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Горечь победителей
作者：奥尔多・卢基扬诺夫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
发表：2011年12月1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左图为本文作者】最近几周，苏联解体20周年成为众多国家一系列国际会议的焦点话题。各种讨论留下一个有趣的印象：评价的语调有所转变。以前，主流态度是胜利加满足，还有坚信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另一种说法：苏联为何会解体?虽然种种客观条件人所共知，但为何偏偏在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结束。这种变化颇具象征意味。
苏联消亡的时间越久，所带来的影响与20年前的期待相差越远，对于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的疑问就越多。
在俄罗斯，任何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都将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即西方的影响。西方(首先当然是美国)希望苏联解体吗?多半是不希望，原因只有一个：直到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没有人敢真的相信这会成为可能。
里根是个坚定而又极具攻击性的反苏者。据他的同僚回忆，里根将反对共产主义视为基督教徒的使命。全面破坏苏联实力的战略涵盖了一系列措施，从支持全世界的反苏反共运动以及动员所有的宣传手段到压低全球油价，以切断克里姆林宫的收入来源。
里根引以为豪的语录中有这么一句：“我们的对苏战略简单明了：我们必胜，他们必败。”但即使是里根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完全铲除主要对手，取得这样如此震撼人心的胜利。因为显然，与美国对抗的是强大得难以置信的危险敌人。
这种观点被美国的“强硬派”添油加醋。为了获得军费拨款，他们热衷于夸大苏联的军力。难怪整个90年代美国都在热议，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共产主义迅速垮台的蛛丝马迹。
里根及其顾问们当然深知苏联经济的脆弱之处，因此他们与沙特阿拉伯秘密勾结，他们加快军备竞赛，同时公然鼓吹“星球大战”。这首先是为迫使莫斯科做出战略性让步。当第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1984年)时，里根已经总体上完成了加剧紧张关系的计划，并准备转向下一阶段：举行谈判，并在对美更加有利的基础上确定力量平衡。然而在里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时，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个新的谈判对手--戈尔巴乔夫。
人们通常指责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采取退却的立场，毫无理由地向美国让步。但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谈判是平等的，只是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苏联的姿态才开始放低。如果说里根这位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并深信能够与民主化的苏联成为伙伴，那么布什唯独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力量对比高于一切。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如果莫斯科因为自己的某种原因很快就同意认真配合，那么就应当把它“榨干”。
如果将这一切仅仅描述为理想主义和天真幼稚，甚至像今天这样经常将其说成是苏联时任领导人的背叛，那么轻易就可找到一堆理由。
其实到1989-1990年间，戈尔巴乔夫的团队已经预感到西方还未意识到的变化。国家摇摇欲坠，部分是由于客观原因，部分是由于苏共中央的失误，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克服日益加深的危机。指望通过甩掉外交包袱（停止全面对抗，解散社会主义阵营，东西德合并等等）的方针来放开手脚，为解决更生死攸关的国内问题赢得时间和资源（这种办法是对是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结果表明，这种做法难称有效）。
长久以来，美国认为这些问题并不那么致命，莫斯科殷切迎合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怀疑。在均势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乔治・布什及其同僚，无论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还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都仍对苏联即将垮台心存怀疑，虽然在当时这已是显而易见。1991年8月1日，布什在基辅发表著名的演说，警告乌克兰人远离“自我毁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大谈独立的危险。这番讲话被视为政治上短视的明证(当今天读到这篇演说时，令人震惊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布什如此准确地预言了后苏联空间未来将要面临的问题，独立几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在8・19事件后，已经无法继续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即使在当时苏联必将灭亡的想法也并未立马得到思想上的印证，因为这毕竟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盛顿何时才最终相信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一位当时从事对美关系的杰出外交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就我感觉，约摸是到1992年秋。
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国人仍在怀疑独联体只是某种过渡形态，统一的国家可能会转世再生。
当然，除现实主义者外，美国高层还有一些人早在苏联存在时就开始盘算着没有苏联的日子是何模样。他们聚集在时任国防部长，后来担任副总统，并是新保守主义派非正式领袖的迪克・切尼周围。但美国的官方政策直接出自于布什的亲信，他们非常担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消失，苏联核武库就可能扩散，欧亚地区也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动荡。
切尼及其同僚10年后才有机会做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出现谨小慎微的“老布什主义者”们担心的苏联解体引发的全球灾难。新保守主义者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一切都很正常，胆子应当更大些。事实胜于雄辩。
当苏联真的解体时，不久之前的对手显然没有一个愿意为长眠的苏联放声痛哭，继而已经开始瓜分它的地缘政治遗产，这是十分自然的过程。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前期的领导人多年来被迫采取的措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的做法--以自己的薄弱之处要挟西方：如果不支持我，反动的复仇者就会上台。这种做法有时会产生某些战术性效果，但总体上不仅有悖于经典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看起来非常丑陋。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外交的沟通方式无论多么特别，但毕竟更为合理。
