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中国共产党会在金融危机中幸免吗？

原文：Wi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the Crisis?

译文：中国共产党会在金融危机中幸免吗？

——中国面临萎缩的经济会如何威胁到一党统治

作者：裴敏欣

来源：外交事务网站 foreignaffairs.com

发表时间：2009年3月12日

译者：@jiangge09

校对：推特ID：@Freeman7777

摘要：金融危机正在挑战着北京当局应对本国精英阶层的能力极限，这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继续统治的潜在威胁。

作者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直到最近，大多数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经变得非常具有韧性。通过学习与调适，这个世界上最大及最有权力的一党政权已经在政治上有足够的机智与技巧来克服那些足以压倒较小的专制统治者们的困难。二十年来，这个党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内，它令人难以置信地使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而在国际上，它奉行务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对抗，并逐步获得了威望与影响力。

然而由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方面陷入了困境。问题成山：中国的出口大幅滑落，上千万的农民工失业，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产能过剩带来通缩的风险，以及一度过热的房地产行业暴跌。本国经济的不稳定正在造成对中共统治韧性的严峻考验。

当然，中国的经济状况比起许多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那么糟。与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绝缘的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未受损害。同时，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也足够支撑高达58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事实上只有约1/4属于新增的财政支出）。中国1.9万亿的巨额外汇储备为应对全球金融混乱提供了一份充裕的保险，足以能使本国避免陷于全面衰退。

但是下降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年前的11%降至目前的7%*——就足以带来很大的困难。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每年会新增超过一千万的求职者，其中大部分是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的农民工。中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能提供1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每年至少10%的增长率才能基本吸纳新增的劳动力供给。

然而在全球经济危机依然没有结束迹象的情况下，许多人开始关心中国的经济低迷会持续多久以及这种停滞将会带来的政治冲击是什么。传统智慧认为，经济低迷会削弱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并激起社会动荡，比如没有工作的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们会通过骚乱与抗议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尽管这种预测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它也是不全面的。

强劲的经济表现一直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而长时期的经济低迷会使得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幻想。自“六四”以来，正是经济的繁荣使人们暂时远离了政治。但更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疏远了曾是共产党社会基础的产业工人与农民。即使在经济暴涨的近些年里，来自底层的骚乱依然频繁。有报告称中国每年都会发生近90000起骚乱、罢工、示威以及群体性抗议事件。此类动荡会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加频繁。

我们似乎可以期待，离心离德的城市中产阶级、备受挫折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失业的农民工，将构成对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威胁。如果这些群体在现实中能够结成有力的同盟，那必将会给这个世界上统治最长久的执政党带来极大的麻烦。但是这种假想的革命场景忽略了能够阻碍中国以及与中国相似的威权政治体系政治变迁的的两股关键力量：当局的镇压能力与精英阶层的团结。

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或许会给中共的统治带来困难，但并不会松动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稍微看一下津巴布韦、北朝鲜、古巴以及缅甸这些国家的情况就会明白：一个相对团结、控制着军队与警察的的精英阶层，即使面临着糟透的经济状况，也能够通过残忍的暴力手段牢牢地控制住权力。而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分裂，则会削弱当局的镇压能力，并导致其末日的到来。

中共已经充分显示了其遏制与镇压长期社会抗议与小规模持不同政见活动的能力。当局维持着一支拥有25万人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镇暴部队——人民武装警察。此外，中国的秘密警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同类组织，并由于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的存在而得到更大的加强。尽管互联网可能使得控制信息变得更加困难，但中国的审查人员依然能够很快反应并彻底地清除危险信息的散布。

自“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大大完善了它的镇压能力。每年应对上万起骚乱事件使得中国执法部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经验丰富。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善于使用“政治斩首”战术，通过迅速抓捕抗议者的领袖，来瓦解他们的士气与行动能力。如果经济状况恶化造成了危险的政治形势，共产党会利用这些行之有效的手段迅速扑灭任何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

如果群众骚乱对共产党的统治构不成真正的威胁，那什么才是呢？答案很有可能会是本国精英阶层的分裂。那些讨论过中国的“威权主义韧性”的专家们认为，统治阶层的团结是中共近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其引述的证据包括技术官僚的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分歧的弱化、高层官员晋升与引退程序的制度化以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权力继承的相对平稳。

但是人们仍然有理由对这种表面上的和谐稳定表示怀疑。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作出的权力安排在危机时期通常就行不通了。

目前的中国领导层是一个建立在地区、派系及部门利益微妙平衡基础上的联盟，这使得它在面对内部斗争时具有脆弱的一面。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中国拥有坚强的、有能力与决断力的领导人。但是对中国领导人自己来说，情况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的履历十分相似，从政经历也大体相当。没有哪个人在已展示出的领导力、远见与政绩方面高于他人。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人获得无可置疑的权威地位。

迄今为止，把中共凝聚在一起的是靠长期经济增长背书保证的一个庞大的恩庇体系（patronage system）。当局利用其巨大的财力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并收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一定条件的支持。但是这种恩庇体系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仅行政开支就消耗掉了20%以上的中国政府预算，而中国超过40%的GDP是由靠国家注资的国有企业建设诸如厂房、仓库之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换句话说，中国非意识形态化的统治精英们是由于能获得酬劳才跟随共产党的。但是当经济困难消除了这种不费力就能获得好处时，这些精英们对体制的支持与忠诚就很难保证了。

不断增长的社会不满也许并不足以迫使共产党放弃权力，但却可能足以驱使这些精英们利用这样的形势来谋取他们的政治利益。这些政治捐客们可以利用民众的诉求来削弱他们的对手，并在这个过程中，在共产党貌似铁板一块的上层集团内打下一道裂痕。

任何会造成统治集团内斗的源头都会造成中国国家镇压机器内部的混乱，致使其遏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能力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不稳定事件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

这是否就注定是中共统治的劫数？还未必。中国政府成功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初期阶段，即便是存在于其上层集团内部的紧张空气也不太可能造成政权方面的变动。但是经济的持续下滑还是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冲击——尽管这些变革更容易来自上层而不是底层。

*译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7%，作者在文中引用的7%是09年初各大经济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