机起火。邓小平的一个儿子被推下楼房，高位截瘫。2007年，一位人大副委员长，一位高院法官和一位药监局局长被判死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和专制，为其自己所不齿。限制党的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弱化组织的零和游戏，而应该看作是限制党伤害自身能力之道。
中国政治精英暗中理解民主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当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薄熙来驱逐，他并未转向中国司法部，而是向成都的美国领馆寻求帮助。其他中国精英将家人送到美国学习定居，以分散个人安全的风险；他们难道不想在家门口得到更多安全吗？如果想要在中国看到民主，它必须能惠及中国最有权力的阶层。别无他途。
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中印实验室创始人，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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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9日星期一
藏人自焚事件持续发生
核心提示：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的前后10天里，有12起藏人自焚事件发生，抗议北京对西藏的统治。
原文：Tibetan self-immolations continue in China
作者：半岛电视台
发表：2012-11-16
本文由Fish翻译。
据报道，又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藏人在自焚事件中死亡。一个人权团体表示，他们自焚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也推出了一批新的领导人。
如果得到证实，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已经发生12起藏人自焚事件。
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一男一女在两个不同的乡镇分别自焚，都属于中国青海省同仁县。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也报道了最近发生的自焚事件。
海外的西藏活动人士表示，抗议事件表达了西藏对于中国统治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国领导层权力交替的时刻。上周四，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正式登场。
人权团体在周四晚些时候说：“自焚事件的两个受害者之一是 Tingzin Dolma，一个23岁的女子。”
中国国家媒体也报道，上周四一个14岁的男孩在同仁地区自焚身亡。这似乎是另一个单独事件。
自由西藏组织说，第三个受害者，一个18岁的男子，由于当局“严格限制”消息，无法确认该男子是死是活。
中国新华社最新报道，周一两名男子在同仁地区自焚身亡。
宗教压迫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一名18岁男子在青海的一个寺院门口自焚身亡，另一名23岁女子也在同一地区自焚身亡。
另有报道说，11月7日在四川省藏区有3个年轻僧人同时自焚，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同一天，另一自焚事件发生西藏自治区内。
许多流亡在印度的藏人也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的无奈。最近，他们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游行，要求西藏自由。
在中国的许多藏人指责政府宗教的抑制和侵蚀他们独有的文化，汉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的藏区。
北京则否认指控，中国政府声称西藏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北京政府正在进行巨大的投资，投资会给西藏带来现代化标准和更好的生活。
法新社表示，上周五无法联系上同仁警方，当地政府发言人则表示，她对自焚事件无可奉告。
当地某商店老板告诉法新社，现在镇上的通信被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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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昂山素季：“我个人的遗憾”
原文：Aung San Suu Kyi:‘I have personal regrets’
作者：Eamonn Walsh - BBC
发表：2012-09-22
本文由Fish翻译。
昂山素季，缅甸持不同政见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过去2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被软禁在仰光，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英国。她很少与人谈及分离的痛苦。
昂山素季的儿子阿里斯说：“我觉得她是真正坚强的人。你知道，即使她有十分伤心的事情，她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哭泣。”
近20年来，昂山素季每天都面临一个选择，继续被软禁在仰光她的房子里，或者去牛津找她的家人。可是她知道，如果她离开了，她就一辈子就不能再回来了。也无法带领她的人民。
【昂山素季与丈夫，孩子】
“我想和家人在一起，我想看我的孩子长大。但是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人民在这里。”
昂山素季是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将军被暗杀时，她只有2岁。
她一直认为，为了缅甸人民，就是她的命运。关于这一点，在结婚前夜，她告诉了丈夫。
“如果需要我回去住在缅甸，他永远不能试图阻挡。”
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和她的丈夫落户到牛津过上了学术生活。并且抚育他们二个年幼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直到1988年，昂山素季的母亲在仰光得了重病。
当她回到缅甸照顾她的母亲时，昂山素季发起一个民主抗议活动，建立了全国民主联盟。
军政府把昂山素季关在她的住所，她的家庭生活走到了尽头。她说：“我被软禁了。我能看到，我和家人的关系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无法互相接触了。”
军政府认为，给昂山素季施加压力，能使她离开缅甸。昂山素季说：“第一个圣诞节，迈克尔来看我，但是他们不让我的孩子来见我。”
虽然个人方面的伤心事情依旧存在，但是她依然留在缅甸，致力于政治改革的抗争。
她说：“有些事情得一起做，并且不能与其他人做，才称为家庭，这是十分特别的。一家人分离，不是一件好事，永远不会是好事。”
【阿里斯抱着母亲，在支持的人群中】
12年后，昂山素季才与小儿子阿里斯再次见面。
阿里斯十分热爱音乐，“他随身带着音乐，他会拿着磁带问我‘妈妈，你现在知道那是谁了？’，结果我都猜错了，后来我开始了解谁是谁，他经常播放鲍勃·马利，所以我也学着喜欢上鲍勃·马利。”
在1997年，她的丈夫患上了晚期癌症，昂山素季承受的压力更大了。军政府表示，她可以离开缅甸去照顾她的丈夫。但是昂山素季知道，一旦她离开，她将永远不能回到缅甸。“我知道，我想去，但是我不会去，他也知道这一点。”
迈克尔于1999年去世。
10年后，缅甸苦苦挣扎着发展经济，其统治者认为，他们需要西方的帮助，这意味着改革。在2010年，当局结束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
今天，昂山素季和许多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已经当选国会议员，但是完整的民主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个人牺牲所带来的痛苦依然在，但是昂山素季仍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我们知道，令人震惊的变化正在进行中。我们都知道，现在，对缅甸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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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耻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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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新常委的特征和倾向
核心提示：詹姆斯敦高级研究员林和立撰文分析新任常委的特征、过往政绩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的政策取向。除了习李之外，其他常委都生于1940年代，显然常委会具有过渡的性质。而刘云山入选表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改革将继续被置于次要地位。
原文：HOT ISSUE: Traits and Orientations of China's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发表：2012年11月15日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新常委露面）
11月15日，中国公布了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成员。这7人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首，将组成中国今后5年的最高统治班子。这个常委会的过渡性质表现出一种饶有趣味的矛盾。中共18大宣称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因为它代表着21世纪的第一次领导层交接，是即将离职的胡锦涛主席率领的第四代领导层向新出炉的习近平总书记率领的第五代领导层的交接。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交接走出了邓小平指定领导人的阴影，胡锦涛是邓最后的选择。
然而，只有被认为是第五代领导层"双核心"的习近平（59岁）和候任总理李克强（57岁）生于1950年代。他们的其他同事都是刚刚从政治局退下来的第四代巨头——69岁的胡锦涛和70岁的温家宝——的同辈。由于年龄的原因，这5人都只能任职一届。这意味着更为彻底的领导层更替几乎肯定会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上发生，届时第六代领导层的两名成员可能会被引入政治局常委会。这两人可能是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他们都生于1963年。胡春华（他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亲属关系）本周刚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据传他将执掌广东省，而孙政才将主政重庆。
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7名政治局常委中几乎没人被看作是改革者，尤其是在中国政治体系方面。例如，接替习近平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的刘云山是一名毛式风格的官僚，他主要担心的是社会主义正统受到破坏。然而，候任总理李克强带领下的经济团队有望在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某些方面取得突破。
下面简要勾勒了7名新政治局常委崛起的背景以及他们的个性和政治倾向[1]：
习近平
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常委会的重中之重。他以团队精神和建立共识而闻名，并非有远见的开路先锋，至少在未来的2-3年里，这位59岁的陕西人将遵循既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十二五"计划。
习近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和改革家、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身为太子党，他分管的领域预计将包括党务以及外交和军事事务。自从2007年第一次升任政治局常委以来，习近平已经策划了多项意识形态运动，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任总司令将继续胡锦涛主席几年前开始的准超级大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以反击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为目标。
与前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习近平并没有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派系。这可能会对新任党首巩固权力基础和推行新政策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与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些太子党将领关系良好。这可能意味着，这位最高领导人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观察。
李克强
作为1980年代早期自由派时代的明星法律系学生，李克强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改革家。但他过去5年来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政绩乏善可陈，57岁的安徽人预计将更加努力推动行政和经济不同领域内的变革。这包括对国务院（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废除多达10个部委。通过限制大约120家国家控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李克强将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市场元素。他也可能促进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例如加速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及逐步放开中国的资本账户交易。
除了候任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之外，李克强预计将高度依赖马凯和汪洋，他们可能在明年3月决定国家职位的全国人大上成为副总理。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被认为是政治局中最开明的委员。马凯在金融方面拥有坚实的经验，可能负责之前由王岐山副总理掌管的经济领域。
张德江
张德江成功的秘诀是他建立关系网络的完美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讨好党的领导人。作为平壤金日成大学的毕业生，66岁的张德江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并不是一个保守派。2001年，籍贯辽宁的张德江在一家重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张德江在浙江和广东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他1998-2002年和2002-2007年分别掌管这两个省。
考虑到缺乏立法或司法工作的经验，张德江将担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令中国法律界为之侧目。不过，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明确指示在下一个十年的改革重大突破是"依法治国"。落在张德江肩上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国人大不仅要引入立法思想的现代化，而且要承担党-国框架批评者的作用。
俞正声
67岁的俞正声仅仅比离任主席胡锦涛年轻2岁。俞正声被认为是"太子党老大哥"，自从他5年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以来一直保持低调。他进入常委会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稳重敏锐以及超强的人际交往技巧。一旦7人的最高层发生争议，俞可能是平息怒火、求得妥协的最佳人选。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最高级"统战"机构）主席，俞的主要工作是促进与非中共政治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台湾、西藏和新疆居民等在内的各界的联系。因此，尽管政协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性权力的建议机构，俞仍可以向习总书记提供赢取民心尤其是台湾和西藏民心的诀窍。
刘云山
65岁的刘云山被赋予习近平之前的职责，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书记处是党的神经中枢。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新常委中最为保守的，是中共推行媒体审查和封锁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
刘云山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新华社内蒙分社的低级记者，而他跳跃式的爬升则得益于为上级充任优秀的公共关系官员。据说前任的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都喜欢刘云山毫无保留的奉献，因为他帮助两位党的首脑的政策和口号广为流传。然而，刘的任命是最为清楚的信号，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改革将继续被置于次要地位。
王岐山
64岁的王岐山是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具有个人魅力的干部。这位负责金融的前副总理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王岐山拥有与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领域中的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而且在美国尤为知名。2009年以来，他领导中国代表团在两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中与华盛顿的内阁级官员开展对话。
王岐山是前总理朱熔基的爱将，与朱拥有同样的强硬个性。尽管据说他对未能获得常务副总理的职位深为失望，但王可能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腐败斗士。中国的网民和党的领导人都将腐败视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王岐山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他与数以百计太子党商人和重要金融家的良好关系。这让人们怀疑他打击中国红色贵族中的腐败"老虎"分子的能力。
张高丽
66岁的张高丽预计将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上任命为常务副总理。这让外界的普遍预期落空，人们曾预期中央政府中的这个第二号位置将归于同为常委的王岐山，王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副总理。张高丽获得这一职位的原因之一显然是避免候任总理李克强和意志坚强的王岐山之间产生权力斗争。
张高丽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履历，曾管理一系列沿海新兴城市和繁荣省份，包括深圳、山东和天津。他的政绩之一是将环渤海地区（包括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在内）发展为一个可以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相媲美的增长轴。但张高丽因其喜好面子工程而受到批评，许多工程背负巨额债务。
据说张高丽的政治直觉极高。他是还在世的3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认为有能力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
注：
1、7位政治局常委的经历和倾向部分基于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以及香港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公开报道。
原文：HOT ISSUE: Traits and Orientations of China's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发表：2012年11月15日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新常委露面）
11月15日，中国公布了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成员。这7人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首，将组成中国今后5年的最高统治班子。这个常委会的过渡性质表现出一种饶有趣味的矛盾。中共18大宣称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因为它代表着21世纪的第一次领导层交接，是即将离职的胡锦涛主席率领的第四代领导层向新出炉的习近平总书记率领的第五代领导层的交接。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交接走出了邓小平指定领导人的阴影，胡锦涛是邓最后的选择。
然而，只有被认为是第五代领导层"双核心"的习近平（59岁）和候任总理李克强（57岁）生于1950年代。他们的其他同事都是刚刚从政治局退下来的第四代巨头——69岁的胡锦涛和70岁的温家宝——的同辈。由于年龄的原因，这5人都只能任职一届。这意味着更为彻底的领导层更替几乎肯定会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上发生，届时第六代领导层的两名成员可能会被引入政治局常委会。这两人可能是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他们都生于1963年。胡春华（他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亲属关系）本周刚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据传他将执掌广东省，而孙政才将主政重庆。
