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黑帮》 第三章 走私缺口

第三章 走私缺口

“这不是私人的，桑尼，这是严肃的生意。”麦克.克里昂, 《教父》

赖昌星的故事，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一个人从赤贫到巨富的传奇成功故事。身为文盲赤贫家庭的儿子，赖先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到福建 省厦门市去寻找发财道路。他在1980年代中期到达厦门，此时中国政府正开始给私有企业松绑。刚到厦门的赖先生，身无分文、没有社会关系，不会读写。但 1990年之前，他已经是个百万富翁。1999年他的财富居然达到数以十亿计。他的生意包罗万象，触及福建省经济的各个方面，从运动队到宾馆业到航海运输 业。他在厦门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高耸，以至于民间有笑话，建议厦门市以赖先生自己的企业名字更名为“远华市”。

如今，赖先生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的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他曾因为在“红楼”中举办豪华聚会以娱乐商业朋友而闻名于世，但是现在他却被软禁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自家房子里。他仍然在反抗中国对他的引渡。在中国，他被指控从香港走私超过60亿美元的货物进入中国大陆，这让他成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走私者。赖昌星是个聪明而成功的商人，但是不幸却把自己的商业天才运用在走私而不是合法职业上。从赖先生对国际贸易采取的理性办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经济黑帮的心态和方法——以及如何对付他们。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开价

生活中总需要对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决定。这就是经济学者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开价的意思。价格只是成本-收益分类账册的成本部分。如果我在超市用1美元买了个苹果，那么我就不可能再用这个美元买橘子。其他更为细致的决定同样需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如果我抢劫了一家银行，我需要掂量拥有数捆百元大钞和被警察搜捕可能被抓入大牢之间的利弊轻重。

如果超市把苹果价格翻倍，有些顾客就要改买橘子（或桃子）。同样的，如果我们增加FBI武装抢劫部门的探员人数，从而提高了抢劫银行的“成本”，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抢劫行为便会如期减少，潜在的银行抢劫犯会转而偷车或者入室抢劫（或者也许完全放弃犯罪之路）。

这至少在理论上说得通的。实践上，我们需要理解哪些成本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也许雇佣更多的FBI探员并不能真正改变抢劫银行的代价，因为你们的平均状态也许不如艾尔.卡彭或者赖昌星那样理性（或聪明）；而且尽管代价更高了，短视的匪徒仍会继续抢劫银行。理解哪些成本有影响，这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的所做的习题。这不是从事抽象的理论和推演工作，我们需要搞清楚如何评估非法活动的规模，然后看它对经济利益如何反应，我们需要进入走私者和经济黑帮的真实世界。

作为一种生意的走私

数十年前，来自亚洲的电子产品和廉价玩具，都以底下盖着“香港制造”标签而闻名。如今是“中国制造”。现在，香港的700万市民已经非常富裕，不会与北方的中国大陆13亿人口中的许多人争夺工厂中的低薪制造工作。香港重返航运业根本，以贸易港口闻名于世。香港把中国产品运往全世界，以及不断进口物资供给巨大而喧嚣的中国经济。

香港和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共享一种非常愉快的共生关系，这两个省份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引擎。香港给他们的制造工厂提供全球最有效之一的深水港。作为回报，香港从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分享稳定增长的商业收益。每年有接近7000亿美元的商品流经香港的繁忙港口。

香港贸易的巨大规模，得益于南中国的经济活力，同时也是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海运集装箱这个革命性创新技术的结果。装卸货物曾经是魁梧的码头工人的工作，他们举起巨大的布袋、木桶和奇形怪状的家具物件；而如今装卸货物工作不再是码头工人的天下。这项工作已交给大量200英尺起重机来做，这些起重机直接从船中起吊标准化的40英尺长的集装箱到卡车（或火车车厢）上，反之亦然。南中国有数以千计的玩具、服装和狗粮制造商，他们亦是合法进出口商，这些降低成本的创新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实惠。

