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6日星期六

美国企业研究所:裴敏欣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谈话内容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裴敏欣:谢谢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邀请我与这些非常出色的同侪们一起来参加这次讨论。我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产生真正的民主仍是个有待检验的议题。作为一个先前曾身为学界中人、阅读了绝大多数关于此议题文本的人士,我仍然认为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仍没有最终的结论。我自己刚完成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在短期之内对民主的发展是不利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各种错误的动机让统治精英不实施民主。但我却相当肯定的认为经济发展从长远来讲对实施民主是有利的。当然你要是问,这样的“长期”有多长的话?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被一些短期问题所纠缠。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似乎在今天仍很有韧性(resilient)?

就像卜大年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形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在1989年发生的中国Heavenly Peace Gate运动之后,当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地区瓦解之后,中国共产党不被认为其统治地位能再维持十五年。但15年后,当你看看中国共产党实际所为,它或许做得比其自身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来得出色。所以在这里我们面临着这一非常重要的政治上困惑,这同时也是一个智识上的困惑(intellectual puzzle)。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出一些标准来衡量何谓“韧性”,这样的“韧性”又意味着什么?

我提出三项参照标准(Benchmarks)。

第一项是你在观察一个政权的时候,先试看看掌握政权的精英是否真的是有相当的凝聚力(cohesive.)?如果你使用该参照标准,,当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可以说是处在一流的水准上,统治精英内部是相当统一的。尽管有个别的分歧,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有着政策上的分歧,最终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统一的领导层。

第二项是你要观察中国是否产生了有组织的反对集团?一个政府控制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能力有多强,以维持对于媒体的控制并且解决社会的不稳定? 在这方面还是要给中共相当高的分数。尽管社会有变迁、技术有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在大多数方面都保持着非常有效地控制——要知道,那些方面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着显著的政治上的意义。

最后一个测量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和遏制危机的能力。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中共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顶级的(top-level)解决危机、预防危机的能力,但它仍在处理外部和内部危机时,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能力。我在这里要提几个例子: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从1999年至最近的台海危机;EP-3事件;内部危机则有——法轮功运动,SARS,大批国有企业的在1990年代后期的破产。所有这些挑战并非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非常棘手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克服这些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会表现的如此之顽强。我在这里提出我自己的解释,但我觉得你得去观察我要在更大的脉络中提到这些见解。我觉有些大的基础因素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6年的时间中是有利的。

第一是经济增长一直十分强劲。对于这个发生在中国的发展故事,在增长比例到底是多少的看法上,有着很多种看法,我是认为增长比例应该是6%,而不是7%8%9%

第二,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16年时间里有着大量问题存在,但大体而言,在这十多年时间中中国有着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减少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能对民主化改革起到作用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一般的研究者只考虑到了以上这些大的基础因素,但还有一个方面,却在我们的研究中被广为忽略掉了。我们常常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正在学习(接受新事物、接受新挑战)的组织。我个人最近对进化论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很感兴趣。如果你懂得人类是如何适应环境以及应对挑战的,你就可以获得一种观念,即组织、政权在面对挑战时所会采取的调适性做法(adapt)。如果你使用调适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你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由快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的经济的挑战。适应能力其实是躲在其“韧性表现”背后的。我将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适应性。

第一个就是追求一种有效的战略联盟的做法已经为它所采纳了。它已经与中国国内三个关键的集团结成了联盟。

第一个关键集团是知识阶层。只要看看在今天与80年代两者之间的分歧,你就会发现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至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与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对峙的情况有很多,并最终在1989年的时候集中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过去16年中,情况已完全得到了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计策,使其能够把知识阶层吸收进了一个统治联盟之中。

第二个关键的集团是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集团上面我们这些外部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曾对其投掷了很多的希望。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歧视的群体,是非常让共产党感到担心的。但在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改变。共产党最终决定,认为这是一个你最好主动对其友好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控制了资产,他们控制着就业机会的创造与否。你会想把他们吸收进来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
所以在90年代末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给予其除社会承认之外、还给予其政治承认的计划。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的时候公开宣布将把他们吸收进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做法。

