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4日星期五

永恒的造反?中国式抗议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原文:Permanent Rebellion?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Protest
译文:永恒的造反?中国式抗议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作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
作者简介: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
来源:欧博文所编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15)一书的第十章
译者:kestry、@hsinwang1982、@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订:@jiangge09、 @Freeman7777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汉学家密迪乐(Thomas Tayler Medows)在著作中写到“在所有业已达到相当文明程度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 尽管密迪乐震惊于纵贯2000余年帝制中国,尤以太平天国运动为甚的惊人民众动乱记录,但他认为这种抗争的目标是指向更换特定的统治者(造反),而不是重构整个政治体系(革命)。密迪乐解释(二者的)区别为:“革命运动针对许多规则(principles),而造反则针对人(men)……在中国有过且仅有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即约2000年前(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形式取代封建制。”

后世学者总在争论这样的问题:如此吸引密迪乐注意的太平军,应理解为造反者抑或革命者才更准确?3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此后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革命:1911年,推翻了寿命长达2000年之久帝制的孙中山革命;1927年,击溃军阀统一全国的蒋介石革命;1949年,驱逐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革命。一些人甚至还将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79—1989)也纳入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规则的“革命”队列中。4

今天,各种形式的民众抗议再次困扰中国。像昔日的造反者一样,现在的抗争者往往将火力对准个别官员,尤其是被指责加重农民负担、违法卖地或实施其他令人震惊的苛政的基层干部。有别于20世纪的革命者,当前中国的抗争者一般会避免攻击整体上的政治体制。



当代抗议的局限

当代中国现状的分析人士,如密迪乐在他的时代一样,会震惊于他们观察到的蔓延的抗争本质上的局限性。裴宜理和塞尔登,在近期合编的一册有关中国冲突的论文集中,强调“为一切民众的痛苦而进行的不同种类、深度不一的当代抗争,迄今为止,无论是体现为出现在全国、地区乃至地方层面的挑战中共领导的政党抑或是社会运动,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化核心来 ”。5 一个中国近期农村抗税活动研究项目的研究者将这种不具有革命性的特征归结于缺乏跨地区和跨阶层的联系:“革命文献中强调,构建城乡之间的联系是成功的关键。在中共革命史上,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农村去动员农民,为他们提供将地方性的农村不满与更广阔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目标联系起来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愿景。 这样的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是缺席的。”6

此后,尽管当代中国的抗争频仍,但在规模、程度和范围上仍然受到限制。除极少数特例外,单次抗议的社会构成、区域范围以及持续时间一直都受到高度的限制。即使是一些著名的抗议(也概莫能外),例如1989年的学生运动及1999年FLG的示威,(他们)仅仅提出了一些有节制的要求——寻求党国对他们更多的纳入和理解,而不是坚持要求终结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是否应得出一个密迪乐式的结论:中国(在20世纪非正常的弯路之后)再次成为了地球上“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的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中国的抗议与早期的造反模式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兰梦林 (Patricia Thornton)所描述的素食主义和新的准宗教团体的冥想疗法(第9章),会让人回忆起几个世纪前许多造反者的作为。7 甚至他们的跨国纽带在早期时代的救赎团体(redemptive societies)也有着类似的先例。8 而蔡永顺所讨论的抗议市政府许可证管理的的哥(第8章),匆匆一瞥之下则与民国时期北京躁动的人力车夫颇为相似。9 至于陈峰(第4章) 以及孙燕飞和赵鼎新 (第7章)记录的高级官员请愿和不满的工人及环保人士(以及他们的对手)赴首都上访,可以与中国悠久的谏诤传统相联系。10 魏忠克(Carsten Vala )和欧博文(Kevin O’Brien)所讨论的当代基督徒招募时使用的文艺表演(第五章),会使人联想到地方戏曲与民间庙会对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促进作用。11 贺斌(William Hurst)注意到抗争文化和取向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三章),长期吸引学人的“传统”中国造反同样 如此。12 人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标记出从帝制时代到当今抗争模式诸多延续性。


然而,当我们超越表面的相似性来探究当代中国抗争深刻的政治后果时,它们与先前模式的差异—— 包括造反和革命——立刻明显起来。13 即便吸引了密迪乐注意力的主要为了执政精英更替——而不是彻底革新基本政治制度——的造反,其后果往往也是极大 的。十四世纪中叶,受白莲教千年福说(millenarianism)引发,由农民造反者朱元璋领导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赶走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并代之以汉族建立的明朝。14 十九世纪中叶,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军,虽然最终战败,但动员了数百万信徒,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天京”,并掌握了中国腹地大部分地区十多年的控制权。太平天国大起义据考证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内战, 造成了大约2500万人死亡的后果。对它的血腥镇压促成了帝制中国晚期国家权力的大范围下放,这一发展为1911年的共和革命(辛亥)铺平了道路。15

