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0年1月19日
翻译：李晓宇fm大纪元
小米（@xiaomi2020）From 译者
【译者注：】作者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1995年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此前曾担任该报首席白宫记者、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经济记者；
2002年获普利策奖；
2005年被选为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成员；
上一周，我写了一篇专栏说即使中国有一些过热的市场，例如房地产，可能提供做空的机会。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做空机会，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尊敬的迪拜先生，【译者注：指上一篇中弗里德曼着力反驳的查诺斯先生，详见这一篇。】现在我想要修正我的观点。
现在是一个做空的点了，巨大地做空机会。我不清楚谁在这一领域能做出这么一个市场来，但是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迫使谷歌撤出，我想做空中国共产党。
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公司一方面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都更落后，另一方面又比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的更先进。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除了这些国有附属企业，还存在第二个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份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为什么知识流动那么重要？这正是理解谷歌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可以决定做空中共的关键。
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在他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
哈格尔说：“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
我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被允许的知识流，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供应链管理和集中最好的全球经验，哈格尔说，这些“和美国公司所找到的方法完全不同。”
他补充说，这些网络的的组织者“鼓励参与者以一种特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意想不到的性能挑战，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要需要，就把外面的人拉进来。而更传统的公司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精心限制他们的合作伙伴。”
命式令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挖掘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可是如果中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了21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的连接。
不幸的是，北京似乎在打赌，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以就业为理由保持20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以增长为理由扩张21世纪的网络中国。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20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
所以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网络中国，后者在谷歌上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做空共产党。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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