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莫言》(1)

核心提示：本文讨论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之后，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原文：Mo Yan, According to You

发表：2012年10月18日

作者：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反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在10月11日宣布获奖前就开始了。那时有传言说，莫言是今年的热门人选。坦白说，除了少数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外，对莫言的反对声的确不是基于他的作品，而是近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这几件事塑造了人们对莫言这个作家和这个人的看法：一是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抵制异议作家；二是同一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拒绝做任何标识； 再就是今年春天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打油诗是得奖后才被人挖出来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反对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

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莫言表示了对刘晓波的支持，全世界媒体做了欣喜的报道。“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莫言说。他说他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就不了解了。之后，莫言又为这几件引起争议的事情做了辩护。与此同时，随着外国媒体上各种评论和观点的出现，有一种观点似乎在许多外国人当中得到了认同，它的作者是目前在中国生活、精通中文、而且还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Branden O’Kane。他认为，中国网络上、特别是推特中文圈对莫言的反对没有多少道理；抵制异议作家不是莫言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他也是无奈；没有能够为刘晓波说话固然遗憾，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写作自由，要是被关了或者被流放了，那不就毁了写作吗；抄毛泽东讲话的确很傻；莫言的作品对共产党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呈现是负面的、批判性的，莫言不是对中国政府唯命是从的人。 英国汉学家Julia Lovell 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 敦促那些从政治上批评莫言的人不要犯懒，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我以为我在莫言这个话题上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但是思绪还是源源不断，于是就有了这篇博文。这里，让我们放大和细看一下这三件事情，并询问一个十分显然、但目前为止似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问题。

流亡诗人贝岭叙述了法兰克福书展上发生的事。这里还有《纽约时报》记者 Didi Kirsten 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她三年前采访同一书展的情况，对莫言的印象，并分享了当时的笔记。贝岭说，“那是9月12日上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吗？我意外和惊讶的是，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 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研讨会得以复会，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据说莫言后来跟人私下表示，他内心并不愿意抵制异议作家，但他毫无选择。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秦晖单独受邀参加了这次书展，他没有跟官方代表团一起抵制异议作家，后来他详细写了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 。原来中国政府在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的问题上一直在给书展组织者施加压力、做小动作。有趣的是，这次抵制的活动名叫“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我不知道人家都讨论了什么感受和现实，但我敢说，一个人要是好好考察一下中国政府在展前、展中和展后做的种种企图和手脚，准保能斩获更多感受，了解更多现实。  

2009年圣诞节，中共当局在非法关押刘晓波7个月后对他进行了“煽颠罪”审判。审判结果，他被判处11年徒刑，而他的“罪”不过是写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文章而已。对刘晓波的判刑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悲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看法。她一共打了146个人的电话，随后把每个人的答复公布在推特上。之后她又把所有答复辑录在一起。昨天我把146个回答挨个儿看了一遍。我发现：第一，多数人都是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供职的人，包括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作家、诗人、记者等。第二，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小心拿捏了避险尺度。只有几个人对刘晓波的政治立场表示直接了当的支持，更多的人表示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主张。第三，几乎所有人都谴责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考虑了自我保护，但同时却也表达一个清晰的道德立场。在这146个受访者中，只有7个人做了无可奉告的回答，莫言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崔卫平本来还要继续采访更多的人，但是在19天后被政府叫停了。一年以后她 撰文总结了这次采访并报告说(最后一句), 她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她的发言而受到惩罚。

莫言的答复是第13号:  “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这个答复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接到广告电话时的答复。

接下来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百名作家、艺术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在这份1942年的文件里，毛泽东给文学与艺术定下了后来几十年的规矩：为党服务。也正是有这样的专制钳制，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付出了沉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根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这件事的前后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作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向120来位作家和艺术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自选并手书一段《讲话》，辑成这样一本“珍藏”纪念册，并给每个人寄去1000元人民币的酬劳。作家出版社说，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但我们知道，大约20多位受邀者没有响应，包括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由于每个人自选手抄内容，于是我对莫言选抄了哪一段感到好奇：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老实说，我不认为在2012年的今天，莫言把这些狗屁话当真。许多人感到不解和反感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又没人逼着你们，不抄没有任何风险，对一个多少有点原则的中国作家来说，这总归是件令人心生抗拒的事情吧。   

