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Beijing's High-Tech Ambitions 来源：明镜在线 作者：[见文末] 发表时间： 2010年8月27日 03:11 PM 译者：Fuge
一个潮湿的周五下午，在北京的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官员培训机构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来自党校的80名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默克尔背后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默克尔总理。”
但是这天默克尔没有太多时间来展示友善。当然，她欣赏中国的经济活力，她说，而且她对中国快速克服金融危机的表现印象深刻。但是，她补充说，强调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很重要——而这也是她接下来开始做的。
默克尔说，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达到西方的标准。而且，中国企业還有从它们的德国夥伴那裡挖走专业技术人员的坏习惯。
在她的演讲的结尾，德国总理给中共未来的精英们上了堂民主课。她说，目前，在德国的议会里有五个政党，虽然这个局面有时候让人苦恼，但是它也是有作用的，因为多党制可以保证每个议题和每件事情都可以发出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问自己：在我们国家，一个政党可以做得想五个政党那样多吗？”
默克尔在一党专政国家的心脏做的公开演讲——抛开所有的外交辞令不看——清晰地表明了她对德国的东亚贸易伙伴的感觉。她对德国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的机会非常清楚。但是默克尔也知道，德国企业领导者们开始对不停增长的中国工业感到的不安。
一些企业领导者已经在想，目前所认为的同中国的有利可图的联系，会不会在数年之后转变为一个同魔鬼的协议。
相互依靠
跟其它大多数西方工业国家不一样，目前德国的福祉正跟中国的复苏联系在一起。目前德国的经济上涨背后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同中国的贸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预期德国经济将在中期的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德国用自己的豪华轿车，机床和发电涡轮机，准确地给了东亚巨人非常想要的或者急需的东西。但是，像西门子和巴斯夫等德国工业巨头的好心情，最近却被一些让人担心的问题破坏了。中国人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市场同德国竞争的重要性有多大？如果将来整个工业部门的命运在北京的共产党官僚们的密室里决定的话，企业最终的命运会是什么？
如果中国的增长被证明只是一个假象，那麼將會發生什麽？中国政府使用国家控制经济的工具，正在试图防止在它在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的破裂。
“我知道公司增长的部分地要靠这个国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总裁蔡澈（Dieter Zetsche）说。而这种依赖关系不仅是指在好时期里，也是指坏时期里。
对人权没兴趣
在上周末，人权组织“南风协会”（Südwind）公布，三家德国企业，阿尔迪（Aldi），阿迪达斯（Adidas），和麦德龙（Metro），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在让工人超时工作和对工人剥削上有着最坏的记录。但是这些企业的领导者们对这样的批评毫不关注。
同样，他们对中国仍然把成千上万的政权批评者关进劳教营的事实毫无兴趣。但是真正让这些德国公司老板在半夜惊醒的事情是：他们自己最后也可能沦为中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对任何形式的批评，中国政府都表现得非常敏感。上周的一件事再次印证了这个事实：美国国防部发布一个报告，稱中国在在亚洲地区寻求一个扩大的军事战略。中国的国家媒体立即把这个报告称作“挑衅”。
对于中国将要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新数据，北京同样也不愿接受。中国的领导层说，这个新闻不应该让任何人觉得中国应该失去自己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正是从这个地位中得到了金融好处。
自身条件
中国正在按它自己的条件，来寻求同西方的接触。德国企业也开始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影响。比如，他们密切地注意到，中国人有一个不断增大的倾向：他们公然地要求外国公司泄露行业机密，以作为进入中国做生意的交换条件。加紧对国内原材料获取的控制也让他们感到痛苦，同时还寻求对自己在非洲和亚洲保护战略能源储备专有权的保护。而中国把传统的德国优势领域当做自己的商业战略开发区域的情况也刺激了德国企业的老板。
当德国联邦经济部长莱纳·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抱怨，中国“并不总是一个好相处的伙伴”的时候，一些德国企业家和管理者认为这只是一个低調礼貌的声明。而一些亚洲专家甚至预言，德国同中国关系可能会引发很多德国标志性企业的倒闭。他们警告德国企业，接受中国的拥抱将可能会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
在中国做生意已经给德国企业带来了深层次的变化。一些中小型企业——比如德国著名的Mittlestand——在东亚的业务已经超过了自己所有业务的一半，而且德中合资的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管理人员也进入到了一些德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几乎所有德国Dax指数上的蓝筹股企业都在中国开展了业务——或者至少是通过其它方式来开展业务。
