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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Massacre's Long Shadow
译文：大屠杀的长期阴影
作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该中心现依托位于香港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白夏的代表作是A la recherche d’une ombre chinoise: Le 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n Chine, 1919–2004（2004年）。
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09年7月（“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译者：@hsinwang1982
“杀掉20万，稳定20年。”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20年之后，这句据称出自邓小平之口的话看来已被许多人遗忘。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地获得了20年的稳定期，代价只是1000—2000条生命。然而，在稳定的外表背后，大屠杀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统治者及其反对者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处理天安门屠杀20周年纪念方式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紧张说明，尽管统治者不遗余力地试图从官方历史和公众记忆中抹去这大屠杀，但这一事件的阴影仍萦绕在中国共产党身边。（1）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驶入北京市中心，驱赶自5月中旬一直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时（尽管市民帮助学生阻止军队的行进），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突然做出了一项残忍的决定。邓小平自1980年代晚期起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已成为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英雄。他为因毛泽东受害的人进行了平反，他允许被已故主席派往农村的年轻人回到城市，他放松了对农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控制，由此赢得了许多来自农民、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支持。他是勇于面对新毛泽东主义挑战、致力于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实用主义者。他煞费苦心提拔的总书记赵紫阳已将向社会敞开了更大的对话之门，甚至开始将党从政府中进行分离。公民大多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不满，学生和知识分子则都热衷于讨论推进民主化的前景。1986年的学生示威得到了官方温和的回应。这再次验证了以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的领导人对待不同的政见不再像“伟大的舵手”那样敏感。但6月4日的枪声以及随后的镇压令人震惊地颠覆了上述印象以及对政权仁慈心的期待。
精英合作间的合法性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苏联的崩溃及其后续者面临的经济灾难 给了中共领导人重获主导权的绝好机会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灾难性的公开化政策 （openness policy）不是已经将不可一世的苏联肢解并将共产党赶下了权台吗？如果中共如赵紫阳希望的那样向民主运动低头，西藏、新疆不就是接下来的受益者吗，党不就会失去权力吗，分裂的中国不就会陷入恐怖的贫困中吗？自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共领导人“繁荣富强”的中国梦不是就破灭了吗？邓小平处置亲民主的骚动的措施不是已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并挽救之于西方让人生疑的密谋中吗？
抛开以上言辞不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苏联垮台的原因是经济失败；他也深信，强化独裁控制并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他克服了保守势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并于1992年发动了一波新的经济改革。（5）邓小平坚称，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变得强大和富裕，而某一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发展是当务之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强调经济开放、拥抱全球化以及允许企业主变得富有的重要性。对于在1989年抗议活动中起到很大作用的知识阶层 ，他提供了一个类似新社会契约的东西。他本可以像1978年那样通过将知识分子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为这一群体恢复名声，但这在物质上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1992年南巡后，邓小平允许知识分子经营企业、积累财富。许多人抓住了这一时机，纷纷创办高科技企业和服务性企业。那些仍留在学界的人则获准加入相关的国际科学学会，他们的工资、福利、机会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大幅提高。
简而言之，邓小平决定将目光放在收编最有问题的社会领域，即那些站在民主运动第一线的群体。尽管大学生在1980年代对于入党很不情愿，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超过80%的大学生申请入党。正像江泽民所说的，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外，党还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企业主、工程师以及同等群体）和先进文化（不对党的统治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连同各种预防可对党构成挑战的自治团体出现的努力一道，这一所谓的“三个代表”也是为了从认可该说教的知识和经济精英中获取支持。对此，持不同政见者和文学家刘晓波称之为“猪的哲学”。（6）
