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美国企业研究所:Ellen Bork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谈话


发言人背景介绍:
Ellen Bork
是提倡新保守主义的智库组织新美国世纪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副主任,她拥有非常广泛的历练并且在中国人权、民主这些题材上有着很丰富的创作。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经验,她曾为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Martin Lee)工作过,担任过他的助手,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下辖委员会亚太委员会的一个专业人士有着很广泛的亚洲体验。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谢谢。我想来谈一下布什信条(Bush Doctrine)。前面对这个话题开了点头,我将在之下的讨论中试着去更深入的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该信条能否应用到中国身上。           

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布什信条是否被应用到某地区的一个迹象就是观察总统是否指出要摆脱过去的政策,甚至更甚的是看他是否承认在(该地区所实行的)先前的政 策上犯有错误。举例来说,在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东地区的时候,他曾对美国以前支持过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而感到遗憾。在他最近访问亚洲的时候,他称赞了该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故事之一,他感到遗憾的对象是那些外于那样的进程(民主化)、与世界相隔离的国家。在该谈话中很明显 的表明是在直指中国领导人,他称赞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华人社会(a free and democratic Chinese society)并且他正式的向他们放话,说促进自由是最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往往会导致一些分析家会认为, 布什信条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强烈的、越来越直接的应用到中国身上。这与布什总统在2003年的时候婉拒徐文立的会见形成了一个大的对照,并且总的来说没有显示出抓住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化国家这样的实例,这是他(布什总统)信仰民主的一个例子,就好象他看重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民主进程一样。

所以我不会同意。虽然布什政府和其他行政部门以民主、人权的名义在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但我从不认为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的布什信条。我不认为布什信条在实际上得到了应用。为了支持我这样的说法,我会给出简洁的、有效的布什信条的定义,这样我们就能对同样的概念进行讨论了。

我认为布什信条有三个要素:第一就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进行主动的领导;第二就是促进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原则(liberal democratic principles);第三就是(使目标国)政权改变,但我也要补充一条,政权变动并不仅仅关乎采取军事行动(以实现这个目的)还涉及到了与国外信仰民主的人士一起合作以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尽管有这个附加说明,但它确实意味着反对独裁政权并且你会在你的政策执行中把除掉这些独裁政权 作为一项需要优先对待的事务。

尽管总统最近访问中所使用的言辞及其象征手法,尤其他在京都的讲话,我想他不会(在中国身上)应用布什信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他没 把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当成最当务之急的政策。我相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证明我上述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布什政府在针对北韩以及其他一些目标的反恐战争中权衡中国所能给予的支持。

但我认为,在探讨他对待中国的看法时,真相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把对华政策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上。主要是,他将政治发展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进行考量。那样的话,他在京都的讲话实际上是非常符合他在这个主题上所发表的其它言论的,比如2003年时他在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上反复地谈到中国最终将会获得民主,中国人民在未来唯一所期待的就是实现民主并且只有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实现之后,人们才会变得想要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奇怪的是,他竟然在他的讲话中给出了一处矛盾话语。他拒绝文化恩赐(cultural condescension)的说法,因为那种说法暗示了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在迎接民主上更有的准备但是尽管如此他却持续说道,当涉及中国的时候,取得经济发展是进行更多政治改革的某种先决条件或是第一步。

另外一个我认为布什信条没有被总统本人应用到中国的原因是当他谈到亚洲的时候以及实行民主的经济上的先决条件,他特别提及了1980年代的南韩与台湾的民 主化的例子。当然很多人的确分析说这些民主转型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我要表明的是那些故事要(比那些分析家分析的结果)复杂得多。他们那些国家发生的情形必须放在他们各自国 家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且与这些国家的领袖也有相关性,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的运动,尤其与美国在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息息 相关的。

80年代期间,华盛顿决定取消对于许多亚洲独裁者的支持。在南韩,里根非常显着的干预了挽救金大中(Kim Dae Jung)性命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尽管白宫在接待独裁者、全斗焕(Chun Do Kwan)上付出了代价。但最终全斗焕相信美国期望他能为了进行民主选举而退位。

在菲律宾,在乔治普拉特舒尔茨(里根时代美国国务卿)的回忆录中你就能读到里根在导致美国取消对于独裁者马克斯的支持的每个决定上的介入程度有多深。 在台湾,美国同样在支持民主、认可蒋经国真实的渴望转向自由化、支持台湾的追求民主的反对派上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事实上,我还想指出的是还有 其他力量也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事实上连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李洁明大使(Ambassador James Lilly),也都曾扮演过那样的关键角色。在菲律宾的转型过程中参议员卢加(Senator Lugar)当然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是把某个事实表明的更清楚了,即民主并不是由于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所引发了的一个无可避免的进程(inevitable process)而是许多事物作用下的一个产物,美国所起的作用当然也是诱发这些国家产生民主转型的一个因素。

中国与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中美关系与美国与其他那几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彼此之间并没那么亲近的关系。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已经 在许多逐渐接触中国的场合中多次证明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听说了这种影响力带来了相当好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把中国的政治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件事情上。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政权内部的温和派都在寻求美国参与进这些事务中,而不是对美国的介入加以抵抗。

所以真的要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国去的时候应该涉及到哪些动作呢?我认为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美国不应指望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 上停滞不前,甚至更糟糕的是,像裴敏欣已经讲到的那样——CCP(对实行政治改革)并不具有(与我们)相同的理解或渴望进行政治改革,让CCP进行政治改革是我 们一直都在争取以让它放开思路的部分。在那方面,我就得提到Lorne所描述的那份名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了,在那份白皮书中CCP贬低了真正的 民主制度而把它形容为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并且把民主解释为CCP的名义来进行统治。