然而很容易想象出中国的艾尔.卡彭——武器、毒品和其他违禁物走私者——是如何得逞的。检测技术的发展跟不上海运技术的创新。大多数检测是用老办法实施的，通过肉眼去检测集装箱里的货物。但是，光是在 2006年就有两千四百万个40英寸集装箱途径香港——每小时2700个，海关人员只能在货物起运前检测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货物。没人真正知道那些途径香港的数以百万计的统一且不起眼的集装箱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利 用快速航运和低技术检测之间的失配进行牟利，也许没人比赖昌星赚得更多。虽然他的诈骗行为是走私，但是他贩运的货物自身并非是非法的。1990年代，赖昌 星的进出口生意将烟草、汽油、豪华轿车、电视和其他高关税商品运入中国。诀窍如下：他进口这些商品但不支付关税。他经营的货物自然比海洛因或武器级环要普 通平凡得多，但不做这些违禁物利润也很可观 。根据1998年中国政府的调查——这份调查摧毁了赖昌星的商业帝国，走私者将价值60亿美元的货物从香港运入中国，致使中国政府流失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关税收入。

从数以百万计的通过香港和内地海关的集装箱中，很容易看出赖昌星是如何通过低报关税的手段来逃脱的。这些集装箱里面装的是高关税的烟草吗？不是，只是一些陈旧的木质纸浆。甚至有一些货运根本就不报关。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么多年里都能逃脱呢？是腐败：近乎中国一半的海关官员都在赖昌星开出的薪水单上。

赖昌星是中国走私现象冰山之一角，还是他只是混杂在合法进口商中的孤狼？幸运的是，1998年政府发动了意在将之绳之以法的法律打击，我们现在才能对他的走私帝国知之一二。但是要想了解其他许多没有落网的走私者的操作手法，却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赖昌星，还有多少走私行为？走私者又是怎样将货物秘密运入中国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平时视线之下。如果你知道从哪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和香港贸易的公开数据，那么一切将真相大白。虽然在关注和逮捕个别的走私犯 上，中国政府比我们这些经济教授更拿手；但是仅仅使用这些贸易数据，再结合一些经济学常识，我们这些经济学教授就能一般性地发现中国走私的规模和路径。 理解走私的本质，是阐明政府应如何控制赖昌星帝国的第一步。

关税和走私者的经济动机

要理解走私经济学，你不需要是个大时代的犯罪老大，只要回想一下你最后一次国外旅程。返回美国的旅行者，每次可以携带不超过800美元的免税外国货物入境。 若超过此数，萨姆大叔就要对你购买的东西收税了。假设你在意大利购买了一个2000美元的古奇手袋，入关时候如实申报你就得另外支付200美元关税。你想逃掉这笔关税，那么在你忐忑不安走向海关的红色或绿色警示牌时，你有许多个办法可以尝试。你可以摘掉价格标牌，假装这只是个价值799美元的手袋；你可以声称这是你上次在意大利旅行时购买的。或者你可以将手袋藏在手提箱底下，然后祷告上帝祝愿你不会被随机抽查抽中。

一些明显的因素影响这个成本-效益的决定。最主要的效益自然是，如果能偷偷将手袋携带入境，那么你就节省了200美元。当关税率上升时，沿着绿色警示牌“无申报货物”入关就会有越来越大的诱惑力。从成本一端看，你被抽中的可能性和处罚的程度都很重要。你是否能承担小额罚金，或者受牢狱之苦？国土安全部的抽检几率是十分之一（风险相当大），还是千分之一？（且不管那些以任一种形式进行的抽检是如何随机决定的？最近一次旅行中护照上的巴基斯坦签证是否因此会将你列入国土安全部的观察者名单？）你选取的逃避手袋关税的办法，也取决于你要走私的东西。例如这个手袋是不是看上去是过时的，因此可以谎称是两年前的旧货得以入关？或者是不是足够小，以至于可以小心地将之藏在手提箱底下？ 将是否走私视作生意决定的进口商每天都在进行这类算计赌博，以决定如何给政府部门申报。

我们是如何看到政府部门不能看到的走私现象呢？我们不打算拖着铁撬棒开始搜查香港或者新泽西纽瓦克港口的集装箱，以找到有多少古奇手袋非法进口。反而，我们打算利用国际贸易数据的特点，以对走私现象的进行更接近真实状态的合理估计。

我们操作的办法是，根据从A国出口到B国的出口商报关的数据，然后比较B国接受报关的A国输运来的货物数据。这两者的差值——对出口报关数据和进口报关数据进行比较——就是我们估算走私的数值。

