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刊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译言网的“同来源译文”
“中国只在名义上还信仰共产主义罢了”。
错。21世纪的北京，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商厦人潮涌动，如果列宁此时复活，只要看一眼就能认出，今天统治中国的中共就是一个世纪之前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者们设计的组织的翻版。任何人只要需看一下党的组织结构就能发现：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仍然保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当然。中国很早就摒弃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僵化的中央计划体系，取而代之的是有商业头脑的国企，它们与活跃的私营领域共存。然而，即使有了经济的自由化，通过中共对“3P”的控制——人事（Personnel），宣传（Propaganda），军队（PLA），中国领导人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领导。
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而不是国家的军队。和西方不同，如果军队出现了潜在政治化倾向，通常就会引起争议纷纷；而在中国，党对于相反的情况，也就是军队的去政治化，则一直保持警惕。它的担心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一旦失去对将军们和部队的控制，党的领导也就岌岌可危。在1989年，一位高级将领拒绝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这一事件烙在了领导层的集体性记忆中。毕竟，是1989年军队对游行的镇压才将党的权力延续至今，自此之后，党的领导们极力拉拢军队将领，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再次扑灭抗议。
正如在前苏联一样，党通过宣传部控制着媒体，宣传部每天发出若干指示，既有正式的落在纸上或电子邮件或短消息中的，也有通过电话传达给媒体的非正式指令。所有的指令都很具体，将党认为的敏感事件一一列出——如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事件就需要媒体小心处理，有时则是彻底噤声。
也许最重要的是当任命所有的高层人事职位，包括部长、企业高层、大学领导和媒体主管，这种任命是由鲜为人知的影子部门——组织部来完成。党通过组织部监管着中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重要岗位。显而易见，中国牢记着斯大林的治国术：干部决定一切。
如果你将中共和苏联做对比的话，按照苏联历史专家罗伯特·瑟斯（Robert Service）设定的标准来衡量，中共和苏俄的相似之处令人称奇。在共产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共肃清或阉割了政治对手，取消了法庭和媒体的自治权，限制宗教和民间社会的发展，诋毁其他版本的国家价值，将政治权力集中起来，建立起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把异议者流放到劳改营。中国的体系被称为“市场列宁主义”还是有理有据的。
“党控制着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不再如此。毫无疑问，从1949开始，中国由毛泽东统治，到1976年他的去世时这里都是个专制国家。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普通工人不仅需要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结婚，和他们的伴侣要共同生活也得征得同意。甚至组建家庭的准确时间也需上级的点头。
从毛去世之后，，中共开始认识到如此严密地干涉民众的私事实在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的负担。70年代末，在邓小平开始启动改革后，党也逐渐地远离民众的私生活，当然这不适用于那些顽固的政治异议者。从80年代至90年代，过去实行终生雇佣制的国营单位——其要负责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的体制——逐渐势微，以居委会为中心控制社会的复杂系统也土崩瓦解，居委会窥探公民私生活的功能也难维系。
党在这一社会转型中获益良多，但许多今天的年轻人对党的过去所知甚少，认为这与其生活无关。这可谓正中党的下怀。不管怎样，普通民众想了解党的内部运营是不受支持的。党的重要的权力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都没有门牌，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保持低调的确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这样它们的日常工作就会在公共视线之外，党还能赢得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全部赞誉。这就是党与民众所做的大“交易”：只要你们不问政治，党允许你们有相当的自由来改善生活。
“互联网会推翻党”
才不会。十年前，比尔·克林顿做出了著名的论断，党控制互联网的努力必定会失败，因为这就像“要把果冻钉到墙上”一样难。结果克林顿没有说错，不过结果并非如他所愿。中国的互联网远非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载体，很大程度上成了相反的工具。“防火长城”运行良好，西方思想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过滤和谐。而且，在“长城”以内，持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网民找到了自由驰骋的舞台。