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7名政治局常委中几乎没人被看作是改革者，尤其是在中国政治体系方面。例如，接替习近平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的刘云山是一名毛式风格的官僚，他主要担心的是社会主义正统受到破坏。然而，候任总理李克强带领下的经济团队有望在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某些方面取得突破。
下面简要勾勒了7名新政治局常委崛起的背景以及他们的个性和政治倾向[1]：
习近平
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常委会的重中之重。他以团队精神和建立共识而闻名，并非有远见的开路先锋，至少在未来的2-3年里，这位59岁的陕西人将遵循既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十二五"计划。
习近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和改革家、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身为太子党，他分管的领域预计将包括党务以及外交和军事事务。自从2007年第一次升任政治局常委以来，习近平已经策划了多项意识形态运动，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任总司令将继续胡锦涛主席几年前开始的准超级大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以反击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为目标。
与前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习近平并没有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派系。这可能会对新任党首巩固权力基础和推行新政策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与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些太子党将领关系良好。这可能意味着，这位最高领导人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观察。
李克强
作为1980年代早期自由派时代的明星法律系学生，李克强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改革家。但他过去5年来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政绩乏善可陈，57岁的安徽人预计将更加努力推动行政和经济不同领域内的变革。这包括对国务院（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废除多达10个部委。通过限制大约120家国家控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李克强将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市场元素。他也可能促进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例如加速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及逐步放开中国的资本账户交易。
除了候任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之外，李克强预计将高度依赖马凯和汪洋，他们可能在明年3月决定国家职位的全国人大上成为副总理。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被认为是政治局中最开明的委员。马凯在金融方面拥有坚实的经验，可能负责之前由王岐山副总理掌管的经济领域。
张德江
张德江成功的秘诀是他建立关系网络的完美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讨好党的领导人。作为平壤金日成大学的毕业生，66岁的张德江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并不是一个保守派。2001年，籍贯辽宁的张德江在一家重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张德江在浙江和广东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他1998-2002年和2002-2007年分别掌管这两个省。
考虑到缺乏立法或司法工作的经验，张德江将担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令中国法律界为之侧目。不过，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明确指示在下一个十年的改革重大突破是"依法治国"。落在张德江肩上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国人大不仅要引入立法思想的现代化，而且要承担党-国框架批评者的作用。
俞正声
67岁的俞正声仅仅比离任主席胡锦涛年轻2岁。俞正声被认为是"太子党老大哥"，自从他5年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以来一直保持低调。他进入常委会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稳重敏锐以及超强的人际交往技巧。一旦7人的最高层发生争议，俞可能是平息怒火、求得妥协的最佳人选。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最高级"统战"机构）主席，俞的主要工作是促进与非中共政治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台湾、西藏和新疆居民等在内的各界的联系。因此，尽管政协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性权力的建议机构，俞仍可以向习总书记提供赢取民心尤其是台湾和西藏民心的诀窍。
刘云山
65岁的刘云山被赋予习近平之前的职责，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书记处是党的神经中枢。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新常委中最为保守的，是中共推行媒体审查和封锁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
刘云山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新华社内蒙分社的低级记者，而他跳跃式的爬升则得益于为上级充任优秀的公共关系官员。据说前任的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都喜欢刘云山毫无保留的奉献，因为他帮助两位党的首脑的政策和口号广为流传。然而，刘的任命是最为清楚的信号，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改革将继续被置于次要地位。
王岐山
64岁的王岐山是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具有个人魅力的干部。这位负责金融的前副总理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王岐山拥有与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领域中的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而且在美国尤为知名。2009年以来，他领导中国代表团在两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中与华盛顿的内阁级官员开展对话。
王岐山是前总理朱熔基的爱将，与朱拥有同样的强硬个性。尽管据说他对未能获得常务副总理的职位深为失望，但王可能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腐败斗士。中国的网民和党的领导人都将腐败视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王岐山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他与数以百计太子党商人和重要金融家的良好关系。这让人们怀疑他打击中国红色贵族中的腐败"老虎"分子的能力。
张高丽
66岁的张高丽预计将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上任命为常务副总理。这让外界的普遍预期落空，人们曾预期中央政府中的这个第二号位置将归于同为常委的王岐山，王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副总理。张高丽获得这一职位的原因之一显然是避免候任总理李克强和意志坚强的王岐山之间产生权力斗争。
张高丽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履历，曾管理一系列沿海新兴城市和繁荣省份，包括深圳、山东和天津。他的政绩之一是将环渤海地区（包括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在内）发展为一个可以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相媲美的增长轴。但张高丽因其喜好面子工程而受到批评，许多工程背负巨额债务。
据说张高丽的政治直觉极高。他是还在世的3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认为有能力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
注：
1、7位政治局常委的经历和倾向部分基于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以及香港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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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藏人自焚：进退维谷谁之过？
核心提示：达兰萨拉的政策转变是结束自焚抗议的关键所在。达兰萨拉才是自焚者们的眼光注视的方向，而不是北京、华盛顿或布鲁塞尔。
原文：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who is to blame for thestalemate?
作者：克里斯托弗•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12日
自焚人数正在以令人心忧的指数级速度增长，但这场危机却逐步陷入僵局。既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希望，也得不到国外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越来越多图伯特境外的人士对这种抗议方式的效果表达了疑虑，并且担心宝贵的生命会白白地牺牲掉。
但是，如果仅仅用得到多少海外关注来衡量这场挑战中国的抗议行动是否成功，那便大错特错了。如果持有这种看法，那么这些行动产生的国内影响就毫无价值，而丹珍措（Tamdrin Tso）自焚之后在热贡（即青海省同仁县）发生的数千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也毫无意义。正如2012年1月14日在安多阿坝自焚的洛桑嘉央（Lobsang Jamyang）的表弟在最近所说的，这些行动的价值要在图伯特境内进行评价：
“我们的抗议，尤其有关自焚的新闻似乎都如同泥牛入海了无反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图伯特的抗议行动并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图伯特自焚事件在图伯特境内产生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自焚者主要为了满足外国人的胃口，那么这些行为或许可以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很多迹象趋向于证明这样的解读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图伯特境内的博巴可能并没有指望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而流亡图伯特领导人的反应则很有可能要对目前这要命的僵局承担责任，并对自焚事件的增加或减少产生直接影响。
我相信没有能够很好处理当前危机是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对自焚者目的和诉求缺乏正确评估；第二，流亡政府的反应过于谨小慎微。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博巴和他们的支持者而言，总体上的感觉是图伯特境内的博巴自焚是为了敦促国际社会仗义执言，谴责中国当前在图伯特实施的打压政策。毫不令人吃惊，这样的思路会让评论者疑惑：为什么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能成功地推翻突尼斯政权，而图伯特超过70次的自焚却没有在世界上产生什么影响？
分析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案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自焚（只是阿拉伯之春前诸多自焚事件中的第一起）并没有当即导致外国政府支持突尼斯革命——突尼斯政权是大多数西方资本的盟友——但是自焚反映了突尼斯民众的不满和绝望，他们置恐惧于度外，勇敢的走上街头反对他们的领导人。突尼斯革命并非个案：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焚事件，它们首先影响到的都是相关的民众团体，而非外国政府。指望大批博巴的可怕的牺牲会打动世界领袖并进而采取坚决行动纯属痴人说梦。除非海外的博巴们真正提高自己的斗争目标，否则不用期望会有国际介入，也不会有联合国决议。
但是，对图伯特的自焚事件没有产生国际影响的原因感到疑惑本身也是误读了自焚者所传达的讯息。除了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自焚的43岁作家古珠（Gudrub）——他曾经写下“公正世界，请坚持真理”，在被占领的图伯特没有任何自焚者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得到国际支持——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这样。1987年以来，图伯特经常对联合国或是来访的外交使团发出呼吁。这并非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但这一次，没有人提到外界帮助。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讯息都是呼吁图伯特的民族团结。这些发出呼吁的人恳请他们的同胞要做骄傲的博巴，要为图伯特的自由而努力。所有这些呼吁都是在反对和反抗中国的暴政，并没有祈求外国支持。
导致目前僵局的第二个因素——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达兰萨拉所采取的过度谨慎的态度。一个政府的反应应该和一场国家危机或灾难的强度相适应。就图伯特抗议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和中国政府残酷的应对手段而言，采取谨小慎微和自我保全的态度肯定是不恰当的。然而，完全违背基本常识的是，森格的政府却要求人们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维持现状，维持这个令人惊恐的罪恶的现状。
自危机开始以来，达兰萨拉的作为就如同它不了解自焚的范围以及在图伯特境内所造成的影响。它一如既往地对自焚者的独立诉求置若罔闻，同时还固执地坚持遵循三十多年前开始执行而至今一无所获的政策。从这一点上看，森格的政府誓言“实现图伯特境内博巴的愿望”就显得非常的滑稽可笑——它实际上一直想方设法达成的自治很明显并非人们之所愿。这就是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改变。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达兰萨拉从来没有试图利用自焚的危机来重新检视自己的策略并抬高与北京对话的筹码。如果这样的机会都不把握，那么还要等到何时才会调整政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2008年，当时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中国，投向北京奥运会，投向图伯特各地爆发的抗议行动——或是后来达赖喇嘛的特使们辞职的时候——图伯特流亡政府却令人痛心地没有向世人展示出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具备的领导能力。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图伯特领导人依然坚持倡导调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同时还拒绝承认北京方面除非迫于严重的挑战，否则是不会在谈判桌边坐下的。
不幸的是，达兰萨拉的固执是有代价的，每件事情都表明固守既有政策似乎对自焚有明显的影响。下面的图表用累计的方式显示了2011年8月以来自焚事件的时间线。为了说明本文的目的并分析是否存在一种相互之间的关联，重大事件在时间线上都有所标注。
尽管仅仅从如此有限的数据上就直接得出结论是相当轻率而不可靠的，但是依然可以从中看出让人震惊的平行关联性。从危机开始以来，有四个没有发生自焚的时期值得关注（在图表中以蓝色标注）：有三个时期持续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另一次则持续了24天。引人注目的是，这四次间歇的出现似乎并非偶然：每一次间歇都与某件特定的事件相关。
第一次间歇是从2011年1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在56天时间里只出现了一起自焚。这次自焚发生在噶玛巴敦促停止自焚，以及达赖喇嘛在BBC发表对这种牺牲的质疑之后的两天。而这次间歇的开始也刚好是在两起境外自焚发生后的两天。还不能确定两位宗教领袖的呼吁或是发生在境外的抗议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在随后的8周里无人自焚。（不过，今年秋天，噶玛巴的第二次吁请对抗议行动没有产生影响。）这个阶段的间歇结束于在菩提伽耶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洛桑森格宣布博巴已经“准备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举行谈判”之后自焚重新出现，在短短9天时间里发生了4起。
第二个间歇要短得多，出现在2012年的1月至2月，仅仅持续了24天。这次间歇的开始似乎并非重要事件所引起。但是在2月8日，“全球为图伯特守夜”（Global Vigil for Tibet）活动开始的那一天，这次短暂的间歇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
而第三和第四次间歇则精准地与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二届特别大会呼吁“讨论应对当前图伯特危机的办法”相关联。这两次间歇中的前一次开始于4月20日，在大会正式召开的3天之后。这次间歇结束了图伯特前所未见的一次自焚最高峰：在72天里发生了21起自焚。间歇持续了37天，其间没有发生任何一起自焚。由于无法确定的原因，5月27日，在庆祝“萨嘎达瓦”期间，自焚重新出现，虽然发生频率要低于以往。从此时到93天之后第四次间歇的开始，有16位博巴自焚。
最后一次间歇出现的原因相当费解。这次间歇结束于特别大会闭幕之后的一天，来自26个国家的四百名博巴代表徒劳地呼吁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在8月底的时候，出于对大会结果的预期，自焚抗议看上去终于停息了。然而，人们一旦明了没有任何政策变化，自焚又以更高的强度重新开始。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个月，根本不理睬代表们的呼吁，在图伯特境内出现了12起自焚事件。回顾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自焚抗议没有出现任何可能减少的征兆。
总之，如果这份图表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看到，流亡领袖对事件的积极应对或缺乏引导直接影响到自焚事件的峰值和间歇期。达兰萨拉越是谨言慎行，自焚事件出现得越多。没有任何最初标注在图表上的其他事件显示出与自焚抗议时间线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宗教节日、洛桑森格出访、议会会议，或是外国政要访华（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在2011年12月访华）。从任何角度看，每一起自焚事件都似乎是对图伯特领导人的直接反应，或是对他们发出的响亮讯号——这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
从所有这些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无人理睬停止自焚的呼吁，如果抗议者的主要目标并非是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像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趋势，抗议者拒绝把维持现状作为一个选择，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求诸于达兰萨拉彻底改变政策策略。为中国的种种恶行添加更多的伤亡者或是求助于外国政府都肯定不足以扭转形势。那种“到底要看看多少牺牲才能让世界有所行动”的态度也根本无济于事。当“国家之鼓”在图伯特已经震天敲响，当人们把“首相”叫做“国王”，把“自治区”称为“国家”的时候，改变游戏规则的时机就已经来临。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图伯特流亡政府应该像达赖喇嘛在1992年所做的那样，宣布“中间道路政策”作废，并且重新就恢复图伯特独立地位进行积极游说。
与10个月前我写第一篇关于这场悲剧性危机的文章时完全一样，我依然深信不疑，达兰萨拉的政策转变是结束自焚抗议的关键所在。就我的理解而言，达兰萨拉才是自焚者们的眼光注视的方向，而不是北京、华盛顿或布鲁塞尔。在这些男男女女引火自焚的时候，他们向他们认同和珍视的合法政府发出了一个讯号。这是一个呼唤行动，呼唤团结的讯号。我确信，他们耐心期盼的不是同情和祈祷，而是明确的指引和领导。第二届特别大会结束之后随即出现的自焚高峰应该当作一个教训，提醒所有的人：消极被动的时代结束了！正如古珠为自焚抗议所写的辩词中所说，“是由于中国对图伯特民众的福祉漠不关心，我们才加强了我们的非暴力运动”。达兰萨拉难道不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译于2012年11月16日凌晨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原文：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who is to blame for thestalemate?
