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外交政策》被禁的中国公民

核心提示:为什么2012对中国的异议者来说会非常艰难——以及美国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原文:The Forbidden Citizen
作者:Sophie Richardson
发表:2012年2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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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台北的 艾未未 "缺席"展,以空椅子拼出的"艾未未"。】

2012年刚刚过了一个月,对中国那些和平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若想在国内有立锥之地,前景看起来十分晦暗。一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家法院判处作家李铁10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杭州的检察机关对诗人朱虞夫以煽动颠覆罪起诉,因为他写了一首关于政治改革的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余杰一月逃离了中国,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北京警察如何长达几个小时地殴打他,用香烟烫他。12月下旬,四川法院判处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陈伟九年徒刑,罪名也是颠覆罪;几天后,贵州一家法院对批评政府的陈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这些人仅仅因为行使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就被处以重刑,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发出的明确的警告——闭嘴。

在过去几年,执政党中共一直以铁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去年,因为担心阿拉伯之春将"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当局对批评者的策略从拘押调整为让他们消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被逮捕,随后被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2009年,中国判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11年徒刑。当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恐吓、逮捕、拘留签署人的行动,并毫无法律依据地软禁刘的妻子刘霞。2009年,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动乱的 回应也是严酷镇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声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恰恰相反,奥运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快就让位给了警察国家,大量的监视和审查都被用来平息任何出现抗议的迹象——而这些抗议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但在2012年,情况可能会更糟。今年,中共正式开始其精心策划的权力过渡,胡锦涛的权力可能会交接给习近平,这将使得维持"和谐社会"的表象会比平时更加重要。 同时,它面对的是 来自于各个地区和社会经济各阶层前所未见的的动荡及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由于中共仍然深刻敌视言论自由,并拒绝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它所寻求的所谓的"社会管理"战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还会点燃更大的愤怒。

早在2011年12月,乌坎村的村民受够了当地官员在征地上的滥权和含糊不清的违法行为,他们开始了抗议。官员们逃离了,乌坎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自治,这是极不寻常的角色互换。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想要火中取栗,在国内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地政府派出协调员,承诺进行调查,并会把一些土地返还给村民,还任命了抗议活动的领头人林祖銮担任党支书。

但自那时以来,征地纠纷的解决停滞不前。更麻烦的是,对抗议领导者之一,薛锦波可疑的死亡调查毫无进展。虽然乌坎有一些成功,包括举行了一场选举,但这些可能不够彻底,也可能在事后被逆转;此外,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没有显示出它愿意进行系统的反思讨论的迹象。

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解释和捍卫样样不缺,但现实是,法院、法官、和律师都要受中共驱使。中国不断增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以及对现政权并不存在有武装、有组织的威胁,这两大现实合并起来,有助于了解政府所理解的"威胁"。诗人朱虞夫在诗作中写到( 他就是为此被判颠覆罪而要入狱十年。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中国现在手握前所未见的财富和权力,政府却认为这些话如此地具有威胁性,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意味深长。

少数试图想让法制成真的中国律师已经因为想要 代理辩护言论自由案件就成为靶子。2011年,至少有6人失踪后被释放。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改善其法制,现在却采取措施要将失踪合法化。如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获得通过,警方将有权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扣留有涉嫌"恐怖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长达6个月——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糊其辞的罪名经常被用于指称和平的政府批评者。(译注:新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这一条款。)

许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囊中充裕、信心满满,应当无惧批评。和北京进行定期的人权对话的十几个政府都发表了关注声明、与异议人士会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政府明显讨厌这些对话,多数时候,它已经学会如何处理,并为之前发生的滥刑无需付出代价。 事实上,西方政府很少对中国政府施加处罚。相反,他们希望能在全球外交、防卫和环境问题上与之加深合作,更不要说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了——而对公开促进中国的人权则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说了一些强硬言论,但它并没有公开阐明或让北京为滥刑付出代价,也不协调政府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人权。自由流动的信息、独立的充分运行的司法体系,能以和平方式表达批评者,这些不仅仅是人权团体要关心的对象——他们也是巩固经济和安全纽带的现实基础,甚至美国内阁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但几乎没人这么做——除了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尔德(Eric Holder)。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美国 和其他国家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它不能决定其领导人将和谁见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二月份白宫欢迎准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与余杰或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这样的活动家见面,以强调言论自由和有责任心的异议者是何等重要。这种姿态才能把美国对人权的夸夸其谈落到实处。

各国政府必须持续地寻找到为人权呼吁的发声管道,并加以利用。至少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在杭州诗人朱虞夫被判有罪时正路过那儿。他们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于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体现这些国家对人权的承诺。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与中国官员讨论时都将言论自由当作一项避不开的话题。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那些单枪匹马的个体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并展示出让北京无法忽视的严肃性。

在许多国家,权力交接都会带来政策创新、激烈辩论,并会在选举中争相赢得大众支持。这显然​​不是今年中国将会发生的事,一些人仅仅是指出这一现实就遭受了可怕的虐待。西方国家政府不应羞于指出这一点。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中国政府履行其对法制的承诺,并践行他们的权利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只会让北京觉得更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今年已经显得如漫漫长夜,而现在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们要行动起来,不让他们在这一年难上加难。

作者是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主任,负责该组织在中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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