第三个关键集团我把其称为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经济改革者(technocratic economic reformers)。没有这一集团,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我相信在1989年之后,尽管政治上的自由派被淘汰出了最高领导层、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获取了影响力。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者与保守派之间结成了联盟。双方相信,他们可以利用对方来提高实施其自身方案的可能性。我觉得到了今天,这种联盟关系仍在维持。所以只要你具有这个相当牢固的精英联盟,这就能够解释统治集团内部保持凝聚力的原因在哪里了。其次是政府一直都在非常有效的应付来自技术的、来自社会的挑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动乱已经在近十年或十五年中不断的在上升。如果你衡量骚乱事件的数量,我想规模是扩大了十倍,但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给防暴警察投入大量的资源了——训练他们,让他们有良好的装备。

所以结果是,官方在处理骚乱问题上具有非常专业的流程。当然有些时候处理得的确不是很妥当,就像上周发生在广东的处理骚乱的做法(政府向抗议民众开火)。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不得不使用武力,使用的也不是致命性的武器。它会使用橡皮棍棒、催泪瓦斯之类的武器。

我碰到过一篇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文中列举了六项遏制社会动乱事件的措施。看过文章你就会认为这个家伙肯定在控制群体性事件上受到了很好的培训。文中提到了要搜集情报、监测、交通控制、录音、录象,要在凌晨四点的时候行动,因为在那个时刻只有很少的暴乱发生并且民众在那个时刻通常都疲劳。

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CCP对互联网的控制。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仍然是最活跃的、动态媒体。但政府已有效地瓦解了互联网在政治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混杂着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严格控制,有效压制的机制,而且与此同时政府不时的在调整其政策。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农村税。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一波反税收的暴动。那种活动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近两年来,他们取消了农村税。因此反税收暴动已不再是引发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源头了。

最后,我觉得政府在利用民众情绪上是非常成功的,就像马颖前面说的那样,因为在中国只有很少人愿意看到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并且很少有人愿意看到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任何的挫折。所以在中国盛行的迷思是,一旦你实行民主化,你将会返回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局势,并且民主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在实施民主化的反面例子上,经常被(中国政府)所引用的是俄罗斯的例子以及某些程度上的印度的例子,尽管印度今日增长的非常迅速。

我认为中国公众的心理今天仍然为这样的迷思所主宰。在关于这个议题上(民主化是否对中国更有利的)感性认识占据着一个支配地位,我认为中国的支持民主的势力在说服人民、告诉他们必须做些改变的时候将会遭遇到一段困难时期。

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西方国家面临了一个基本困境。那就是你如何去对待中国,因为如果你想与中国接触,你将会失去一定的立场,但是如果你想对中国强硬的话,你就给了中国政府以完美的借口。人们将会以怀疑、恐惧和怨恨的态度从那个角度来看待你对中国的所为。

所以当你想要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这真的是最棘手的事情。你想要在中国创造出对实行民主有利的内部压力,但又不造成对实行民主有害的抵消性的压力。

但是共产党这种“顽强表现”会继续持续下去吗? 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去处理。我最近为《外交政策》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预言,从现在起的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不再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35年是一个很长期的时间。

我基本上观察到了都市化的趋势线(trend line)。当中国80%都是城市,要去控制中国社会将会变得很难。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观察的事态。而且我们不能排除经济震荡这种可能性。以及这个由知识阶层、民营企业家、持技术治国论的精英所组成的统治联盟——他们是否会继续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个未知因素,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风险因素,因为那将使中国的经济成长面临失控、脱轨的情势。

我最后想要说的是,不要对民主的实行放弃努力。我对在全国范围里(实行民主),是十分悲观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在某些地区,实行民主的条件也许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地方上的精英更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的地方实验趋势,我们必须密切加以观察。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0 comments:

发表评论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Unported许可协议进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