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STRATFOR智库报告:国内分歧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原文:Internal Divisions and the Chinese Stimulus Plan | STRATFOR

译文:国内分歧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作者:Rodger Baker & Jennifer Richmond
来源:STRATFOR智库报告,2009年2月23日
译 者:@jiangge09

Kyrgyzstan and 
the Russian Resurgence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担心面对经济危机 无所作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在2008年11月迅速通过了一项总额为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86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将已有的 与新增的举措拼凑起来,主要集中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了其他因素外,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消化国内过剩的钢铁、水泥与劳动能力)、减税、绿色能源项 目以及农村发展。

自11月该方案通过以来,北京当局不断表述了将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的增 长方式转向国内消费驱动的需要。但在直接的危机已经过去的当下,这些刺激政策得到了反思——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辩,这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不 同寻常的发展。


对经济刺激方案的争论

在 一个媒体管制不断加紧、博客与网上论坛中对政府官员与政府行为的个人评论会被删除的国家里,各主要报纸的社论正在引导对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质疑,这的确是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对刺激农村消费政策的质疑与对集中于经济更加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刺激措施的质疑,二者之 间的激烈争论成为了话题的核心。一些社论指出,在高失业率的时期鼓励农村消费正在给未来制造更大的问题。这一观点断言,由于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 ——的收入本来就很微薄,尽管目前让他们花掉其微薄的储蓄可能会在短期内保持GDP的增长,但它会消耗掉劳动者仅有的储备并会造成接下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其他社论则认为农民工与农村人口是欠发达的,没有进行可持续支出的能力,因此将大量人民币注入农村地区是对资金的错误分配,将它们用于支持城市中产阶级才 是更好的办法,在理论上,能够通过中产阶级对服务消费的增加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

这类讨论中没有出现管制 的身影,说明争论是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反映了中共党内与政府内部在这些问题方面的分歧。尽管中国新闻界争论不断,但北京当局还是在应对经济危机 方面继续展示出一副团结一致的公众面孔,而有意忽略了其内部的派系争论。保持党的控制依然是中共官员的主要目标;即便他们不赞同某些政策,但他们认识到了 显示党始终掌控着大局的重要性。

但是,如同报纸社论间的争论所显示出的,中共党内对经济危机与复苏方案的看 法并不一致。表面上的团结掩盖了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斗争:一直以来都有官员在为自己与其派系成员谋取权 力。但经济危机在中国所表现出的深度与对社会动荡不断加深的恐惧——这些动荡不仅是来自农民工的不满,还有西藏与新疆的激进分子与分离主义者,以及来自 “敌对势力”如法轮功、民主活动家与外国情报机构的破坏——为这些长期以来关于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争论增添了更多的紧迫感。

在中 国,决策权分别属于国家主席与政府总理,目前即是胡锦涛与温家宝。然而他们无法像前任领导人毛泽东与邓小平那样游刃有余地操纵权力,相反,比起实行独断的 政策,他们更依赖于内部派系间利益冲突的平衡。


党和政府内的派系

胡 温面对着中国精英集团内数量众多的派系。许多官员根据其年龄、背景、受教育程度或是家庭传统被认为分别从属于几个不同的派系。归根结底,这次围绕经济刺激 计划的斗争反映的是两种对中国经济核心问题的竞争性观点之间的较量。其中一派认为经济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而另一派则认为 中国的实力与未来所依靠的是沿海城市以及制造业与全球贸易。

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分别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他们使这场斗争变得突出起来。这二人被认为是第五代领导层的核心,并已经被选出来继承胡温的位置成为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他们同时也 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背景。

李克强是胡锦涛从共青团提拔起来的,那里是胡锦涛有力的支持 基础。李克强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中受过经济学教育并在欠发达省份得到过锻炼的官员的代表。他曾在河南省与辽宁省担任过关键职务。而习近平则是“太子党”的 一员。作为前任副总理之子,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并主要在沿海出口导向的地区任职,包括河北、福建、浙江以及上海。