随着推行精英友好（elite-friendly）政策被提到议事日程，当权者开始拿国有企业的工人开刀，农民也饱受农产品价格下跌之苦。为了防止这些边缘化阶层中的不满情绪演化为类似于1989年曾出现的动荡，党的领导人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建立自治团体甚至讨论小组的尝试都被当权者顷刻压制了下去。类似19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沙龙、半自治研究中心、半独立媒体之类的组织再也没有出现过。当政治活动家在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China Democracy Party）时，江泽民发出了“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命令。即使对新青年学习小组（New Youth Study Group）这样只有八名成员且不具危害性的讨论圈子，当局也进行严酷镇压。（7）那些试图尽力帮助工人和农民诉求的知识分子对党来说犹如噩梦，他们因此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密切关注。建立未经批准的联络渠道或在农民与工人间建立联系是严格禁止的。
胡萝卜政策已包含向不满意者做出让步。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局2000年以来将“法治”强调为一种安全阀。对于官员滥用职权的受害者，当局鼓励他们向法院起诉。这使得中国的体制在公开救济受害者的同时原子化公民的诉求，并使之零碎化，如此就成为个体的抱怨而非社会运动的事件。这样，唯一能够回报恩惠的就是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当抗议出现在某一工厂或乡村时，当局可能的应对方式是谈判或派遣警察进行处理（如果不是与地方政府有联系的黑帮打手的话）。在所有的案例中，政府官员都会严防事态扩大。当2003年辽阳一家工厂的工人试图联合其他乡镇的退休工人发起游行时，活动组织者很快被捕并入狱。（8）1980年代末民主运动以来的20年尚未出现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只当局一意孤行地推行维稳政策的一个缩影。
流亡与异议人士
然而，对于作为整体的流亡组织来说，影响中国生活方式的最佳渠道不是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或吸引外国政府的注意，而是与众多有教育背景的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尤其是那些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海外学习、任教、从事研究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正像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极力反对的那样，这些知识分子的确接触了流亡中的同事，并与他们讨论中国的未来。
1990年1月戒严令解除之后，尤其是邓小平在巡视南方时重申推进经济改革后，争取民主运动的规模进一步缩小。尽管遍地的警察只是当时的险恶环境的一个缩影，少数活跃人士仍在坚持推进民主的运动。在邓小平又一次承诺寻求中国式资本主义后，以一种新的模式关注赚钱成了各阶层民众的头等大事。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需求急剧下降，那些曾在1989年支持学生运动的市民都急于抓住邓小平为他们带来的机遇。
这并不是说当人们的焦点转移至关注个人财富时情况反而会变得更有利。天安门事件之后，反政府的游行示威遭到严禁，街头到处有警察，对镇压的恐惧也占据了人们的心头。大学生被强迫在军官的监督下进行军事训练，多数拥有“89精神”的学生领袖不是在流亡、就是躲藏了起来，甚至被投入监狱。所有以精英支持为基础的民主化运动都惨遭厄运，因为1989年6月4日以后，保护或支持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都赶下了权台。
因此，表达异议的空间是不存在的。然而一些活动分子，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被投入监狱的人拒绝放弃争取民主运动。一旦获得自由，他们便发现自己已被各自的工作单位解聘（通常是大学或研究所），且被禁止创办私营企业，还要受到严密的监视，被主流社会所孤立 。他们的这种境况让人想起了1968年苏联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曾经面对过的处境。他们对这种境况做出的反应也是如此。如同其东欧的精神先驱，中国的异议人士决心通过抓住每个机会来公开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暴虐来“为真理而生存”。他们在香港以及国际媒体上发表政治评论，后来又转战互联网。一旦有同伴遭受警察的侵扰或被拘留，他们就会设法建立非正式的网络并在国外媒体上进行抗议（少数对他们开放的媒体）。他们也一直要求官方重新评价“六四”并实行民主。
在这些异议人士中，最活跃的要数学生领袖王丹和包尊信、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其中，刘晓波为了回国参加民主运动，放弃了美国的教师工作，并在天安门大屠杀后被关入监狱。他和与他怀有同样理想的人拒绝与政府妥协，并以反复强调民主运动既有核心原则的方式担当着社会的良心。他们与不满于现实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屠杀后已极度敌视中共领导层的胡耀邦、赵紫阳党一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0）
过去的20年，他们撰写了多封联名信控诉政府镇压人权活动家，为工人免受无良知政策之侵害进行呼吁，要求废除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论，以及批评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攻击（尤其是藏族）。纵使“89一代”借助互联网联系到了更多1989年以后从事民主运动的年轻激进派人士，由于严格的舆论控制，中国民众往往无法听到这些抗议的声音。
1989年民主运动中的老一代活动家以能够与年轻一代的在自家以及在由同属“89一代”的活动家开办的茶馆或书店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大屠杀后曾入狱一年的甘琦和刘苏里所创办的万圣书园就是其中一处场所。此外，至今仍举办有关当前事件、哲学与法律问题座谈会的三味书屋也是如此（知名的异议人士不被邀请）。当然，警察也盯住了这些会议，并且经常令三味书屋取消会议。但集会仍在构建可能的反对派中起着重要作用。
对体制和高级官员的批评
在从民主角度持续批评政权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和专业知识分子中，有一些的子群体值得关注。第一个子群体由已对某些政策提出公开质疑的教授和研究员组成。如北京大学一位名为焦国标的教授发表了一篇谴责中宣部的文章。他因此被禁执教和指导博士生，后来他被准许出国，回国后与异议人士群体交往密切。
李大同这一例子也十分有代表性。这位身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的资深记者因发表了一篇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而被撤职。此事引发了骚动，记者们（百人）自1949年以来首次向当局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撤职决定。（11）李大同终究没有被开除，但从事的却是次要岗位的工作，且不允许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仍坚持在互联网和香港媒体上上发文，与异议人士的关系更加密切，并在后者的请愿书上签名。
一些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年龄尚小的中国人也从前辈那里得到了鼓舞，且表现出了敢于公开批评政府缺点的勇气。中共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垄断成了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当余杰开始撰写能够激起1989年6月4日后普遍共鸣的批判性文章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生。毕业后，中国作家协会收回了给予他的工作机会，余杰因此成了一名独立作家和杰出的异议人士。