这个办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包括美国在内大多数国家中，你可以尽可能地出口消费货物，出口是不收关税的。除了某些敏感的军事技术，政府乐于见到有人买他们的产品，由此给人民提供生计。如果你在罗马机场被问到随身携带了什么东西上飞机，那么如实承认你的古奇手袋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你可以诚实地说出，你携带一个崭新的价值2000美元的手袋登机。然而，当你通过纽约海关的时候，你可能会告诉海关人员，你购买了一个廉价的手袋甚至没有携带手袋，以逃避高昂的进口关税。 这种行为就会给意大利-美国间关于手袋的贸易数据带来不一致：许多昂贵的皮革手袋从意大利登机，但极少能到达美国。将古奇手袋偷偷携带入关的旅行者越多，官方贸易数据中的走私缺口就越大。

赖昌星在香港-中国贸易数据中就留下了这些缺口。许多装满香烟和汽车的集装箱离开香港开往大陆途中消失，至少根据中国进口数据，这些货物从未到达内地口岸。 香港以外地区的许多其他走私生意想必也是如此操作的。我们将使用这个估算非法贩运规模的走私缺口来估算香港出口商对中国政府逃避了多少关税。如果不存在广泛的走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从香港发往内地的出口报关数据，等同于内地接受的进口报关数据。但是我们发现，许多中国进口货物——如同赖昌星的货物——在运转中消失了。

经济学家揭露走私者的办法

根据中英政府签订的99年租赁条约，英国控制香港直至1997年。虽然香港归入中国统治迄今已超过10年，香港仍然拥有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作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自主权。香港制造的货物进入中国必须报关缴税。在海关需要支付多少关税主要取决于进口的东西，而关税目录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在变化。中国的关税壁垒是一些高高低低数字的拼凑，这是指导和控制大陆经济的数十年的“五年计划”的结果。

比如，为了防止中国善良的农民受外国腐化文化的影响，1996年香水的关税为55%；香烟产品的关税率是70%。关税也被认为是可用于保护和培育中国不成熟的制造业和技术部门。外国产汽车面对至少100%的关税率，视频显示器的关税是50%。中国经济机器的关键进口物资，比如生铁和铝矿，进口时不征收关税，以避免征收的关税导致中国工厂失去竞争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运用他们的智慧，以某种精细的方式将外形非常类似的产品分别制定不同关税率。“镗铣床”的关税？ 这取决于它是“镗铣床——数字控制”（10%），还是“镗铣床——其它”（20%），这两者的差别在整个1990年代都保持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别？也许是 1985年“五年计划”的作者看到了数字控制镗铣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也许是中国的数字控制镗铣床的游说机构非常得力；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很好的理由。看上去好像是随意制定的关税差别，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中都以显著的概率出现。

这就为不同的进口商创造了不同的经济动机，对比一下香水进口商和铁矿石进口商，以及数控镗铣床进口商和其他镗铣床进口商。结果是香水制造商应该走私最猖獗，而铁矿石生产商根本不走私。一般而言，关税率越高，逃避关税的走私就越猖獗，这也反应在香港-中国官方提供的贸易数据中的走私缺口越大。

我们和合作者魏尚进(音)从贸易数据中发现，基于1996-1998年统计的香港-中国贸易数据，我们发现，高关税货物确实存在一个更大的走私缺口。更显著的结果是，这个关系不仅成立，而且这是个非常强的关系。关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走私缺口就增大3个百分点。因此，其它镗铣床(20%关税率)的走私率比数控镗铣床（10%关税率）高30%。

这是个巨大的效应，特别是考虑到直至最近中国进口商都还必须面对的高关税率。实际上，走私的规模暗示了中国关税高得令人费解。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将其他镗铣床的关税率从20%上调至40%会发生什么？每个进入国家的其它镗铣床缴纳的关税翻倍。然而，我们的计算显示，走私率会增加至大约60%（关税率提高1个点， 走私率提高3个点）。因此，现在进入国家的其他镗铣床只有少于一半的数量报关。关税增加的净效应——每台机器的收入翻倍但总数少于一半——将是负的。也就是说，大幅提高关税率，政府实际上所得会减少，因为这只会让更多的进口商将货物走私进来。