在 某种程度上,李克强与习近平代表着对中国经济复苏与未来趋势的不同主张。李克强是胡锦涛所寻求的经济控制再集权化的坚定支持者,这意味着对地方经济权力基 础的削弱,以及强调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来整顿中国的工业并利用政府投入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与中国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习近平则代表了传自邓小平政策与江泽民主 张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应当促进经济的活力与增长并大大放松来自中央指令的控制,即便沿海省份能够先一步取得更快的增长也没有什么问题;资金、技术与就 业岗位最终都将转移到内陆地区。


内陆地区vs.沿海地区

在 许多方面,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中国内部对经济问题的长期争论——即试图平衡沿海地区贸易经济与内陆地区农业经济的不断斗争。前者地域较小但更加富裕,与国外 有着更强的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强的政治实力通过游说来获得优待。后者地域更大,但相对隔绝于国际社会——而在中国历史上,它又频繁地成为困难时期不稳定 与反抗行为的来源。这样的紧张局势在过去数个世纪中造成了一个个王朝的衰落,并为外国插手中国内部政治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农 村地区与沿海地区间不断增加的压力,但维持平衡努力已经变成了持续不断的斗争。

纵观中国历史,王朝的兴衰有 着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模式。王朝初兴时总是强大有力的,并通常是经过征服战争建立起来的。接下来它们会巩固权力并施行来自中央的强大控制。但鉴于中国领土与 人口的庞大规模,维持中央控制就要求官僚体系的稳步扩张,使其通过直达到地方乡村的各级行政机构从中央扩展到地方。随着时间推移,作为税收机关、政府资金 分配者与地方政策与权利的仲裁者,官僚体系本身就开始篡夺权力。而当官僚体系变得更强大时,中央权威就会受到削弱。

人口、税基 与经济模式的地方性差异开始使官僚体系发生分裂,并导致经济上(有时还是军事上)的采邑化。这会引起中央的强烈反应并尝试收回控制权。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 动荡时期,经常还包括了外国侵犯与或外国干预,然后是一个新的中央形成,并再一次确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

当 明朝在17世纪中期灭亡、满人(其将国号定为“清”)席卷而来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央集权时,这一循环过程就完成了。而当清朝在19世纪晚期衰落并最终——在 经过一个漫长的动荡时期后——被中共在1949年所取代时,中国再次迎来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控制时期,又完成了一次循环。同时再一次,一个更加强大的地 方官僚体系又开始考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

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起的经济改革使中央集权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衰退,经济决策 权被下放到地区及地方的领导层,同时,出口导向的沿海省份变成了中国经济活动与经济实力的中心。虽然中央政府企图重获权威来影响沿海地方当局政策的尝试不 断被忽视(甚至更糟),但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增长并保持相对的社会稳定,这一点就还可以容忍。

然 而,随着胡锦涛开始执掌权力,中央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沿海地区领导人与商业利益的无节制行为进行约束的行动,并将关注重心重新集中到中国的农村人口上 来,后者由于城乡间经济鸿沟的不断扩大而权利受到日益剥夺。在2007年到2008年早期,胡锦涛最终获得了对其经济政策的主导权。随后,中国政府在集中 于整顿工业并建立起中央“大部制”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同时,开始寻求放缓过热的经济。同时,它还打算将内地农村地区的利益放在与沿海城市地区利益同等的位置 上(如果不是高于的话)。然而,当大部制在2008年形成后,人们发现胡锦涛也不是全能的。对他计划的抵制有着大量的例证,这说明了根基深厚的官僚集团利 益是多么强大。


经济危机与刺激计划

由于商品价格飙升造成了通胀 与政府预算的紧张,再集权化的经济方案与放缓过热经济的尝试在2008年7月不得不废止。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政策。稳健的、相对可预测的人民币 升值进程终止了。币值被绑定,而且目前为了促进出口还存在小幅贬值的压力。但当北京当局开始形成其经济刺激方案时,很明显它将是各种不同政策的大杂烩,它 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派系为了确保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复苏计划的影响。

