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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担任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馆长已经25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还有两所监狱的书。最终在2009年2月见到他之前，我读过的他的书全都强烈谴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员们的相反的研究结果。
图：上午，在其中一所监狱遗址，一个计数器显示当天已经有1702名参观者（2009）
2008年，我忍不住想见 L ，听听他这一方的说辞，并当面问他怎么看那些相反的研究结果，。我问一位重庆的朋友他知不知道如何找到 L。朋友说，"找他干嘛？他不会说实话。"其他人告诉我不可能见到他，"他可是个大忙人！"
2009年2月我又回到重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认识 L 的一个亲戚，认为能帮我约个时间见到 L。他对自己的关系很有信心。第二天，他打电话来抱歉，L 径直拒绝了。
几天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丽萨•布莱克曼(她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惊悚小说，故事背景设在中国）来重庆，我们一起去了红岩村。这个展览馆与中美合作所相距十来里，不在一起但有关联。L 也是这个展览馆的馆长，并且他主要在这里办公。
下午参观完准备离开时，我和丽萨经过了通往 L 办公室的小路。我决定试试运气。想到 L 可能比较在乎他的国际声誉并可能更愿意见外国人，我就拉着丽萨和我一起，简单地和她说了我的打算。丽萨很够交情地答应了。一路上我们被拦住了三次，先被一位扫地的妇女，然后一位男士，最后是 L 的秘书。每次都被问到有没有预约，每次我都回答"有"。最后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幢二层小楼，秘书让我们在下面等候，她上去请示她的老板。如我所愿，两分钟后我们被带了进去。（我这么利用丽萨，要再次向她道歉。不过她的外国人面孔显然起了作用。）
L 身材强壮，略微发福，大越50多岁，穿一件蓝色夹克和牛仔裤。他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在边上服侍。
他把一支烟放到嘴边，一位女服务员给他点燃。他的秘书端来茶。我和 L 用中文交谈，丽萨在旁边倾听。听说我们是对中美合作所感兴趣的作家，他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他的新书，慷慨地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我扫了一眼书名：≪解密红岩档案≫
接下来的话让我颇为意外。我问 L 关于中美合作所与两所监狱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关系。过去搞混了。我们在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顿了一下。官方历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改头换面了。我想问他关于之前发表过的无数和刚才说的相反的文字，但实在不好意思当面这样问。我于是问，"怎么搞混的，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也顿了一下。然后说："无意的。"
我等着，但没有下文。
后来我翻阅了他的新书，出版于2008年11月。这本书基本上是些通俗故事，收录了小说红岩的相关历史人物的轶事。没有什么新内容 - 就是些我在别处读到过的。但在标题为"揭秘中美合作所"一章里，的确提到"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无关。"就是说，349页的书里，就这样一行话。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一句话，轻松地翻转了历史，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更别提对他自己过去的宣传文字和组织那些虚假展览有任何愧疚。
大概这是为什么 L 的书能够出版，而 S 的不能。大概这就是为什么薄书记说重庆需要十个 L。
***
2009年夏天，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条奇怪的新闻，标题是"薄说：重庆需要十个 L！"文中说 L 高票当选为重庆的"城市形象宣传大使"，薄书记在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授予他这个称号。在总数870万张选票中，L 名列第三，位于围棋国手古力和钢琴家李云迪之后。文中没有说他们各自得到多少张选票。L 的功绩？"二十多年里，他带着'红岩魂'展览走遍全国383个城市，在308次巡回中总共演出了上千场'红岩魂'，感动了560万观众的心。"
当然，报道不会提任何虚假展览。我听圈里人说，比如一张"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个现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从武汉买的；"烈士的床单"商标是近年的； 有些"烈士的诗"是杜撰的...