因为走私损失，将关税率提高到30%左右其结果只是带来关税收入减少。那么回到1990年代，为何接近总数一半的进口货物都要面对超过这个水准的关税？是不是政府只是自我欺骗，幻想提高关税能增加收入？

许多种解释浮现脑海中。首先是无辜的解释。中国政府也许立法保护婴儿期的汽车或者计算机（或者镗铣床）工业，设置关税壁垒来培育这些产业，而不顾及短期的关税收入损失。最终，这些产业的成长将带来更大的产出和国民收入，这至少在理论是如此。类似的，政府也许是出于家长式的考虑，对香奈儿香水和Absolut伏特加酒设置高关税，保护人民远离诱惑。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取关税收入，而是他们希望保护中国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冲击。

一 个较为不道德的解释是，腐败政府官员有意将关税率保持在高位，因为这将迫使进口商另谋出路。一方面，走私者也许只是简单地欺骗口岸官员，谎报集装箱里运输 的东西，然后寄希望于无事。但是为什么要冒着被抓住的风险，冒着被中国法院系统审判的风险？大规模走私会被判处从10年劳改到死刑。收买恰当的中国政府官员会更安全，让他们分享你的走私收益。于是，全世界的海关官员都会发现，如果他们对走私视而不见（不收税），那么他们将活得很滋润，因此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将关税保持在高位，以确保他们的“服务”处于高需求状态。

尽管还是有认真负责的海关官员，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精确测定发生了多少走私，这或者是因为那些腐败的官员导致。然而，拜某些中国官员所赐，中央政府1990年代下半叶发动的打击走私者的行动，揭示了我们已记载的非法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实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赖昌星将福建省政府的许多官员列入了薪水清单。当地口岸官员提前要求他的船长挑选出船上那些可被检查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预先装满合适的货物（且已付关税），然而在其周围其它数百集装箱都装着高关税的走私物品。有时赖昌星完全收买那些爱管闲事的检察员。他的关系网延伸到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包括厦门市副市长和厦门市海关领导，以及北京安全部门的副首长。

艺术品走私和走私的艺术

意大利蒙泰莱奥内迪斯波莱托村想要回他们的伊特鲁利亚战车。伊特鲁利亚战车很久之前被当地一个农夫挖掘出土，据说1902年他将该战车出售给两个法国人换取了几头母牛。战车最终落入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之手，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没有将战车归还意大利的计划。根据当地村民所述，战车是在隐晦的、可能是非法的情形下被掠夺的。博物馆否认了他们有任何过错，且排除了他们违反美国法律的可能性。两边的说法可能都是对的。

大多数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古代艺术品和其他文化物品的出口。这包括大时代的古董，比如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伊特鲁利亚战车和希腊塑像；也包括价值数百美元的小玩意，比如前哥伦布时期的陶瓷碎片和19世纪硬币。出口这些物品需要政府的特殊许可，而获取特殊许可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如果无法忍受官僚系统对出口许可的繁缛审查等文案工作，你也许可以尝试一下收买边境处的海关人员。

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你总归可能自如地把硬币、陶瓷、塑像和战车带到美国。国土安全部门自己在它的手册里面提供了对艺术品进口的解释，违反外国法律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违反美国法律。虽然把被非法出口的物品带入美国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必须诚实地向美国管理部门申报你的物品。否则，古董进口商可能被指证做伪证，他们的物品也会被扣押。

采用欺骗手段出口物品，但诚实申报进口物品。这粗看上去很像我们讲述的中国的逃避关税者——只是程序刚好相反。考虑到艺术交易商面对的诱惑，不出意外，每年到达美国的古董远比每年世界其他地方发往美国的要多。至少在官方贸易数据里是这么描述的。这在世界上其他艺术品进口市场，比如瑞士和德国，也是这么一回事。

在那些出口管理部门最容易被贿赂的国家——尼日利亚、俄国和叙利亚，古董走私缺口最大。这些国家在世界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全球高度腐败国际排行榜上也榜上有名。当货物到达美国后，古董走私者都要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份诚实（或较少欺瞒）的报表，而这也给经济学侦探提供了可以追溯的蛛丝马迹。

