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oreign PolicyThe Big Test
作者： CHRISTINA LARSON
日期：2011年6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来自上海的报道――每年六月固定的三天里，中国的所有地方一下子悄无声息了。上海无处不在的建筑施工队在这三天里停工休假，成千上万穿制服的警察以及交通协管员部署在各个道口指挥交通，禁止司机鸣笛。类似的噪音管制在中国的其他各个城市同样适用。这一切的都是为了中国近900万名高中毕业生，他们手拿2B铅笔，一丝不苟地回答试题，为他们在这次决定他们命运的高考――"大考"中提供最最安静的气氛吧。
高考就是中国大学入学考试，可谓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考试。全国的考生们在每年6月7日至9日同时开考，并且有且只有一次机会，总共耗时9小时，科目包括必选的数学、语文、英语再加两门自选的，例如地理、化学或者物理等。在中国大陆，考试成绩是衡量进哪所学校唯一的标准。如果你考了高分，那么即使你是来自甘肃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你照样可以进北京大学这种顶尖学校，但是如果你运气欠佳，考分平平，那你也就只能委身于一所资金匮乏、老掉牙的、师资不高的普通大学，甚至根本进不了大学这门槛了。
由此看来，这场考试是青年人一生当中的分水岭。"一考定终身"虽然是一桩很残酷的事情，但自高考实施开始，背后的设想都是理想化的，如果你考得好，你就可以有机会挤入精英的行列；考不好，那么你的前途也一下子黯淡失色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下令停办所有的大学，并且把知识分子赶下乡去劳动。文革一结束，第一时间就恢复了大学办学，并且在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正如美国高考一样（SAT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Carl Campbell Brigham提出，并在1926年首先实施），中国的高考也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这里不靠政治恩庇，也不凭任何关系，谁考取了高分，谁就能进大学接受教育。简而言之，高考就是要体现"精英至上"。
然而，将如此远大的理想寄托在高考这一单一标准上总会引来不满。在20世纪80年代，像《大考》The Big Test的作者Nicholas Lemann以及《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等等很多美国记者们开始反思SAT是否真能挑选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美国的教育人士也质疑一切以考试为重会否阻碍一个人其他方面的学习，在中国，也同样如此。虽然美国高考和中国高考在内容考察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家、作家、家长以及学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这场考试真的公平吗？考试信息真的有用吗？富人们到底有没有优势？一门心思投身高考复习会否忽略其他方面的学习？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其他出路，因此大规模的改革高考依然遥遥无期。
Charisette Li 现在是位于广州（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的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学――中山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女儿，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东莞长大。她爱好交际、乐观豁达，戴着一副时髦的大眼镜，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她特别喜欢美国流行音乐。高考时获得的高分让她得以被一所一流的大学录取。一个月后她就将大学毕业，之后去深圳股票交易所做一名令人羡慕的实习生。换句话说，她就是那种在中国高风险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但现在回忆起在东莞实验中学寄宿的那段时间时，她对全力以赴应付高考的学习方式表示质疑：
在中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我甚至不知道在毕业后要做什么或从事什么工作。我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进入一所一流的大学……我和我的同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校里。我们平时不允许外出，只是在星期天下午可能得到准许出去买些东西。或者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的父母可以来看我们。如果要外出，大多数时候你都得找一个重要的理由，老师才会准假。另外，我们大多数时候是被关在学校里的。他们觉得，为了保证我们都能走上正轨，我们就该被关起来。他们认为制度越严，我们的成绩就会越好。我们的父母对此往往没有意见，他们只是接受这种制度。
最奇怪的是，正如李现在所发现的那样，她为考试而学的东西在日后完全没有用了。她一进入大学，就很快将之前花了四年时间熟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总结说："所有的学生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也一样，从来不过问'为什么？'但现在我与过去不同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李认为高考给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它对人才或一个人未来潜力的评估并不准确。像她这种对高考表示担忧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批评的声音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去年，连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对1000名在过去30年的高考中取得高分的人进行跟踪研究的结果。据该报报道，没有一个人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杰出成就。
还有人对高考是否真正公平表示担心：那些在最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和那些父母在备考时花大价钱请了家教的学生必然考取高分吗？一位不再抱有幻想的大学领导告诉我说，高考"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可以保证一个来自甘肃的农家子弟与一个来自上海官员家庭的孩子有同等的机会。但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考不是有用的衡量方式，'社会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的观念是错误的。"
如今有一些学生正在争取完全避开高考。居住在上海的教育顾问露西亚-皮尔斯告诉我说，中国越来越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在努力争取去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上大学（他们因此转而准备SAT考试）。中国的一小部分名牌大学现在也开始提供有限的不需要参加高考的提前录取名额，特别是为那些在中学获得过国家级奖项或参加了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不过，这两种选择都只适用于极少部分高中毕业生。
至于高考改革，可能性似乎并不大。北大附中副校长江学勤最近在《外交家》发表了一篇长文，探讨了可能的替代方案，但他最后承认它们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并不可能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想要设立一种高考的替代方案，最终出现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是――高考。许多人很容易忘记：考虑到对彼此和大学信任的完全缺失，考虑到大多数人发现自己还处于摆脱贫穷的状态，考虑到中国普遍的腐败和不平等，高考，不论好坏，都是分配中国教育资源最公平、最人性化的方式。
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在一个腐败成风、疑心四起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什么都是由金钱来衡量的，即使是老师的推荐信和各科成绩的平均积分点（译注：用总积分点除以总学科分数所得的平均数，是美国高等院校计算成绩的一种方法）也不例外。高考虽然很残酷，但它可以给你一个用数字量化的分数――那些分数可以用于排位。正如一位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毕业生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没有高考，那剩下的就只有关系了。"