这并不妨碍这些展览在商业上的成功，听说仅仅在北京的门票收入就超过千万人民币。
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结尾的一句奇文："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种奇特又激动人心的景象：无数当代中国人用金钱为红岩精神投下了诚挚的赞成票。"
***
见到 L 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S 在门口等我。我最近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结识了她。她已不在展览馆工作，但还住在附近。
在大门口，我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再卖票了 - 门票现在免费发放，参观者自愿领取。"这些门票只是为了进行统计，" S 说。她向我解释，从2008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览馆免费对参观者开放。"那之前我们 是'全国自筹经费模范展览馆'，" S 揶揄道。她对展览馆的商业计划很不以为然。
图：写满对中美合作所正面评价的牌子
七年间第二次去那里，我能够看到变化，虽然展览内容常常自相矛盾。墙上的一段英文说明对中美合作所完全是正面评价："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很大贡献" - 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另外一面墙上依旧是中文的谴责："[中美合作所]是美蒋特务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营。"
在梅乐斯的住所，展览内容和七年前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仍然充斥着对所谓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诉。我开始拍照，一位馆员上前制止。"这些是要换掉的，"她说，"我们就是还没有来得及。"
图：展览馆平面图上谴责中美合作所的一处说明
从白公馆出来，S 和我商量下面去哪儿。这时一位热心的过路人插话进来给我们建议。
"渣滓洞！去看渣滓洞！我就去那儿，"这位四十出头的男人对我们说。我听出他的重庆口音，于是问他以前有没有来过。
"没有。第一次。"他解释说他小时候很调皮，他的学校每年都组织去参观，他每次都找借口逃掉，因为听说人人都得站在墓前低头默哀，他不喜欢。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来？"
"这么有名的地方！毕竟还是要来看一下。重庆谁没听说过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
"为什么说那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我试探着问。
"《红岩》里写的！你没读过《红岩》？"
"那是本小说，虚构的。"
"可那是历史小说，根据历史事实写的！"那人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渣滓洞和白公馆绝对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他把"绝对"两个字说得很重。
这时，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对话的 S 催我走。"他们不会相信的，至少现在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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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敢出版S花了近20年心血完成的十六万字的新书≪探询中美合作所≫，这让她很沮丧。
她联系过的出版商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然后她的书稿要么在内部审查中被否掉了，要么在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并被送到上级部门审查后，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中美合作所的气象中心（2009）
S此前曾经出版过三本书。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听说≪探询中美合作所≫这本书很兴奋。这个出版商问"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的事情，还是杀害共产党？" S告诉他是前者。"那我马上就能卖5000本！"出版商说。可考虑过审查过程的麻烦之后，他不情愿地放弃了，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也同样地感兴趣，走得更进一步，把书稿交上去审查。那是在大约一年前。S最近打电话询问，回答是"没有消息。"她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同样是拒绝，没有任何解释。
我最近读到她书稿的一个节选，从她的个人经历开始。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读性。拒绝她的原因可能是宣传机构还没准备好让公众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学术圈子里这些结论是早已经被接受的了。我说"宣传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官僚们定下来的规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和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经在各种杂志上面陆续发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88年。在1988年秋季刊的≪美国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的季刊，作者邓右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文章。邓右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庆人，1978 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未对公众开放的旧监狱档案，因此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他的论点。
