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2012年10月6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詹姆斯·法洛斯是美国最富经验和见地的记者、评论家之一。他很幸运能为《大西洋月刊》工作，这份杂志使他有时间思考和写作，而不是像陀螺那样每天为写一些肤浅的文章转个不停。
法洛斯在中国待了几年，写了薄薄的一本书《空中的中国》，在中国新媒体生态圈引发强烈反应，其中不少都是过度敏感，充满敌意。对于作者来说，文章引发批评是正常的，但一些中国人反对法洛斯的狭窄民族主义观点对于与超级大国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来说却不是什么好兆头，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层变更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对中国自身的努力也不是好兆头：眼下中国正设法应对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些源于其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有些来自这个模式的缺陷。
法洛斯热爱飞行，因而选择中国的航空业作主题，这使他对中国的工业、现代经济和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
有些意见不会让了解中国的人感到意外，比如官僚主义的不散阴魂，还有中国能否让无数新想法开花结果，或者就像法洛斯说的，能否"在航空这类领域中表现出占据领导地位需要的开放态度和试验精神"。
法洛斯谨慎而公平，做最后判断时拒绝在中国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还是因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压垮其脆弱的模式而像伊卡洛斯那样坠地而死的大规模辩论中选边站。
法洛斯在最后一章中考察了中国惊人增长中的一般性问题，以及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他由此进入一些存在争论的领域，包括普救论、伟大的美国梦、历史的作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能否得以发展而造福世界等等。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现代中国"中央王国"的发展理念与美国的理念——每个人、任何人都可以共享美国梦——是矛盾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伟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在如何对待想移民的人上也有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并且应该重新审视伟大的美国梦是否正在因为富人牢牢把控机会而破灭。
在中国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争端背着历史的可怕重负，这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中国的领袖人物在方便自己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搬出历史，却不理解这种选择性动用历史的行为是危险的。
中国侨民对待外国人的批评——包括法洛斯、日本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批评——始终极其敏感，而且在抵御这些批评时充当着领袖角色。
有些中国人愿意公开表述看法，并试图影响这场有关中国经济模式如何需要改革的争论。《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声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创造的"问题多于成就"，并列出中国面临的"十大问题"。
这与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相仿：毛泽东在那篇讲话中勾勒出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审查人员封杀了邓聿文的文章，但他提出的"十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未有突破，没能创造消费社会；没能使中产阶层壮大；城乡差距加大；人口政策落后于现实；官僚制度压抑创造性；环境污染加剧；未能建立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道德滑坡；外交缺乏战略视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
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对批评太过敏感，而不是把批评看作改进和革新的来源。自我批评显然只适用于国家公敌。但中国在各条战线上都需要改革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博文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