这一新出台的方案显示 出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与政策。资金与刺激措施被提供给低技术含量的出口产业(它们主要位于东南沿海各省),但同时又鼓励制造业由沿海地区按向内地转移。 在驱动裁减冗员(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的同时,却又向那些一贯臃肿的工业部门注资使它们能渡过难关。总之,刺激方案是一个相互冲突的措施集合,反映出了那 些派系间的差别。根基深厚的太子党们在对全球消费能力复苏与基于出口的增长路径恢复的预期下,只想简单地保持资金流动与就业水平。与此同时,倾向农业地区 的派系则在寻求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导向的沿海省份的依赖,并将经济活动与注意力转移到不发达的内地。

农村劳 动力更高的失业率同时“证明”了两派的观点。对太子党来讲,它证明了出口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而对倾向农业地区的派系来讲,它强调 了廉价的、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对狭小的沿海地带的过度依赖以及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所带来的危险性。


在 媒体上一决高下

随着两种相互冲突路线的同时推进,相互竞争的党内官员们开始需求派系对他们的方案的 支持,但并没有在党内核心机关中通过转向传统做法(即通过媒体与社论的方式)将分歧暴露出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是 通过暴力方式得以解决的,尽管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党的核心层依然表现出团结。虽然争论的终结不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或是在报刊评论上,但却通过贴遍北京和其它 城市的大字报来宣传相互冲突的政策并批判对方。

在当代中国,大字报已经是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报纸社论。尽 管党中央在经济危机的关头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景象,但从那些发布在国家与地方报纸以及有影响力的博客和网络论坛上的相冲突的社论来看,分歧还是相当严重的。 在这里,从表面上看,政治局成员间竞争与争论的严重程度被很好地掩盖起来了,但它也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在其政策途径方面比起民主国家领导人以更加公开的方 式进行的政策辩论不再更具一致性了。

当然,目前的政治危机还远到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程度,并且中国也不再有像毛泽东——或者 即便是邓小平——那样的人物能够作为单独一极并围绕其展开派系斗争。目前的领导层更多需要的是相互协调及妥协——而即使是过去毛泽东的做法也常常会给予那 些“任性”的官员以回转立场并与毛泽东的主张协调一致的机会。但仅仅认识到协调的需要,以及达成协议将维持党作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唯一核心作为最优先考虑 (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主要目标,还紧随着对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并不能保证事态就不会失控。

2008 年7月,一系列经济措施的突然废止表明了出现的危机是多么严重。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势头没有在一个月之后减缓的话,北京的政治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尽管 存在着竞争,但各个派系都希望党能够作为唯一的权威继续执掌权力。不过他们在如何去做上的不一致在经济危机期间变得更加明显了。当下,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与 潜在的社会动荡使党中央不得不保持团结一致并导致在寻求最优政策途径方面发生严重对抗。如果经济刺激方案失败了,或是外部因素造成中国滞后以及社会问题日 增,那么党内斗争将会再一次加剧。

目前,中国领导人间有一个共识,即这场危机是可控的。如果他们的看法再次 变得绝望,那么问题可能就不是关于如何在经济战略方面达成妥协,而是如何制止一个对立派系由于实施考虑不周的政策而把党和国家拖入毁灭的深渊。妥协只有在 其意味着党的存续时才是可接受的,否则的话,如果一派将另一派的行为视作是对党的权威与实力的根本性损害,那么接下来只有进行一场更加积极的并具有决定性 的斗争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毕竟,最好的办法是将坏死的肢体截掉,而不是让感染扩散并杀死整个机体。

现在,危机并没有压迫到中国 的领导人,但事态在2008年夏天差一点就达到这一程度。那时北京有许多传言说,温家宝作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最高负责人,将要被解职——考虑到他在中国普通 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这实在是极端的措施。这一措施由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萎缩造成商品价格下降的偶然时机而被避免或推迟了。就目前来讲,中国的领导人将继续 实施互相竞争的、不时引发抵触的各项政策,并继续就这些政策在各种社论中进行有力的争论。政府正在为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而斗争,同时也在为中国新的经济模 式将是什么样子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拼搏。但这就远不是钱的问题了:它最终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This report is re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STRAT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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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看中国”、“智库报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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