邓的文章确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时期，白公馆并未被用作监狱。它本是一个军阀的别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军统）下的一个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时，为了安置美国人，戴笠把白公馆改为了招待所，称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中美合作所关闭之后，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监狱。
尽管邓对渣滓洞的历史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间在两所监狱中遇难的政治犯的长长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关押时间。这些囚犯们被关押的时间要么在1943年之前（不到20名），要么在1946年7月之后（几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动期间，这些人都没有关押在那里。邓的文章已经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
2008年末，我通过历史学者何蜀得知邓的文章。何蜀也引用过邓的文章。我在2009年2月联络到邓又平，在重庆市区的三峡博物馆他现在的办公室见到他。他告诉我说驱使他去挖掘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的原因之一，是一位美国参观者的问题："对中美合作所的这些指控有什么根据吗？"
邓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对抗日作出的贡献感到遗憾："如果我那时写了这些，我的文章可能没法发表。"
邓写的那些其实很具颠覆性，但那篇文章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份杂志狭窄的学术读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众对那种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对于这种文章似乎还为时过早。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引起邓的同事们太多注意。1990年进入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S是邓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经比邓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她依稀记得在90年代初读到过邓的文章，但不太记得内容。"大概因为我是个感性的人，"她说。她那时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S 是重庆本地人。她第一次参观中美合作所展览馆是在1963年，她12岁的时候。那时她上四年级，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参观。"我参观后写了篇作文，文字充满了激情。"在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忆到，"不只是我，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第一印象持续了27年。1990年，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教师在西藏工作了8年之后，她回到家乡找了份工作，成为"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十分高兴。在新工作开始的最初两三个月里，她用大部分闲暇时间探寻了这个略微超过两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护区"的每个角落。
有一阵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时的感知氛围中"，有些惊叹那种纯真的感觉仍在。她那时39岁，不再年轻，经历坎坷。从小她就对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总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亲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实弟子，努力践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学。然而在1957年S还不到6岁的时侯，他的父亲，一位中文教授，被打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丢下他的妻子艰难地抚养大他们的两个女儿。
文革中断了S的中学学习。随后的10年里她在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动荡结束后的1978年，她通过了全国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她父亲曾经教授的中国文学。毕业后，她选择去西藏工作8年。
到展览馆工作后，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馆长分配下来的沉闷的日常宣传工作的考验。最初，她对英雄们从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业的态度，让她无暇怀疑。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馆长的指示下写了很多展览文字，甚至演出脚本。一开始她深信她所写的东西。逐渐地她的文字中的一丝言不由衷开始令她困扰。她感到一种内在压力，但无法说出哪里出了错。
展览图片说明："训练特务暗杀方法"