直到20年后，我们才明白美国现实主义者本能的担心是什么。苏联迅速自我毁灭后出现的世界性失衡使美国陷入对一切负责的境地。而对胜任这一任务美国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当前困局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冷战”的结束方式。全球正处于另一个现实中，在这个世界中，谁赢得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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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消亡的时间越久，所带来的影响与20年前的期待相差越远，对于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的疑问就越多。
在俄罗斯，任何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都将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即西方的影响。西方(首先当然是美国)希望苏联解体吗?多半是不希望，原因只有一个：直到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没有人敢真的相信这会成为可能。
里根是个坚定而又极具攻击性的反苏者。据他的同僚回忆，里根将反对共产主义视为基督教徒的使命。全面破坏苏联实力的战略涵盖了一系列措施，从支持全世界的反苏反共运动以及动员所有的宣传手段到压低全球油价，以切断克里姆林宫的收入来源。
里根引以为豪的语录中有这么一句：“我们的对苏战略简单明了：我们必胜，他们必败。”但即使是里根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完全铲除主要对手，取得这样如此震撼人心的胜利。因为显然，与美国对抗的是强大得难以置信的危险敌人。
这种观点被美国的“强硬派”添油加醋。为了获得军费拨款，他们热衷于夸大苏联的军力。难怪整个90年代美国都在热议，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及时发现共产主义迅速垮台的蛛丝马迹。
里根及其顾问们当然深知苏联经济的脆弱之处，因此他们与沙特阿拉伯秘密勾结，他们加快军备竞赛，同时公然鼓吹“星球大战”。这首先是为迫使莫斯科做出战略性让步。当第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1984年)时，里根已经总体上完成了加剧紧张关系的计划，并准备转向下一阶段：举行谈判，并在对美更加有利的基础上确定力量平衡。然而在里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时，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个新的谈判对手--戈尔巴乔夫。
人们通常指责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采取退却的立场，毫无理由地向美国让步。但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谈判是平等的，只是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苏联的姿态才开始放低。如果说里根这位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并深信能够与民主化的苏联成为伙伴，那么布什唯独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力量对比高于一切。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如果莫斯科因为自己的某种原因很快就同意认真配合，那么就应当把它“榨干”。
如果将这一切仅仅描述为理想主义和天真幼稚，甚至像今天这样经常将其说成是苏联时任领导人的背叛，那么轻易就可找到一堆理由。
其实到1989-1990年间，戈尔巴乔夫的团队已经预感到西方还未意识到的变化。国家摇摇欲坠，部分是由于客观原因，部分是由于苏共中央的失误，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克服日益加深的危机。指望通过甩掉外交包袱（停止全面对抗，解散社会主义阵营，东西德合并等等）的方针来放开手脚，为解决更生死攸关的国内问题赢得时间和资源（这种办法是对是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结果表明，这种做法难称有效）。
长久以来，美国认为这些问题并不那么致命，莫斯科殷切迎合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怀疑。在均势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乔治・布什及其同僚，无论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还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都仍对苏联即将垮台心存怀疑，虽然在当时这已是显而易见。1991年8月1日，布什在基辅发表著名的演说，警告乌克兰人远离“自我毁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大谈独立的危险。这番讲话被视为政治上短视的明证(当今天读到这篇演说时，令人震惊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布什如此准确地预言了后苏联空间未来将要面临的问题，独立几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在8・19事件后，已经无法继续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即使在当时苏联必将灭亡的想法也并未立马得到思想上的印证，因为这毕竟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盛顿何时才最终相信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一位当时从事对美关系的杰出外交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就我感觉，约摸是到1992年秋。
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国人仍在怀疑独联体只是某种过渡形态，统一的国家可能会转世再生。
当然，除现实主义者外，美国高层还有一些人早在苏联存在时就开始盘算着没有苏联的日子是何模样。他们聚集在时任国防部长，后来担任副总统，并是新保守主义派非正式领袖的迪克・切尼周围。但美国的官方政策直接出自于布什的亲信，他们非常担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消失，苏联核武库就可能扩散，欧亚地区也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动荡。
切尼及其同僚10年后才有机会做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出现谨小慎微的“老布什主义者”们担心的苏联解体引发的全球灾难。新保守主义者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一切都很正常，胆子应当更大些。事实胜于雄辩。
当苏联真的解体时，不久之前的对手显然没有一个愿意为长眠的苏联放声痛哭，继而已经开始瓜分它的地缘政治遗产，这是十分自然的过程。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前期的领导人多年来被迫采取的措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的做法--以自己的薄弱之处要挟西方：如果不支持我，反动的复仇者就会上台。这种做法有时会产生某些战术性效果，但总体上不仅有悖于经典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看起来非常丑陋。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外交的沟通方式无论多么特别，但毕竟更为合理。
直到20年后，我们才明白美国现实主义者本能的担心是什么。苏联迅速自我毁灭后出现的世界性失衡使美国陷入对一切负责的境地。而对胜任这一任务美国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当前困局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冷战”的结束方式。全球正处于另一个现实中，在这个世界中，谁赢得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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