作者：克里斯托弗•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12日
【雕塑《自焚》，作者：裘德•特纳（Jud Turner），作于2012年4月】
自焚人数正在以令人心忧的指数级速度增长，但这场危机却逐步陷入僵局。既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希望，也得不到国外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越来越多图伯特境外的人士对这种抗议方式的效果表达了疑虑，并且担心宝贵的生命会白白地牺牲掉。
但是，如果仅仅用得到多少海外关注来衡量这场挑战中国的抗议行动是否成功，那便大错特错了。如果持有这种看法，那么这些行动产生的国内影响就毫无价值，而丹珍措（Tamdrin Tso）自焚之后在热贡（即青海省同仁县）发生的数千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也毫无意义。正如2012年1月14日在安多阿坝自焚的洛桑嘉央（Lobsang Jamyang）的表弟在最近所说的，这些行动的价值要在图伯特境内进行评价：
“我们的抗议，尤其有关自焚的新闻似乎都如同泥牛入海了无反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图伯特的抗议行动并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图伯特自焚事件在图伯特境内产生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自焚者主要为了满足外国人的胃口，那么这些行为或许可以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很多迹象趋向于证明这样的解读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图伯特境内的博巴可能并没有指望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而流亡图伯特领导人的反应则很有可能要对目前这要命的僵局承担责任，并对自焚事件的增加或减少产生直接影响。
我相信没有能够很好处理当前危机是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对自焚者目的和诉求缺乏正确评估；第二，流亡政府的反应过于谨小慎微。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博巴和他们的支持者而言，总体上的感觉是图伯特境内的博巴自焚是为了敦促国际社会仗义执言，谴责中国当前在图伯特实施的打压政策。毫不令人吃惊，这样的思路会让评论者疑惑：为什么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能成功地推翻突尼斯政权，而图伯特超过70次的自焚却没有在世界上产生什么影响？
分析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案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自焚（只是阿拉伯之春前诸多自焚事件中的第一起）并没有当即导致外国政府支持突尼斯革命——突尼斯政权是大多数西方资本的盟友——但是自焚反映了突尼斯民众的不满和绝望，他们置恐惧于度外，勇敢的走上街头反对他们的领导人。突尼斯革命并非个案：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焚事件，它们首先影响到的都是相关的民众团体，而非外国政府。指望大批博巴的可怕的牺牲会打动世界领袖并进而采取坚决行动纯属痴人说梦。除非海外的博巴们真正提高自己的斗争目标，否则不用期望会有国际介入，也不会有联合国决议。
但是，对图伯特的自焚事件没有产生国际影响的原因感到疑惑本身也是误读了自焚者所传达的讯息。除了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自焚的43岁作家古珠（Gudrub）——他曾经写下“公正世界，请坚持真理”，在被占领的图伯特没有任何自焚者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得到国际支持——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这样。1987年以来，图伯特经常对联合国或是来访的外交使团发出呼吁。这并非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但这一次，没有人提到外界帮助。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讯息都是呼吁图伯特的民族团结。这些发出呼吁的人恳请他们的同胞要做骄傲的博巴，要为图伯特的自由而努力。所有这些呼吁都是在反对和反抗中国的暴政，并没有祈求外国支持。
导致目前僵局的第二个因素——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达兰萨拉所采取的过度谨慎的态度。一个政府的反应应该和一场国家危机或灾难的强度相适应。就图伯特抗议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和中国政府残酷的应对手段而言，采取谨小慎微和自我保全的态度肯定是不恰当的。然而，完全违背基本常识的是，森格的政府却要求人们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维持现状，维持这个令人惊恐的罪恶的现状。
自危机开始以来，达兰萨拉的作为就如同它不了解自焚的范围以及在图伯特境内所造成的影响。它一如既往地对自焚者的独立诉求置若罔闻，同时还固执地坚持遵循三十多年前开始执行而至今一无所获的政策。从这一点上看，森格的政府誓言“实现图伯特境内博巴的愿望”就显得非常的滑稽可笑——它实际上一直想方设法达成的自治很明显并非人们之所愿。这就是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改变。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达兰萨拉从来没有试图利用自焚的危机来重新检视自己的策略并抬高与北京对话的筹码。如果这样的机会都不把握，那么还要等到何时才会调整政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2008年，当时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中国，投向北京奥运会，投向图伯特各地爆发的抗议行动——或是后来达赖喇嘛的特使们辞职的时候——图伯特流亡政府却令人痛心地没有向世人展示出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具备的领导能力。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图伯特领导人依然坚持倡导调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同时还拒绝承认北京方面除非迫于严重的挑战，否则是不会在谈判桌边坐下的。
不幸的是，达兰萨拉的固执是有代价的，每件事情都表明固守既有政策似乎对自焚有明显的影响。下面的图表用累计的方式显示了2011年8月以来自焚事件的时间线。为了说明本文的目的并分析是否存在一种相互之间的关联，重大事件在时间线上都有所标注。
第一次间歇是从2011年1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在56天时间里只出现了一起自焚。这次自焚发生在噶玛巴敦促停止自焚，以及达赖喇嘛在BBC发表对这种牺牲的质疑之后的两天。而这次间歇的开始也刚好是在两起境外自焚发生后的两天。还不能确定两位宗教领袖的呼吁或是发生在境外的抗议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在随后的8周里无人自焚。（不过，今年秋天，噶玛巴的第二次吁请对抗议行动没有产生影响。）这个阶段的间歇结束于在菩提伽耶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洛桑森格宣布博巴已经“准备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举行谈判”之后自焚重新出现，在短短9天时间里发生了4起。
第二个间歇要短得多，出现在2012年的1月至2月，仅仅持续了24天。这次间歇的开始似乎并非重要事件所引起。但是在2月8日，“全球为图伯特守夜”（Global Vigil for Tibet）活动开始的那一天，这次短暂的间歇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
而第三和第四次间歇则精准地与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二届特别大会呼吁“讨论应对当前图伯特危机的办法”相关联。这两次间歇中的前一次开始于4月20日，在大会正式召开的3天之后。这次间歇结束了图伯特前所未见的一次自焚最高峰：在72天里发生了21起自焚。间歇持续了37天，其间没有发生任何一起自焚。由于无法确定的原因，5月27日，在庆祝“萨嘎达瓦”期间，自焚重新出现，虽然发生频率要低于以往。从此时到93天之后第四次间歇的开始，有16位博巴自焚。
最后一次间歇出现的原因相当费解。这次间歇结束于特别大会闭幕之后的一天，来自26个国家的四百名博巴代表徒劳地呼吁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在8月底的时候，出于对大会结果的预期，自焚抗议看上去终于停息了。然而，人们一旦明了没有任何政策变化，自焚又以更高的强度重新开始。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个月，根本不理睬代表们的呼吁，在图伯特境内出现了12起自焚事件。回顾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自焚抗议没有出现任何可能减少的征兆。
总之，如果这份图表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看到，流亡领袖对事件的积极应对或缺乏引导直接影响到自焚事件的峰值和间歇期。达兰萨拉越是谨言慎行，自焚事件出现得越多。没有任何最初标注在图表上的其他事件显示出与自焚抗议时间线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宗教节日、洛桑森格出访、议会会议，或是外国政要访华（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在2011年12月访华）。从任何角度看，每一起自焚事件都似乎是对图伯特领导人的直接反应，或是对他们发出的响亮讯号——这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
从所有这些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无人理睬停止自焚的呼吁，如果抗议者的主要目标并非是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像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趋势，抗议者拒绝把维持现状作为一个选择，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求诸于达兰萨拉彻底改变政策策略。为中国的种种恶行添加更多的伤亡者或是求助于外国政府都肯定不足以扭转形势。那种“到底要看看多少牺牲才能让世界有所行动”的态度也根本无济于事。当“国家之鼓”在图伯特已经震天敲响，当人们把“首相”叫做“国王”，把“自治区”称为“国家”的时候，改变游戏规则的时机就已经来临。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图伯特流亡政府应该像达赖喇嘛在1992年所做的那样，宣布“中间道路政策”作废，并且重新就恢复图伯特独立地位进行积极游说。
与10个月前我写第一篇关于这场悲剧性危机的文章时完全一样，我依然深信不疑，达兰萨拉的政策转变是结束自焚抗议的关键所在。就我的理解而言，达兰萨拉才是自焚者们的眼光注视的方向，而不是北京、华盛顿或布鲁塞尔。在这些男男女女引火自焚的时候，他们向他们认同和珍视的合法政府发出了一个讯号。这是一个呼唤行动，呼唤团结的讯号。我确信，他们耐心期盼的不是同情和祈祷，而是明确的指引和领导。第二届特别大会结束之后随即出现的自焚高峰应该当作一个教训，提醒所有的人：消极被动的时代结束了！正如古珠为自焚抗议所写的辩词中所说，“是由于中国对图伯特民众的福祉漠不关心，我们才加强了我们的非暴力运动”。达兰萨拉难道不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译于2012年11月16日凌晨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
跟踪日全食
原文：Chasing the Total Solar Eclipse
作者：Luna Shyr , National Geographic
发表：2012-11-14
本文由Fish翻译。
2009年的马绍尔群岛日全食
本周将会出现日全食。斯洛伐克的天文学家Vojtech Rusin将要在澳大利亚某酒店的阳台上见证他所经历的第19个日全食。
1.你走遍世界各地，观察日食。此行有什么不同或特别的吗？
日全食发生的次数大概为每100年75次，这次日食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研究日冕最上层的太阳大气的影响和地球磁场的结构。
2.你已经看过了18个日全食。哪一个特别难忘的？
毫无疑问，肯定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在非洲，1973年，它就像我的初恋一样。大家肯定都记得自己的初恋，当时我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从捷克斯洛伐克向尼日尔。我记得那次日食持续了6分45秒，是我观察过的最长时间的日食。
3.在四十年来你一直在研究太阳日冕，有发现什么变化吗？
它改变了太多了！有一点是，成像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与先进，我们现在不必使用非常沉重的设备了。早在1980年，我乘坐卡车从捷克斯洛伐克去印度的班加罗尔附近，那段距离你无法想象，大约有10,000公里（6,200英里）！
1980年，印度日全食
4.你说这日全食将持续2分钟03秒。您是如何计算日食将持续时间，并且如此精确？
一切都是受万有引力定律。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某些参数，比如的准确位置，卫星如何围绕天体运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以及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我们当然也可以精确计算。
5.是什么让你拍的每个日全食图像都如此不同？
太阳的日冕的形状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其周期约11年（太阳活动周期）。它主要是太阳自转时由磁场对太阳表面的影响所造成的。电晕生成大量的令人惊叹的形状，如头盔幡和极射线。也有日冕物质抛射，产生快速的形状变化，持续数个小时左右。
6.观看日全食，哪点最令人兴奋呢？
你总是担心观察日全食的旅行与活动是否会按计划进行。当大功告成后，你会体会到一种特殊的令人愉悦感觉。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中国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核心提示：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以面对贫富差距，人口老化，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的挑战。
原文：China new leaders: challenges ahead
作者：Angus Foster， BBC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中国共产党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名单。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13亿的人口，和人口的密集程度，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棘手的。
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500万人脱离贫困。不得不说，在最初几年，中国的经济运转十分出色，但是现在需要改变。
中国和西方分析家说，必须重新平衡经济，给予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和浪费。
中国有许多国有企业占有绝大部分市场，应该要开放外企进入、竞争。
政府不该捍卫这些国有企业巨头，应该多多支持小型公司与中小型公司。因为这些新兴公司可能更好带动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
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并支持这些观点。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支持者说，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牵制，促使了巨大的经济刺激，而不是结构性改革。
批评者认为，受中国是一党制国家的影响，导致政府腐败，需要立即改变。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一半，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却高达70%。他们申请银行贷款，也是最低利率。
霍德明（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表示，国有部门被迫撤退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使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样才能使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
贫富差距
1978年，当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偏远地区，沿海省份的富裕程度远远领先于内地。中国社科院表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来上涨了68％，成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担心过大差距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推出消除贫困计划，并且废除拥有百年历史的农业税，以证明其承诺。
政府也极大的扩大了医疗保险，受益人口增加了十倍，达到8.3亿。教育投入也是如此。
然而，有部分反对者表示，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用于社会福利，与世界上其他发展国家相比，仅仅只有一半。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治理制度，社会福利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但是无论北京如何威逼，地方政府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钱。
环境问题
中国的火箭式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自2003年以来，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翻了4倍，这一点，导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坏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20个在中国。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恢复环境的方案，如利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建造大量风力发电机组，自2005年来，风力发电容量每年翻倍。
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落实到法律和监管框架。虽然执行起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仍然是不完善的。
除了清理“高增长，高污染”，中国仍面临着国家发展的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的Joanna Masic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仍有4.8亿人没有卫生设施、1.2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
更高的期望
随着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有，更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人生目标也随之改变。
他们不再只是希望下一代领导人带来经济的运转，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他们更想要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自由。
目前，每年有600万人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和1998相比，增长了6倍。超过5亿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尤其是新浪微博（weibo.com），智能手机推动了社会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有时，会出现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