最后，我们也许也可能用相似的办法去揭露武器贸易商、毒品贩子和其他国际贸易中最见不得人部分的参与者。这只需国家间存在法定差别，那么许多走私者便会利用这些法定差别进行牟利，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同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经济人。

腐败：商业车轮的润滑油还是沙砾？

这个标题将把我们带回第二章中讲述的腐败什么时候和怎么样对经济产生破坏。中国制造商需要廉价石油维持工厂运转和驾驶汽车。赖昌星是厦门的当地英雄，人们称赞他保持物价低廉造福了当地城市贫民，且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导致了政府税收流失。随着政府1998年发动打击走私行动和走私现象因此减少，广东省的官方进口数据下降了10%。但是出口大跌了12%，因为该省的工厂需要努力应对更高价格的进口物资，比如石油和原材料，在这之前这些都是走私进来的免关税物资。

关于走私对中国经济有益的观点是典型的“润滑车轮”看法，在臃肿笨重的官僚体系和过度的繁文缛节覆压的系统中，腐败有助于成事。作为极端的例子，在中非国家乍得，政府处理开创企业的官方文案工作需要两个半月（美国是6天），获取建立厂房的必需执照需要半年（美国只需要1个月多一点）。如果你在乍得发现一个好商机，那么也是非常腐败的乍得也许还不错，至少你可以花钱去减少文案工作和拖延的时间。

关于腐败加速商业发展的观点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支付贿赂款来减少繁文缛节只是故事的一半。假设公司愿意支付贿款绕过规则终结程序。那么接受贿款的政府官员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提高关税率或者在公司的经营路线上设置更多的管理壁垒，他们会挣得更多。在许多国家，比如在中国，规则执行者也是规则制定者，因此他们可以开始设置繁重的新法律，而唯一的目的只是索取更多的贿款。公司支付贿款的意愿是助长繁文缛节的首要原因。

走私感恩节大餐

有不止一种办法可以在关税上欺骗中国政府。假设，例如赖昌星打算输入一千只10元冷冻鸡，而且想逃避20%的鸡肉关税。首先，赖先生可以谎报鸡肉的价格，声称他输入的10元冷冻鸡每只只价值5元。但是如果这些商品被熟知家禽处理的海关人员处置，他们也许会让这些鸡肉经过热水处理。另外，他可以声称他的运输集装箱里面只有500只鸡而不是1000只。但这种做法也是需要冒风险的：如果有海关工作人员打开集装箱，开始计数鸡肉数量，那就露馅了。即使边境官员不打开赖先生的集装箱检查，他们可能也知道每只鸡的平均重量，然后发觉装满500只鸡的集装箱有点重得令人生疑（为安全起见，集装箱都是标重的）。

最后，赖先生可能声称他运输的根本不是鸡肉而是其它关税率相对较低的禽鸟肉，以此来偷逃本应支付的较高关税。比如，如果火鸡肉进口中国只面对10%的关税，那么赖昌星可能谎称他的冷冻鸡肉实际上是火鸡肉，如此便可将关税减半。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显然比把家禽谎称成，比如四门小轿车，更易于在海关处蒙混过关：鸡肉和火鸡肉重量相仿，在运输过程中也需要类似的处理。如果一个诚实的海关人员凑巧往集装箱里瞥一眼，他可能会把火鸡肉误认为鸡肉，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混淆鸡肉和中型轿车。

正 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香港海关和中国海关公布的官方贸易数据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走私缺口：输入中国的高关税鸡肉的价值比从香港统计的输出价值要低。为了搞清 楚这是因为谎报数量还是谎报单价，我们同样可以检查进口数量的走私缺口，进口商同样也必须跟海关申报数量以便统计。如果对于较高关税商品其走私数量缺口越 大，那么进口商很有可能是谎报了他们输入的商品的数量（申报500只而不是1000只鸡）。如果走私缺口在运输数量上对于高关税和低关税都没有明显差别， 那么我们发现的在运输价值上的差别是因为进口商谎报了每个单项的价格，因此到达中国的运输价值会相对较低，这不是因为鸡的数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每只鸡的单价在申报时是5元而不是10元。那么还有第三种可能，那便是谎报成火鸡肉，我们下面将涉及这个问题。

