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大行动主义:数字技术改变政治的四种方式

核心提示只有我们理解了数字技术多样化的彰显方式,我们才会理解数字技术如何才能影响到政治。

原文:The 4 Ways Tech Can Change Politics
来源:Meta-activism.org
作者: Mary C Joyce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27日
译者:@vivia_chu
校对:@Freeman7777


作者介绍:Mary C Joyce是一个数字行动领域受到一致认可的国际知名演讲家、培训师、作家、顾问和评论家。她同时也是两家NPO的发起人:Meta-Activism Project,这是一个寻找更好的发展数字行动知识的组织;DigiActive,这个机构负责发布世界范围数字行动的最佳实践。她也是奥巴马08年总统选举时的新媒体行动(New Media Operations)的负责人。她还在2010年5月份主编出版了《解码数字行动:变革的新机制》(Digital Activism Decoded: The New Mechanics of Change)一书。

人们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去改变政治? 我的探讨会从政治机构内部作为开始,接着再从体制内聚焦到体制外,我认为人们可以用以下四种方式去利用数字技术改变政治 :

1)政府内部人士


这是一个电子政府的时代:政府内部人士利用数字技术去改变政府作为,往往使其更有效率,但却很少运用数字技术使其变得更为问责和民主。在效率层面,你可以看到有提供个人收入所得税以及票据兑换电子存档的网站,如USA.gov;在问责制与民主方面,有Recovery.gov和Data.gov等网站 都在努力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促使政府承担其责任。

政府内部人士中有着一个有意思的分支群体,他们不仅利用数 字技术作为一种政府改革的工具,还以之作为政府应该如何发挥其效能的模型。这就是“以政府为平台”(Goverment as platform)或者“政府2.0”的理念。O’Reilly Radar最近的一篇评论指出:政府2.0是一个关乎 透明度、协作以及(或)参与方面有所创新的转型过程。政府2.0不是在政府真空状态下存在的,只要政府2.0到了为公民服务或与公民发生 互动的程度,那么这些公民就成了政府的运转环境。

尝试政府2.0最深程度的国家是英国,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的“大社会”计划消减了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费用,并鼓励公民介入、共同创造英国社会。从实际运作来讲,这意味着以协作方式编预算以及不资助类似人民在其村庄建立 自行车道这类计划。《纽约客》最近一篇文章提到了“大社会”计划:这是一个由对此计划慷慨激昂者、次计划的投资方以及对此计划厌烦者共同创建的维基政府。 一个国家假如没有钱(英国处于债务危机当中),那么获取信息就是这种全新努力(指“大社会”计划)的“货币”。“透明度是种卡梅隆式的迷信对象;政府就应该是公民与国家的合作产物。

2)局外人


政治机构不仅可以被政府内部人士改变,也可以通过那些以前因为其局外人地位而注定会失败的新类型政治人物进入政府而得到改变。最典型的例 子毋庸置疑就是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成千上万的在线小额捐款让竞选没有依赖任何传统的大笔捐赠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 ,并且使得支持者们通过社交媒体工具如“MyBarackObama”彼此交流和自我动员,而没有接受任何竞选活动的指挥。

另外两个通过直接接触自组织支持者帮助局外人取得大位的知名例子是 南韩总统卢武铉的支持者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通过在线动员以及手机短信的方式把他送上了总统宝座;以及 2004年,经由移动技术和线上公民记者的帮助,颜色革命把尤先科带到了乌克兰总统的位置上。

这些竞选人所步入的选举后的氛围很少是平和的。奥巴马总统被保守派右派 与失望的左派残酷地围攻着。维克托·尤先科总统见证了各式各样的政府危机,包括在2010年总统大选失利之前国会两次解散。卢武铉的遭遇毫无疑问是最悲惨 的。在宽限期戏剧化的大幅下降之后,他在2009年自杀身亡了。竞选者一旦进入正式的政府机构所面临的难处已不仅是个人失败的一种标志,而是这些新的局内 人如何真正感受到了旧有掌权者的威胁以及这些旧有掌权者将如何恶意阻挠他们的一种迹象。


3)劝说者


第三类人群,即劝说者, 他们试图从政治机构外部来影响政治机构本身。这类人群不仅是指经常成为本博客主题的数字活动人士,还指传统的非营利方,也或许是这类人群中的最强势者,即 商业利益集团。处在劝说者(或者倡导者或者说客)的角色,这类人群没有兴趣成为政府内部人士 的成员,而是尝试说服政府内阁中的有力人士,根据他们的利益采取行动和进行立法。

劝说者有着很多种类型,从收费的说客到非营利机构的雇员,再到激情洋溢的志愿 者。然而,最有可能依托技术去为了他们的利益发出自己声音和动员支持者采取行动的是与官方最没有良好关系的那群人。对于快拨键里有某参议员家庭电话的职业 说客来说,创建一个活跃的Facebook群或者在Twitter上添加一个标签从而引起公众对某个事件的关注或许是徒劳的。然而正如astro- turfing兴起清楚表明的那样,哪怕是与官方关系最紧密的群体有时也需要一个 大众阵线共同加强他们相关主张的合法性。

虽然数字活动人士通常被视为激进派,在压制性国家甚至会被监禁或者骚扰,但他们通常真正的在既有政治环境里开展行动。他们进入政府基层机构,即使当他们寻求领 导层更迭的时候,他们也是通过选举这种适当的制度性管道来实施。即使在议题倡议较不激进的情况里,也仅仅是要求掌权者与他们在特定议题上站在一起而已。因 而数字行动者通常不是这种政治光谱里的激进派。

4)篡位者


最激进的其实是篡位者,他们试图利用技术去获得政治权力,并且通常是通过暴力途径。 虽然这个网站并没有常常致力暴力行动,但他们在政治变革中的角色是不可忽略的。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中,孟买恐怖分子使用加密的黑莓手机彼此联系,并且 实时追踪袭击的进展,造成了在印度和中东地区反对加密引动数据的倒退现象。


索马里的伊斯兰教叛乱组织Al-Shabaab通过他们的网站论坛Al Quimmah与西方媒体沟通交流,并在国际范围内招募战士。他们对权力的欲望是强烈的,当然他 们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维基介绍,2010年夏天该组织控制了索马里中南部大多数地区,包括首都摩加迪沙的重要区域。他们控制了哪片领土,就将该领土的人民 伊斯兰化,并强制实行伊斯兰律法的信条。

一旦掌控了政权,这些篡位者就变成了局内人,但却没有享受到通过选举而来的大众合法性的好处。这种安全感 的缺失使它们以压制性的方式去利用技术来维持控制局面。就像中国曾经的革命党共产党和伊朗曾经革命的伊斯兰教领袖们所做的那样。虽然多数情况下篡位者限制 它们的公民使用技术,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利用技术来维护它们的权力。但更为创新型的政府都广泛地以攻击性的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比如中国的五毛党, 伊朗政府辨识出在线抗议者是谁的举动及雨果•查韦斯广泛使用社会化媒体维持他在委内瑞拉的受欢迎度这类做法。

结论

对那些着迷于探索政治和技术两者结合点的人们而言,了解应用者的人群范围是很重要的事 情。从最保守的官僚借助数字技术自动化某些他们的任务到最为激进的恐怖主义者利用互联网在国际上合法化自身的行为,在从政府机构中心到革命边缘地带这所有的政治场域中,数字技术都发挥了它的作用。 只有我们理解了数字技术多样化的彰显方式,我们才会理解数字技术如何才能影响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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