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Patrick Meier:我对Gladwell《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的看法 2

核心提示事实上,一个有效的社会运动既需要推动策略性和纪律性的组织,也需要推动韧性和调适性的网络。对于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实践,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原文:My Thoughts on Gladwell’s Article in The New Yorker Part 2
作者:Patrick Meier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10日
译者:kestry
校对:@Freeman7777


在前一篇回应Gladwell《纽约客》文章的博文[译文见此]中,我解释了为什么说公民抗争的原则、战略战术对于数字行动的未来非常重要。在这篇博文中,我要讨论Gladwell文章对于高、低风险性行动主义,强、弱联系和等级制与网络对比的观点。

据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Doug McAdam的观点,民权运动代表需要“强联系”的“高风险性的行动主义”。McAdam所指的强联系是友谊、家庭、人际关系等社会联系的纽带。这些社会联系似乎是招募新成员并促其从事高风险性行动主义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与民权运动个人联系的程度。”事实上,如果你的密友参与了,那你加入集会的可能会更大。“对1970年代意大利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Red Brigades) 的研究发现,所招募的新成员中,有70%的人至少有一名好朋友已经在组织内了。”

Gladwell与此相反,Gladwell认为,“社交媒体的平台是围绕着“弱联系”建立的。”他说,社交媒体布道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似乎相信一名Facebook上的“好友”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是一样。”此外,“社交媒体在增加参与方面是有效的,”他们只需“通过降低参与所需的动机强度”就可办到。


Gladwell又以“网络与等级制度的对比”,进一步印证他的观点。战略性非暴力行动需要组织、规划和权威结构 。作为对比,社交媒体“不是那种等级制组织。”这是“传统行动与其网络变种(数字行动)的关键区别,Gladwell说,
“Facebook以及类似的社交媒体是用来建立各种网络的工具 ,这在组织结构和特征上都和等级制组织相背。不同于等级制的规则和程序,网络不受单个中心权威的控制。决定通过达成共识做出,同时将人们与群体联系起来的纽带也是松散的。这种结构让网络在风险较低的情况里,有着巨大的韧性和调适性。
但相对于在遭遇危险时有助于我们坚持的强联系联结,弱联系联结只是一种有利于信息获取的组织形式。它把我们的精力从推动策略性和有纪律的行动的组织转移到了推动韧性和调适性的事情上。它使活动人士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表达想产生影响力更难了。”

我试图用下面的图来概括Gladwell的观点,欢迎读者们对这张图给出反馈意见。红色箭头代表高风险性的行动,而绿色则代表低风险性的行动。按Gladwell的观点,高风险性的行动同时需要强联系和高水平的组织。
图一
Gladwell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基本同意,但还有一部分存疑。那四个1960年冬天在北卡罗莱纳州煽动第一波抗议浪潮的大学生会拒绝使用电子邮件、短信、Facebook或Twitter吗?要是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他们的行动失败吗?这些学生之间的强联系会因成为Facebook上的朋友而变弱吗?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我想他们仍会出现在伍尔沃思。

Gladwell正确的区分了高风险性和低风险性的行动,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不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面临相同种类的风险,他们也不会始终面临相同程度的风险。克劳塞维茨的全面战争理论只有在思想实验(thought-experiments)中才适用。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发生过内战的地区平均比例约为48%,但发生过多次战斗的地区平均数仅有相当小的15%。”

因此,如果团体面临一系列从低到高、程度不等的风险,那么人们就会设法同时协调利用强联系与弱联系,以及适当的组织形式、线下策略和各种社交媒体工具。这意味着网络和等级制都是必须的,两种组织形式并非总要保持不变,因为面临的风险时刻在发生变化。事实上,一个有效的社会运动既需要推动策略性和纪律性的组织,也需要推动韧性和调适性的网络。对于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实践,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民权运动是高风险性的行动。这是否意味着,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像埃及、朝鲜,甚至是柬埔寨这样的在种族屠杀中丧生约120~170万人的国家里的高风险性行动主义呢?20世纪60年代朝鲜的媒体真可以和美国媒体相比吗?正如我的同事David Faris在交流Gladwell的文章时邮件中写到的:
“最初的静坐可由一小群不怕危险的人发起,但人数增长到70000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密友正在参与,还因为人们看到了熟人也在参与抗议,并由此判断加入抗议的风险已经降低。这是重要的,因为1960年的美国,媒体愿意报道这些事件。这不同于威权国家的情况,那里通过原文和Twitter传递的信息可能是除你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圈外唯一可靠的信息源。通过传递你的弱联系的偏好信息,社交媒体给个人提供了他们所在社群其他成员的偏好组更为精确的图像。
新社交媒体工具没有规定运动的组织形式,它们只是创造更多的选项。因此,一个等级制的组织可以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自己高度集权化的运动。就像Ushahidi平台,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方法论。如果一群抗议者不把重要的时间投入到制订活动规划、确定关键的战略战术、进行人员训练、起草应急措施、筹集资金等事情上 。那么,各种社交媒体工具的存在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抗议是无效的。把抗议失败的借口归咎到单一的原因(各种社交媒体工具)上面实在太过简单。
图二:Ushahidi只占解决方案10%的比例

上图是由我的同事Chris Blow设计的图表,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在解决方案中所占比例至多10%(背景是Ushahidi,但原理可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如果一次运动没有用到“所有其他的要素”,那么不管它的成员是网络抑或集中化组织的一部分,有着弱联系或强联系,以及他们是处于高风险或是低风险的环境,这些都不重要。总之他们不可能成功。

点击这里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相关阅读


  • 翻墙看《译者》https://yyii.org
  •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订阅《译者》;
  •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0 comments:

发表评论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Unported许可协议进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