脱胎于革命的脆弱、分权化政体,加之域外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了一种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特色“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充满活力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动。16 不管我们如何定义民国时期的特征,它无疑都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动荡期。在这一动荡期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的脆弱性,将之前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成员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了由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强大运动。在日本侵华期间(1937—1945),中共的红军吸收了100余万人保卫家园。17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乡村地区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对所有主要城市的工会开展渗透,并建立了跨阶级的爱国阵线,这为在与国民党的内战(1945—1949)中迅速获胜提供了组织舞台。18 而就其志向或结果来说,今天分散的抗议者明显尚未采取其帝制时期或民国时期先辈的手段。


毛泽东主义的痕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时代早期伴随共产主义革命过程的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发现了革命成功的第一手诀窍后——这涉及整合先前处于孤立状态社会成员——毛泽东便不必担心历史会在自己身上重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不到10年, 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工业实现了国有化,所有中国人都受到了严格的流动限制,一系列下至基层的高效政治控制开始实施。这些政治控制包括阶级划分(以类似于种姓制代代继承下来的方式进行运作)、实施户籍登记和人事档案制(有助于警察进行监视,限制地区 性、政治性运动)以及频繁的政治学习小组、检讨会、群众运动和其他需要所有公民全神贯注参与 (然而是隔离进行且精心筹划的)的国家主导的活动。19

毛泽东根本不想在政治仪式中将这种把大众席卷进来的做法终结掉。毛泽东时代严厉的控制并不禁止中国民众参与周期性、广泛的且时而规模很大的激进表达行动。毛主席“百花齐放”、“炮打司令部”、“继续革命”等煽动性命令大大助长了民间的激进主义情绪。受到毛泽东坚持“造反有理”的激励, 随之发生的抗议活动有时甚至会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期和希望。简而言之,根本不存在一个将国家权力原子化、瘫痪社会、使其成员无法从事独立的集体行动的“极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ystem)。相反,频繁的大众行动(有时超出了国家导向控制的极限)正是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的鲜明特征。20

在政治狂热时期,以单位、阶级、户籍、政治活动经历以及其他类似手段划分民众的毛泽东式制度也成了动员(以及去动员)的手段。与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的规模不相上下,这些制度的内部组织往往会复制国家强加的裂痕。例如,在1956—1957年的“百花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工人在批评“官僚主义”的过程中都很积极,但他们根本无法联合起来表达抗议——学生和老师通常在校园里表达,而工人则在自己的工厂中发表看法。职业和地域分割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得到了强化,当时,国家对校园和工厂中的异议态度采取了不同的惩罚措施。21 毛泽东时代行将结束的1976年“四五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当时的运动参与者也被清楚地以所属单位隔离分割开来。

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激进暴行的这一场历史性抗议活动中观察到:“工作单位在四五运动的协调与自我组织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但同时也显露出 这种基于单位的‘蜂窝式抗议’('cellular protest')的两难处境:单位内部便捷的联系固然有利于实施动员,但是想要建立起更加全面的组织形式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其孤立于社会这种情况的阻碍。”22

毛主义制度的这种双重效应——能够立刻激发起来但又是孤立的—— 在当今抗议活动的模式中也表现的十分明显。23 由此陈峰(本书第4章)注意到今日的劳动纠纷尽管遍布广泛并且愈加频繁,但却几乎总是局限于单个工厂中的工人们。这与前共产主义时代,即单位制度实施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整个上海市由于100多家工厂工人的同时罢工而陷入瘫痪。24 那场总罢工是由政党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协调组织,并在资金方面得到上海总商会的大力支持,这场运动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工厂工人的参加,还来自于学生、商人以及社会大众。25 陈峰在这里强调说,当今的工人们很少能够获得与知识分子结盟的益处。甚至在1989年的“民主”抗议中,Teresa Wright还提醒我们(本书第1章),学生们为了降低遭到镇压的可能性而有意与其他社会阶层保持了距离。

尽管媒体与学界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再度兴起投入了相当大的注意力,但各种社会组织依然受到极大的限制。26 自治的工会、农会以及学生团体——更不要说政党——都是非法的,即便是引起了外国观察家们极大兴趣的各种NGO也受到政府严格法规的束缚。这里再次拿来与 前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前)做对比是很有意义的,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间,共产主义革命正是得到了这类独立性的、重叠性的组织的推动才夺取到权力的。27

与毛泽东时期的延续性除了表现在组织上,还表现在观念上与行为上。学者们所称的集体行动框架与今日抗议者所采取的各种抗议剧码(protest repertoires)无不反映出过去年代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28 受压迫者的抗议,由蔡永顺, 杨国斌, 与贺斌等人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过,经常会使用老式的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语言。这些行动及语言使人仿佛回到了文革时的情境。例如,蔡永顺在第8章特别提到的,阻断交通线路就会让人回想起1966年11月发生的著名的安亭事件,当时来自上海的激进工人们为了引起中央 政府注意并支持他们反对市政机关的造反行为而制造的一次(成功的)事件。29