按说作家出版社出本这样的书，在天天出大事的中国本来不算个什么新闻，但这样一件小事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和嘲笑，乃至于法律学者、权利倡导者和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新浪和推特发起了“万人手抄《世界人权宣言》”活动。一时间，大家纷纷动手，那才真叫热情高涨。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经历的。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跟莫言的文学成就有毛关系呢？”我的回答是，没毛关系，没人反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两个手抄活动的对照即使不说明别的什么，但它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候。这是2012年时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在大胆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担当风险、尽自己一份力量去促进变革，更不要说那些无畏强权、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先锋。这个时代是与莫言同省、原居莫言隔壁城市的陈光诚的时代。他的磨难展示了中国的疾病，他的勇气和执着激励了那么多中国人去为他呐喊，与他一起追求正义。当你看到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刘霞录像， 看到被非法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夜晚独自在窗前抽烟的情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很难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那么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命令，从没有为任何良心犯、抗争者说过一句支持的话，从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上表明过立场，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立场。很多人感到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天推上有个外国人居然对我吼道，“让人家清静点，你这个疯狂的自由主义分子！”喔，这个很对不起，让他清静？哪里有这么的事情。我让他清静，别人还不让他清静呢。一个公共人物，特别是一个文学作家，注定要被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评价。对莫言来说，那就是苏醒中的中国，变革前夕的中国。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事情意义深远。

如果你是那些对推特中文圈的强烈反对声感到不解、甚至反感的人之一（新浪微博上的反对声也十分强烈，只是在那里，批评的声音很快受到了审查），我希望这篇博文给你提供一些答案。这不是一阵没有来由的尖叫；相反，这种反对有深远的理由。的确，这种反对主要不是基于莫言的作品，但丝毫不失为有理有据的反对。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地发现，不少批评者其实相当了解莫言的作品，有的还曾经是他的粉丝，完全不像莫言获奖后说的那样，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O’Kane 和 Lovell 两人都指出，莫言的作品并不反映中共的官方观点：

“莫言也许不像刘晓波或者哈维尔那样是‘异议’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大量描写了权力者的丑陋、残暴和愚蠢。在《天堂蒜苔之歌》的开头，一个组织抗议当地政府腐败的农民在他的瞎子女儿面前被逮捕。《酒国》是莫言一篇更具实验性的作品，主人公、酒国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应邀参加酒席，主菜是红烧婴儿。目前还没有翻译的《蛙》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产婆和堕胎医师，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批判。20多年前使莫言（以及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家族》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描述一点也不正面，后者在莫言1996年的小说《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也同样糟糕。他比较新的作品《生死疲劳》纵观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小说伊始，主人公西门闹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土改中被一枪打死，脑浆四射。莫言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个人悲剧与漫长的、慢镜头的历史悲剧并置，不管你认为他是否成功，一个人看完这些小说后，很难认为它们是对共产党的赞美诗。” (O’Kane)

Lovell的评估结果是，“莫言是一个表面上与权威玩游戏、同时保持着一个创造空间的作家，这个空间使得他能够对这个权威进行间接的挑战。”(Lovell).

我也同意这两位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说过莫言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学上的跟屁虫。从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我知道这一点。

但O’Kane 和 Lovell都没有去问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 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而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如果莫言像这两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了O’Kane的博文后在推特上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莫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多产作家，不管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本人并不是那么热衷）与否，他与那些评奖人 是同一代人，所以他们的口味有相同之处。”

我要是说布莱登（O’Kane的名）的这个答复毫无用处、甚至毫不相关的话，他不会提着一根棒球棍追打我吧？当然了，推特上也不是个充实谈论答案的地方，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有很多话可说。

鉴于我自身的限制，我也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答案，不过在这篇博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几样东西，至少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材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