人们是否更快乐，以及更富裕，调查结果往往是十分矛盾的。
Richard Easterlin（美国南加州大学）表示，2007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的第三富裕阶层更满意现在生活。但是其他人群却不是。
部分原因可能是更高的期望，人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认为别人过得更好。
人口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这限制了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除非有特殊情况。
这点导致的是，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需要支付更多的退休金与医疗保险给老人。
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开始减少，工资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中国也将很快拥有比欧盟更多的老龄人口。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一些异常情况发生。中国父母在胎儿超声波扫描时大部分都表示出，想要一名男孩。中国每220个婴儿，其中有120个是男婴，只有100个女婴。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学术界与政府智囊团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做会受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他们可以帮助中国恢复生育率。但是高级官员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担心会出现人口爆炸。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China new leaders: challenges ahead
作者：Angus Foster， BBC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中国共产党将在晚些时候公布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名单。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13亿的人口，和人口的密集程度，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棘手的。
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500万人脱离贫困。不得不说，在最初几年，中国的经济运转十分出色，但是现在需要改变。
中国和西方分析家说，必须重新平衡经济，给予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和浪费。
中国有许多国有企业占有绝大部分市场，应该要开放外企进入、竞争。
政府不该捍卫这些国有企业巨头，应该多多支持小型公司与中小型公司。因为这些新兴公司可能更好带动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
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并支持这些观点。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支持者说，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牵制，促使了巨大的经济刺激，而不是结构性改革。
批评者认为，受中国是一党制国家的影响，导致政府腐败，需要立即改变。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一半，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却高达70%。他们申请银行贷款，也是最低利率。
霍德明（北京大学经济学家）表示，国有部门被迫撤退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使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样才能使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
贫富差距
1978年，当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偏远地区，沿海省份的富裕程度远远领先于内地。中国社科院表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来上涨了68％，成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担心过大差距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推出消除贫困计划，并且废除拥有百年历史的农业税，以证明其承诺。
政府也极大的扩大了医疗保险，受益人口增加了十倍，达到8.3亿。教育投入也是如此。
然而，有部分反对者表示，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用于社会福利，与世界上其他发展国家相比，仅仅只有一半。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治理制度，社会福利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但是无论北京如何威逼，地方政府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钱。
环境问题
中国的火箭式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自2003年以来，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翻了4倍，这一点，导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坏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20个在中国。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恢复环境的方案，如利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建造大量风力发电机组，自2005年来，风力发电容量每年翻倍。
为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落实到法律和监管框架。虽然执行起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仍然是不完善的。
除了清理“高增长，高污染”，中国仍面临着国家发展的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的Joanna Masic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仍有4.8亿人没有卫生设施、1.2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
更高的期望
随着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有，更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人生目标也随之改变。
他们不再只是希望下一代领导人带来经济的运转，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他们更想要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自由。
目前，每年有600万人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和1998相比，增长了6倍。超过5亿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尤其是新浪微博（weibo.com），智能手机推动了社会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有时，会出现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
人们是否更快乐，以及更富裕，调查结果往往是十分矛盾的。
Richard Easterlin（美国南加州大学）表示，2007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的第三富裕阶层更满意现在生活。但是其他人群却不是。
部分原因可能是更高的期望，人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认为别人过得更好。
人口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这限制了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除非有特殊情况。
这点导致的是，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需要支付更多的退休金与医疗保险给老人。
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开始减少，工资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中国也将很快拥有比欧盟更多的老龄人口。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一些异常情况发生。中国父母在胎儿超声波扫描时大部分都表示出，想要一名男孩。中国每220个婴儿，其中有120个是男婴，只有100个女婴。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2400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学术界与政府智囊团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做会受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他们可以帮助中国恢复生育率。但是高级官员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担心会出现人口爆炸。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
流亡政府总理：支持自焚者是藏人的“神圣职责”
原文：Lobsang Sangay: Tibetans Have 'Sacred Duty' To Support Self-Immolations
作者：维沙尔•奥罗拉（Vishal Arora）（The Huffington Post）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10日
【2012年6月20日，丹增克珠（Tenzin Khedup）和阿旺诺培（Ngawang Norphel）在康区称多县扎多镇自焚。】
新德里——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本周在北京开幕之际，又有六名博巴自焚。图伯特领导人说，他们对于制止日益高涨的自焚浪潮感到无能为力。
事实上，流亡图伯特政治领导人洛桑森格说，尽管他极力劝阻这样的极端行为，但是，对自焚表示支持是流亡社会的“神圣职责”。
“我们已经一再恳求（停止自焚），但是他们依然这样做”，达赖喇嘛的政治继任者森格说。从2011年三月以来，僧尼和其他民众的自焚数量已经飙升至68人。
在北京召开中共党代会（11月8日）安排新一届领导人的前一天，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站”的消息，有三名僧人、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喝下汽油自焚。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前学者森格说，他一直坚持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不要进行抗议，因为这会导致严酷的后果。而对于流亡博巴而言则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抗议一旦发生，对抗议表示支持便成了我们的神圣职责，”他重申了2011年8月11日在达兰萨拉就任图伯特流亡政府总理时的誓言。“在自焚问题上我也秉持同样的立场。”
这位图伯特领导人说，全世界需要关注的是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行为本身。
“自焚者在告诉中国政府这样的镇压是无法忍受的。他们说，‘我们生长在你们的制度之下，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你们在图伯特所作所为的第一受益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生不如死。’”
森格还说，他不想“贸然使用佛教哲学”来解释自焚，而是把自焚看做“一种抗议的方式……就像那些在越战期间自焚的僧侣，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事件。”
不过，他同意，其中确实包含宗教因素。“自焚者没有伤害汉人，没有毁坏办公楼和商店，因为他们是佛教徒，这些行为也是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
自1959年占领这个国家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指责流亡者和“达赖集团”煽动了自焚事件。
森格说，“这些自焚的博巴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也从没见过我。指责我们煽动自焚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还说，自焚事件还将继续发生，“除非局势有所改善。”
【译于2012年11月13日】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作者：维沙尔•奥罗拉（Vishal Arora）（The Huffington Post）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10日
新德里——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本周在北京开幕之际，又有六名博巴自焚。图伯特领导人说，他们对于制止日益高涨的自焚浪潮感到无能为力。
事实上，流亡图伯特政治领导人洛桑森格说，尽管他极力劝阻这样的极端行为，但是，对自焚表示支持是流亡社会的“神圣职责”。
“我们已经一再恳求（停止自焚），但是他们依然这样做”，达赖喇嘛的政治继任者森格说。从2011年三月以来，僧尼和其他民众的自焚数量已经飙升至68人。
在北京召开中共党代会（11月8日）安排新一届领导人的前一天，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站”的消息，有三名僧人、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喝下汽油自焚。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前学者森格说，他一直坚持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不要进行抗议，因为这会导致严酷的后果。而对于流亡博巴而言则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抗议一旦发生，对抗议表示支持便成了我们的神圣职责，”他重申了2011年8月11日在达兰萨拉就任图伯特流亡政府总理时的誓言。“在自焚问题上我也秉持同样的立场。”
这位图伯特领导人说，全世界需要关注的是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行为本身。
“自焚者在告诉中国政府这样的镇压是无法忍受的。他们说，‘我们生长在你们的制度之下，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你们在图伯特所作所为的第一受益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生不如死。’”
森格还说，他不想“贸然使用佛教哲学”来解释自焚，而是把自焚看做“一种抗议的方式……就像那些在越战期间自焚的僧侣，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事件。”
不过，他同意，其中确实包含宗教因素。“自焚者没有伤害汉人，没有毁坏办公楼和商店，因为他们是佛教徒，这些行为也是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
自1959年占领这个国家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指责流亡者和“达赖集团”煽动了自焚事件。
森格说，“这些自焚的博巴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也从没见过我。指责我们煽动自焚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还说，自焚事件还将继续发生，“除非局势有所改善。”
【译于2012年11月13日】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嘉央諾布：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自焚
核心提示：世界媒體對自焚事件給予最低程度的關注，回避掉最重要的部分: 探討自焚的原因。
原文: MAKE IT A BURNING ISSUE
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譯者：更桑東智（@johnlee1021）
原文作於：2012年11月5日
截至譯文完成時，自焚博巴人數已經激增至75人！——譯者
70位博巴，為了他們同胞的自由事業，目標堅定地前仆後繼引火自焚。如果類似這樣勇敢的、無私的、自發的、無人策劃的，並且完全非暴力*的事件發生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尤其如果發生在西方或是像中東和北非這樣對西方利益舉足輕重的地方，那麼這些自焚事件或許不僅會成為報章頭條新聞，而且在電視新聞、網路聊天室、報紙專欄、社論、博客、智庫論壇等等地方也會成為人們不遺餘力進行探討的話題。這些事件甚至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競選的論題，而觀看外交政策辯論的圖伯特電視觀眾想必會樂於看到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如果能在電視辯論或是相應的現實場合中斥責奧巴馬總統對發生在圖伯特的自焚事件置若罔聞，同時還向中國“道歉”。
不過，在我們現實的時空系統中這一切都不曾發生。遠非作為國際性討論的主題，世界媒體僅僅對圖伯特自焚事件給予一個重要新聞事件可能獲得的最低程度的關注，而目的也只是為了免於讓自己因故意地和犬儒地漠視這一議題而遭到指責。
【2012年6月20日，丹增克珠（Tenzin Khedup）和阿旺諾培（Ngawang Norphel）
在康區稱多縣紮多鎮自焚。】
近些年來，我在號稱美國“資料庫報紙”（ newspaper of record）的《紐約時報》上讀到的只有幾條乾巴巴的報導和國際新聞中三言兩語的梗概簡訊。最近有一篇比較長的關於格爾底寺的報導，順便提到了自焚事件，但是給人留下的印象是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那個地區的訪問而作。各地的博巴都會感到憤怒和沮喪，但是，我想他們對世界媒體和政治領袖的懦弱態度並沒有完全感到迷惑不解。想要瞭解自由世界的個人、機構、甚至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實力面前妥協退讓的原因並不需要高深的政治經驗。但同時，我並不確定是否每個人都瞭解這樣的原因是如何地病入膏肓。
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每隔一個來月，《紐約時報》便會在報紙前半部分的中心位置，用一個跨頁整版轉載來自中國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文章，欄目稱為“中國觀察”（China Watch）。其中一期專門是關於釣魚島（尖閣列島）爭端，還特地配上了或許是這個彈丸小島見諸報端的最大的照片。當然，所有的報導都是直接來自北京方面的宣傳。人們應該也注意到，《時代週刊》（the Times ）有時也整頁登載一些個人和組織有關某一議題的聲明，但這些聲明顯然屬於付費的廣告，從頁面的版式安排上也很明顯可以看出這一點。
但是，美國的“資料庫報紙”幾乎定期地以跨頁彩版的方式轉載來自中共官方宣傳機構的文章是如此的異乎尋常，以至於《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就這一怪異現象在去年的8月26日發表了一篇報導，對《紐約時報》刊登誤導性的“中國觀察”進行了評論。“這些內容明顯應該屬於那種通常出現在報紙左上角或右上角灰色網底的廣告，但卻是以一份報紙的正規版式出現的。”《觀察家報》還注意到“轉載的文章中甚至出現了一則連環廣告（ad-within-the-ad），說《中國日報》將於9月2日在美國發行一份週刊。”
當然，無論人們覺得《紐約時報》是如何的懦弱或一切向錢看，但它畢竟還不是《人民日報》或是過去的《真理報》（Pravda）。《紐約時報》最近登載了一篇有關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腐敗行為的重頭文章，儘管我不知道他們為何在溫即將卸任前的一個月才發表而不是在更早的時候？溫家寶在2003年就任總理，而有關他的家族腐敗的故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或許我有些吹毛求疵了。