今日与文革时的相似很难说是偶然的。如陈峰指出的那样(本书第4章),当今的工人领袖是从过去的混乱年代的斗争过程中学到抗议方法的。 而这种延续性也扩展到了劳动纠纷领域之外。1989年“民主运动”中许多十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是从1960年代中期他们作为红卫兵的经历中获得政治经 验的。30 Wright在对1989年运动的分析中(本书第1章)强调了在威权主义的条件下,相互信赖的友情在使抗议的组织变得容易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一点也是当年红卫兵派系主义的突出特征。31 简而言之,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在策略与斗争口号方面对后来的异议表达起到了一种基础训练营的作用。

当然,抗议者并不是唯一从毛泽东时代获取到重要教训的人。留心中国自身革命史的 政府领导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维持国家对创立于毛泽东时代的分化制度与压制策略的控制所能带来的持续益处。尽管毛主义的制度在改革时代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 但这些早期的实践仍然拥有显著的力量。32 例如,在今天,城市户口也许能够被有钱人买到或继承得来,但它们仍然是获得教育机会的重要途径。工作岗位现在通常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而不再是国家分配, 然而个人档案还是继续在职务晋升、重要职责的委派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换句话说,不论是正常时期还是危机时刻,国家始终操纵着分化与统治全体民众的重要杠杆。33


当今抗议活动的新特征

近年来,我们也见证了抗议活动与早期模式的显著背离。其中的一些发展在前毛主义时代大众抗议的模式中能找到明显 的先例,但其它发展则是相当具有开创性的。

当今抗议活动最明显的新特征也许就是尖端电子技术的应用,它使抗议者间的联系 更加便捷,同时也能够通过媒体与国际社会向可能的支持者们传播其困境。传真机、手机、文本传输、摄像机、电子邮件、网站以及诸如此类的技术设备为抗议者们 提供了有效的新武器(本书第6、8、9章)。这些通讯手段不仅具有即时性,还能够让异议者“虚拟”跨过国家所划分出的地理与领土边界。1999年4月,FLG利用互联网以闪电般的速度聚集了令人惊讶的来自不同人群的示威者。在见证了互联网技术的力量之后,中国公安机关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维持对这些具有潜在颠覆性媒体的严密控 制。34 然而这必定只是一场西西弗式的斗争。这些技术使抗议者们能够在国内外迅捷有效地使用网络,并对国家安全体系造成显著的跨国挑战。

另一项新特征则是律师在构框(framing)* 抗议者不满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专业律师在毛泽东 时代的中国被诋毁为资产阶级成分,一度几近消失。35 近些年来,法律职业的快速复兴,伴随着 后毛泽东时代国家提高公众守法意识的积极努力,促进了抗议者与法律专业人士之间结成新的同盟。人权律师们(他们中有许多人近年来皈依了基督教)在说服示威者将构框他们的经济不满作为一件“维权”事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结果在一些案例中,抗议人士所发出的要求以及所使用的修辞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增长。36 2006年3月,全国律师协会(一个政府批准的机构)代表大会通过了旨在限制律师参与大众抗议的新条例。这些条例要求律师在接办“群体性案件”(即那些原告人数为10或10人以上的案件)时必须服从政府的严厉监督,并警告律师们不要征集群众请愿书或与海外组织及媒体讨论案情。37

知识分子(例如人权律师)参与到农民或工人的抗议里尤其让中国当局感到忧虑,之所以有这种意识,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历史中的跨阶层联盟里发挥了“爆炸性的”作用。但在国家鼓吹透过司法管道处理申诉的重要性同时很难阻 止专业律师卷入到这些案子里。并且律师并不是这段时间里闯入这个冲突领域的唯一一类知识分子。孙燕飞和赵鼎新(在第七章里)指出了中国了日益成长的环保运动里“名人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反对污染以及其他工业增长肆无忌惮的不良后果往往是被记者以及其他有着相当多国际关系的知名知识分子所煽动起来的结果。


未来的前景:造反还是革命?

