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物理学家、异议者方励之先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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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集锦：

2012年4月7日 13:12 新浪@V-INO

周五早晨发生的事。他（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周四晚上他还在skype上和我讨论关于宇宙学尺度上湍流的问题。我实在不敢相信，这就……

2012-04-07 14:39:50 Twitter @wangdan1989（王丹）

我已经跟李淑娴老师通了电话，方老师的去世非常突然。 我将尽快赶赴图桑.方老师是我的精神导师，他的去世是对我的重大打击。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 方励之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Twitter@wurenhua（吴仁华）

我将与痛哭不已的王丹尽快赶往亚利桑那州图桑市，与方励之教授最后道别，协助其家人办理后事。方教授妻子李淑娴教授痛苦不堪，前几年小儿子车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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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7 14:18:21 Twitter@wurenhua（吴仁华）

方励之教授今天突然病逝，享年76岁。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2012-04-07 13:39:39 Twitter@mozhixu（莫之许）

方励之（1936 年 2 月 12 日－ 2012 年 4 月 6 日），中国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籍贯浙江杭州，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

2012-04-07 13:41:43 Twitter@tengbiao（滕彪）

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先生逝世。沉痛！方励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我仅有一次领略方先生演讲的风采，是2007年在洛杉矶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研讨会上。历史将记住他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巨大贡献。”

2012-04-07 15:42 @juntaowang（王军涛）

方励之先生是1980年代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代表人物，深深影响了当时一代大学生。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国内受到迫害，而后流亡。他的命运与自由民主进步事业在中国的命运共浮沉。就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还六四镇压被扼杀的正义之际，方先生辞世，让人感到噬心之痛。

2012-04-07 14:33 @uponsnow

“六四”后不久，方励之教授的幼子方哲与同学庆生，恰逢警察依据“通缉令”来抄家，方哲还拒绝警察进自己的房间，理由是他并未在通缉令上，所以警察只能搜查他父母的房间。请问，这在2012年还可能吗？23年过去，人权有丝毫进步吗？当时不存在的刑诉法73、83条都出现了。

2012-04-07 14:02 @shifeike（石扉客）

时值清明，中科大前副校长方励之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应是2012年以来最让我悲沧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些流亡者其实都过得不易。用林培瑞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的根，都在母语，在不能归的故乡。对我们这些后八九一代来说，那个时代永远是有种的时代，那个知识族群永远是有种的族群！

2012-04-07 14:44 @Arctosia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政治的事情复述太多。但一直很爱看方励之先生写的文章，涉及政治，科技，历史和个人回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科技文章通俗易懂但却不乏深度；而个人回忆很能看得出方先生对生活和家庭的热爱。在怀念他在历史中角色时，我也会记得他令人尊敬的人格。

2012-04-07 14:14 @xiaomi2020

【直播】1991年海外出版的方励之回忆录《从赞同者变异议者》From Assent to Dissent: The Memoirs of Fang Lizhi 

【直播】这儿是比较完整的方励之文集，由其学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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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关于方励之先生的生平节选：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清晨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逝世。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5]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6]，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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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事件：

① 方励之撰文，关于“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此处有删节，全文）

在搜寻引擎上输入“邓小平，方励之，诽谤”几个字，就会读到一则1988年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1988年8月8-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么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么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么只办方励之的海外谈话？”（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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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事人回忆八六学潮与方励之（此处有删节，全文）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8X级本科生，亲身经历了86年那场由科大发起的学潮，完全熟知该次学潮的全过程甚至内幕；不仅如此，我刚好还是方励之老师的直接学生，曾听过他整整一个学期的天体物理课。

86学潮的起因及其真实内幕

86年学潮的起因其实很偶然，跟方老师其实半点关系也没有！86年11月份，科大校方按惯例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指定了合肥市金寨区人民代表科大选区三个代表名额的六名候选人。并把他们的名单到处张贴。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平时积极参加校内社团活动（那时各大学尤其是科大校园里学生自办沙龙、自办刊物是很常见的，而且还可以得到团委的款项支持）的高年级学生（主要是82级）的不满，于是他们凑在一起，十分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让校方难堪的行动，这就是忽然在科大图书馆后海报栏等处同时贴出批评此次选举不民主的大字报；更绝的是，为了营造气氛，这些策划者还故意在自己的大字报后跟贴了一批“声援”的大小字报，结果一下子就把“火”给煽起来了。 (Memoir Tiananmen-2004)

应当说，这些高年级学生本意只是想触动一下校方，希望推动校园民主，对随后由此一张大字报演变成的学潮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从12月5日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起就开始完全退居幕后，因为他们都临近毕业，根本不想也不方便让学校追查出他们的“煽动”秘密；而学校最后追查学潮时也果然根本不知他们的作用，连找谈话的事都几乎没轮到他们头上！ (64memo.com / 2004)

其实这个“高年级学生策划贴大字报”的86学潮真正秘密，我敢说至今绝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科大学生和方老师本人也是至今还蒙在鼓里，好在当年的策划人今天已经全部奔赴海外多年，为了洗清方老师的冤屈，在此把真相公之于众也不会再有任何不便了。不管怎么样，86学潮的起因真的同方励之老师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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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1989年后方励之进入美领馆事件始末（全文）

《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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