互联网的扩展催生出新一代年轻的反对派。许多人通过网络上的讽刺文学走上了这条路。笔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刘荻正是籍此扬名的。当局并不欣赏她的幽默，她因此被秘密关押入狱。异议人士发起了情愿，刘荻终于在被关近一年后获得自由。（12）出狱后，刘荻也无法找到工作，与异议人士的距离也近了很多。
当局根据从“六四”中吸取的教训，将这些活动家排除在体制外，不允许他们在国有单位、媒体和大学就职。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共任命了自己的反对派。1990年代中期后，只要不涉及敏感的天安门大屠杀，公开批评政权作为的一些知识分子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即使面对这样的束缚，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仍在推动持不同政见运动。
1989年6月4日后转入反对派阵营的还包括在镇压中失去亲人的人。受到类似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失踪者”母亲的团体）等组织的鼓舞，一些遇难者家属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这一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教授在6月4日官方的暴行中失去了年仅17岁的儿子。“天安门母亲”呼吁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承认对大屠杀负责。“六四”之后，中共不断向仍在保持沉默的人施压，声言天安门抗议者的亲属可能被视为“暴徒”的帮凶。
每年6月4日，“天安门母亲”都会呼吁当局为大屠杀承担责任并做出赔偿。“天安门母亲”尝试了各种和平的手段去刺破官方沉默的幕布，这一幕布直至今日仍然遮盖着她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事件。 一年又一年，这些普通且一直没有政治诉求的公民越发认识到，除非政权经过改造或保障公民权利，自己的要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现在，他们大多加入了其他异议人士群体要求人权的签名请愿中。1998年，“天安门母亲”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一封谴责侵犯人权的行径，另一封则谴责伴随1990年代经济变迁的腐败。“天安门母亲”在面对警察骚扰是表现出了可敬的勇气，他们一定会被认为是当前一支重要的反对力量。
“异议人士群体”或“反对派”等方便使用的称谓不应该掩盖以下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缺乏统一策略和纲领的松散、无组织的运动。自大屠杀以及随后的镇压以来，中共一直对出现一个另类政治组织严加防范。除此之外，在个人经历、政治态度等方面表现出广泛差异的人恰恰可以被称作反对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团结一致——303名联署者在2008年12月发表了一份包含19个要点的宣言，即《零八宪章》。（13）它恰好是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通过互联网）公布的。
《零八宪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述了自1898年第一次君主立宪尝试以来中国引入民主的失败。第二部分表达了签署者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共识：权力分立，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官员问责 ，诸如此类。最后一部分更为具体地对中国实现民主的必经步骤详加介绍。该宪章的签署者一直呼吁结束一党统治，采用联邦制，成立有权对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受各种镇压的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的和解委员会（类似南非的真相调查委员会）。
在宪章正式签署并公布之前，网络上各种版本的宪章已经流传了三年。宪章的签署者来自中国社会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反对派阵营。刘晓波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在草拟宪章时仍受到监控和拘留）可能负责主要工作，但从知名教授、学者到农运积极分子，每个签署者在起草宪章过程都有发言权。《零八宪章》的存在恰恰说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反对派仍然有能力形成并动员联系圈。
尽管当局一直在压制《零八宪章》，但社会各层面的8000余人（人数仍在增加）已在宪章上签下了名。相比于中国的12亿人口，8000人是个小数字，但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公众首次在缺乏原则性、系统性呼吁的情况下如此支持深度的政权转型。
维权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决定在中国宪法中加入一条人权修正案时，许多律师、法学家和公民都坚信这一新条款将能够用来保护普通公民且有责任为之努力。在记者、网路活动家以及其他非正式但广泛的律师、法学家人际网络的帮助下，许多暴虐官员的受害者开始诉求宪法规定的权利。由于互联网以及其他新传播模式的帮助，所谓的维权运动（rights defense movement）可以相对容易地由恶官的受害者动员起来。其中的手段包括示威、情愿、联名信、代表消费者集体诉讼以及个人诉讼。
维权法律网抹去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间的分界线。它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创立的组织不同。（14）当时，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主要来自学生和其他有教育背景的群体，而且批评的目的是换取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反，维权运动源自并不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政权性质的普通公民，他们希望透过体制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这些公民活动家以及帮助他们的记者和律师并没有提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他们也没有在总体上谴责腐败。相反，他们为特定的苦难诉求现有的具体法律。出现这一新的态度无疑是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的结果。
然而，间断是不应被过分夸大的。许多今天的维权活动家在1989年时还十分年轻，但他们知道那一年学生做了什么，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私下肯于承认自己对“89一代”的亏欠，即使同时他们会解释两代人的不同。许志永对此概括道：
我很尊敬过去高举人权旗帜的人，但现在我们希望在法律体系的允许下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我认为，具体但渐进的变迁才是多数中国人希望的。（15）