她有时感到不解，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期间，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来"镇压进步的中国人"。在她看来这不合逻辑。她想解开这个迷，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书，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陈布雷的自传。她翻着书页，一处出现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读到一桩轶事。
1944年，陈布雷从上海唐生明那里得到可靠情报，日本正将其所有尚存能够作战的战舰组成一个新的大舰队。这个舰队正在琉球群岛附近集结，准备对美国海军发起一次致命的突袭，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
"重庆"（中国的战时政府）立刻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证实了情报，抢先发起了攻击。这次战役击毁了将近100艘日本军舰，给日本海军一个重创。
"送到中美合作所"这句话触动了S的神经。为什么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一个集中营？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什么？
于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研究过程开始了，她必须从分配给她的繁忙的宣传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作。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S准备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书将会反驳她帮助完成的展览馆宣传中的一大部分。这本书将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仅和两所监狱没有牵连，而且对抗日作出了卓著贡献。
问题是，中国公众准备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这个新形象么？
（待续）
核心提示：《环球时报》前外籍编辑与中国编辑之间，就艾未未、软实力和《环球时报》社论等话题的不同观点。
来源：http://www.pekingduck.org/2011/04/the-global-times-and-ai-weiwei/
作者：理查德・伯格 （Richard Burger）
发表时间：2011年4月13日
译者：南山
九天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召集起报社里所有中方工作人员，到大会议室里闭门开会。基本上每次开这种会的时候，外籍人士——也被称为“外国专家”——是不允许在场参加的。
胡锡进对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员工只有一条直截了当的命令：他们回去之后要四处寻找关于艾未未被关押一事的所有中文评论，包括在中国各个论坛和门户网站以及博客上的讨论——总而言之，找出互联网上的一切有关讨论，然后按照党的路线对其加以批驳，就像《环球时报》的社论最近悍然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要把艾未未描述为一个自封的独行侠、一个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来刁难、伤害和破坏中国的人，他活该被拘留。这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这种行为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党想要传达出在艾未未问题上的立场这种决心有多大。即使这样做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严重侵犯——简直可以说是毫无羞耻——也在所不惜。它把五毛党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我前些天一直没有谈起过艾未未。这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在休假，而且我的互联网连接时断时续。——这也是拜艾未未，或至少是拜他所代表的立场所赐：每当中共感到脆弱的时候，它都会去扼杀异议的声音。而互联网总是他们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我现在正坐在南京的一家酒店里。我将尽量把这个帖子写得简短一点，尽管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想法要说。
当《环球时报》发表那篇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社论时，它表现出了自己最真实、也是最险恶的本来面目。在那篇社论里，它警告说艾未未就要撞上“红线”了。假如他一意孤行，那就是自找麻烦。对于所有中国的活动家们来说，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伙计们，中共要动手了。他们在拨草寻蛇、在整理名单。他们就是冲着你来的。
“
在没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将中国司法的一个具体案例上纲上线，并用激烈的评论攻击中国，这是对中国基本政治框架的轻率冲撞，也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无视。西方这样做，是故意...扰乱中国社会的注意力，并试图修改中国公众的价值体系。
艾未未喜欢我行我素，经常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他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的红线不远...客观说，在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经验并不多...但只要艾未未不断“往前冲”，他有一天“触线”是很可能的事。
西方在无视中国司法运行的复杂环境，也无视艾未未个人行为的复杂特点...用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说成是中国的“人权恶化”。“人权”真成了西方政客和媒体手里拎的一桶漆，见什么抹什么，他们在抹掉这个世界各种细致的分辨率。
”