我必須澄清一點，我並不是說《紐約時報》、BBC或是CNN沒有報導自焚事件。顯然他們都對事件做了報導，儘管僅僅是最低限度的報導——CNN是其中最差勁的一個。甚至連公開報導的語調也是如出一轍地“冷靜客觀”和如同天氣預報一樣的沒有人情味。但是這些報導回避掉的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對博巴自焚的根本原因的探討。
而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不能只是怪罪國際媒體和政治領袖。面對每一次自焚事件的報導，所有的圖伯特流亡領袖以及很多的個人和團體作出的反應也同樣是不約而同地“王顧左右而言他”。當然，達蘭薩拉當局通過圖伯特人權民主中心（TCHRD）定期發佈有關自焚事件的報導，有關人士也會對事件是如何地悲慘發表一些“得體”的評論。祈禱法會、燭光守夜和抗議示威也會舉行如儀。仿照奧運會火炬傳遞，圖伯特議會還舉行了一個名為“真相之火”（Flame of Truth）的大型火炬接力活動。順帶說一下，這次活動的火炬做成了傳統的酥油燈形狀，下面是一個金屬的把手，頂部是一個塑膠製成的假火焰。
但是談及圖伯特境內的民眾為何自焚，在達蘭薩拉的每個人都總是圓滑地回避對這個議題發表任何具體看法。有一次，有人將自焚事件描述為“……抗議中國在圖伯特的政策的行為。”這種說法簡直含混不清到了根本毫無意義的程度。
圖伯特自焚者們所呼籲的是圖伯特的自由與獨立，最近在拉薩以北比如縣的一座鄉政府大樓前自焚的兩個表兄弟才博（Tsepo）和丹增（Tenzin），向世人清楚地傳達了這個訊息。所有的報導都注意到他們“在點火自焚前高喊‘圖伯特獨立’的口號”。在他們之前的自焚者也有人表達了圖伯特獨立的訴求，儘管更多的時候他們呼喊的口號是要求自由（rangwang）。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要求“讓達賴喇嘛回到圖伯特。”最後這句口號使得有些人將自焚解讀為主要是有關宗教自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中國與達賴喇嘛舉行談判並允許他回歸圖伯特而得到解決。
事實上在今年夏天我在摩洛甘吉舉辦的一次講座上，聽眾中的一位支持“中間道路”年輕僧人曾經禮貌地問我這樣的問題：既然很多圖伯特自焚者都呼籲“讓達賴喇嘛回到圖伯特”，那麼對博巴而言，設法讓達賴喇嘛回歸圖伯特是不是比堅持爭取獨立更為重要？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問題。我也曾經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很長時間，我很高興有機會公開說出我得出的結論。
所有的自焚者，事實上是無論何處的所有博巴，都毫無疑問地盼望尊者回歸圖伯特。但能是現在嗎？整個圖伯特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管制和軍事打壓——解放軍的軍事實力以及組織能力、資源和技術要比1959年的時候強上成百上千倍，如果達賴喇嘛回到拉薩遇到什麼意外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他絕對沒有逃離的機會。另外，現在沒有59年時候像“四水六崗”那樣的武裝抵抗力量，也沒有在當年的起義中充當先鋒的殘餘的圖伯特軍隊可以將中國軍隊牽制在拉薩，從而為達賴喇嘛的出逃贏得至關重要的幾天時間。那麼世界輿論呢？還有那些對達賴喇嘛的國際支持呢？這些都無法指望。不要忘了在天安門屠殺之後人們是如何厚顏無恥爭先恐後地跑回去同中國做生意。
不。基於對自焚者的智慧和正直的充分尊重，我想他們並非是要求達賴喇嘛現在就回到圖伯特。我認為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種宗教和歷史的比喻手法，將一個廣闊的政治理想人格化從而使之對普通圖伯特民眾而言更加簡潔明瞭。我們應該還記得安珠倉•貢布紮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經成功地通過為達賴喇嘛打造一個黃金寶座作為團結各個圖伯特團體的手段，並最終形成了為圖伯特自由而戰的抵抗運動。
政治運動時常利用一些符號和象徵語言。最近歷史上的一個相關事例或許是八九十年代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響亮口號——“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那個時期幾乎所有引人注目的宣傳招貼上都印著“釋放納爾遜•曼德拉”，以及“廢除種族隔離”和“南非獨立”等其他內容。很多著名的非洲歌手和歌曲作者，諸如約翰尼•克萊格（Johnny Clegg）、休•麥塞克勒（Hugh Masekela）、布藍達•費塞（Brenda Fassie）和麥約克•費塞克（Majek Fashek）等人，推出很多歌曲傳達“讓他回家”和“釋放曼德拉”等訊息。英國音樂人和歌曲作者傑瑞•達摩斯（Jerry Dammers）創作的歌曲《釋放曼德拉》名列英國歌曲排行榜第九名，在非洲也廣受歡迎。
當然，“非國大”（ANC）和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領袖們並沒有說，如果釋放了曼德拉，那麼南非自由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他們把“釋放曼德拉”這一口號當做非洲和全世界眾多政治和人道主義事業的總代表，讓這個口號成為一個獨特的和易於接受的標記；同時給公眾提供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面孔，一個富有魅力的遭到監禁的領袖的面孔，這張面孔象徵著白人統治下的數百萬南非黑人所遭受的不公與暴行。
因此，對於所有的博巴、圖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在更廣闊的視野中領會“達賴喇嘛必須回歸圖伯特”這句口號，並且要讓世界瞭解到圖伯特境內的博巴們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讓他們的主權領袖回歸他獨立的祖國。而這一訴求很明顯絕非是僅僅一種修辭手法。70位自焚者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決心和無私犧牲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圖伯特境內的政治態勢，同時也極大地轉變了重大變革產生的氛圍。儘管尊者現在已經是77歲的高齡並且已經政治退休，但是讓他的官方傳記作者暫緩寫作有關達賴喇嘛政治遺產的最後一章或許是個好主意——至少等到5年以後再動筆。
________________
*甘地曾經對他的美國傳記作者路易士•費舍爾（Louis Fischer）說，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這樣“或許能夠喚起世界和德國民眾對希特勒暴行的關注。”戰後，他為自己辯解說：猶太人無論如何都會遭到屠殺，倒不如死得更有意義些。1942年，他敦促用非暴力抵抗來反對日本的入侵，他承認這或許會導致數百萬人喪身。我們也知道，在聖雄甘地進行絕食抗議時，他是決意準備捨身赴死的。
（译于2012年11月12日）
更桑东智（@johnlee1021）的译文博客。 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原文: MAKE IT A BURNING ISSUE
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譯者：更桑東智（@johnlee1021）
原文作於：2012年11月5日
截至譯文完成時，自焚博巴人數已經激增至75人！——譯者
70位博巴，為了他們同胞的自由事業，目標堅定地前仆後繼引火自焚。如果類似這樣勇敢的、無私的、自發的、無人策劃的，並且完全非暴力*的事件發生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尤其如果發生在西方或是像中東和北非這樣對西方利益舉足輕重的地方，那麼這些自焚事件或許不僅會成為報章頭條新聞，而且在電視新聞、網路聊天室、報紙專欄、社論、博客、智庫論壇等等地方也會成為人們不遺餘力進行探討的話題。這些事件甚至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競選的論題，而觀看外交政策辯論的圖伯特電視觀眾想必會樂於看到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如果能在電視辯論或是相應的現實場合中斥責奧巴馬總統對發生在圖伯特的自焚事件置若罔聞，同時還向中國“道歉”。
不過，在我們現實的時空系統中這一切都不曾發生。遠非作為國際性討論的主題，世界媒體僅僅對圖伯特自焚事件給予一個重要新聞事件可能獲得的最低程度的關注，而目的也只是為了免於讓自己因故意地和犬儒地漠視這一議題而遭到指責。
在康區稱多縣紮多鎮自焚。】
近些年來，我在號稱美國“資料庫報紙”（ newspaper of record）的《紐約時報》上讀到的只有幾條乾巴巴的報導和國際新聞中三言兩語的梗概簡訊。最近有一篇比較長的關於格爾底寺的報導，順便提到了自焚事件，但是給人留下的印象是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那個地區的訪問而作。各地的博巴都會感到憤怒和沮喪，但是，我想他們對世界媒體和政治領袖的懦弱態度並沒有完全感到迷惑不解。想要瞭解自由世界的個人、機構、甚至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實力面前妥協退讓的原因並不需要高深的政治經驗。但同時，我並不確定是否每個人都瞭解這樣的原因是如何地病入膏肓。
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每隔一個來月，《紐約時報》便會在報紙前半部分的中心位置，用一個跨頁整版轉載來自中國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文章，欄目稱為“中國觀察”（China Watch）。其中一期專門是關於釣魚島（尖閣列島）爭端，還特地配上了或許是這個彈丸小島見諸報端的最大的照片。當然，所有的報導都是直接來自北京方面的宣傳。人們應該也注意到，《時代週刊》（the Times ）有時也整頁登載一些個人和組織有關某一議題的聲明，但這些聲明顯然屬於付費的廣告，從頁面的版式安排上也很明顯可以看出這一點。
但是，美國的“資料庫報紙”幾乎定期地以跨頁彩版的方式轉載來自中共官方宣傳機構的文章是如此的異乎尋常，以至於《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就這一怪異現象在去年的8月26日發表了一篇報導，對《紐約時報》刊登誤導性的“中國觀察”進行了評論。“這些內容明顯應該屬於那種通常出現在報紙左上角或右上角灰色網底的廣告，但卻是以一份報紙的正規版式出現的。”《觀察家報》還注意到“轉載的文章中甚至出現了一則連環廣告（ad-within-the-ad），說《中國日報》將於9月2日在美國發行一份週刊。”
當然，無論人們覺得《紐約時報》是如何的懦弱或一切向錢看，但它畢竟還不是《人民日報》或是過去的《真理報》（Pravda）。《紐約時報》最近登載了一篇有關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腐敗行為的重頭文章，儘管我不知道他們為何在溫即將卸任前的一個月才發表而不是在更早的時候？溫家寶在2003年就任總理，而有關他的家族腐敗的故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或許我有些吹毛求疵了。
我必須澄清一點，我並不是說《紐約時報》、BBC或是CNN沒有報導自焚事件。顯然他們都對事件做了報導，儘管僅僅是最低限度的報導——CNN是其中最差勁的一個。甚至連公開報導的語調也是如出一轍地“冷靜客觀”和如同天氣預報一樣的沒有人情味。但是這些報導回避掉的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對博巴自焚的根本原因的探討。
而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不能只是怪罪國際媒體和政治領袖。面對每一次自焚事件的報導，所有的圖伯特流亡領袖以及很多的個人和團體作出的反應也同樣是不約而同地“王顧左右而言他”。當然，達蘭薩拉當局通過圖伯特人權民主中心（TCHRD）定期發佈有關自焚事件的報導，有關人士也會對事件是如何地悲慘發表一些“得體”的評論。祈禱法會、燭光守夜和抗議示威也會舉行如儀。仿照奧運會火炬傳遞，圖伯特議會還舉行了一個名為“真相之火”（Flame of Truth）的大型火炬接力活動。順帶說一下，這次活動的火炬做成了傳統的酥油燈形狀，下面是一個金屬的把手，頂部是一個塑膠製成的假火焰。
但是談及圖伯特境內的民眾為何自焚，在達蘭薩拉的每個人都總是圓滑地回避對這個議題發表任何具體看法。有一次，有人將自焚事件描述為“……抗議中國在圖伯特的政策的行為。”這種說法簡直含混不清到了根本毫無意義的程度。
圖伯特自焚者們所呼籲的是圖伯特的自由與獨立，最近在拉薩以北比如縣的一座鄉政府大樓前自焚的兩個表兄弟才博（Tsepo）和丹增（Tenzin），向世人清楚地傳達了這個訊息。所有的報導都注意到他們“在點火自焚前高喊‘圖伯特獨立’的口號”。在他們之前的自焚者也有人表達了圖伯特獨立的訴求，儘管更多的時候他們呼喊的口號是要求自由（rangwang）。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要求“讓達賴喇嘛回到圖伯特。”最後這句口號使得有些人將自焚解讀為主要是有關宗教自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中國與達賴喇嘛舉行談判並允許他回歸圖伯特而得到解決。
事實上在今年夏天我在摩洛甘吉舉辦的一次講座上，聽眾中的一位支持“中間道路”年輕僧人曾經禮貌地問我這樣的問題：既然很多圖伯特自焚者都呼籲“讓達賴喇嘛回到圖伯特”，那麼對博巴而言，設法讓達賴喇嘛回歸圖伯特是不是比堅持爭取獨立更為重要？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問題。我也曾經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很長時間，我很高興有機會公開說出我得出的結論。
所有的自焚者，事實上是無論何處的所有博巴，都毫無疑問地盼望尊者回歸圖伯特。但能是現在嗎？整個圖伯特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管制和軍事打壓——解放軍的軍事實力以及組織能力、資源和技術要比1959年的時候強上成百上千倍，如果達賴喇嘛回到拉薩遇到什麼意外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他絕對沒有逃離的機會。另外，現在沒有59年時候像“四水六崗”那樣的武裝抵抗力量，也沒有在當年的起義中充當先鋒的殘餘的圖伯特軍隊可以將中國軍隊牽制在拉薩，從而為達賴喇嘛的出逃贏得至關重要的幾天時間。那麼世界輿論呢？還有那些對達賴喇嘛的國際支持呢？這些都無法指望。不要忘了在天安門屠殺之後人們是如何厚顏無恥爭先恐後地跑回去同中國做生意。
不。基於對自焚者的智慧和正直的充分尊重，我想他們並非是要求達賴喇嘛現在就回到圖伯特。我認為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種宗教和歷史的比喻手法，將一個廣闊的政治理想人格化從而使之對普通圖伯特民眾而言更加簡潔明瞭。我們應該還記得安珠倉•貢布紮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經成功地通過為達賴喇嘛打造一個黃金寶座作為團結各個圖伯特團體的手段，並最終形成了為圖伯特自由而戰的抵抗運動。
政治運動時常利用一些符號和象徵語言。最近歷史上的一個相關事例或許是八九十年代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響亮口號——“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那個時期幾乎所有引人注目的宣傳招貼上都印著“釋放納爾遜•曼德拉”，以及“廢除種族隔離”和“南非獨立”等其他內容。很多著名的非洲歌手和歌曲作者，諸如約翰尼•克萊格（Johnny Clegg）、休•麥塞克勒（Hugh Masekela）、布藍達•費塞（Brenda Fassie）和麥約克•費塞克（Majek Fashek）等人，推出很多歌曲傳達“讓他回家”和“釋放曼德拉”等訊息。英國音樂人和歌曲作者傑瑞•達摩斯（Jerry Dammers）創作的歌曲《釋放曼德拉》名列英國歌曲排行榜第九名，在非洲也廣受歡迎。
當然，“非國大”（ANC）和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領袖們並沒有說，如果釋放了曼德拉，那麼南非自由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他們把“釋放曼德拉”這一口號當做非洲和全世界眾多政治和人道主義事業的總代表，讓這個口號成為一個獨特的和易於接受的標記；同時給公眾提供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面孔，一個富有魅力的遭到監禁的領袖的面孔，這張面孔象徵著白人統治下的數百萬南非黑人所遭受的不公與暴行。
因此，對於所有的博巴、圖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在更廣闊的視野中領會“達賴喇嘛必須回歸圖伯特”這句口號，並且要讓世界瞭解到圖伯特境內的博巴們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讓他們的主權領袖回歸他獨立的祖國。而這一訴求很明顯絕非是僅僅一種修辭手法。70位自焚者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決心和無私犧牲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圖伯特境內的政治態勢，同時也極大地轉變了重大變革產生的氛圍。儘管尊者現在已經是77歲的高齡並且已經政治退休，但是讓他的官方傳記作者暫緩寫作有關達賴喇嘛政治遺產的最後一章或許是個好主意——至少等到5年以後再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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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曾經對他的美國傳記作者路易士•費舍爾（Louis Fischer）說，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這樣“或許能夠喚起世界和德國民眾對希特勒暴行的關注。”戰後，他為自己辯解說：猶太人無論如何都會遭到屠殺，倒不如死得更有意義些。1942年，他敦促用非暴力抵抗來反對日本的入侵，他承認這或許會導致數百萬人喪身。我們也知道，在聖雄甘地進行絕食抗議時，他是決意準備捨身赴死的。
（译于201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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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封锁谷歌一系列服务
原文：Google services blocked in China
作者：Ben Quinn 卫报
发表：2012-11-09
本文由Fish翻译。
在中国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之际，谷歌声称其部分服务在中国受到屏蔽。受影响的服务包括搜索引擎和gmail邮箱服务。
根据谷歌的在线“透明度报告”， 周五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流量急剧下降。在线的“透明度报告”是谷歌的一个流量报告，其测试范围包含世界各地。
谷歌搜索引擎与Gmail邮箱在中国受到影响，因为该公司与中国当局有部分不合。
谷歌发言人表示：“我们已经检查过，谷歌服务器无任何故障。”
自2009年以来，谷歌的YouTube视频服务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访问，其他的服务也经常被封锁。
在2010年，谷歌把其中文搜索引擎服务迁往香港。因为就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大陆当局产生摩擦，并且，谷歌服务器经历了一些源自中国大陆的黑客攻击。
在今年5月，谷歌表示，它正在改进其在中国的搜索服务。当搜索关键词可能引发当局的网络审查而被屏蔽时，谷歌向用户发出提示，并附带了建议的解决方法。
谷歌官方在博客中表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收到用户反馈，谷歌搜索在中国一直不是十分稳定。用户经常收到错误消息，如“此网页无法使用”或“连接被重置”。通查发生这种情况，用户就会在1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内无法访问谷歌。”
本周二开始，来自中国各地的2000多名共产党代表，在北京参加中国第十八届代表大会。谷歌服务在中国被屏蔽，相信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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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测试“空间互联网”
原文：Astronaut uses space internet to control robot on Earth
作者：BBC
发表：2012-11-09
本文由Fish翻译。
这种实验新技术，称为中断容错网络（DTN）协议，可能是未来宇航员在火星上的沟通方式。
传统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火星探险车与地球之间传送的数据经常丢失。
DTN能在超远距离提供强大有效的数据传送。
10月下旬，欧洲航天局（ESA）和美国航天局进行了实验。
国际空间站远征33的指挥官苏尼塔·威廉姆斯用一台笔记本电脑，通过DTN软件控制在德国的探险车。
DTN就类似地球上的互联网，它大幅度减低了可能出现的高延迟与丢失数据等情况，数据可以自如的在行星，卫星，空间站和航天器之间的穿梭。
延迟可能是由于太阳风暴或小行星产生的。