有风险的合作关系
矛盾甚至已经出現在德国企业领导人的言论中。当德国的高级管理者在北京或者上海的时候，除了对中国的赞誉，他們别的什么都不说。但是一等到他们回到慕尼黑或者杜塞尔多夫，他们就开始抱怨中国人的工业情报活动，并且告诉他们的人事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雇佣中国实习生。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一个可以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维度，这同中美关系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很相似。德中两国的工业合作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機會和风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少有德国企业能够逃脱它的影响。
在美国经济处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欧洲也在推出越来越多的紧缩方案。从跨国公司到小企业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中国或者死亡。
“中国是我们的救星”
但是Martin Herrenknecht不这样看待这个局面。他对这个局面有一个更友善的观点。“中国是我们的救星”，他说。他拥有一家跟自己名字一样的生产隧道掘进机的公司。“没有中国，我们都熬不过这场经济危机。”
Herrenknecht坐在他的公司位于德国西南部Schwanau的总部的会议室里。墙上挂着巨大的钻孔机照片，这些钻孔机被设计用来在泥土中精确地钻出规定尺寸的孔洞。一本包含他公司的关键数字的宣传册放在桌子上。
从那些数字可以看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公司的产出在2009年下降了6%。但是Herrnenknecht公司既没有裁员，也没有采取有政府补贴的“短时间工作”计划，政府这项计划旨在防止在众多德国公司的裁员。Herrnenknecht在2009年的收入达到了8.66亿欧元（大约11亿美元），其中25%的收入来自亚洲。
“中国，中国，中国，”满头白发的企业家说。“这个国家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活力。”
闪电速度
Herrenknecht发现中国如此有活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不断地挖掘隧道——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仅在去年，Herrenknecht就从中国接到19份地铁隧道，7份铁路隧道的订单。
他最近的一笔交易即将达成。如果一切顺利，在未来数天他将飞去北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都会去中国。他的公司在中国有9家工厂，一共大约500名员工。在Herrenknecht位于Schwanau的总厂，它还仍在生产电器和液压设备，但是在最近几年，德国国内的销售并不能使这座工厂的产能全开。“如果我们想在德国竞争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几乎很难成功，”他说。“在中国則正好相反，我们想要跟上中国地铁闪电的建设速度非常困难。”
很多德国商人有跟Herrenknecht一样的体验。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对德国制造的产品有几乎难以抑制的渴望。尽管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仍然占德国每年8000多亿欧元出口额的2/3，但是没有其它德国出口的国家能有对中国市场这样的出口速度。德国今年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几乎60%。
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让德国的经济以一个几乎跟东亚势均力敌的速度在增长。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德国的GDP 的增长相当于4%， 几乎是中国增长率的一半。但是德国人不仅是从弱势的欧元中获益。他们已经比其它欧洲公司更能适应全球市场的环境。位于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等城市的企业总裁们在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以让公司变得更加灵活，并可以持续开发出新产品，同時工會還同意對工資給予中等的增長。
这导致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而单位劳动成本是体现一个经济体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德国产品依旧保持着高品质，但是同时价格却下降了，而这对它们在全球市场已有的盛名没有损害。
增长的经济体什么都要
德国经济也提供范围广泛的产品。它的企业可以提供一个经济体发展所需的几乎任何东西，从机床到化学产品，再到交钥匙工厂。
中国总理温家宝为帮助刺激经济而推出的4000亿欧元基础建设计划，也让德国公司获到了大多数的好處。跟其它西方国家，比如英國不同，德国绝不让自己的工业基地衰落——这个战略现在也得到了回报。
德国公司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它们很早就国际化了。早在一二十年前，大多数中小型德国企业的老板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销售他们的产品的机会，或者在海外生产零件提供给德国国内的工厂。