党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着力渲染中国被西方凌辱的历史。有时，甚至把普通的国外投资和1900年入侵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相提并论。虽然类似的言论在互联网上甚嚣尘上，但政府也经常颇有技巧地进行引导，以合符其利益，如去年一艘中国渔船被日本海军扣押，政府就利用网络上的反日情绪对日本施压。这类盛气凌人的说辞无益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在国内，却能加强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国营媒体也极尽能事地摆出一幅要对抗外国势力的架势。
党通过宣传部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颇有创造力的技巧来主导网上舆论。不仅每个网点都有经过特训的网警牢牢管控草根阶层的异动，监控系统也对在网上BBS和讨论组上发表支持政府之评论进行奖励。而且，中国主要门户网站都深知其商业盈利模式要依靠将颠覆中国的言论拒之门外的能力。如果胆敢轻视这些规则，宣传部的办法很简单：关站。
“其他国家也想学习中国模式”
那就祝它们好运吧。当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很羡慕中国的崛起。哪个国家不想拥有长达30年，每年10%的增长呢？哪个独裁者不想确保长期掌权呢？中国无疑给各国在如何管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从通过在不同地方试点进行小范围的改革，到不让大城市出现贫民窑和城中村的城镇管理等方面不一而足。
而且，中国在做到这一切的时候还可以无视西方的建议，只需给出市场就可对西方的那些小小的诱惑无动于衷。数年来，外资银行跋涉于北京等地兜售其金融自由理论，游说中国官员允许其货币自由流通并开放资本账号。谁又能责备中国官员们在这些建议面前用维护自身利益而拒不接受呢？中国的成功迅速形成了一个广为流行的观念，“北京共识“，这一共识规避了早前在”华盛顿共识“中提到的要实践自由市场和民主的理念。“北京共识”实际上提供的是务实的经济政策和量身定做的威权政治。
但仔细地看一看中国模式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不能被简单地复制。多数发展中国家既没有深厚的中国官僚制度传统，也没有能力动员各类资源，象中国那样通过党的组织管理人事。刚果民主共和国能建立和管好所谓“组织部”吗？中国的威权主义之所以能行之有效，都因为它有党的资源支撑。
“党不能永远统治下去”
它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党会统治下去。和台湾、南韩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出现明显的对西方那种民主的诉求。这里是一些显著的原因。中国的三个亚洲近邻，包括日本，都已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实现民主。但都曾实际上受美国保护，华盛顿在推动民主变革和使国家制度化上至关重要。例如，南韩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宣布进行总统大选，这一决定其实是来自于受到美国的直接压力。日本和南韩很相似，而且它们都是单一种族社会。没有中国的广袤领土和民族冲突等诸多问题，也没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另外，更不要说上述三国都没有经历过以驱逐帝国主义为使命的共产革命。
中国的城市中阶级产也可能希望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们因为担心自身失去太多，不会全都奋起与国家政权对抗。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制定了一系列更为广泛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异见者进行了更为强烈的打压。人们在消费上的自由，如买车、置房，或在涨势看好的股市淘金，比民主的模糊理念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当个人为推动政治改革就可能丧失生活和个人自由的时候。要反对党，成本相当地高。因此，近年来社会不安定的温床都在农村，在这些中国最穷困的地方，中国投入得最少，民众无缘享受到经济奇迹带来的福利。“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除了你的按揭贷款，你将一无所失。”，这听起来不大象是个激动人心的口号。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分析家认为，党的内部分化更有可能成为政治变革动力的原因。如同其他大型政治组织，党的内部也分化为不同派系，这些派系从地方帮（以前主席江泽民下面的“上海帮”为代表）到内部小团体（如胡锦涛的“团派”）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在所有问题上，无论是政治自由的步伐迈多大，还是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角色等等，都有政策上的争议。
但提出这些分歧可能会让人们看不清楚更大的现实。1989年，当时党的高层分裂，党几乎分崩离析，从那以后，政治局在党的基本原则上从未出现公开的分歧。今天，高层之间的合作已成规则，以此来削弱派系的斗争。下一位储君，习近平，将在2012年接管政治局，他的副手李克强也将上任，任期通常是五年，中国的最高领导看来到2022年之前已经设定好了。对中国人来说，对比之下，美国看起来则越来越像是香蕉共和国。1
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只是西方国家的想法，来自于我们的政治体系演变理论。然而，到目前为止，种种迹象表明这些理论错了。党已经说出了它的心声：党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西式的民主国家——必要时，党会动用所有手段阻止中国成为民主国家。
1译注：香蕉共和国用来指称那些经济上不稳定，依靠有限的农业，由一小群富有的腐败的政治帮派控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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