Kim Nergaard说：“DTN是长距离通信的网络，‘普通的’互联网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DTN通信在十年前由Vint Cerf（地球上的互联网的创造者之一）首次提出。
该技术第一次测试是在2008年11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功和20万英里外航天器传送图像文件（使用基于网络的通讯系统）。
空间互联网
这种“存储和转发”机制，可以确保数据不丢失，并逐步实现传送到最终目标。
Mr Nergaard说：“在地球上的互联网，如果连接断开了，传送源将会重新传送数据，也可能你失去了你的数据。但DTN就不是，它有强大的数据中断恢复功能。”
目前，为了与今年8月6日登陆火星的好奇号探险车联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使用一种称为“点对点通信”的技术。
Mr Nergaard说：“通常情况下，火星表面的探险车直接与地球通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围绕火星轨道运转的航天器作为中继卫星。但这种通讯方法仍然被称为点对点通讯。”
“这不是一个通讯网络。尽管有几个探险车在火星表面，还有多个航天器绕火星轨道飞行，但他们都被视为单独的设备。”
“但现在的想法是，在未来的火星车和航天器的之间，建立一个整体的网络，因此，您通过网络发送数据，就像地球上使用互联网一样。”
“较之目前使用的通信方式，它拥有更高的数据传送率，不过仍然是通过无线电波，但在不同的频率。”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Badri Younes表示，测试是成功的，它证明了“使用新的通信构架，从航天器向星球表面的机器人发送命令和接收图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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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0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受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保持沉默
核心提示：尽管藏族活动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员的麻木不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
原文：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Silent Amid a Wav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作者：ANDREW JACOBS
日期：2012/10/9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周日，一位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烛光晚会上流泪。与会者们哀悼当天早上在中国自焚的年轻藏人，表达团结。Ashwini Bhatia/美联社】
北京——近几个月来，我们数十次看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反抗一再上演。本周，六名年轻的藏人自焚，当他们被火焰吞没时高喊自由的口号。据流亡团体信息，周五，连续第二天，在中国西北的青海省，上千名藏人走上街头，声讨"文化灭绝"，要求结束结束军警的高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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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Silent Amid a Wav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作者：ANDREW JACOBS
日期：2012/10/9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周日，一位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烛光晚会上流泪。与会者们哀悼当天早上在中国自焚的年轻藏人，表达团结。Ashwini Bhatia/美联社】
北京——近几个月来，我们数十次看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反抗一再上演。本周，六名年轻的藏人自焚，当他们被火焰吞没时高喊自由的口号。据流亡团体信息，周五，连续第二天，在中国西北的青海省，上千名藏人走上街头，声讨"文化灭绝"，要求结束结束军警的高压手段。.
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掮客们正在推销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即将卸任的主席胡锦涛，周四对全国发表了一份长篇大论的讲话，但未提到正在中国不安宁的边陲蔓延的怒火。
当被外国记者问及正在不断升级的危机，18大党代表们谴责流亡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或笨拙地逃避这个问题。一位代表神情紧张地问，"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尽管藏族活动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员的麻木不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这一群体常常冒险冲破中国极权当局的束缚，积极为社会不公正发声。
在推特上，中国最雄辩的评论逃脱了政府的审查；但是藏人自焚话题常常被有关官员腐败、非法土地拆迁或当天的其他丑闻所掩盖。自去年自焚事件肇始，很少有中国学者试图纠结于这一议题。
"这种冷漠令人震惊，"张博树说。张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三年前，他因为批评政府的人权纪录而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在还在增加的69起自焚事件中，最少有56人已经死亡，很多藏人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汉族同胞对藏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最少，他们也无意探寻为什么这么多人采用这种恐怖的抗议方式。
【周五，藏人在西北青海省隆务县抗议。显然想在此刻给共产党精英传递信号，示威者谴责"文化灭绝"，要求结束高压政治措施。匿名/通过美联社】
一些人认为，尽管几十年来，政府力图宣传一幅56个民族和谐大家庭的图景，这种沉默却显现了藏族和中国主要民族汉族之间令人不安的鸿沟。
"房间里有头大象，可是没人想谈，"著名藏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王力雄说，他的著述引来了国安人员不受欢迎的关注，本周因为党代会的召开，他被警察临时隔离在他北京的公寓里。
王先生和其他人认为，受教育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弥漫着一股反感藏人的暗流。他们认为，在官方宣传中，藏族人被描绘为反叛、不文明、对政府努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努力毫无感激之情，这种情绪就是被这一宣传培育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比平时更加坦率，但是只愿意匿名发言，他谈到说，许多中国人对藏族一会儿为之着迷，一会感到排斥。他说，"我们汉族热爱他们充满边域风情的歌舞，但是我们也认为他们是想分裂国家的野蛮民族。"
不管是反感还是冷漠，许多中国人潜意识地偏向政府的宣传；政府将自焚者描述为"恐怖分子"，而政府不屈不挠的审查阻止了对藏族人不满的任何公开报道，这些包括他们抱怨对藏传佛教的限制，抱怨一些地区将汉语置于藏语之上的教育政策。
"我认为当局有意在两个文化之间制造障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说。
胡先生说，这一态度被中国的藏族专家队伍所强化，所有这些专家都被隶属政府的研究机构所雇用，他们忠实地附和党对藏族历史和政治的官方叙述。
无所不在的审查确保有关抗议的新闻很难进入互联网，更不用说主流新闻媒体。中国媒体仅报道了部分自焚事件，把信息从藏族传送出来的人则受到严厉惩罚。
这一恐惧能够瘫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想被谴责为分裂分子，"前社科院成员张博树说。
但是，无论是恐惧还是审查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自由派的沉默，其中大多数人是突破互联网防火墙的老手，很多人常常跨越那条想象中的红线，高调批评共产党。汉藏混合血统的博客作家茨仁唯色说，许多中国人将藏族看作"他者"；她说，朋友甚至引用一句中国古语来解释他们对藏人的悲痛无动于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唯色女士说，甚至她最开明的朋友都对藏族感到不理解，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要求更大程度自治，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回归的心痛；北京常常责斥达赖喇嘛为"穿着羊皮的狼"。
唯色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将西藏看做一片令人生畏、动荡不安的地区，但是和中国不可分离。"汉族沉迷于主权议题，"唯色说，她与那位被软禁在家的批评家王力雄结了婚，"他们想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藏族人民或者文化。"
本周党内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尽管自焚事件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有限区域，北京的官员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周四党代会开幕日，几位保安坐在人民大会堂后排，膝盖间放着灭火器。
在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消防员严阵以待，脚边放着灭火器，尽管广场上覆盖着一层防火的大理石地砖。一位《纽约时报》摄影师拍摄了一些消防员的照片，她被警察阻止，他们强迫她删除了这些照片。
周五，西藏自治区的代表进行分组会，一位外国记者提问政府是否有计划解决自焚问题，党的高官梁田庚否认了这个问题。他先是颂扬了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然后指出甚至发达民主国家也被自杀而困扰。
"每天都有人自杀，有人点火自焚，有人用枪自杀，"他说，"我认为一些媒体组织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试图炒作藏区发生的很少的一些自焚事件。"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大量推特用户密码被重设
原文：Twitter Asks Users to #Reset Passwords
作者：Christina Lopez
发表：2012-11-9
本文由Fish翻译。
推特刚刚创造了峰值记录，在选举日推特系统承受了短时间内发布2000万条消息的考验。然而到了周四，大批用户突然接收到有关密码重置的电子邮件，导致大量用户密码被重置。其中包括少数高端用户，如TechCrunch等。
推特用户的密码被重置，自然，他们对推特表示极度不满。
推特官方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持推特为安全并且开放的社区。作为此承诺的一部分，当我们认为一个推特帐户可能已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帮助用户重置了密码，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用户密码被更改的信息。我们用这个流程，以保护我们的用户，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当记者问，推特网是否遭遇黑客攻击，或者有安全漏洞等情况时，推特的发言人卡罗琳·彭纳说，事实并非如此。
推特承认其操作失误导致大量用户密码重置，“这一次的操作，我们无意将大量用户的密码重设，其中部分用户为安全帐号。给用户造成了不变，与网络混乱，我们深表歉意。”该公司表示。
推特还鼓励用户多多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帐号密码的安全。更改密码时，黑客可能用恶意连接来盗取帐号。
许多人认为，像谷歌，Twitter之类的网站，应该实现更强的安全性，包括双重身份验证，登入时，用户将输入两个密码。推特告诉TechCrunch：“当然，我们会探讨双重身份认证等安全性措施，我们将继续引进新功能，如https，帮助用户保持他们的帐户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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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中国国安怀疑被谋杀的商人曾是间谍
核心提示：据同中国国安有紧密关系者称，中国的对外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怀疑一个英国商人在他去年被以为高级官员的妻子谋杀之前曾是一个间谍。
原文：China's Security Ministry Suspected Slain Businessman Was a Spy
作者：JONATHAN ANSFIELD and IAN JOHNSON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6日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北京——据同中国国安有紧密关系者称，中国的对外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怀疑一个英国商人在他去年被以为高级官员的妻子谋杀之前曾是一个间谍。
这个谋杀案至今仍然被视为源于经济纠纷。商人尼尔·海伍德与谷开来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后者的丈夫已经被从政治局中开除，这件事情变成了几十年来影响中国的政治领导的最大丑闻。但是情报方面的线人对海伍德先生的死补充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陪衬情节。
星期二，华尔街日报报道海伍德先生曾与以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定期会面。这份报纸说他是个不收报酬的告密者，提供薄熙来家庭的私事。
英国政府拒绝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评论，但发言人提醒记者，今年政府曾声明过海伍德先生不是一名政府雇员，无论以任何身份。
与国安部关系密切者称，国安部已经怀疑海伍德先生曾是一名英国间谍，尽管他们还未确认他曾非正式地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一位与薄熙来家庭和国安部有高层联系的学者称，薄以及其他领导人在海伍德死之前就已经知道国安部官方的怀疑。
另外，一位有高层关系的政治分析家说由于海伍德与薄熙来家庭的关系，他有可能已经在国安部的观察名单上好多年了。
"一名部级干部与一名外国人有这种关系，他们肯定会被监视的。"这名分析家说。
这种怀疑也许可以解释薄夫人的随从中不断发展的偏执。海伍德曾与谷开来有生意往来而且曾经帮助这对夫妇的儿子申请进入英国的学校。然而到最后，他们的关系冷淡了。海伍德曾告诉朋友，薄的小圈子里的某个人对他和薄的关系疑心越来越大，而且谷坚持要她的朋友对她宣誓效忠。
但是谷是否曾怀疑海伍德监视她的家庭？这点还不明朗。谷开来家庭的一名律师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谷开来认为海伍德是间谍。
"我从未从谷开来的家庭或其他人那里听说过海伍德与情报部门有任何联系——当线人或者间谍，"这位律师，李小林，在一次采访中说。"谷开来的审讯中也从未出现任何将海伍德与情报工作联系起来的信息。"
海伍德的朋友说他在死前一年（2011年）的十一月曾与这个权势家庭失和，这为间谍活动在这个事件中的重要性又增添了许多疑问。他曾公开塑造自己局内人的形象，在北京到处开一辆牌照为007的跑车。海伍德曾为私人情报公司哈克卢特工作，这家公司由前军情六处官员创办，旨在为投资者准备中国公司的调查报告。这样的关系曾引起他是间谍的长期推测。
关于谋杀海伍德的动机的报道各不相同。谷开来声称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根据她审讯中的证词，谷开来宣称海伍德曾就一个房地产交易威胁过他。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她的审讯中，谷开来承认在海伍德来重庆探访她之后对他下毒，重庆是她丈夫管治的一个"城邦国家"。海伍德酒醉后呕吐并要水喝。谷开来承认灌了他氰化钾。
最初，海伍德的死被定为由于心脏病突发；在薄熙来手下的公安局长今年早先逃到临近城市的美国领事馆后，关于谋杀的调查展开了。这位公安局长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怀疑，并提供了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的证据。他们通知了英国政府。
当这件事在中国的网站上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曝光后，薄熙来党内的对手将他职位上免职，并且设计了从政治局中驱逐他。他曾被认为是这周召开的党代会中最高层的常委席位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薄熙来最近被驱逐出共产党并且面临着刑事起诉，罪名是贪污、滥用职权和干预关于海伍德之死的调查。谷开来和那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已经被宣判入狱。
Mia Li对此文贡献研究工作。Ravi Somaiya从伦敦参与报道。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China's Security Ministry Suspected Slain Businessman Was a Spy
作者：JONATHAN ANSFIELD and IAN JOHNSON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6日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北京——据同中国国安有紧密关系者称，中国的对外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怀疑一个英国商人在他去年被以为高级官员的妻子谋杀之前曾是一个间谍。
这个谋杀案至今仍然被视为源于经济纠纷。商人尼尔·海伍德与谷开来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后者的丈夫已经被从政治局中开除，这件事情变成了几十年来影响中国的政治领导的最大丑闻。但是情报方面的线人对海伍德先生的死补充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陪衬情节。
星期二，华尔街日报报道海伍德先生曾与以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定期会面。这份报纸说他是个不收报酬的告密者，提供薄熙来家庭的私事。
英国政府拒绝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评论，但发言人提醒记者，今年政府曾声明过海伍德先生不是一名政府雇员，无论以任何身份。
与国安部关系密切者称，国安部已经怀疑海伍德先生曾是一名英国间谍，尽管他们还未确认他曾非正式地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一位与薄熙来家庭和国安部有高层联系的学者称，薄以及其他领导人在海伍德死之前就已经知道国安部官方的怀疑。
另外，一位有高层关系的政治分析家说由于海伍德与薄熙来家庭的关系，他有可能已经在国安部的观察名单上好多年了。
"一名部级干部与一名外国人有这种关系，他们肯定会被监视的。"这名分析家说。
这种怀疑也许可以解释薄夫人的随从中不断发展的偏执。海伍德曾与谷开来有生意往来而且曾经帮助这对夫妇的儿子申请进入英国的学校。然而到最后，他们的关系冷淡了。海伍德曾告诉朋友，薄的小圈子里的某个人对他和薄的关系疑心越来越大，而且谷坚持要她的朋友对她宣誓效忠。
但是谷是否曾怀疑海伍德监视她的家庭？这点还不明朗。谷开来家庭的一名律师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谷开来认为海伍德是间谍。
"我从未从谷开来的家庭或其他人那里听说过海伍德与情报部门有任何联系——当线人或者间谍，"这位律师，李小林，在一次采访中说。"谷开来的审讯中也从未出现任何将海伍德与情报工作联系起来的信息。"
海伍德的朋友说他在死前一年（2011年）的十一月曾与这个权势家庭失和，这为间谍活动在这个事件中的重要性又增添了许多疑问。他曾公开塑造自己局内人的形象，在北京到处开一辆牌照为007的跑车。海伍德曾为私人情报公司哈克卢特工作，这家公司由前军情六处官员创办，旨在为投资者准备中国公司的调查报告。这样的关系曾引起他是间谍的长期推测。
关于谋杀海伍德的动机的报道各不相同。谷开来声称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根据她审讯中的证词，谷开来宣称海伍德曾就一个房地产交易威胁过他。