在香港和中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中，我们发现进口商诚实申报了鸡肉和其它商品的数量，但是对于每个单项的价格却大撒其谎。这并不奇怪。要验证特定家禽的最终市场价格可能是较为困难的（跟它们的肥瘦、是否有机的、是否自由散养的都有关），但是要对四十英尺集装箱进行称重则较为容易，这个信息可以用来估算每次输运的数量。

要想搞清楚高关税的鸡肉是否被误报成低关税的火鸡肉则相对不太容易。考虑一下关税率为10%的火鸡肉的走私缺口，从外形上看，火鸡肉与关税率为20%的鸡肉很相似的。如果进口商将这些高关税的鸡肉误标成火鸡肉，那么我们将发现，从香港输入中国（中国数据）的火鸡肉将要比离开香港输往中国（香港数据）要多。也就是说，在火鸡肉项上，我们将观测到一个负的走私缺口。而且如果鸡肉的关税提高到30%（或者如果火鸡肉关税降至0%），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数量的“火鸡肉”输入中国。

通常我们会预期，如果跟火鸡肉外形类似的货物（其他品种家禽，如鸡肉、鸭肉和鹌鹑肉）的关税提高，那么申报的入关火鸡肉数量将会上升，因此火鸡肉走私负缺口会越来越大。但四门轿车和其它不会与家禽混淆的商品的走私缺口将不受家禽关税变动的影响。

贸易数据告诉我们，这个“鸡肉-火鸡肉”花招确实解释了鸡肉消失的主要根由，而且实际上通常也解释了香港-中国总体上的走私缺口。如果你打算相信香港出口和中国进口的账面数据，那么你将确信在香港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奇妙的鸡肉变成火鸡肉的魔术。且同样的，其他镗铣床神秘地变成了数控镗铣床。实际上，这只是走私者对中国的关税率做出应变，误标他们运输的货物，从而在文件上留下的蛛丝马迹。

让鸡肉成为鸡肉：如何转变经济动机以打击走私者

追索香港消失的鸡肉，除了让我们这些学院经济学者保住饭碗，也有助于中国政府重新调整进口商利益使他们远离走私。

不出所料中国政府首先会采取措施打掉香港走私者的饭碗。1998年的反腐运动，让赖昌星胆战心惊逃离中国，许多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走私者自己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同伙，被逮捕和惩罚。数百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些人被处以死刑。

除了严厉的惩罚，政府海关也采取了其他加强措施以提高抓住走私者的可能性。从首都调过来的外部调查员空降广东和福建，清理置换了当地的海关部门，他们对到港的集装箱进行更多的开启检查。

政府的新措施主要是直接提高了走私的风险，而不是降低走私收益。但这种反腐败行动自身也有很高的成本。我们已经提到，1998年打击行动之后，工业产品价格飙升，因为中国的企业必须附加额外关税带来的成本。采取的加强措施自身无论对于政府的公共财政还是中国的制造商都是一种负担：漫长的运输周期成为惯例，因为海关人员需要时间和资源对更多的被标示需要检查的运输货物进行仔细检查。

一些人确实选择放弃继续走私牟利，但尽管监管措施不断在增强，并不是所有的走私者都完全脱离走私行业。他们只是采用新的办法去规避这些新措施，尽管收益成本比低于以前了。2006年，政府部门发现了连接香港和它的姊妹城市深圳的一条排污管道构成的地下通道，高关税的计算机芯片和手机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贩卖到中国。还有人在深夜使用快艇将电视和计算机小规模运输入中国。

其他贸易商坚持通过港口走货，只不过每次都把走私品的数量控制在很小的数目，这样一旦被抓住，也能逃脱最严厉的法律惩罚。不过通过秘密通道、深夜快运和小批量运输这些方式运输货物，香港的走私者就丧失了利用货柜运输手段，这是项革命性技术手段，使得国际贸易如此有利可图。

那么中国政府的反走私努力最后是否值得呢？这很难说。很明显，政府在惩罚腐败官僚方面是有效的，但同样也有效地降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至少从短期看，进口物资的成本提高了。我们思考另外一种不同办法，侧重于降低走私收益而不是它的成本，这个方法很可能同样有效，但是付出的成本却远小于前者。大多数我们发现的走私行为都不包括低报价格或数量。而是“鸡肉变成火鸡肉”类型解释了大多数走私缺口，此种情形下走私者只是谎报他们输入国家的走私商品的类型。