这些话表露出如此多的令人不安的层面，根本不需要我一一揭示。它本身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简直令人作呕。
这里我想说的，倒是在两天前我跟一名《环球时报》资深编辑之间的交谈。她是位文雅、成熟、有教养、有天赋而且很出色的人。同时她也是那种典型的集成熟、文雅、有教养于一身，而又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党的路线的中国人。我相信——我也知道——她这么做是完全真心实意的。而这也正是令人沮丧之处。要让这样的人理解你的观点——特别是当她是一个你所尊敬的好朋友、而且还在心里竖起一座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心理屏障，让你根本就无法突破时——是件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
下面这段对话虽然不是我们当时的原话，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西方就是不明白，在中国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呢？我们有13亿人，所有这些人都要通过和谐的社会来养活与保护。你们没有这种情况。你们是发达国家，人口很少。人权在中国，跟西方人对它的理解不一样。大多数中国人支持把艾未未关起来。他们也支持把刘晓波关起来。他是一名罪犯，试图把西方式的政府强加在一个不想要它的社会头上。为什么西方不理解，把诺贝尔奖授予一名关在我们监狱中的人，一名在中国人看来是罪犯的人，是多么令我们感到屈辱呢？你说我们该是什么感觉？我们该有什么反应？”
这引起了一番很长的对话——长达一个多小时。在对话中我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能就这些问题跟外界展开对话，而不是张牙舞爪、始终像一个被误解和任性的孩子那样讲话，那么中国很可能会推进其事业，帮助中国以外的人们了解中国的真正意思、了解在中国人眼里人权是什么。
我特别提到关于艾未未的那篇社论。
“难道你没意识到，整个在北京的外籍人士圈，还有世界各地其他许多人都在议论这篇社论，而且都被它那好战、卑鄙和刺耳的音调，还有它那隐含的威胁和暴力意味所震惊吗？也许，正如你一直在说的，西方真的不了解中国。不过，你们现在强调软实力。《环球时报》本身实际上就是中国渴望展示软实力、渴望得到全球声誉和尊重的一个产物。可是你看看你们现在做得是多么失败。你们这样是在赶跑外国的人才，让中国看起来更糟，而不是更好——恰好跟贵报社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如果你们的媒体和领导人能够象你刚才在谈话时那样，明确而又平静地阐明中国的观点，那么中国也许可以在促进理解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扯着嗓门咒骂艾未未——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位艺术家兼名人——恰恰是你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还不如给西方施舍一点恩惠，把他放了，宣布大赦，然后解释清楚当初为什么会拘捕他。”
这番话引起了激烈反应。
“把艾未未放了？理查德，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中国怎么可能向世界承认自己被打败了、承认中国迫于国际压力而不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呢？我们怎么可能这样自取其辱呢？”
我说，这种事以前也有先例（看看在克林顿访问朝鲜之后，朝鲜是怎么交出那些记者“间谍”的）。如果中国肯这样做，它会立刻使这个问题出现一个新的转机，表明中国愿意变得不那么歇斯底里。我说中国现在看起来歇斯底里，腔调变得越来越刺耳。《环球时报》的走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长时间的、礼貌而又认真的讨论。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之前提到过精神屏障，但她真的想听到我的意见，想了解西方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觉得她其实明白，即使《环球时报》是对的，他们也是在把外人吓跑、在非华人读者中自毁前程。她居然说她打算与她的上司谈一下我的观点。（不，我还没有傲慢、自大或天真到相信我的一番话会改变中国新闻业的现状。）
话说回来，对艾未未和其他许多不幸而默默无闻的活动分子的关押，是件不可原谅而弄巧成拙的事情。我知道，他们是想给中国人民、而不是万里之外的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然而，他们又说他们想要软实力，说他们想成为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说他们希望在媒体上得到公平待遇。对不起，但这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事情：你不可能一只手在镇压，而另一只手画出一个快乐和谐循规蹈矩的社会画面。关押艾未未是你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哦，我忘了还有“用野蛮、丑陋、疯狂的社论来攻击他”这种白痴行为。
《环球时报》的五毛党们，随便你们怎么去干吧。虽然很多人会被愚弄，但也有足够多的人能看穿这些宣传伎俩。我很欣赏两年前我在那里工作时的那些年轻而有抱负的记者。如果你们有人正在阅读这篇文字（尽管这不太可能），我劝你们为自己想想。要知道，虽然记者可以担当多种角色，但在BBS上发些五毛帖子可不是其中之一。
我很高兴地读到《环球时报》的社论在中国的推友和社交媒体用户之中引起了广泛“蔑视与嘲笑”的消息。我很高兴能在这么多恰如其分的蔑视和嘲笑中，尽我一点微薄的贡献。
更新：请一定去读读莉萨的帖子，里面关于这个话题说了很多。我还要为本帖第一版中的所有错别字而道歉。我以前写帖子从来没这么快过。
更新2：请一定要看到詹姆斯・法洛斯关于这个话题的新帖子。也谢谢他好心引用了我自己的文字。
原文：Millions of online Hazare backers help bring India’s Tehrir Square moment
译文：数百万哈扎尔的在线支持者促进印度的解放广场时刻
时间：2011.4.10
作者：Saurav Sen
译者：9Ua
新德里：2011年4月9日，72岁的安纳·萨希卜·哈扎尔年老体虚，他在简塔·曼塔天文台的行动将给印度人带来首个解放广场时刻；然而，对于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反腐败的第一战已在别处获胜。在互联网上。