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认同这一强调合法的言论。2007年，主管安全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委员罗干放言，维权运动受到了西方和“妄图推翻党的统治的敌对势力的支持”。（16）此前一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以限制律师的独立性及其为受害者带代理的能力。由于律师每年都要注册律师证，将维权专家——人数也许尚不到这一群体的1%——赶出此一行当是十分容易的。这种情况在2005年12月发生在了高晟智身上，在2007年7月发生在了山东的李建强身上，还涉及陕西省的另外几位律师。（17）在维权运动持续开展的同时，民众的权利意识也在增长。
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过去20年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强化了其合法性。中共没有重蹈共产主义苏维埃阵营的覆辙，它的精英协作、冷静面对社会矛盾以及策略性地推进“法治”等政策均已成为其继续控制舆论和政治体系的关键补充。中共对可能演化为社会运动的不满情绪进行妥协，并派遣警察封住异议人士的嘴。经过了两个相同的十年，反对派已不得不与六四大屠杀的心理创伤以及这种创伤为所有敢于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人带来的困难作斗争。在具有战斗意志的年轻一代的稳固支持下，一小部分异议人士的持续存在表明反对派仍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和理念。尽管反对派已无法动员愤怒的市民并组织其类似1989年那样的示威活动，但他们担当者社会良心的角色，并在一个被物质主义侵占的社会中呼唤人本主义的基本准则。
尽管有种种阻碍，维权运动的兴起表明普通公众的权利意识越发高涨，且愿意承担维权的风险。毫无疑问，中国是冷酷中共统治下的后极权主义政权。但有迹象表明，中共的掌控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稳固。
注释：
1. Luo Bing, "Min'gan nian tishen jiebei bage yue" (Vigilance is heightened during eight months of the sensitive year), Zhengming, April 2009, 6–7.
2. Deng Xiaoping, "Address to Officers at the Rank of General and Above in Command of the Troops Enforcing Martial Law in Beijing, June 9, 1989." Available at http://web.peopledaily.com.cn/english/dengxp/vol3/text/c1990.html.
3. See "Overtly Oppose the Turmoil" (Qizhi xianmingde fandui dongluan), People's Daily (Beijing), 26 April 1989.
4. See 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29.
5. 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33 (August 1993): 739–56.
6. Liu Xiaobo "Zhu de zhexue" (The philosophy of the pig), Dongxiang, September 2000, 29–36.
7. Philip P. Pan,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04;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4/04/23/AR2005040206572.html.
8. Philip 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 Government Stifles Labor Movement," Washington Post, 28 December 2002.
9. Jean-Philippe Béja,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Chinese Dissent and U.S.-Chinese Relations," Pacific Review 16 (September 2003): 439–53.
10. These cadres express their criticism either through letters to the top leaders that are made public in Hong Kong, or in two journals that they are allowed to publish,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ng Yanhuang Chunqiu.
11. Joseph Kahn, "Ex-officials Protest Censorship by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5 February 2006. [End Page 15]
12. Chan Siu Sin, "Prison-Style Protest Aims to Free Student: Liu Di Has Spent 11 Months in Custody for Her Net Pro-Democracy Messag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3 October 2003.
13. Perry Link, trans., "China's Charter '0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January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proxy.library.cornell.edu/articles/22210. See also Journal of Democracy 20 (April 2009): 179-82.
14. On these organizations, see Jean-Philippe Béja, A la recherche d'une ombre chinoise: Le 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n Chine, 1919–2004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4).
15. Quoted in Erik Eckholm, "Petitioners Urge China to Enforce Legal Rights," New York Times, 2 June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proxy.library.cornell.edu/2003/06/02/international/asia/02CHIN.html.
16. "Chinese Official Urges Local Handling of Unre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8 January 2007.
17. For accounts of these episodes, see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9/Class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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