据国家媒体报道，在她的审讯中，谷开来承认在海伍德来重庆探访她之后对他下毒，重庆是她丈夫管治的一个"城邦国家"。海伍德酒醉后呕吐并要水喝。谷开来承认灌了他氰化钾。
最初，海伍德的死被定为由于心脏病突发；在薄熙来手下的公安局长今年早先逃到临近城市的美国领事馆后，关于谋杀的调查展开了。这位公安局长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怀疑，并提供了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的证据。他们通知了英国政府。
当这件事在中国的网站上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曝光后，薄熙来党内的对手将他职位上免职，并且设计了从政治局中驱逐他。他曾被认为是这周召开的党代会中最高层的常委席位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薄熙来最近被驱逐出共产党并且面临着刑事起诉，罪名是贪污、滥用职权和干预关于海伍德之死的调查。谷开来和那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已经被宣判入狱。
Mia Li对此文贡献研究工作。Ravi Somaiya从伦敦参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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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客盯上可口可乐公司
作者：BBC
发表：2012-11-5
本文由Fish翻译。
彭博社报道，中国黑客曾经侵入可口可乐内部机密系统超过1个月。
在2009年，一个恶意链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可口可乐高级行政人员，随后该公司就被黑客入侵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
去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概述了企业受到网络攻击的准则。
然而，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担心声誉受损而影响股票价格。
Jacob Olcott（网络政策顾问）说：“
交易失败
在这次事件中，黑客伪装成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件中的一个恶意连接被点击，黑客在Paul Etchells的电脑上安装了鼠标键盘记录器等其他恶意软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黑客偷取了密码，
彭博社的内部文件看到，
黑客事件，正好发生在可口可乐打算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之时，预计收购价为24亿美元。如果成功收购，
Bloomberg表示（由内部人士透露），但是，可口可乐内部网络被攻击后第3天，此项收购交易被取消了。
可口可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告诉BBC：“
“依惯例，我们对安全事件不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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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三个西藏少年同时自焚
原文：Breaking: Three teenagers in triple self-immolation protest in Tibet
作者：Phayul
发表：2012-11-7
本文由Fish翻译。
『达兰萨拉，11月7日消息』 西藏东部的阿坝地区，三个十几岁的藏族僧人，在中国警察局门口同时自焚。
三个僧人身份已经确认，是15岁的多吉，16岁的桑杜普，和16岁的多吉卡本。他们是Ngoshul寺庙的僧人，来自12公里外的阿坝区。
三个僧人的自焚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三点，15岁的多吉已经去世，据了解，另外两名僧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送往医院。
流亡僧人Kanyag Tsering告诉记者，三个藏族少年提出口号，藏人应该有充分的自由，达赖喇嘛应该回到西藏。他说：“15岁的多吉，在自焚时由于伤势过重当场身亡，桑杜普与多吉卡本被安全人员送往医院。”
随着抗议活动的发生，整个阿坝地区加强了对藏人的监视，并且限制当地藏人行动。
这三个少年，是自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事件发生以来，最年轻的三个藏人。
在中共十八大开幕前夜，已经有四名藏人自焚抗议，其中就有多吉，桑杜普，多吉卡本、另外还有一个藏人妇女。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敦促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立刻停止现行的西藏政策，回避西藏问题是错误的，与藏人沟通与接触，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并且表示：应彻底调查接连发生的自焚事件，查出根本的原因，并落实整改的措施，以满足西藏人民的愿望。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67名藏人自焚，（包括今天的4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求西藏自由并且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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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宣布让Skype取代MSN
作者：BBC
发表：2012-11-6
本文由Fish翻译。
微软宣布，它打算让即时消息聊天工具MSN“退休”，以Skype取而代之。
18个月前，微软以85亿美元（53亿英镑）收购了Skype。
微软表示，2013年3月在全球（除中国），
MSN在1999年推出时，被称为MSN Messenger。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MSN可以照片传递，
2009年，微软公司表示，MSN有330万活跃用户。
重复产品
互联网分析公司ComScore表示，在美国市场，今年年初，MSN用户仍然比Skype多一倍以上，仅次于雅虎通。
“当一家公司有互相竞争的产品，可能导致互侵，
“Skype的充值服务提供了机会，让其用户消费而给微软带来利润，
他还指出，微软公司已决定将Skype App推出到其新的Windows Phone智能手机。
为了缓解软件转换时造成的联系人丢失问题，
这种做法其中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会丢失部分用户，
微软与FaceBook合作，在社交网络提供Skype视频通话工具，以此招来相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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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十七岁少年推出畅销新闻软件
核心提示：Summly是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提供最新新闻摘要。在苹果线上商店推出短短两小时就达到排行榜第九名。
原文：Summly: Teenager launches top-selling news app
作者：BBC
发表：2012-11-5
本文由Fish翻译。
【伦敦少年课余时间开发出畅销APP】
Summly，是由十七岁的伦敦少年Nick D'Aloisio设计的，通过本软件，Nick D'Aloisio从投资商手中获得了至少100万美元的资金。其软件支持者中有Stephen Fry，科技城总裁Joanna Shields，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等。
然而，Summly推出前却不被苹果店审查人员看好，审查员Oliver Devereux写到：“软件的导航十分不清楚。”另外一个审查员则认为“很不直观。”
但是该程序在用户评分区域平均得分为4分，不过从软件与用户群整体来看，还是有十分有可能获得5分满分。
Nick D'Aloisio在课余时间萌发了这一想法，做一种手机应用软件可以自动集合新闻摘要。软件是免费的，界面上有许多新闻摘要，当用户手机扫过某项时，他们就可以查看更多相关内容。
Nick D'Aloisio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们努力让软件在iPhone上的界面更加美观。我们把精妙的算法和美观的界面合并在一起，让它可以在1分钟内扫描数千文章。”
“大视野”
Nick D'Aloisio在他17岁的生日晚会上，任命Bart Swanson主持Summly背后的公司运营， Bart曾经负责在欧洲推出AMAZON零售店。
Nick D'Aloisio表示：“我认为公司从长远角度来说十分有可能成为大公司。我们把新闻主要内容保留，删减部分内容，因为人们不希望看1000字的文章，他们更希望看到简单精准的信息。”
用户可以支付小额费用，用于看完整的文章内容。
Nick D'Aloisio说：“传统发行商被支付系统所局限，他们要么给出标题要么给出全文，而我们真的可以在摘要这个层次盈利。”
Nick D'Aloisio希望可以继续完成学业然后上大学，但是也继续经营公司。
“我会留在公司，因为我是创始人，我希望能看见以后公司能有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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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福布斯：巴克莱展望中国新一届政府
核心提示：周五，巴克莱资本发布一份报告，概述他们对中国新的领导层的预测。他们认为党代会的构成表明，关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将保持延续性。更年轻和受过更好教育的新晋者将关注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但至少到2013年年底之前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而且，那些寄望庞大刺激计划的人将会失望，但巴克莱认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会公布一些新的项目。
发表：2012年11月2日
作者：Kenneth Rapoza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中国正在北京选择新的领导人，来统治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众所周知，这不会是民主的。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它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但不管怎样，市场对这个国家极为关注。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两大支柱美国和欧洲仍然处于康复之中，难以成为避风港，中国是在此之外的良好停泊场所，或多或少优于其他地方。
同时，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对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猜测之后，大幕终于要拉开了。党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1月8日召开。国内外许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下面三个问题的答案：
1、谁将成为中国最高政治决策实体政治局常委会的新成员？
2、胡锦涛是否将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继续保持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3、新的领导人是否会在党的大会上公布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突破，包括一个庞大的刺激计划？
周五，巴克莱资本在一份6页的报告中概述了他们对新的领导层的预测。
他们认为党代会的构成表明，关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将保持延续性。更年轻和受过更好教育的新晋者将关注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但至少到2013年年底之前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而且，那些寄望庞大刺激计划的人将会失望，但巴克莱认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会公布一些新的项目。
中国领导层更替的特征之一是选择过程中的竞争和谈判都是在幕后进行。这一次，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清洗可能令这个过程更为复杂。由常健领衔的香港巴克莱分析师团队说，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他们预计更替过程"将相当平稳。到底谁将成为下届政治局常委，只有在党代会闭幕那天他们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之时才能知道。"
众所周知，这不会是民主的。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它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但不管怎样，市场对这个国家极为关注。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两大支柱美国和欧洲仍然处于康复之中，难以成为避风港，中国是在此之外的良好停泊场所，或多或少优于其他地方。
同时，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对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猜测之后，大幕终于要拉开了。党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1月8日召开。国内外许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下面三个问题的答案：
1、谁将成为中国最高政治决策实体政治局常委会的新成员？
2、胡锦涛是否将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继续保持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3、新的领导人是否会在党的大会上公布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突破，包括一个庞大的刺激计划？
周五，巴克莱资本在一份6页的报告中概述了他们对新的领导层的预测。
他们认为党代会的构成表明，关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将保持延续性。更年轻和受过更好教育的新晋者将关注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但至少到2013年年底之前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而且，那些寄望庞大刺激计划的人将会失望，但巴克莱认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会公布一些新的项目。
中国领导层更替的特征之一是选择过程中的竞争和谈判都是在幕后进行。这一次，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清洗可能令这个过程更为复杂。由常健领衔的香港巴克莱分析师团队说，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他们预计更替过程"将相当平稳。到底谁将成为下届政治局常委，只有在党代会闭幕那天他们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之时才能知道。"
报告写道：
"尽管中国经济过去10年来保持强劲增长，但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和经济风险也在以指数级增长。某些领域的腐败，尤其是在大型商业交易和地方官员提拔方面，已经相当严重。在多个社交媒体如新浪微博上，对政府的严厉批评尖锐地反映出公众的的不满情绪。经济风险也在增加，包括国有部门继续垄断资源的配置，以及由于政治影响力带来的财政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加。当前的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产品的自由市场机制，也依赖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然而，随着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层次，创新的释放和产业的升级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我们认为，新的领导人完全了解这些挑战，将会采取措施缓解挑战。"
在经济前沿，温家宝等领导人曾表示国家将继续抑制房地产市场，避免进一步的房地产泡沫，并承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不会超过其更新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是政府投资，通常投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它大约占GDP的20%。投资者一直指责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太高。政府也信守承诺，不对经济引擎进行重大推动以免过度刺激经济。尽管没有大的刺激措施，中国的经济表现仍优于一些人几个月之前的预测。
本周国家统计局和汇丰公布的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证实了我们之前的预计，即经济保持稳定的正常轨道，这是受到虽显缓慢但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支撑。国家统计局的PMI从8月份的49.2%和9月份的49.8%增长到预计的50.2%，汇丰PMI也连续2个月上升，从47.9%和47.6%上升到49.5%。但对PMI数据的进一步考察显示，尽管总的趋势是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但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业和主要的PMI分类指数中，复苏的分布仍然不平衡。
中国下周将发布10月份的完整宏观数据。
在经济前沿，温家宝等领导人曾表示国家将继续抑制房地产市场，避免进一步的房地产泡沫，并承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不会超过其更新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是政府投资，通常投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它大约占GDP的20%。投资者一直指责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太高。政府也信守承诺，不对经济引擎进行重大推动以免过度刺激经济。尽管没有大的刺激措施，中国的经济表现仍优于一些人几个月之前的预测。
本周国家统计局和汇丰公布的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证实了我们之前的预计，即经济保持稳定的正常轨道，这是受到虽显缓慢但仍在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支撑。国家统计局的PMI从8月份的49.2%和9月份的49.8%增长到预计的50.2%，汇丰PMI也连续2个月上升，从47.9%和47.6%上升到49.5%。但对PMI数据的进一步考察显示，尽管总的趋势是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但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业和主要的PMI分类指数中，复苏的分布仍然不平衡。
中国下周将发布10月份的完整宏观数据。
在过去3个月内，安硕富时中国（FXI）交易基金上升了10.95%，击败了标普500和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指数。FXI今年以来表现不佳。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辛迪加项目 深陷麻烦的中国当局
核心提示：如果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新统治者们就得开始为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恐惧了。随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正在以隐私的姿态静悄悄的进行着，共产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留意到了这些信号，或者，像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继续试图维持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统治。
