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时代》周刊 福山的“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是否注定失败?

核心提示:福山认为,中国政府总是说本国公民的文化背景不同,更倾向于支持仁慈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独裁政权,而不是危及社会稳定的混乱的民主体制。不过中国日渐增加的中产阶级不大可能在观点上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他专制政权可能会试图仿效中国的成功,不过50年后,不大可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像现在的中国这样。

发表:2012年2月8日
作者:Ishaan Tharoor @ishaantharoor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Dimitri Messinis / AP
【2012年2月3日,雅典宪法广场,行人经过一位乞讨者。】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写道:"想象一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蹩脚文人正躲在某处阁楼里,试图勾勒未来意识形态的轮廓。"福山作为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知名学者,不能说名不见经传,他也不大可能住在像阁楼这样的地方。这位斯坦福的学者,因为他对未来的公告而闻名于世:1989年后,他在《国家利益》杂志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后来成书出版,聊聊数言抓住了胜利者的时代精神,西方资本主义者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洋洋得意。然而如我们所知,历史并未终结。福山最新发表的文章试图去认清世界,而这个世界的未来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远远超过了他20年前的理解。

随着柏林墙倒塌和苏联集团国家被支持民主的抗议声浪吞没,福山以有力的字眼描绘了"历史的终结":这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世化"。他的观点有点像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不过他认为最终阶段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而是资本主义。热衷于世界是平的,自由贸易的人们,仍然确信自由不可阻挡,民主必然胜利,以及其必然导致的经济制度——自由资本主义。这样构成了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者的单边主义热情的基础。福山签字加入了一个新美国世纪项目;此项目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形成,其中的一些人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首席倡议者和设计师。

公平地讲,不能对福山在最初的观点中渲染自由民主过于苛责。此后,他一直在与新保守主义拉开距离,公开批评美国占领伊拉克等愚蠢举动。他的理想状态可能是最接近于欧盟的某种形式,通过民主与贸易网络连接为一体的全球化空间。接着,鉴于欧盟当前的运转出现问题这一充分的理由,福山在《外交》杂志1-2月号上发表了《历史的未来》一文,对自由民主的命运表达了不安。

说到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目前说得最多的是"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吸引力。《经济学人》周刊曾针对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功推出了关于"红色恐慌"的封面,这种成功集中体现在北京的现状上。虽然民主国家目前焦头烂额,中国高度集中、高效的体系却在快速前进,不仅解决了各种危机,还让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同时稳步增加了中国在全球各地留下的足迹。不过,福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已经在投入大量精力来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并压制异见者的声音。福山认为:

中国政府总是说本国公民的文化背景不同,更倾向于支持仁慈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独裁政权,而不是危及社会稳定的混乱的民主体制。不过中国日渐增加的中产阶级不大可能在观点上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他专制政权可能会试图仿效中国的成功,不过50年后,不大可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像现在的中国这样。

的确如此。让他担忧的不是民主制度面临的外部威胁,而是来自内部的挑战。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拉大。福山说,随着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差距只会扩大。他写道:

由于天分和性格的不同,贫富不均问题向来存在。不过当今这个技术型的世界将这样的差距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拥有数学天分的人没有多少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天赋。如今,他们可以成为金融界奇才或者软件工程师,将更大比例的财富带回家。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寻找着在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经济中不再存在的工作,同时金融领域的佼佼者却拿着巨额的奖金。在福山看来,中产阶级是所有民主社会的支柱。不过在发达地区,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中产阶级不能靠自己改变局面。福山这样写道:"每个社会的精英都会利用自己接触政治体系的有利地位来保护自身利益,没有与之形成对抗的政治运动来扭转这一局面。美国的精英也不例外。"

这样一来,"蹩脚文人"需要做的是提出一种既具有发展性又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从"批评掌权派"开始,坚信必须推翻"上一代的话语方式",即"自由市场和范围较小的政府"是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利用新的技术,超越福利国家留下的遗产。"必须直截了当地主张加强分配,并为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局面提供现实的途径"。

人们可能会认为,"占领"运动已经播下了这样的种子,但福山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茶党"的右翼民粹主义充满了蔑视,不过,他攻击得最为猛烈的是全球各地左翼力量的"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削弱了左翼"作为感觉遭精英背叛的大多数民众的代言人所具有的权威性"。这样的不满有些奇怪,令人想起多年来福山发动象牙塔之战而不是对现实政治开战的做法。此外,尽管福山作出了分析判断,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不过他留下的是一团乱麻:一幅既带有后民族色彩但又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路线图;既对现代资本主义信条提出批评,祖科蒂公园的"占领"运动也体现了这样的立场,但同时又对聚集在祖科蒂公园的人充满了不屑;既渴望真正的民粹主义,可是又更加需要为整个人类社会制订一套具有指导性的"高明话语"。到底会出现哪种情况,谁也说不清。不过,显然对于历史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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