“对那些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中欧和东欧活跃的德国公司来说，进军中国也没什么困难的，”德国工商总会（DIHK）的外贸主管Axel Nitschke说。
对德国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今天，德国已经不仅仅给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本财货。随着中国的上层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对德国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包括像梅赛德斯，宝马和奥迪生产的豪华轿车，高端厨房和昂贵的鞋子。甚至德国的填充动物玩具在东方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家出口国，但是它却对德国传奇的玩具生产商Steiff生产的泰迪熊和填充兔子有强烈的渴望。讽刺的是，因为质量原因，Seiff正把一些中国生产的玩具转移回欧洲。
如果德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路，这种共生关系也许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一方面，中国向德国出口汗衫，运动鞋，平板电视和CD唱机。作为回应，德国工业把它的高科技产品——汽车，飞机，铁路和机械——卖给中国。
而且因为中国是如此广大，它如此多的地方仍然没有充分发展，尤其是在西部的农村地区，这种互惠互利的分工也许可以维持许多年，持续地产生高增长率，并使德国工业受益。
听起来不错，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在蓬勃发展，而且它的增长率经常是两位数。但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时间越长，经济就越有可能遇到挫折。
前方的紧缩迹象
尽管中国经济今年预计仍将会有10%的增长，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个快速增长的势头正在失去动力。
数月之前，中国的央行大规模减小放贷。在很多工厂，因为最近几个月举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的工资涨到了一个新高度。有关专家还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处在危险的过热阶段。近些年来，大城市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超收入的增长。
数周前，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警告了中国“房地产崩溃”的开始，而这会导致银行坏账，信用紧缩和增长锐减。这将会对德国经济有致命的后果。
比如，现在在中国，每销售四辆汽车，其中就有一辆是大众生产的。如果中国的增长骤降，总部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受损。
急速上升
在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德国人也害怕他们就再也不会对自己的低工资生产者的角色感到满意。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汽车和飞机工业，制造高速列车，兴建那些可以挑战德国制造商全球地位的化工厂。
但是，北京不仅对赶上那些目前仍然比自己优秀的德国公司感兴趣。它的真正目标是在技术上超过德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想让中国在成为未來的汽车——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最卓越的制造国。他们想制造出比空中客车的类似机型更省油的飞机，他们还想想建设比他们的西方竞争对手的发电厂更低碳排放的发电厂。在一个面向未来型的领域，太阳能产业方面，中国已经设法挤开了这个行业的领头製造商——一家德国公司。
慷慨的补贴
几年前，像西门子和夏普等公司在太阳能电池生产方面仍然遥遥领先。尤其是德国，它竭尽全力来保证它在光伏系统生产上的榜首位置。广大德国民众和官员都有一个共识，太阳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产业。
这导致了德国政府对太阳能产业的慷慨补贴。那些在自家房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德国人，他们生产并进入电网的电力以擔保價支付。专家估计，单为在2009年安装的太阳能组件，在未来20年，德国消费者将要支付至少140亿欧元（约合176亿美元）。
德国国内的太阳能工业肯定会从这个繁荣中受益。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因为这些钱中很大的一部分都直接流向了中国。甚至是一流的德国太阳能系统制造商也开始悄悄地安装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
跟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更加支持这个面向未来型产业的发展。政府给太阳能技术的研究，建设大规模太阳能组件的公司发放补贴。今天，世界最大的十家太阳能生产企业有四家来自中国，而没有一家德国公司挤进前十名。当大型德国太阳能系统供应商的出口份额开始下降的时候，中国人却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市场。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更便宜。德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平均一瓦1.6欧元，而中国把他们的有机硅元件卖到1.3欧元一瓦，专家估计，这个价格在今年会降到1欧元以下。
向德国工业发出的警告信号
