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3日星期一

《紐約時報》中國的革命時機成熟了嗎?

核心提示:今日中國不會慶祝100前清帝的遜位,今天中國的領導層也不面臨著有組織的軍事化的反抗,但是,此起彼伏的小規模農村抗議讓本文作者,歷史學副教授史蒂夫,不由地想起了150年前造成史上最血腥內戰的"太平天國"起義。考慮到彼時的超級大國英國不得不出手協助平息那場動亂,今天的美國真的那麼期望"中國之春"到來嗎?

原文:Is China Ripe for a Revolution?
作者:STEPHEN R. PLATT
發表:2012年2月9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并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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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圖:圖片來源:Mansell Collection Time & Life Pictures — 蓋蒂圖片社】

100年前,在1912年的2月12日,清朝六歲的兒皇帝退位,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帝制。但是,這個現代中國劃時代的日子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得到廣泛慶祝。隨著共產黨準備秘密地把政權移交給下一代領導人,未經鍛煉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預計成為國家主席,北京的政治氣氛一片緊張。事關改朝換代的任何提示都不受歡迎。

當然,中國現政府對1912年的事沒甚麼好怕的。由滿洲人於1644年南下征服中國後建立的清朝,在1912年被高度組織化、得到海外武器資助、帶有愛國主義大一統意識的革命運動推翻了。今天的共產黨並不面臨這樣的威脅。

然而,它正在面臨的是巨大、原生態的農村動盪。中國經濟崛起的黑暗面是富庶的沿海地區和貧困的內陸之間日益加深、令人吃驚的鴻溝;地方官員普遍貪污;以及依據我們所能蒐集的資料顯示,還有廣為蔓延的怒氣和不滿。政府承認每年有數以十萬宗“群體性事件”,這既包括了一些孤寡老人抗議腐敗的房地產徵地,也包括了公然反抗的村莊/社區(如南部的烏坎村),還包括致命的種族暴亂,如過去幾年在內蒙古、西部的新疆省以及在藏人當中發生的那樣。

諸般景象,現政府面臨的更象是在1912年之前50年幾乎推翻清朝的太平起義。那場堪稱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在被平息前至少奪去了二千萬人性命,希望今天出現"中國之春"的民眾起義的人不可掉以輕心。

太平天國起義是1850年代初在中國南部爆發的。那年代像今天一樣,經濟混亂、腐敗、道德真空。農村的貧困人口很多,地方官員瘋狂腐敗;“天高皇帝遠”。觸發起義的是說廣東話的漢人和客家人因土地權而起流血種族衝突。許多客家人加入了一個信徒不斷增加的邪教,其中心人物名叫洪秀全,一個認為自己乃耶穌基督之弟的人。當清朝的地方官員站在漢人農民那一邊的時候,客家人——和他們的教派——舉兵造反了。

太平天國令人嘖嘖稱奇、同時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它擴展迅捷、全憑自發。和1912年推翻帝制的革命或是1949年促成共產黨執政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多年的早期“革命”準備工作。

儘管洪秀全的信徒形成了教派核心,但當他的教派突破清帝國的封鎖線並向北推進的時候,其所到之處風靡了成千上萬的農民,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難和委屈,跟著造反對他們來說沒有損失。失業的礦工、貧窮的農民、犯罪團伙以及所有其他不滿者紛紛加入,壯大了叛軍。到了1853年,由招募和強徵入伍的人組成的叛軍人數達到50萬。那一年,太平軍佔領了南京城,屠戮城內所有的滿族人,並以該城市為他們的首都,直到11 年後內戰結束為止。

1950-60年代,中國的中小學生受的教育是,太平天國乃共產黨的前身, 洪秀全為毛澤東的精神祖先。這個比喻現在已經擱在一邊了,因為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是什麽革命者。故此,近年來對太平軍的描述多是負面的也就不足為怪,說他們鼓動迷信和宗派暴力,威脅社會秩序。而曾經鎮壓他們的漢人將軍曾國藩,曾受到過幾代人唾罵,抨擊他支持滿族人、背叛自己的民族。但現在對他的評價變了。今天,他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之一,一名忠貞不二儒士和自律的典範。他對中國歷史的主要貢獻是無情地鎮壓暴力異議,這正好合乎國家需要。

北京已經從歷史汲取了教訓。我們可以從它在法輪功和其他類似太平天國的教派變得軍事化之前就展開迅速而殘酷的鎮壓中看到這點。我們也可以從當今“群體性事件”的數字中看到這點。據估計,在2010年有18萬宗群体性事件,聽起來確實不祥。但事實上,群體性事件“數量之多顯示,抗議是無組織的,也(還)沒有聚合成足以威脅國家的勢力。中國共產黨寧可面對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的獨立、小規模抗爭,也不願看見它們聚合成單一的越滾越大的叛亂。”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暴力抗爭,而是這些抗爭會聚合為一。

對西方而言,太平天國也是一個教訓。19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一如今天,在外國也普遍惹人反感。人們視滿族為傲慢腐敗、阻礙貿易和憎恨外國人的暴君。所有的幻想都在太平軍那一邊,在起事初期外國稱譽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者。正如一個當時在上海的美國傳教士所說,“美國人對政府賴以建立和發展的原則信念之牢固,使得他們無法不同情那些為反對外國奴役而戰的英勇人民。”

當習先生準備於週二訪問美國的時候,類似的同情塑造我們對中國目前動亂的看法。就在上週末,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警告中國副外交部長說:“阿拉伯之春天會降臨到中國。”西方新聞報導的主調是,共產黨終於嚐到它貪污腐敗,在農村的暴虐,以及漠視民主人權的惡果了。而在這表象之下,潛藏著一種通常不會宣之於口,但深深感受到的幸災樂禍情緒,那是對共產黨被本國人民推翻的一種渴望。

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我們想要的是什麼。西方在19世紀時儘管蔑視中國政府,但當太平天國把它推向毀滅邊緣時,英國介入了,以保著當時的政府不被推翻。當時英國經濟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之深,使它根本無法承受叛軍勝利可能造成的風險(在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中失掉美國市場之後更是如此)。在美國鼓勵下,英國向滿清政府提供武器、砲艦和軍事人員,並最終使戰爭局面轉為對清朝政府有利。

我們可能不會和當時的英國相去甚遠。考慮到我們經濟今天所處的不穩狀態,特別是美國對與中國貿易幾乎攸關生存的依賴性,人們不禁要問:我們儘管原則上譴責中國政府在政治權利和人權的立場,但如果它真的面臨一場內生革命——即使是由要求更大民主的聯盟領導的革命,我們最終會有多大可能不想让革命成功?

作者是阿默斯特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著有《太平天國之秋:中國、西方、太平內戰的史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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