尽管对于环境退化的广泛关切以及申诉是一种相当近期的现象,但许多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在激起中国的大众抗议上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却并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情。孙中山所领导的1911年 革命或陈独秀以及李大钊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这些早先的“名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与夏威夷、东京、巴黎以及莫斯科的纽带关系为发动一场针对中国国家的革命性挑战提供了意识形态以及财务资源。38

虽然当代中国的抗议规模与革命(和造反)过往所产生的大规模剧变相 比还是相形见绌,但这些迹象有表明目前的动荡可能隐藏了对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来讲具有致命性威胁的种子吗?这个疑问当然不可能以一种高度自信的语气去回答,因为成功的革命不只是需要熟练的领导层、具有吸引力的理念、以及有利的结构性条件;成功的革命还需要无法提前预测的偶然事件来触发。39 本书书各章指出了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某种革命形势的诸多发展,这些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国家和社会的方面都是同样情形)(第八章);新的价值观(从基督教到环保主义)(第五章和第七章);跨国行动的兴起(第九章)等等。尽管如 此,只要共产党党国体制保留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分化社会的能力,使开展跨阶层以及跨地区联盟的行动就仍然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事情,那么从底层发起严重革命挑战的可能性就仍然是很 微弱的。

通信技术手段新的改进,伴随着国内和国际上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最终将削弱国家的强制性管制,这当然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急剧衰退或宗教或分裂主义的情绪的突然兴起,包括许多其他可能出现的景象在内,当这些事情令人不安到与在20世纪里动摇到中国那些事情一样的时候可能预示着一种革命高潮的到 来。但假如国家分化其全体公民的能力没有出现一种严重恶化,那么大众抗议实际上可能会延长,而不是降低该政权的寿命。

汉学家密迪乐为中国帝制的惊人长寿提供了如下解释:“在中国……恰恰是造反的权利已经成为了一种维系国家稳定的主要因素,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40 虽然人们会鲁莽地预测当前的政治秩序会接近于帝制时代所享有的寿命,尽管如此当代的抗议模式却的确显示了,它仍然受到了一种广泛欣赏“有权造反”情绪的鼓舞,这种抗议模式是更为支持体制而不是较颠覆体制的。41

缺乏选举以及其他传递大众利益以及不满的管道,中国的抗议就给高层的当局提供了 有价值的信息去施压基层关切的事项。42 此外,诱发了广泛抗议的议题有时导致了实质性的政策改革。例如,中央政府在20061月历史性的取消了有着2600年历史之久的农业税,这是为了回应了由于地方政府强加“不合理的负担”( 已经在1990年代席卷了内陆省份)而引发的抗缴农业税暴动进而采取的措施。43 同样,新颁布的物权法,确立了村民有权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利益,这是对由地方官员的卖地所引发、已席卷了沿海省份、最近激增的暴力土地纠纷所做出的回应动作。44

只要高层当局明智地回应这些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基层官员大众不满的渲泄,那么中国的确似乎准备重新宣称其作为“最缺乏革命性,却最 具有反叛性”民族的古老声誉。“反对人”的造反鼓励精英流动(turnover),从而可能有助于振兴并使得现存的政治制度延续下去。

如果国家当 局处理得当,那么抗议甚至可能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密迪斯认为,频繁的造反——帝制中国以此著称的一个现象是一种大众接受(acceptance)政治体制而不是疏离(alienation)的一种象征。正如他所看到的,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要被理解为一种“凭借人们的默许而存在的独裁统治”(autocracy existing in virtue of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people)而不是受人轻蔑的“专制主义”(despotism)45 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当代场景的事情似乎是令人吃惊的。政治科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 一个现政权的严厉批评家,认识到了“后天安门时代让人感到困惑的一点就在于这个政权从1989年的低点恢复其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公众相信政权合法并愿意服从)的显著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证据表明包括被广泛报道的工人、农民示威在内的不满情绪的表达通常都是针对基层当局,而这个政权作为一个整体则继续保持着很高的接受度。”46

中国政治秩序的特征——无论是帝制时代,毛的时代还是当今——一直都有能力维持(并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激励了)大规模的大众抗议而同时则不破坏掉体制的基本支柱。只要中国的大众抗议是针对“人”而不是 “规则”,那么对于现政权的合法性发起革命性挑战就始终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以一种警示的想法去结束这种简短的历史概述似乎是恰当的:毕竟密迪斯写下他文论的时期只是中国多事的革命世纪的起点;在中国与在其 他地方一样,以历史为基础所做的预测总会被历史本身所超越 。


译者注:
framing一般翻译为构框,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术语。framing脱胎于frame一词,frame一般翻译为框架,是指“一种简化与浓缩‘外部世界’的诠释框架(interpretative schemata),其方式是强化和符号化个人环境中的对象、情境、事件、经验与行动顺序,无论是过去的或是当前的”(Snow and Benford 1992:137)。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运动的核心工作之一就在于提出一套重新认识世界的参考坐标,以唤起参与者的热情与信念。这套理论预设了一点:任何被压迫者并不是直接经验了被压迫的事实,能够单独将其指认出来并视其为不义的,从而采取批评的与反抗的态度。如果没有新的诠释,改变原有的集体认知,社会运动就很难产生,在此,构框一词是泛指建立这种集体行动框架的过程。


原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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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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