但是中国人的太阳能电池的质量绝不比德国人的差。还只是在几年前，中国的光伏组件还有容易失效，对环境污染较大的坏名声，但是现在，它们的质量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事实上，位于斯图加特的巴登—符腾堡银行（LBBW）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太阳能制造商的生产能力已经高于他们的德国竞争对手。而根据技术调查机构莱茵TUV（TÜV Rheinland）的调查，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的质量很好。
中国在太阳能工业的快速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的能源政策。中国70%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到国外，而这其中的一半出口到了德国——而德国以对太阳能电力提供慷慨的补贴而闻名。
有风险
对德国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汽车工业来说，正在太阳能工业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对它来说应该是一个警示信号。当中国在某一行业发力的时候，即使是强大的企业都会有风险。
中国在追求一个双重战略。一方面，它通过合资企业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在另一方面，它正在发展未来的科技：电动汽车。在电池技术上，中国公司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跟已经站稳脚跟的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竞争的时候，这也给了中国这个新来者一个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跟在其它行业里的公司相比，大众，戴姆勒和其它汽车公司仍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事实上，德国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这样的一个麻烦：他们生产汽车的速度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在中国最流行的德国汽车是那些豪华小轿车，像梅赛德斯的S级和宝马7系，中国现在是这些汽车的全球最大市场。
大众，戴姆勒和宝马正在建设新的工厂，并打算把在它中国的产能至少扩大两倍。然而，这些新工厂并不是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的工厂，而是德国制造商和中国企业的合资企业。
后妃经济
这种合作方式被戏称为“后妃经济”。就像中国皇帝一旦选定了他们的后妃，中国现在的领导者选定一些外国公司，并许可他们在当地和一家国内的合作者共同生产产品。
中国迫使德国汽车制造商进入这些合资企业。中国政府通过征收很高的进口关税，防止德国人简单地通过出口把德国制造的汽车卖进中国。任何想在中国销售大量自己产品的公司都被要求与一家中国企业在中国合资办厂，因此就有了得到外国公司技术的渠道。
中国从五年前开始对西方公司施压，让他们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合作伙伴。在那个时候，商业杂志《中国财富》刊登了一个名为《德国榜样》的故事。那篇文章说，与德国人在未来20年内的合作将会是“中国制造业重生”的“终极武器”。
一家中国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SAIC）发起的一场运动用事实表现了这个意思。上汽公司同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都开设了合资公司。去年，当通用汽车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的时候，上汽公司利用了它的伙伴的虛弱。通过把它在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51%，它获得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商业报纸《经济参考报》用胜利者的笔调写道：“一个新的中国和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模式确立了。”
自信
一位高级記者寫道，在与大众的合资企业里，中国人最近已经变得更加自信。他说，从长远看，中国不会容忍中国最成功的企业被远在沃尔夫斯堡的经理们管理。
大众的总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相信，在经典的汽油和柴油发动机汽车上，中国仍会依赖德国的科技。但是中国打算通过把精力集中于新科技来摆脱这种依赖。
一家叫比亚迪（BYD，“打造你的梦想”的意思”）的公司被期望能对这种努力做出关键贡献。比亚迪仅仅是从2003年开始生产小汽车，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它的研发部门有一万名员工，而且最近刚刚开发出一种被设计使用在电动汽车上的新型电池。
比亚迪的梦想是否会实现仍然不确定。总之，戴姆勒被激发出了兴趣。这家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公司是一百年前汽车发明的地方。它现在正在与比亚迪共同开发一款电动汽车。它通过这样的操作来试验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公司负责大部分的科技创新。
优化进口技术
中国在建设发电厂的时候也在追求跟在汽车产业相同的战略。北京先邀请西方公司，主要是德国公司，跟中国公司共同建设发电厂。到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技术来升级发电厂了。上海的外高桥火电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冯惟重（音）主任穿着一件米色的制服，胸前别着一枚闪亮的党徽。但是如果你认为他是一名中共官员那就错了。冯是中国在火力发电环保方面最有创造力的专家。外高桥火电厂看起来仍然闪亮如新，就像冯刚刚把它跟电网连接起来一样。在上海天空的映衬下，从电厂三个最新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看起来几乎跟刚洗过的被单一样干净。冯申请了这个过滤系统技术的专利，他自豪地说，这个系统过滤掉了大部分的污染物。
