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ED
演讲时间：2010年7月
演讲地点：英国牛津大学
中文字幕：@xiaomi2020
演讲大意：21世纪的我们正在见证两种权力转移，一种是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所谓“权力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另一种则是权力正在从国家层面扩散到更多的非政府层面；以及这二者是如何作用的，我们又应当以什么新角度来考虑21世纪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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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演讲的誊本译文：
我准备和你们谈谈21世纪的权力。总的来说，我要讲的是权力正在发生改变，而这里有两种类型的改变，我都会涉及。第一是权力的转移，也就是权力在国家之间发生的改变。关于这个话题有种比较简单的说法，权力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另一类型则是权力的扩散，在这个方向上权力正在从所有的国家，西方和东方，向非国家的行为者扩散。这两件事都是在我们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巨大转变。我想和你们先分别谈谈每一种，它们又是如何交互作用。最后，对我们来说，这些为什么可能是个好消息。
在我们谈权力转移的时候，我们经常谈的是亚洲的崛起。实际上这应该被称之为亚洲的复苏，或者回归。如果我们看看1800年的世界，你会发现超过半数世界的人口居住在亚洲，而他们也生产超过世界半数的产品。现在让我们快进到1900年代：世界上一半的人口，超过半数，仍然踞守在亚洲，但他们只生产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发生了什么呢？工业革命，也就是说突然之间，欧洲和美国成为了世界的主导中心。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是亚洲逐渐的复苏，成为了超过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生产世界一半以上产品的地方。这很重要，是个重要的转变。但让我先谈谈另外一种重要的转变，也就是权力的扩散。
要理解什么是权力的扩散，先记住这个：计算机和通讯的成本从1970年至本世纪之初下降了1000倍；这是个抽象的大数，更具体一点地说，如果汽车成本下降速度和计算机一样大的话，那么你今天可以用5美元买一辆车。当任何一种科技的价格以如此大的幅度下降的时候，进入的门槛降低了；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进来。因此，在1970年，如果你想身在牛津、同时和约翰内斯堡、新德里或巴西利亚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进行沟通的话，你可以做得到，已有了这种技术。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非常有钱—政府、跨国企业、也许天主教会才能做到—但是你必须有大把银子。现在，任何人都有了这种能力，这种之前受价格所限，只能有几个玩家才能干的事，现在只要你有能够进网吧消费的能力就能做到——上次我去的时候，价格是大概1小时1英镑——如果你有Skype，那么通话是免费的。因此这些一度受限的能力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每个人。
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终结。政府仍然很重要。但是舞台上已经人满为患。国家不再演独角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角色。有些是好的，乐施会，一个很好的非政府角色。有些是坏的，基地组织，另一个非政府角色。但是想一下我们是怎么从传统的角度和概念来思考的呢？我们想的还是战争和州际战争。你可以回想一下1941年，日本政府在珍珠港袭击了美国。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一个非政府组织袭击了美国，杀死的美国人比1941年的日本政府还要多。你可以认为这是战争的私有化。因此我们正在见证的是权力的扩散，这一重大的改变。
现在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在以创新的方式来思考。让我们退一步，问1问：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能够让他人做你希望获得的结果的效力。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威胁的方式，更形象地说，挥舞大棒，也可以以收买的方式—胡萝卜，或者你可以让其他人想你所想。能够让其他人想你所想，做到你期望的结果，不需要胡萝卜和大棒，这就是我称之为的软实力。软实力经常被忽视或被误解。但是它非常重要。事实上，如果你学会了如何使用软实力，你可以节省很多胡萝卜和大棒。传统的思考权力的角度通常都是指军事实力。比如，一位很好的牛津历史学者，也在这所大学授课，A.J.P. Taylor，他定义的强权国家就是能够在战争中胜利的国家。但是要理解21世纪的权力，我们需要新的思维。这已经不仅仅是能在战争中胜利的事；也是哪种思想会胜利；这已经不再是谁的军队能打赢的事，也是谁的理念能占上风。我们必须从其他的思维角度来考虑，以及从哪一种角度考虑更有效果。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的话题。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角度更多的看的是强权国家的兴衰。而最近的说法都是关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都在谈美国强权正在开始走向没落。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在发生转移。比如说，俄罗斯的总统梅德韦杰耶夫在2008年宣布这就是美国强权即将告终的先声。但是事实上，这种衰退论的浪潮经常很有误导性。如果你看看历史，近代历史，你就会发现关于美国衰退论的说法每隔10-15年的时候就会循环出现。在1958年，当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后，有人就说这是“美国的终结”。在1973年，随着石油禁运开始生效，黄金窗口被关闭，那也是“美国的终结”。在1980年代，美国经历了里根时代的大转变，中西部的锈带经济转变成加州的硅谷经济的过程中，那也是“美国的终结”。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上述种种都没有成真。其实，在这个千禧年之初，人们激情洋溢，认为美国无所不能，这把我们带入了灾难性的外交冒险之中，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衰退论。