所以一个好的开始是将火鸡肉关税设置成跟鸡肉的关税一致，推而广之，将所有类似的容易混淆的商品都设置成统一关税。关税不必降低到零关税：政府确实需要提高税收收入，而通过关税收取是有效的。而且，鸡肉关税可以实际上不同于轿车关税，只要与火鸡肉关税相差不大，因为火鸡肉很容易伪装成鸡肉。最基本的就是相似商品应有相似的关税，以避免“鸡肉-火鸡肉”问题。

减少关税分散将只是走私者和执法者玩的猫鼠游戏的第一步。每个政府采取的行动，都将会有一个对策。误标货物是老的、1998年之前的关税系统中最低成本的逃避关税的办法，但我们已经发现，中国走私者在找到绕过关税法律的对策方面是足智多谋的。这个对策包括转向其它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办法——低报数量和价格，或者也许干脆不经过港口，在较远的地点停船卸货。或者他们可能已经采用了我们和中国政府都没想到的办法。但是，通过阻断逃避关税的那些最容易通道，中国政府的措施将迫使走私利润减少，并且开始逐步消解这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顽固阻碍。

回到美国

美国跟中国一样，也有一个不同关税等级形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是由 政府的官僚体系、惯性和工业界游说团体倾力运作的合力作用形成。钢铁市场是这个混乱关税系统的典范。2001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钢铁市场存在“一个稳 定的、有利可图的...走私生意”。美国进口商正在利用美国关税系统中针对外形类似的钢铁存在宽泛的征税率的特点——关税率从每吨几美分到数百美元。低等 级的线条材（10%关税率）被误报成高等级的棒材（无关税），钢材误报成钢筋，等等诸如此类。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一 个有名举措是试图将钢铁关税从8%提高到30%，挽救那些经营境况不佳的工业企业，以争取政治上很重要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美国的欧洲和亚洲贸易 伙伴一致提出反对，并且威胁开展报复（包括提高橙汁的关税，这会打击政治摇摆州佛罗里达州的相关产业），于是最终小布什总统妥协了。2003年12月之 前，针对钢铁的大多数关税已经降低接近零关税，钢铁进口商申报的官方数据很快飙升，这大部分是因为合法运输成分跃升，但我们也可以说，这至少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进口商不再需要运用走私思维了。

钢铁关税争论以一种将减 少走私和犯法行为的方式被解决了，但是美国的关税目录仍然充斥着许多奇特的不一致之处，根据纽约时报所说，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是“幕后交易的产物”。羊毛衬 衫的关税是多少？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居然与男女有关：男士羊毛衬衫关税率是18%，而女士的比之少一半不止。这并不是说政府单独歧视男性。如果你在市场上 选购游泳衣，你会发现女士泳装的关税率是27.8%，这是男士泳装的1.5倍。虽然我们没有像研究中国的服装关税数据那样仔细研究美国的服装关税数据，但 是我们可以预测，许多羊毛衬衫、游泳衣和其他服装在经过美国边境的时候，很可能出现适用性别发生转变的现象。终止这个奇特行为的最佳办法是在关税率上体现男女平等。

在将焦点从中国走私者转向下一章中我们要开展讲述的联合国外交官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和美国一样，法律通常是基于某种原因形成的。之所以会有高关税率和男女服装间的关税差异，这通常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类配置中获利。也许是女士泳衣的国产制造商有特别强的游说能力，已经说服国会议员对比基尼泳装采取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或者也许是深圳的海关官员对误标的进口鸡肉视而不见从中可以赚取外快。对付它们只需采取简单的改变，这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是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可行，因为这将影响到大企业、或者腐败海关人员和其他法律执行者的生计活路。

这确实就是改革经常陷入停滞的地方。那么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劝服政府和民众团结一致实施反走私行动或者反腐败计划？虽然我们经济学者经常自称社会科学家，但是我们传统上却很少讲述人们“社会”方面的行为。人们是如何形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态度、品味和信仰的？为什么腐败和违法行为在某些国家是不光彩的事情，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只是正常行为。以及改革者如何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为社会变革提供必要的压力。虽然这些传统上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领域，但对于腐败改革极具重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以经济学者视角展开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