外高桥火电厂让来访者几乎倾倒。在其它省打算建设自己新的火电厂，或者取代过时的电厂的时候，这个百万千瓦级的发电厂是他们的示范项目。
这个高效发电厂的大部分技术来自西门子和法国的发电企业集团阿尔斯通（Alstom），对于这个事实，冯没有保密。他指出，外高桥火电厂也是一个“自主创新”的例子。“我们先引进外国技术，然后再把它优化。”
紧密合作
冯说，由于他的创新，他已经能够不断地降低能源的使用。在这方面来说，他的努力和2007年十七届全国人大的“精神”保持了一致，十七大指出要把中国变成一个高科技国家。同时，中国政府也列出了一系列计划最迟在2020年完成的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从水净化厂，到大飞机，再到生物科技。
这就是为什么冯想在未来继续同西门子进行这种紧密合作的原因，而且他可以指望德国人跟他们继续合作。确实，德国人也没别的选择。如果他们想继续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就得与他们的中国伙伴分享自己的技术。
但是，西方公司再也得不到在中国的小型发电厂项目的合同了。只有对像外高桥这样百万千瓦级的发电厂项目，它們才被允許进行竞标。
德国人正在中国為爭取時間而拖延。因此西门子委派一个中国管理人员来运行它的在华业务多少有点象征意义。
无可否认，60岁的程美玮来自台湾，也在美国生活过。而且，在某些地区做生意的时候，其它跨国公司也经常安排一些当地经理人——但是这些经理人首先总是对公司和股东负责。但是中國卻在另一方面，把这位据信跟政府有紧密关系的西门子总裁看做了自己的人。
景观需要（政绩工程）
为了获得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的方法没那么诚实正派。这是德国工程巨头ThyssenKrupp在参与中国的磁悬浮列车项目时学到的一些东西。长久以来，磁悬浮列车一直是德国创新技术的象征。
这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钢铁集团公司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找一个项目，用作自己磁悬浮列车的示范路线。最终，它在中国找到了。在2002年的新年夜，德国当时的总理施罗德和中国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参加了第一段31公里长（19英里）的商业测试线路的开幕式。这条线路连接着上海浦东机场和上海的金融区。
磁悬浮列车的运行速度高达400公里/小时（250英里/小时），在德国没有人想要它，从上海的交通政策的角度来看，建磁悬浮也没有道理。但是中国的规划者们有不同的考虑。他们知道，景观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也很重要。埃菲尔铁塔只是旧世界的景观，而迪拜的帆船酒店是新世界的景观。/span>
中国人把磁悬浮看做它的13亿中国人最终超过他们的西方榜样的一个集体诱因。
心理战
中国曾承诺，一旦测试路线建成，中国企业将参与进来成立一个联营企业，把这个革命性的技术应用在中国的其它铁路上。但是这个原本价值数十亿的承诺缩水了，直到今天还未兑现。相反，一场中国和德国合作伙伴之间的爆发的心理战，直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矛盾一直围绕着德国人的怀疑：他们怀疑中国人仅仅只是对抄袭他们的技术感兴趣。
录像显示，中国的工程师在夜晚进入装配大楼，悄悄地检了查磁悬浮列车的零件。然而，德国人仍然没有足够清晰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假定的技术盗窃。
三年前，中国人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展示了他们自己的磁悬浮列车，之后他们又展示了更加先进的列车。据说有些列车可以以500公里/小时（311英里/小时）的速度运行，而价格比德国技术要便宜30%。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列车还只是原型。
去年，德国人通过谈判与中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它们允许在中国的铁路上使用他们的磁悬浮技术。不过，这项谅解备忘录还未生效。
在杜塞尔多夫，ThyssenKrupp公司的管理者们还没有排除中国人仍在投机的可能性，他们最终可以用全套磁悬浮列车技术来跟中国讨价还价。心理战还在继续。
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德国公司有相似的经验。在上海和北京的车展上，参观者在看见中国仿造的德国车（或者至少是它们的一部分）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中国城市小型车，力帆320简直就是宝马迷你的翻版。中国企业也克隆了戴姆勒的Smart汽车，并给这个克隆版取名“Noble”，克隆版有两个座位，比德国原版还多出一个。
戴姆勒曾试图获得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双环的禁令，以使双环不能把它的Smart仿品卖到欧洲市场，但是没有获得成功。戴姆勒的总裁蔡澈（Zetsche）曾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形容中国的剽窃，他说中国人偷窃汽车设计说到底是“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也必须对德国的资本财货工业有极大的敬意。