（图片：GIN）妇女加入印度的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在新德里简塔·曼塔天文台的绝食，向腐败宣战。
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简塔·曼塔天文台纪念碑及其邻近草坪早已失去了其作为名胜古迹的光辉，也不再吸引旅游者，几乎被降级为首都的主要抗议场所——从无害的劳工风潮到不满的落选者或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政治静坐。
截至目前，德里警方人员几乎把简塔·曼塔天文台的日常安全当作一盘小菜，仅当民众失控时，用来隔绝附近的高安全区域，如由绳索和钢铁路障包围的国会大厦和各部。 即使是花哨的卫星电视转播车，遍布德里城大街小巷，24小时准备着报道突发新闻，也很少光顾此地。
2010年底，当公众的玩世不恭创下新低，互联网上掀起了新一轮的大潮。德里英联邦运动会暴露出众多黑幕，政府形象摇摇欲坠，处于令人尴尬的崩溃边缘，引发了全国性羞耻和厌恶情绪的大爆发。
如果说英联邦运动会腐败举国震惊，前所未有的3G和2G电信丑闻和苏瑞什·卡马迪和安迪穆图·拉贾等政客在全国性媒体上的丑恶嘴脸，更是火上浇油。火最旺的地方是互联网，网络成为公众情绪自发表达的场所。
不同于以往，推特和脸书上开始形成公众舆论，观点象病毒一样口耳相传。思想一比特一比特地聚合在一起，参与、承诺和行动的接力棒从朋友到朋友，从相识到同事。当推特经过转发，思想的传播超越了地域和年龄，政治立场和职业。
哈扎尔决心进行一次反腐死亡绝食，他数月前就公开宣示他的决心。自此以来，每天在推特和脸书上涌现数千条贴子和博客，印度城市几乎已进入一种不可控制的狂热状态，使反腐运动成为这个国家的宣言。
社 会媒体提供了这样的优势：动机和伙伴支持，使得运动得到的支持成倍增长。受教育的职业城市青年在互联网上，持续不断地产生内容，吸引另外一群人的眼球，从 而获得新的一堆想法。最终，一百万个在线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将其力量赋予上街游行的数千人，并使其成为一个政府无法抵制、不可逾越的洪流。
简 塔·曼塔天文台的草坪上可能只能容纳几百名活动分子，加上在其他十几个城市走上街头的支持者，可能一共就几千人。但在互联网上，甚至在哈扎尔抵达简塔·曼 塔天文台之前，脸书和推特上的反腐社区已集聚了超过1百万人气。在所有四天内，安纳·哈扎尔成为谷歌的趋势词——对他的名字的搜索次数达到最高峰，这意味 着在互联网上更广泛的围观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在这个战场上，互联网上已有52万活跃用户，只要未来战争需要，还有足够的空间去激励数百万人。
互 联网起到两个关键作用：第一，它放大了哈扎尔呼吁的冲击力，抓住了印度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想象，第二，它改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甚至包括全球的印度侨民，把 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一热潮保持数月，直到4月5日沸腾，当天哈扎尔在简塔·曼塔天文台坚定不移，大胆地向总理曼莫汉·辛格叫板。
但 是这一次，情况大不相同。这一运动的成员们不是在街上挥舞旗帜流氓兮兮的党派干部，他们既不破坏公共财产，也不扰乱公民的生活。喊着口号的示威者手中，没 有任何政党旗帜飘扬。互联网的慢火煨炖上给运动注入了一种罕见的风味——一份成熟的克制，以及对每种虚伪政治手腕的理性反应。
哈扎尔的绝食呼应了城市知识青年前所未有的参与度，迄今为止，这一群体对政治及其表象漠不关心。这一次，数字媒体测量出人民群众的上升的不满程度的严重性。难怪第一次战役在短短的四天内即大获全胜。
在 独立后的印度，很少有舆论压力改变过政府治理。事实上，上一次民意象滚雪球般壮大，还是1987年爆发的博福斯丑闻。但是，当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审判， 在一个无动于衷的国家，犬儒的人民只不过对以温和的愤概，却拒绝自己进入漩涡中清理腐败。但2011年，他们做到了。1987年没有互联网。而2011年 有了。 （全球印度商业电讯）
（Saurav Sen是一位资深的数字媒体专家和顾问，住在新德里。他曾任迪拜卡里时报数字媒体主管，印度时报在线的编辑，ABP集团互联网及电信增值服务业务主管。）
2010 年8月，总理温家宝前往深圳经济特区，在即将庆祝其建立30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在诸多议题中，也呼吁政治改革。温家宝讲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否与总 书记胡锦涛（两周后胡也在深圳做了一个冷淡得多的官方讲话）有明显分歧，成为了媒体猜测的话题。无论总书记与他的总理之间有或没有区别，或者区别有多大，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温家宝不会与胡锦涛交锋，而意义深远大的，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改革，也从未提上日程。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中共将会继 续执行之前提出的，有限的党内“民主”路线。
没 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 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 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 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中国的发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响。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13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7
科 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 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 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