（本文作者CHRISTINA LARSONshi1《外交政策》中国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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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给高考学子们的建议：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们不要立即进入"下一步怎么办"的状态，沉淀并回顾一下自己走过来的人生，有哪些成果或遗憾，与自己内心好好对话。梳理一下，为接下来人生中最为自由自在，真正意义上的青春生活奠定心身基础。不要焦虑，放松才有思路，打工，学外语，跑步，谈恋爱，我觉得都行，没什么标准答案。
高考就是中国大学入学考试，可谓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考试。全国的考生们在每年6月7日至9日同时开考，并且有且只有一次机会，总共耗时9小时，科目包括必选的数学、语文、英语再加两门自选的，例如地理、化学或者物理等。在中国大陆，考试成绩是衡量进哪所学校唯一的标准。如果你考了高分，那么即使你是来自甘肃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你照样可以进北京大学这种顶尖学校，但是如果你运气欠佳，考分平平，那你也就只能委身于一所资金匮乏、老掉牙的、师资不高的普通大学，甚至根本进不了大学这门槛了。
由此看来，这场考试是青年人一生当中的分水岭。"一考定终身"虽然是一桩很残酷的事情，但自高考实施开始，背后的设想都是理想化的，如果你考得好，你就可以有机会挤入精英的行列；考不好，那么你的前途也一下子黯淡失色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下令停办所有的大学，并且把知识分子赶下乡去劳动。文革一结束，第一时间就恢复了大学办学，并且在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正如美国高考一样（SAT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Carl Campbell Brigham提出，并在1926年首先实施），中国的高考也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这里不靠政治恩庇，也不凭任何关系，谁考取了高分，谁就能进大学接受教育。简而言之，高考就是要体现"精英至上"。
然而，将如此远大的理想寄托在高考这一单一标准上总会引来不满。在20世纪80年代，像《大考》The Big Test的作者Nicholas Lemann以及《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等等很多美国记者们开始反思SAT是否真能挑选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美国的教育人士也质疑一切以考试为重会否阻碍一个人其他方面的学习，在中国，也同样如此。虽然美国高考和中国高考在内容考察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家、作家、家长以及学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这场考试真的公平吗？考试信息真的有用吗？富人们到底有没有优势？一门心思投身高考复习会否忽略其他方面的学习？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其他出路，因此大规模的改革高考依然遥遥无期。
Charisette Li 现在是位于广州（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的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学――中山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是一位中学教师的女儿，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东莞长大。她爱好交际、乐观豁达，戴着一副时髦的大眼镜，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她特别喜欢美国流行音乐。高考时获得的高分让她得以被一所一流的大学录取。一个月后她就将大学毕业，之后去深圳股票交易所做一名令人羡慕的实习生。换句话说，她就是那种在中国高风险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但现在回忆起在东莞实验中学寄宿的那段时间时，她对全力以赴应付高考的学习方式表示质疑：
在中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我甚至不知道在毕业后要做什么或从事什么工作。我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进入一所一流的大学……我和我的同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校里。我们平时不允许外出，只是在星期天下午可能得到准许出去买些东西。或者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的父母可以来看我们。如果要外出，大多数时候你都得找一个重要的理由，老师才会准假。另外，我们大多数时候是被关在学校里的。他们觉得，为了保证我们都能走上正轨，我们就该被关起来。他们认为制度越严，我们的成绩就会越好。我们的父母对此往往没有意见，他们只是接受这种制度。
最奇怪的是，正如李现在所发现的那样，她为考试而学的东西在日后完全没有用了。她一进入大学，就很快将之前花了四年时间熟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她总结说："所有的学生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也一样，从来不过问'为什么？'但现在我与过去不同了――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李认为高考给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它对人才或一个人未来潜力的评估并不准确。像她这种对高考表示担忧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批评的声音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去年，连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对1000名在过去30年的高考中取得高分的人进行跟踪研究的结果。据该报报道，没有一个人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杰出成就。
还有人对高考是否真正公平表示担心：那些在最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和那些父母在备考时花大价钱请了家教的学生必然考取高分吗？一位不再抱有幻想的大学领导告诉我说，高考"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可以保证一个来自甘肃的农家子弟与一个来自上海官员家庭的孩子有同等的机会。但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考不是有用的衡量方式，'社会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的观念是错误的。"
如今有一些学生正在争取完全避开高考。居住在上海的教育顾问露西亚-皮尔斯告诉我说，中国越来越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在努力争取去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上大学（他们因此转而准备SAT考试）。中国的一小部分名牌大学现在也开始提供有限的不需要参加高考的提前录取名额，特别是为那些在中学获得过国家级奖项或参加了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不过，这两种选择都只适用于极少部分高中毕业生。
至于高考改革，可能性似乎并不大。北大附中副校长江学勤最近在《外交家》发表了一篇长文，探讨了可能的替代方案，但他最后承认它们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并不可能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想要设立一种高考的替代方案，最终出现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是――高考。许多人很容易忘记：考虑到对彼此和大学信任的完全缺失，考虑到大多数人发现自己还处于摆脱贫穷的状态，考虑到中国普遍的腐败和不平等，高考，不论好坏，都是分配中国教育资源最公平、最人性化的方式。
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在一个腐败成风、疑心四起的国家，许多人认为什么都是由金钱来衡量的，即使是老师的推荐信和各科成绩的平均积分点（译注：用总积分点除以总学科分数所得的平均数，是美国高等院校计算成绩的一种方法）也不例外。高考虽然很残酷，但它可以给你一个用数字量化的分数――那些分数可以用于排位。正如一位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毕业生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没有高考，那剩下的就只有关系了。"
（本文作者CHRISTINA LARSONshi1《外交政策》中国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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