中国人仿造德国的机器和零件，然后用低价把它们卖到像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等其它市场。根据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VDMA）的说法，2/3的德国机械制造公司都是产品仿造或者商标仿冒的受害者，每年在这方面的收入损失有64亿欧元。而中国对这些损失的80%负责，它是“抄袭方面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说。
德国公司总是犹豫着把它们的东亚竞争者告上法庭。它们对中国的司法系统没有信心，而且害怕报复。
结果，一些企业经营者感到沮丧，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Manfred Wittenstein是Wittenstein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也是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的会长。五年前，他的公司打算在中国建设一个精密传输的工厂。但是在中国官员要求他公开他的技术计划和产品细节之后，他放弃了那个项目。“中国市场有很多不应被低估的陷阱”，Wittenstein说。
误解和相互的不理解
这些事情显示出，德中两国的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不同。德国人和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充满了误解和相互的不理解。
在许多德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那些毛泽东大搞文革期间的恐怖圖景。但是那个时代早已过去，而且文革也从未跟中国的伟大传统保持一致。在整个中世纪，中华帝国在技术上一直比欧洲优秀。就是到了1820年，中国的经济产出仍然超过欧洲大陆。
但是在那时，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和沟通仍然很少，就是有一些接触，也经常是结局悲惨。德国天文学家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汤若望曾在中国被任命为法庭官员和皇家天文台的主管，但是在的自己赞助人顺治皇帝死后，他就被判了死刑。
在19世纪，當德意志帝国在青岛建立起它的“模范殖民地（model colony）”的时候，它重新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拳民运动兴起，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对德国殖民者的反抗，在1900年，拳民袭击了在北京的使馆区，并且造成了德国公使的死亡。在一篇名为Hunnenrede的演讲中，Kaiser Wilhelm II说，“再也不”允许中国人有“即使是看一眼德国人”的胆量。
复苏的关系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仇恨，中国人至今佩服德国作为帝国后来者，最后仍然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官员和重工业的代表开始帮助中国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
两国的经济关系在1980年底急速地恢复。1984年，大众汽车同中国国有的上海汽车签订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协议。甚至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学生血腥的之后，德国工业也没打算破坏它同中国领导人融洽的关系。在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德国东西贸易协会的主席Otto Wolff von Amerongen成为第一位拜访中国当时的总理李鹏的外国官员。在科尔（Helmut Kohl）和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主政时期，在中国政府眼里，德国是只对自己的生意，而不是人权问题更有兴趣的温顺的伙伴。
中德关系第一个重大的裂痕出现在2007年，默克尔在柏林接见了中国占领的西藏地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愤怒的中国人取消了已经计划好的外交会议，并威胁终止合同。德国企业的领导人，像巴斯夫的总裁何斌杰（Jürgen Hambrecht）争辩说，悄悄地解决同中国的分歧应该比较合适。
但是默克尔起初不以为然，她指出，作为德国总理，她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和谁会面。默克尔今天是否还能做出那样的姿态有待商榷。跟那时比，中国已经变得更加的的强大，对这个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挑衅应该不是个好主意。
培养关系的困难
在最近访问北京的时候，默克尔交给北京一份關押在中国监狱里的异见者的名单。她强调了人权问题，但是她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得低调，以免使共产党的领导们難堪。
默克尔相信，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想成为一个超级大国。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德国总理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新的自信，当世界政治重心发生转移的时候，她想确保德国不会被中国抛在身后。
因此，默克尔对和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充满了兴趣。当一个国家在寻求和另一个国家建立紧密关系的时候，却又在同时批评这个国家践踏人权，这样的紧密关系能建立起来吗？
这是一个决定德国的中国政策的大问题。默克尔的挑战是为了培养同中国的关系，同时也不会给人留下一个她不关心民主，民权或者保护德国经济利益的印象。
德国的无能为力