我认为美国需要把他们发布的声明以及那些声明所暗示的内容更放心上一些,否则在操作上我们就会对CCP产生非常巨大的误解。我们甚至冒着增强CCP政权统治而 不是帮助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带给中国一些真正变化这样的风险。例如,在京都总统呼吁共产党认可这样一种说法,即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最符合你自身利益的。我不认 为还有什么比一个自由社会更不符合共产党自身利益的事情。

所以不要期望这个政权自身会主动的做出改革,我认为布什政府需要与中国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人权运动人士站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在反对其他独裁政权时所做的那 样。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以及Lorne所描述的那样,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美国现在在这些领域里有着大量的优势条件并且像魏京生、吴弘达等人都说,美国 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他们遭受不合理对待时所发出的抗议改善了他们的境况。

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做的更多,这样很好。但我们也有更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去做这些事,还有证据表明,这类压力是起作用的,当不能有效的起到作用 或当我们发出混杂的信号时,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我认为,这些混杂的信号包括了诸如总统和国务卿在官方教会做礼拜,顺便要说的是尽管他们有释放信号的渴 望,但实际上完全没有释放出任何讯息来,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事件会在由CCP政府操控的出版物上发布。我认为按照那种方式走下去我们只会做到让我们自己满意(自我安慰)并且是满足国内在中国政策上的需要而不是取得一些特殊的进展。

我认为布什政府必须在对CCP政权施加压力以实现特定目标方面变得更少一些忧虑。
其实这种压力正是中国的、熟悉CCP政权运作方式的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及异议人士所寻求的之物。鲍彤、因为反对镇压天安门运动因而获罪、是坐牢人士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要求对CCP政权施加外部压力,他声称没有国际压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会简简单单的就获得改善。同样,王有才,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引用 美国对待东欧以及东欧民主化的政策,以此为证要求美国对中国推行民主施加压力。

我想人们已经忘了对中国有效的施加压力,并获得了中国让步的过往记录。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由于害怕失去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ade status)导致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包括释放了数百异议人士。这些事情都被记录在了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书中,其中记载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又强化了政权内部温和派的处境,那些人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并且支持这样的让步以及与美国之间保持一个持续友好的关系。

不幸的是最惠国待遇待遇已经成了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的一个受害者。但我认为美国有其他的政治资本可以去使用。举例来说,首脑高峰会已成为双方关系中例行性的事件,应该减少这样的例行性,并且 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地,政治资本可以通过与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协调政策以及组织他们进入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来加以创造。我想政府已开始思考这些建议并 且已开始提到了被称为民主国家太平洋社群(Pacific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之类的事情,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有甚于此的做法。

在停止谈论之前,我还想抛出最后一个想法而不跑到离这个话题更远的内容上,我确实认为把布什信条应用到中国将需要(在对华政策上做出)强烈的改变并且很可能要舍弃掉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是一个并不基于民主理念的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对于支持台湾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是没什么基础的。台湾自身的民主化发展及其增长的与大陆相分离的认同感,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彻底检视一个中国政策我也不认为我们能够继续支持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下去或在中国内部推动民主化。

其余与会者在她发言之后所做的一些讨论:


卜大年(Dan Blumenthal,美国企业研究会驻会研究员,他曾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大陆、台湾事务主管):Ellen Bork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变动的建议,那些建议需要我们最优先去做的事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在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苏联身上所过的事,让总统能真正去与中共政权以外的集团对话,这种做法当然会冒犯中共政权,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总统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主要原因。假如美国采取就像Ellen Bork所提到的那种现在最重要的是以一个非常公开的方式,与CCP以外的人士开始进行对话,与那些由支持民主的人士所组成的团体进行对话,与各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绕过中共政权在中国推动民主的政策,中共政权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洛恩·克拉纳(Lorne Craner,先前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在担任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这正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要让总统在美国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如果需要的话,国务卿或是其他任何人也可以与会。但他也应该与一些身在中国且要求在中国进行实质变革、并在实际上做着这类努力的人士见面,那正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我想我们对待中国的处境与当年对待苏联的处境是略有不同的。我认为这里就涉及到了以何种方式去促进该国民主化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当年苏联出现问题的部分是他们的经济。而中国的话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虚弱的经济显然不是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也认为——顺便要说的是,我不持这样一种理论,即你必须拥有一个繁荣的经济、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然后你才能得到民主。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但在中国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也的确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最需慎重处理的就是他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上的差距问题。但总统在访问中国、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应该去会见那些要求在中国进行实质变革、并在实际上做着这类努力的人士,这是绝对需要的。

Lorne Craner:我认为美国总统可以让那些想在中国进行变革的人士到大使馆去和你会见。或者你可以——我们谈论的对象是异议人士,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还包括了有组织的团体,非政府组织的首脑,致力于乡村选举的有心人士,正试图鼓励那些变动的有心人士,代表特殊个体打官司的律师,你可以在大使馆中与他们共享一次晚餐。

Ying Ma:关于Ellen的另一个(绕过中国政府)直接与中国鼓吹变动的人士进行交谈,我完全支持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依赖中国政府去建构那些变动。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共产党使其尽可能的实行自由化的政策,但最终我觉得答案在中国人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花费这么大的时间、精力,去设法帮助他们克服反民主的情绪和他们的反美情绪。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不觉得每次都需要由总统出面来会见这些人。我相信有许多其他要去中国的美国官员能够与那些人会见。我认为美国官员也可以更为频繁的会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我去参加那些在纽约或华府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每年在争取确保一位美国官员能到场对他们在1989年时所参与的争取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努力说上一些肯定、鼓励的话上变得越来越难了。

让总统与在中国的每个异议人士会见可能有一些后勤问题,但显然有着其他你可以做的事去展示你对那些人士的支持并去发现他们正在思考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以及他们又拥有哪些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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