这些说法的基础都是从大国兴衰论出发，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某种心理。如果我们想关注现实的话，我们就要聚焦中国和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高盛公司预测中国经济到2027年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我们还有17年左右的时间领先于中国。那么如果某一天，有13亿的人口的中国比我们还要富裕，他们就会比美国权力更大。但是当你看到这些预测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那仿佛描绘出了本世纪权力转移的真实图景。让我从以下三个原因来谈谈这种说法为什么太过简单。第一，这是一个线性预测，也就是说，所有的因素，这儿是中国的发展率，这儿是美国的发展率，都是不变的，直线发展。而历史不是线性的。时有起伏，常出意外。其次，就算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超过美国经济，那也是从经济总量来看，而不是从人均收入来看，总量不会告诉你经济构成情况。中国仍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而人均收入是对经济复杂性更好地衡量。中国要到本世纪的后期，2050年之后，才会在人均收入上超过美国。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种预测是单一维度的。只是预测了以GDP衡量的经济实力。没有告诉你有关军事实力，或软实力。完全是单一维度的。同样，当我们在考虑亚洲的崛起，或是前面我谈的亚洲的回归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亚洲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你是在日本，或是在新德里，或是在河内，你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会和北京稍有不同。其实，美国在亚洲拥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能获得美国的保护政策，对抗中国的崛起。这就好像，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敌对邻国，当然它们不是。所以高盛公司的那种预测太过简化，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权力转移的全部事实。
但是你可能会问，那又怎样？又有什么关系？谁在乎呢？这不仅仅是外交和学术游戏而已吗？答案是这关系重大。因为，如果你相信了衰退论，你又弄错了事实，承认了迷思的话，你所支持的政策可能会非常危险。我来给你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重大的冲突，在500年前，希腊城邦国家被撕裂成两半。什么原因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伟大历史学者修昔底德认为这是雅典权力的兴起，和对斯巴达的恐惧造成的，注意二者合并构成了这一解释。
许多人认为21世纪将会重复20世纪的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火中，欧洲的国家政权体系被撕裂了，摧毁了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这是由于德国的权力上升，和英国对此的恐惧造成的。有人说今天这一切还会重演，本世纪我们还会看到同样的事情。不，我认为这是错的。这种历史糟糕透顶。其一，1900年的时候，德国在工业力量上超过了英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没有超过美国。还有一点，如果你相信了这一说法，又被它激发出恐惧感，这就会导致反应过激。而我们在处理权力转移到东方的时候最坏的方式就是恐惧。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运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不应该恐惧中国的崛起，或亚洲的回归。如果我们能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制定政策的话，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
下面让我来谈谈权力的分配，以及这一问题是如何和权力的扩散相关联，然后再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看。如果你的问题是今天权力是怎样在全球分配的，这种分配方式很象是三维立体象棋。最高层的棋盘上是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在这一层，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未来的20-30年内仍会如此。在军事棋盘上，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这个三维棋盘的中间层：国家之间的经济权力。这里有多极的强国。这里互相掣肘。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可以互为平衡。这个三维棋盘的底层，是跨国关系，超出政府控制的种种跨国关联，比如气候变化，毒品交易，资本流动、这些跨国界的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外。没有人在管理。要说权力结构的整体是单极还是多极的没有意义。各种权力犬牙交错、齐头并进。你可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而且在这个世纪会出现许多重大的挑战，就是通过合作，通过并肩协作，这就意味着软实力的变得更重要，那种可以形成组织，应对困难，协同工作的能力成为关键。
当我们谈到21世纪的权力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样的想法，权力总是零和游戏—我的获胜就是你的失败或者反过来。权力可以使正和的，你的胜利同时也是我的胜利。如果中国的能源安全发展得更好，有了更大的能力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和对中国来说，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因此增强中国应对其自身的碳排放问题的能力是人人受益的，这不是零和游戏，我成功了，你失败了。这是我们都可以共赢的事。在谈到这个世纪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我赢你输的观点。现在我要说的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长存，权力长存，军事力量是重要的。保持平衡是重要的。所有这些都会长期存在。硬实力仍然存在，并将持续。但是除非你知道如何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我称之为的“巧实力”，你不可能应对那些我们正在面临的新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协同工作，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那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的成果？我们如何才能设定我们的国家利益，不会演变为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从这点上来说，假如我们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19世纪英国确定的国家利益类比的话，保持开放的贸易体系，保持货币稳定，保持海上通航的自由—这些对于英国来说有益的事，对其他人来讲也有益。那么在21世纪，我们必须做类似的事。我们如何才能提供全球化的公共产品，让我们受益，同时也让所有人都受益？在我们看待21世纪的权力时，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正确的新纬度。
要想确立我们的国家利益，以硬实力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与他人创建网络，不仅生产公共产品，还有我们可以提升软实力的方法。要是看一看[最近作出的]宣称的话，我对于希拉里·克林顿在描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所说的话印象深刻，她说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是巧实力，她的原话是，“使用工具箱里有的所有手段”。如果我们要应对我谈到的上述两种重大的权力转移的话，一种是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另一种是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其他角色上，我们就要发展出关于权力的新视角，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从战略高度结合成为巧实力。这就是我带来的好消息。我们做得到。
谢谢大家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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