在最近对自己一小群亲信的讲话中，默克尔若有所思地说，過於強烈地展示自己在人權問題上的無能沒有作用。相反，当她最近在7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她鼓励德国的企业领导们讲出他们对商标盗用和强制性折扣的失望——她做到了。西门子的总裁罗旭德（Peter Löscher）抱怨了西方公司在竞标中国的政府合同时候的不利地位，巴斯夫的总裁何斌杰（Jürgen Hambrecht）批评北京强迫西方公司公开自己的技术的政策，他指出，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于合作关系的概念”。德国经济部的官员说，在这个会议里“有一个全新的声音”。
这些活动显示出，中国改革政策开始30年后，德国在中国的参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到目前为止，对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需要符合当地的规范，有时候甚至要自我否定的现象都被认为是正常的。那些设法跟北京的高官们套近乎的人——他们被嘲笑为“熊猫拥抱者”——最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合同。在将来，德国人会在中国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他们将认识到，有时候说“不”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对政治家们来说，这意味这他们即使是在面对中国的反对的时候，也要捍卫西方的民主价值和法律。在全世界，从非洲到亚洲到南美，中国正在鼓吹自己的资本主义威权国家的新模式是一个更好的政治替代模式。如果西方想保持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它得证明自己并不准备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毕竟，信用也是一种价值。
没有选择
东亚正在崛起的工业力量做好它們自己的事情对他们的对手来说同样重要。比如，美国，因为长期采用借贷消费的政策，已经对北京产生了危险的依赖。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北京手里拥有者数万亿的外汇储备，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美元的价值。
如果美国希望把自己从这种依赖中解脱出来，它会发现，除了做回在美國長期受到好評的經濟模式，它别无选择。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消除它所有的赤字，而美国消费者也应该储蓄更多的钱。
对欧洲来说也一样，更大地依賴它是否能解决在欧元区的金融问题。只要一些国家，像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收到银行破产的威胁，欧元就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但是如果这个货币联盟崩溃，德国也会受到损害。他们的货币会变得更强，因此会极大地减少出口。
欧洲政治领导人面对的挑战很明显。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还有其他人，必须要避免在欧元区内国家银行的破产，并建设一个长远的可持续货币联盟基础。
捍卫德国的优势
德国的商业精英们必须保护他们的先进技术，对抗中国比以往更激烈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沒有人關心中国公司正如洪水一样，用它们大量生产的假货占领世界市场。事实上，这种局面帮助德国向中国销售了更多的高科技装备。但是今天，当中国侵犯到德国传统的工业的时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成了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还有比抄袭工业设计更大的威胁。这个根本的问题是：德国的商业模式在即将受到中国严重影响的21世纪是否还行得通。
如果在不断增加的亚洲竞争下，德国公司如果设法保持他们先进的科技，他们将来在东亚仍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但是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特地位，他们迟早会被中国的工业力量打败。而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像西门子和戴姆勒这样的德国工业巨头，最终可能只会剩下在北欧的一些缝隙般的小市场
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领先地位也应该得到保护。德国工程师普遍要比他/她在北京或者广东的竞争对手受过更好的培训的事实也让德国经济受益。在将来，要确保这个问题是德国工业政策的关键内容。
德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有时候，它的企业领袖仍然不愿意跟中国人对抗。“要么放弃这个拥有巨大增长的市场，要么就按中国的条件办事，只有这两个选择，”一位德国汽车公司的管理者说。“没有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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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DOHMEN, KATRIN ELGER, DIETMAR HAWRANEK, RALF NEUKIRCH, RENÉ PFISTER, CHRISTIAN REIERMANN, MICHAEL SAUGA, WIELAND WAGNER
本文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工作由Christopher Sultan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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