原文：China's Troubled Bourbons
原文：China's Troubled Bourbons
作者：裴敏欣
译者：迈克 @Michae1S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加州，克莱门特：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所阅读的书籍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近期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即将就任的常委们所读的一本书可能会让人们大为惊讶：他们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些即将在11月8号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接过权杖的中共领导人们，被爆出不光光自己阅读这本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著作（指《可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注），还把此书推荐给他们的朋友。如果这事属实的话，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何这些中共的未来统治者们要传阅一本关于社会革命的外国经典？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些中共领导人不管是直觉上，还是理智上，都已经感受到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生存，就像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一样。
秘密显露出来的忧虑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明显。资本撤出中国的数额现在创下了新高。调查显示中国的千万富翁们超过半数打算移民。在中国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中国候任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中国自由化的象征人物、政治改革者胡耀邦的儿子。虽然我们不应过度解读此次会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江山已经不是那样稳固了。
关于未来几年内政治危机将会吞没中国的观点可能会打击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对中共的力量和延续性都深信不疑的西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信心，使得这些人显得荒唐可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对权力的执掌坚不可摧。但是很多逐渐显露的趋势，包括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或者只是在个别地被人们注意到的，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共产党失去了公信力和控制力，而人民则获得了力量和信心。
一个趋势是涌现出了一批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商业精英、有声望的学者和记着、知名作家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后，中共为了维持自身的安全，其中一个战术就是拉拢社会精英。但还是一些人，像胡舒立（她是两份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的创办者）、潘石屹（一个敢言的地产商）、于建嵘（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吴敬琏（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博客写作者像韩寒和李承鹏，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并且保持了自身的正直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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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互联网和微博的优势，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斗士。他们的道德勇气和社会才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支持（通过他们在微博上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可以看出）。他们的声音经常在关于社会政策的辩论中有力地影响着政策的形成并把共产党置于被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种发展态势明显是令人担忧的。中国政治的制高点，已经被迫让渡给了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代表，而共产党对此无力控制。中共对公众道德权威的垄断早已成为历史，而现今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是岌岌可危。
这种失势伴随了共产党的公信力在普通人中的崩溃。毫无疑问，共产党的不透明性、严格保密、和对谎言的强烈偏好显露了其在公信力上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10年间，一系列的丑闻和危机，包括公众安全、食品和药物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彻底地摧毁了共产党所残存的一点点公信力。
其中一个案例是2008年的毒奶粉案。官方对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的毒奶粉案在媒体上的封禁，不仅导致很多婴儿的死亡，而且使得普通中国人更加不信任中国当局。而在环境方面，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北京市民在关注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时，比起自己的政府，他们对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布的同类数据要青睐得多。
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公信力的政权，维持其统治的成本是高得荒唐的——而最终它会再也无力承担这个成本——因为它必须不断的镇压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的暴乱。
由于科技革命发展的结果，集体行动的成本发生了戏剧性的下降，这使得镇压所带给共产党的好处越来越少。如果独裁者能够驱散人们，并且防止有组织的反对行动，他们就能维持统治。尽管现在共产党还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派，但它实际上每天都在跟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对抗。
根据中国社会学家们的估计，在中国，每天发生着500起暴动、集体抗议和罢工，这个数字比10年前几乎翻了4倍。随着手机和联网电脑的大规模普及，（抗议者）召集支持者和盟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得多。
此外，日渐增长的反抗也反映出：中国公众已经意识到，在面对愤怒的抗议者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显现怯意，并倾向于向公众让步。在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一些高调的集体抗议行动中：广东乌坎的土地纠纷，大连、什邡和启东的环保行动等，政府最终都做出了让步。
如果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新统治者们就得开始为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恐惧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正在静悄悄的展开着，共产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留意到了这些信号，或者，像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继续试图维持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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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敦促中国允许监察西藏局势
核心提示：联合国敦促中国允许国际观察团评估藏区的实地情况，在那里自焚等极端抗议形式不断升级。
原文：UN urges China to allow monitors in Tibet
作者：Sutirtho Patranobis
发表：2012-11-4
本文由Fish翻译。
联合国希望能允许国际观察员到西藏去进行落地观察与评估。在西藏自治区，自焚等极端的抗议形式升级。
在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CPC）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几天，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Navi Pillay呼吁当局：“长久以来的不满，导致了恶劣形式令人震惊的升级，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出现的自焚这样极端的抗议事件。”
Navi Pillay的说法被认为是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第一次表明其强烈立场。
截至上周，西藏自治区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至少62例，其中上星期有7例已经被报道。
Navi Pillay说：“严密的安全保护措施和压制人权的手段，永远无法实现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稳定。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各界人士以及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包括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提出的建议。”
Navi Pillay表示，令她感到不安的是：“继续指控藏人使用暴力寻求其基本人权，表达自由，结社和宗教自由。拘留和失踪的案例，当局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渡的暴力，以及抑制藏人文化权利。”
Navi Pillay的特别提及了一个17岁女孩的案例，“据报道她遭遇到毒打并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因为她分发传单，呼吁西藏自由和让达赖喇嘛回来。”
其他人被判4-7年有期徒刑，因为写文章，拍电影或者短片到西藏境外发表。各界都十分关切公平审判的标准，在西藏被拘留者遭遇酷刑与虐待。
联合国人权特派员至少还有12个未通过的正式访问请求，其中包括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员正等待当局批准。
Navi Pillay呼吁藏人不要自我献祭(自焚)，还表示，中国的政策应该给藏人创造改变的条件。
“藏人由于强烈的沮丧和绝望感，导致他们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但也有其他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感受，政府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允许藏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必担心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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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中国一周行：三峡大坝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准备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替之时，BBC记者奔波一周，试图了解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所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原文：Week in China: Three Gorges Dam
作者： Martin Patience， BBC
发表：2012-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从长江水面算起，三峡大坝最高达到40层楼，这个工程的规模和范围是相当惊人的。
三峡大坝全长超过2公里（1.25英里），耗资400亿美元（250亿英镑），由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历时十余年建筑完成。
三峡工程被设计来控制长江洪水，大坝产生海量的电力 - 相当于11个核电站。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民用工程。它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进步的象征。
毫无疑问，共产党为了这个大型项目的竣工而欢呼。但三峡大坝已经带来巨大的环境和人力成本。
一个这种规模的项目，民族自豪感在其中占有股权。北京绝对不会让任何其他人妨碍。
一百万多人被迫拆迁，三峡大坝项目形成一个长600公里的大湖，湖水淹没了村庄、城镇和小城市。
没有讨论，没有辩论，只有命令。
长江附近，新的村庄以及城镇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三峡移民离开自己的老房子，住进了新房子。
农民傅贤才，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小山边上的公寓楼里。他完全支持中国的发展，并认为改革让人受益。
但他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发展黑暗的一面。 付先生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搬迁补偿。当他抱怨地方官员时，他被人毒打了一顿，并且导致瘫痪，需要日夜护理。他躺在床上说：“如果普通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官员遵循法治，那么这将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如此迅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对共产党的某些行为产生的巨大的反感。
现在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许多中国人不再准备被推来推去，在过去这是常事。
对于该国新的领导人来说，意味着执政方式，不太可能死板地遵循党的路线。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Week in China: Three Gorges Dam
作者： Martin Patience， BBC
发表：2012-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峡大坝全长超过2公里（1.25英里），耗资400亿美元（250亿英镑），由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历时十余年建筑完成。
三峡工程被设计来控制长江洪水，大坝产生海量的电力 - 相当于11个核电站。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民用工程。它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进步的象征。
毫无疑问，共产党为了这个大型项目的竣工而欢呼。但三峡大坝已经带来巨大的环境和人力成本。
一个这种规模的项目，民族自豪感在其中占有股权。北京绝对不会让任何其他人妨碍。
一百万多人被迫拆迁，三峡大坝项目形成一个长600公里的大湖，湖水淹没了村庄、城镇和小城市。
没有讨论，没有辩论，只有命令。
长江附近，新的村庄以及城镇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三峡移民离开自己的老房子，住进了新房子。
农民傅贤才，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小山边上的公寓楼里。他完全支持中国的发展，并认为改革让人受益。
但他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发展黑暗的一面。 付先生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搬迁补偿。当他抱怨地方官员时，他被人毒打了一顿，并且导致瘫痪，需要日夜护理。他躺在床上说：“如果普通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官员遵循法治，那么这将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如此迅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对共产党的某些行为产生的巨大的反感。
现在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许多中国人不再准备被推来推去，在过去这是常事。
对于该国新的领导人来说，意味着执政方式，不太可能死板地遵循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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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
哥伦比亚一个提包炸弹在市政广场附近爆炸
核心提示：当时5000名儿童正在庆祝万圣节，炸弹杀死两名爆炸嫌疑人，37人受伤。警方说，两位自杀爆炸者疑为毒贩帮派成员，与左翼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相关联。
原文：Colombia bomb explodes in crowd of children
作者：半岛电视台
发表：2012-11-2
本文由Fish翻译。
当局表示，在周四，有两名男孩伤者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势严重。
地方警察局局长，Nelson Ramirez上校说：“两名死去的嫌疑犯有极大的可能是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力量中贩毒团伙的成员。”
小镇安全事务官员Cesar Leyton说：“他们携带手提箱炸弹，骑自行车从二个街区到达这个属于Valle del Cauca省的小镇中心广场，在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儿童。”
炸弹显然引爆过早。
受伤的七名儿童被紧急送往医院，其中一个9岁男孩和一个11岁男孩头部受伤，情况危机，被送往该地区首府卡利救治。报道说，一共有14名儿童受伤。
Alba Nelly，一个45岁家庭主妇，她和22岁的女儿在爆炸中受轻伤。她告诉美联社说：“我们正在庆祝万圣节，我的女儿正在给别人糖果，就爆炸了，场面非常混乱，太可怕了！”
Ramirez推测，炸弹的目标是Pradera的警所，炸弹是由手机控制的。
Pradera，是个有着60,000人的小镇。坐落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影响的地区，安全部队经常袭击那里。
多年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希望军队能撤出该地区，还希望以谈判的方式交换囚犯。但历届政府都拒绝他们。
10月18日，在挪威，总统Juan Manuel Santos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平谈判，希望能结束这个近半个世纪的冲突，此类冲突致使每年3000人的生命损失。
在11月中旬在古巴，将恢复谈判。政府拒绝所谓“和平天堂”停火协议，1999年-2002年类似的和谈努力中政府曾经答应过这样的短暂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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